注释：{1} 沈阳至丹东铁路。{2}“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共分五部分，二十一条。主要内容：（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2）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出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袁世凯于当年5月9日除第五部分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均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未能实现。{3} 南满铁路：原为帝俄所筑中东铁路一部分（长春至大连段）。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改称南满铁路。抗战胜利后和旧中东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1)1918年，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完5年本科，毕业前开始进行教学实习。对于学生进行实习的地点、学校，既可以服从学校的安排也可以自己确定。阎宝航“在临毕业的一年中，每逢星期日就约两三个同学到附近乡村私塾”，进行教学实习。阎宝航提前进入教学实习，其实有他自己的考虑。其一，乡间私塾，仍然沿袭几千年的授课内容和方法，比较落后陈旧。须要改良，普及学校教育。其二，既然是上了师范学校，将来所从事的就一定是教学。改良旧式教育是我们这些师范学生的责任。他向他的同班同学张泊、卢广绩{1} 建议，去乡间私塾调查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的同学这样回忆当时去私塾的情形：进屋后，见房屋狭窄，空气不通，一位老先生，二十几位小学生，局促在小室之内。老阎领头说：“我们是城内师范学校学生，快毕业了，实习教学期间，有些工夫，能不能允许我们几位同学帮助你们小同学在念书之外，学点唱歌、体操、游戏、讲故事等等，使小同学们活动起来，书能念得更好些”。一席话竟说服了老先生，允许我们来试试。就这样，我们教给小学生讲私塾里没有的那些新课程。久而久之，不但小学生欢迎我们去，老先生也引起兴趣了。因为学生活泼起来了，记忆力增强了，学业进度加快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对于师范生那个领头的阎大个儿很赏识，偷着向同去的师范同学探询阎的家世、年龄及婚姻状况。原来老先生有一位容貌俊秀的爱女，拟选阎作东床快婿，可惜使君有妇，恨不相逢未娶时了。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阎宝航同当时许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一直思考着教育问题，探索着救国之路。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他越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中国日后不但要改革陈腐的教育内容和僵硬的教学方法，更要普及教育。他曾对他的同学张泊说，“教育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国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在城郊尤其在农村，在一般家庭尤其在贫苦家庭，这么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一大损失。”至于为什么要普及教育，阎宝航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们提倡普及教育固然不是为军阀们造就人才，而是为国家民族培养柱石，使多数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公德心强而又有一技之长，爱国爱乡的上进青年；要从小处着手，使贫苦人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穷苦人在国民中间总是占着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多少和受到教育的内容与程度，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主张，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尽其绵薄之力。在奉天两级师范读书期间，阎宝航经常和他的同学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在当时，青年会的活动颇有新的气息，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参加活动。阎宝航也因此成为这儿的常客。该会以造就青年服务社会相号召，以德智体群为活动内容，教育范围比学校教育更广泛。特别是它所提倡的社会服务之说，对阎宝航的影响更深。有一天，他在青年会图书室里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夕阳西下，散步郊野，但见断碣残碑，荒冢累累，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无机会发展天才，造福人类。”他非常感动。几十年后，阎宝航每谈起这几句话时，仍然大为动容。他所以成为风云人物，这几句话对他的激励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但当时正是这几句话，使他下定了创办贫儿学校的决心，并且由理想而采取行动。1918年春，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很快要毕业了。他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同时升官发财又是他坚决反对的。一个为穷苦儿童谋得求学机会的想法，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里。这里有房屋三间，青年会利用这里开办英文夜校。夜校里有桌、凳、黑板等简单教学设备，夜间上课，白天闲着，他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一地两用？他来到青年会，同总干事普赖德（美籍丹麦人）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想了很久，打算招收一些贫苦儿童上学，由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做义务教学。地点选在景佑宫青年会夜校教室，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普莱德很欣赏阎宝航的建议，他认为，创办贫儿学校，符合青年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是件好事，欣然同意，并临时捐助现款10元，支持阎宝航以做开办费用。阎宝航很高兴，次日便亲到大、小南门一带贫民住户招生，向居民说明青年会将在景佑宫成立一所小学，到校学生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奉天出了新鲜事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纸笔用品，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学校呀！”这消息使许多居民半信半疑，有的说青年会办学说不定有拐骗儿童的企图也未可知。所以一开始阎宝航只收了七个学生。阎宝航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办起来看一看，他决定先把学校办起来再说。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对学生不收学费，还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当时，有一些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外国人中有愿意学汉语的，阎宝航请普莱德牧师介绍他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这样他靠自己每月教中文得到的7块钱，以3元维持个人生活，以4元钱补贴学校。他把这个钱用到教学上，每天自己做饭，靠咸菜佐餐。他“自己当校长，兼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夜间就独自一人睡在大庙里”。过了一段时间，正赶上过端午节，阎宝航看到几个学生家过于贫穷，过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便筹得一点钱，给每个学生二斤白面。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对这所贫儿学校才放下心来。阎宝航创办的学校，学生白念书不花钱，还供给课本、纸墨的消息便传开了。俗话说：“一人传虚，百人传实。”大家看到贫儿学校是一位善良的中国穷先生创办的，渐渐解除了怀疑，信者日众，由近及远，学生渐渐增多。阎宝航一人已招架不起，便回到两级师范学校向学友魏怀谦、张泊介绍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魏、张二人本是新派人物，和阎宝航一样历来主张改革教育，曾和阎宝航一起到郊区改革私塾教育。二人知道阎宝航办贫儿学校的举动，大为赞同，欣然同意参加贫校和负责教学工作。“贫儿学校自创办一直到总、分校成立前，校里不用校工，所有打扫、搬运、采购等活都由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劳动分担。”这样阎、张、魏三人同时任教上课。这年秋，魏益新（魏怀谦）考入北平高师，贫校课程由阎、张二人担任，当时教室内学生只能坐在长板凳上捧着书念。写字时，学生要跪在地上伏凳书写。学生因家庭贫困，大多衣着褴褛，甚至赤脚，有的冬天也穿不上鞋。学校无钱买煤，冬季教室从不生火，空荡的大庙内更显得阴森潮冷。每节课后，学生们争离教室到院内一块大石龟上晒太阳。邻近居民说，别家孩子冬天都在屋内取暖，唯有贫校儿童冬天反在教室外石头上取暖，一时间，传为怪事。贫校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当时曾有歌词咏诵，生动地反映了贫校建校时的情形。歌词唱道：其一：室不避风寒，阴森破庙两三间。筚路蓝褛就开篇，设备自难全。跪写捧书念，冬日阳光下取暖。师生意志坚，弦诵不辍乐陶然。其二：溯想当初，嬉街头，玩泥土；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2)言动野，礼貌疏；风景犹故，旧态改，新象出；学做人，喜读书。今昔吾，变化若斯夫；前后况，光暗不同途。谚不云乎？蓬随麻，赤近朱。校园乐，乐何如！创办贫校一年后，学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各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见优越。1919年，阎宝航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选送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贫校由张璞山（张泊）一人支持，度过了比较艰苦的一年。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报名入学的学生日渐增多。虽然学校规定贫儿方能录取，但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儿童也争着来入学，也有自愿买书籍纸笔来就读的。后来一些有钱人家的儿童家长也纷纷央求入贫校。有一个奉军旅长慕贫校之名，要送子女二人来校读书，当时贫校负责人关纯厚为此征求阎宝航意见，阎宝航婉言拒绝，声称：“本校只收无力就学的贫儿，旅长公子应送公立学校去读书。”那位旅长深表失望。次日又亲送来他家做工的孩子二人入学，阎方准收下。这样，专门招收贫苦儿童的贫儿学校成为了特型学校，颇受欢迎。奉天贫儿学校创办之初，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除了清一色是高学府两级师范毕业的如阎宝航、张泊、关思久（关纯厚）之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就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韩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事业。她经常参加奉天（女）青年会的活动。韩淑秀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很感兴趣。有一天她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然后要求拜见阎宝航。阎宝航并不认识韩夫人。韩淑秀首先开口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阎宝航不解其意。韩笑道：“我是慕贫校大名而来，听说贫校缺少先生，请求在贫校当一名义务教员如何？”阎宝航答：“贫校确实需要教员，可是……”韩淑秀：“可是，可是什么？难道我这燕京大学的人，当不了贫校的教员？”阎宝航问：“女士既然在燕大就读，请问芳名？”韩仍笑着说：“郭韩淑秀！”阎宝航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竟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便说：“久闻夫人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韩淑秀急着说：“阎先生，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缨的，不知校长先生接收不接收？”阎宝航说：“夫人这可使不得！”韩问：“怎么使不得？”阎说：“夫人是将军的夫人，教贫穷小儿，大材小用了吧！再说，贫校教师，全是义务……”韩说：“请问阎先生，你办贫校有薪水吗？”阎答：“没有。”韩答：“这么说，你们使得我就使不得？”二人哈哈大笑。阎宝航高兴地说：“贫校有郭夫人担任教员，一定会办得更好。”韩淑秀立即纠正说：“注意，我是和你阎先生认识的，那么你就叫我韩大姐吧，今后不以什么夫人相称！”阎答：“大姐长我4岁，我就称夫人为大姐吧！”这一天，阎宝航为结识韩大姐感到特别高兴。韩淑秀对他说：她和郭松龄都是贫苦人出身，深知求学不易，阎先生办贫儿学校，他们夫妇举双手赞成。她还说，从明天起她就来贫校教课，改日她还要陪郭旅长来贫校参观。1919年夏，郭松龄小女夭折，从北京回沈阳休假时，韩淑秀曾陪郭将军来贫校参观，为支持贫校，郭松龄当即捐出一笔巨款。贫校声望日高，更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奉天人。幼年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他昼耕陇亩，夜手不释卷，投考军校，后官至军长。他十分关心贫苦儿童的就学问题。韩淑秀作为知识女性，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在他们夫妇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并积极支持。1924年，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阎宝航和韩淑秀曾经联合创办奉天工儿院，也曾轰动一时。当时，在奉天城里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妇女，为了糊口，不得以出外做工。但她们的幼儿又无人看护，难以脱身。有些妇女便依靠她们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使这些大点的贫儿无法进入贫校读书。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和韩淑秀进行讨论。韩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尽我们所能加以解决。她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1924年6月13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送上之后，奉天市政公所课长提议，应将韩、阎等拟组织大纲改为暂行简章，随即，韩、阎等于7月1日将“奉天工儿院暂行简章”呈送上来。“简章”明确规定工儿院的宗旨，即“以收容幼稚工儿代为抚育兼施幼稚教育，用达社会?助之精神”。7月16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代表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批示：呈悉郭韩淑秀等资设立工儿院，所拟简章，现据查核，可行，应准照办。仰即转饬遵照转咨省警厅，查照此令。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奉天工儿院简章得到奉天省长公署和奉天市政公所的批准，并送省教育厅和省会警察厅备案。1924年7月，韩、阎等租用小东关被服厂西胡同八十六号房，正式成立了奉天工儿院。奉天工儿院设有院长、副院长、院医、保姆、看护妇、厨役、女役、院丁等，对工儿除组织游戏外，还进行幼稚识字和儿童礼法教育。为做工的贫苦妇女看护幼儿。他们提倡创办的工儿院，类似今天社会的幼儿园。办奉天工儿院的目的就是为贫苦妇女创造做工机会，改善家庭生活，也使那些看护幼儿的大孩子们到贫校读书。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共同发起创办奉天工儿院一举，轰动一时。这年8月，工儿院开办，起初共收容工儿多名，由韩淑秀、阎宝航分任正副院长。雇用院医、保姆各一人，职工2人、女役4人、厨工1人、院丁1人等。开办当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亲到现场祝贺。工儿院的创办费及第一年经费共6900元，由院长和院董出资，以后扩充再行募集。至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害后，阎宝航被通缉，工儿院也自行停办，但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同情劳苦民众，关心贫儿的思想感情，在各界民众，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颂。自郭松龄夫妇为贫儿学校捐款之后，正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开始节衣缩食。当时，在奉军军官中，许多人都沾染了狂嫖滥赌，酒食征逐的恶习。郭松龄不是这样。他生活简朴，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在讲武堂他不吃教官伙食，却时常到学员灶与学员共餐。正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看到郭教官连衣服都不像过去那样常洗常换了，觉得奇怪，以为夫人不在家。便加以询问。郭松龄告诉他，夫人现在去贫校担任义务教员，没功夫给咱洗衣服了，现在提倡男女平权，没办法了！张学良便详细询问了贫校的情况，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事。还没入讲武堂学习时，张学良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正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阎宝航比较熟悉，但他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举动。经郭教官这么一说，他便决定抽空到贫校去参观。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为贫校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伙食，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同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随后，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据刘鸣九回忆说：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的张学良对此非常支持，募捐用地名分成若干队筹措，张负责的叫“青岛队”，当时我是卫队旅旅部一等书记官，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于是以张学良的名义进行募捐，进展顺利，就连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高层人士，也都慨然赞助，这些头面大户将捐款直接送给张学良转拨青年会，而一般零散的捐赠则由我交给阎宝航，这样，也就开始了阎宝航和我的交往。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3)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信任。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有事都愿意找阎宝航商量，请其出主意，帮助解决，1920年后，阎宝航由于青年会工作繁忙，他便把主持贫校工作交给了张泊、关纯厚。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1931年夏，朱庆澜将军找到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谈了一件事，请其帮忙。原来，吴俊升的女儿当时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但遭到吴大帅部下众将领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帅的女儿本是千金小姐，怎能嫁给一个小职员？门不当户不对，极力阻挠。大帅夫人拿不定主意。朱庆澜{2} 了解到这个情况，便请有社会威望的阎宝航出面说服大帅的部下，成全这门亲事。阎宝航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便向朱将军推荐由贫校校长关纯厚出面解决，关校长受委托，但提出一个条件：事要办成，请给贫校捐款。朱将军满口应允。这一天，吴夫人将大帅旧部诸将领请到家中，关校长利用这机会大谈西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进步，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之弊端，众将领终被说服。大帅女儿终于和恋人结成良缘。事后，大帅夫人果然为贫校捐款两万五千元。奉天贫儿学校出了名，便不断有名人贤达到校参观。但来贫校最多，对贫校支持最大的还是郭松龄夫妇和张学良将军。1922年，由于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坚持要向贫儿学校收取房屋租金，引起阎宝航、关校长的不满。由阎宝航出面与普莱德交涉，最后决定把贫儿学校从青年会分离出去，宣布独立办校，并正式成立校董会。校董除张学良、郭松龄、宁武、高墨泉、张惠霖、朱庆澜、刘进之等名流之外，还有一位女士最引人注目，她就是韩淑秀。在她的支持带动之下，校董会首先筹集经费，共募得捐款5万余元，随即在大南门外一带建贫校校舍。到1923年春，各分校陆续成立。总校设在省城大南关徽宗寺旧址，占地三百方丈，第一分校设于小东关十字街北胡同，第二分校设于在大北关双小庙子胡同，第三分校设于大西关省立第五小学西。数年后，又成立第四分校，设于大南关下头慈恩寺。1924年，贫儿学校新校舍建成后，开始招收住宿生，宿舍可住五六十人，上下两层铺。学校发每人一个白床单，室内整洁，可与军队营房内务相媲美。住宿生的伙食，一日三餐。早餐高粱稀饭，一碟咸菜或半块豆腐；中午由饼子铺送大饼子，每人两块，其中一个是包馅的，并有炖菜一碗；晚餐主食开始是秫米稀饭。张学良将军视察食堂后，给拨了伙食补助，改吃干饭，并配有副食汤菜。节假日晚餐改善，主食粳米、白面，副食尚有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1920年后，阎宝航在青年会的工作繁忙，张泊也被青年会专聘担任文书。阎宝航便专请他的另一位同学关纯厚来校主持工作。到1931年，贫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六所，实习工厂一个，学生总数最高时超过千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贫儿学校的创办成为当时东北教育界的一个亮点。贫儿学校学生就学问题得到缓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又随之而来。阎宝航对此十分关心。校董会最后决定为贫校筹建工厂、农场，即可作为学生实习之场所，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问题。1927年，市政当局在大北边门外发放地号，以招待工商学各业领地，从事建筑经商。贫校当时领得地号54亩，作为生产基地。1928年，阎宝航留学国外时，曾专门给校长和校董会来信，提出建议，校董会筹措建筑经费以备建厂后开展生产之用。经多方努力，有朱子樵将军由北平佛教会捐款两万元，东三省官银号捐款一万元。全部捐款专作贫校工厂、农场建设费。学校的日常费用，则由校董会另筹两万元。阎宝航和关纯厚校长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除此之外，阎宝航极力主张贫校注重培养尖子人才，在他的建议下，贫校建立了资助毕业生升学计划。即每年从贫校高小班毕业生中，选报前三名优秀学生，由学校资助升学以期深造。这样，受到资助的贫校学生不但有升入东北大学、南满医大，而且还有不少升入北平、上海等高等学府的。还有一个人力车夫的孩子后来留学德国，一时传为美谈。阎宝航创办的贫儿学校，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关纯厚校长专门制定校训，要求每个学生以此对照自己，并身体力行。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要求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把做的好事记在日记上，备老师检查。所以，在贫儿学校里，学生之间团结空气很浓，打架斗殴的现象几乎看不见，风气很正。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学校采取很多办法，贫儿学校新校舍落成后，刚刚留学回国的阎宝航与贫校校长在校门里迎面树起一面很高的大屏风，上面书写“勿忘五月九日{3}，需要万众一心”12个大字。下边画着一副日本侵略我国的大地图，图中标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琉球等地时间，以警示学生不忘国耻日。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屏风被日本宪兵用刺刀捣毁。在每天的朝会时，学生列队高?《国耻纪念歌》《打倒列强》等歌曲步入教室。《国耻纪念歌》的歌词：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打倒列强歌》的歌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齐欢唱。1925年3月，由张学良、郭松龄等募捐发起的奉天贫儿学校印发本校概况书。教育家黄炎培来奉天时专门参观贫儿学校，对阎宝航大加赞赏，他说：“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了。”根据黄炎培先生的意见，辽宁省教育厅曾发给阎宝航教育奖章，以嘉奖其兴学功绩。1930年，本溪湖铜铁公司由北平请程砚秋剧团到奉天演出，该剧团听说贫儿学校的事迹后，专门在沈阳义演一周，把所得万元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欧阳玉倩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等著名话剧，也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朱子樵将军、储蓄会长张惠霖、韩敬文杂技团也分别为贫校捐款。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对贫儿学校给予了支持，张作霖的把兄弟吴俊升的夫人也曾为贫儿学校捐款两万五千元。阎宝航在重庆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还念念不忘当年创办贫校情景，给老友张泊寄七绝一首，题为《怀老友张泊并忆当年共创贫儿学校》：五载同窗共几席，十年分手各东西。相期胜利还乡日，服务仍需为苦儿。1978年，张致关作七律一首，回顾了这段往事：阎氏先驱创校功，关张相辅乐观成。深谋专行岔路口，初计权居景佑宫。贫校总分儿九百，厂房营造地千坪。自从沈水来敌国，一片繁荣转眼空。注释：{1} 卢广绩：1894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乡小河屯。1918年在奉天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附小教员。1924年任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长。1926年在沈阳创办了磨石加工厂和大理石厂。九一八事变前任辽宁省商会副会长。{2} 朱庆澜，字子樵，浙江绍兴人，早年历任奉天、凤凰、安东等地知县，后曾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民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广东省省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路护路军司令等职。{3} 五月九日即“五九国耻”。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后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和出色的工作，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受到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的赏识。1918年底，阎宝航接受普莱德之请，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练习干事。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处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许多青年由农村流入城市，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普遍地表示不满。布店人员威廉斯领导12名青年，组成一个基督教俱乐部，以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的精神生活，以后发展成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机构。这个组织很快遍布欧美各地，特别是在美国获得空前发展。1855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9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地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机构。1912年后，美国派遣穆德博士、普莱德、邱树基、艾匡国（皆为英国人）、华茂山、葛力扶（皆为丹麦人）等先后来沈阳活动。同年在大南门里东城墙根下福音堂租了一处房舍，成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普莱德（Joseph Platt），美籍丹麦牧师，教友（贵格）派教徒，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好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参加反战组织而坐过牢。出狱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出任奉天基督教总干事。1928年，卸任回到美国，主张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颇有影响。当时，普莱德聘请阎宝航为青年会干事，同时把贫儿学校作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组成部分。他很欣赏阎宝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天才，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与基督教宗教性团体不同，基督教青年会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是以英文夜校开门，以提倡体育运动起家的。青年会虽然信奉基督教，但不分教派，也不论信不信教，都可自由参加，使许多知识青年趋之若鹜。随着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增加，青年会场所也在扩大。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一向同奉系政权有着良好关系的青年会传教士、总干事普莱德三次到达前线活动。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普莱德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到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会谈，联手帮助直奉双方于同年6月17日达成协议，从而使奉军减少了损失。张作霖得到了好处，便于1923年慷慨地将大南门里的景佑宫旧址地皮拨给了青年会。{1} 1925年5月，由美国普莱德、丹麦华茂山、爱尔兰司徒尔三国牧师联合修建青年会洋式楼房。1923年破土动工，1925年5月竣工。这栋四层楼房在当时奉天属于第一流建筑。建筑既保存了东北古老浑朴的风格，又揉入了欧美简洁明快的色调，可谓中西合璧。青年会面积比原来扩大十倍，不但增加藏书甚多的图书室，还增加不少现代化的设施，如集会所、讲演大厅、西餐厅、高尚宿舍、招待所，还有健身厅、影戏院、沐浴、理发等。一般会员尚可享受会内的这些特殊利益，来这里参加各种活动的青年越来越多。同时，青年会提倡“人格治国”，标榜“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以及“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等略带有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色彩的口号，使当时一些急欲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青年，从青年会里获得了新的兴趣和解脱。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基督教青年会暗中支持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也是吸引一些反日进步青年的原因之一。扩大规模的青年会，也增设了内部机构，由原来的夜校增设四个部，即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在距青年会不远的南关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阎宝航等很多同学都是这里的会员。阎宝航经常同他的同学杜重远{2}、卢广绩、王化一{3}、王少源、萧树君、毕甘霖、宁恩承到青年会参加各种活动。以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医学院学生也都到这里参加青年会组织的学术讲演、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类球赛等，他还是“德育讲演”“英文夜校”“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具有一流设备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仅是本地青年想往的场所，也是当时在沈阳的国际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阎宝航不仅结识许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也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他同澳大利亚籍的美国人端纳{4}（W.H.Donald）的交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正是通过同这些友人的交往，阎宝航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早年，美国牧师穆德等所以选择大南门景佑宫作为青年会会址，并大兴土木，主要是他们很重视同奉天当局的关系。这儿距大帅府近在咫尺，与其往来极为方便。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和各种生动的活动，吸引了沈阳的许多青年，也吸引了风华正茂的张学良经常出入这个“YMCA”，并通过英语教师约瑟夫?普莱德与西方友人进行交流。早年在1917年，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以后任会董。普莱德知道张学良喜欢网球，便在青年会建设一个网球场。1922年，普莱德又将网球场进行了扩建。这样，张学良不仅是这里英文夜校、德育、科学讲演的积极分子，也是这里网球场上的常客。张学良自己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运动，我加入了一个叫“YMCA”（摩登）俱乐部的网球俱乐部。会员都是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自己家里运动场太窄，在俱乐部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和西洋人接触的机会渐渐地多起来。当时我的老师叫普莱德，他担当奉天“YMCA”总干事，因此使我得以加深了同“YMCA”的关系。我常去“YMCA”，打网球，打乒乓球。当然，张学良在青年会不仅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也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张学良还常接于凤至到这里打网球，参加“费尔会”（展览游艺）。据说当时奉天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张学良带到青年会三楼放映的。阎宝航同张学良的交往就是从青年会开始的，不过那时他还在两级师范读书。由于他们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彼此都有良好的印象。阎宝航被聘任青年会干事之后，他们的这种交往逐渐增多，阎宝航经常陪同张学良参加各种活动。起初，他们更多的是上英文夜校，可以说他们是夜校的同学。他们在一起常以英语交谈。此外，他们还经常共同光顾青年会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在这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开始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开阔了视野。正是通过这些交往，阎宝航同张学良成为莫逆之交。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对阎宝航的注意与兴趣不仅仅看中了他那种为人随和、与人为善的品格，以及他具有善与交往的社会活动家的组织才能，也看中了阎宝航同张学良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新大楼的修建一事，便可见一斑。1919年，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科学习期间，利用节假日仍到青年会参加活动。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聊天时，才了解到阎宝航已是有家室的人了。他建议阎宝航将妻女接来奉天，他问阎：“你为何不接嫂子进城？莫非你嫌弃发妻不成？”阎宝航笑道：“耶稣的信徒，哪里会那样无良心！我正在考虑将他们接来！”张学良说：“好，下次我来能见到嫂子才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阎宝航任青年会学生部练习干事，工作对象就是青年学生，很是繁忙。张学良建议他带家室来奉天的时候，他到青年会工作尚不到一年。每月收入由原来教汉语的7块奉票，涨到25块。按说，靠这个收入维持妻女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了。但这时的贫校仍很艰难，他每月要拿出一半钱来补贴贫校，这样，妻女来了，生活不是照样很艰难么！不过他认为，高素桐也是个穷苦人出身，她是能过得苦日子的。因此，那年阎宝航特地抽空回海城老家，准备接高素桐和大女儿明诗进城。但他没能说服高素桐搬到奉天去，高素桐说她不离开家乡。没办法，阎宝航把动员高素桐进城的事交给了他的妻舅。阎宝航的妻舅是辽河上的撑舵人，眼界宽一些。他劝高素桐说：“你不去，不怕将来没你的窝啊！”费了好大劲，高素桐才答应生第二个孩子后就到奉天去。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2)这年夏，太子河发大水，阎宝航全家二十多口人逃荒到了本溪阎宝航二哥那里，直到10月，高素桐生下二女儿阎明瑛。于是，在大水退后，高素桐便抱着明瑛，领着明诗来到了奉天。望着找上门来的高素桐和两个孩子，完全是一副逃荒模样，阎宝航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征求高素桐的意见。阎明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父亲一个月25块奉票，他拿一半给贫儿学校，他跟我母亲说，我一个月只给家12块5过日子，多少就这些了，行不行？我母亲说，行啊。母亲刚从乡下来不知道这12块5究竟是多少啊，她就答应了。没成想，我父亲不久把我祖母、姑母等全部接到家来，还把堂兄接来上学，这12块5怎么够呢？但我母亲认为，办贫儿学校拿出一半收入是合理的。因为她们没来之前就是这么办的。母亲认为，父亲是念洋书堂的人，没把老婆孩子丢在乡下就不错了，她很崇敬父亲。过点苦日子，对她来说不算啥！家搬来了，个人的起居有了着落，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青年会和贫校工作，虽然日子过得苦些，但很愉快。不过，阎宝航每天回家增加了一件事：教妻子学文化。高素桐把二女儿交给大女儿明诗看护，自己去贫民夜校学习文化。晚上回来由阎宝航帮助复习。高素桐很用功，不长时间就把高小课程念完了。后来，张学良真的问过阎宝航是否接大嫂来了。当他知道高素桐和孩子都搬来了，非常高兴。在他当卫队旅长时，曾专门邀请阎宝航带阎大嫂和孩子到他家吃西餐。阎宝航在青年会任职后，曾经用心读过《圣经》。在高素桐和孩子没有搬来之前，他星期天有时去参加礼拜听牧师讲《圣经》。他在青年会里的角色并不要求一定信奉基督，但他认为，既然“青年会”冠以“基督教”之名，那么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在家里，他教高素桐和孩子们唱诗，饭前祷告等等。至于在外时，他采取的是“入乡随俗”的态度，从不另搞一套。张学良虽然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对基督教不在意，也不信奉。但他请阎宝航一家吃西餐时，看到阎宝航领着全家进行祷告时，便问阎宝航到底信不信基督教，问他《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等问题。阎宝航回答说：“就眼前来说，我很羡慕耶稣济世救人的精神。”至于信奉它还是不信奉它，阎宝航认为，首先要把《圣经》读好，只有读好了这部书，真正领会它才能谈得上信奉的问题。他认为，《圣经》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广泛一部书。在一次交谈中，阎宝航还根据他初读《圣经》的收获，向张学良初步介绍了《圣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它包含的主要内容，这部书形成的时间、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圣经》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关系，传说中的耶稣的故事等等。尽管阎宝航一再说自己没能认真读一读《圣经》，但是，这次谈话，给风华正茂的张学良一个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教徒了。阎宝航建议张学良也读一读《圣经》。张学良说，他原来一心想学医，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将来当医生。但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却要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从未想当军人的张学良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答应父亲张作霖的要求，就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军事，具体到美国后学什么就由自己做主了。不想，他这个主意张作霖也不同意。于是，张学良不得不按父亲的意见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学良开玩笑地说，我原来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杀人了。学杀人的本领也要付出努力，下工夫，哪有时间去学《圣经》啊！他希望阎宝航学好《圣经》，然后再来教他，说不定我这一辈也许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呢！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张学良这句话得到应验！事实上，阎宝航由一名基督徒，而后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同学和朋友愿意用基督教会舍己救人的精神来评价他。在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认真读过《圣经》，并且在普赖德的领引下，经过基督洗礼，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徒。他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练习干事、干事以及青年会总干事的十几年间，同张学良结成莫逆之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条件，为他人特别是为青年学生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期间，阎宝航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日军以武力强占了吉林省边城珲春，引起东三省各界人民的反对。奉天各校学生群起反抗，他们组织学生会，向省议会请愿，主张强力交涉。阎宝航虽然不能参加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但他多次向要好同学表明态度：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这是正义爱国行动，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军阀张作霖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下令解散学生会，开除游行请愿的学生，通缉学生领袖。阎宝航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几名学生躲避通缉，躲过风头。在被通缉的学生中，被列为第一名的学生是两级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宁恩承。宁恩承在阎宝航帮助下虽然躲过了通缉，但学籍丢了。这对一个背负着父母希望的穷苦学生宁恩承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原以为师范毕业后，满可以去做一个小学教员，每月所得一二十元工资，不但自己过上稳定生活，还可以给贫苦的家庭以资助。现在学生会解散，自己被开除了学籍，有家归不得，他茫然彷徨，不知下一步如何走法。他请阎宝航为他指路。阎宝航说：“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不过，你还要读书，奉天呆不得了，到天津南开去吧。”他毫不犹豫领着宁恩承找到了青年会丹麦籍干事罗士马森，请他给他的好友南开大学校校长张伯苓写一封信，介绍宁恩承入南开读书。张伯苓校长是基督教徒，常到全国各地青年会讲演，张校长知宁恩承是罗士马森介绍来的，便按南开大学规定经过严格考试后将他收下，宁恩承才得以继续读书。宁恩承把自己这一时期得力于阎宝航的经历，称之为一生的第一大转变。如果说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时是为了给穷苦儿童创造读书的机会，替穷苦人办点好事的话。那么，经过1920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实习干事受到了更多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之后，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看到了祖国的贫弱，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有知识的人才出现，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他非常痛恨在旧军阀统治下摧残教育摧残人才的腐败现象，并常常为此而大声疾呼；在他的经历中，曾为一些学友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鸣不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败退关外，励精图治，希望东山再起，问鼎中原。1924年，张作霖做智力投资，决定录取10名大学生送欧美各国留学，以实现东北军事工业现代化。这举动当时确实吸引了一些青年，他们纷纷报名报考。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3)正在南开读书的宁恩承听到如此消息，兴奋异常。这年6月间，宁恩承回到沈阳参加留学考试。宁恩承下笔千言，洋洋大观，结果他考得第一名。但奇怪的是，宁恩承并没有被录取。不过，奉天官场中是没有秘密的。事后宁恩承得知，在留学考试中那位谢厅长受王省长申斥时，旁边还有许多典考官员，这样，留学考试改分数，王永江徇私不公的故事便传遍沈阳官场和学界。但在那个社会中，一般老百姓对这种腐败之风是无可奈何的。宁恩承听了也只是一笑罢了。便丢到脑后去了。宁恩承落考的消息传到了阎宝航的耳朵里，他对官场如此腐败现象极为气愤，情不自禁地为宁恩承打抱不平。这一天，张学良来到青年会参加活动时，照例与阎宝航亲热地打招呼。二人先用英语相互问候，交谈几句，便开始讨论国计民生、时政得失。他们谈到东北的未来、生聚教训、励精图治，阎始终牢骚满腹。张学良不知所以，便询问道：“阎兄今日如何火气这样大？”阎说：“中国官场徇私舞弊非改不可。什么考留学、选拔人才，还不是假的。这次考留学生本是宁恩承第一，王泯源（王永江号）硬是换上了王毓桂。”张学良问：“这个宁某何许人也？”阎说：“奉天两级师范的同学，现在天津南开读书。”张说：“叫他来，我补送他去英国。”事后，在阎宝航的特意关照之下，张学良派一个军人赴天津。不久，一位奉军上校来到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找到了宁恩承。他问：“你叫宁恩承吗？”宁答：“我是。”上校又说：“我是奉天大帅府游副官，张少帅派我来请宁先生回奉天一趟。”说罢把火车票递给宁恩承。宁不知所以，便问道：“少帅找我做什么？”游副官说声“不知道”就走了。宁恩承再三考虑，仍难下决断。他想，我与少帅素昧平生，难道是五年前参加爱国运动被通缉的事重提？最后，他还是怀着诧异的心理回到奉天，先到达东塔航空署见到东北空军督办张少帅。张学良见到宁恩承，开口便说：“你的事我全知道。”宁恩承不解，只听张少帅接着说道：“你要去英国留学，我补送你去。”张少帅就这样决定了宁恩承一生前途的大事，很是感动。不过，事后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由阎宝航为他争取的结果，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声称“老阎一言九鼎，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注释：{1} 清末明初，这里称大南门里景佑宫胡同。2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称青年里，现为朝阳街一三九号。{2}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人。曾在奉天经营肇兴窑业公司，积极发展民族工业。任“东北民众救国会”常务理事。1935年因其主编《新生周刊》发表题为《闲话皇帝》文章，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被国民党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3} 王化一：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于家房乡。1918年考入奉天师范。1924年任奉天教育会教育部部长。1928年任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1931年9月25日他在北平组织了“同乡反日救国会”（此后，该会并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④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清末以记者身份来中国，长期从事政治活动。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十一条”内容是他首先揭露的。1928年去东北，任张学良顾问。1934年张学良游欧回国后，蒋介石征得张学良同意，将端纳请去。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1)1920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推荐阎宝航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这一年是他在政治上大开眼界的一年，得到很大锻炼。当时，刚刚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北京，仍然笼罩在反帝反封建的浓厚气氛之中，思想相当活跃，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种种阻挠，开展爱国民主活动。阎宝航利用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练习干事的机会，以极大的兴趣广泛接触北京各大学的爱国学生，受到深刻影响。1921年初，阎宝航结束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实习生活回到奉天。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正式聘他为学生部干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条件，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显示出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才干。“五四”运动掀起新文化的浪潮，也波及了古老的沈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1921年，阎宝航联络青年郭刚、张泊、朱连生、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在青年会办起了一个“星期三会”，参加“星期三会”的人于每周三集会研讨，提倡民主科学。在形式上阅读国内最新出版的白话文书刊，反对文言文的线装书刊。在内容上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自由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政治专制，提倡民族独立反对异族侵略，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阎宝航组织的这个“星期三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1924年春，受孙中山派遣，朱霁青来到东北，联络老同盟会员高崇民、梅佛光、钱么莱、马愚忱、宁武等人。朱霁青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一师师长。这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把旧三民主义修改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朱霁青来东北就是发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他向高崇民、梅佛光等人建议，应在东北筹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以研究孙中山的理论。高崇民、梅佛光除联络老同盟会会员外，还联络了阎宝航、陈得新、杜重远、韩乐然、安怀音、邵晋阶等人。1924年夏，“启明学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高崇民被推为会长。学社还创办了《启明旬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救国主张。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一个手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介绍信的以美术家身份出现的人，来找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他就是韩乐然。韩乐然，朝鲜族人，是我国朝鲜族最早的共产党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他表面上是以美术家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通过任教和办油画展览活动，受党中央派遣来东北筹建党的组织的。阎宝航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支持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随后，阎宝航和省教育学会王化一又支持他在南关风雨坛附近民房建立奉天第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招收学生，讲授绘画艺术，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为韩乐然联系了文化界人士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韩乐然在奉天期间，一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阎宝航给其良好热情的照顾。在这里，韩乐然接触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阎宝航，一个是苏子元。苏子元临时在设于青年会的青年事务所工作，与韩乐然成为朋友。当梅佛光请苏子元参加“启明学社”组织时，苏子元征求韩乐然的意见，韩认为该组织表面上是文化团体，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它联系的对象大多是奉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我们可以利用该社的声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苏子元参加该社之后，担任该社主办的《启明旬刊》校对与发行工作。在这期间，一直和苏子元保持良好关系的阎宝航除了参加“星期三会”的活动外，还为帮助苏子元扩大发行《启明旬刊》做了不少努力。由于阎宝航特别热心组织对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学习和研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普莱德意想不到的变化。这里差不多已经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掩护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22年，阎宝航开始购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在青年会会员中传阅。一些文化团体成员在这里参加活动后便争先阅读这些书刊。1923年春，青年会干事郭刚赴广州开会回来，带回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步书刊，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和一些反官税，反宗教，反不平等条约的小册子等。阎宝航在“星期三会”里，同高子升、吴竹村、郭纲、何松亭、巩天民、苏子元等一起阅读和讨论。这是阎宝航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青年事务所的苏子元受到了韩乐然的重视。韩乐然是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作掩护来沈阳开展建党工作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的热情接待和帮助，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他认为，阎宝航毕竟是与外国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人，同时又同大军阀张作霖父子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溜以在发展党员时，只是对阎宝航给予了审慎的关注。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苏子元、郭纲这些人上。后来，他对阎宝航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他看到，由于这位学生部干事的工作，使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但支持一些社会进步团体的活动，而且他同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积极态度，基督教青年会几乎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阎宝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党应加强对于他的帮助和考察。1924年至1925年上半年，韩乐然指派郭尊山（即郭纲）、苏子元向阎宝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他自己有时也和阎宝航唠唠家常，评议时政。也正是在同他们的交谈中，阎宝航进一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初步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相互勾结的本质。这一时期，他虽然仍在关照贫儿学校的发展，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用在新文化的社会活动方面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上。阎宝航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视野逐渐开阔。1925年春，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来到奉天，从事建党的工作。任国桢居住的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距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远，他常去那里看书看报，寻找关系，接触群众。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苏子元。并通过苏子元同韩乐然取得了联系。这样，共产党员在这里同心协力培养骨干力量，为在奉天建立党组织积极工作。据苏子元回忆，韩乐然和任国桢当时在一起确实讨论过阎宝航作为党的发展对象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对这位特殊人物，还是应该抱积极慎重态度，要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时，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并枪杀工人十余名。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在公共租界里举行集会时，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十人、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人民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愤怒声讨和谴责帝国主义惨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消息传出，一个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援上海人民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2)正在奉天的任国桢和韩乐然开始酝酿组织奉天工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问题。他们认为，应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工作，在基督教青年会有两个人最合适，一个是阎宝航，一个是苏子元。韩乐然说，阎宝航平时就和大中学生关系很好，也很有威信，以他的号召力，很快会把学生发动起来。同时韩乐然亲耳听到，在五卅惨案传来后，阎宝航曾在一次集会上发表过同情上海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野蛮与暴行的言论，他的政治态度是清楚的。苏子元原来就是教员出身，熟悉学生。同时，由于在青年会工作，接触各校学生很多，关系也不错。任国桢考虑到，阎宝航与奉系军阀及外国传教士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加以回避。况且，依阎宝航的身份和地位出面发动学生，会给他带来麻烦。既使苏子元出面发动，也应秘密进行。随后，任国桢找到苏子元，请他出面组织发动各校学生，“搞一次支援‘五卅’的运动”。苏子元首先到小河沿医科专门学校，与该校学生吴执中、高君福、白希清交换了意见。接着苏子元又分别到其他各校征求意见，得到赞同。6月5日夜，奉天8所大中学校在小河沿医专召开了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同各校选出代表组织奉天学联筹备会，组织支援“五卅”的活动。以后又连续开会，作详细研究、部署，决定举行游行请愿活动，并制定了宣传口号，印制了传单，选举了请愿代表，规划了请愿游行的组织工作等。上述这些会议都是在医专进行的，阎宝航事先一无所知。6月10日上午7时左右，南满医大、医专、南满中学的学生首先到达省公署门前。随后，文会高中、一师、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坤光女中、一中、农林中学等十几个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拦阻，也陆续赶来。大约9时左右，省公署门前已聚集二千余学生，开始请愿活动。他们首先由请愿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请愿书揭露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野蛮罪行。接着，王永江又把省教育会长冯子安和省议会议长冯子敬调来，出面说服学生。二冯来后，见群情激奋的请愿学生，未敢露面。在紧急时刻，这两个人想起了阎宝航。他们知道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便打电话给阎宝航，称学生闹事，事态严重，为不致演出流血事件，请阎先生出面排解。事后，阎宝航和苏子元在谈到这件事时这样说道，“省公署统治者方面认为，阎是解铃系铃的人。其实阎在事前并未参与这次策划请愿工作，直到请愿事件发生前，也没有人通知他。”阎宝航接到二冯急信，便同送信人一起火速赶到省公署，首先会见了学生代表，了解情况，并探询请愿目的及条件，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内容。学生代表们看到阎宝航很是激动，纷纷向他反映情况，表达他们的意见。毕天民代表说，学生这次请愿活动，完全是正义的。但请愿所提出的五个条件，当局一条也不采纳。学生的意见是，只有其中第五条“游行示威”一条可以让步，其余必争。阎宝航认为学生代表的要求很合理，便去见二冯，他说：“学生爱国热情可嘉，提出的五条应该考虑，不应无理压制。”二冯遂于民政厅长王明宇、警察厅长陶菊溪等商议办法。王、陶坚持说，学生要求通电、募捐、开会声援都可以，惟游行示威不行，以免影响治安，否则将武力制止！阎宝航建议当局直接和学生代表谈判。双方交涉到下午3点多钟，阎宝航与警务处长于珍陪同学生代表向学生宣布请愿结果，学生代表同意暂不游行，阎宝航宣布省长公署答应的条件。坚持八个多小时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各校学生陆续返校。当局答应学生的条件，实际上是一个缓兵计。当天晚上，奉天当局派军警封锁几家公立学校，不准学生出入，并切断电源、检查邮件等。城门口加派兵力把守，严加盘查，凡学生装束一律不准入城，发现传单宣传品等一律没收。当局的卑劣行为，引起各校学生的气愤，纷纷跳墙串联商量对策，并派人找阎宝航出面谴责当局的行为，强烈要求当局维护信义，履行诺言。阎宝航闻讯，大为不满。立即连夜寻到冯子安，转达学生意见，厉声责问当局出尔反尔的做法，敦请当局维持信用。冯子安答应阎宝航，省公署同意各校学生于6月12日派代表到省议会，参加各法团联席会议。随后，阎宝航要求立即向各校传达，冯子安遂派车送阎宝航去各校。他首先到达医专，医专同学把学联筹备会印刷的传单交他转递各校。他欣然接受，把上面印有“支持五卅运动流血牺牲在所不辞”等字样的传单到各校散发，鼓舞同学们斗志。但是，阎宝航和学生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6月10日晚起，当局派警宪一直对各校实行封锁和命令并未解除，有的学校则把请愿代表逐出校外，以免他们再鼓动学生。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便找冯子安交涉。冯子安起初以不了解情况加以推托，后干脆避而不见。阎十分气愤。乘郭松龄将军汽车为学生不断奔走呼号。在这期间，奉天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小河沿医专。学生联合会选举毕天民为主席，下设宣传、组织、妇女、总务等部。出版不定期刊物《奉天学生》。学联会与东北各省学生组织、京沪学联会取得联系，将捐款陆续汇往上海学联，支援“五卅运动”，同时与奉天各县学校学生进行联络，宣传反帝，鼓舞学生加强团结，开展斗争。就在学生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当局宣布各校从6月13日起提前放假，并迫令学生克日离开学校、离开省城。很显然，这是当局为瓦解学生运动所采取的措施。各校学生起初联合起来拒不离校，但各省立学校均已提前放了假，学联会已无法组织学生进行活动，再加上警宪的阻挠破坏，轰轰烈烈的六一○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到了下半年学校开学时，省立各校在奉张政权的号令之下，将参加六一○请愿的学生代表全部开除学籍。阎宝航虽然不是六一○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欺骗镇压的手段，感到异常气愤。他曾多次以青年会干事身份出面与冯子安等交涉，请求允许被开除的学生回校学习，遭到拒绝。阎宝航深表痛心！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学生。痛定思痛，他又不知如何分析刚刚发生的事情。最后，他还是在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答案。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1)当奉天当局宣布6月13日提前放暑假，阎宝航激于义愤与当局交涉无效的时候，共产党员任国桢仍在策划引导青年学生“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同学，走向社会去宣传，以唤起民众。他们每天进出青年会，阎宝航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钦佩。阎宝航看到，虽然学校放了假，但许多学生根据学联筹备会的布置，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利用办暑期补习学校之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有的赴南满铁路和抚顺煤矿劝告工人反日救国。有的甚至走上街头，利用演剧等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敦促政府对英、日严重交涉，学生赤诚的情景十分感人。学生们的行动，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社会各团体纷纷组织“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发通电、宣言，掀起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支援上海同胞，抵制英日货的高潮。工商医学各界一致行动，踊跃募捐，慷慨解囊。一时间，全城商工自愿助捐者，就达十万余人。笔笔捐款源源汇往上海……东三省破天荒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阎宝航被深深地感动了：共产党很了不起！他很自然地想起了1914年在两级师范学校参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但他对奉天当局采取压制对那场斗争的行为感到愤恨，他对当局和张作霖还做不出阶级的分析。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之后，招揽人才，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政治经济均有起色。对日本的在东北的利益则设法加以限制，如控制农产品向日本出口，避免日本对东北农民的直接盘剥。在工业方面，张作霖规定东北矿藏一律由政府开采，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奉直之战，奉军战败后，张作霖主张东三省联省自治，下决心励精图治，发展东北，做了一些爱国的事情。1923年3月，张作霖曾公开宣布1922年11月与日本大仑组签订的“中日合作兴发公司合同”及其他三十余个中日合办公司搁置。同时，张作霖致电徐世昌，陈述收回库伦、恰克图之意见。还有，原奉天督军段芝贵以吉林镜泊湖瀑布大泉水作抵押，向日方借款500万元，张作霖亦还给了日本三林洋行。阎宝航了解国民党对张作霖的评价，也很同意国民党人的态度。特别是苏子元担任编辑的《启明旬刊》，不仅以大量篇幅公布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报道张作霖建设东北的爱国之举。然而，使阎宝航费解的是，这位绿林英雄在对日本人的态度上总是出尔反尔。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袁世凯为称帝竟与日本秘密换文，把旅大租期延至99年。遭到国人强烈反对。1922年11月，奉天省议会曾提出收回旅大案，立即得到东三省民众的拥护。国民党人的“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召集全体会员，讨论收回旅大问题，决定创办《东三省民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反对续租旅大。该会决定，由总干事高崇民通函各机关，宣布必须按期收回旅大的理由，同时印发传单，到处散发。当时，东北具有爱国心的各界民众也积极行动，开展排斥日货及其他排日运动。当时，沈阳民众一致起来，不购日货，不用日货，不售日货，焚毁积存日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对日人出售鸦片、吗啡；日人在南满铁路沿线横行霸道，强占公私土地，在租界窝藏土匪、奸商；走私货物；假借中国人名义典卖土地房屋；在他们开办的矿山、企业区，虐待华工，草菅人命等行径，无不表示愤慨。在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曲：“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零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阎宝航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身份，积极参加各种排日活动，他曾亲自作过街头讲演，亲自把“东三省民治促进会”的反日传单带到青年会，发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做广泛宣传。日本当局为此曾多次到奉天省政府交涉，要求制止这种反日活动，严惩反日分子。迫于日本人压力，奉天省长王永江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得进行反对续租旅顺的活动，同时还暗令警察将高崇民驱出奉天省境。六一○运动之后，阎宝航曾多次与韩乐然就奉天当局压制学生运动这个问题，在“星期三会”上同大家讨论，同韩乐然、苏子元交谈过，当时，韩乐然利用党的关系，不断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寄来进步书刊，例如《赤都心史》、《新俄游记》等，青年们很喜欢，互相争着传看。阎宝航和苏子元商量一下，便把韩乐然从他的美术学校接回青年会来住。这样，阎宝航有更多的机会同共产党人接触和交谈。为分散当局的注意，阎宝航把“星期三会”的研讨聚会，改到高子升供职的满洲银行宿舍去。这一时期，阎宝航同韩乐然、苏子元谈话中的议题集中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包括张作霖的奉天政权。韩乐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谈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韩乐然也谈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反动本质。这些谈话，阎宝航顿开茅塞，并引起了极大兴趣。这年夏，韩乐然接受党的派遣，准备去苏联海参崴。临行前，韩乐然与阎宝航做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韩乐然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关系谈起，一直谈到对奉系军阀的认识。他说，中国战争频繁，祸乱不断，民不聊生，其根源就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军阀，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只要我们稍一放开眼睛，就可以看清，中国的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比如皖系、直系后面就是美英帝国主义等，而奉系的后面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不错，张作霖执掌奉天政权，做了一些好事，在一些问题上不听日本人的摆布，日本对他不满意。但他们之间又利用又勾结，张作霖的反动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奉天政权是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张作霖则是这个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先后两次发动的直奉战争，问鼎中原，给关内外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反袁斗争时的张作霖姑且不论，就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张作霖依靠日本的军需弹药支持谁人不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真正的帮凶到底是谁？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面对正在问鼎中原的张大帅干了些什么就完全清楚了。你看，五卅惨案后，张作霖把自己打扮成反帝代表，而奉军已经打到上海。当时，上海人民掀起反帝风暴，帝国主义对人民反帝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张作霖即令奉军开进上海，并派人秘密会见英国领事，强行阻挠上海工学商各界公祭被帝国主义屠杀的烈士，封闭上海工学商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职员大会，围攻上海总工会，查封了全国反帝先锋的上海总工会。奉军所到之处，人民反帝斗争均遭到摧残。在山东，张作霖的干将张宗昌制造了青岛惨案；在天津，张的部下李景林为帮助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派出五六千军警围攻工人，工人死伤数万；在吉林，禁止游行集会，公然不准抵制日货；还有奉天当局以卑劣手段，打击学生运动……奉天当局破坏六一○学生运动后，阎宝航向韩乐然表露出一种自责感，他认为，自己没能有力地帮助学生达到请愿的目的。韩乐然说，先生大可不必有这种自责，这并不是我们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事。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要有人民大众长期的反抗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当然，六一○运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与军阀、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理论与策略。通过这次六一○运动和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阎宝航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论和策略思想，党在斗争中也了解了阎宝航。韩乐然走后，共产党人任国桢和吴晓天{1} 商议，应对敌人破坏镇压六一○运动的阴谋，利用暑假间组织学生开展有意义的活动。这一天任国桢又来找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约他晚上去文华阁纸店，有事同他商量。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2)当晚，苏子元按时来到位于大南门里经销笔墨纸张的文华阁纸庄。主人是任国桢同乡，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沈阳开展党的工作，经常在这里落脚。任国桢见到苏子元，便热情地同他谈起来，中心议题是想办法把学生再组织起来。任国桢鼓励他说，沈阳的六一○学生运动，是大革命以来东北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次良好开端，虽然遭受当局的阻铙破坏，但毕竟伸张了爱国正气，锻炼了学生群众，取得了初步成果。要重视这个成果，想办法巩固发个成果。自六一○学生游行行动受挫后，苏子元一直心中不快，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经任国桢这么一说，不仅增加了苏子元信心，也打开了他的思路，他说：“办法还是有的。按惯例，青年会每年要利用学生放暑假机会办学生夏令会活动，今年学校提前放假，夏令会活动也泡汤了。我看，夏令会可以为我们所用，如果怕这个名称惹人注意，可不可以叫‘奉天暑期大学呢？’”任国桢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找几个教员，讲讲课。他当即决定，组织进步青年开办暑期大学。他请苏子元回青年会与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商谈，请他出面组织最为恰当。通过组织六一○学生游行活动，阎宝航对学生的真诚态度使任国桢感动，他认为阎宝航是值得信赖的人物。与阎宝航共事的苏子元当然有同感。高高兴兴地回到青年会，找到了阎宝航。苏子元首先问道：“今夏学生提前放假，青年会每年暑假都利用这个假期办学生夏令会，今年是否还要搞夏令会？”阎答：“我正在考虑。可是，现在办夏令会似乎在捅当局的心窝子！”苏子元说：“我有个建议，夏令会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办好。不过最好不叫夏令会，叫暑期大学。”阎问：“暑期大学是何内容？”苏子元答：“自有安排！”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苏子元所说的开办暑期大学，无疑是共产党人的意图，他满口答应，愿意为暑期大学提供必要的场所。苏子元接着说，不仅要阎先生提供校舍，主要是请你做这个暑期大学的校长。阎宝航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来当，就这么干！”7月，在校长阎宝航亲自筹备和主持下，“暑期大学”在青年会正式开学。参加暑期大学的学生是由任国桢、苏子元、吴晓天等人秘密商定，最后由阎宝航出面主持的，主要是以参加响应五卅运动的各校学生代表、学生联合会积极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主，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一些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共40余人。年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授课时间每日下午5时至7时。授课内容：任国桢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系统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革命道理。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陈涛（陈日新）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为掩人耳目，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安排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内容，如让阎宝航聘请安怀音、苏尚达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银行与新中国、关税与新中国”。“这样，在内容上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外人很难明白暑期学校的性质。学校又办在处于外国租界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国警察不管，而且也管不了。所以学校办得很顺利。”暑期大学的开办，对当时的爱国进步青年，的确起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启蒙作用。参加奉天暑期大学的学员成分比较复杂，但对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这一课上得非常好。所以，奉天暑期大学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同志会”，规定了以后的工作。到1925年底，“同志会”利用奉天暑期大学同学会的名义，召开了三次会议，均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进行。阎宝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对奉天暑期大学很感兴趣，既当校长，又当学员。学到很多东西。在学习中，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基础有道理。他还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的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孟轲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他主张这样的学校应该经常办，对听讲者的启发快又起实际作用。除此之外，奉天暑期大学还推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运动。由于暑期大学的影响和启发，引起了学生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求知欲，而《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刊物，已广泛地成为在学生中传阅的读物。吴晓天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学联与青年会方面又共同组织一个暑期大学（学员系学联职员及夏令儿童义务学校教员），我在其中担任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学生有二十余人（男性十余、女性十余）。对吾人之主张，颇能接受，现在虽说已经闭幕，他们仍有暑校同学会的组织，仍时常聚会，不过目前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刊物分给他们。”陆续吸收一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这年8月，奉天市第一个中共支部正式建立，任国桢任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任团支部书记。从此东北地区党的?伍一天天扩大，工作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暑期大学堪称为中共辽沈地方史的重要开篇。自从1924年10月，张作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之后，背弃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关内，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奉、皖、孙的“三角同盟”在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也土崩瓦解。到1925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这年6月间，奉直势力已伸展到上海，奉系势力进入极度扩张的时期。这时的张作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阎宝航开始注意到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看到，奉系为索取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不断印发纸币，造成奉票极度贬值，加紧对东北人民的盘剥。同时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量借款。表面上，张作霖对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势力正在逐步向东北全境渗透，不要很久，东北的经济命脉就要被日本人所控制，奉张政权早晚要被日本人所左右。奉军的大肆扩张，不仅引起江南各省人民的反抗，就是在奉军内部，反对武力扩张政策的力量也在增长。张作霖的军长郭松龄就一贯反对争地盘打内战。张作霖发动第一次奉直战争时他是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意”率兵参加战争。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他又曾向总司令部提出建议“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对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徽督办”坚辞不就。阎宝航记得从奉军传出的消息，第一次奉直战争时，郭松龄因不愿打仗，曾率部撤去，军团长张学良闻讯，重演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只身连夜赶几十里把郭松龄劝回。可见郭松龄的反战情绪。阎宝航曾想过在见到张汉卿时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的原委。但自从张学良当了军长、军团长之后，就很少到青年会来了。1924年，韩淑秀来青年会同他共同发起成立“奉天工儿院”时，他才从韩那里了解到郭松龄反对内战的一些情况。他一直认为郭松龄将军是对的。1925年11月初，刚刚陪同郭松龄将军从日本观操回国的韩淑秀再次来到青年会，专门会见阎宝航。当时，郭将军应张学良电邀提前回国，正在紧张地对进关部队进行编组战斗序列的准备，入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夫人韩淑秀在青年会做短暂的停留就走了。半个月以后，便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有人曾猜测，韩夫人此次会见阎宝航，虽然不可能向阎宝航透露郭将军起兵反奉意图，但是谈到张作霖与日本人订立密约的事，并表示不满情绪是完全可能的。苏子元回忆说，他记得当时韩夫人会见阎宝航之后，阎曾陪着她去他们发起创办的奉天工儿院和贫儿学校。阎宝航送走韩夫人回到青年会，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认为，韩淑秀像是来告别，表现出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情绪。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后起而做内应，并不是偶然的。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3)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受到了株连。原来，郭松龄为反对奉军武力扩张政策，曾写信给张作霖，要求退兵，遭到拒绝。郭遂决定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之机，暂避居日本，以抵制内战。10月初，郭松龄赴日抵达东京，同行的有韩复榘率领的国民军军事代表团。此时，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打败奉军，苏、皖两省相继丢失。与此同时，郭松龄在日本获知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一时大为愤慨。遂将这个情况全部告知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与冯玉祥合作之意。10月下旬，郭松龄应张学良之邀回到奉天，不久，到达前线。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遂陈述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张学良虽赞同郭的主张，但由于“父命难违”，仍遵父命严令郭松龄第三方面军、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调兵备战。郭知战争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做反奉准备。1925年11月下旬，郭松龄总司令部在滦州宣布班师反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一时间，奉天张作霖帅府惊惶失措，一片狼藉，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从河南调朱霁青来东北，在奉天神学院同钱公莱等人组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派任国桢参与领导工作。阎宝航、苏子元对此事知其大概，深表赞成。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团中央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支持郭松龄反奉，积极起来“夺取政权”。在那些日子里，任国桢来往于神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之间，与苏子元一起讨论支持郭军反奉，印发传单。阎宝航通过苏子元了解到共产党人的行动，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支持郭松龄行动。当时，由苏子元负责油印的传单，通过阎宝航送到奉天学联手中，并很快在奉天大中学校张贴、散发。阎宝航在散发传单的同时，还发动学生组织起来，准备迎接郭军进城。但是，就在郭军前线已到新民，逼近沈阳的时候，苏子元在青年会油印传单的举动，被一位外籍干事发现，报告警方。警方立即前来搜捕。苏子元走脱，任国桢被捕。据乐春回忆，当时，阎宝航也曾“被沈阳东关警察署捕去，讯问他同郭的关系，在那里他被拘留了一两天，我闻讯后曾到他家探询。是夜间，他已经被放回来了”。不久，郭松龄反奉失败，郭及夫人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他因与郭氏夫妇素有来往，当局怀疑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共产党在奉天广为散发、张贴的传单与他有关。为避免受到牵连，阎宝航便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对郭案采取宽容政策，阎宝航遂又复出。事后，有一位朋友曾问阎宝航，“郭松龄将军和张学良将军都是你的朋友，在对待郭反奉事件中，张汉卿的态度是父命难违，义不背父。而你却坚决讨伐，站在郭将军一边，日后和张汉卿的关系如何相处？”阎宝航明确回答说：“我支持郭将军反奉，并不是因为我和郭氏夫妇有良好的关系而为之，也不是为了和汉卿一刀两断而图之，我反对的是与日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谁这么干我就反对谁，相信汉卿也未必支持乃父之举措。无论就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利益，我和汉卿是一致的。”阎宝航本不会喝酒，上次六一○运动过后，他喝了酒，这一次郭氏夫妇被害，他竟喝得酩酊大醉。他抱歉地对高素桐说：“很对不起，喝点酒，解解心中的烦闷罢了。今后不喝了。”在这一点上阎宝航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在一般情况下，他喝酒从不过量。但在他一生中，确有几次大醉，不过这是后话而已。注释：{1} 吴晓天：即吴霆。安徽省奉台人。1925年春，由上海派到沈阳做团的工作。9月任奉天第一任团部书记，后任党支部书记。10月以后曾去哈尔滨，大连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