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庄晶本，1981年出版124首（这个搞大了）　　提一句，我印象里王沂暖和庄晶好像都是于道泉的学生，他们的版本也都是于道泉版本脱胎来的。　　就列举这么多吧，这些就够说明问题的啦。　　首先，第一个问题，有的人选译，这说明什么呢？意味着汉译者要么是觉得有的诗太难译，译了也不好看，比如于道泉本里好多不知所云的句子，他们或许也就不译了，不过，有没有可能，是这些作者认为有些诗在内容和思想上，矛盾太大，倾向于认为它们不是仓央嘉措的原诗呢？我认为，相当有可能，这个暂时不分析了，我们以后讲到内容和艺术方面时会细说的。　　第二个问题，不是选译的，而是多译的，他们从哪儿搞出多的那些首呢？刘家驹本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杂有民歌，而这些民歌太像是仓央嘉措写的啦，不过嘛，究竟是不是，到底有几首是，那可就说不准了。　　第三个问题，从前两个问题引申出来，无论是脱水版还是灌水版，都是译作者的主观思维在作怪，他们的翻译工作，实质上是“归类”和“结集”，这意思大家一定要理解呀，任何搞写作工作的人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完整的一块，像这个帖子似的，第一页还算严肃，后面就开始扯淡跑题，这样的书是不能出的，只是在论坛可以这么天马行空。　　如果让我译仓央嘉措的诗，我也会剔除其中个别的“不像”的，这一点在刘希武译本那儿兴许体现了——我说的是兴许，咱们后面要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　　话说回来，选译也好，多译也好，都是译作者剔除了碍眼的，或者选进了风貌相近的——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译作，而是篡改！　　这样说来，译本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本着学术研究的目的做的翻译，另一种就是刚才说的，也是现在常见的，是从文艺角度出发、或者是以出版为目的的翻译，往好听了说叫二次创作，不好听的，就是篡改。　　谁没篡改呢？　　于道泉？　　很多人认为于道泉本是娘胎，是原始版本，那么，我下面来揭于道泉版本的皮。　　　　诗歌版本?（2）?于道泉版本（上）　　　　说说于道泉版本是怎么回事儿，要点有两个：1，这个版本的62节是怎么来的，难道仓央嘉措写了62首？2，于道泉有没有篡改？　　于老的生平咱们在以前介绍过一点，这里不重复了，主要提及一点——他精通藏语，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现在就算他的徒子徒孙，也成“家”了。我前年想考方立天的学生，可后来一打听，他亲传弟子都是博士生导师了，我这水平，能当个四传五传的徒孙就算不错。　　生平我们不多说，说说他的翻译过程。　　话说这时候的于老爷子，才25岁（唉，出名要趁早啊），他在当北漂。现在25岁的人当北漂可不容易，找工作3000起就不错了，我认为别怨社会，说什么毕业生太多，说什么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先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今天刚看个新闻，说一大一新生和父母走散了就蹲马路边哭，就这样的学生你让他当北漂？那玩笑真开大了。　　于小爷子现在干啥呢？在京师图书馆做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而且是“受邀”，也就是说，他不用四处投简历，一面二面三面，因为他有本事，不用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他——有能耐不怕当北漂，这是北漂生活的第一条原则。　　问题又出来了，找到工作了，住哪儿呢？月工资3000不合租等啥呢？不过于小爷子不怕，他有地儿住——这就是北漂生活的第二条原则：要有能帮上你的朋友。　　他的朋友是俩藏族人，一位是西藏驻京僧官降巴曲汪，一位是藏文翻译官楚臣丹增，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雍和宫北大门，于是借给小朋友于道泉一间房子，靠，住潜邸啊——这是北漂生活的第三条原则：你的朋友一定要有能力并且赏识你，交500个合租的朋友也行，但充其量是借住，一天一搬家。　　好了，我们看看于小爷子的这俩朋友，一个是僧官，佛学应该不错，一个是藏文翻译，不用说了，语言没问题。于是，这俩朋友对于道泉最大的帮助，不是房子，而是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　　我们要说到北漂生活的第四条原则——一定重视任何一位朋友，因为很不起眼的朋友都保不准给你介绍另一位特牛的人，这样，朋友圈子会越来越大，也就活得越来越滋润。　　那么，于小爷子的两位藏族朋友，介绍给他一位什么牛人呢？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人很可能不是牛人，连他的名字我都查不出来，但他身上有件东西比较牛——藏文的梵式小册子《仓央嘉措》，内容嘛，就是诗歌。　　好了，翻译的条件都有了。　　且慢，我们得研究一下于道泉当时的翻译态度和原则，这也可以算做翻译条件之一，而且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交了两位藏族朋友，而且住在雍和宫？就是因为他想学藏文，而那俩朋友也真教他。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刚学一门语言的人，比较有翻译欲望，尤其是藏文，翻译的过程第一可以学习加字（藏文组词方法），这样很快能掌握好多词汇，第二可以直接学句法（我推测是这么回事儿吧），第三比较有成就感，学词儿跟翻译句子当然是后者更好玩儿，想要进步，步子就要迈大点儿。　　但千万别给他什么大部头，会吓傻他的，最好弄点短句子让他练手——诗歌怎么样？　　而我估计于道泉的翻译欲望还包括了对仓央嘉措身份的兴奋、对藏族文学的兴趣等等，这个不多说了，要是我们得到这个小册子，现学藏语也得弄，往俗了说，出名啊，立山头儿啊。　　另外，我们得分析一下于道泉的翻译，既然是初级翻译，既然是学习过程，那么，就应该是“逐字逐句”翻译，之后可以跟老师请教，让老师指点一下：小于呀，这个字儿译得对，这个字儿错了，那个字儿你怎么没翻译呢？　　这就像是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译汉题目，如果你把“分手之后我非常想念她”翻译成“东边日出西边雨”、“此情可待成追忆”，百分之百是不得分的，要是翻译成“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这个嘛～～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于道泉译本“逐字逐句”，现在看来比较贴近原文，这是有背景的。好在他当时是学习过程，而非学习过后的译著过程，否则，于译本完全不会是今天的面貌，我们不懂藏语的人也根本无法管窥和揣测藏文原貌是什么。　　我前面也说，后来的翻译都是译著过程，是二次创作，而在于小爷子这里，是学习过程，是练手，客观上造成了它的“原汁原味”——这主要是心态问题，前者是有功利心的。　　嗯，先说一句，这个就是曾缄本的问题，咱们以后讲到汉译本的内容艺术问题时再说。　　好了，诗歌原文（姑且这么说）有了，指导老师有了，翻译的兴趣有了，翻译的原则有了，人也有了，那就翻译呗。　　于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仓央嘉措诗歌终于有了汉译本了。　　不过，问题也就出来了——于道泉翻译了多少首呢？　　有朋友会说了，不是62节吗？　　那么，您知道这62节是怎么出来的吗？　　我上个帖子说，有人篡改，这里得补充一句，二次创作性质的篡改，我们都好理解，比如曾缄本加入很多个人化理解，文辞上修饰得多一些，这叫篡改；那么，于道泉的“逐字逐句”翻译法，有没有篡改呢？我倾向于认为文字上是没有的，是字儿对字儿的。但于道泉确实进行了第二种篡改，也就是我和大河兄多次谈到的“于氏大坑”——数目。　　62节，怎么来的？　　至少，不是原文这么分的！　　原文，也就是我们说的藏文梵式小册子，只是237句，两句一段，不分节。（资料就这么写的，我也不知道单数怎么办）　　也就是说，这个原文，至少在形式上，是一首，是连着念的——这话我以后再说，我连着念过多次，有点意思。　　而于道泉在翻译之后，根据句子之间的意思和逻辑关系等等，估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脉吧，给这237句分成了54节。（我算术不好，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　　好了，我们看出来，现在是54节，那到最后怎么是62节了呢？　　靠朋友啊。过了没多长日子（我推测的，具体无考），于小爷子又从另一位朋友处弄来一本《西藏文法初步》，这就是所谓的印度达斯（Das）本，这本书里的附录部分，有仓央嘉措诗歌。　　于道泉做学问是把好手，年纪轻轻就非常严谨，他还真就细心地对照了一下达斯本和藏文小册子本的异同，于是迷糊了——“达斯本”是242句55节，其中，“小册子本”的第11、23、24、26、27、45，这六节，“达斯本”里没有，而在“达斯本”54节后多出7节。54-6+7=55，嗯，我这个算术还可以。　　将这多出的7节翻译之后，就形成了于道泉译本中的第55节到第61节。　　那么，于道泉译本的第62节又是从何得来呢？　　唉，还得是朋友啊，有位藏族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前面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兴致所致，缓缓吟诵，背出来一首。于道泉一听，得嘞，记下来。　　这就是于道泉译本62节数量的来历。　　问题出来了：第一，小册子本、达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于译本的渊源；第二，62节这个数量是于道泉人为划分出来的，“小册子本”原本实际上是不分节、连着念的，但因为于道泉的整理比较符合诗意（这个～～），因此出现了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　　而后世人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重译、润色的版本，也都遵照了这个数目。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拉萨本”本身是没有数目的。　　另外，通过最后第62首的搞笑来历，我们必须认识到，直到20世纪初期，这些诗歌的传播经历了二百年之久，一直是以手抄本和口头的形式流传的。很显然，以这种形式流传，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增删的可能性很大。大家看懂我的意思啊，增删，不是整节的增删，当时是没节的，只能是句子的增删，所以前面出现了单数句子不奇怪，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有增删，那么，于道泉的分节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前跟大河兄请教过，有没有可能，是一首？　　也就是说，这二百多句，实际上是一首长诗？　　那么，诗文的意思，还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吗？　　　　这么说有没有依据呢？　　依据不多，完全是我的猜测。我请教过很多人，主要是想知道藏族文学有没有可能出现二百多句的长诗，但是，没有人给我趋于一致的答案，不过，大家倾向于认为，不可能。　　可是，我很快发现了宗喀巴写的《萨班赞》：　　　　到达知识大海之彼岸，　　为经论宝洲地之总管，　　美誉远扬传入众人耳，　　萨班大师，受稀有颂赞。　　　　睿智明察诸事物本性，　　慈祥赐予格言宴众生，　　佳行专修佛祖所喜业，　　讳称尊名我向你致敬。　　　　你的智慧纯无垢，　　学识无边极渊厚，　　如同光辉烁神路，　　透照我迷惘心灵，　　袒露无遗我惊奇。　　　　极广佛智似文殊菩萨，　　极白雪山之域众生的，　　极美项珠辉照普天下，　　极力消除阴霾，萨迦巴。　　　　举世无双的佛王护法。　　遍知一切的文殊菩萨，　　精通五明的火班智达，　　雪域唯一祜主，萨迦巴。　　　　不分昼夜向你顶礼拜，　　你的“相好”世代放异彩，　　愿睹尊身常转圣法轮，　　愿闻教语不断入耳来。”　　　　这六段，不是六首诗，而是一首，藏文原文如此。　　可是，如果我不说，大家再回头读一读，当成六首，是不是也行呢？同题组诗，六首，难道不可以吗？　　那么，我们能不能推测，仓央嘉措的二百多句，是一首？是5首？是10首？而绝不是五六十首？也就是说，我不排除其中有四句一首的情况，但有没有可能10句一首、18句一首？　　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大大地可能，主要在于我们怎么读，我试着读过一次，可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着玩儿，不按于道泉本的顺序，拆开了排列组合地读，特好玩。　　这就是于道泉给我们挖的大坑，他这一分节，确定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本分节的体例，于是出现了所谓诗歌的数目，可我一定要说，这个数目是于道泉搞出来的。　　第一，该不该分，不好说；　　第二，这么分对不对？就算分，是不是按照汉语诗的四句划为一节？更不好说；　　第三，因为手抄本和口传过程中有增删，说实话，删一句，增一句，这节分出来的意思都大有变化；　　第四，藏文小册子的顺序，难道就那么对？不会前面的句子跑后面去了？我试着把一首诗的句子挪到另一首里，也很好嘛；　　第五，实际上于道泉也是知道分节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他的注释中发现这样一句：“这一节据藏族学者说应该放在29节以后”，这说明，当时他看到的藏文小册子，在句子排序上，是乱七八糟的。　　麻烦不麻烦？我是彻底被他整崩溃了。　　我还是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吧，不说这个问题了，接着讲点我能说明白的吧。　　于小爷子翻译完之后，将文稿给许地山润色修改，嗯，这个人找的对，您看许地山写的东西，嘿嘿，如果当时他认识曾缄并请他润色，我们就看不到“原汁原味”了。　　但许地山不懂藏文啊，他的润色，跟我们看到的伊沙“润色本”一样，让于道泉不满意，于是将文稿扔在一边了——我再强调一次，于道泉是学习过程，如果是二次创作，想为了出版挣稿费，不会扔一边儿的，我们也不可能将英语课的翻译作业出版吧？　　这之后，1927年，于道泉的北漂生活上了新台阶了——唉，一定要认识赏识你而且有能力帮你的朋友啊，这话在王立群讲的嬴政里说过，人生四行，哈哈——现在于道泉行，他的朋友更行，因为这个朋友叫陈寅恪。　　陈寅恪推荐于道泉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前面我说朋友圈子会越来越大，千万要重视，有时候饭局会认识好多陌生人，不知道谁就能有用，我这人就不行，认识好多人，可都不联系，总不好意思，觉得就吃顿饭，过后人家都不一定记得我是谁了，联系啥啊？可也真有人有这能耐，见次面就能勾搭上，我也总纳闷呢，我带个朋友去和另一位朋友吃饭，他俩本来不认识，可现在比跟我都好，这世道。　　行了，不多说了，现在说于道泉26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傅斯年的朋友。　　有陈寅恪和傅斯年当朋友，而且自己才26岁，您说，这人日后还了得吗？　　不过，人生四行，有朋友说你行、说你行的朋友行，这都是其次，主要是得自己行，自己行，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现在，26岁的于道泉有了代表作了，就这一本，就算奠基了——傅斯年给他出版了《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也就是于道泉扔在一边儿的文稿，1930年出版，版本名号严谨地说，叫做“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　　在出版诗稿的同时，于道泉先生还撰写了一些补充性质的文字，大致有《自序》、《译者小引》、《附录》等等，其中讲述了仓央嘉措生平、翻译诗稿的缘起和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　　于道泉先生的译法，现今看来，读起来有如嚼蜡，有的诗作丝毫没有诗意，而且有很多粗陋之处。对这个问题，于道泉也承认，“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不过，这个版本虽然读起来不好看，价值与意义却是非凡，第一，如果没有藏文原本，或者不会藏语，也可以使很多学者研究仓央嘉措诗歌，这是个比较客观的汉文资料；第二，这个译本对后世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之先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汉译仓央加措情歌的蓝本。　　　　我们说了，于道泉译本兴许是一首长诗，他给分节成54，之后凑成62，于是后人跟着裹乱，延续这个分节法。　　那么，有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有其他的译作，底本不是于道泉的小册子和达斯本，而且不是连着念的那种，是原本就分节、而且跟于道泉分的一样，是不是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译本是有的，不过相当复杂，里面的谜团不亚于仓央嘉措生平之谜，我们下次再说。　　　　格萨尔王我参考过，不过藏族文学就那么一本长的，我还真没找着好几百句的东西。当然，我对藏族文学没有什么研究，关于长诗的问题我是综合了很多朋友的意见。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麻烦啊，要是分析仓央嘉措生平，有史料就行，线索很多，前辈做的工作也很有成效。但分析诗歌，不光涉及历史，更多的是文学，而其中最让我为难的是文艺学，这个东西嘛，我上学的时候就不乐意学。美学课第一堂课，老师想与学生们搞一搞亲善，让我谈谈对美学的理解，我略一沉吟，说，中国有没有美学还不好说呢，美学教材的内容实际上偷换了概念，这门课开在中文系简直是扯淡。老师沉吟良久，说，我也是工作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呐。　　后面谈到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本的艺术性问题时，要涉及很多文学、美学问题，到时候大家轻点拍，嘿嘿。　　　　诗歌版本?（4）?神秘版本（上）　　　　午定过头了，嘿嘿，大河兄勿怪。刚才又去看歪楼玩儿，可惜建筑工们都下班了，只好回来干活儿。　　　　下面说说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它的蓝本一定不能是于道泉看到的藏文梵式小册子，否则分析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它是分节的，而且分节方法跟于道泉不谋而合，那就有意思了。　　如果这个版本也是60～70首，而且它又与于道泉得到的藏文小册子毫无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仓央嘉措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版本呢？　　有，但这事儿说不清楚了，这里的事儿特复杂。　　还是一点一点地说吧。这个版本，就是刘希武版本。　　先简单说说刘希武这人吧，以前也介绍过一点儿，这人在军界当过小官，不过不是徐复观，他只是给一个司令当过秘书，估计也就是文牍秘书吧，这个我不考证了。而这人平素又喜欢写诗，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进步的爱国诗人，抗日诗写过不少，我看过几首，没啥意思，我反倒认为不如吉鸿昌那种就义诗来得痛快。　　不过认识了司令，就业问题就比较好解决，1939年，刘希武搞到了转行的机会——就职于当时的西康省教育厅，不过还是当秘书——汗啊，没啥进步啊，还不如跟司令混呢。这时候刘先生已经38岁了，估计前途够呛。　　然而，工作干的好不好，能不能提拔，这都不要紧了，因为我们不是考察干部，历史上有刘希武一笔，主要是因为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　　人生这条河啊，流着流着就拐弯了——所以大家事业上没起色也别怕，有时候无意中拐个弯儿，反而留名青史了。　　1939年1月4日（靠，这个时间我考证的，准不准不知道），刘希武没好好上班，他溜号了，去了一位学者家聊天。大家想啊，刘希武有司令的面子，此时还在教育厅混，平时又喜欢掉掉文，您想，他拜访的就不能是军人、政客，而应该是学者。　　这位学者叫黄静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好了，接上头了，一个好写诗的人，拜访一位著名翻译家，而且所处西康，能谈什么呢？　　估计寒暄一阵后，刘希武提出，“康藏开化已久，其文艺必多可观”——海飞丝儿，这话是史料记载的，可不是我猜的。　　黄先生微笑，心中暗赞：后生可教也（这话是我猜的，说实话，38岁的司令秘书，怎么也说不上后生啦）。于是黄先生从案头拿出一本书，赠与刘希武，谆谆言道，“试译之，此西藏文艺之一斑也。”　　好啦，版本出来了。　　不过，很难办的问题是，这本书是藏、英两文本——大家想想黄静渊的身份，翻译家，所以看英文不成问题，不过看藏文行不行，我不知道。　　更难办的问题是，刘希武不懂藏文，他是依据英文翻译的，也就是说，藏——英——汉，这转了两道手。　　这一点是有证据的，在刘希武的自述中说，“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这段话内容相当丰富，提供了很多信息，我后面再说，这里只提取一个信息点——“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也就是说，刘希武不懂藏文，他是按照英文翻译的。　　这其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不多说了，大家都明白：非乱不可。　　那么，刘希武译出了多少首呢？　　60首。　　麻烦了。　　我们重新清理一下：　　第一，刘希武译作的蓝本，不是于道泉的小册子本，而是另一本藏英两文版，其中，他挑出英文翻译。这说明，当时仓央嘉措诗歌已经有了英译本，可这个英译本，是谁译的？译得好不好？是“逐字逐句”还是“二次创作”？我们不知道。更要命的是，英译本的蓝本，也就是“英”之前的“藏”，是什么？会是于道泉的小册子吗？如果不是，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仓央嘉措藏文诗歌手抄本，是多种。　　第二，我们回头看刘希武的自述，前面说了，里面信息量特丰富，麻烦事儿就出在这儿。我们看刘希武说，“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时贤英译”指的是什么？是他手里的这个神秘版本吗？我不知道。“汉译语体散文”指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是不是指于道泉译本呢？说不好。不过，从他的自序和诗歌排列顺序看来，与于道泉《译者小引》相似，我倾向于认为，刘希武是受到于道泉译本影响了。　　好了，麻烦事儿越说越多了。　　大家应该都看出来，如果刘希武译本没有参考于道泉译本，他的功德就大了，如果参考了，并受到影响了，那么，这个神秘版本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就被消解得所剩无几了——这就好像我们发现了死海古卷这类东西，可是我们又用目前通行的圣经书籍翻译，他奶奶的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推断出这个藏英两文版本是分节还是不分节，或者到底有多少节，是连着念的，还是英文本身就分节了？而刘希武译作出现的“60首”，是“英”原有60首，还是受到于道泉译本的影响人为地分节为60首？而如果“英”有60首，那么，它的前身“藏”是不是这么分的？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　　而这个版本到底是何物，是由哪家书社出版、出版年代如何、英文为何人所译，这个版本是否依然流行于世，就更无法考证了。　　就这么点线索，到我这儿，中断了。　　　　如果找到黄静渊最初看过的那个本子，这戏就越看越有趣了。我相信还是有的，因为黄静渊看的不是手抄本，而是正式刊印的。　　不过，到今天藏在民间还有多少？家里有这本藏英两文本的人家会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这都难说。说实话，如果我家有，我也不认识，兴许早就买废纸了。　　如果找不出这个蓝本，我们试着从汉译本来看看刘希武本和于道泉本的异同，可以发现，两者的蓝本，确实是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黄静渊赠予刘希武那本书，也就是“英”，确实非常关键。　　有哪些不一样呢？　　第一，于道泉译本中有6首诗，刘希武本没有，而这6首，都是佛教内容的。　　您看看，麻烦不麻烦？这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黄静渊的书里，也就是“英”里，原本就没有这6首，其二，是原本有，但刘希武没译。　　如果是原本“英”里根本没有这6首，那么，还会涉及什么情况呢？　　（1），我们说这个过程是藏——英——汉（刘希武）几道手续，那么，刘希武没看到“英”中有这6首，这事儿不怪他不译，本来就没有嘛，他译啥？但是，从“藏”到“英”这道手续就出问题了，也许英译者看到过这6首佛教内容的诗，但因为译不出来或者觉得与“情歌”路数不符，因此早早地剔除了——这种情况，简单说就是从“藏”到“英”的过程中，删减了。　　（2），“英”中没有这6首，实际上还可能不是英译者删除的，而是从“藏”到“英”的过程中，本来的“藏”就没有，于是，这事儿也怪不到英译者身上。那么，如果本来的“藏”里没有，我们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于道泉的藏文梵式小册子里，为什么有呢？　　是不是混进去的呢？　　那么，这6首是不是仓央嘉措原作，根本无法得知。　　上面说这是“英”里本来就没有这6首，如果有呢？那就是刘希武删除（或者选择性不译）的。他为什么删除？是个什么动机？　　于是，我们就得说到两个蓝本的另一个区别：文字。　　哎呀，累死我了，他奶奶的。　　咬咬牙，接着说！　　刘希武为什么人为地删？我觉得，是他对仓央嘉措的认识偏颇造成的，他对仓央嘉措是个什么看法呢？“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并认为他的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　　好了，我们又有问题了，刘希武这个印象从哪儿得来的？　　其一，有可能是“英”造成的，他翻译的蓝本的“英”里，文辞就比较下流，这个是可能的，这种英译本我们随手在网上就能找到。而我们又要回头看看刘希武自述里的另一个信息：“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传达什么意思呢？“英”很可能就是文辞下流。　　那么，英译本的作者动机就有问题了，这是其一；其二，英译作者兴许“二次创作”了，加入了很多艳情成分，但刘希武不知道呀，他还以为“英”是信达雅呢，以为“英”是严肃客观呢，前面说过，刘希武不懂藏文，于是认为“英”的原本“藏”也是艳情的，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他翻译的“汉”也就艳情了。　　这样，于道泉译本民歌风味很重，朴实、简单，而刘希武译本特“艳”，我们也就理解了——这不怪刘希武。　　其二，另一种情况是，我们要怪刘希武，也许，“英”里没有艳情成分，但刘希武就认定了仓央嘉措是浪子活佛，于是，把本来质朴的“英”翻译为艳情的“汉”，翻译之后，突然看到，咦？这里咋还有佛教内容呢？好个异端，删了！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刘希武译本不但文辞华丽、内容缠绵，而且少了几首佛教诗。　　　　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找到黄静渊的那本书，也就是“英”，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可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这儿耍嘴皮子——这个神秘版本，很可能与于道泉看到的藏文梵式小册子和达斯本不一样，如果它是分节的，分节的方法和于道泉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但现在，我们无能为力，因为刘希武的“英”版本找不到，而刘希武又“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如果他是受到于道泉分节方法的蛊惑而依例分节，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问题，我们就扯不清楚了，而刘希武也就办了件蠢事——他要是没受任何影响，原汁原味地把“英”翻译出来，功莫大焉。　　说了半天，仓央嘉措诗歌有多少首，我还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