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之后的话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是假达赖”，表现在“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上，所以，“请予废黜”。 看起来有理，可仔细一琢磨，这句话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它实际上就是在一口咬定“是假达赖”的事实，连原因都没有，只不过列举了一下外在表现。 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结论，那不就是“莫须有”吗？ 当然还有其他的组合方式，比如因为“请予废黜”，所以他“是假达赖”等等，这种字面组合有点无厘头，我估计拉藏汗没那么弱智，不会弄出这么不靠谱的字面组合。所以咱们也别分析了，那才是NC。 总之一句话，无论这几句话如何排列组合，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如果康熙真的以“是假达赖”为由将仓央嘉措废黜，实际上这就是个冤案，冤就冤在“耽于酒色，不守清规”是个文字障眼法，它能激起人的反感和愤怒，改变人思考事件的情绪，却不能为事情定性。 如果人们用感情好恶来给身边的人和事定性，这不是冤枉是什么？ “不守清规”是个靠不住的罪状，“是假达赖”是个靠不住的罪名，只不过它们的组合效果比较好罢了。这实际上就是拉藏汗的用心，他确实是个聪明而且阴险的人，因为他懂得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忘记逻辑、失去理性。 而康熙皇帝显然要比拉藏汗更明智，他何尝不明白这个文字障眼法的奥妙，又怎么能中了拉藏汗的文字圈套？所以，在正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他对“不守清规”的追查和评价。可以说，仓央嘉措没有“死”在“不守清规”上，康熙是不关心这事儿的，所以也不会相信拉藏汗所说的结论，由此他更不是“死”在“是假达赖” 上。 仓央嘉措的“死因”另有其他。 这样，我们找到“耽于酒色，不守清规”、“是假达赖，请予废黜”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就将仓央嘉措的生活与死亡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它们不是分割开的，而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分析的。 那么，仓央嘉措到底是不是“耽于酒色，不守清规”呢？这是拉藏汗的一面之辞，还是他有什么小辫子抓在拉藏汗的手里呢？而他的真实生活和他的死因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仓央嘉措私生活放荡的记载，实际上少得可怜，而且正史资料并不充分。归类起来，有如下几种：一，在《列隆吉仲日记》中的记载；二，拉藏汗的奏报；三，五世班禅的自传记载；四，仓央嘉措的诗歌。另外还有个物证，那就是一条女人的头发。 如果仔细分析这几类材料，我们会发现，说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根据几乎都不成立。 冤枉啊。 以前总听说官冤枉民，这一次，我真看到了民冤枉官的，是民间的传言冤枉了一位活佛，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我们先看第一条记载——《列隆吉仲日记》。 我没查到原文，但看到学者对它的引用，大意是：“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锻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 将这段文字作为史料证据的是于乃昌教授的《仓央嘉措生平疏议》，发表于1982年的《西藏研究》上；此外，王尧先生的《第巴桑杰嘉措杂考》一文中也有类似说法，只不过他说此段文字记载在“列隆大师的笔记中”，该文载于1980年《清史研究论集》中。 王尧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藏语研究权威，他也是前文提到的于道泉先生的弟子。从时间上看来，他对“ 列隆大师”著作的引用在前，而其后，西藏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于乃昌教授更明确了“列隆大师的笔记”实为“列隆吉仲日记”。 然而让我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关于仓央嘉措放荡生活的正面记载史料，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却不见出现，这个“列隆吉仲”到底是谁？ 我还真找过这个人，一般来说，“吉仲”是个古译法，现在的译法就是“济咙”或者“济泷”，嗯，对藏传佛教有了解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大呼图克图济咙活佛。我又对照了一下济咙活佛谱系，好像对不上号，此时没有一个与仓央嘉措生活有交叉的人。另外，我又详细地翻了一下从五世达赖喇嘛到七世达赖喇嘛期间，甘丹章颇政权和格鲁派宗教集团中有“列隆”字样或者发音相似的人名，没找着。 所以，这本日记或笔记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史家对这一记载是如何评价的？这些问题，我都解答不了。 哪位朋友手里有这本书，可否借我一观？ 我们再看第二条证据——拉藏汗的奏报，是他在“不守清规”的前面赤裸裸地加上了“耽于酒色”四个字。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拉藏汗是仓央嘉措的“政敌”，对立方提出的说法究竟能有多大可信度，我是很怀疑的。 而我翻了翻史书，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这样的：拉藏汗处死桑杰嘉措后，开始对仓央嘉措下手，他首先是斥责仓央嘉措不守教规，继而召开格鲁派上层高僧会议，企图从宗教内部事务的角度达到废黜仓央嘉措个人目的。但是参加会议的格鲁派上层僧侣大多数并不怀疑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身份。一计不成，拉藏汗只好奏请康熙皇帝，干脆挑明了说他“是假达赖”。 从这里可以看出，拉藏汗对仓央嘉措私生活的指责是没有获得格鲁派僧人们的赞同的，僧人们认为仓央嘉措仅仅是“不守教规”，是“迷失菩提”。 然而整个事件的发展是操控在拉藏汗手中的，他首先将“不守教规”衍变为“不守清规”，再将“不守清规”扩大化为“耽于酒色”，用这个扩大化的结果再得出“是假达赖”的结论。 这完全是他一意孤行、霸王硬上弓，因为任何人都明白，这三者之间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 那么，仓央嘉措的“不守教规”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第三类记载——五世班禅的自传。这本自传记载了1702年6月的一个事件，当时，仓央嘉措确实生活懒散，且喜好游乐。桑杰嘉措反复规劝，并督促他身边的人严格管教，同时，还给五世班禅写信，请他以师父的身份管教一下。恰好这时，按照以前的约定，桑杰嘉措安排仓央嘉措去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由五世班禅给他授比丘戒。 当时，五世班禅建议仓央嘉措为全体僧人讲经，但他拒绝了。五世班禅又劝他受比丘戒，他又不肯。传记中说： （仓央嘉措）皆不首肯，决然站起身来走出去，从日光殿外向我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把这两句话交替说着而去。当时弄得我束手无策。以后又多次呈书，恳切陈词，但仍无效验。（仓央嘉措）反而说：“若是不能交回以前所授出家戒及沙弥戒，我将面向札什伦布寺而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清楚示知。”休说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近事男戒而受比丘戒，再转法轮。但终无效应。 这段文字出于五世班禅大师的自传，是当然的正史材料。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是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旁证，可是，在《列隆吉仲日记》来路不明、拉藏汗的说法不可信的情况下，旁证有什么用呢？ 人们相信这条证据，无非是这段材料是五世班禅写的，史料价值更高。 但是，如何读它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同的解读方法，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您再仔细看看那段文字，读懂了吗？ 还真有朋友仔细看五世班禅的那段文字？我很欣慰啊。 下面说说我在里面读出了什么。 其一，这段文字只不过记载了仓央嘉措不愿意受比丘戒、而且希望将以前受的戒放弃，这是宗教事务上的事儿，怎么能作为生活放荡的证据？ 往小了说，是他不遵守当年和五世班禅大师的约定，这叫失信于人。 往大了说，这是违反宗教程序，所以叫“不守教规”。不过这个程序可以补，总的来说是格鲁派宗教集团内部的事儿。 那么，为什么我们将它当作生活放荡的证据呢？ 实际上是人们在臆测，他受了戒之后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不方便私会情人、喝酒游乐。我的问题是可是，臆测的东西，能当作证据吗？ 那么，我们立刻会意识到第二个问题：如果他真的向往世俗生活，干吗不干脆连活佛都不当了，这岂不痛快？ 从五世班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即使是放弃了出家戒，也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还是可以继续活佛生涯的，虽然此时的仓央嘉措没有选择这种折衷方案，但不代表他不想当活佛。 也就是说，他放弃的是出家，但没有放弃活佛身份以及活佛职务，更没有放弃活佛代表的权力。这在分析他的死因之谜中，我们还要用到。 其三，是这段话中最大的误解和附会：五世班禅劝仓央嘉措不要穿俗人服装。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他以前在布达拉宫就开始穿俗人服装了，就像《列隆吉仲日记》中说的“身穿绸锻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等等俗人打扮。那么既有正面记载，又有侧面印证，以此，人们可以将这段细节作为其生活放荡的证据。可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列隆吉仲日记》的记载，就是因为五世班禅这段话而编造出来的呢？ 而这段话其实还有另一种读法：五世班禅眼见仓央嘉措放弃出家戒，怕他穿俗人衣服，所以文字上用词是“请求其不要换穿”，而不是他已经穿了劝他别再穿。 联系上下文并结合佛教仪轨，这种理解才是最正确的。 在佛教中，近事男就是优婆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在家居士”，平时可以穿俗人衣服，但在重要的佛教活动中是要穿规定的衣服的，这就是汉族地区通称的“ 海青”。五世班禅此时的意思是，仓央嘉措虽然执意放弃了出家戒（也就是沙弥十戒），但希望他保持自己的近事男戒（即居士五戒），如果不换俗人服装，也是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 所以说，五世班禅大师劝仓央嘉措别穿俗家衣服，绝不是他生活放荡的证据。 此外，从这段文字上来看，仓央嘉措绝不是自绝于格鲁派宗教集团，起码他对五世班禅的礼敬还是恭谨、严肃的，要真的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哥儿，哪还会“三叩首”、反复说出“实在感愧”的言语？可以说，他对佛事是尊重的，只不过，他有他对佛教的理解，这种宗教理想，直接决定了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宗教理想又是不能明说、说了也不被人接受的，现实生活与宗教理想之间的格格不入，最终让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他的宗教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现实生活与这种理想发生了什么碰撞呢？ 这就有必要分析关于他生活放荡的第四种证据——他诗歌中透露的“生活细节”。 两天没更新了，唉，也真没人看啊，害得我另开了个帖子扯淡，写东北流放史去了。 今天多更新点儿，看看人气如何。 接着讲生活之谜的第四个证据——仓央嘉措诗歌的细节。 说实话，一个人的文学作品，要说能反映出他的生活，有点勉强，尤其是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 咱们先看唐朝诗人朱庆馀的诗：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诗很多人都会背，如果按照表面意思理解，这就是写新娘新婚后第一天的生活细节和一种新娘子特有的内心变化，完全是日常生活的情调。 难道，我们据此理解这是朱庆馀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吗？ 实际上，诗的名字叫做《近试上张水部》，是诗人问前辈文人张籍，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入考官的眼，能否中举。 仓央嘉措的诗也完全属于这类情况，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误读和误解就非常明显了，尤其考虑到少数民族诗歌善用借喻的手法和善于抒情的风格，以及仓央嘉措身为宗教领袖而非职业诗人的身份，从诗歌角度入手考量他的生平、从字面推测他的生活，确实不是太合适。 比如，在前文“诗歌之谜”中我们提到过的一首“东山诗”：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于道泉译本为： 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前面在“诗歌之谜”中，咱们说过，解读这首诗的难点是“未生娘”，它通常可以表示圣洁的母亲、纯洁的少女、未嫁的姑娘和美丽的梦，而如果按照字根意思，还可以勉强翻译为“不是亲生的那个母亲”。在前文，我们分析这首诗是首“佛法诗”，那个“不是亲生的母亲”是指佛，但是，它也很可能是首“政治诗”，相应的，这个词指的就是桑杰嘉措，那个栽培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监护人，而不是什么情人。 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吗？ 我们可以看另一首诗，这首诗在通行的《仓央嘉措情歌》中是找不到的： 白色睡莲的光辉，照亮整个世界 格萨尔莲花，果实却悄悄成熟 只有我鹦鹉哥哥，做伴来到你的身边。 难道这首诗也要被理解为爱情诗吗？实际上，它的出处在一本叫做《仓央嘉措秘传》的书中。这本书涉及到仓央嘉措“死亡”的问题，在后文分析他的“死因之谜”时，会专门提到它。 仓央嘉措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在该书的记载中，仓央嘉措听到了作者阿旺多尔济的哭声，听出他是桑杰嘉措的转世，后来写了这首诗，表达的是对他与桑杰嘉措重逢的欣喜和对他不离左右、始终相伴的感激。因此，这首诗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诗”。 那么，“东山诗”为什么不能是怀念桑杰嘉措的作品呢？ 如果诗里的“鹦鹉哥哥”指的是桑杰嘉措，那么，通行本的《仓央嘉措情诗》中还有这样几首： 1 孔雀来自印度东，工布深谷鹦鹉丰。 两禽相去常千里，同聚法城拉萨中。 2 会说话的鹦鹉儿，请你不要作声。柳林里的画眉姐姐，要唱一曲好听的调儿。 3 我同爱人相会的地方，是在南方山峡黑林中，除去会说话的鹦鹉以外，不论谁都不知道。会说话的鹦鹉请了，请不要到十字路上去多话！ 这些诗里的鹦鹉，指的又是什么呢？难道真是通常理解的泄露他私生活秘密的人吗？ 接着讲。 实际上，仓央嘉措诗作中，有很多诗既可以理解为“佛法诗”，也可以被理解为“政治诗”，它们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却不能理解为“情诗”，更不能作为他生活放荡的证据。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典型、也非常有趣的对比，仓央嘉措的诗中有这样一首： 邂逅谁家一女郎，玉肌兰气郁芬芳。 可怜璀璨松精石，不遇知音在路旁。 此诗于道泉翻译为： 邂逅相遇的情人，是肌肤皆香的女子，犹如拾了一块白光的松石，却又随手抛弃了。 从字面上看，这是写爱情情调的作品，似乎可以作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证据。 可是，我们可以与另外一段话做个对比，对比的结果是比较好笑的。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原本不是诗，但简单地将它们分行，当“诗”读一读也满有意思的： 黄金是从铁砂中淘出来的 宝物是从芜杂中提取的精华 用筛子取出宝物时 又怎么能让泥沙也掺杂进来呢？ 如果在这首“诗”中加入“女子”、“佳人”等比喻，与仓央嘉措的诗还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段话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它出于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剃度时，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给他的“贺信”，当时，噶玛噶举对格鲁派是严重敌视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贬低格鲁派教义，将他们比作泥沙。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西藏中世纪史》中认为，“贺信”事件“成了红黄教间不久猛烈爆发冲突的原因 ”，此后不久，两派的斗争果然进一步升级。 所以说，这段话不是在抒情讲道理，而是在政治挑衅。 由此看出，仅从诗作的字面上理解，便得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不过，有几首诗确实不好解释，它们的文意很明显，描述很直白，似乎没有另外解释的方法。这几首诗在曾缄先生的翻译版本中是这样的： 1 为寻情侣去匆匆，破晓归来鹱雪中。 就里机关谁识得，仓央嘉措布拉宫。 2 夜走拉萨逐绮罗，有名荡子是汪波。 而今秘密浑无用，一路琼瑶足迹多。 3 布达拉宫之圣殿，持明仓央嘉措居。 夜访拉萨逐绮罗，宕桑汪波亦是彼。 这些诗的内容都十分浅近，说的是在布达拉宫的仓央嘉措，夜里偷偷溜出去，化名为宕桑汪波去幽会情人，回来的时候在雪上留下了脚印，秘密就此藏不住了。 如果这些诗是仓央嘉措所做，显然是他放荡生活的亲笔写照，但仔细阅读这几首，却会感觉到明显与其他几十首风格迥异，难道真是他的原笔原意？ 有学者指出，目前仓央嘉措诗作中，有一些是拉藏汗为了给他捏造罪证而伪作的，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很明显的疑问是，如果这真是仓央嘉措的原笔，他留下自己的“罪证”干什么？岂不是授人以柄？再说，如果真有胆量赤裸裸地承认自己生活放荡，怎么不见其余记载？他本人都肯承认，难道外人还会为尊者讳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明白，第一，文学作品的字面意义不适合当作实证，第二，这些诗作是否是仓央嘉措的原笔也未可知。 那么，将它们作为他生活放荡的证据，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然而，在民间，这些诗作的流传范围太广、影响太大，人们不愿意去细究诗作的含义，而是喜欢通过字面意思对它们进行“再加工”。 “再加工”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东山诗”中音译的“玛吉阿米”，便被认定为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她也就成为仓央嘉措的情人。现在，在拉萨帕廓街东南角有一座土黄色小楼，这就是著名的“玛吉阿米餐厅”，招牌上用藏、汉、英文赫然书写着店名——“未嫁娘”。民间传说，仓央嘉措就是在这里幽会他的情人玛吉阿米的。 同时，在其余的诗中，人们还猜出了玛吉阿米的身份——酒店的女店主，证据是“少年琐碎零星步，曾到拉萨卖酒家”，“空女当垆亲赐饮，醉乡开出吉祥花”；继而，在很多试探、彷徨、定情的诗句之外，人们找出了他们最终的结局——被玛吉阿米的姐妹告发，“已恨桃花容易落，落花比汝尚多情”，“ 情人更向情人说，直到仇家听得真”，最后，玛吉阿米只好另嫁他人，“深怜密爱誓终身，忽抱琵琶向别人”，或者是神秘失踪，“盗过佳人便失踪，求神问卜冀重逢”，只留下长相思的昔日浪子。 这些故事，肯定都是典型的附会。 在字面意思上猜测，这还倒无所谓，对作品如何理解是每个人的自由，读出什么东西来也都是一家之言，非但无可指责，也还值得尊重。 但通过他的诗作添枝加叶、恶意中伤，就太过无耻了。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层出不穷。比如以下文字： 他特意在布达拉宫外盖了一栋单门独院的房子，名叫魔宫，据说，性喜饮酒的仓央嘉措在做了达赖活佛后专门去过一次扎日山，返回时带来了藏雄酒酿酒人家族中的一名少女和她的妈妈，让她们在拉萨开了一家酒馆，以便使自己可以长期饮用。每当夜晚来临，仓央嘉措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后门偷偷溜出布达拉宫，化名宕桑汪波，来到拉萨街头，走进藏雄酒馆开怀畅饮，和美丽的拉萨姑娘们调笑玩耍（甚至酿酒少女后来也成了他的情人），当第二天黎明曙光出现时，他才悄悄返回布达拉宫。是藏雄酒帮助仓央嘉措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体力，同时又激发了他的激情。 据说，仓央嘉措饮用的藏雄酒经过了专门的配制，他又加入了许多神秘的药物，从而更增强了藏雄酒壮阳健身的功能，从而让使用者可以在不丧失自己体能和精力的情况下保持性爱时间和效果，而且，这种改造过的藏雄养生酒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它可以使人练就类似道家房中术一样的法术，即采阴补阳。 这段文字是一家保健酒厂家做的广告文案，这个故事让人直接将仓央嘉措想象成一个又酗酒又采花的活佛。反过来，这不恰恰也说明了关于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故事，大多数是无耻的演绎吗？ 以上四项内容——《列隆吉仲日记》的记载、拉藏汗的一面之辞、五世班禅的自传、仓央嘉措诗歌的附会，看起来都不可靠。但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关于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说法，曾经有一个“实物证据”——一缕女人的青丝。 “青丝”这个细节记载在仓央嘉措诗歌的另一个汉译大家、中央民族大学庄晶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该文提到，我国北方民族史专家贾敬颜（1924年～1990 年）先生早年在阿拉善旗考察时，还曾亲眼见到过它。据说，在当地仓央嘉措留下了很多遗物，除了宗教器物之外，确实有这样一缕头发。它现在还在阿拉善的南寺、也就是广宗寺里供奉，早些年，还曾在当地宗教展览中展出过。当然，这个“物证”产生的前提是1706年仓央嘉措没“死”，后来辗转云游到阿拉善旗终老。 那么，这条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仓央嘉措情人的吗？难道仓央嘉措至死都在怀里揣着当年情人的头发，并带到了棺材里？ 有意思的是，庄晶就是《仓央嘉措秘传》的汉译者，如果仔细阅读该书第三章，就会看到如下记载：阿拉善王的女儿道格公主曾“将自己的发丝积攒起来，做成一只精美的顶髻……与此相配的还有五佛冠，上下衣裳等全套服饰”，“全部贡献”给仓央嘉措。 贾敬颜先生看到的头发，很有可能就是它。 这个事件，估计很多人还会浮想联翩地附会一下：是不是那个公主对仓央嘉措有什么朦胧的意思？在汉族地区，一个女子赠发给男人，可一直是表示情爱的。如果按照汉族地区民间习俗来揣测，可就是大错特错了，用头发编髻供养，可完全是藏传佛教里的宗教事务。 举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藏传佛教中开创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黑帽”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真实的历史是，1256年噶玛拔西却吉受到元朝宪宗皇帝赏赐的黑色僧帽一顶，并钦定其为前辈大师都松钦巴转世，由此，拔希却吉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佛，称自己是第二世，于是开创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 但在藏传佛教的传说中却不这么记载，它说的是都松钦巴剃度时，智慧空行母和上乐诸神给他戴上了一顶黑帽，这帽子就是十万俱胝空行母用头发编成的。 显然，道格公主用自己的头发做供养，就是遵照这个传说而来的，是一桩非常严肃的藏传佛教宗教行为。这缕头发，绝非仓央嘉措早年情人的定情之物，也绝非后来公主的示爱之物，所谓的“物证”，其实也很不可靠。 接着上文说，既然四种书面证据和一项物证都不可靠，那么，仓央嘉措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将仓央嘉措的生活时间分为两段，分割点就是1697年、1698年，也就是他被正式册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前后。在此之前，是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有一定的史料记载；在此之后，是他的达赖喇嘛时期，私生活方面几乎没有正史记载。 仓央嘉措童年、青少年时期，在民间的传说中是在家乡过的，而且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这女友后来跟随他到了拉萨成为他的情人——这些说法基本上都不可能。 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在西藏门隅邬坚林寺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关于他属于什么民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藏族，但于乃昌先生在《仓央嘉措生平疏议》中认为属于门巴族。这个观点，其价值在于有助于确定仓央嘉措的家庭信仰背景，因为门隅地区的门巴族人很有可能是信奉宁玛教义的。 信奉宁玛教义跟生活有什么联系吗？首先，宁玛派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它的早期传承方式就是父子相传，这与早期宁玛派没有寺庙组织、走家串户宣扬教义的传播方式有关。其次，宁玛派对密法修持比较重视，而早期又受到印度左道性力派的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宁玛派的主要修持方法就是所谓的“双身”、“双修”。 如果仓央嘉措的家庭信仰是宁玛派，他的一系列放荡的生活就有了所谓的“理论根据”。 另外，于乃昌和一些国外研究者还认为，五世达赖喇嘛和桑杰嘉措也是信奉宁玛派的，他们是想要恢复古老的宁玛密法传统，于是大力培养一个信奉宁玛派的仓央嘉措。这种观点有一些根据，比如五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大力建造了多吉札寺和敏珠寺等宁玛寺院，从此宁玛派改变了没有中心寺院、信徒组织比较分散的教派形式。 可这就能说明仓央嘉措成天搞“双修”吗？ 以五世达赖喇嘛那样的高僧大德，维护各教派之间的平衡、吸取其他教派的优点，就意味着他反对格鲁派教义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同样，仓央嘉措确实学习过一些宁玛派的经典，可纵观历史，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藏传佛教高僧都学过，难道所有大师都有生活问题吗？既然答案都是否定的，为什么偏偏要给仓央嘉措“扣帽子” 呢？事实上，就算宁玛派允许所谓的密法，也绝不意味着允许放荡，历史上更没有哪个宁玛大师在这方面的负面记载。 关于仓央嘉措的族属和早期信仰是可以研究的，但以此为证据得出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结论，显然是过于草率。 而事实上，仓央嘉措很小就开始接受格鲁派的教育了，就算他家信宁玛派，他也没怎么受影响。 1685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第三年，桑杰嘉措听到了仓央嘉措出生前后的一系列“灵异”现象后，派人将他一家从邬坚林迁居夏沃，暂住措那宗。据史书记载，这一系列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此后，灵童的一切生活都在格鲁派仅有的4个人的照料之下，连他的父母也不得随便接近。 1688年10月，灵童开始学习文字，据记载，他非常聪明，学习开始的当天，就掌握了30个字母，并能上下加字、逐一拼读。 1690年，桑杰嘉措派出学问精深的高僧担当灵童的经师，在当地的巴桑寺中，他开始正式学习佛法。 1691年，灵童开始给桑杰嘉措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从这年的10月开始，他的学习任务更重了，见于记载的便有五世达赖喇嘛著的《土古拉》、仁蚌巴著的《诗镜注释》、《除垢经》、《释迦百行传》等，甚至，十岁左右的小灵童还完成了《马头明王修行法》一文的撰写。 有意思的是，《诗镜》是古印度的文艺理论著作，简单来说就是讲诗歌创作的一本书，它对藏族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656首诗歌。也许《诗镜》和《诗镜注释》正是仓央嘉措酷爱诗歌的关键原因。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出家的人还要学文艺学，其实这正是佛教“五明”中的声明，是一种研究文字、语法及音韵的学问，是僧人必须学习的。 1696年，康熙皇帝得知五世达赖已经圆寂、桑杰嘉措匿丧不报的事情，严厉责问。桑杰嘉措做出将灵童迎往拉萨的决定，但是对他的真实身份，此时还是内部公开但对外保密的。 1697年4月，灵童从措那启程，前往拉萨，途中在浪卡子暂住。8月，桑杰嘉措公开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灵童即将迎请到来的消息。9月，五世班禅受邀来到浪卡子，给灵童授沙弥戒，取法名为仓央嘉措。这期间，灵童的父亲去世。 当年10月，仓央嘉措正式坐床，康熙皇帝派章嘉国师授予封文，正式认证他为六世达赖喇嘛。此后，五世班禅来到布达拉宫上了“第一堂课”，给他讲了五世达赖喇嘛一生的巨大贡献，鼓励他勤奋学习。 1698年，仓央嘉措开始学习更多的经典，他的老师都是各教派的著名学者，精通多种学问的桑杰嘉措也亲自教他。 关于仓央嘉措的学习情况，正史就记载到这里，从1683年到1698年。 从以上的记载中，您看出什么来了吗？从这段记载中，我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仓央嘉措并不是在家乡长大的，而是从小就秘密搬迁，在格鲁派的严密保护下成长，连他的父母都很难见到他。所以，很多民间传说他在家乡自由快乐地成长，是不可能的，同时，即使是他的父母信奉宁玛派，也还来不及向他灌输什么。不过，有意思的是，灵童的父亲去世时，还恰好有两个宁玛派的活佛来探望灵童，确实是这两个宁玛派的活佛为他做了超度法事。 二，仓央嘉措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佛教教育，从他的学习过程和进度来看，他的学习能力和提高速度都是不错的。很多民间传说说他从小就不喜好佛学，偏爱游山玩水，还学了骑射，身负武功，而且年纪轻轻就风流倜傥等等，这些都不太可能。 三，从他的经历来看，不可能有什么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他的生活是在严密的监控和保护下的，哪里去找女朋友？而且，从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初恋情人，也只能是在1697年4月他从措那动身前往拉萨之前，因为此后他的身份逐渐公开化，是断然不可能找女友的了。那么，1697年他多大呢？15 岁。 一个15岁的小孩，在寺庙里住，竟然已经谈了好几年恋爱了，这不是太好笑了吗？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至少在1698年坐床前后，他的私生活是不会出现什么放荡的事情的。那么，住到布达拉宫之后，会不会真的搞出“夜会情人”的事儿来呢？ 那么，我们再看1698年到1706年，他正式做达赖喇嘛这6年，关于他的私生活，正史里是没有记载的。 不过，学界的统一观点是，在此期间，仓央嘉措确实有一些喜好游乐的行为，在学习方面态度也比较懒散。为此，桑杰嘉措曾反复规劝，督促他的老师和身边侍从严格管教，但适得其反，反而使彼此间产生了严重隔阂，最终，导致了仓央嘉措拒绝比丘戒、要求放弃沙弥戒（出家戒）的事情来。 从正史记载的字里行间来看，仓央嘉措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使得格鲁派上层僧侣认为他“迷失菩提”，但这种错误是不是半夜里化名出游、纵情酒色，甚至真有几个情人呢？事实上，格鲁派认为他“不守教规”，多半是指他拒绝受戒这件事情。至于生活方面，他也肯定是有些过失的，但未必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 年轻人精力充沛、不喜欢枯燥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有些“逆反心理”，对生活有自己的想法，不甘愿听从长辈的指挥，这也是正常的。从这个所谓的“情理”出发，大多数人认为，因为仓央嘉措从小生活在家乡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此时面对老迈而无趣的一大批老师、每天学习枯燥的经文，从年轻人的本性出发，采取了“对着干”的态度。 然而，这样的理解并不成立。首先，仓央嘉措从小就受着佛教教育，并不存在从自由环境到枯燥环境的不适应；其次，要知道，藏传佛教僧人对上师是无比崇敬的，这种无条件的尊崇是不能用现代教育的师生关系来类比的；第三，幼年活佛的学习生涯确实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但也还不至于无趣到有如困兽的地步。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年轻的仓央嘉措不爱学习呢？他对学习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目前，民间对仓央嘉措这一段的学习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两种说法：一，以桑杰嘉措为首的老师们，严格监督他学习繁重枯燥的佛教典籍，对学习抓得很紧很严，这让渴望自由生活的仓央嘉措产生逆反情绪；二，仓央嘉措没有受到什么正规教育，在布达拉宫里纯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所以，让他感到“失望，学习也无益处”，而此时的桑杰嘉措忙于政务，醉心于揽权，教学上不太用心，却总用老师的权威压人，让仓央嘉措对他心生不满。 总之，两者的结论都是仓央嘉措不喜欢学习、也不听从老师教导。 然而这样两种说法不是非常矛盾吗？桑杰嘉措对仓央嘉措的学习，到底是管得严还是放手不管呢？ 很多貌似矛盾的观点，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的。 对这一问题，实际上有第三种解释：仓央嘉措不是贪玩不学，而是没学到真正想学的，所以对当下的学习任务比较消极懒惰；桑杰嘉措不是不管，而是没管到点子上，仓央嘉措想学的他不教、不管，不想学的他反而拼命教、管得严。 造成的结果就是：仓央嘉措学习不上心，对老师的规劝也保留意见。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培养方式和培养目的之间关系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此时，如果老师们教仓央嘉措另一门学问，用不到桑杰嘉措严格管理，他都会学得努力、用功，感到有趣有益。 问题是，仓央嘉措究竟想学什么呢？桑杰嘉措为什么不教呢？ 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格鲁派发展到清代，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组织，它管理的不仅仅是宗教事务，而是由于宗教集团在地方事务上的特殊作用，成为一种有经济产业、有组织机构、有政治权力的政教组织。这种宗教集团的领袖不但要在佛学上出类拔萃、在宗教事务上有绝对权威，在地方政治的处理能力上也要有相当的水平。 在这三者中衡量，佛学水平是对个人修为的要求，宗教事务处理能力是教派内部的要求，地方政治处理能力才是集团整体利益的要求。实际上，做不做一个佛学大师并不是很紧要的，比如，第三世、第四世、第八世达赖喇嘛，若论个人的佛学修为并不甚高，但政治贡献非常巨大，像第五世达赖喇嘛这样的个人、宗教、政务三者都突出的“学者型领导”，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的仓央嘉措，学习的是什么呢？大量的佛教经典。 此时的桑杰嘉措，严格教导的是什么呢？也是佛教经典。 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各派势力互相争斗，危机一触即发，我可以大胆地下一个结论——学习佛经，确实就是没有用。 那么，我们来设想一下两个人当时的想法。 仓央嘉措的想法，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参与政事，至于佛学修为，可以在日后慢慢学，学成了更好，学不成也无所谓，至少在目前，并不是最紧要的。 声明一点，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但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五世班禅给仓央嘉措受戒之后，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光辉的政治生涯，并勉励他为了众生的幸福而努力。 1698年的仓央嘉措，16岁，深知五世达赖喇嘛生平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前世在同样的年龄做了什么：1632年，格鲁派在管理大昭寺的问题上发生内部矛盾，有的人提出借助蒙古人的武力，有的人提出借助当地政治势力，是16岁的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用宗教力量解决的决定，化解了一次危机。 而这第三种方案，显然不是一般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经验能够完成的，这是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这就是说，在同样的年龄，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参与政务了，而仓央嘉措连政务的门槛都没迈进呢。 第二，此后仓央嘉措要求退还沙弥戒，可他却没有要求辞掉活佛的身份和职务。 我认为这意味着他并不想放弃政治权力，据此我个人甚至可以有更为大胆的推测：仓央嘉措认为有出家戒在身，便不宜参与政治事务，否则才是真正的“不守清规”，于是，他要求暂时放弃出家但保留活佛身份，待他完成政治使命后好好地做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但桑杰嘉措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桑杰嘉措是想法与仓央嘉措是一致的，还是格格不入的呢？ 我们的思维里有一种错误的模式，两个人表面上矛盾的人，想法和观念，要么就是一致的，要么就是格格不入的。现在，我要纠正这一点，那就是，有第三种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不只是应对技巧，也是产生应对技巧的前提。 那么，我们来看桑杰嘉措的想法。 桑杰嘉措是要培养出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这包含两方面，第一，他要求仓央嘉措努力学习佛教经典，做一个佛学精湛的大师；其次，不希望他过早卷入政治斗争，他要为仓央嘉措保驾护航，给他充足的时间学习，并为他日后执政扫清政治障碍。至于政治斗争的危险，还是自己担了吧。 所以，他对仓央嘉措的佛学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但却在政务上大权独揽。到了后来，他眼见斗不过拉藏汗时，不惜铤而走险，为的就是孤注一掷，给仓央嘉措扫最后一个雷。 实际上，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仓央嘉措做一个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卓绝的政教领袖，桑杰嘉措尤其如此，他几乎就是用五世达赖喇嘛的标准来培养仓央嘉措，但他也知道，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治能力是从小摸爬滚锤炼出来的，而仓央嘉措还太嫩。 所以，对这个心愿的实现方法和过程，两人有不同的打算，年轻气盛的仓央嘉措跃跃欲试，而老成持重的桑杰嘉措小心谨慎；初生牛犊的仓央嘉措想佛学、政治两步走，而深知斗争风险的桑杰嘉措想先替他淌政治混水。 这样的分析结论，与民间和一部分学者对桑杰嘉措的评价并不相符，很多人认为，桑杰嘉措是个利欲熏心、权力欲极强的人，但若仔细分析他的生平，这样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他是受了五世达赖喇嘛“托后”的人，而他的作为，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想的，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典范。 1653年，桑杰嘉措出生于拉萨一个大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与五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家族关系极为密切，据说五世达赖喇嘛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常出入他们家。这个家族为早期格鲁派政权的创建立下过其他人无法比肩的功勋。桑杰嘉措的叔叔赤烈嘉措更是很早就随侍五世达赖喇嘛，忠于职守，深得信任，很多次五世达赖喇嘛患病，都由他贴身服侍，日常的事务也是他来处理。 桑杰嘉措8岁的时候被送到布达拉宫生活，五世达赖喇嘛对这个孩子非常喜欢，1668年他的叔叔去世后，五世达赖喇嘛亲自教他多种学问，并有意培养他从政的能力，还利用自己的威望不断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有学者考证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这在史籍中有隐晦的记载，确实极有可能，但无论他们的血缘关系如何，五世达赖喇嘛对桑杰嘉措寄予厚望、刻意培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五世达赖喇嘛想做什么呢？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理想，也是他最终没有实现的愿望，他想让这个愿望在桑杰嘉措和后世的仓央嘉措身上实现。也就是说，他此时在做以后的政治布局，这盘棋能不能下得赢，晚年的他明知道自己看不到了，但这个棋局布得有必胜的把握，是他该做的。 这盘棋确实下了太长时间了。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联合和硕特部蒙古的固始汗消灭了西藏的敌对势力，一举确立了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但蒙古人这一来还就不走了，反而从格鲁派计划中的“施主”变成了事实上的“领主”，形成了格鲁派与蒙古人联合统治的政治格局。这实际上等于消灭了一个地方势力，又引来了另一个外族势力，虽然日子好过多了，但还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权力。 此后的五世达赖喇嘛，致力于收回各级官员的任免权、逐步限制蒙古人的政治影响。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第巴这个职位，这是和硕特蒙古势力派往西藏地方政权中主持日常事务的官员，拥有在政务方面绝对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个“总理王”。 第一任第巴是索南热丹，这人早年随侍过四世达赖喇嘛，后来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大管家，他在是否借助蒙古势力的问题上是个主战派，多次怂恿五世达赖喇嘛动用武力，而他也对蒙古势力一味逢迎，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蒙古派，多少有点胳膊肘往外拐的意思。第一任第巴是固始汗亲自任命的，而蒙古人肯定用倾向于自己的人，如此形成惯例后，政务大权就完全落在蒙古人手里了，同时，索南热丹当第巴时简直就是利欲熏心，没起到什么模范带头作用，这让五世达赖喇嘛意识到高级官员任免权的重要性。 索南热丹去世后，由于固始汗早几年已经去世，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第巴，他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坚定追随者、桑杰嘉措的叔叔赤烈嘉措，为了改变政治格局，他还限制了第巴的权力，使这个职位逐渐衍化为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助手。直到他亲自培养的桑杰嘉措上台后，他才放心地重新赋予第巴人事任免权。 第三任第巴叫罗桑图多，原是五世达赖喇嘛身边处理日常宗教事务的人，不过这人犯了点生活作风错误，和一位贵族小姐谈上恋爱了，只好辞职，后来果真跟那位小姐隐居去了。 他卸任后的三年，五世达赖喇嘛就想任命此时已经23岁的桑杰嘉措。这次任命过程可谓用心良苦，本来，各地提出的候选人里没有桑杰嘉措，但五世达赖喇嘛说算卦算出他排名靠前，之后又反复派人去劝说，并给他放宽条件、消除顾虑、扫清障碍，刘备请诸葛亮是一拍即合，可此时的五世达赖喇嘛更像是“恳求”。但桑杰嘉措很明智，他知道自己年龄不大、威望不高，百般推辞，实在无法了，反而推荐了罗桑金巴。这就是第四任第巴。 不过，罗桑金巴很快就患病不起，第巴的重任其实还真就落在了桑杰嘉措身上。三年任期到了之后，罗桑金巴坚决辞职，这时五世达赖喇嘛铁了心让桑杰嘉措上位，他说几年前的算卦结果还有效，不必再推选候选人了，既然桑杰嘉措还有候选资格，而且当年也是“惜败”，这次就直接任命算了。 但桑杰嘉措还是拒绝，此后五世达赖喇嘛采取车轮战术，多次派人去劝说，个人劝不成就集体劝，到最后实在劝不动了，干脆自己亲自出面。他的劝说很有意思，有这么几个层次： 一是以情感人，说自己老了，对你还有养育之恩，此时放下架子、厚着脸皮请你出山，就算以后你做错事我也都不会批评你，看在这个情面上你总不能雷打不动吧。 二是以理服人，说你不是有出家学佛的心愿吗，有这个决心和愿望是值得鼓励的，但学佛是个漫长的过程，永断轮回之苦谈何容易呢，既然实现不了还不如先帮我两年再说吧。 最后是以条件动人，说你不是觉得自己身体不行、怕耽误工作吗，那么我放宽条件，允许你不上班，在家处理事情也可以，反正你得先就职。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但桑杰嘉措还是拒绝。 最后，五世达赖喇嘛又派人做工作，并说出这样的话：“不希望别人来承担，只能死而后已，否则不想罢休……我衷心期望你接受这一任命，除非我不在人世。”这话其实就是说，你再不当，那就把我一个人活活累死得了，但就是这样，我也想让你当。 这次五世达赖喇嘛没等桑杰嘉措拒绝，干脆下发了任命状。桑杰嘉措没办法，也就答应了。 为了确保桑杰嘉措的政治地位，五世达赖喇嘛将他扶上马之后还送了一段路，下发了一份文告，这份文告也是他的遗嘱之一，书写在布达拉宫的墙壁上，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文告中有这样的话：“桑杰嘉措与达赖喇嘛无异”。 如果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五世达赖喇嘛对桑杰嘉措的信任，那么，下面这个事件读起来，就完全有中国历史上皇帝托后、托孤的意味了，此事不但是两位政治家的事业交接，其中的情感交织简直就是中国历史几千年中的君臣典范。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病重，正巧桑杰嘉措也生病了，他不顾自己的病体，反而带口信给桑杰嘉措说：你的病让我很担心，我的病吃了药已经好转，你安心养病，别为我担忧。第二天，他还朝礼神像，为桑杰嘉措祈福消灾。其实，此时的五世达赖喇嘛已经病入膏肓了，可他惦记的竟然是自己的接班人。就在两天之后，五世达赖喇嘛病危，他招来桑杰嘉措，抚摸着他的头，叮嘱他政教两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他如何对待蒙古人，此外，还嘱咐要对他的去世实行匿丧。 如此的知遇之恩，如此的精心培养，如此的委以后事，怎么能不让桑杰嘉措铭记肺腑、全身以报呢？ 他担任第巴期间，确实做出了很多有利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若论个人政治能力，他也是当时无出其右的政治家之一了。 但他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五世达赖喇嘛的遗愿，是要清除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当初和硕特蒙古帮着格鲁派打天下、之后却赖着不走、掌握大权的问题，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逐步削弱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政治影响，而他的政策是延续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的，所以才造成了后来大力扶持噶尔丹并百般为他开脱罪名的政治错误。然而就在他坚定不移地往下走的时候，和硕特蒙古出来个厉害角色——拉藏汗，在斗不过的情况下，他选择了鱼死网破，最终身败名裂。 至于匿丧，很多学者和民间传说中认为，这是桑杰嘉措利欲熏心、大权独揽的表现，恰恰说明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由此，他编造出了五世达赖喇嘛匿丧的遗嘱。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待：如果确有遗嘱，桑杰嘉措的做法没有错。 如果没有遗嘱呢？他的做法也不见得错。首先，五世达赖喇嘛早就声明“桑杰嘉措与达赖喇嘛无异”，赋予他大权，这是早就公之于众的，他有权对政教事务进行合适的处理。其次，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桑杰嘉措为了完成五世达赖喇嘛的遗愿，就应该大权独揽。如果是出于职责、为了地方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建立有利于地方的政治格局，并非为了个人贪欲和政治野心而大权独揽，这有什么错呢？事实上，优秀的政治家不大权独揽，几乎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退一步来说，就算匿丧手段有些见不得人，可也根本不是桑杰嘉措的发明，这一政治手段早在五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就用过。1658年第一任第巴索南热丹去世后，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将第巴的任命大权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就匿丧了一年，在这一年，他造舆论、拉同伙，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才任命了桑杰嘉措的叔叔，标志着第巴任命大权划归到格鲁派手中。 为了创造新的政治格局，五世达赖喇嘛可以匿丧，那么，桑杰嘉措匿丧又有什么错呢？ 桑杰嘉措的匿丧，难道不可以视为对五世达赖喇嘛政治手段的模仿和继承吗？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桑杰嘉措坚定不移地严格执行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思路，不懂得灵活变通，才走上了绝路。那么，他是怎么样带着仓央嘉措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的呢？而在这条路上，仓央嘉措走得心甘情愿吗？ 郑重声明，以上两贴文字，涉及的人物、事件，都有正史支持，没有一样选自野史。 分析部分，是我自己的。 今天更新的一段，是生活之谜的结局，估计朋友们又说我在揣测了，哈哈。 不错，这段文字，不是生平介绍和史料分析，是我自己的总结。看不看其实无所谓。但看了之后，我们可以将问题过渡到仓央嘉措的死亡之谜。 我前面也说过，生活之谜和死因之谜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关子我还得接着卖呢，生活之谜没有结论，它跟死因之谜的结论一样，所以，您还得接着看我忽悠，全文完了有一个统一结论，哈哈。 其实看过下面这段文字后，对那段历史有了解而且足够细心的朋友就会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呵呵，死因之谜不用我分析，那个结论您猜也猜到了，就一层窗户纸，到这个时候，快破了——前面回复帖我也说了嘛，那是个不要脸的结论。 生活之谜分析完，他怎么死的，都只不过是个形式，关键问题是，他必须死。 生活之谜大结局 这节没看懂没关系，在死因之谜之后，还有一个这一节的完全阐释版 至少，仓央嘉措走的是不开心的，但是，他走得心甘情愿。 这一点貌似很令人费解，但实际上，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正在走这样的路，这两点其实没有那么矛盾。而且，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必然要走通这条路，虽然不开心、不如意，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支持着他们心甘情愿地走下去。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条什么路。 桑杰嘉措是一个坚实的五世达赖喇嘛的拥趸，他希望培养出一个像伟大的五世一样的六世达赖喇嘛。至于所有的政治风险，他深知年轻的仓央嘉措是应付不过来的，他情愿自己承担，等仓央嘉措成人时还给他一个已经定型的政治格局。 桑杰嘉措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格局呢？综合当时西藏的局势，这个政治蓝图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格鲁派宗教集团政府，这个政府不希望由外族势力操纵，但却可以因为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使得外族势力对它形成一种“施主”关系。格鲁派对外族势力的态度应该是依靠但不依赖，外族势力对格鲁派的态度应该是联手而不插手。 这个蓝图实际上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想完成但没有完成的政治遗愿。 而建立并稳定这样的政治格局，其核心就是一个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达赖喇嘛，因此，桑杰嘉措对仓央嘉措的佛学学习抓得非常严，他清楚只有一个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的大师做宗教上的权威、民意上的领袖，才能真正实现与外族势力的理想关系，所以，达赖喇嘛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保障这个政治蓝图实现的根本。 可以说，这个蓝图就是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设计的，事实上，这个设计图也只能按照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这既包含了桑杰嘉措的感情因素，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但这个模版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太过理想化了，它必然要求继承者既有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也有高超的政治水平，可这样的人几百年未必出一位，至少，仓央嘉措做不到，况且塑造五世达赖喇嘛伟大一生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变化了，靠学习和模仿是培养不出政治领袖的。 继承人该怎么培养，中国历史上开明君主的政治智慧是很高超的，如果是荡平四海、开疆辟土的皇帝，最好选一个会治国的守成之君继位，如果是锐意改革、不惜得罪臣民的皇帝，最好选一个性格温良、人缘好的继承者，大业已定后，绝对不能按照自己的样子当模版设计未来。然而，桑杰嘉措不能这么做，因为此时的格鲁派政权大业未定——和硕特蒙古势力还没有清除掉，清政府的天下还没坐稳，三藩之乱差点丢了半壁江山，对它和准噶尔蒙古，格鲁派应该建立什么关系，桑杰嘉措心里摸不着底。 那么，仓央嘉措对这条路有什么想法呢？年轻的他，心目中的政治蓝图恐怕和桑杰嘉措设计的一模一样，他也想建立一个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政教集团，但这个核心是不是必须是宗教权威，活佛的主要功能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他的思考与桑杰嘉措目标一致，但方法不同。况且，当时的西藏局势也确实混乱，他的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自己也摸不着底。 当一个人的理想和别人强加给他的实现途径产生了矛盾时，表现在生活方面就是对那条别人安排的道路极度不满。此时的仓央嘉措就是这样，他十分清楚活佛的主要任务和功能都在发生变化，他想努力地适应这种变化，然而，这个宗教理想与他的生活实际是脱钩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想当一个在佛学上有成就、政治上有贡献的领袖，但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学佛是可以慢慢来的，并不是最要紧的。然而，参与政治又是上层僧侣不理解、不同意的，毕竟上层僧侣是宗教人士而非政治家，他们很难看到达赖喇嘛的活佛功能和主要任务已经在改变，即使看到了，也是希望仓央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别放松佛教学习。而当时的仓央嘉措，肯定是不太喜欢一门心思钻研佛法的，所以，格鲁派上层僧侣对他的评价是“迷失菩提”，并非我们想象的“耽于酒色”。 在这条路上，桑杰嘉措和仓央嘉措两人都没错，他们是搭伴而行、各有想法的。在历史上，哪怕是有同样目标，但因为对实现方法的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事情层出不穷，然而，也有携手并肩、求同存异的例子，比如孙中山和黄兴。想法在没有实现之前，是没有办法分出高明还是愚蠢的，所以，对待这条路，仓央嘉措走得不太开心，但肯定走得心甘情愿，而且他必须和桑杰嘉措携手走，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当桑杰嘉措倒台后，所有人都落井下石，只有他没说话，而拉藏汗除掉了桑杰嘉措后，也必须除掉他的原因。 这就是仓央嘉措的生活谜团，这个谜，不是由他个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而是由对格鲁派发展方向的不同思考造成的。这个时候的格鲁派，处于一个分水岭的状态，此前格鲁派的领袖是宗教性的，此后政治作用越来越明显；此前格鲁派活佛的产生都要看政治势力的脸色，此后活佛可以影响政治势力首领的继承；此前活佛的宗教权威性被政治势力利用，此后活佛的宗教权威逐渐变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此前格鲁派与哪股政治势力交好，可以互赠封号，但说实话这封号不值钱，遇到更强的势力时再赠一个就可以了，此后格鲁派的封号值钱了，怎么赠、给谁赠都是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所以，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格鲁派处就在十字路口，这个政治格局建成什么样、打成什么底儿，决定了格鲁派的未来。此时的桑杰嘉措、仓央嘉措以及格鲁派僧侣集团都想摸着石头过河，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可是，对格鲁派发展的思考，当时任何人都无法得出结论。事实上，一种政治格局的产生，不是由哪一个人设计的，而必然是历史的选择，这就是仓央嘉措和桑杰嘉措的悲剧所在。简单地说，仓央嘉措的生活之谜，是源于他的生活背景与政治宗教理想之间的矛盾，他的死因之谜，是这个矛盾不再允许他在当时的背景下实现自己的政治宗教理想。 他与携手并肩的桑杰嘉措努力地想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情况下找到一条治理西藏政教事务的新路，但却抵挡不住历史的必然。这个历史的必然，就是任何优秀政治家也无法摆脱的历史规律。 这才是仓央嘉措真实的死因。 本来真不想更新了，觉着特没劲，不过既然还有顶贴的，咱们就接着讲完吧。但是我不能按原文贴了，出版社那边我没法交代，再说原文的语言跟人民日报似的，大伙看着没劲，我试着改成评书——这事儿您可别信，我自己都觉得相当不靠谱。 看了下回帖，这楼上楼下也没多少人啊。不过有两句话还得说说： 第一，千万别再引用《信徒》了，什么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的，那根本不是仓央嘉措写的，这玩笑开大了，谁要是再说“那一天”是仓央嘉措的代表作，就肯定连帖子也没看过，我在开头就说那不是他写的了。 第二，请教try7 ，您那四句话哪儿来的？我想知道出处，多谢。 第三，一篱茅舍，佛是世上第一有情人，这我认同，但咱们说的“情”大概不同，两回事儿；另外，“佛的前世是人”，这话在三年前，我兴许认为对，但现在嘛，我还真不那么想了，要我说，人的前世是佛。第四，留信箱的我都会发原文，前几章跟这个帖子没多少区别，最后一章不一样，都别急，到时候我都发就是了。别后行踪费我猜?仓央嘉措死亡之谜 在正史记载中，仓央嘉措的历史踪迹，戛然而止于青海湖附近。无论是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还是那个人们喜爱的风流浪子，他的故事似乎都应该在1706年（康熙四十六年）冬天，随着青海湖畔的寒风而逝。 上面这段话是原文，有点酸，不过我写的这本书不是按顺序写的，是先写我最感兴趣的死亡之谜，之后回头写的生活之谜和诗歌之谜，所以嘛，这段话其实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段，咱就厚颜无耻地保留吧。 咱接着往下讲。 仓央嘉措的身影定格了吗？没有。 为什么呢？第一，民间传说的演绎，这个不用我解释了，但我要说的是，这是很小的一方面，就算我们不采信民间流传的东西，仓央嘉措的死也没定论。 所以，我们得说说第二点，正史记载。 我们千万别相信有完全遵照记录史实的历史书，事实上一本也没有，所以，所谓的正史嘛，也就那么回事吧。在仓央嘉措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正史记载互相矛盾，另一方面，不排除当事人有意捏造，也不排除后人有意篡改。 好了，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身后事，包括哪些方面？ 按我的理解，一，死亡时间和地点；二，死亡原因；三，埋葬地点；四，财产继承。 简要地说明一下，第三点一般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某个历史人物在埋葬地点上没有什么可分析和考证的，但并不是一个也没有，比如成吉思汗，谁知道他埋哪儿了？还有忽必烈，我研究过一段时间，最后我猜测真有可能埋在北京白塔——扯远了，埋葬地点对大多数历史人物来说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扩展到陵墓的发掘和历史发现，这就可以形成比较重要的问题了。 第四点，财产继承，这个财产在我们老百姓就是房子啊、存折什么的，说白了就是遗产继承，但历史人物不同，比如在皇家主要就指皇位继承，在仓央嘉措这儿，就得算上活佛谱系的事儿。 那么我们重新回头看，仓央嘉措，在这四点上，样样不落，每一样都有问题要分析和考证。这人，着实让我无语啊。 先说第四点，达赖喇嘛的谱系问题，我们说仓央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那是现在这么认定，历史上有三个六世达赖喇嘛呢，另外历史上根本没有七世达赖喇嘛，直到第八世的时候，才最终默认他是第六世，实际上也就是还给仓央嘉措真实的身份。 这为什么？与他的死因有关，这一点我先不说明，到了死因结局的时候我会明白地说出来，这里是个阴谋，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妥协的结果。 再说第三点，埋葬地点和陵墓的历史发现。我见过有记载的仓央嘉措埋葬地点就有四个，最靠谱的一个，就是阿拉善旗的南寺，另外一个埋葬地点与他的死因之谜有关，我在后文会用它来分析“自溺说”的不靠谱，并分析这种说法的来源。 至于陵墓的历史发现，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本来我们可以拥有关于仓央嘉措死亡之谜的最宝贵的文物，但是，唉，不说了。 第二点，死亡原因，咱先不说，本章讲就是这事儿。 那么，看看第一点，死亡时间和地点，这里我都不说野史里的记载，就光说正史的，看看有多少说法： “青海道”、“西宁口外”、“工噶洛”、“青海”、“青海湖”、“黑河附近”、“公噶瑙湖”（也做衮噶瑙） 这七个地名，是汉、藏、蒙三文史籍和外国研究著作的记载，是不是全我不敢确定——但愿全吧，这些就够闹腾的了。 这些地点的大致范围都在西宁以西、那曲以北，所以，我们目前常见的仓央嘉措资料干脆通称“青海湖畔”或“青海湖附近”。 但问题又出来了，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也是西藏当然的政教领袖，虽然他被押往北京，但这样身份的人，死亡的具体地点怎么会如此语焉不详？ 于是，另一种说法便也有考证的价值——没死。正因为没死，所以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只好随便说个大概地点，又没有一个精确、统一的口径，所以在汉语、藏语和蒙语的不同史籍中，出现了多种记载。 然而这样一来，仓央嘉措的死亡时间又成了疑案了。 同时，既然没死，为什么又有史料记载他死了呢？这又怎么解释？ 所以，就算死亡时间和地点这样的“小事情”，咱们都闹不清楚，仓央嘉措，浑身都是迷，这话一点儿都没错。或许有朋友会问，楼主能破了这个迷吗？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破不了。 迷雾是可以穿越的，对史料的质疑、辨别、考证、舍取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历史真相，谁也别说自己能找到，更别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无懈可击，这样说话的人都是扯淡。我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将各类观点逐一厘清，努力找到其中可信度较高的部分。 那么，关于仓央嘉措的身后事（主要是死亡时间和地点），有多少观点需要厘清呢？ 大家可以随便去网络上搜一搜，大部分仓央嘉措的研究文章，对这一问题，列举的基本都是3到5种说法，能说出6条的，那都少见得很呐。 我的统计是：8条。也就是说，关于他的身后行踪，有8种说法，这8种，我简单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死亡说，或叫早逝说，也就是认为仓央嘉措于1706年死于青海湖附近。这也是近代宗教、文化研究者比较认同、广泛采用的说法。 这一类观点又分为三种：其一，病逝说；其二，谋害说，认为他被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害死。这两种说法是目前认为比较可信的。早年间还存在第三种说法，即自杀说，这种说法十分不可靠，现在几乎没有人持有这种观点。 第二类，非死亡说，也就是目前民间比较流行的“遁去说”。 此类说法又有不同版本：其一，失踪说，认为他自行逃走，民间有他“施大法力”挣脱刑枷而脱身的记载；其二，放行说，认为押解者迫于两难局面，“恳请”他逃走。其三，营救说，有史料记载他被其他政治势力接走，此后隐姓埋名。 至于他“遁去”之后的事，都落在“阿拉善”。无论是自行逃走，还是被放行走脱，或者被营救而走，无非是“遁去”的方法不一样，到了最后，他的最终归宿都是在贺兰山附近的内蒙古阿拉善旗终老。因此，学界也将几种说法统归为“阿拉善说”。 第三类，五台山说。五台山说又有两个版本，其一是五台山囚禁说，也就是说仓央嘉措被一路押解到北京，后来被康熙皇帝囚禁于五台山终老；其二是五台山隐居说，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阿拉善说”的插曲，认为仓央嘉措“遁去”后辗转来到五台山，隐居六年之后，最终又云游到阿拉善去了。 下面，我就给朋友们一一分析这8种说法，有的说法好笑得很，有的所谓“专家”的思路更是可笑。不过这个过程很难，我也不知道我的讲述是不是清晰，反正很容易被我绕乱了，朋友们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别跟我的思路走，嘿嘿。 为什么会绕乱呢？因为我说有8种说法，但它们可不是单一的哦，到了后来，几种说法之间是可以排列组合的，刚分析完某一种说法不可靠，但在分析下一个的时候，前面那个又奇迹般地可行了——别说您看着乱，我也乱呐。 五台山说 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说法入手——五台山说。 其实这也不简单呀，乱着呢。 很多专家认为，这一观点见于近代学者牙含章先生的著作《达赖喇嘛传》。 我先说明一点，这种所谓的“专家”都是冒牌货，以后大家凡是见到有人拿牙含章先生的文章当“五台山说”的论据的，都可以毫不留情地一棍子打死。至于为什么要打、怎么打，大家继续听我讲。 咱们先说说牙含章。 牙含章（1916年～1989年），甘肃和政县人，20岁时曾在格鲁派六大丛林之一的拉卜楞寺学习藏文，之后作为嘉木样活佛的汉文秘书随行到拉萨，并在哲蚌寺学习了寺内藏文佛教古籍。此后，他参加了革命，并在战争时期坚持民族历史的研究。解放后，他曾作为班禅行辕助理代表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并在西藏工作 7年。其后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1952年开始，牙含章先生深入研究西藏历史，写成了26万余字的《达赖喇嘛传》和近30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传》，这两部著作一直被现代学者认为是研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世系活佛生平的信史。 简介到此结束，咱们接着说具体的事儿。 关于仓央嘉措的死因和下落，牙含章先生怎么写的呢？ 原文我不引述了，其实也没多少字，但我这人懒，最不愿意照着打字，简单说说吧。 牙含章先生实际上并列了死亡、遁去和五台山三种说法，之后紧接着说“西藏人民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死在青海海滨”。 其中五台山一说，他说是据藏文的《十三世达赖传》记载的，他简单地归纳为“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 ”。我找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他说的藏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在五台山朝佛时，于仓央嘉措闭关修行的公亚东山洞中，为纪念这位前辈念诵《大慈悲经》21日。 如果牙含章先生认为“五台山说”成立，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参观一事，显然应该是他的重要宗教行为吧？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细节在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一节中丝毫不见记载，只简要地叙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途经五台山的活动，无外乎是讲经说法和会见一些外国使节等。 我可以大胆地推测，牙含章先生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参观与否，都不重要。 好了，大家看到这儿可以想想，如果有人说仓央嘉措死于五台山或者囚禁于五台山，证据是牙含章持有这种观点，您信吗？ 牙含章其实根本没有下任何结论啊，他是在列举不同的说法，这可不是他的学术结论。如果把猜测、列举、批驳等等非结论性意见当作某人的学术观点，那叫文字狱。 有人非要说五台山说是牙含章说的，那么，人家还有死亡和遁去两个并列说法呢，怎么就视而不见了呢？ 往小了说，这叫断章取义；往大了说，这是拉着牙含章先生当大旗，非说这个结论是他的观点，牙先生冤不冤？ 而且我真想问问，这些人究竟有没有点严肃客观的精神，就这么做学问的吗？他的老师是食堂大师傅？拉一位专家给自己当挡箭牌有意思吗？ 还是那句话，以后大家见到有人说仓央嘉措死于（囚禁于）五台山，并将牙含章先生的书当做论据的，一律一棍子打死。 过头的话我不多说了，继续分析一下“五台山说”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的确还有人没扯出牙含章的大旗，我只是瞧不起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要是不扯牙含章，这个问题本身是可以分析一下的。 第一，五台山隐居说，可信度非常低。 民间的说法中，仓央嘉措“遁去”之后，游历到五台山，找了一个山洞避难。有一天，来了一位姑娘，送他一幅观音画像。他把像挂在壁上，开始念“安像咒”，这时姑娘忽然离地而起，冉冉走入像中。那幅像中的观音开口说道：“不必再念，我已到像中来了！”这时仓央嘉措才醒悟，原来那姑娘是观音的化身。因此，那幅画像被称为“说过话的像”，他修法的山洞被称为“观音洞”。 这座“观音洞”，现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南二里处的一个悬崖上，规模不大，有上、下两院，上院在山上，殿后有天然石洞两个，左洞相传是观音菩萨修行过的地方，右洞相传就是仓央嘉措住过的。而下院在山脚处，据说仓央嘉措也曾在这儿静坐修持过。 故事先讲到这儿，咱们姑且认为这事儿是真的，我想问个小问题，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是谁的转世化身？ 在一个半月之前，当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忍不住大笑，编这故事的人严重没逻辑，我是彻底无语。 很显然，这故事是个民间传说。几乎所有有佛寺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故事，更何况五台山这样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那么，抛开这个无厘头的故事，我们来分析一下仓央嘉措是不是可能隐居或囚禁在五台山。 我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因有两点：仓央嘉措不敢来、五台山不敢收。 先说五台山不敢收。 我先得简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僧官制度，这个制度是沿袭明朝的，但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简单地说，京师设僧录司，地方上，行省级别的为僧纲司，道这个级别的设僧正司，县级的设僧会司，大体上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特例，湖南衡山县破格设省级的僧纲司。那么，这些僧务机构都在哪儿办公呢？不是县衙府衙，而是在寺院之内。 这就是说，地方寺院有政府派来的官员。 那么，我们看一看五台山的情况，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五次“巡幸五台山”，此地俨然是半个皇家寺庙基地。大家可以想一想，五台山这么重要的皇家寺庙群，有哪个官员敢大着胆子收留外来僧人？另外，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细节，仓央嘉措“死”于1706年，1710年康熙皇帝还到五台山旅游，这是第五次了，看起来这老头儿很喜欢这地方，那么，谁能说准皇帝什么时候再来？会有寺庙敢收来历不明的人吗？ 这也就是仓央嘉措不敢来的原因，正常来说，他这种经历的人应该藏到乡野之间，隐姓埋名地躲一辈子好了，难道他还敢跑到中原腹地、尤其是五台山这样显眼的地方？另外，我估计他的汉语也不怎么灵光，而且我也可以大胆地猜测，五台山很可能有见过他的人，他到五台山来要么引人生疑，要么被人发现。 这是“五台山隐居说”，就分析到这儿了，不再展开了。 接下来看看“五台山囚禁说”，我的结论是，不能说一点都不可信，但可信度确实不高，至少，囚禁在五台山是不足信的。 首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仓央嘉措被顺利押解到北京，并见到康熙皇帝，康熙对他的处理有几种方案？ 第一，杀；第二，囚禁；第三，放回去。 我的分析结果是，康熙必然要放，前两种方案，他绝不会选，这一点我在分析“阿拉善说”时会详细阐述，非常复杂，涉及到当时西藏、青海、回部和清政府的四方五派的政治关系，也涉及到当时清政府的西部政策，此处不展开了。 其次，即使是对外宣称仓央嘉措已经死在青海，从政治舞台上消除这一号，康熙也不大可能将他秘密囚禁在五台山，若说囚禁在圆明园、景山或者避暑山庄，这反倒靠点谱儿。 这是因为，至少在顺治皇帝派阿旺老藏（也就是康熙皇帝赐号的“清凉老人”）任“总理五台山番汉喇嘛”之前，五台山已经开始了汉、蒙、藏三族共建的局面，康熙时期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庙已经不少。 那么，接续前面所说的，五台山也许有人曾见过仓央嘉措，这人或许是西藏派过来的，或许是曾进藏朝见过活佛的，比如，仓央嘉措坐床的时候，章嘉国师可是亲自去的，他不会没有随从吧？这些人最可能的常驻寺庙我认为就是五台山，有人或许会说怎么不是北京呢，那不还有雍和宫、黄寺或者承德吗？咱别开这样的玩笑哈，我说的是康熙朝的事儿，那时候中原的藏传佛教寺庙可没那么多的分号。 五台山这么多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僧人，您说，康熙把仓央嘉措囚禁在这儿，不怕出事儿？咱就退一步来说，仓央嘉措和康熙达成某种政治交易，打死也不说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人们见到一个会说藏语的陌生僧人，难道不会生疑？ 况且，如果此说成立，虽然清宫档案可以销毁记录，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至少应该存在两类野史材料：一，某大臣对康熙囚禁仓央嘉措事件的笔记，二，某个五台山喇嘛对仓央嘉措的回忆录。然而，即使这样的野史，现在也没有发现，更别提仓央嘉措用过的东西这样的物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