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利禄之前保持“谦抑”，而不是“骄狂”，是美德，事实上，也是智慧。儒学论“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之中的“智”，就包括了“谦抑”的智慧。道理浅显，但践行者不多。所以，史上无数“满招损”的故实，依然挽救不了现世的骄狂之败。考古今之“谦抑”，不得少时庭训谕导，必得幸遇圣贤教化。没有此等经历、阅历，寒酸措大骤然富贵，人性中陡然而起的贪欲往往在“节制”与“当位”缺席之际，自我膨胀而“骄狂”，于是，败德而后败身……王旦警觉者在此。他的“忧惧”源于对人性贪欲的“节制”，而在自省中，复归于“当位”，圣贤应当静居的位置。　　但他对财富需求的节制，也因为他懂得民生不易。　　传统道义中，节俭，尤其是官员的节俭，具有“民生”的意义。有记载说，朝廷经常会有赐予，而赐予的财帛器物，往往就由有司派员直接送到府上。而王府家人得到这类宫廷赏赐后，喜欢在大厅中迤逦摆开，慢慢欣赏。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旦不愿意拂逆；但他不愿意像个守财奴一般，点检、看视。有一次，他闭上眼睛，听凭家人欣赏，自己叹息道：“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于是，他在朝官外放时，总不忘当面训诫他们：爱惜民力。　　到了垂暮之年，正是老人贪财的年龄时段，但他有一次面临真宗皇帝给他的巨额赏赐，上表谢绝了。表章中说：“已恨多藏，况无用处？”臣已经很遗憾，家资太多了，何况这类赐予，对臣没有什么用处。真宗不允，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他平时自奉非常俭约，吃的、喝的都不多，史称“饮啖全少”“清苦如此”。　　不信“怪力乱神”　　王旦，在真宗朝执政十八年，为相十二年。“天书”降临时，他是总管，天书仪仗使；封禅大典时，他是总管，大礼使；玉清昭应宫建成时，他也是总管，玉清昭应宫使。他从头参与了真宗一朝“神道设教”活动。天禧元年（1017）因为病重罢相，但以太尉职务继续掌领玉清昭应宫使。当年深秋，王旦病逝，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文贞。文贞，与文正相近，都属于一等一的谥号。有人认为王旦谥号是“文正”，误。是因为初谥“文贞”，但他死后，宋仁宗践祚，与仁宗名“赵祯”犯讳，故在书写时改为“文正”。　　王旦临终时最后悔的事，就是未能阻止真宗“神道设教”系列行为。　　王旦病重，真宗亲手调制汤药给他，派内侍一天到王府三四次来探望，给他送来宫中的山药粥。王旦告诫子弟说：“咱们老王家，一向盛名清德，你们应致力于俭朴，以此保守门风，不要过于奢侈。我死后，不要厚葬，黄金财宝不得入棺。”王旦留给家人最后一句话是：“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王旦非常后悔参与从“天书”开始的一系列“怪力乱神”活动，这些都与他受过的圣贤教育相距太远。所以，想用死后削发，按照僧道模样入殓，来消除俗世罪愆。但是后来儿子听从了时贤的意见，没有这么做。　　王旦不信“怪力乱神”。当初，他中进士及第后，出任平江（今属湖南）知县。据说，当地官舍一直有怪物占据，而且还时常弄些恶作剧出来，使人无法居住。王旦到任前一晚，看守官舍的官员听见群鬼呼啸，说：“相公到了，我等该避开离去啦！”据说从此怪物绝迹。　　这类传说映射出的，不仅仅是“以正压邪”的评价，也包含了对王旦不信“怪力乱神”的清醒认识。　　王旦做事谨慎，对人也很有一点识别能力，往往有预见。　　大中祥符五年（1012）时，真宗曾经梦见赵氏始祖赵玄朗，据说他是“人皇”九人中的一人，曾经转世为轩辕黄帝；到了后唐时，奉玉皇大帝之命，赵玄朗于七月一日再次降世，主管赵氏家族，总治下界。于是，赵玄朗被真宗封为“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为此，“玄朗”二字还成为后来的汉字避讳，名将杨延朗就为此改名为杨延昭。赵玄朗的夫人也被真宗追尊为“元天大圣后”。即将建成的玉清昭应宫，主要是奉祀玉皇大帝和“天书”，它的后殿，就成为祭祀赵玄朗的正殿。但为了崇奉这位“圣祖”，特意在兖州界的曲阜附近建造景灵宫，祭祀轩辕黄帝也即圣祖赵玄朗。　　王旦，就出任“景灵宫朝修使”，负责到兖州去监修景灵宫宫观。　　与王旦同行者为宦官周怀政。此人乃是真宗朝最重要的大宦官，精明果敢。他在后来真宗病重时，联系当朝重臣杨崇勋、杨怀吉，密谋刺杀佞臣丁谓，拥立仁宗皇帝，奉真宗为太上皇，最后事泄，被杀。　　王旦很可能预感到了此人气场的某种危险性，或者也因为他是一个宦官，不愿意落一个“交结内侍”的污名，所以，一路上对他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姿态，不做私人情感联络。周怀政倒是很愿意结交这位名动天下的宰辅，所以有时候会找由头“请见”。王旦得到门人通报，就要随从们都来陪见，而且他会在后堂一本正经冠带整齐，等随从们都到了，他才出来到大厅接见周怀政。　　人们都认为王旦这种以礼相见、不通私情的做法有点过。但是后来周怀政“谋逆”事发，人们才意识到王旦的深谋远虑和识人之明。　　与危险的人、倒运的人、小人相处，都需要特殊的智慧。王旦此案，可以给予涉世不深的君子以启发。　　王旦虽然不及李沆那般富有洞察力，但对人的识别也超越流俗甚远。　　他的好友大才子杨亿，有一次论及正在风头上的丁谓。王旦说：“丁谓才能不凡，但治理朝政之道就未必。将来他居于高位，如果有德者能帮助他，可以保终身吉祥；如果他独揽大权，必为自身牵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旦的预见性。　　王旦厌恶丁谓，对他耗费公帑，推动玉清昭应宫的建设，更心怀不满，但碍于真宗“神道设教”的“总体设计”，他无法中止此事，并且还要跟着一块推动，因此，内心极为郁闷。到了玉清昭应宫建成，丁谓令人准备酒食在宫观门前的帐幕中，为游人免费提供。但游人越来越多，负责饮食的官员备下的各类免费食品质量很差，史称“多薄恶，不可食”。于是有人到丁谓这里来投诉。　　丁谓就到相府宰辅办公室向王旦请示应该怎么办。　　丁谓说了一遍，王旦不答。　　再说，还是不答。　　连说三四遍，王旦就是不答。　　丁谓此时已经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只比王旦官低一级，他见王旦如此“傲慢”，不禁鼓勇变色，质问王旦：“相公何以不答？”　　王旦这才徐徐回他：“此地不是与人理会馒头夹子处。”　　中书省、政事堂，这个地方是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不是跟人讨论馒头、夹子、二锅头的地方。　　丁谓对王旦怀恨在心，多次败坏王旦。　　但是王旦德高望重，丁谓要扳动王旦，还没有可能。丁谓也是权谋家，王旦直道而行，要抑制丁谓，也有难度。最后让丁谓倒霉，替王旦扳倒丁谓的，是另一位谋略家，王曾。这是后话。　　祸害大宋的“五鬼”　　丁谓并不是邪恶之徒，此人治国有术，关注民生，也忠心耿耿；但他在史上的地位，以及史家的评价，却很低。　　他是大宋帝国第二十位宰相。与他先后出任宰相的王钦若一样，也是南方人。前此十八位宰相都是北方人。地域不同，是否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是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宋太祖似不相信南方人，所以他有遗训：“不得令南人为相。”但真宗不信这个，他越过了太祖的这一道“家法”，连续任命两位“南人”为相。真宗以后的大宋，南人为相的数量超过了北人。事实应该是，自从真宗之后，太祖“遗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令人讶异的是，真宗朝这两位“南人”，加上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时人虐称为祸害大宋的“五鬼”。似乎证实了太祖“遗训”的“远见”。　　事实是否如此？　　称之为“五鬼”的“时人”其实乃是“士人”，更具体说，它源于名相王曾的一次奏言。但因为王曾后来的影响力不下于王旦，故“五鬼”说得到了有效传播。但是，当我进入史料中检点这五位大宋名臣时发现，“五鬼”这种评价，作为贬称、严论、“春秋笔法”，可能狠了点。　　财务次官林特　　且说林特。　　林特出生在今天的福建，年少时聪明好学，曾在十岁时带着文章觐见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很惊奇，当场出题让他作赋，林特顺利完成。于是被授命为兰台校书郎。进入大宋后，太宗时做到大理寺丞和陇州（今属陕西）通判。名相吕蒙正欣赏他，推荐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真宗朝时，有一位财政官员管理陕西盐政，有制度变革，地方褒贬不一。真宗就命林特调查此事并给出意见。林特送上来的报告认为：制度变革不佳，既不利民又不利国，请恢复旧制。真宗欣赏这个意见，擢升了他的官职。他在后来管理茶政时，又据实情做了制度调整，让宋代的茶税每年增加收入百余万。　　林特从此进入大宋帝国的财政官员系统，成为丁谓的副手，在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他都是跟随銮驾的财务次官。　　工作中，他发现了丁谓的才干，出于内心的尊敬，他每次见到丁谓一定要施拜见礼，一天之中有时要见三次，每见一次就要拜见一次。这种毕恭毕敬被后人称之为“巴结”。丁谓得到知音，也很受用，于是对待林特也很关爱，总是在真宗面前推举他、表彰他。　　王钦若颈上有个大肉瘤，人称“瘿相”；丁谓则长相很猥琐，像个猴子；林特更是身体瘦弱，弱不禁风。这几个人都是一副病态样子，却个个才华出众。林特精敏，做事称职，丁谓几乎离不开他。而林特虽然病弱，却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每天伏案工作，对大宋财政状况了如指掌。真宗也很欣赏他。但史称此人“天性邪险，善附会”，与丁谓、王钦若结为“朋党”，对不满意的人物，就有了小动作。真宗有时要向林特咨询朝廷大事，他们几人就借此机会巧妙地诋毁中伤同僚，为人所惧怕，不知道他们会对皇上说些什么“谮毁之言”，于是，朝中有了“忧谗畏讥”之象。　　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杨亿，乃是当朝一等一的大才子，而王钦若、陈彭年也是不遑多让的才气纵横之人，互相间不免有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杨亿从一开始就反对“神道设教”，虽然后来也参与，但那是不得已的违心介入。他与“五鬼”的对头寇准、王旦又是好友，这就让王钦若一伙儿对他有了不满。有记录说，杨亿做翰林时，曾有“新幸近臣”试图拉他入伙，对他说：“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意思就是要知道隐幽之秘，也要知道明显之势；知道该低头时低头，该耿直时耿直。　　这是要他懂得进退之道，争取跟“我们”做成“同党”。但读过圣贤书的杨亿不吃这一套，于是“正色厉声”回答他们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人是没有羞耻没有仁心，不敬畏天道不施行正义的。　　这位“新幸近臣”没有留下名姓，但应该就是士林“春秋笔法”下的所谓“五鬼”之一，而林特也在其中。　　根据后来的事实推演，可以知道，杨亿遭遇了反对力量的“倒杨”运动。　　说有一天，杨亿在学士院值班，忽然夜里被真宗召见，来到一个小阁。见面后，吃茶，很私密地聊了会儿天，真宗拿出几箧文稿来给杨亿看。杨亿看时，都是真宗手迹。随后，真宗静静说道：“爱卿认识朕的手迹，你看看，这些文件，都是朕亲自起草的，可没有让他人代笔啊！”　　很显然，有人在真宗前进了“谮毁之言”，大意应该就是杨亿认为宫禁传出的旨令、诏书，很多都是他人代笔，真宗没有那文采，诸如此类。而真宗只是向杨亿证实一下：我赵恒也会写文章呢！　　说起来这事有点“孩子气”，但帝王有此举动，让敏感的文人不免心惊。本案真宗不计较，以后别的案子呢？那些“谮毁”者，还会有什么举动呢？莫测。这就是宫廷内耗中，进谗言的基本模式。　　如果“天性邪险”的林特参与了“倒杨”运动，这事可为做一注脚。但如果林特没有参与此事，则“五鬼”的标签安在他头上，可能不合实际。　　九尾狐陈彭年　　陈彭年是丁谓的另一位“死党”。　　他是江西人，也是一个爱读书、“幼而岐嶷”的神童，而且是独子。母亲疼爱他，不让他夜里读书，他就设法在密室遮住油灯偷偷读，常常读书到天亮。显然，这个孩子对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关心治道，十三岁时写下讨论天下大事的《皇纲论》。江西在南唐管辖之下，后主李煜听说他的事迹后，就召他入宫陪伴皇子读书、交游。进入大宋后，他跟从著名学者徐铉修习“小学”，也即“文字学”。后来他著有《大宋重修广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音韵学专著之一。　　他才华太出众了，因此两次科举都被黜落，原因是他曾写诗讥讽时贤和人事，主考认为此人年纪轻轻太轻浮。科考时正赶上京城喜庆，有聚会宴饮，他骑着驴，从东华门到城墙下，一边走一边吟诵作赋，就像当年王勃在众目睽睽下书写《滕王阁序》，一句句被人接力书写传递，短短的一段路，居然成赋数千言。此事在考生中传为佳话。　　第三次考中进士后，好容易做了小官，但因为受某案牵连又被罢官。直到真宗践祚，他才渐渐做了朝官和知州。　　陈彭年也是一个颇有“社稷臣”格局的人物。　　真宗朝时，居安思危的臣辅们大多能在繁华的背后看到国家弊端。就像西方不乏“理性批判”的知识分子一样，大宋帝国也总是不缺乏批评朝纲的人物。陈彭年也在这个谱系中。　　他看到了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五条“改革措施”，包括官员铨选、慎择法吏、简化格令、汰省冗员、公开选举等，都能切中时弊。　　他与真宗还一起探讨儒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至于真宗提出了“君之难为，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的观点。国家领袖对不同意见，首先是和气倾听，而后是选择性接受；国家精英对天下之弊，首先是忠诚进言，而后是直道而行。这类局面，从太祖以来就开始推演，历代不乏“明君”与“贤臣”反复讲述，互相戒惕，几乎成为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优良传统。陈彭年为了使真宗这个意见足以训诫后人，就鼓励真宗写成两篇文字《崇儒术》与《为君难为臣不易》。拿到这两篇御制后，他当即请求辅弼大臣，在国子监刻石永存。　　大儒杜镐也看出陈彭年学识渊博，就推荐他进入崇文院，修《起居注》，更与王钦若等人一起修《册府元龟》。　　后来，他在主持贡举时，还提出了“糊名制”，就是将考生考卷的籍贯姓名等个人资料做“弥封”处理后，再交文员誊录，然后交给主考官判卷。这样就从制度上避免了可能的科场舞弊。显然，这是实现公正的制度化规定。　　像林特一样，陈彭年也是个“工作狂”。他后来升入内阁，事务更为繁忙，以至于精疲力竭，衣服都会穿颠倒。他应该是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家中常年培植的石榴花他都一时忘记这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神道设教”以来，他从头到尾参与了“天书”“封禅”等活动。朝廷改元天禧时，他陪同真宗祭祀天地神祇，又祭祀“天书”、祭祀太庙，结果在走向太庙途中，晕眩倒地，不久病逝。这样的人物，怎么会被纳入“五鬼”之列呢？　　犹有意味的是，他不仅被人纳入“五鬼”，还有一个更糟的绰号——“九尾狐”，意思是说他“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不是国家祥瑞，又足以迷惑人心，诡计多端，高深莫测。　　那个不识自家庭院石榴花的公案，就被人解读出了另外的意义。记录者认为他被真宗信任，就竭尽忠诚和思虑，以求巩固这份恩宠。于是大力赞襄佞臣王钦若、丁谓之辈的“符瑞”运动，急求能够被重用。在他困思焦虑试图大展宏图之际，即使是寒暑燥湿都置之度外，一些儿感觉不到。所以有一天到了“休沐日”也即洗头洗澡的休假日——顺便说，宋代的公务员假日可能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各类假日五花八门，加在一起，每年约在百日以上——他洗漱完毕，在自家庭院转悠，忽见红英坠地，竟惊讶问家人：“这是什么花啊？”　　人告诉他：“石榴花也。”　　他更惊讶：“这个地方有石榴啊？”　　史称他“锐进专一如此”，一门心思想着能做一番大事业。　　但我是没有看出这个故实与“九尾狐”有何瓜葛关联。　　我也试图从野史记录上去搜寻他的“劣迹”，但发现的一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梦溪笔谈》《墨客挥犀》记录了他同一件事，说他博学书史，对礼制文献尤其熟悉。他在做太常卿职官时，有一次行仗的导驾走在了皇帝出行的黄土铺街的御道上，被有司制止。没有想到陈彭年很严肃地说：“自有典故。”我这走法是有典故有根据的。　　有司一见，想想他的渊博，估计是有典故，于是不敢再问，放过去了。　　这事是否有典有据不论，即使无典无据，此举也无非是大言欺世，强辩搪塞，不肯认错而已，距离“五鬼”“九尾狐”似还有距离。野史中很多皮里阳秋的指责，也不过是些猜测动机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　　考陈彭年一生形迹，应该是三件事得到士林不满。　　第一件事，陈彭年主持贡举制定科场条目。　　这事对推动科举公正自不待言，但也有弊端，就是对士子腾达的“荐举”通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寇准就是主张“荐举”人才重于科场考试的。王旦也有此类认识。他一生举荐人才不少，重要人才尤其不是科举能够得到的。因此，官员任命全赖科场，可能并非万全。事实上也不存在万全。在官员擢用方向上，各类制度都不过是“次优方案”。　　但就像寇准当年与人争执一样，王旦也看不惯陈彭年的这类“文牍主义”。　　有一次，陈彭年将拟定的《科场条目》呈给中书王旦审阅，王旦直接将文案丢在地上说：“翰林先生你做官才几天啊，就想要隔断天下进士吗？”　　陈彭年心高气傲，但对王旦还是敬畏三分，吓得惶恐而退。　　第二件事，陈彭年大力推进“神道设教”运动。　　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有一次就拿出陈彭年的文案给王旦看，王旦居然闭上眼睛，拿出一张纸将这文案遮住，表示根本就不想看。向敏中请求当朝宰辅看一看，过过目，万一有可取之处呢？　　王旦说：“不必看。无非就是要说兴建符瑞，以图进献罢了。”　　显然，王旦对“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参与，是不得已，已经很羞愧，并成为终生憾事；他人有此行径，必是躁竞图进无疑。于是不看。　　第三件事，陈彭年到真宗那里状告王旦。　　王旦在中书政事堂，做事直接负责，有文件拿来往往批示后就执行。这事在陈彭年和几位同事看来未免大权独揽，且不经请示皇帝就执行，未免独裁得可以。所以，在他参知政事之后，就向王旦提出了这个意见。　　王旦极为自信，只是对他们的批评表示感谢，但坚决不改。　　随后，这几位同僚就在向皇上奏事时，不退。　　等到王旦走后，真宗发现他们不走，就问：“你们有什么事，怎么不跟王旦在一起？”　　几个人就向皇上说了王旦不经皇上预览就批旨奉行的事。　　这事要是遇到秦始皇汉武帝明成祖清世宗，估计王旦危矣，但真宗对当朝宰辅的信任真是无以复加。他听后对这几个告状者说：“王旦在朝廷多年，朕知道他在政府，从无丝毫私欲所求。自从东封以后，朕已经告诉他一些小事可以独自裁定奉行。你们就去恭敬谨慎地奉行好了。”　　现在来看，这几件事都与王旦有关。没有办法，王旦在史上人望太高了，千秋之下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气场。陈彭年不幸与丁谓走得比较近，又没有得到王旦的尊敬，他还向皇上告状，这就有了“害人”的嫌疑。这些事，又加上他对“神道设教”事过于热心，试图经由这一场“怪力乱神”运动谋求事业宏图，结果就得到了士林的轻鄙。　　甚至几十年后，大宋士庶间居然开始流传一个故实，这个故实由宋英宗时的名流张舜民在他的《画墁录》中首先讲述。作者说，他在太学时，曾看到一个名叫陈逵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来卖书，这个孩子又冷又饿，几乎难以支撑，而陈逵带来的书也很一般。有人说：这个陈逵就是当年参知政事陈彭年的嫡孙。陈逵的父亲陈彦博做汀州太守时，因为贪渎败露，受了杖刑后，流放海岛，所以他的后代就这样落魄了。当时张舜民很年轻，不知道陈彭年的为人，后来见到一个名叫刘贡父的人，知道了陈彭年乃是“所谓‘九尾狐’者”，并认为这是陈氏作恶的报应，所谓“乃知天之报也不差”。据说后来陈逵更加贫困，就跟他的兄弟一起挖掘了祖父陈彭年的坟墓，取出随葬的金带，分了钱财，用以“抵罪”。　　讲述这个故实的人将陈彭年褒贬得一钱不值。但陈彭年究竟“恶”在哪里，实在看不出更多线索。就“春秋笔法”这个历史场域而言，将陈彭年列入“五鬼”，且赋予一个“九尾狐”的差评，可能有点冤。　　刘承珪修订“秤法”　　“五鬼”之一刘承规（本名刘承珪），江苏人。　　此人乃是一位宦官，地位相当高。他出入禁中，但更多工作却是负责外联，经常代表皇上意旨出京做事。太宗时，他甚至带过兵，率师屯驻定州接应大军。天雄军修筑城垒时，他也前往规划。西北兵力部署问题，他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真宗咸平六年（1003），契丹来犯，高阳关守军前往望都增援，失利，刘承珪前往按问，处理了几个失职的将军。景德二年（1005），宋军在瀛洲打败契丹，他前往核实，朝廷据此嘉奖了几个立功的将军。黄河决口时，他也曾奉命治河，有功。他还制定“茶法”，有《茶法条贯》呈给真宗。内藏库的管理制度，也在他任职时，有了制度规定，后来管理这个内库，都按照他制定的《内藏库须知》五卷执行。国家修《册府元龟》，他与王钦若、杨亿等人都是重要编修人。　　刘承珪最大的贡献是修订了“秤法”。这是优化度量衡的一个技术工作。太宗淳化年间，刘承珪时任内藏库崇仪使，在“详定秤法”中，做了极为细致的推演，将称量单位精密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有章有节的人物。　　他死后被赠为左骁卫上将军、镇江军节度使，谥号为“忠肃”。大中祥符七年（1014），玉清昭应宫建成后，他又被追赠为侍中。宫观中有太祖太宗二圣殿，真宗特下诏，要塑刘承珪的像，立在太宗像旁，接受祭祀。宦官得谥号，更在祖宗像旁同享祭祀，罕见。　　这样一个功臣，为何也被列入“五鬼”呢？　　原来，他也是在“神道设教”活动中配合丁谓，成为种种“怪力乱神”的主要推手之一。建造玉清昭应宫，敬奉“天书”、玉帝、赵玄朗、列祖列宗，这么“光荣”的工程，丁谓主持，刘承珪为副，二人都有“精益求精”之心，决计将史上罕见的这一超级大工程做到尽善尽美。而刘承珪比丁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花起国库的钱帛来，那种大手大脚，令知情者无不咋舌。工程中，他在现场督导，已经建成的屋舍，尽管已经有了金碧辉煌的模样，但如果他看到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不合格或不称意，就要毁掉，重新建造。下属二级主管根本不敢跟他理论费用问题。有材料记录说，宫观中的长生崇寿殿，内中的三座塑像，因为多次返工重塑，就用去了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即使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计算，也超过了一亿元。掌管内藏库，就这样挥霍，所有反对奢靡，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们无论如何是看不惯的。在后来的宰辅王曾那里，除了王旦，他人参与“神道设教”活动，挥霍国帑，几乎成为“原罪”，所以，他不客气地将刘承珪列入了“五鬼”。　　但这事从另外一个方向考察，等于他在追求工程质量，似不算太大的过错，更不是什么邪僻罪恶，与“鬼”是不搭不靠的。　　若从“动机”考察，他则是实心实意地效忠于帝国的人物。与真宗皇帝一样，他也有“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宅心仁厚之举，与帝国精英们一起，在推演太平天下的国家工程中，尽心尽力。　　他本来很精明，对部属的各类“鸡贼”小九九都看在眼里，了解他的人都很怕他，但他却以一颗“恕心”在慢慢软化这可能的戾气。甚至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他可以以一种个性化的智慧，向“情”倾斜。　　督造玉清昭应宫时，有一位铸铁工匠向他告发本监，说这位铸造监先后盗取黄铜几千斤，都暂时埋藏在地里。此事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监工必死，且连累不知多少人。刘承珪听罢，不动声色，令人秘密地将盗铜取走，归公，好像不曾发生这种事。工地一切照常。这位铸造监虽然没有受到追查，但他心中对刘副总管却更加畏惧，但同时也更加感激。　　整个宫观工程，就这样，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夜以继日，进度加快，人无怨言，原定十五年的大工程，结果只用了七年即告完工。　　“神道设教”活动中，封赏有功臣僚时，刘承珪功高，但他却谦逊地要求退休。真宗不允，还写了诗给他，敦勉他留下来，继续为帝国服务。　　这样的人物，列入“五鬼”，我是持有异议的。　　显然，“五鬼”是名相王曾的“创意”，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是沾了丁谓的晦气，所以史上有了如此并不靠谱的编排。　　肆　　真宗之死　　此刻皇上伸出五个手指，又加三个手指，颇费思量。而就是在这种“思量”中，史上就有了种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大宋帝国，即使“奸佞”如丁谓，也不期望看到这类风景。但是青萍之末已有风起，祸患很可能起于不可测度的某个微末节点。　　“神道设教”并未“祸民”反而“惠民”　　“五鬼”之中，丁谓比较复杂。这是一个史上褒贬参半的人物。理解大宋帝国的“神道设教”，就要理解真宗，理解王钦若，还要理解丁谓。他们三人，涵有了太多奇诡丰富而又理性清澈的信息符码，解读这些符码，可以最大限度地认识“澶渊之盟”以后的大宋帝国，以及中原的精神世界、政治生态，甚至，认识人的多重变异性格与面目。　　“神道设教”运动中，丁谓与王钦若先后为相，二人都在心照不宣地“献瑞”。王钦若是始作俑者，“功”高盖世，丁谓应该明了这一格局，于是紧随其后，不断地花样翻新，将一个个“祥瑞”上奏真宗。如果说真宗赵恒是“神道设教”运动的主角，王钦若就是运动的首倡者，而丁谓，则是运动的后期推手。　　当真宗犹豫不决，担心此一运动将动用太多国帑时，丁谓奉上了“大计有余”的定心丸，鼓舞了真宗的决心，催动了真宗的行动步伐；更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完善了运动的细节，让更多“祥瑞”也即“怪力乱神”频频出现在帝国记录中，欺骗天、欺骗地、欺骗士庶、欺骗君主，也欺骗自己。帝国在一片巫术与谎言交织的格局下，走入了前所未有的癫狂。这是任何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史家人物不愿意给予丁谓正面评价的主要原因。　　大中祥符五年（1012）六月壬子日，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上言，说正在修建中的“天书阁”前面，水池上面，桥梁栏板间的望柱忽然腾起“真气”一千多条，黄白相间。望柱似乎有了生命，又吐出银丝一般的白光，上有轻轻的白云覆盖。正观察时，忽然变成了五色云。　　这一“祥瑞”汇报给真宗，真宗高兴得专门做了《瑞应》诗，赐给群臣。　　玉清昭应宫，主要功能是祭祀，祭祀的主神是玉皇大帝，其次还有圣祖赵玄朗以及太祖太宗，“天书”也要在此祭祀。正殿要造像，最初令江淮发运使李溥在江南各地寻访巧匠，得到杭州工匠张文昱等人，就在建安军（今属江苏仪征市）西北小山建造一个冶炼场，由李溥管理。一年多以后，李溥上奏，说冶炼场有“神雀”“异光”“庆云”等“祥瑞”。真宗就令丁谓驰往建安军建坛答谢天地神祇、宴犒江淮官民、赏赐役夫缗钱。丁谓随后即与李溥“相为表里”——丁谓在朝廷，李溥在地方——开始搜寻奇木怪石以丰富玉清昭应宫；更招揽东南巧匠以附会真宗潜意识。为了让真宗信任李溥，丁谓向真宗汇报，说李溥自从领受冶炼道场之职务后，一直在坚持吃素。真宗很高兴，下诏嘉奖。　　玉皇大帝、圣祖、太祖、太宗四尊神像铸成，由四艘巨舟从建安军运往汴梁西北玉清昭应宫，那种舟船的豪华、庄严，一路上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巨，宋代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我在这里要为宋真宗和朝臣包括丁谓在内，不怕重复地说句公道话：在运送神像以及所有的“神道设教”活动中，大宋都没有“加赋”征调，更没有“摊派”聚敛，相反，总是为了上报天恩，多次为地方蠲免赋税，哪里有活动，就在哪里蠲免。有时蠲免夏税，有时蠲免秋税，有时两税皆免；有时蠲免部分，有时蠲免全年。除此之外，还常常给活动主场地区和车驾经由地区的士庶、役夫、工匠赏赐，有时赏赐器物，有时赏赐钱帛，有时赏赐粮米。蠲免的数额极大，以至于财政管理者丁谓都觉得吃不消，担心国库钱帛捉襟见肘，但真宗坚持民生理念，坚决蠲免；赏赐的数额更高，但真宗仍然坚持赏赐，先后“返还”于民间的钱帛，巨亿不止。所以，就“民生”这个主题而言，“神道设教”整场运动，不但没有“祸民”，反而是在“惠民”。　　“祀汾阴”的回程路上，真宗在洛阳附近的巩县祭拜了太祖太宗和赵氏祖先的陵墓。离开洛阳向汴梁走时，他对辅臣说：“顷者朝陵，车舆所过，并从官给，其不得已，或假借于州县。朕潜遣使询访民间，皆云无所搔扰，此甚慰朕心也。”　　这几天朝拜祖陵，车驾所过之处的钱帛财力需求，都从国库调用，遇到不得已的时候，偶尔向附近州县假借。朕担心因此而有聚敛摊派行为，于是暗中派出使者去寻访民间，得到的回馈是：都说没有官方骚扰。这是很让我欣慰的事。　　王旦说：“朝廷每举大礼，或议巡幸，闾阎小民，无不搔动。比闻群情妥贴，信不扰所至。”朝廷每次准备举行大典，或者讨论巡幸大事，黎民百姓受五代乱世影响，以为又会骚扰民间，因此总有不安。但是臣等得到群情安定、秩序井然的报告，相信这就是我们没有骚扰民间的结果。　　王钦若说：“车驾所至，民但忻闻舆马之声，鼓舞道路，岂复有所劳扰耶？”皇上所到之处，黎民听到车马之声，人人高兴，在道路上围观跟随，欢欣鼓舞，哪里有劳烦骚扰民间的举动？　　“神道设教”活动中，“劳民”是“劳民”，但是有报酬；“伤财”是“伤财”，但是民间很安静。没有了战争，国家税收，大多用在了“神道设教”中。钱帛如流水，从民间流向左藏库，再从左藏库流回民间。所以，大宋帝国的“好大喜功”，修宫观、做大典，与传统中“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类，是两种性质。大宋是“市场行为”，所有的劳役、器物，皆来自购买。基本都由三司从国库支取；国库暂时不足，就从内藏库假借；车驾在路，一时经费不足，动用地方财政，也是“假借”行为，而不是摊派。大宋帝国，不是掠夺集团，不会借着“崇高”旗帜巧取豪夺。这也是真宗一朝弄出这么大动静，却没有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位被“天下目为奸邪”的财政总长，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丁谓，依仗着对国家财政的熟悉，有效控制住预算，将这场“游戏”一直陪到了真宗晚年。总评一句就是：花钱不少，动静极大，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无事。　　冒险入溪蛮营寨　　丁谓在真宗朝先后出任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工、刑、兵三部尚书，最后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宰相之职。但还同时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子少师，封为晋国公，故史称“晋公”。丁谓成为大宋帝国权势极重的第一宰辅。　　他算是平江军（今属江苏苏州）人，督造玉清昭应宫之后，命为平江军节度使，这就等于“衣锦还乡”了。真宗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回报给真宗的就是尽心竭力。　　考大宋诸相，丁谓的才艺也是出类拔萃的。他通晓天象，明了占卜，士人的雅玩琴棋书画诗词音律之类，他也可以信手拈来，文章写得也棒，时人认为可以上追韩柳（韩愈、柳宗元），有“今之巨儒”之美誉。　　他的诗学杜甫，对杜甫留下的诗篇很多都能背诵。一次，真宗问诸位：“唐代的酒，卖什么价啊？”　　别人一时答不上，丁谓脱口而出：“每斗三百钱。”　　问他何以知之。　　丁谓说：“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这类“急智”，他一生多有。　　某日，真宗臣仆们在后苑赏花钓鱼，一些莺鸟见车驾来到，纷纷穿过花丛飞走，鱼也久久不来上钩。真宗大约在内心以此境卜算某事，钓不上来鱼，不免气馁。　　丁谓笑着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　　真宗见他这两句诗道着眼前景、当下情，很高兴，欣赏玩味了很久。　　丁谓不仅是个才子，他还是个懂大局、善于处理复杂局面的政治家。　　太宗时，峡路（今属四川东部，治所在夔州，为北宋省级行政单位）往往有“蛮族”起事，丁谓以太常博士身份前往察访、监察、奏报，“体量公事”。到任后，他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反复晓谕，最后兵不血刃，平定地方。　　真宗践祚后不久，咸平三年（1000），益州（巴蜀）有王均之乱。而地方更有小股边民乘机作乱，可是此际北部契丹正在与大宋展开“五年战争”。形势一时有了莫测的风险。　　靠近川东的高州（今属湖北宣恩县），五代时曾有一位名叫田景迁的溪蛮人在此创建割据势力，也算一方藩镇，名义上属于后蜀，但后蜀的军事力量达不到此地，于是田景迁乐得做了多年土皇上。归宋之后，太祖赵匡胤对此地施行“羁縻”政策，田景迁死后，其子田彦伊承袭父职，为高州刺史。　　真宗时，依旧对此地施行“羁縻”政策。但这时，王均之乱正在势头上，高州附近几个州郡以担心贼军战火东播为由，召集数州兵众并高州溪蛮子弟预先做出战略“捍御”姿态。“捍御”不过是对外的理由，事实是，田氏所据之地的食用盐一直需要四川井盐供给，但川盐管理的地方官员制定盐税过重，致使盐民流离，川盐产量下降，无法外供。而朝廷又同意了川盐暂不外供的请求。地方无盐，士民恐慌。田彦伊于是请命朝廷，但朝廷并未重视他的意见，田彦伊无奈，不惜顶上“叛逆”罪名，率众掠夺。一股武装起来的军人不仅需要食盐，也需要解决财政问题，他们匆促之间无法从事生产积累，就像古今各路盗匪一样，只好开始劫掠生涯。　　真宗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派出夔州转运使丁谓来解决问题。　　丁谓认为田氏归附大宋已经近四十年，似乎没有据此偏僻一方谋夺天下的道理；而食盐问题，也应有解决之道。于是，他先到施州（今属湖北恩施），找地方官员寇瑊开始调查，并研究和平解决办法。调查中，丁谓得知：多年以来，夔州、万州的军饷从外地转运，道路险峻，很是艰苦。　　寇瑊顺势提出一个“和籴之法”，也即由高州向夔州、万州转运粮草，以盐作为补偿，如此，兵食皆足。　　丁谓大加赞赏，高州距离夔州、万州不远，等于就地转运粮草，方便多了！再恢复川盐生产，调剂给高州，岂不万事大吉？　　办法奏报朝廷后，真宗同意。丁谓于是冒险进入溪蛮营寨，赠给他们从朝廷带来的锦袍、银帛，并与田彦伊开始谈判，很耐心也很诚恳地向他讲述了“祸福之道”和解决办法，并肯定地告诉他：“诏赦不杀。”　　田彦伊被丁谓感化，哭泣着宣誓：世世代代供奉粮草，不敢怠慢。丁谓还与他刻石为盟，这个柱形石碑就立在溪蛮与中原之交界处。刻石上还有皇上手谕的几个字：“以粮易盐”。史称“咸平石柱”。　　田彦伊还派出他的儿子田承宝到朝廷贡献方物，自言“不敢犯边”。不久，田彦伊死后，田承宝还率领地方头目官族共一百二十二人，上表归附朝廷。真宗下诏，允许入朝，赐给器币冠带之外，任命田承宝为管辖区域之内的“九溪十洞抚谕都监”。至此，高州取消世袭制，正式处于大宋帝国的郡县制度管辖之下。　　高州无事，归并大宋，丁谓为帝国保住了一方平安。此功不小，于是，夔州路转运使、工部员外郎、直史馆丁谓，得到朝廷嘉奖，再加刑部员外郎，赐白金三百两。　　但是西南边境，还是有别的部落起事，丁谓与地方剿抚并用，慢慢平息了一些小规模“叛乱”。　　真宗有一次手诏问丁谓：如何可得边防久远安宁？　　丁谓上言道：“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静为胜。凡所制置，一依前后诏条，则群蛮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诛矣。”　　如果朝廷所委任的边防官，不好大喜功，不打造政绩，实行无为而治、清静之法；凡是已有的制度，都依照前后的规定去做，那么当地土著就一定不敢抵抗朝令，狂妄地自寻死路。　　我欣赏丁谓这个意见，真宗也欣赏，史称“上然之”，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景德免税记录　　丁谓对帝国的一大贡献是整顿国家税收。　　当时的粮赋虽然承袭唐两税制而来，但人口变动大，粮食单位产量不一，地方官员的征收标准不同，往往就在随意性中增加了农户的负担。丁谓出任三司使之后，与几位财经官员，经由调查，将每户的税收条目和臣民反映上来的农田利弊分析，以及皇帝批示的敕令意见，编成书，命为《景德农田敕》五卷。　　真宗看后，诏令雕版颁行，以此规范赋税制度。此书，事实上成为真宗朝征调农赋的“案例法”汇编，史称“民间咸以为便”，民间都认为从此以后纳税有章可循，很方便。　　不止于此。丁谓还上奏说：　　“景德三年，新收纳税户332998户，流移者4150户，总旧实管7417570户，16280254口；比咸平六年计增553410户，2002214口。农户赋税总收入63731229贯、石、匹、斤。此数比咸平六年计增3465209。期望降诏，自今以后，以咸平六年户口赋税收入的比例为标准额度，每年在此基础上比较赋税浮动的幅度。然后，将收入总额报到史馆留存档案。”　　按此数据，咸平六年（1003）人均缴税额度为4.22贯左右。而景德三年（1006），人均缴税额度为3.91贯左右。　　这样算下来，咸平六年之后，农户的负担人均轻了不少。但丁谓知道，咸平六年的赋税均额并不高，之所以后来人均缴税额度降低，事实上是连续蠲免的结果，不可作为常法。　　景德三年，有很多免除赋税的记录。　　“人赉钱（赠钱）两万，给复（免除赋税）三年。”　　“诏缘边归民（归附大宋的边民）给复三年。”　　“免随州光化县民贷粮二千石，已纳者复给之。”　　“免升州江宁县柴荻务（柴薪场务所）所欠咸平四年已前租课钱物二十八万。”　　“免简州居民造舍所输竹木税钱，每岁四百三十余贯。”　　“诏地课钱特免一万贯。”　　“诏东、西两川商税盐酒课利（专卖税费）所纳二分金宜罢之。”　　“除两浙州军税鹅鸭年额钱。”　　“令京城税炭场，自今抽税特减十之三。”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关右自不禁解盐已来，计司以卖盐年额钱分配永兴、同、华、耀四州军，而永兴最多，于民不便，请减十分之四。诏悉除之。”　　……　　除此之外，真宗皇帝在景德三年的仁政还有：夔州路有人上奏，说居民占了官用土地，可以每年收纳“地课钱”二万三千贯；诏下：免一万贯。又奏夔州城中创建官舍侵占了民田，诏下：所侵占的民田数额多少，要尽快报上来，侵占部分要免除租赋，另外还要将这部分私田按照市场价格给农民土地补偿费。　　下诏：沿黄河两岸役使的工匠、兵匠，从今后，除了每人发给“月廪”也即月薪之外，还要“别给口粮”，即每日津贴。　　下诏：诸州“职田”招募的佃农，如果有灾伤，也如普通农户一样，要照例蠲免租税。　　“五鬼”中的林特、刘承珪曾经管理茶税，并厘定了一个茶叶等级和收茶标准。这种“条制”，应该也是标准化作业的制度性规定，但史称“过为严急”，也即标准极为精细、严格。茶农雇佣没有采茶经验的贫民采茶，可能因为茶叶质量问题跟不上，就被二位官员斥退。　　真宗听闻这个事之后，大为不满，对宰辅说：“茶农采撷茶叶，肯定需要人力啊。他们采来的茶叶如果符合等级，就给人家茶钱，不符合等级的，也不必让他们私卖，也都纳入官买。如果一切都特别精细，岂不伤了茶园茶户？再说他们雇佣采茶的人，大多都是贫民，如果不允许他们采茶，没有了收入，哪里知道他们会不会聚为寇盗呢？这种事，要马上重新衡定裁损规章制度，一定要让制度方便、有济于民。”　　……　　天下目为奸邪　　丁谓作为帝国财政总管，心中自有一本账，他在比较咸平六年和景德三年的数据后，以咸平六年而不以景德三年为准，是合理的。他没有一力减免税赋讨好真宗，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赋税常法为据，厘定税制，政治正确。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时人一个评价：“天下目为奸邪”。　　为何？　　考丁谓一生，被人“目为奸邪”之由，约略可因如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否要做一场“神道设教”之政治游戏，真宗心思未定，尤其担忧动用钱帛太多影响国计民生之际，丁谓怂恿他：“大计有余。”国家有的是钱帛，花不完。从此，“神道设教”开始了。　　第二件事。“神道设教”活动中最大的一场土木工程，玉清昭应宫，是否应该建设？当真宗犹豫之际，丁谓再一次怂恿他：“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陛下拥有天下的财富，建造一个宫观祭祀上帝，并因此而祈祷上天早降皇嗣，有何不可？群臣如果有阻挠此事的人，臣愿意跟他们辩论辩论。果然，此议一出，无人敢言。宰辅王旦开始给真宗上“密疏”，主张停止玉清昭应宫的建设，真宗将这番话一说，王旦也不敢再劝谏了。于是，动用国帑上亿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但这个工程得到史上“清流”人物的不断攻讦。　　丁谓做“玉清昭应宫使”，担任工程总监、总指挥、总设计师时，曾在斋厅宴请僚属，内中有一位后来享有大名的人物，知制诰夏竦。　　宴会中，有杂技戏法演员来助兴，无非舞弄拂尘、瓷碗，就地搬运、挪移，变幻手法，吞吐珠丸之类。丁谓看得高兴，就对夏竦说：“古来还没有歌咏这类杂耍的诗，舍人先生，可以作一篇。”　　夏竦也是才子，即席赋诗道：　　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　　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　　这意思说的是杂耍，暗中所指却是丁谓遮藏自家迎合上意的曲折心思，不惜花费金钱来做这么大一个工程，造假，讨好君王。但你就像庭下那位变戏法的，自以为别人不知道他的手法，其实旁观者看得很清楚。　　史称丁谓“览读变色”。　　丁谓尚禨祥　　但是夏竦认为丁谓造假，即不相信“神道”事，可能不是真判断。史称丁谓“最尚禨祥”。所谓“禨祥”，就是今人所谓的“迷信活动”，观察变异，寻觅先兆，趋吉避凶，祈禳求福，诸如此类。　　古有所谓“镜听”占卜法，一般在岁末或岁首一天的夜里，用一个勺子放在水上，祷祝后，轻转，看勺柄所指方向，然后抱着镜子出门，悄悄地听路人所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做的事的“兆头”。但丁谓几乎是天天玩“镜听”，而且自搞发明创造，就像信养生的老人往往自己发明一套养生操一样，每天叩齿66下，甩臂48下，踢腿27下，转腰108下……丁谓的发明是：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听庭外鸟叫，吉凶变化都在鸟叫的频次中。又常常夜观灯芯，看火花变化，试图从中推出吉凶兆头，犹如吉卜赛人看水晶球。每天出门，要密听路人的第一句话说啥；每天归邸，也要密听路人的第一句话说啥。　　他这类“尚禨祥”的心理被时人所知，结果还被人利用了一次。　　有一个无赖名叫于庆，贫寒而不能自立，冻馁中，向一个落第的老儒求计。老儒说：“你要想自振，改变命运，必须改名才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你将来得志，不要忘了我。”于庆答应，拜听，于是，“于庆”不存在了，改做了“丁宜禄”。然后老儒让他投身到丁谓门下做杂役。　　丁谓一听他的姓名“丁宜禄”，大喜，收入门下。　　巧的是，不久丁谓果然拜相。随后，丁宜禄也享有了不可思议的富贵，做到一个大郡的太守。老儒也得到了引见。　　“宜禄”，就是“应该享有官禄”的意思，这是汉代以来宰相府的仆人常常被人呼叫的吉祥名字。老儒深通此道，丁谓读书渊博，一见姓“丁”的“宜禄”来投，以为天降头彩。　　丁谓信这类东西。　　但夏竦说他“遮藏巧便百千般”，也不是捕风捉影。丁谓确有遮藏真实意图，耍动心机以求一逞的阴鸷一面。　　说他以随驾三司使的身份跟从车驾东封，礼成之后，有诏要赏赐辅臣玉带。当时辅臣有八人，但车驾行在的临时金库只有七条玉带，除此之外，就是一条更珍贵的玉带在尚衣监，价值数百万。　　真宗为了足额奖赏八位大臣，就想将这条尚衣御用玉带拿出来。但丁谓一核计，这条带子如果在此时发放，似乎很难轮到他，那一定是给当朝第一宰辅的东西。　　丁谓于是就对有司说：尚衣带不必发放，我自有小一点的私人玉带，可以足数；等到回京后，再另行颁赐给我即可。　　有司将他的意见说给真宗，通过后，别人都荣耀地有了宽大而又漂亮的玉带；等到上朝时，皇上一看，丁谓的私人玉带只有一指宽，对比强烈，想想丁谓的功劳种种，真宗就对近臣说：“丁谓的玉带跟同列太不一样了，赶紧找一条来给他换上！”　　有司报告：“都发光了。现在只有尚衣玉带。”　　皇上说：“那就给他吧。”　　于是，丁谓得到了宫禁所藏最珍贵的玉带暨御带。　　这事为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录。　　鹤相献龟　　第三件事。“神道设教”过程中，屡上“祥瑞”，推演种种“怪力乱神”故实，愚弄真宗皇帝，愚弄朝中臣僚，愚弄天下黎庶，愚弄清明理性。　　这方面，史上流传了他不少故实。　　他献白鹿、献灵芝，说现黄云、现真气，但他最有名的是讲述“仙鹤来翔”的故实。　　丁谓奏上的“祥瑞”中，动辄有仙鹤出现。　　仙鹤，是传统中国的吉祥大鸟。殷周时，已经有仙鹤的图案和器物造型；东汉时，道教领袖张道陵天师学道的地方“鹤鸣山”，享誉天下，而他骑鹤往来的故实也广为人知。从此，仙鹤成为中国动物图案中仅次于龙凤的公侯级别的瑞鸟。龙凤无品，属于帝王；仙鹤一品，属于高官。群鹤来翔，象征拥戴皇权，大吉大利。要紧的是宋代皇帝多信道教，仙鹤故实几乎贯穿帝国始终。宋太宗赵炅，就曾因为精注读书感动仙鹤来翔（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到了百余年之后，一个傍晚，汴梁上空竟然出现群鹤飞鸣，更有盘旋着的仙鹤落在宫殿鸱吻之上。据说宋徽宗亲眼看到了此情此景，于是欣然作画，命为《瑞鹤图》，此图至今尚存。　　丁谓对仙鹤这种道教吉祥物、国朝一品鸟，更是情有独钟。　　道教崇奉的仙人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丁令威。　　据说，西王母宴请周穆王（或汉武帝）时，神仙麻姑弹琴，丁令威唱歌来作陪助兴。说这个丁令威是辽东人，远道赴灵虚山学仙成仙后，化为仙鹤，飞回故里，落在城门前的华表柱上。有少年操弹弓想射它，仙鹤就飞到天上徘徊，并作人言念诵打油诗一首：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念罢，一飞冲天而去。　　这个故实千余年来流传不衰。　　丁谓自称他是“化鹤之裔”，也就是丁令威的后裔。　　他也许是真心喜爱，也许是投真宗所好，也许是真的感动了上天，反正他与仙鹤有了不解之缘。　　史上记载——　　“天书”《大中祥符》降临那天，有十四只仙鹤来翔，丁谓更上奏说有两只仙鹤在供奉“天书”的特制辇车上“飞舞良久”。帝国还从此由“景德”改元为“大中祥符”。　　不久，丁谓又上言，有仙鹤二百余只在供奉“天书”的大殿上盘旋，还有百余只飞集在太清楼上。　　丁谓做江宁府知州时，上言说：中使来人做道场，有七只仙鹤在法坛上飞翔。真宗闻讯高兴，写了诗给丁谓。　　……　　而仙鹤，似乎对帝国也有特殊的喜爱，总是频频来访——　　真宗向太庙告知“天书”这一特大喜讯时，行礼之际，庙室之上，又有仙鹤十四只来翔。　　真宗祭祀玉皇大帝后，赐酒给百官时，有“神雀”和两只仙鹤来翔。为此，真宗还写了诗记述此事。　　从浙江往河南运送圣象的船头，“有鹤回翔”。　　皇上到玉清昭应宫拜谒时，紫云如盖，覆照在大殿之上，有三只仙鹤飞集到大殿的门槛上。　　……　　“瘿相”王钦若似也不甘落后，曾在很多要紧时刻对人讲述，说他出生在黄鹤楼，就是那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黄鹤楼。　　仙鹤作为“祥瑞”，在真宗朝推演得几乎成了“大宋吉祥物”，为此，主要推手、神仙丁令威的后人丁谓，落下一个绰号：“鹤相”。　　道教论养生，其中一大诉求就是求长生。仙鹤之所以被视为“祥瑞之物”，还在于它被崇奉为长寿之鸟。与仙鹤同时被视作长寿象征的还有龟。至迟在晋代，从道教领袖、那位半人半神的葛洪先生开始，就已经将“龟鹤”同举并称。　　真宗“泰山封禅”回到京师之后，在延寿寺连续两天宴请百官，丁谓拿着几个很小很小的小乌龟来进献，说这些小乌龟居然爬上了当地儿童的衣袂之上，吉祥。皇上在“延寿寺”，又有“寿龟”，而且还是“幼龟”，而且还与“儿童”有了联系，这不都意味着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遐龄”空间吗？于是由内侍拿着，向群臣出示。　　丁谓甚至设计了“老子转世为龟”的故事。　　他家里养着一个女道士名叫刘德妙，丁谓对她说：“你所做的事，不过都是巫术。你不如干脆就假托太上老君之言来说人间祸福，这样做，就很容易影响人啦！”　　刘德妙认为不错。于是丁谓在家中设神像，夜半在后园中打醮，设坛念经做法事，请老君下凡赐言。　　有一个心怀叵测的宦官雷允恭也多次来到丁府，参与了刘德妙的“法事”。　　真宗病逝后，丁谓弄了只从河塘里挖出来的乌龟，通过雷允恭由刘德妙带到宫中，说这龟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丁谓对这位女道士说：“如果皇上或太后问起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乌龟是太上老君。你就说丁谓相公不是凡人，他应该知道。”　　丁谓还写了两篇“颂”，题目是《混元皇帝赐德妙》。所谓“混元皇帝”就是指太上老君。这两篇“颂”有很多“妖诞”的胡话，无非是借着表彰刘德妙的功德，转弯抹角地赞誉丁谓有德有能之类。　　但这位刘德妙就是凡人，并没有清心寡欲的本事，反而勾引上了丁谓的儿子，不免做了些或恩爱或龌龊的情事。　　这些“罪证”，都是刘德妙亲口供述。　　因为这个刘德妙，丁谓的宦海生涯走到了头。　　“溜须”典故的由来　　丁谓最大的“奸邪”是打击异己。　　让他最后负担不起的是，他打击的这些异己中，有李迪，有王曾，还有寇准。这些人，谁都不是简单人物，丁谓在一片祥和气氛的帝国官员场域中，制造了麻烦。大宋后来兴起的“党争”“内斗”，丁谓这里都算是一个起点。　　丁谓生相不佳，带着“猴形”，瘦弱，很像总也吃不饱的样子。但他文章写得好，可以称为才华盖世。　　年轻时的丁谓与名流孙何齐名。孙何做过两浙转运使，坐镇杭州，据说柳永写那首著名的《望海潮》“……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就是投给孙何的“干谒词”，也即试图依附请求提拔的典雅投名状。太宗时，孙何中第一名，丁谓第四名。二人带着各自的文章来拜见当时名满天下的文人王禹偁。　　王禹偁看后，惊叹赞赏道：“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　　随后还给二人写了诗：“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寇准早年也很赞赏丁谓，觉得他猥琐之相的后面，有着不凡不俗的见识，就多次向名相李沆推荐。　　李沆就是不起用他。　　寇准问为何。　　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你看他为人处事的样子，可以让他居于他人之上吗？　　寇准不服气，回应李沆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像丁谓这样大才干的人物，相公您能始终压抑他让他久居人下吗？　　李沆难得笑了起来，对寇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但随着丁谓对“神道设教”事的大力推行，寇准对他有了轻鄙。　　“天书”事后，丁谓总是奏报吉祥大鸟仙鹤飞舞，这时的寇准遭贬在陕州做太守。一天坐在山上亭子间观赏风景，忽然有乌鸦数十只飞鸣而过。寇准笑着对僚属们说：“要是丁谓在此地看到这些老鸹，就会当作黑仙鹤奏报祥瑞了！”丁谓应该是知道此事，但他对寇准内心有敬畏，知道这个“山西老西”不是等闲人物，所以诸事尽量让他三分。　　到了真宗晚年，寇准再次拜相，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宰相的正职；丁谓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这是宰相的副职。从此，寇准与丁谓同在中书政事堂工作。　　丁谓侍奉寇准相当谨慎小心，尽力做到礼数周全。有一次中书臣僚们在一起会餐，寇准的胡须不慎被羹汤沾污，丁谓当即起身来为寇准擦拭胡须。　　寇准笑着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参政，你是国家的大臣，竟然为长官清理胡须啊？　　这就是“溜须”典故的由来。　　丁谓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史称“由是倾诬始萌矣”，从此有了“倒寇”的心思。　　此事史上记叙历历在目，今日来看，此案，二人各自丢分。　　丁谓，不说以副手的身份为宰辅拂须有失体统，即以寻常士庶身份来为国家重臣拂须，也不成话。胡须被污，自家擦拭即可，这类过度关爱非礼非情，士不可为。　　但此事也透露了丁谓厚道的一面。史称丁谓虽然险诈，但也有长者之风。有一次真宗对一位朝士很不满，甚至很愤怒，就来跟丁谓反复说此人可恶，意思是寻求宰辅支持，办他个什么罪过，贬一贬那个家伙。但丁谓稍稍退退，就是不回应。真宗作色道：“如此叵耐，辄问不应？”你这厮如此可恨，真没法忍受，朕这么说，你就是不搭腔！丁谓这才进言道：“雷霆之下，臣若更进一言，则其人齑粉矣。”皇上正在雷霆之怒中，臣如果附和陛下再进一句什么话，那人估计就完啦，粉粉碎啦！真宗听了这话，阴转晴，史称“欣然嘉纳”，很高兴地接纳了他的意见。所以，丁谓拂须，也可做厚道理解。　　下级官员，或真诚或虚伪，或谄媚或厚道，放下身段，为之拂须，已经在自我贬损的低调行为中付出了场面上的敬意，寇准此际正确的做法乃是婉拒致谢，其次可以坦然受之颔首示意，最次也不过是严词拒绝，也算维护士子尊严。但他却来讥笑讽刺，将一位国务大臣最后的尊严剥离得干干净净，可称过于骄狂。　　春秋责备贤者，同是丢分，寇准所丢为多。　　不学无术，暗于大理　　寇准一生的“畏友”是张咏。　　张咏是大宋历仕太宗、真宗两朝的大臣，蜀地难治，他治蜀功勋极高。他待民有宽有严，民待他则有爱有畏。苏轼评价他就说：“以宽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宽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张咏不愧为大宋栋梁，人中龙凤。仁宗朝名相韩琦评价他说：“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此人一生做事奇逸，但却合理得法，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深通圣贤之道，又能明哲保身，做成一番异于常人之功业。所以，他在几十年间，得到朝野赞誉不少。《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中有此人专章。　　寇准心高气傲，但唯独对张咏，则毕恭毕敬。寇准拜相之初，张咏在成都，听说这个消息后，一面为寇准高兴，一面为寇准担心。　　他对亲密僚属说：“寇公乃是天下奇才，可惜学术不足。”　　后来寇准出知陕州，张咏正好从成都回京路过，寇准就准备了盛大的仪式欢迎他。张咏离开，寇准一直将他送到郊野，并诚恳地问他：“张公就要走了，有什么要教训寇准的吗？”　　张咏慢慢说道：“《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接受这句话，回来就翻看《霍光传》，内中说到霍光这位大汉权势人物“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说：霍光没有学问因此不通官场智慧，等于不明事务大局道理。　　清代学者汤鹏著有《浮邱子》一书，第一卷就有史论，说到霍光与寇准的关系。汤鹏是一个富有保守主义精神的人物，他认为要向古人学习，“不学者否，善学者臧”，不学古人的人，结果恶；学习古人的人，结果佳。又说：“灭古者灾，则古者祥。”颠覆古人经验的人有灾；效法古人经验的人吉祥。他认为国家治理，“任人”必须要辨别其才干类型，“理政”必须要考察其学问方向……而寇准不读《霍光传》，所以“其功不终”，这是因为“短其术而陋者也”，任人、理政的方法短缺而且过于浅陋了。（按“不学无术”的“不学”，不是“不学习”而是“没有学问”的意思。）　　霍光乃是名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辅佐汉室，主导“废立”——废一个皇帝、立一个皇帝——人称有功。但他生前提拔亲党，遍及朝廷；以至于新任皇上对他都有所忌惮。古人乘车，主人居左，警卫居右，御者居中。汉宣帝乘车去汉高帝庙祭祀时，因为霍光居右，甚至觉得犹如“芒刺在背”而不安。霍光死后，家人亲党以为仗恃往日门阀，可以继续骄狂，最后在汉宣帝时遭到满门抄斩，“家无噍类”，霍氏家族几乎没有留下活口。史称“孝宣亦少恩哉”，汉宣帝也太少仁慈恩典了！　　张咏对寇准了解得透透的，他要寇准读《霍光传》，应该是一桩“友道”经典。按寇准行事，对太宗，他敢拉着皇上袖子，“令帝复坐”；对真宗，他敢居功自傲，讥讽皇上说：“使臣尽用诏令，（澶渊之盟）兹事岂得速成！”到了真宗晚年，寇准甚至也有了近似于霍光的“废立”嫌疑。这等做派，即使在现代民主邦国中，也是罕见的非礼傲慢。寇准一生“左右天子”，能量、气场都超过了霍光。张咏期待的是寇准不要出现霍光式的悲剧。他甚至知道寇准的天敌就是丁谓，所以临终时还对真宗上书，试图扳倒丁谓，保住寇准。作为朋友，张咏堪称仁至义尽；作为大臣，张咏堪称竭忠尽智。　　寇准读《霍光传》，读到评论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八个字后，也能感觉到张咏这“哥们儿”的诤言分量，感恩一笑道：“此张公谓我矣！”　　经验，往往是不可借鉴的。寇准秉性难移，到老未改，最后还是吃亏在这八个字上。幸亏他遇到的是“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帝国，如果他在汉昭帝、汉宣帝时代，恐怕凶险莫测。　　真宗朝，寇准第一次被罢相在景德三年（1006），出知陕州，“幕后黑手”是王钦若等人。第二次罢相在天禧三年（1019），流放海南，“幕后黑手”就是丁谓。　　寇准献“天书”　　天禧元年（1017）年底，有两个巡查皇城的亲从官，发神经一般动了怪心思。　　他俩被玉清昭应宫的“天书”和各类法物、珠宝、金银诱惑得忘了生死，决计要“盗宝”。很难设想他们盗了这类东西要做何用场，放在家中，胆战心惊；倒手出卖，没有市场——谁敢买？但这两个不逞之徒，却要做这么一场泼天大胆的梁上事业。到了他俩夜宿长春门时，就用一把钢刀，慢慢撬开了墙壁，进入玉清昭应宫，居然还就将“天书”等物盗走了！但大宋神探很快破案，盗贼被砍断双手示众三日，而后正法，二人所部主管将校降职处分，皇城司官被罚铜。　　“天书”之事，举国上下沸沸扬扬，但除了朝廷重臣、近臣之外，很少有人看过“天书”的模样。这俩监守自盗的家伙，有没有可能是想见识一下“天书”的长相，而后也来如法炮制，“发现天书”？很有可能。不然就无法理解干吗要盗走拿到手里毫无用处的“天书”。　　此事很有可能启发了一个叫朱能的人。　　朱能本来是一个团练使家中的仆人，史称此人“性凶狡”，不是善茬。当时宫廷的大宦官周怀政正在内庭用事，很得真宗信任，不少人都在巴结他。朱能就想尽办法贿赂周怀政的亲信，得以见到这位大宦官。在“神道设教”的举国气氛中，朱能也开始大谈神鬼怪异之事，周怀政被他诱惑，就推荐他来做官。当时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朱能做了御药使，领了一个刺史。　　朝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史上记录此事，多种文本互有出入。例如有人记录说，“天书”为朱能所献；有人说为寇准所献。甚至史家刘攽曾有《寇准传》说，真宗得到永兴军也即陕州来献“天书”消息后，问宰辅王旦，王旦说：“开始不信天书的人，就是寇准；现在来献天书的地方，就在寇准所在地，可以让寇准来献，如此百姓将会更加信服。”真宗于是派出周怀政去晓谕寇准，要他而不是朱能来献“天书”。而寇准开始不答应，是女婿王曙来劝导，寇准这才答应。按此记录，乃是永兴军寇准来献“天书”。但考诸史实，王旦病殁于天禧元年初，而永兴军来上“天书”在天禧三年。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认为刘攽“误甚”。但李焘猜测，说这话的人不是王旦，很可能是王钦若。　　我认为这也不可能。　　考王钦若行状，此时虽然“同平章事”，但只是虚衔，实衔乃是“判河南府”。而河南府治所在洛阳。有意味的是，此时的王钦若已经与丁谓有了矛盾。王钦若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丁谓的时代。鉴于王钦若此前的“功勋”，丁谓有忌惮，所以史称王钦若“与宰相丁谓不悦”。步入老年的王钦若身体欠佳，多次要求回到京师汴梁养病，朝廷没有答应。这事也很可能是丁谓在阻拦，不想让王钦若在京师影响他的仕途。但丁谓却转弯抹角给王钦若一个信息，说皇上很关心他的病，很想尽快看到他。等到王钦若私自“舆疾”，病中乘着轿子回到京师，丁谓反上奏说王钦若这是“擅去官守”，朝廷于是下命御史中丞薛映到王府来按问。王钦若惶恐伏罪，受到了降职处分。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一事，不可能是王旦鼓励真宗“收买”寇准，也不可能是王钦若。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这事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清流接受。　　传统论“仁义礼智信”，其中的“智”，除了“权道”“权变”，为国计民生谋利益之策略考量外，也包含着对自身正当利益与名誉终始的考量。宦海风波是一险，老而不去是恋栈。老人退出官场，也可以让更多后进入场。所以传统主张“急流勇退”。寇准，在这里少了一点这类智慧，他在当退之际不退，成为个人品性上的一道“惭德”。　　耽于“名位”的寇准　　有两个故实，可以看到寇准耽于“名位”的颟顸。　　他的女婿王曙，是一个很庄重的人物，史称有“大臣体”。仁宗时，名流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欧阳修、尹洙都是一时才俊，为钱惟演属下。这是一群生性风流倜傥的人物，公务之余，喜欢宴游。王曙后来也来到钱府，看不惯这种年轻人“不求上进”的样子，就“厉色”训诫这一帮游山玩水、醉卧花荫的“浪子”。他说：“诸君纵酒过度，难道不知道当初寇莱公晚年的祸事吗？”寇莱公就是寇准，寇准晚年与他人宴饮也是一道风景。欧阳修听罢，离席，站起，拱手，回答王曙一句话：“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按我欧阳修听说过的事，寇莱公正因为老了老了还不知道急流勇退啊！欧阳修的意思是：宴游不是错，恋栈才是错。　　另一个故实，说寇准听从周怀政的意见，敬献“天书”，果然得到真宗赏识，被召回朝廷。临行时，他的门生有人来劝导老师说：“公如果回朝，走到河阳地界后，称病不行，坚决要求外补，不做朝官，这是上策。如果一定要入朝，马上变卦，就来揭露朱能发现乾祐山‘天书’乃是诈妄骗局，如此，尚可保全平生正直之名，这是中策。而因为敬献‘天书’，再入政事堂做宰相，乃是下策。”史称寇准听后“不怿，揖而起”，不高兴，随便做了个揖，站起走了。寇准最后终于因此而“及于祸”，史称“自取”。　　这一次在寇准辖境乾祐山发现“天书”事，动静太大，乃至于遭到了更多名流的反对。　　朝廷准备仪仗到琼林苑迎接乾祐山来的“天书”时，入内太子右谕德（辅导太子的职官）鲁宗道上疏反对。他说：“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则作福以报之。失其道，则出异以戒之。又何有书哉？臣恐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也！”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这之后，八月，乾祐山“天书”再降！　　大宋又是一番忙碌。　　但随后就有了参知政事丁谓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溜须”的事件发生。丁谓很快就由“挺寇派”转为“倒寇派”。　　“倒寇”同盟军　　寇准“自取”其祸，与他个人性格有绝大关系。他太刚愎、骄狂，且喜欢掩饰自家过错，甚至做过让士林“齿冷”的事。　　有一位知制诰李谘，这是中书的大秘。但寇准在不了解他的才华时，很不喜欢他。李谘每次撰写文件，寇准都挑毛病，让他拿回去重写。　　有一次李谘起草的文件中使用了“淑慎”这词。这是表示“贤良、和善、谨慎”的意思，最初在《诗经》中出现，说女士，也说男士，因此，这个词男女通用。但寇准执着一端，责问李谘道：“淑慎，妇人事也。”李谘愤不过，拿着《诗经》中的毛氏注解质问寇准：“你看毛氏解释《诗经》‘淑慎君子，其仪不忒’，明明说‘君子’，哪里有‘妇人’的事啊？”　　但史称寇准性格“强固”，又用别的例证来诋毁、讥诮李谘，最后还是李谘改了过来。　　寇准此事为过。史上美誉男士，用到“淑慎”的例子不少，寇准囿于一偏之见，以总理权势强压秘书学问，是丑陋之行。　　李谘积愤，不愿意在他属下做事，上表要求外放。真宗了解到这类情况，就让李谘到荆南也即今日之湖南去做太守。过去到湖南长沙，每月的俸禄不高，真宗还特意下诏给他增加了月薪，还安慰他，说荆南之地往往有“蛮族”扰乱，因此，常常或剿或抚，又有赋税催缴之难，凡此种种，都有赖于新任太守为之下心治理，说朝廷对他寄予厚望云云。等于真宗在帮寇准摆平人力资源方向上的麻烦。　　但寇准的“麻烦”更糟糕。　　他先是因为“溜须”事件得罪了丁谓，不久又得罪了曹利用。　　当初，“澶渊之盟”时，曹利用职官很小，不过是一个右班殿直。但他前往契丹行营与耶律隆绪和萧太后谈判和议事，真宗许他一百万底牌，他听从寇准意见，以三十万谈成。按大宋与契丹百年和好“成本”计算，每年省七十万，百年可省七千万，几乎可以建筑多半个玉清昭应宫，也算功勋一件。所以后来他因功而得到擢升，渐渐做了枢密副使，而寇准为枢密使。这时二人的职位只差一个级别，但寇准卖老，很是瞧他不上。二人议论国事，总有意见不一的时候，寇准就说：“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你不过是一个匹夫而已，哪里识国家大体！　　这话说给谁听，估计也难受。　　参知政事丁谓了解到这事，正为“溜须”事寻找同党，于是，很快就与曹利用走到了一起。“倒寇”有了同盟者。　　翰林学士钱惟演，多年来看到了丁谓的权势正在上升，于是也开始“押宝”，将女儿嫁给丁谓之子，钱、丁成为姻家之好，于是也参与到“倒寇”阵营中来。他多次对病中的真宗“谮毁”寇准，说寇准“交结中外”，说寇准的女婿还是太子宾客，朝廷内外对他都有戒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归附寇准了”。　　钱惟演说来也是贵胄，他的祖上就是吴越国的钱镠，而吴越国的最后一个君主钱俶就是他父亲。此人也颇有才，为诗家“西昆体”领袖级人物。而他的妹妹又嫁给了当朝马军都虞候刘美。而刘美，乃是真宗最宠爱的刘娥刘皇后的“表哥”。　　寇准撞上了丁谓、曹利用不算，还撞上了以刘皇后为首的皇亲国戚一干人。　　此时真宗已经病重，精神已经错乱，时好时坏，刘皇后于是走入了帝国政界前台，史称“政事多中宫所决”，国家大事多由中宫皇后来决定。　　丁谓捉到了帝国的漏洞，开始与“中宫”建构权力联系，史称“交通诡秘，其党日固”。　　刘氏的宗亲在巴蜀，有“夺民盐井”的恶劣记录。真宗因为皇后家人的缘故，准备赦免其罪；但寇准不准，必要皇上“行法”，不得偏袒后宫家人，说要将刘美送到御史台去受审。　　真宗发怒道：“哪有都虞候受审的事啊！你要送他到御史，你自去送！”　　寇准听后，长叹一声，惶恐而退。　　曹利用、丁谓就乘机一起上奏，说：“天正大旱，不宜更起大狱，中伤他人。祈求皇上下诏，罢狱。”　　真宗听后，也不耐烦，就说：“便罢！便罢！”　　但寇准想想此事不能就此罢了，再次上殿，但是真宗已经被疾病和刘美事弄得很头痛，根本就不想跟寇准再论此事。史称“寇沮丧甚”。　　因为这件事，刘娥这位皇后，对寇准有了女人家家的怨恨。　　丁谓于是乘机“媒蘖之”。“媒蘖”就是酒母、酒曲，可以酿酒，于是这个词就有了“酿造事端”的含义。丁谓在等待、寻找机会。　　大事败于“不密”　　真宗病重昏沉之际，寇准秘密来见，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他要求尽早“传位”，也即在真宗在世时，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他对真宗说：“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寇准不愧为“能断大事”。整个宋史中，寇准这个意见都是极为大胆的。他要求真宗皇帝“传以神器”，就是将大宋帝王的权杖交给太子。这在皇权时代，是臣辅左右皇帝的罕见案例。霍光当初左右皇权，也是在皇上死后，而寇准竟敢于在只有五十四岁的皇上生病时提出权力转移的提案，这就是要求真宗“禅让”。但是非常可惜，此时的皇太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还只有十一岁，如果赵祯真的接受这种禅让，也需要更有权力的人物“摄政”，帝国才有希望和平过渡。而寇准，当此第一宰辅之地位，正是特别容易被人因此而“媒蘖之”的箭垛式人物，多少冷箭都会向他射来，何况丁谓，这位饱读史书、又因“溜须”而受辱的“奸相”“佞人”？　　寇准的“禅让”意见，得到了真宗的认同，史称“上然之”。　　寇准很兴奋，马上要翰林学士杨亿撰写过渡性文件，请“太子监国”。并且期望杨亿能来做参知政事，替代丁谓。　　杨亿赞同寇准，但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等到夜深人静时，屏去左右，才开始草拟文件。撰稿时，要措辞，词语要庄重，还要婉转、准确。这事让大才子杨亿也颇费思量。蜡烛芯烧得久了，要剪一剪，此事往常都需要仆从来做，但他坚持自己起身来剪烛，以免被人偷看文件文字。　　史称杨亿撰写此文“中外无知者”。　　但丁谓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如何知道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记录此事。　　一说还是源于杨亿。说杨亿在草写文稿完毕后，很兴奋，老皇上让位，太子监国，丁谓下台，自己素所钦佩的寇准总揽朝纲，帝国当有新气象。于是他忍不住对大舅哥张演说了一句话：“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然后张演就在跟他人的吹牛中，将此事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星半点，但“太子监国”的主题词却开始在政要圈子里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　　一说乃是寇准自己透露。说是寇准自己酒喝高了，“漏所谋”。　　总之，此事不密，丁谓手眼通天，耳目遍朝野，很快就知道了这么一个“太子监国”的“君臣议定”。　　开始，丁谓想找一个有力量的人，一道“倒寇”。他找到另一位宰辅李迪，说：“寇准要弄‘太子监国’的政变，如果皇上身体恢复好了，朝廷将何以处置此事？”　　李迪一直厌恶丁谓，于是对他说：“太子在外，可以统率大军，在内，可以代理朝政，有何不可？”　　但丁谓很恐惧寇准做成此事，就联合同党，一起极力攻讦寇准，认为寇准这是在诅咒皇上，发动政变。　　于是，就在真宗身体好转，正常上朝的时候，上奏，要求解除寇准的执政资格。　　而真宗也忘记了与寇准的“君臣约定”，史称皇上不记得与寇准“有成言，诺其请”。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有了变化，成为寇准一个人的政治谎言。　　真宗似乎也来了气，就召中书知制诰，年轻的才子秘书晏殊来禁中，起草解除寇准相职的文书。晏殊虽然曾经被寇准贬抑过，但他还是敬重寇准的为人，不肯起草这个可能遭遇千年骂名的“解聘令”。他找到了一个理由：知制诰，是国务大秘；翰林才是禁中大秘。知制诰负责起草国务文书，翰林负责起草皇上诏令。解除相职，属于皇上之职，因此，应该由翰林起草。他以此为由拒绝起草。　　真宗于是召翰林学士钱惟演来。钱惟演草诏，选用了很多丑词，极力贬低寇准。此事为士林所轻鄙，成为钱惟演的“污点”之一。　　但真宗即使在病中，糊涂中，还是愿意秉承天地之“和气”。他只罢免了寇准的相职，却给了寇准更高的荣誉：太子太傅，莱国公。　　钱惟演乘机为丁谓谋官，说：“如此，中书就只有李迪一个宰辅了。恐怕还需要另外任命一位。”真宗朝总是同时有两位以上宰相，这也是“分权”的一种模式。那时节，相权极重。　　但真宗似不愿意马上命相，就说：“姑徐之。”姑且先慢慢来。　　如此，寇准在职一年多，再次被罢免相职。　　这是天禧四年（1020）六月间事。到了七月，真宗任命李迪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丁谓、冯拯同平章事。帝国此时，有了三个丞相，但寇准已经不在此中。　　寇准之败，乃是“自取”；而行事不密是直接原因。国事运作，往往有“密勿”之处，古今中外皆然。王旦在时，曾与真宗讨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个话题。真宗说：“汉光武帝善于保全功臣。”王旦说：“光武帝之所以保全功臣，是因为他由始至终没有赋予功臣过高‘威柄’，分封领地，不过四个县。所以功臣能够保全始终。”真宗说：“汉高祖时，分封领地过大，超过制度，所以有个‘七国之乱’。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王旦说：“晁错知道七国分封领地过大，准备削藩，但这种忠心很快被七国知道，所以不能免祸。后世论此事，认为七国的谋逆已经很明显了，但还是诛杀了晁错，这是杜绝忠臣之口啊！”真宗说：“此事再一次证明：为君难，为臣不易。削藩一事，如果晁错能秘而不宣，谨慎缓慢推行，何至于此啊！”　　寇准是太过于自信的人物，虽然做事磊落，富有超人般的人格魅力，但在进入“宫廷斗争”宦海风波之际，泄密，就是愚蠢。古来败于“行事不密”者，案例屡见不鲜，所以圣贤论“智”，要说“好谋而成”。大汉时代晁错“削藩”，行事不密，为千年之后的宋真宗所叹惜，大宋时代寇准“倒丁”，行事不密，同样为千年之后的笔者所叹惜。　　帝国惊天大案　　但丁谓并不就此止步。他认为寇准只要还在朝中，就是威胁，于是，盯着各种蛛丝马迹，继续“媒蘖之”。　　随后，帝国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周怀政谋逆”。　　大中祥符末年，真宗开始生病，到了天禧四年（1020），病情越来越重。有一次，竟然卧在大宦官周怀政腿上，难以正坐。就在周怀政腿上，真宗头痛不堪，但还是想到了帝国命运。月前罢免寇准，按丁谓的意见，寇准是要“太子监国”——此时真宗已经想不起，这是他与寇准商议的结果——现在想想，真要如此，似也不错，至少我似乎可以静静去养病了。于是就与周怀政商议此事。周怀政一向敬重寇准，听到此议很高兴，就秘密泄露给寇准。寇准认为此事重大，自己又已经罢相，不便讨论。但丁谓再一次知道了详情，于是上书斥责周怀政，大意无非就是不得要宦官参政云云。但当时周怀政正在辅导太子赵祯，又是真宗特别喜欢的大宦官，所以，丁谓还没有痛下辣手。但周怀政却心怀畏惧，不能自安。于是，他决计铤而走险，同时做五件事：一、谋杀宰相丁谓。　　二、推戴寇准复相。　　三、废掉刘皇后。　　四、太子践祚。　　五、真宗做太上皇。　　他认为能够做成这些事。　　于是，与他的兄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定计，召来平时非常信得过的朋友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阁门祗候杨怀玉，一同议论。最后定在当月二十五日同时举事。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晚间，杨崇勋、杨怀吉害怕了，二人跑到丁谓府上，告变。丁谓夜半换上便装，乘坐妇人的小车秘密来到曹利用府上，开始合计此事，拟定了周怀政的罪证。到了天刚蒙蒙亮，曹利用先到崇政殿，向正拟上朝的真宗做了密报。此际，周怀政就在大殿的东庑。真宗当即令卫士将周怀政拘捕。整个过程相当流畅。于此可见，帝国运转自有常法。　　事出突然，真宗临危不乱，下诏，令宣徽北院使曹玮与杨崇勋就在附近御药院开始审问。不到一个时辰，事情水落石出，具如曹利用上奏报告所说。真宗亲临承明殿问讯，周怀政“但祈哀而已”。但这种“祈哀”并非怕死，根据种种迹象“重行推演”历史场景，他很有可能在保护寇准，将一切揽在自己身上，并不牵连老相公。　　但丁谓不干。他从周怀政当初到永兴军怂恿寇准敬献“天书”的故实，决计将永兴军巡检朱能勾连出来，以此侧面打击寇准。于是，朱能“所献天书”成为一桩“妖妄事”。朝廷派出了特使急赴永兴军捉拿朱能及其“同党”。　　朱能听说朝廷使者到了，知道完了，这一场灾祸是免不了了。于是穿戴好盔甲出来，趁朝廷使者不备，杀了一干人，然后，率领所部巡检兵马带着家属“叛逸”，叛变逃逸。　　但天下之大，哪里有他可去的地方。　　朝廷再派使者发兵追捕，朱能麾下的百十来人，当即溃散，朱能跑入一片桑林，自缢而死。　　朱能死，周怀政被押赴城西普安佛寺斩首。　　周怀政，就是最早从承天门鸱吻上取下“天书”的大宦官，他很可能参与了“天书”的出笼活动，所以真宗派他去晓谕寇准，并接受朱能的“敬献天书”活动。此人有一记录，颇奇。　　说他曾经在真宗病重期间，拿出怀里揣着的小刀，“对上自割”，对着皇上自己割自己。史称“上因是疾复作”，皇上因此疾病复发。　　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那么真宗的精神疾病也可能因为周怀政而加剧。也许他无法接受一个精神病人管理国家的现实，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新分配国家最高权力——过去的大宦官王继恩可以行“拥戴”之权，我也可以；也许他更崇敬寇准，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新洗牌，改变朝廷丁谓专权的现状；也许他自己就有精神疾病，属于那种间歇性发作的迷狂之徒。总之，这个细微的难于证实的记录，还有太多的疑点。　　据说他以大宦官身份照顾太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时，赵祯似也隐隐地不喜欢这位“周家哥哥”。只有十来岁的小小赵祯，跟父亲学得一手“飞白体”好字，臣僚中，就有人向他“乞字”。赵祯随手一写，就是六个大字：周家哥哥斩斩。　　后来这句话竟成为谶语。　　据说周怀政的父亲，内殿承制周绍忠，很早就看不上这个儿子，从种种迹象推断，这位老爸觉得儿子会惹大祸，曾经骂他说：“斫头竖子，终累及我！”你这个砍脑袋的家伙，早晚会牵累到我！　　周怀政的兄弟周怀信，在周怀政到西北联络寇准、朱能，伪造“天书”时，就对他说：“兄天书事必败，当早请上首露，庶获轻典。”哥哥您这个“天书”的事，早晚必然败露。你应该早一点告发此事，也许可以获得轻一点的处罚。等到“谋逆”事作时，周怀信又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哥哥不要做这事，哥哥不听。　　周怀政被抓捕，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因此而“免死”。　　参与到周怀政案中来的亲卒、仆人等，都被“决杖”，发配海岛或远方州郡。其余受牵连者几十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周怀政案之后，有人认为太子虽小，但也应该承担责任，毕竟等于“谋逆”。真宗受到蛊惑，这时李迪从容地对真宗说：“陛下有几个儿子，要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