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喏！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还有，还有！入首数行。骨在肉中，趣在法外，中间鼓舞飞动，终篇则如花散朗，如石沉着。甲子岁暮以事玉燕。购于张文传先生，如获连城，题后数言，秘之荚笥，不肯使墨林俗子一见也。这最后几行是我爷爷写的呀！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喀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三生影像》 爱情，鲜花，梦想(5)聂伯母：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我当时也很伤心。但现在想起来令人失笑。我抱着宝贝回来时，天正下着大雨，我在雨地行军，宝贝似乎越来越重，而雨越下越大。回来啊！呢帽变成水帽，重约数磅；鞋子成了水袋，咯吱咯吱；大衣也湿透了。我赶快全脱下，放在热水汀上烘烤。而人呢？坐在沙发上，好不惨然，心想：这辈子要做王老五了。我又怕因此受寒生病，因波士顿比北平还冷。美国医院特贵，倘若生病，我岂不要损失惨重！后来赶快用热水大洗一顿。还好，没有出毛病。哎，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人生！不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总得活下去，不能再盼望奇迹了。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分动人的感情。1951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那双沉思的眼睛仍然遮掩不住他忧国忧民的心情。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注销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盯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的。他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问。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你来看她，对她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再来了。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于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的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五十岁。《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1)1962年农历六月初七，母亲六十岁。父亲突然丧生二十八年了，汉仲突然丧生十一年了。她在生活的两个极端中撑下去：赌博和沉思。她常打牌通宵，不打牌的时候，就沉默地躺在床上。母亲失去了往日的幽默和洒脱。我只指望你们跟我做个六十岁生日，母亲对我说。只有两个月就是她生日了，母亲得了感冒，咳嗽不已，吃药无效。我带母亲去台湾大学医院，医生诊查之后，要母亲照Ｘ光，他看了照片，要和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母亲得了肺癌，扩散得已无法动手术，已无法挽救了。我求他不要告诉母亲，只因为我不要母亲绝望地死去，而是充满希望地活着。我忍住眼泪，告诉母亲她得了气管炎。我日夜在医院陪伴母亲，眼看着她日渐衰弱消瘦。她在医院住下去，只是为了打针减少痛苦。母亲说：华苓，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相信不是严重的病，你很镇静很高兴嘛。她看着病房窗外走来走去的人说：能够走路，就是福啊。我好了，可以带薇薇、蓝蓝出去玩了。好，我给您梳头，别一个假如意髻。小时候，我好喜欢看你梳头，如意髻，又黑又亮。母亲坐在病床上，瘪着嘴笑笑，摸摸头说：头发要掉光了。头发会长出来的。我望着母亲浮肿的脸，不忍那么谈下去。姆妈，我把你房里窗帘换了，天青色。你回家，房里亮一些。好。我就想回家。跟你讲，早晨我咳嗽，咳得换不过气。母亲指指同房另一个病人，忍住笑压低了声音说：她以为我得了肺病，被子蒙着头，怕传染。不要告诉她我是气管炎，让她去白担心。母亲调皮地笑笑，继续说下去:你爹一死，我就老了，只想活到六十岁，你们也都成人了。你才三十二呀！心老了。三十二岁的老太婆。母亲自嘲地笑笑。姆妈，我叫了一声，突然止住了。母亲望着我，指望我说下去。爹死了，你想过再嫁吗？没有，没有。我有你们呀。现在这个时代，再嫁是件平常的事了。我的太外公死的时候，太外婆只有十九岁。他不肯咽最后一口气，要年轻的老婆把一根指头放到他嘴里，他一口咬住了，要她发誓不再嫁。她说：我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我没有儿子，二房有了儿子，就过继过来。她说完了，丈夫才放了她的指头，咽了气，闭了眼。母亲突然咳嗽起来了，手扪着心口。痛吗？她点点头，仍然咳嗽不已。我握着母亲的手。我的心也绞痛。她终于咳出一口带血的痰，继续说：告诉你，你爹死了，我从没有二心。我只想死，磨过来了。汉仲死了，我也想死，也磨过来了。你们都很好，我很满足。我真满足。我太满足了。我就指望热热闹闹做个六十岁生日。你们都成人了，都很争气，我也对得起聂家了，偏偏生了病，一辈子就指望六十岁吐口气。姆妈，明年庆祝六十整寿。一定！好！明年，一定！我要你们都在我旁边，我要你们都给我磕头。母亲自嘲地笑笑。两代人都磕头。好。明年华桐也可以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说送我钻石戒指，不要忘记了。不，不，不要。今年我生病，你们花的钱太多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姐弟送你一副金麻将！好，记住！一定！医生和护士进来了。我告诉医生她刚才咳嗽了好一阵子。他嗯了一声说：现在要抽肋膜里的水。《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2)母亲看着医生手里粗大的玻璃管，立刻拉着我的手。我和护士扶着母亲慢慢坐起来。护士一手扶着母亲的肩，一手撩起病院服的后半截。我双手捧着母亲的手。医生将大玻璃管的针头向母亲背部戳进去。我别过脸，不忍看母亲。她没叫一声痛，只是我双手握着的她那只手攥得更紧了。医生走了，母亲才躺下，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微弱地说：疼得很。我要活命，忍得住疼，我才不甘心死呢。我还要活十年，活二十年。不，我这场病，也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了。我只要再活两年，好好再活两年，看到华桐拿博士，看到华桐结婚。我终于得到医生许可，拿了止痛药，接母亲回家了。她回到家，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病快好了，精神也好一些了。但我眼看着母亲一天一天衰弱了。一天午夜，母亲叫我。我走进房，大吃一惊，母亲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两眼灼灼，两道锋利的冷光，照我射来。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她如何受骗嫁给父亲，如何应付一个复杂大家庭的倾轧，讲父亲暴死之后她所遭受的欺凌和污辱，如何别无二心地指望子女成人。她将我一个妹妹过继给她结拜的姊妹，忏悔对不起她。她想念在哈佛求学的华桐，希望他和苏端仪结婚双双回来。她担心我的婚姻。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呕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时候，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华苓，我要告诉你，你有时候太不像话了，像男人一样大笑，太不拘形迹了。你和朋友们在房里聊天，我在这边房里，听见你哈哈大笑，那样子笑，实在不像个有教养的女人。她讲到汉仲飞行失事后，万念俱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也不信佛了。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停住了，眼神恍惚。她定定望着我，并没有看见我。我连声叫：姆妈！姆妈！你说呀，说下去呀！你怎么啦！她就那么恍恍惚惚盯着我。她已经离开了现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使力摇她两肩：姆妈！你说话呀！姆妈！我要听你讲呀！把你心里话全讲出来！讲呀！姆妈！她望望四周：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姆妈，你在台湾，在自己家里，和我在一起。台湾？你是什么人？我是华苓呀！她仍然定定望着我：啊，华苓。我到底在哪里呀？在台北，我们都在台北。汉仲呢？他也在。你爹呢？爹也在。啊。都在。那就好。啊，都在，都在。她脸色突然变了，冷光逼人，盯着我说：你骗我，华苓，你骗我！不准再骗我了！不准再骗我了！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了一辈子的骗。母亲终于又进了台大医院。她再也回不了家了。她很安静，偶尔低声说几句话，全是对生命的渴望：《三生影像》 谁骗了我的母亲？(3)我好了，就是走一步路，我也要好好过过瘾。我好了，自己走出医院。我不向医生护士说再见。再见，再回到医院来见？我不来了。我只说谢谢他们。我好了，要在园子里种花，种葡萄，自己酿葡萄酒。我好了，抱抱小外孙呀，带着薇薇、蓝蓝出去玩玩呀。以前我不懂这就是福，这一病，我都悟过来了。我好了，再也不心烦了。活下去，真是好呀，烦什么呢？薇薇、蓝蓝在圣心中学住读。薇薇是外婆一手抚养大的，她给外婆写的信，外婆都放在枕头底下，不时用手摸一摸，摸出来再看一遍，对我说：我看薇薇的信最高兴了。她小时候，我抱着她，就想：等她读中学，我就看不见了，现在她也上中学了。母亲闭上眼，微笑着。星期天我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外婆。薇薇在学校赶着绣了一条手绢带去。母亲微笑着接过手绢说：外婆没有白疼你。她将手绢放在枕头边，轻轻拍了一下：就放在这里吧，我看得见。薇薇，好想你们啊。外婆好了，星期天带你们出去玩，看电影，上小馆，逛新公园，好不好？薇薇答应了一声好，转身跑出病房，在外面大哭了一场。我日夜守着母亲，晚上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一下子。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台大教课，东海大学的课只好请假了。每次我走进病房，母亲都很高兴。一天晚上，我回到医院，长长的甬道没有一个人影，惨白的灯光，一直亮到尽头，再过去就是太平间。我并不害怕，仿佛我这辈子就是一个人在那儿走，走向甬道尽头。到了母亲房门口，才猛然悟过来：我的母亲躺在那儿等着我。她睡着了。我没有惊醒她，一夜没有闭眼，一直望着母亲，听着她微弱的呼吸。天蒙蒙亮，母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我就心安了。这几天，你猜我想什么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么现在这么想他！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想，说不定他会走进房，笑眯眯的，也不说话。我问他：噫！你怎么来了？你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把儿女都抚养成人了，你来享现成福呀。他笑笑：我来找我的老伴呀。我点头笑笑：你来得正好！我轻轻捏着母亲的手指头，一个个捏着，然后按摩那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逐渐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亲微笑着闭着眼说：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这里了。一天晚上，母亲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觉。我回家坐在母亲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亲剩余的气息。屋子里漆黑，一潭冰冻的黑。我冻在潭心。一只蜻蜓满屋飞。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紧紧的，另一只手从字纸篓里掏出一小片旧报纸，把蜻蜓兜在里面，把报纸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将那一团纸扔出窗外，感觉到纸包里的颤抖。我将报纸里的蜻蜓扔进了字纸篓，回到我的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悠悠万年，一个人和一只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轻微的颤抖仍留在我指头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亲渴望的生命。我从床上跳起，从字纸篓里抓出那一团破报纸，打开来一把扔出窗外，扔到凤凰木下。凤凰木旁有一朵粉蓝小花。太阳会再升起来。蜻蜓会再飞起来。天下雨了。我听见雨打凤凰木的声音，雨打破报纸的声音，蜻蜓翅膀颤抖的声音。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赶到医院，仿佛迟一步就见不到母亲了。你这么早就来了？母亲每天看见我总好像多年没见那样惊喜。华苓，有件好笑的事告诉你。她压低了声音，声音已咳得沙哑了：昨天晚上，我咳嗽了好半天。同房那个病人的女儿，坐在靠我这一边。以为我是肺病，吓得她连忙把椅子搬到另一边去了。母亲笑着对我眨眨眼。吓吓她，离得远一点，我可以清静一点。母亲对我顽皮地笑笑，咳出一口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睡着了。我乘机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进母亲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红沙发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儿，母亲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儿谈谈天，说说话。我总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课，要去赶稿子，要去会朋友，要去看电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现在，我坐在母亲房中，她各种神态全涌在眼前了。母亲穿着大摆大袖的黑缎子旗袍，搭着一条白丝围巾，戴着眼镜，微微踮起一只脚，透着点儿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着。母亲披着狐皮领黑斗篷，额前一抹刘海，在雪地里走过两根大石柱，走进屋内迎面的大穿衣镜里。汉口江汉关码头上，白色鲜花的牌坊挂着“魂兮归来”的横幅。母亲一身白布孝服，昏倒在父亲朱红棺材旁边。母亲灰衣灰鞋，拿着鞭子，在阳台上赶着打她长子汉仲，鞭子打断了，转身伏在父亲灵前痛哭。医院突然来了电话，母亲情况危急。我通知了两个妹妹，?去医院。医生正在抢救母亲。她张着嘴，喉咙呼噜着痰，插了一个管子。母亲一看见我，就挥手要我握着她的手。我两手紧紧捧着母亲的手。两个妹妹陆续赶到了。医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咙里抽痰。母亲的脸扭曲着挣扎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紧，母亲的手越来越松了，呼吸越来越微弱了。母亲的手终于撒开了。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1)1974年先生已出狱四年了，我已定居爱荷华十年。我和Paul将旅行亚洲两个月，决定去台湾看雷先生。当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陆。到了香港，同时向两岸申请入境。大陆杳无回应。台湾可以入境，但是安格尔对我的安全不放心，打电话给驻台美国大使馆探问，回说应该没有问题，大使馆将派人去机场接我们。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待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11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可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不行！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出租车，说台北的出租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出租车去木栅。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哽咽无言。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着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礼拜六。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我还能干什么？真是庸人自扰！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三生影像》 再见雷震，1974(2)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得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我又不肯写了！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我有何罪？关了我十年！还不准我写回忆录！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SundayTimes）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我和Paul也笑了。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国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雷先生于1978年11月因摄护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的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台湾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1)旧时路，别样心情，19881974年以后，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湾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1987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1988年余纪忠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1964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70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1984年，中国大陆在奥运会获得十五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报道。海外版也报道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办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1987年，陈怡真来美，顺便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十几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华苓：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作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敬颂康健余纪忠手上十一、一、八七年寥寥几行字，含义深刻，情谊真切。余先生的邀请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不予签证。余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层人士终于允许我入境，但是，警备司令部不批准。余先生又得奔走。最后，他们要我写保证书，保证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为共产党作宣传。余先生知道我不会写什么保证书，对他们说：那她不会来了。实际上，我从未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也从未为任何党派作宣传。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由他为我保证。我得到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电话，对方说可以给我签证了，但是严厉警告我：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为大陆宣传。1974年，我同Paul到台湾几天，只为探望坐牢十年出狱的雷震先生。听从朋友的建议，我们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1988年5月这次可不同了，我们是余先生的“嘉宾”，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相识。我们晚上抵达台北，余范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机场迎接。到旅馆扔下行李，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奉为知音。每个人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都在庆祝那象征性的一刻:台湾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们，煞费苦心邀请了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瑶、王文兴、蔡文甫。十几年不见余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为Paul在座，他用英文讲到我们为民主的努力。其实，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在台湾本土努力，更为艰辛，更为可贵。《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2)我和Paul也带着鲜花去空军墓园，为我年轻守寡的母亲和年轻丧生的空军弟弟扫墓。鸟鸣依旧，蝶飞依旧，母亲墓土已裂，苔痕满地。Paul和我一同向母亲行礼，我泪流满面，他也泪汪汪了。他说我们两人的母亲很相似：好看，聪明，幽默，坚强，他同时在向两个母亲行礼。到过爱荷华的作家朋友们在阳明山聚会。姚一韦和新婚的年轻妻子一同赴会。王祯和已患鼻癌，失音失聪，妻子碧燕坐在他身边，在纸上写下别人说的话，他报之一笑，或是点点头。每个人都讲了话。王祯和坚持要讲话，断断续续，吃力地，沙哑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他对我们的情谊。我和Paul上去一把拥着他。三人拥在一起，拥住他和死亡挣扎的生命。我带着白兰地去看台静农先生。我一进门就说：台先生，二十六年了，今天才有机会谢谢您。1960年，雷先生被捕后，我闭门隔离亲友。1962年，您竟亲自到我家，邀我到台大中文系教文学创作，从此我在台湾又见天日了。台先生对我去大陆的见闻特别有兴趣，我想他是非常怀乡的。他和鲁迅关系密切，甚至还保留鲁迅一篇小说的手稿，也有陈独秀文章的手稿。很少人知道他当年写小说。台湾后来政治局面宽松一些，才有《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书出版。台先生在台湾大学教学之余，以书艺画艺而自娱，在梅竹杂花之中，最喜画梅，张大千评语：静农墨梅，只有冬心最堪比拟。1988年，我去台湾时，傅正还在世。雷太太已在监察院提出调查雷震冤狱案，并和傅正一起公开控诉，力促冤狱真相大白于世，要警总发还雷先生狱中所写的回忆录和日记。康宁祥、尤清、朱高正、许荣淑、张俊雄等十三人，在立法院也促政府从速彻底平反雷震案。他们另外也成立了雷震案平反后援会，第一个目标是要回雷先生在狱中写的回忆录和日记。那年我到台湾，是在雷案发生二十八年之后。《自由中国》的人终于重聚了。雷震和殷海光都在人格的光彩和生活的沧凉中离世了。夏道平、宋文明、雷夫人宋英、傅正、马之、陈积宽，和我星散二十八年，终于又相见了。真个是鬓发各已苍，世事两茫茫。各有坎坷可诉，各有心情可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欢喜透着欷，兴奋却又怅惘。在那一刻，一个高大的铜像──永没铸出的雷震铜像，挺立在我们面前。我坐在雷太太身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神，仿佛说：不必说了，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就很好。她仍然是那么平平常常的样子。我和Paul这一次在光天化日下直驱木栅，先去拜望雷夫人，再带着鲜花，和一些朋友去看雷先生，他已安息在自由墓园了。他在生时就找好一小块土地，命名“自由墓园”，自题墓碑。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而上。小雨纷纷，为我们而洒。山雾迷蒙，似真似幻。我坐在三轮车上，沿着新生南路的溪沟荡去，荡到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我又看到雷先生坐在一旁，含笑静听殷海光梗着脖子两眼火辣地批评时政；我又听到毛子水老教授心平气和地予以否定；我又听到夏道平娓娓道出精辟透彻的分析；我又看到寄居雷家多年的罗鸿诏老先生捧着一杯热茶在一旁呵呵笑；我又看到被军方强迫到外岛马祖服役而得风湿性麻疹，以致锯掉两腿的雷德成坐在轮椅上。“自由墓园”在高高的山坡上。一溜陡峭的石阶爬上去，就可看到雷先生的亲笔字了：雷震自题　一九七七年　时年八十一岁《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殷海光早在1969年就已去世，雷先生也把他安顿在一起，为他题上：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雷震敬题　一九七七年四月时年八十一岁他的儿子德成也在自由墓园伴随父亲。他们之间有一块空地，留给与他患难相共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孤苦的老友罗鸿诏仍然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儿走上去，还有几户人家，安息的全是他们夫妇生前老友。在雷先生下面还有一小块园地，躺着他心爱的小狗。我向雷先生行礼时，热泪涔涔。“自由墓园”流露的亲情，友情，爱国之情，甚至对小狗的人情，我感动得流泪。烟雾缥缈中，那尊永没铸出的铜像高高站在山顶上，一只手挥向天空，望着远方。1988那年，雷震冤狱真相终于大白。刘子英1960年在台被捕，被警备总部逼迫承认“匪谍”，陷诬雷震“知情不报”，以致雷震坐牢十年。刘子英被判十二年，期满出狱后，台湾警总安排他住在土城，并给他?官待遇，禁止他和外界接触。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80年代后期，台湾政权变化，1988年，各界发动雷案翻案运动，刘子英是关键人物，突然离开台湾回大陆定居，两年后死于重庆。他离台前给雷夫人宋英写信表示忏悔，但雷震已作古。雷太太：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仍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现在我要到大陆探亲去了，特将写就《辩诬》一文寄呈，以明心迹，如要公诸社会致以动乱不安之情势益形扩大，则非所愿也。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敬请善自珍摄刘子英敬上七十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