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作者：聂华苓书名：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作者：聂华苓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内容简介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以其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却遭政治迫害，最后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思路历程；尤其是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期间，对一大批重要作家思想和交流的记录，生动深刻、富有情趣。《三生影像》 雷青天(1)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三生影像》 雷青天(2)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读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立了。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教育部长杭立武，由教育部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三生影像》 雷青天(3)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三生影像》 雷青天(4)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儆寰先生：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聂华苓上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们正在传看呢。《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声。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作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作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雷震成了雷青天。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摩拳擦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三生影像》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什么事？我问。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涌进来了，涌进傅正的房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蓝蓝停住了。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高声叫了起来。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你别管，蓝蓝，弹琴吧。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和母亲跑过去。傅正对我和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他把一串钥匙递给母亲。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来抓我。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还不知道。傅正也抓走了。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下一个就是我了。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就是组织新党。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9月27日，雷震被捕后两个星期，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检察官发表起诉书，指控刘子英是匪谍，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宣传中共为政宽和、军力强大，行将解放台湾，并相机策动雷震等人“为人民立功”，雷震保证入境，刘子英将他任务面告，雷震明知其为“匪谍”而未报，而且证诸雷震在《自由中国》的言论，雷震“以文字为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期达颠覆政府之目的”。马之曾因“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向匪南下工作团报名登记，南下从事制造派系及劳资纠纷等任务”，而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后由雷震保外候审，“继续潜伏待机活动。”傅正因为写了几篇反对蒋总统三任的文章，“企图挑拨分化，破坏法统，阻扰国民大会集会，适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契合，涉有叛乱嫌疑。”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仅仅七个半小时的审讯，不准雷震与刘子英对质，不准雷震的律师梁肃戎见面，仅仅根据刘子英片面自白供称雷震“知匪不报”，就宣布雷震以“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交感化教育三年。原来刘子英和马之是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还有跟随雷先生多年的老瞿呢？他本是雷先生和雷太太的司机，后来雷先生汽车坐不起了，便坐公共汽车，老瞿就在《自由中国》为雷先生办些杂务，雷先生对他非常信赖。就在雷先生被捕前几天，老瞿骑车从台北回木栅，路上一辆大卡车撞来，他被撞倒了，昏迷不醒。雷先生正忙着和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戚世英、夏涛声、傅正等筹组新党。雷太太天天去医院看老瞿，对他细心照顾，路过《自由中国》社，讲到老瞿，忧虑他不久人世，念念不忘跟随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瞿。几天之后，雷先生被捕了。特务逮捕雷先生时搜查雷宅，径直走向各种文件、信件所在地，毫不犹豫。老瞿昏迷三个月后死了，临终前告诉雷太太，他曾被特务收买，供给他们有关雷先生的详细情报。大卡车撞死老瞿，是杀人灭口。雷震的夫人宋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她的镇静，她的勇敢，她的度量与耐力，令人惊叹。雷先生被捕，一向温婉娴雅的雷太太，干脆住在《自由中国》社，料理被特务搜掠过后的残局，一面在那儿招待记者，强烈抗议执政当局对雷先生的诬陷，要求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呼吁海内外的支持和援助。《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1)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儆寰吾兄：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四十年八月十一日1952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1949—1952年期间，《自由中国》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现在，我想藉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做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雷先生筹组新党时，要求他做新党领袖，他不答应。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我可以想象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新党是水到渠成了。《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2)1960年6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新党组织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诬为“涉嫌叛乱”，军法审判。《自由中国》被封。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据傅正1989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写着：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胡适将在10月23日回台湾了。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光荣的下场”，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11月23日雷震复判结果，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对采访的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记者提到他没去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的新党，他自己呢？不做党魁，“要看新党的情形而言。”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雷案复判那天，他在书房独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诗人周弃子写了一首诗：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3)胡适曾说过：过河的卒子，只有前进，而无退后的。雷先生认为周弃子对胡适误会了，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认为他因为雷案受了冤屈，并因为雷案突然心脏病复发，倒地而死。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作了一首自励诗，读起来像增广贤文：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雷震那首自励诗，倒真像胡适的作风。【附件】雷震的信（1964—1974）第一封信（寄自狱中）华苓先生：我们不见已有四年了。前年在《联合报》看到先生哭母的两篇文章，悉令堂大人仙逝，先生以最沉痛的辞语，表达子女悲哀之情，读之潸然泪下。令堂大人一生忧患重重，形容显得憔悴。惟她可以骄傲而对国家民族毫无愧色的，是自己的丈夫和长子先后为国牺牲；次子业已学成，长女更是台湾文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她可以安然于泉下矣。今年十一月接见家人时，欣悉先生在美深造，无任欣喜。不久又看到先生在《联合报》上美国的风铃文章，获悉先生到美后的近况。我很好，饮食如常，早晚运动，天晴打球。安眠药戒掉已十个月，八字胡已蓄了一年。希释锦念。惟阅报载讣告，和我年龄相若的人，均相继去世。我想阎王爷也在对我动脑筋吧。专恳敬颂身体健康，圣诞快乐！雷震敬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封信（出狱后）华苓小姐：别矣十有余年，遥想一切均吉祥。内子及钟鼎文伉俪均说了一些，惟不甚详。暇时请见告一二。旧历年前，《联合报》送来四千台币，信封是内子名字，说“是聂小姐的稿费，聂小姐嘱送来的。”家人遂收下了。旋向《联合报》副刊编辑部打听你在美地址，不料回信说:“聂华苓在美通讯处无法见告，此为本刊规矩，恳请见谅。”这就有点打官腔了。去问讯时也是用的宋英名字。现在您的地址是钟鼎文说的。我在狱十年，身体总算不错。那期间实下了许多功夫，如读圣经、读佛经、读金刚经、心经之类。我常常失眠，上床后要念三十遍心经才睡觉。在牢里，第十个阴历年时，我做了一副春联贴在我住的牢房门口：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上面横批：所幸健存。出狱第二日和内子照了一张相，今奉上一张，足证健存之言为不虚也。惟记忆力近年差极了，而出狱后尤甚。在牢时脑筋比较清醒，出狱后应酬等等事情一来，反而头脑模糊了。有许多地方很不习惯，如穿皮鞋走路，就很不自然。因在牢内除接见家人时外，从不穿皮鞋，平时穿胶鞋或布鞋，行走和运动均方便，而价亦廉也。胶鞋牢里每年可发一双，再买一双布的，买一双布鞋只要台币十二三元，向外买也不过十七八元。承赐四千元，感激之至，对我一家生活帮助很大。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收入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顷在《联合报》发表的大作《桑青与桃红》，未能全读，有时忘了，有时登得太少，俟单行本出版时再一口气读完，比较舒服。您除了写中文小说之外，不悉还做其他事情没有？内子身体亦健。这十年是把她苦够了。专此致谢。并祝你们阴历新年快乐！雷震敬上宋英同上《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4)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又：令堂逝世时，我在《联合报》上看到了您的文字，曾有信吊唁，但被保安室扣发。第三封信华苓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