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宏瞻 前言 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精彩。 大明王朝早已远去，明朝的那些人那些事已化作历史符号，今人耳熟能详，却又不明就里。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历史人物是解析历史的最好切入点，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还原真实历史是个艰难的技术活，而探究张居正其人其事的真相更是难上加难。 张居正身后一败涂地，深陷于“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生死两重天，文苑领袖王世贞亦有“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之语。数十年中，反对派操纵舆论，对他的口诛笔伐一度甚嚣尘上，是非恩怨，真伪难辨。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而丰富的表情往往会伪造历史的容颜，使得本就纷繁的历史更显扑朔迷离。历史虚无主义者叫嚣着：历史从来为胜利者书写，无可信之处，甚至小说都比历史更真实。 诚然，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许一些事实真相因为种种原因如沉入大海的沙砾，后人无法觅得，但综合当时各类人士的文集笔记、稗官野史，经过分析考证、去伪存真，尚可还原一些历史画面。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无法游离于所处的人际关系链锁之外，研究历史人物就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中，置于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器实品质的人际关系网中来审视。他们或刚直不阿、石交不渝，或面谀心非、随风向而变色，或有恩或有怨，或恩怨交错，钩织出一幅生动的大明百态图。 同样一个张居正，在不同场合、当世不同人眼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各种面貌。 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又有不择手段、揽权擅政之虞。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集于一身，这就是四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完的张居正。 本书中所叙琐碎逸事，皆非空穴来风，乃笔者经多方搜集，从各种政府邸报、文人笔记、正史野史、墓铭方志及今人研究专著中摭拾而来。笔者对资料加以斟酌整理、修饰熔炼，从众多繁琐的史料中理出头绪，力求全面客观，不溢美、不隐恶，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完整的张居正和他所处的波澜壮阔的晚明时代。 序 互联网这种现代传媒，将相隔千里且从不相识的人群联在一起。我与作者宏瞻君从未谋面，却对她的向学之志和人生追求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其管道便是网上的交往。我曾经在明史交流QQ群中，见证了她的活跃，领略了她在研究张居正方面的刻苦、细致和孜孜不倦。她对围绕张居正的各种文献了如指掌，许多网友向她咨询相关文献时，她都能信手拈来并予以贴出，且经常是比较偏僻的古籍文献。 这不能不让我对这位神秘的“张粉”感到好奇，也曾打听过她的一些情况，比如她年方二十余岁，从事财经工作，从未读过历史专业，等等。一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业余的年轻的历史爱好者，对张居正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如此精通，让我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同时也引出我的许多思考。 其一，加深了对历史价值的认识。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指出，历史所具有的永恒魅力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这种魅力使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直至乐此不疲、为之销魂的地步，因此历史具有娱乐功能。像作者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将全部时间、精力付诸历史，达到了废寢忘食的境地，正说明了历史所具有的无穷魅力和娱乐价值。他们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中，游刃有余，优哉游哉，毫无功利色彩，全凭个人兴趣，与其他人利用业余时间打麻将、玩游戏具有同等快乐，甚至更加乐在其中。 其二，兴趣是成功的最好老师。历史人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一种是个人兴趣的滋润。两种方式各有其利弊。通过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制度培养的历史专业人才，具有规范化、系统化、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它被纳入实用性的高考和考研体制，因此成为部分人“为稻粱谋”的终南捷径，被动地从事历史学习和研究，未能充分激发起学习兴趣，最后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而后一种形式属于自学成才的模式，纯属个人兴趣的驱动，毫无功利目的，其以前的缺点是独学无友，而今网络时代则能结成群组，相互交流，甚至吸引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加入，使得他们在自学过程中，也获得了学术交流带来的相互磨砺和学术增值。作者及其群友们的经验，证明了后一种模式的意义。当然，后一种模式也有比较大的弱点，便是容易走向“粉丝化”，对研究的对象倾注过多的个人感情。如果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将对历史有强烈兴趣的人纳入现代教育体制，则无疑是如虎添翼。但现代教育体制“求全责备”的特征，常常将“学术偏才”拒之门外。怎样改革现代教育体制，是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其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火爆和成功与其说是栏目和讲史人的成功，毋宁说是它引爆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对历史潜在的热情所致。原以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想到在人海茫茫中经商、从政的各色人等，都有了解历史的愿望和冲动。通过该节目的走红，让人忽然发现原来社会上还有如此之多的历史爱好者，他们关注着历史，感受着历史的无穷魅力。通过宏瞻们对历史的痴迷，可以洞悉《百家讲坛》成功的原因。 谈完了以上的感想，再来谈谈宏瞻这部《世间已无张居正》。由于作者属于第二种人才成长模式，因此她采用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常走的通俗史学之路。本书不像一般的历史专业学者所撰述的规范的学术专著，而是通过叙述形式，生动讲述张居正的人生道路和为政经历，偶尔在叙述中夹杂作者的一些议论和评价。 这部书看起来只是在叙述史实，其实中间蕴含着许多作者的研究心得，一些不起眼的表述中，凝结着作者的考证成果。其中对张居正与同僚、同乡、同年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微妙关系的描写，就多有自己的发现。比如张居正夺情时阳明学者耿定向对他夺情起复的看法，从侧面反映社会名流并非都拘泥于纲常名教，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又如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情仇影响张氏身后几百年的毁誉评价，张居正与陆光祖的争执反映出张居正改革的艰难以及他和主流政治理念的冲突；门生傅应桢弹劾张居正引来状元门生张元忭的劝谏以及张元忭对老师夺情事件的态度，以此窥见张居正与门生的相处之道。 特别是作者指出，一贯反对张居正的邹元标，在张居正死后并未如一些史书所说，积极为张居正的平反奔走呼号。作者认为，以邹元标为代表的东林清议对张居正其人其学其治国之术始终存在分歧。此外，有些学者批评张居正晚年自称“孤”是其权力膨胀的结果，有僭越之罪，而作者则指出，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或有以“孤”自称的风习。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这种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专业历史学家那里或被忽视，而本书则通过细微的考证，揭示出许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 世间已无张居正，但世间永存张居正。有张居正建立的丰功伟业，有历史学明史专业和政治史专业的严肃研究，有像作者这样更广大的历史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张居正不再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个与现实日益相联的文化现象，永远存活在现代人的心中。 是为序。 第一章 天降文曲 就历史而言，张居正是一位“盖棺不论定”式的人物。身为明代最具争议的一代权臣，张居正无论生前身后，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 张居正只手撑起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挽救了自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造就了晚明数十年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富庶，从而使万历朝成为明末清初士大夫缅怀的太平盛世。但他专断独行的行事风格和刚愎偏狭的性格弱点，又使他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 不管怎样，张居正五十八年的人生岁月里充满着个人的激情、时代的激荡以及历史的落殇。 白龟的诞生 四百多年前（公元1525年），梅子黄熟的五月初五，大明王朝的百姓们吃着香粽、划着龙舟，热闹非凡。 荆楚大地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张府，有着比过节更令人激动的喜事，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 端午节本是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而今年端午时节，在屈原故里，诞生了一位日后将改变明朝，甚至影响世界的伟大人物。 自古不凡之人出世多伴有异象，江陵张家这个婴儿还没出生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能”。一般人娘胎里待十月出世，个别心急的孩子还提前出来见爹妈，可他倒真沉得住气，愣是拖了一年才悠哉游哉地来到人间，似乎要和神话故事中手套金镯、腹围红绫的哪吒比上一比。 奇异之事远不止此。张居正乳名唤作白圭，取自谐音“白龟”之意，这乳名背后隐藏着这样一段趣闻： 在他出生前，其曾祖父张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在一个万籁寂静的不眠之夜，张诚一个人走进院子，抬头望着那月朗星稀的夜空，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他捋一捋胡须，正想赋诗一首，忽见空中皎洁的月亮迅速下坠。 那月亮越来越近，只听得“扑通”一声巨响，这月亮不偏不倚坠入了院里的水瓮，照得满瓮亮晶晶的。张诚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水瓮，只见水中的明月瞬间化作一只白色的乌龟，从水中慢慢浮起。万分惊喜的张诚没能仔细欣赏这只白龟，就被一道闪光惊醒。 过了几日，张诚的曾孙降生，全家人苦思冥想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张诚想到了那个神奇的梦，想到了那只可爱的白龟，这个曾孙正如那梦中的白龟，是上天赐予张家的珍宝，于是就为他起名“白圭”。 张居正便这么获得了“白圭”的乳名。白圭是家中长子，后来，其母又给他添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再来说说江陵张氏。张诚的先祖张关保原是淮西凤阳定远人，早年跟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因屡立战功，受封到归州（今湖北秭归）做世袭千户，就这样入了湖广的军籍。因此，张氏门宗也算将门之后。 按照明代的卫所制，地方部队分为司、卫、所三级，5600人为一卫，每卫下设五个所，每所设千户一人，统兵1120人，千户所下再分百户所，各统兵112人。 张关保这个千户，属于中级军官，虽说是无名之辈，但这军籍对张家的子孙后代影响重大。 张关保千户的职务已由在归州的长子承袭，因此张白圭的曾祖父张诚不再拥有军职和俸禄，千户的荣耀自然也没能传到张白圭头上。也幸好没传到他头上，否则，明代只不过多了一位“千户大人”，却少了一位治世能相。 在归州无法继承祖上的千户职务，张诚成家后索性就从归州搬到了江陵。 张居正因此常自称“江陵张太岳”——他名居正，号太岳，后人索性称他为“江陵公”、“江陵相君”或“张江陵”。 张诚是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平民，他生性豪爽，急公好义，自家生活不甚富裕，却尽力周济穷人。张居正言谈举止也豪迈仗义，颇具其曾祖父风范。 张诚对孩子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后人有无坚不摧的锐气，所以他给儿子们起的名都是金字旁的。张诚的三个儿子，长子张钺擅长治产，家道日渐殷实；三子张釴爱好读书，补县学生；而次子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终日游手好闲。 张诚偏偏最疼爱老二张镇。既然老二不如他的兄弟出色，那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能生一个好孙子上。老二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张诚对天祈祷：他一生帮人无数，希望上天能馈赠给他一个优秀的孙子。 张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补上府学生，但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被录取，在悠悠岁月中又耗去了二十个春秋。直到他儿子张居正进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眼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张文明这朵“前浪”认输了，掷下考篮，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 他终于明白，原来他名字中那个“文治武功、公卿明相”的理想是为他那个天才儿子准备的。 成名须趁早 张白圭的聪慧远远超过同龄儿童，自幼便赢得家乡父老的众口交赞。 一天，奶娘抱着小白圭在院里嬉耍，正好遇到他堂叔父正在津津有味地诵读《孟子》。堂叔父也许是听闻了些传言，拿着书逗小孩：“世上哪有什么天才，要认得字才算真天才。看看这两个字，叫‘王曰’，认不得‘王曰’就不算天才。” 堂叔父只是随口说说，哪知第二天，奶娘又抱着白圭出来玩，正好堂叔父又在院子里看书，不到两岁的张白圭走过来，指着书上的那两个字掷地有声地念道：“王曰！” 堂叔父大开眼界，才知世上真有无师自通的天才！以这二字启蒙，似乎预兆了他日后言必称“王曰”，或有与王者对话的身份。 张白圭五岁入私塾读书，十岁就能粗通六经大义，十二岁即投考秀才，在江陵已是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 考秀才那天，张白圭提着考篮，带着文房四宝，随着一大群读书人，来到江陵的最高学府——文庙书院参加童生考试。 当时的考官、荆州府的父母官李士翱在考试的前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帝要他把一枚玉印奖给一个孩童。 考完阅卷时，李士翱对张白圭的卷子大为赞赏，还在一卷旁写下评语：“此子当为太平宰相”。于是列之六百人之首。放榜之后，李士翱以主考的身份召见了张白圭，一见到这个才十二岁的新科秀才，他大吃一惊：这小孩不就是梦中授印的孩童吗？顿生爱才之心，对张白圭赏识不已。 小张才貌双全，但白圭这名字着实不雅。 “圭”，谐音“龟”。虽说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古时以龟命名者也并不少见，但在明代的方言中，“龟儿子”、“龟孙子”、“乌龟王八”等骂人的词已经出现。 张白圭为栋梁之材，前途无量，岂能头顶乌龟做人？ 为了勉励这位少年才俊，李士翱特地为其更名为“居正”，取“居”官需遵循“正”道之意。“白圭”二字，成为历史。 爱才心切的李大人对这位少年寄予厚望，预言他日后必为“帝王师”，并立刻把他荐给湖广学政田顼，当场面试。面试之时，张居正挥笔立就《南郡奇童赋》一文，洋洋洒洒，深受主考官们欣赏。 一位考官指着吕洞宾的画像让他即席赋诗，张居正扑闪着一对机灵的眼睛，回头看看远处围观的众考生，再看看眯眼凝视的考官，不假思索，挥笔写出： 这个道人黄服蓝巾，分明认得，却记不真。呵呵，原来是醉岳阳、飞洞庭、姓吕的先生。 在座诸人掌声如雷，无不为他的才思敏捷而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中了秀才，进了府学，学习礼、射、书、数四科。 礼与书为经史、典章、律诏、书法；射与数则为射箭和九章算法。 人们往往为经史之学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精力。天赋是横亘在天才与寻常人之间的一座高山。书呆子虽然满腹经纶，脑中却是一团乱麻，终其一生无所建树。而张居正不仅读书破万卷，还善于读书，在书海中“独观大义，惟务宗旨，不求蔓引泛溢”，善于切入要点，洞悉大义，撷英扬华。 张居正考中秀才以后，于当年秋天来到省城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如果再次顺利考取举人，进则赴京会试继续摘取进士的桂冠，仕途无量；退则享受缙绅地位，衣食无忧。 乡试途中，张居正心血来潮，作五言绝句《题竹》：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直上劲头竿。 竹形典雅，凌云挺立，经霜不凋，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并有“直上劲头竿”的意气，足可见其不同凡响的志向。 对比成年以后张居正以竹自喻的《修竹篇》： 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衷，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可以看出，与年少气盛、锋芒毕露的《题竹》不同，中年时期其作品蒙上了历经岁月后的沧桑，委婉道出他即使身在山林也不改凌霄之志的夙愿。 张居正一生垂青于翠竹劲拔有节、直上凌霄的品格，隐示了他矢志不渝的志向。 幸运的是，张居正初涉科场，得到知府李士翱的器重；再进考场，又受到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的高度赞赏，并断言他日后必是将相之才。 顾璘又名顾东桥，是金陵（今江苏南京）有名的才子，与同乡陈沂、王韦合称“金陵三俊”，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而且他不仅是儒林名士，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应天巡抚、湖广巡抚任内，大行惠民善政，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一次，他翻阅荆州来客携带的诗册，其中有一首诗令他玩味不已，惊叹其作者是“异人也，我不可不物色此人”。 得知其名后，顾璘第二天即到荆州学校查询：“哪位是张居正？”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尚未在学，众人回答：“查无此人。” 恰巧有一学生与其相识，连忙解释：“张居正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顾璘大为震惊，立即把传说中的神童秀才召来，当场出题测试：“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 张居正不甘示弱，脱口而出：“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 顾璘又对：“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 张居正即曰：“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 顾璘喜出望外，连呼小友，并解下象征身份的腰带，送给尚未束发的张居正。 张居正接过腰带，顾大人语重心长地拍拍他肩膀：“你有宰相之才，将来是要佩玉带的，老夫的这条犀角带配不上你，只不过是见面礼而已。” 他一再告诫张居正：“将来位列宰辅，一定要做到无富贵心、无富贵气，就可以成为一名贤相了。” 张居正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顾璘惜才，慷慨资助他五十金，并反复嘱咐张父，为国为家都要善待此子。 张居正并没有把顾璘赠予的奖学金完全为己所用，而是“广吾师德”，分给了他的同学朋友们。 更为传奇的是，顾璘把自己小儿子顾峻托付给了尚未考取举人功名的小友张居正。兴奋之余，浑身散发着文人气的顾璘和诗言乐： 赠寄张童子 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 麟子凤雏难可见，碧蹄卅喙定堪夸。 小神童张居正凭着聪明才智，考中举人本是小菜一碟。可就在大家热切期盼他大展身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器重张居正的顾璘故意让他落选，令所有人费解。 顾璘毕竟是经历过风吹雨打的老前辈，他自有他的理由。 玉不琢，不成器。 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历无数艰难困苦，顾璘希望这场适时的磨炼能帮助他日后成为栋梁之材，不因荣誉而骄傲自满。功名利禄，都是浮云；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自强奋进，才是人生的真谛。 张居正牢记顾大人教诲，他珍惜时光，发奋苦读。 功名未得，何以见人？他连父母都拒之门外，其父张文明屡屡劝他出门拜友，张居正不为所动，依旧闭门读书。一怒之下，张文明断其肉食。 张居正颇有志气，以粗食度日，三年后再度赴试，一举中第，获得举人的身份。那一年，他十六岁。 顾、张邂逅，为明代历史留下一段伯乐识才、才遇伯乐的动人佳话，张居正也将李、顾二人的知遇之恩牢牢铭记在心。 时光流逝，李士翱、顾璘相继离开人世，他们的英名也渐被世人所淡忘。但张居正继承了古代士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他秉国期间，为二老请求恤荫，还捐献俸禄资助顾璘后人，帮助他们调解家族遗产纠纷。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始终逃不出恩怨二字。他快意恩仇，宦海仕途中虽与政敌争斗无数，却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心怀感恩。 种下善因，必有善果。张居正谢世不久，家中惨遭覆巢之祸。他最小的儿子张静修当时未满二十岁，母亲嘱托仆人掩护他和他的未婚妻（李幼滋之女）南下避祸，恰恰又投奔到了昔日恩人顾家。顾璘小儿子顾峻欣然收留张静修，并为他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从此张家这支血脉就在江苏兴化生根发芽。 才俊初长成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英姿飒爽的张居正只身一人北上，参加三年一度的礼部会试。会试竞争激烈，数万考生只录取三百余人，张居正凭借扎实的功底金榜题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三岁，当时他的主考官为湖广籍阁臣张治。 明朝的进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 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谓之“鼎甲”，考中就可直接被授予修撰或编修这样极具潜力的翰林史官职位。二甲、三甲进士则根据成绩的好坏，一流的选授庶吉士（见习生），二流的授予低级京职，三流的外放地方知县等。 明代的翰林严格规定必须进士出身，而入阁拜相又必须有翰林官经历，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有明一代，内阁宰辅共一百七十余人，九成出自翰林院，翰林之盛前所未有。翰林院虽只是五品中层衙门，却融政治、文化、教育于一体，既是国家考试议政的职能机构，又是储备人才的重要场所。 庶吉士属于翰林院最底层的见习生，无官品，在翰林院以学习为主，学习国家的典章制度、行政运作，三年后通过考试，即告结业“散馆”。 散馆之后，有的留任编修、检讨等史官，有的出任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总之，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只要仕途顺畅，必能跻身显贵。 因此，庶吉士是国之精英，是晋升翰林学士甚至内阁大学士的基石，被人看作是“储相”。此时的张居正已身居储相之列。 科举考试以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宗旨，但新科进士以及被选为庶吉士之人，也并非都是国家栋梁，人员中鱼龙混杂：有些人不过是当朝权贵的子弟姻亲；有的急于升官，只盼望早日散馆；更为投机取巧的，不过以翰林院为跳板，四处钻营，奔走权要，以求飞黄腾达；还有一些清高之流，则终日诗酒自娱，吟花弄月。 当同僚们忙于为仕途奔竞趋迎，或沉醉歌台舞榭、吟风弄月之时，张居正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不屑做个舞文弄墨的文士。相对清闲的职务给他提供了散心读书、思考的时间。 在纷争不断的官场，张居正不忘顾璘当年的教诲，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制度，默默探求救国兴邦之道。 机会钟爱有准备的大脑，今日的知识积累是他日当国的资本储备。张居正在象牙塔中每日刻苦学习，而象牙塔外面的世界是一派阴森，杀气腾腾…… 第二章 初入官场 残酷的内阁斗争 张居正入仕的年代，正逢明代内阁斗争的高潮。 大明建国之初延承元制，在中央设立位高权重的中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部及各院、寺、监等。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综理机务，俨然是皇帝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级权力部门，丞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朱元璋生性多疑，眼看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逐渐坐实坐大，心里越发恐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从此皇帝直接领导指挥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总尚书。 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显不如他精力旺盛，这种寄托在皇帝勤勉基础上的机制实施起来已然不现实。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就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公务。 明成祖朱棣以后，政治运作的枢纽开始集中在内阁。但整个内阁在法律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内阁之权非常渺小，即使大权在握，仍受皇权限制。 大明王朝好比一家家族企业，内阁首辅则为总经理，管理权限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小。 在内阁制推行早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早期阁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几位阁老优势互补，各尽其责，在他们治下，明朝迎来了国力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力鼎盛的同时，明代阁臣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就连以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文章亦风靡一时。 “三杨”之后，阁臣们大体上能融洽相处，但小的冲突也断断续续，从未停止。 嘉靖、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加重，阁臣身系天下安危，在内辅助主上，在外统帅百官，俨然真宰相。 时人陈子龙在《皇明经世文编》中如是总结明代内阁发展史： 高皇（朱元璋）诏废中书。文皇（朱棣）政归内阁。三杨秉钧而后。势以益重。至嘉隆之间，几几真相矣。若洛阳（刘健）余姚（谢迁）之谠亮，永嘉（张璁）丹徒（杨一清）之才略，新都（杨廷和）华亭（徐阶）之弘博，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之英毅，山阴归德（沈鲤）之端方，内辅君德，外总机务，朝政之清浊、海内之安危，职任綦重。裒辑尤详。 内阁地位的崇高也使得帝国精英为此明争暗斗。正常状况下，内阁会有多位阁臣同时在阁，遇事一般由首辅先作决定，首辅与皇帝的接触最多，地位远非普通阁臣所能及，所以阁臣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界限，开启了此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此后的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踩着前任鲜血，登上万人瞩目的宝座的。 嘉靖皇帝十六岁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他即位后不久，为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了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而以生父为叔父，遭到嘉靖的强烈反对。 君臣矛盾从此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强权压倒纲常，嘉靖在新科进士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运用廷杖、镇压等极权手段取得最终胜利，正式颁诏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追尊为睿宗，入祀太庙。 同时，重定礼议诸臣之罪，退休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被削籍为民。至此，君臣争执数年的大礼议之事尘埃落定。 礼议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襄助嘉靖皇帝礼议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大礼议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重臣，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明朝因此有了两位张文忠公。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世宗实录》中对其赞誉有加。不过，张璁以及桂萼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不佳，因此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皇帝，巩固权力，打压异己。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张居正入仕的时候，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一时风头无两，直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张璁得疾，被护送回乡。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然而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以夏言被罢、严嵩入阁告一段落；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被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了上风；直至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内阁中形成夏言、严嵩对峙的局面。 夏言豪迈多才、纵横善辩，在入阁之后，他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计划收复被鞑靼占领的河套地区。曾铣屡战屡胜，获得嘉靖皇帝的赞赏，嘉靖也因此更加器重夏言。这引来次辅严嵩的嫉妒。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利用嘉靖对鞑靼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对鞑靼用兵，实在是穷兵黩武、混淆国事。 天助严嵩，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深惧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进都城。严嵩见此机会，开始猛攻夏言，他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夏言、曾铣祸国殃民，是他们导致鞑靼入侵、生灵涂炭。 嘉靖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身首异处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夏言也成为有明一代唯一被公开杀头的内阁首相。夏言倒了，严嵩顺理成章地爬上了首辅的职位。 小翰林的蛰伏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的身份让他接近了首辅理想，却也触及了现实政治，亲眼所见的真相使渐近的理想变得更为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中，他一边忙于撰写史书，积蓄知识；一边冷眼旁观现实生活，剖析政务。 就在与他同时入仕的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陷入争名逐利的漩涡之时，他却洁身自好，喜好与对他升迁无甚助益的基层吏员交往。 每遇小吏从边塞巡视归来，他常常提一饭盒酒菜前去探望，与这些官员边饮酒边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挑灯写作，彻夜不眠，足不出京而晓天下事。 当他合上书本，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了《论时政疏》，试图让皇帝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陛下尽早摒弃幽居深宫的消极态度，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进而针对时弊，提出抑制宗藩、整肃吏治、整顿时政、整饬边防、上下沟通五大对策，洋洋千余字。 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撰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对时政不置一辞。 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是张居正三十而立之年，人到三十，本该奋勇前行，张居正却急流勇退了。他厌倦了官场的荆棘丛莽、黑白不分，但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在他眼中，还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的老师徐阶，希望尊师有朝一日带领大家扫除阴霾，拥抱光明。 徐阶年轻时曾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深谙人才育选的要领，威望颇高。他不同于同时代一些腐儒，只工于词章，而是引导庶吉士们把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授课内容无不围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使学生们身心受教，学有所用。 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居正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来到翰林院任职之时，分管翰林院的内阁次辅徐阶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卓尔不群，所作之文虽旁列诸子百家之言，却以务实为本，且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博得了诸位翰林老师的好感。 有心的徐阁老刻意接近小张，多次找他谈心，借以全面观察这个谈吐不凡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投契，他很是欣赏小张“沉毅渊重”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深相期许，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重臣。 从此，徐阶一路提携小张。张居正对徐老的知遇之恩也铭记在心，从此更加积极上进，二人在政见上也多有默契。休假回家前，张居正特意修书一封致徐相公。 信中，张居正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他愤慨于群奸乱舞，迫害正人；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天下有所改观。他也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又要虚与委蛇，“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不亦难乎？” 张翰林颇费心机地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只是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对于张的建言，他只能摇头苦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物色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和接班人了。 此时的张居正不仅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长逝，抱着念妻、怀友、感叹时局的心绪，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了。 回乡之初，张居正寻得风光甚佳的湖畔筑一茅屋，种半亩青竹，养一只癯鹤，终日闭门不出，身边有童仆数人，专事洒扫，烧茶煮药。 人在天涯，心悬京华；养疴田园，魂萦廊庙。他有过读书自娱的避世念头，但目睹江山败落、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青年才俊，又怎能割舍对社稷苍生的关切呢？ 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交织在张居正大脑中，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倾注在诗词里： 山居 林深车马不闻喧，寒雨潇潇独掩门。 秋草欲迷元亮径，清溪长绕仲长园。 苍松偃仰云团盖，白鸟翻飞雪满村。 莫漫逢人语幽胜，恐惊樵客问桃源。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枫林霜叶净江烟，锦石游鱼清可怜。 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 九秋查影横清汉，一笛梅花落远天。 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 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跃然纸上。 “显则立于朝，晦则隐于野”，大自然往往成为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 张居正寄情于寒泉潭水、沧江白鸥，在烟霞松竹中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心灵或驰骋在云端，或伏贴于岩崖，寻找人世间难以寻觅的宽容和慰藉。 六年的休假生活中，最令他身心愉快的当属衡山之行。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张居正偕同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长沙李石棠等几位湖广友人，遍历潇湘大地。张甑山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李义河、李石棠后来都位列公卿，成为日后张居正执政改革的左膀右臂。他们正是在此结成扯不断、紧相连的至密亲友圈。 他们在衡山游历八天。到底是翰林才子，张居正文思泉涌，留下名篇《游衡岳记》： …… 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 …… 这是他此生最惬意怡情的一次旅行。数年后，他还和理学名流孙应鳌津津有味地谈起当年的衡山之游，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旅途日记。 归途中，一行人溯江西行，途经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张居正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厦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青年张居正报国无门，此时只能寄情山水，渴望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平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种种思想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 当然，逃避现实绝非他的风格。 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 居江湖而忧庙堂 “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才不遇的张居正想起了魏晋时代与他一样怀才不遇的竹林七贤。他们从不在意世人的嘲笑讥讽，谈笑自若，坚决不与臭名昭著的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放荡不羁的个性，挣脱礼教和功名的约束。 张居正仰慕竹林七贤的淡泊洒脱，理解他们孤独的灵魂，作《七贤吟》歌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七贤。 为摆脱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平静，张居正一度研习禅学。他闭目盘膝而坐于清凉树下，修身悟道，常与著名僧侣学者邓豁渠交流心得。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把禅宗思想说成是张居正执政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的思想根源：“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希望通过虔诚的修炼解除人世间的烦恼，缔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理想很美好，现实终归很残酷。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复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蒙古犯边，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江陵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但在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民穷财尽。 作为休假的朝廷命官，张居正本可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一下京城见闻；可谁也没有想到，血气方刚的翰林院编修当起了泥瓦匠，亲手筑起几间房，名之曰“学农园”。 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读书之余，他常常游走于在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获固然令人欣喜，但更多的是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仅免于饥饿。而官吏的催征过急，常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 此情此景，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象，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 当时的湖北有楚王、荆王、襄王等五大藩王以及数不清的郡王宗室，这些人靠国家财政收入来“支给禄米”。政府对基层的掌握逐渐失控，宗藩过多，田赋不均，荆州一带榷税负担日益加重。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社会大学堂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与启示，在研究透榷税和农商的复杂关系之后，他逐步形成了重商益农、农商互惠的新思想，促使他日后大刀阔斧改革赋役制度，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身在山林，心在庙堂。 五百年前，仕途坎坷的范文正在岳阳楼挥毫写下了那篇不朽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五百年后，同样处境的张居正，也遇上了同样的矛盾。堂堂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吗？ 张居正呼唤仁人志士与他一同振兴大明，后来他对知己耿定向道出肺腑之言：“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人组成的盗匪团；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盛行，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必须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破旧立新，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此时的大明朝廷未必察觉得到，即使知道也未必起用。 重返淤泥政坛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万不可小看这六年，其间张居正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 在彷徨中，张居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自此以后从未动摇。六年中，他洞悉了社会百态，成熟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经过休整、反思和对农民疾苦的考察，张居正心中逐渐开出解除社会弊端的药方，重新燃起了报效国家的热情。 张居正的父亲，那位屡试不第的张文明，看着儿子数年如一日地宅在家中消磨时日，更是忧心忡忡。他逢人便说：“我家三代都无人中第入朝做官。这个儿子难得入选翰林，本想靠他光宗耀祖，可他现在却无所事事。”言罢，深深叹气。 的确，张家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几代人的遗憾全都指望这位年轻人来弥补，眼看儿子业已进入“储相”的行列，岂能长久在家逗留，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闭门读书与游玩休闲上？ 国运的召唤，父命的嘱托，肩负着兴国、兴家双重使命的张居正不得不重返政坛。 于是，三十六岁的张居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北上的旅程。人刚启程，一种略带犹豫、担心前景的复杂情绪便徘徊在胸际。 他此去京城，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区区七品的官俸，他忧虑的是如何面对紫禁城中那个变幻莫测的官场，而想要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施展抱负，是何其艰巨！ 他留恋美好的故乡，十三年前，他从这里进京赶考，其后因发妻顾氏去世，一度南回。数度往来，十三个春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江岸依旧，而人已近中年。 或许，苏东坡那句不朽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此时正久久回荡在他耳边。 他深吟一首《割股行》以表达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耿耿，激励自己风雨无阻，献身国家：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 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 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 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金碧依旧，黄土依旧，京城的乱局没有丝毫好转。张居正最为关心的政治大局，仍然是阴霾弥漫。 长安道上，京师城中，豪门依旧夜夜笙歌，疾苦的百姓也俯仰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张居正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 回京后，严酷的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 嘉靖皇帝还在琢磨那两件事情：一是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人，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一群道士的怂恿下修道炼丹。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 宫女常因一些小错而遭嘉靖皇帝毒打，多达二百多位宫女死在皮鞭之下。这种非人的待遇，让宫女不堪苦痛，她们蓄谋拼死斗争。宫女领袖杨金英索性联合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谋划除掉嘉靖，却也因自己的失误丧送性命。 在守卫森严的宫廷，一群弱小的女子，竟敢与皇帝拼命，旷古未有。事情虽然很快平息，嘉靖皇帝幸而未死，但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恐慌的内心愈发要紧紧抓住求仙长寿这根救命稻草。 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再也不敢回到临朝议政的乾清宫。皇帝不上朝，一切政务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污吏提供了更多渎职枉法的机会。一时，严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乌云密布的朝政能否给张居正这颗新星闪耀的机会呢？ 第三章 在政治中成长 做人正直没人欺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的奸名堪与秦桧、蔡京比肩。作为一个毫无安邦经世之才的人，严嵩能在大明朝一度呼风唤雨，靠的是无耻的谄媚和阴险的权术。而嘉靖皇帝久不临朝，也给严嵩肆意擅权乱政提供了温床。 张居正入仕之初，恰逢严嵩任职内阁。嘉靖皇帝喜好青词，身边自然招来一批投机逢迎的青词高手，尤以严嵩为最，凭着这个特长，严嵩深得皇帝的欢心。 所谓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以工整的结构和华丽的语言，用红色颜料写在青颜色符箓纸上并在祭坛上焚化，祈祷老天爷遂人愿。 除了喜欢歌功颂德的青词，嘉靖皇帝对文采飞扬的醮词也颇有偏爱。一次，皇帝心爱的狮子猫死了，嘉靖伤心不已，命令臣子们写醮词。大臣袁炜琢磨着朱老头的心思，说陛下之爱猫“化狮作龙”，一下子引得龙心大悦，当即赐狮子猫以金棺厚葬在景山，小猫享受到连国家重臣都望尘莫及的“非人”待遇，真是不枉此生。 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举不胜举，这样的皇帝与只知投其所好的庸碌阁臣怎能治理好国家？ 俺答三次入犯京畿，京城外，火光烛天，杀气腾腾，首辅严嵩竟蒙骗嘉靖皇帝，说是民家失火。这个骇人听闻的欺天大谎，只有胆大如严嵩者才能编造出。 严嵩恭顺谨慎地伺候着主子嘉靖皇帝，在他排除政敌后，才会露出沾满鲜血的毒牙。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有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嘉靖帝写给内阁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几乎无人能看懂。惟独严世蕃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合嘉靖心。 这样的奇异组合使得嘉靖帝片刻离不开宠臣严嵩，严嵩也片刻离不开儿子严世蕃，当时民间盛传严嵩为“大丞相”，严世蕃为“小丞相”。 面对严嵩的所作所为，张居正心中想必颇有微词，但六年的乡居生活早已让张居正脱胎换骨，让他从一个满腔热血的政坛毛头小子蜕变成善于隐藏真实感情的成熟官员，心如古井，波澜不惊，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事实上，张居正也未能免俗地写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贺表颂词。此时的他虽未像同科进士杨继盛那样不惜粉身碎骨弹劾权奸，但也决不为一己的荣华富贵而与严党沆瀣一气，而是与严嵩及其党羽敷衍周旋，不亲不疏，过着唐代诗人白居易《中隐》中描写的“大隐住朝市”式的生活。 短暂的隐忍不代表麻木，身处京师的张居正对是非曲直有着清楚的认识。一次，张居正主持会试，一个张门学子得意洋洋地向众人炫耀说他深得严相公欢心，张居正听到后怒气腾腾，拍案而起，当众责斥他，让他投奔严门，不要玷污自己的清名。 回朝这么久，张居正眼睁睁地看着同年进士李春芳晋升翰林学士，而雄心勃勃的自己却原地踏步走，只得到一个到河南汝宁册封崇端王袭封的闲差。不过汝宁距离江陵不远，张居正正好顺便回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此时徐阶与严嵩的争斗逐渐白热化，与徐阶相善的友人畏惧严嵩的权势，看到严党人马唯恐避匿不及，投靠严嵩者又百般排斥徐党，惟独张居正在两位权贵之间逶迤相处，应付自如。 他在严首辅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与徐阶友好相知，在徐大人面前也痛恨严嵩祸国殃民，却并没受到严嵩的打压，相反严嵩还很爱护这位青年才俊。 当官需要被提携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月，刑狱系统两位同仁吴时来、董传策挺身而出，同日上疏，揭露严嵩贪污祸国的罪行。 严嵩老谋深算，自然看得出吴时来、董传策是徐阶推到前台的棋子，心中暗想，这两个小人物不足为道，徐阶才是心头大患。 严嵩又一次戴上面具在皇帝面前展现他无懈可击的演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次辅徐阶及其门人颠倒是非，欺负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今日之自己早已不能与夙昔相比，徐阶的地位正日渐提高。 嘉靖帝虽处置了吴时来等人，也对严嵩心生罅隙，遇到需要秘询的重大事务时，常常舍弃严首辅，独找徐次辅商议。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徐阶便由少傅晋太子太师。也正是这一年，三十六岁的张居正迎来平生第一次升迁，经徐阶推荐，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六品的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国子监司业事，相当于国立大学副校长。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这个副校长可小瞧不得，虽然官品不高，却是参与朝廷决策、主导社会舆论的要职。这给张居正提供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张居正也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没有忘记当年顾璘赏识栽培自己的经历，一如顾先生赠与自己玉带一般，张居正对好学上进者也毫不吝啬，时常赠与他们各类图书及银币，百般提携有才之士；加之他机敏博学的风格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众多国子监监生中树立了威望。 人脉决定成败，明代监生中有相当比例能够入仕担任各级官员，倘若张居正能经营好自己的“副校长”身份，在监生及士大夫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不啻为一笔官场的长期投资，日后必有丰厚的收益。而这一切，也正是徐阶将自己这个最得意门生安排到这个职位的初衷。 正是在国子监的生涯中，张居正进一步接触了风靡士林的阳明心学，心学培养了他敦本务实的作风与不避毁誉的人生态度，这两件东西可谓张居正的制胜法宝，自始至终支持着他的政治行为与人格形态。与此同时，喜结天下贤士的张居正结交了一批著名的阳明心学学者，如江西胡直、罗汝芳，贵州孙应鳌和麻城（现属湖北红安）耿定向，几位年轻人的理想各有不同，然而，人生际遇将其紧紧联在一起，今后的岁月中，他们互相砥砺，互相携助。 张居正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与另一颗未来的政治明星有了最初的交集，此人是张居正一生重要的朋友，也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出身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官宦世家，相貌魁伟，自幼颖敏勤奋，胸怀大志。他曾是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老师，两人关系密切，继严嵩之后，他成了徐阶的主要对手。 高拱长张居正十三岁，已年过半百，是浸淫官场多年的大叔了。 才高气傲的高拱仗着学问与年龄上的优势，目空天下士，然而初次见到张副校长，他就被张居正英俊潇洒的外表和学贯古今的才识深深折服，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二人从政经历也颇为相似，始而同在翰林院，同在太学国子监，又同入内阁，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相处甚好。 高拱教育学生，文章写作不能止步于手法的运用，而要注重言之有物，明白自己作文的目的是表达观点，抒发情感，而不是刻意追求华丽和规整；翰林官职责不只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还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的重任。这与旨趣亦在精研国家典章制度与时事政治的张居正不谋而合。 孜孜向学的张居正经常与高拱讲析义理，商榷治道。每次长谈结束，高拱都会萌发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豁然领悟，因此越发看重张居正，对他礼敬有加。 张居正也感叹，自打与高拱结为好友，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见识也增长了。在国子监共事的日子里，二人留下不少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拱约张居正到香山出游。放眼望去，枫叶红遍山坡，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实在令人叹息啊！” 张居正默不作声，凝重地点了点头。 高拱见张居正沉默无言，转身对着张居正说：“老夫观察小弟已久，你和老夫一样，有报国的大志，现如今政治昏暗，百姓疾苦，不知你有何救国之良策？” 张居正知道身边这位“老大哥”看出了大明朝华丽袍服下的破败，看到了自己渴求力挽狂澜的远大志向。 秋日午后的阳光并不刺眼，但足够温暖，看着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形成的光斑随着树叶的轻摇而慵懒地变幻形状，张居正仿佛透过历史隧道，纵观泱泱中华几千年。历朝历代无数拥有过这样抱负的仁人志士，其中又有几人能实现理想，青史留名？ 张居正捻须沉吟，忆起昔日诸葛孔明之言，然后抬起头，身对群山，目光如炬，一字一顿坚定地告诉高拱：“如果我有一天能秉执朝政，肩挑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不由击掌叫好：“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当年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终究也致死践诺，虽功业未成，也不负此生，定当无憾了。” 张居正听后不以为然，缓缓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鞠躬尽瘁，但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 一番慷慨激昂之辞，令高拱为张居正睥睨天下的豪气所震撼，不由抚掌击节叹道：“不愧名为居正，你这气吞山河、睥睨古今之志气，除了我高拱，还有谁能比得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是赞扬张居正，更是夸耀自己，两人击掌为誓，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相约若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 此后两人关系越发亲密，甚至用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外号来取笑对方，认为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情趣。二人相互戏谑，相知默契，他们的“香火盟”、“生死交”令张居正永生难忘。 张高二人都以“国器”自命，立志做房玄龄、杜如晦、司马光式的贤臣良相，甚至想要超越这些人，他们都坚信自己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谈到相投默契的地方不禁拍手称奇，“相得甚欢，如出一口”。 高拱精明强干，直拙傲慢，不易相处，可他和张居正在诸多问题上的见解甚为相投，共事友好。 徐阶老谋深算，平厚阴柔，是给张居正传道授业的恩师，又是一路提携举荐张居正的恩人，两人相处也很融洽。 在这两强之间也能左右逢源，可见张居正为人处事之能耐。 与知己谈学论道的闲雅终要过去，国子监注定只是张居正仕途大道上的一处小小驿站，很快，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降临在他肩上。 这次，他被徐阶委派参与校订《永乐大典》。这份工作不可小瞧，它不是单纯的校对，其中包含目录学、文献学、史学等多种知识，学问极大。 《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十一月，全书共22937卷，三亿七千多万字，不仅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也比后来清室所修的《四库全书》更为全面，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书。 因为卷秩浩繁，这部奇书始终未能刊行，只有一个手抄的正本。嘉靖年间，抄了一个副本，张居正参加的就是这次修编。 处处留心皆学问，重新校订这部巨作进一步帮助张居正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有了修订《永乐大典》的经验后，身任《兴都志》编撰总裁的徐阶又力荐张居正做副总裁，实际主持《兴都志》编写的全盘工作。 《兴都志》绝非一般地方志，嘉靖皇帝不是正统皇子，而是外藩入嗣继承大统的，他出生在他父亲兴献王的封藩之地——湖广安陆。继位后，为了彰显皇位的合法性，他立即把安陆更名为承天，尊称“兴都”。 所以《兴都志》又称为《承天大志》，在嘉靖一朝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国史，亦是帝王家史，是嘉靖皇帝为自己的“正统”地位制造的舆论宣传。编纂这部书是老皇帝晚年的心头大事，每一篇稿件他都要御览审订，承修此志自是非皇帝心腹不可。 有幸参加这个项目的大臣当然不会放过拍马屁的机会，也好为自己未来的仕途添砖加瓦。 张居正亦不能免俗，一改笃实学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嘉靖父子吹捧上天：庸碌的兴献王摇身变成雄才大略的周文王，“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嘉靖皇帝乃“今之尧舜”，雷语迭出，令人瞠目结舌。 张居正仅用八个月即脱稿，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此君平日不显山、不露水，原来学养深厚，派他去教育皇子不失为明智选择。 于是，嘉靖降旨命张居正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 在裕王府工作的岁月里，张居正展现出鸿学硕儒的翩翩风度。他仪容峻整，每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剖析政务多切中事理，裕王在王座上听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地盯着张老师，以示崇高敬意。 朱载垕不仅在学识上仰慕张居正，生活上也很善待他。在裕王的感召下，连王府中的大太监李芳，都极为推重张学士，经常向他请教经书义理，畅谈家事国事天下大事。凭借自己的奋斗和友人的关照，张居正逐渐享誉士林。 徐阶和严嵩，不得不说的故事 明代的“皇帝-司礼监-内阁”制衡机制，使得“党争”贯彻始终。从洪武年间的浙东集团与淮西集团，到英宗、景帝时期的宦官与大臣，再到嘉靖、隆庆、万历（以下简称嘉隆万）之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政治斗争，直至明末东林党、复社和阉党的斗争。 有明一朝的历史，某种形式上也是一部激烈的党争史，若最高统治者能够有效操控臣下，便能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若不能，即便皇帝勤勉爱民，也难防奸臣弄权，皇帝被架空。 某种意义上讲，明末崇祯皇帝就是不能驾驭臣下，留下亡国遗恨，所以他自缢之前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然臣皆亡国之臣”的喟叹。而世宗嘉靖皇帝，虽然久不上朝，但在平衡双方权力、把握斗争火候方面是绝对的高手，因此嘉靖时期的政治斗争，绝对是明朝政治斗争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嘉隆万之际的政治斗争显然不是第一个高潮，第一个当属徐阶和严嵩的斗争。如前文所述，严嵩自击败夏言、当上内阁首辅以来，对于嘉靖的荒唐举动百般逢迎，深得嘉靖欢心，他本人也借此而大肆打压异己。 朝臣对严嵩的不满由来已久，聪明的嘉靖并非完全蒙在鼓里，现阶段，嘉靖不过是把严嵩当做自己的统治工具。虽然像宠物一样护着严嵩，可皇帝只需一句“不如朕意”，就能宣判严嵩政治生涯的落幕。 身为次辅的徐阶知道此刻绝非主动跳出来挑战严嵩之时，他所能做的就是避其锋芒，虚与委蛇，等待时机。为了麻痹严嵩以自保，徐阶甚至把亲孙女嫁给了严世蕃之子，还和严嵩党羽——号称明朝第一锦衣卫的陆炳联姻。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的冬天，皇帝到西苑永寿宫燃放烟花，没想到真龙天子的无心之举惹到了火神爷，顷刻间，雄伟壮观的宫殿化为废墟。 嘉靖眼看着心爱的宫殿被焚毁，一心想修复永寿宫。严嵩身为首辅，这次表现出难得的体国恤民，他以费用巨大为由，劝皇帝打消重修万寿宫的想法。若单说费用巨大，倒也没多大问题，可精明一世的严嵩这次忽略了：离宫是先祖英宗失去帝位改做太上皇的地方，这对敏感多疑的嘉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忌讳。嘉靖帝听到这些，立刻拉长了脸。 徐阶不愧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站在一旁的他敏锐察觉到皇帝有些龙颜不悦，沉思片刻，当场拿出一套两全齐美的方案：“臣以为，重修万寿宫无需额外开销，用昔年修三大殿余留的材料便足够了，臣子徐潘可主管工程事宜，皇上您看怎样？” 眼看着徐阶主动为自己解忧，嘉靖欣然准奏，并任命徐阶全权负责此事。徐公子颇有乃父风范，不出数月即大功告成，更名为万寿宫。 徐阶善于谋算，对宫中日用物资和建筑费用了然于胸，讨得嘉靖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晋升徐阶为少师，兼领尚书俸。 这个回合里，徐阶靠着过人的才能和高效的施工团队，出色完成了重修万寿宫的任务，仅此一项，就在皇帝那里赚足了印象分；而严嵩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渐渐开始松动了。 严嵩看到徐阶如此受宠，那是怒从心头起，更是心生警惕。他又一次打出了苦情牌以自保，但这次他耍出痛哭乞哀伎俩的对象从皇帝变成了徐阶。他设宴盛情款待徐阶，并让家人团团围着他叩拜：“我年纪大了，日子也不多了，鄙府老少还望徐公照顾。” 徐阶对此早已有所准备，就连连推辞：“不敢当，不敢当。”说完，甩袖离席。 这次严、徐的直接交锋，让徐阶认识到，严嵩与嘉靖的联盟已不像当初那样牢不可破，自己逐渐羽翼丰满并可与之抗衡，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在徐阶脑海中成形。 嘉靖皇帝迷信鬼神，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一心渴望长生不老，请来许多道士为其炼制丹药。道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嘉靖皇帝最爱好的三样东西是：能长生不老的丹药、能驱使鬼神的秘方以及能呼风唤雨的咒术。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皇宫俨然变成丹药修炼所，道人成为皇宫的常客。 善于权谋韬略的徐阶利用嘉靖皇帝信道的弱点，暗中收买了几位嘉靖宠信的道士，授意他们利用皇上扶乩的机会中伤严嵩。 扶乩是一种占卜方法，取一个沙盘，道士装作神仙附体，皇帝问什么问题，道士就把答案写在沙盘上，表示天意。 有一天，嘉靖皇帝心血来潮，突然向道士蓝道行发问：“朕虔诚待天，为何国家每况愈下，朝政混乱不堪？” 蓝道行大喜，机会来啦，立即按照徐阶的嘱咐，诈为乩仙回答：“贤人不得施展其才，奸徒肆为猖獗，以致国家衰败。” 嘉靖皇帝连忙追问：“谁为贤人，谁为奸人？” 蓝道行就写出：“贤人如徐阶，不肖如严嵩。” 嘉靖皇帝紧接着又问：“既然上天知道，为何不发雷霆之威惩治奸人？” 蓝道行又写：“奸贼在京，其府距皇宫仅数步之遥，为保皇宫之安，不可如此。若陛下将其驱逐出京，上苍自会惩贼。” 信道痴迷的嘉靖帝默默点点头，继而沉默不语。种种事端让他对严氏父子的厌恶与日俱增，逐渐萌生了驱除他们的念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铺垫就绪，徐阶集团准备发动对严嵩的新一轮围剿。 一个宁静的夜晚，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唯独徐阶的门生——御史邹应龙还在拖着疲备的身子挑灯夜战，他要拟写弹劾严嵩的奏章。朦胧间他昏昏睡去，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的邹应龙“左牵黄，右擎苍”，佩弓带箭，身骑骏马，纵辔而奔，忽遇一座高山挡着去路。邹应龙取箭就射，可这一箭轻飘飘的，只发出“嗖”的一声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接连射了好几次，却屡射不中。 梦里的邹应龙显然很沮丧。他翻过了高山，一座小山映入眼帘，山脚东面有一座用土块垒起的楼，楼下面是一片田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还盖着草。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弓搭箭对准垒楼射去，只听“哗”一声巨响，垒楼顷刻坍塌。 邹应龙的梦境中瞬间风云变色，他那一箭仿佛射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紧接着响声连天，米堆倒了，田也炸开了，小山也倒了，邹应龙回头一看，连身后的那座大山也倒了，响声连天，声势惊人。邹应龙大惊失色，醒回现实中来。 邹应龙努力平复一下心情，追忆梦境，细细解析，猛然醒悟：这个“高山”不就是一个严嵩的“嵩”字吗？看来直接射向高山的箭是没有效果的。 “田”上一堆“米”再加顶上的一堆“草”，这些合起来正是一个严世蕃的“蕃”字，而严世蕃别号“东楼”，这个楼塌山倒，不正是象征着严世蕃的倒台吗？ 东风来了！ 邹御史顿悟天机，想要直接扳倒老贼严嵩，现在还不行，但先扳倒严东楼，再拿严嵩开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趁热打铁，他连夜奋笔疾书，奏章中只列举严世蕃卖官鬻爵的种种不法行为，绝口不提老子严嵩——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招权纳贿，贪得无厌，广收贿赂，刑部主事项治元用一万三千两银子就能得到吏部稽勋司主事的肥缺；贡生潘鸿业以两千两百两买到临清州知州，如此买官者多达百余人！天下水旱灾难频频发生，南北边境多警，而严世蕃仍然大肆搜刮民财。上行下效，内外百司，莫不竭尽民脂民膏，贪欲难填。如此，百姓岂能不穷，国家岂能不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请陛下将严世蕃斩首示众，以为人臣不忠者戒！ 严嵩父子的贪婪行径早已激起军民共愤。民间小儿终日唱的歌谣都是：“臊子（俺答）在门前，宰相还要钱。”“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 一边是百姓的抱怨，一边是言官们的弹劾，身旁是道士们的撺掇，嘉靖帝终于失去耐心，下诏逮严世蕃入大理狱以谢天下，强迫严嵩致仕，念在他是两朝老臣的分上，给予发放退休工资。 虽身陷囹圄，严公子发现皇帝对严家没有一棒子打死，知道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决定舍命一搏。他蹲在监狱中遥控政局，通过早先结交的太监，在嘉靖耳边煽风点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勾结，陷害辅国大臣，扰乱国是，罪大恶极。 嘉靖帝令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行入狱审讯。严嵩抓着机会，嘱托刑部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蓝道行拒绝吐露一词，没等到出狱，就被严党活活害死了。 但蓝道行的死并没有阻止嘉靖处置严世蕃，刑部最后判决：“严世蕃受贿八百两白银，流放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戍边地。” 而后嘉靖帝念及严嵩旧情，发起慈悲，特赦严世蕃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蓝道行又被处决，年过半百的嘉靖帝倍感孤漠，开始追念起老严过去二十多年的赞玄之功。 他把新首辅徐阶叫来：“朕年高体衰，准备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在西苑一心拜道，以祈天下太平。” 徐阶眉头一皱：“臣以为万万不可，陛下少年御宇，至今四十余年，德比天高，众望所归，怎可中途退位？陛下在何处拜道都会打动上天，佑我国家！” 嘉靖皇帝：“好，既然如此，你们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有谁敢追论严氏父子，朕一定让他们去见阎王爷！” 徐阶深深感受到嘉靖念及旧情，他沉默无言地退了下去。一旦严氏哪天东山再起，自己的下场只怕会更糟。淡淡的杀机开始在徐大人脑海中成形。 失败的凄惨下场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惊闻喜讯，知道帝仍有念旧之意，就趁嘉靖帝生日，献上亲自撰写得《祈鹤文》，祈祷皇帝万寿无疆。严嵩本就是青词高手，这篇寿文写得是华丽无比、字字珠玑。 嘉靖看到寿文也很开心，严嵩看到了希望，打出同情牌，恳切哀求嘉靖：“微臣老了，恐不久于人世，现在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靠，希望陛下能赦免臣的儿孙返回故乡分宜，为臣养老送终。” 嘉靖帝迟疑许久，终究没有答应这个要求。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足以尘埃落定，斗争的胜者如愿坐上首辅宝座，失败一方归隐山林。但经历一连串打击的严世蕃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 戴罪流放雷州的他行至半道，便擅自回到南昌，无所顾忌地修建豪华别墅，甚至酒后扬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和邹应龙！”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北京徐阶耳朵里，徐阶起了斩草除根之心，命林润逮捕严世蕃等人入京审讯。林润得令即行，一面捕人，一面又上奏疏，把严世蕃一案添油加醋地描述了番，要求皇帝速诛严氏以正国体！ 严世蕃仍不改跋扈本性，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大少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 严世蕃得意洋洋：“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英明圣主才不至对此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要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交好的言官，让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再添上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这样一来，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严世蕃素有“天下第一聪明人”之称，这招果真灵验，把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大臣忽悠得晕头转向。言官撰写的罪状辞中大肆渲染严氏父子残毒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滔天罪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严公子千算万算，却没想到这罪状词并未呈给皇帝，而是径直送到了首辅徐大人的案头。徐阶轻扫一眼，就看出诉状中的玄机，把折子置于案上：“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当然是除了他！” 徐阶一笑：“要是你们这张罪状呈递给皇上，只怕会让严世蕃逍遥法外。” 黄光升一脸迷茫。 徐阶郑重地回答：“杨继盛、沈鍊蒙冤被害，天下痛心，但此乃圣上亲下诏旨。诸位此案中谈及此事，正触圣忌，圣上看了，必以为法司借严氏父子案影射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定要翻案。届时，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轻骑出门，而你们则将大祸临头。” 几位同僚如雷轰顶，惊立当堂。 良久，他们才惊醒过来：一定要重拟罪状！ 徐阶倒显得格外淡定，微微一笑，从袖中掏出早已拟写好的罪状，吩咐左右：“按此誊抄即可，诸位请务必保密，消息一旦泄露，严党必有所备，到时候一生枝节，事情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称诺，心中不由倒吸冷气。 徐相爷所拟罪状更为骇人听闻：严世蕃与倭寇首领汪直私通，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鞑靼侵边，图谋倾覆大明王朝。 故事完全按照徐阶的剧本发展着，嘉靖帝还没看完奏疏就拍案狂怒。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倭寇和鞑靼。小严和这些人勾搭，罪不可恕，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当严世蕃等人得知徐阶所拟的“罪名”，抱头大哭，这回可谓遇到了更聪明狡猾的对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当政二十多年、权倾一时的二朝元老严嵩彻底垮台，儿子被杀、家产抄没。 话说严世蕃行刑那天，刑场的监斩官早已端坐在棚子里，两辆分别装着严世蕃和罗龙文的囚车从远处缓缓开来，沿途的老百姓纷纷将手中的烂菜叶臭鸡蛋投向囚车，边砸边骂：“老贼该死！” 二人被押下囚车，跪下，头被按在断头台上。 “时辰已到，行斩！” 令牌掷地有声，刽子手双手抡起鬼头刀，圆睁的双目盯着跪在地上双腿发抖的严世蕃，照准了他的颈项砍过…… 鲜血喷涌，人头滚地。官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严嵩确为官场腐败的大蠹，后人曾将他家抄出的财产列清册，仅仅登记财产的字数都多达六万多：皮衣一万七千余件，帐幔、被褥两万两千四百余件，金窖十多个，每窖藏银一百万两，其他珍玩财宝不计其数。 不久，严氏奸党也先后为徐阶等人所清洗，杀头者有之，坐牢者有之，流放者有之。严家大树，连根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