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发书，看到了王继忠的信件。王继忠信中讲述了当初“望都之战”中，王超“轻敌寡谋”，结果自己被契丹擒获。说他在北朝也即契丹处做官，“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只以休息天下士庶，中止两朝战争为己任。“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这里透露的消息就是：契丹主动求和。 但是真宗一开始不相信。他对辅臣说： “朕怀念太祖全盛之世，也以‘和戎’为国家利益所在。朕初即位，吕端就有建议，将太宗仙逝的消息去通知契丹，以此求得两国罢兵。后来何承矩也有停战的意思。但朕认为：两国从未有过交往，和平是不可以强求的。朕又想，自古以来，北敌就常祸害中原，如果不是用至德安抚、用大兵威胁，他们那种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所以，朕不信他们。这个奏章虽然到了，但他们有多大诚意？实在不值得相信。” 毕士安不同意真宗意见，他说： “近来契丹愿意归附我朝，是因为他们都认为陛下有神武之风，而且本朝雄富。他们常常害怕我朝一旦举兵北上收复幽州，所以将进攻当作防御，深入为寇。但几场大战过来，他们兵锋已经受挫，但又耻于自退，所以正好借助王继忠来请和。臣料契丹此举非妄。” 真宗又道： “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契丹因为南下无成，所以请求盟好，固然现实如此；但是我们一旦答应他们的请盟，他们必有条件。朕已经想好：如果能够屈己安民，派个使者去谈，给他们一些货财，这是可以的。我担心的，是关南之地，曾经属于他们。如果他们拿着关南说话，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亲率大军去讨伐。” 契丹这个强劲的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和”，必须出自他们的主动，才有希望。事实上，早在后周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就曾经有过“纳币求和”的故实。那时，契丹与后晋的战争结束不久，后汉也刚刚被后周取代，郭威就派遣干员出使契丹，提出“岁贿十万贯”，要求契丹停止侵略中原，史称“契丹不许”。所以，到了大帝柴荣时代，深知与契丹之“和”，不可强求，于是乘着兵强马壮，率先北上，收复了关南之地，可惜柴荣病殁，大业中坠。 现在，契丹主动来求“和”了，怎么处理？ 大宋君臣商议了一个方案，真宗手诏，令石普送给契丹派来的小校和王继忠，手诏大略说：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朕继承大宋帝王之位，抚育万民，经常想的是停火息战以安百姓，岂有竭尽兵力而轻率付诸武功的意图。现在看到你们的上奏书信，你们的诚恳，很值得嘉奖。朕富有天下，为人父母，如果能够做到停止干戈，也是朕一直以来的愿望。诏书到日，卿可以将朕的意思秘密转达，共同议定具体事宜。如果有真实的和议意见，就跟边臣联系，让他们向朝廷转达消息。 这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议和”文书之一。 “死囚”的献祭 与此同时，契丹和大宋在和谈之际，不但没有停止攻防之战，而且华北各地狼烟四起。 真宗见情报显示契丹已经深入河北，就令前线民人进入城寨，暂避锋芒。 此役，契丹为了保证河北诸路的南下安全，也安排了西路军的“打援”。 远在河东麟府路的钤辖韩守英等人，在朔州大破契丹，斩获甚众，牛马羊、铠甲等，俘获数万计。 河东的岢岚军（今属山西忻州），也与数万契丹铁骑在一个叫草城川的地方有了对阵。一战，敌人败去。岢岚军军使贾宗估计敌人还会再来，就在战斗间隙，与并州、代州赶来的援军司令高继勋讨论退敌方案。 高继勋说： “刚刚两军相交，我登高瞭望，见草城川这一带地形地势，又见敌阵。敌人虽然不少，但是队伍不整。可以判断：统领不是一个将才。我兵虽然不多，但可以奇取胜。我先到山下设伏。战事起，我即与你会合，留下南面方向，不设围，敌人必然向南逃，你急率大军追击，可以在敌人溃散之际彻底打败他们。” 第二天，高继勋在一个叫寒光岭的地方设伏，契丹又到草城川，两军角力之际，寒光岭伏兵蜂起，刺入敌阵。契丹未加提防，果然大败。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西部麟府路的契丹败报传来，东部岢岚军的契丹本来是与西部构成战略掎角的态势，西路败，东路慌，史称在这一部契丹军，在惊慌中“自相蹂躏者万余人”，晋北宋师大胜，获马牛羊驼甚众。 捷报到来，真宗表彰了麟府路和岢岚军。 这时，澶州地方开始调集丁壮，修葺州城。 但真宗认为戎寇在北，如果澶州内地忽然有这种整修城楼的动作，恐怕动摇人心，赶紧命令停止战备工程。并将河北前线的司令官何承矩调到澶州来做防御。何承矩乃是善于野战的将军。按真宗思路：敌人一旦到达澶州，可能不是一场守城战，而是野外阵地战。 王超不动，河北前线战事吃紧，真宗另调动驻守河东的雷有终从土门东进，策应河北诸军。 土门，即古井陉关，在今天河北的获鹿县附近，与镇州接壤。 真宗动员了何承矩和雷有终“夹击”可能到达澶州的契丹，证明了形势开始渐趋紧张——王超所部十几万正面攻防大军，已经不可依赖。 保州孙密率领当地“强壮”也即民兵，也有了“破敌”之功。捷报传来，真宗高兴，对辅臣说：“边境一带的强壮、军士等，都如此藐视敌人，并不畏惧他们。看来只要将领得人，实在不难殄灭敌寇啊！” 但敌寇还是在深入，从河北纵深向着山东、河南而来。 契丹倚仗着骑兵优势，遇到宋师，战有利即进，不利即退，来去如风。所以宋师尽管多次击败契丹，但整体考察，“击退”者多，“击溃”者少，那种大兵团合围后全部聚歼的“殄灭”战更少。大宋用兵，不狠。契丹似乎在利用宋师这种近于愚蠢的军政之仁，所以，敢于在中原内地飘忽、跳跃、深入——他们知道不大可能被包围，他们跳得出。 契丹为何总是能够自由出入中原？ 除了宋师布防的“漏洞”以外，那时，中原大地，地广人稀，也是一个原因。真宗晚年全国人口约两千万，不足今天北京一市的人口总量。想象一下可以知道，那时的中原，走上几天几夜往往也难以看到一处村落，几乎是常事。所以无论大宋还是契丹，战争中，总希望能将对方的人口转移到本国。增加人口，是那时的基本国策。顺便说一下：契丹全国人口约两百万，是中原地区的十分之一。但契丹几乎全民皆兵，是一个马背上的族群，国家跟着马背走。所以，他们的战争动员能力不低。 尽管地广人稀，契丹的出现，还是令冀鲁豫交界处出现了逃避兵火的大群流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向黄河渡口走去，希望过河，寻求更安全的地界。 朝廷闻讯，一面派出使者安排流民，一面诏使各地知州，要在边郡粮草转运、大兵调动之际，安抚地方，不必惊扰。真宗“虑致摇动”，担心因为战争行为而动摇士庶人心、天下不安。“天水一朝”（宋朝）所介入的战争，除了几次诏令地方“勤王”之外，几乎都是静悄悄的。战争，但不扰民，不做大众动员，不随意征兵，甚至不随意征调地方乡兵，是一大规则。 但在安排流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故实，算是做了一次“大众动员”。 朝廷派出兵部尚书、昔日名相张齐贤权知青州，并兼附近青州、淄州、潍州等诸州安抚使；知制诰丁谓兼附近郓州、齐州、濮州安抚使，主要工作是安抚这一带流民，同时提举（管理）地方转运（运输军用物资）及兵马，另外一个附带的工作就是，将管界内山河道路之“广狭形势”，画成地图报到朝廷。张齐贤、丁谓，都是大宋名流，工作能力不俗。契丹南下，扫掠冀鲁豫三省交界，此地有乱象，所以真宗派他俩来分段管理地方。 有一次，敌骑小股部队越过广袤的河北平原，又来到黄河以北，骚扰中原纵深，史称“民大惊”。丁谓辖区的民众聚集在几个渡口，争抢渡河。在一个叫杨流渡的地方，艄公们有了“邀利”，也即公开涨价或索要贿赂的行为，发国难财。士庶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渡口，一时间，情况紧急，丁谓知道后，当即提来一个已经定了死罪的囚犯，押解到渡口，假冒艄公，被杀。史称“舟人惧”，于是“民悉得济”，士庶全部得以渡过河去。 丁谓担心契丹继续南下，就将渡过黄河的流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执军旗，敲击刁斗，沿河鼓噪，声闻百余里。契丹不辨虚实，以为此地有了防备，退回去了。 丁谓，这个真宗朝的大人物，做事干练。但死囚当斩，那是应有时日的，随意提取而杀，那就是将人视为“工具”之无道行为；动员流民百姓参与军事行为，也毕竟不合战争游戏规则，也不符合大宋立国以来的民生精神。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人民保护军人，是战争的基本规则。但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往往又自有利国利民之处。此际，无案例可以借鉴，无律法可以援引，无制度可以查勘，无圣贤可以请教，事到临头又事发突然且事情紧急，如何平衡，使行为符合中庸之道？权断甚难。历史军政行为，往往就在此类节点，显出精英人物之大智慧与真操守。是大智慧必有所为，是真操守必有所不为。按儒学意见，每当遇到选择的困境，不妨自问：我如此行为，可是仁者行为，可是义者行为？如果自问是仁是义，就去做，至于成败荣辱，无须计较；如果自问不仁不义，就不做，至于功名利禄，不必考虑。世事吊诡之处更在于：当此之际，权断者的“仁义之行”，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宋襄公；而权断者的“反仁义之行”，其结果则可能正好是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周武王灭商之战，就被时贤讥讽为不孝、不仁，但周王朝的兴起，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构起了亚洲地区的礼仪之邦，事实证明“武王灭商”与此前的“汤王灭夏”一样，都是一场充满正当性的革故鼎新，史称“汤武革命”，大义在此。丁谓临事杀囚，是正当的吗？如果问题重新出现，这应该是具有“二难”性质的选题。无论选择杀还是不杀，都在政治伦理方向上呈现为“背反”的性质。所以，史上的精英人物，每遇此类选择，间不容发之际，众人彷徨之际，都会陡然升起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道义担当。事已至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无论当世如何理解，无论现场能否成功，我只管“直道”做去，将“责任”扛在自家肩上。无辜的只是那个“死囚”。而“死囚”有些时刻可能未必一定就会赴死。当其未死之前，可以有各种机会令他不死，如遭逢大赦。孟子有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死囚”，是事实上的“澶渊之盟”的献祭牺牲。对他个人而言，乃是一场存在的绝望灾难；对大宋而言，乃是一个生命的两难悲剧；对天下而言，乃是一曲孤独的苍凉离歌。在那一瞬间，这个人，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人手里遭遇宣判——而宣判者，事实上并无宣判的权力…… 但无论如何，我对此类困境中的果断选择与责任坚守，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敬意。他们是不计荣辱名利的道义担当者——尽管，他们的选择，也许是错误的、罪恶的。丁谓后来劣迹不少，此举也未必“合道”，但在危急中呈现出的智慧可称之为“大”，操守可称之为“真”。丁谓，他的故实很精彩，容后慢表。 谢涛《梦中作》 真宗此时面对全国一盘棋，与辅相们运筹谋划，主题是对付契丹南侵，但西夏也在捣乱，境内盗匪不断，巴蜀谋反频发，灾害天气连续发生，更有丧事、祭祀、民事案件要处理，王超那边更不听调度……凡此种种，却看不到真宗的忙乱和慌张。他处理地方报来的一桩桩大事或小事，不急不烦，不喜不忧，从容应对，镇定批复。那一种气场定力，读史，就会越过千年岁月感觉到。 当时曹州（今属山东菏泽）一带出现很多土匪，真宗就派一位朝官谢涛前往治理。这个县级州城的赋税，按旧日规定，收取上来之后，要调拨到南边的睢阳（今属河南商丘）充作地方军粮。但谢涛到日，正赶上淫雨不断，按照朝廷规定，转运这批粮草有时间规定，如果一定要完成任务，那曹州民众就要在淫雨天气中，踩着泥水南下。史称“百姓苦于转输”。谢涛调查后，留下这批粮草不动，上奏说：“江淮那边运往京师的漕运粮船，每天都会路过睢阳。可以将这批粮草留一部分，用作睢阳军粮。我这边的曹州军粮，可以改日由广济河输送到京师，替代江淮过来的部分漕运。”这就要变更京东路、河北路、淮南路等几个转运使的转运任务，需要任务清单、发运、接收文案的重新拟定，有点麻烦。所以此案一出，当即遭到诸路转运使的反对。 但真宗还是认真分析了谢涛的建议。他看到，曹州、睢阳、京师，构成一个三角形，各自相距二百余里。谢涛的建议只不过给文案工作增加了一点麻烦，但对漕运实施，并未造成操作上的影响，而且还宽舒了曹州当地的民力。节约民力，是“天水一朝”不可变更的国策。真宗在日理万机之中，权衡了曹州民众的利益，决定按照谢涛的意见处理。 顺便说，谢涛不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官员，但治理地方有政声。此人似乎对生死问题有达观思考，对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他认为人生百年，即使功名不朽，也不过留下青史中的几页纸张；就算千古英雄，死后也不过化作一坑灰尘；但从周公、孔子而来的教诲大义，那种仁义精神，却至今浸润着万民。他有一首诗，题为“梦中作”，就说这个感觉，似可约略见出他的君子风范：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 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 契丹不断逼近中原腹地，真宗准备起驾了。诏下，要随驾的军士先到澶州，并赏赐了天雄军以及河北前线驻屯将士。赏赐，往往是战前的一种安排。 河北又有捷报，大将张凝、田敏率领“偏师”，也即非主力部队深入契丹北境，到达易州（今属河北）之南，战败契丹守军，虏获人、畜、铠帐数以万计。同时，保州、莫州、岢岚军、威虏军、北平寨都有抵御入侵之敌的战功。诡异的是：只有都钤辖魏能“逗挠无功”。 不久前，真宗重新布阵，王超为总帅，大兵屯定州；朝中议论的意见是：屯驻威虏军的魏能、屯驻保州的张凝、屯驻北平寨的田敏，以及缘边巡检杨延昭四人，手中握有精骑，等敌人越过防区进入河北南部或山东北部、河南北部，就深入敌后“以牵其势”。王超上书要求将这四人全部隶属他来管辖节制。因为王超有过不听调度的记录，朝廷不得不有所因应，所以驳回了王超的意见。真宗也认为本来安排这四员大将就是为了“设奇兵”，用来扰乱契丹的心腹；如果再令王超“取裁大将”，那样将“无以责效”。于是下诏，令魏能等人不受王超节制。但没有想到的是，契丹南下，诸将立功，只有魏能不动，敌寇来袭，诸将出城逆击，他退保威虏军，关闭城门不动，听凭诸将苦斗。他似乎在与王超保持一致，拥兵自重。 魏能这种表现，与“长城口之战”中的骁勇机智，几乎判若二人。 战后，诸将有一次聚会，议论起来，都责备魏能，史称“众皆愤俳”。座间，只有张凝无语。有人问他为何不说话？张凝道：“能粗材险愎，既不为诸君所容，吾复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计也。”魏能不过是一个粗材，但用心颇险，又刚愎自用；此役，既然不被诸君所容，我再激切责备他，会让他心不自安。如此，那就容易失策啦！ 显然，张凝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真宗听说张凝这一番议论，认为他所言有见，史称“上闻而嘉其有识”。 显然，真宗也意识到了什么。所以，真宗诏令王超从定州赴澶州大驾行在后，即诏田敏等人移屯王超行营。 王超还远远没有更多动作，兵权已经如此被罢免。大宋的制度性建设，已经让昔日藩镇割据、挟寇自重的可能性越来越趋于不可能。 曹利用自荐出使 契丹大军进至莫州、瀛州附近，昔日投降契丹的王继忠，在雄州之北得到了真宗传来的诏书。他知道真宗确实有意推动和议，就再次向萧太后言说“和好之利”，同时再通过石普向真宗奏上一封书信，大略谈了两个意见：一、契丹已经兵围瀛州，关南乃是契丹“旧疆”，宋师恐怕难以固守。 二、请尽快派遣使节来契丹进入实质性谈判。 这两个意见透露出来的信息极为密集丰富。 这封信，王继忠不怀疑萧太后会看到，于是借机向萧太后明示：我王继忠正在要求宋廷尽快先派使者来谈。 “澶渊之盟”，是谁向谁先派使者？ 这不是个小问题。 除了政治面子问题，还有个主客场的谈判优势问题。 历史上来看，王继忠事实上代表了契丹一方，是他先向宋廷通问，随后萧太后派出了小校。但这些还都不算是“正式谈判”。那么，“正式谈判”，在哪里呢？现在契丹领袖已经离开了上京，正在雄州之北；大宋领袖也即将离开东京，正在准备开往澶渊。那就只能在各自的行在所在地。使者所到的对方行在，就是对方的“主场”，自家的“客场”。主客有别，形势有异。王继忠等于在暗示真宗，不必计较主客场，我王继忠在契丹，自有在曹在汉的计较，我王继忠既然邀请宋廷来人，就心里有数。 另外，表面上看，王继忠似乎在劝谏真宗放弃关南瀛莫二州，或讨论关南归属，屁股似乎坐在契丹一方，但事实上，这是在向真宗巧妙透露契丹谈判的底牌，是要真宗做好应对的准备。信件要出境，难保契丹不会拆看，所以，这信也是曲折地转给萧太后看，意思还不是表露自己的忠诚，而是告诉她：如果宋师固守瀛莫二州，则“我契丹”试图靠谈判索回关南之地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此意不可，那么出路在哪里？ 谈判，折冲樽俎之际，不是比谁更凶恶、更强大，也不是比谁更有脾气、更有血性，甚至不是比谁更合法、更正当，而是比：谁更有智慧找到妥协之路。 这条路，王继忠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他期待着由中原和草原的领袖们自己去提出。 这条路，萧太后也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她期待着要价更高，所以兵围瀛州，志在必得。 这一条妥协之路，真宗找到了。 瀛州保卫战之间，真宗得到了王继忠的回信，看后，对辅臣们说：“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 我大宋瀛州一向有战备，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但你说先派使者到草原，也没有什么损失，可以。 于是回复王继忠，答应他的要求，尽快派遣使者。 朝廷随即招募了一位神勇军军士名叫李斌，手持信箭作为随从。神勇军，是中央禁军也即正规军的一个番号，此外番号尚多，如捧日军、神卫军、龙卫军、拱圣军、胜捷军、骁捷军、龙猛军等等。这些军人都是从各地乡兵和地方招募而来，高个头，多在一米八左右，有威猛之相。 还要正式选一位有胆有识的正式使者，于是令枢密院选人。有一位殿直也即朝廷的闲职武官，名叫曹利用，他就是后来平定岭南“陈进之乱”的名将。此际，他正想着如何报效朝廷，听到朝廷招募出使契丹之事，就到枢密院上书自陈，说是“倘得奉君命，死无所避”。真宗得到推荐后，很愉快，对辅臣说：“契丹首先表露诚恳，愿意请求同结和好，使者虽然行走于两军之间，实在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作为一个小臣听到朝廷命令就请求出行，这作风也实在值得嘉奖。” 曹利用袭取父荫做到朝中小官，但他少年时代就喜欢谈论天下大事，善于辩论，口才好，为人慷慨，有大志。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在他人患得患失之际，他脱颖而出，成为“澶渊之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真宗当即给他升官，为阁门祗候，假崇仪副使。阁门祗候是朝廷做具体事的科员，崇仪使则属于正七品的荣誉散官，副使，就在七品之下。所以这俩职务都不算高，但都算武职中的文官。真宗似乎有意不让谈判者品秩太高，很低调。 曹利用带上给契丹的书信、给王继忠的手诏，出使去了。 瀛州保卫战 与此同时，真宗开始亲征。 契丹则在阳城淀王超眼皮底下得到休整之后，沿葫芦河来到关南，直抵瀛州城下。值得注意的是：此行，萧太后、耶律隆绪也同期抵达。 萧太后的愿景是：力克瀛州，而后与大宋谈判，索要关南全地。但她也有预感，估计大宋不会轻易“奉还”关南之地，那么，在谈判之前，先打下关南之地再说；不然，一旦谈判“和好”，再要关南之地回到契丹，那可就难上加难了。所以，此战志在必得。 守卫瀛州的乃是太祖时的武官李进卿之子李延渥。 李进卿早在后周时就有战功，曾跟随周世宗柴荣参加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归附太祖时，也有战功，而且对大宋极为忠诚，有效死之志，官职一直做到节度使。李延渥算是将门之后，瀛州作为关南重镇，真宗托付给他经营，此人与乃父一样，对大宋忠心耿耿，而且守城得法。他早有准备，似乎知道必有一场瀛州保卫战，故多年绸缪以待今日。这也是真宗之所以放心的原因所在。 契丹攻城甚为凌厉，他们要在宋师援军赶来之前，克复此城，所以组织了史上最为强悍的攻城队伍，昼夜鼓噪，四面夹攻。这样不停歇地轮番进攻了十天，气势不但不减，反而更盛。十几天来，方圆几十里间，人人都可以听到击鼓声、呐喊声。契丹驱使善于造车的奚人部落制作了特殊的木制登城盾牌，夜里，举着烛火，敲出城垣坎穴，蹬着墙砖，冒死爬城。 李延渥这里的防御力量总有三个部分，一是地方州兵，也即厢军，一是地方招募的强壮，也即乡兵，还有一部分是地方巡检史普麾下的巡检兵，也即治安部队。厢军在北宋属于“诸州之镇兵”，各地都有，与中央禁军不同，但却在战时可以临时充当防御、戍守力量；乡兵不远征，但也不打仗，不过紧急情况下，可以作为地方作战时的补充；巡检兵只负责巡逻治安和侦探，但在北宋时期，也往往参与局部战争。战争，尤其是具体的战役，统帅人物的气质和方法往往可以将一支未经训练的兵众转化为骁勇神武之军。李延渥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契丹四面攀缘城堞的过程中，将早已准备好的礌石巨木，按照战术地点需要，总是在最精确的时刻做出精确的投放，沉重的石木从城楼“累累而坠”，没有任何肉体可以经受如此钝击，契丹人留下了一片一片死尸。而大宋的神臂弓射手，则在城堞之后，精准射击，将一个个试图露头的敌寇射杀在城壕里。 最后一天，契丹人组织了史上最为强大的弓弩队伍，向着城楼射击，暂时压制住了宋师的神臂弓射手。瀛州城楼另有一种防御设施名为“戍棚”也即“敌楼”，这是战时临时设施，完整一点的，像一间木制小屋，士兵躲在其中，免受敌箭射击，但又要留出空隙射击敌人。李延渥设计的这个敌楼很简单，只在城楼顶部女儿墙，也即那些连续的凹凸矮墙间顶部，一个个下垂着横搭上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用来防护我方射手。契丹的弓弩箭雨射到这些戍棚垂板上，每一块都集中了两百多支羽雕翎箭。 一阵密集的火力压制后，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亲自上阵，轮番击鼓，数万精甲铁骑，换上轻装甲胄，在草原领袖的感召下，冒死登城。宋师守卫将校中，陆元凯被流矢射中脸部，仍然镇定指挥；巡检司令史普勇敢而不避战，从容调动守城兵员和檑木滚石，有条不紊；李延渥坐镇城楼，调拨城上城下各支州兵与强壮，史称“据守益坚”，坚守瀛州的意志更加坚定。 契丹在这一战役中，史称“死者三万余，伤者倍之”，这个数字，转换成另一种常见说法就是：“伤亡九万余人”，或：“伤亡近十万人”。 如果这个数字可靠，“瀛州保卫战”可能是有史以来大宋帝国歼灭契丹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大宋完胜。此际宋师援军也正在轰隆轰隆地赶来。 当契丹母子领袖感到无法攻克这座关南要塞时，娘儿俩带着残兵败将“遁去”，留下的铠甲、兵器、弓弩、长竿、盾牌“数百万”。战利品，可能也是与契丹之战中缴获最多的。 真宗得到捷报，很高兴，他听说契丹发射的箭矢钉在戍棚的垂板上，密集度达到每一块有二百多支，就下诏让瀛州送一块板子过来看看。看后，甚为惊叹，称赞了守城者的劳苦功高。随后，重重地赏赐了李延渥以下的诸将和士兵。 不久，河北北面部署发来情报：“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 这一情报显示：契丹这一番的确是在“举倾国而来”，瀛州伤亡九万，居然还有二十万的战斗力，居然还想继续与大宋死磕！契丹这母子俩确有不同凡响的战斗意志。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大宋王朝最后的斗争！如果战场上不能有所斩获，和议也将斩获不大。 契丹在拼命，在为通往“和议”之路拼命。 “归降”的契丹人 真宗则非常镇定，下诏，要诸路大军以及澶州戍卒，做好到天雄军会战的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契丹到哪里，就跟他们战斗到哪里。大宋，事实上并不惧敌。每逢契丹入寇，河朔（泛指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地区）一带的宋师，将百姓移入城中，大门一闭，据守，契丹也无可奈何。 更有一位右赞善大夫名叫王屿，他正做着冀州（今属河北衡水）知州，史称此人“常有破敌之志”，经常在本州将戍卒集合起来，搞阅兵演习。又在农闲时节训练本地“强壮”。平常城门打开，百姓自由出入樵采。他常常对人说：“敌寇如果到了，我冀州兵一定可以去截击他们。不必为我们冀州担忧。”果然，契丹的游骑从广袤的华北平原展开劫掠，到达冀州时，被王屿亲率训练有素的战士击退。 冬天来临之际，整个华北地区上空开始弥漫战争气息。此际，更多的契丹人开始投降大宋。从咸平年间开始，就不断有契丹人向大宋走来。 咸平四年（1001），契丹的王子耶律隆庆的麾下就有人来降，从此以后，契丹来降者陆续不断，史上记录：契丹阁门使寇卿的儿子寇用和、寇继忠来降；契丹李绍隆来降； 契丹贵将萧继远的亲吏刘澄、张密带着族人来降；契丹于越部下大林寨使王昭敏等归降； 契丹奚王知客阳勍来降； 契丹平州牙校韩守荣等来降； 契丹北宰相亲吏刘庭凤等来降； 契丹供奉官李信来降； 契丹统军常从李可来降； 契丹班济库都监耶律吴欲来降； 契丹林牙使摄推官刘守益等来降； …… 透过这些不完全统计，可以约略得到一个信息：契丹国内并不平静，而萧太后，这个年过五十的迟暮美人经受了太大压力。如果不能达成和议，这样的事还会不断发生，事实上，契丹国内已经发生了多起军政性质的“谋逆”变乱，但在铁腕萧太后的管制下，扑灭了那些变乱。 且说这些降人。 他们有些是契丹族人，有些就是原来的汉人。所有归降者，真宗都为他们安排了朝中的官职，给一份俸禄和赏赐。但是开始的时候，契丹来降者，“无所依”，也即在中原没有亲友，朝廷就特意在京城南部开辟一块地，称之为“南置院”，要他们住下。 这之中还发生了一个传奇。 有一个幽州市民赵祚，带着妻子来降，不久，有一个赵州的市民苏翰发现这个赵祚带来的妻子就是自己离散已久的女儿。于是，苏翰来到登闻院，敲响了登闻鼓，上诉，要求将赵祚和女儿一块带回到自己家。当初离散的理由已经不可知，但苏翰要求两位回家，毕竟是一种认亲行为，真宗调查无误，就支持了苏翰的诉求，还专门赐给赵祚夫妻衣物、布帛、缗钱，让他们回到未曾谋面的岳丈家中。 但是大战即起，前来“归降”的契丹人中，难保没有奸细。守边官员无法分辨是真是假，但又担心送到京师，会成为搜集内地情报的间谍。如何处理？如果此事在某类铁血王朝，估计就是秘密杀降，或拒绝接受降人，但真宗给出的意见是：要求缘边各个州军要塞，如果有契丹人、渤海人来归降，当即要给予生活基本资料，但要派遣人员“守护”，等到敌人退走，也即战后，再将归降者上报，送往京师。大宋的仁义就到这种地步。 就在大驾亲征之前，真宗皇帝乘着逸兴，做战前的热身——校猎。他骑马到近郊，进入丁冈村，忽然看到一家民舍，墙垣已经倾圮，房屋低矮简陋，于是问询、进入这个人家，原来乃是“税户乔谦”家，纳税人的住处如此贫寒，真宗不忍，于是召这家主人，赐给万钱（应为十贯）、三十件衣服，并免除了他一家三年的赋税。真宗这类“访贫问苦”的举动，不是出于地方官员安排，也不是出于存心作秀行善，而是忽然撞着，恻隐心起，给予救助。 随后，大驾起行，向着澶渊。 伍 | 澶渊之盟 |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 凿冰御敌 在寇准和枢密院规划后，真宗下达诏令，布防澶渊：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马军都指挥使葛霸副之，西上阁门使孙全照为都钤辖，南作坊使张旻为钤辖，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步军都虞候王隐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 这一盘大阵就部署在澶州城黄河两岸，主要在北岸；以野战为主，城防为辅。此役，最重要的人事安排是起用了名将李继隆。 李继隆乃是被南宋官方称赞为“六大名将”之一的人物。六大名将，按时序排列为：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张浚、韩世忠。这个序列良莠不齐，且故意遗落岳飞，并不公平，其缘由容后续书中慢表。但李继隆能够列入“六大名将”是有道理的。“澶渊之战”前，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太宗朝时击败契丹“战神”耶律休哥，后来在西北击败李继迁还在其次。真宗时，因为李继隆是他的亲舅舅，虽然舅舅多次要求上前线，真宗都不想“烦以军旅”，就让他“优游近藩”，享受生活，对他“恩礼甚笃”。契丹南下，王超抗旨，“澶渊之战”就要发生，李继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的身份，做着山南东道（今属湖北襄阳）节度使，但判许州（今河南许昌），等于赋闲。他看到了大宋帝国的危机，再一次主动请战，要求“扈从”。真宗答应了他，于是，李继隆进入中国历史大事件“澶渊之盟”。 契丹一面调动大军南下，一面策划和议。 大宋一面策划和议，一面调动大军布防。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庚午日，真宗车驾从京师出发。 当天，司天监来报，说天现“日抱珥”之象，且有“黄气充塞”，吉祥。这意味着敌人将“不战而却”，是“和解之象”。 所谓“日抱珥”，乃是太阳两侧各出现一个半圆的光环，模样仿佛一个人戴了耳套。据说此乃“抱戴”之意。何况天上还布满了黄色的云气，此乃利于天子的天象。 真宗丝毫不为天象所动，对北鄙方向的侵扰，从未放松警惕，虽然也在积极谋划和平。 但和平并不顺利。大宋特命全权大使曹利用从东京出发，几天后，到达天雄军，镇守在此的王钦若、孙全照接待了他。 但孙全照以一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的思维认为：契丹无诚意！如果有诚意，干吗还一面商量和谈，一面那么凶狠地发动“瀛州之战”？那么大败之后，重新组织精甲铁骑，进袭河北？如此，大宋派出使者到契丹，只能自取其辱。于是，他与王钦若商议：按住曹利用，不让他去草原，我大宋丢不起那人！王钦若同意了孙全照的意见。 契丹没有等来大宋使者，又赶上“瀛州之战”元气大伤，对议和一事更加着急。就令王继忠再次给宋廷发送信息，并且有“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契丹出兵不利，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不敢）过分劫掠中原，以此来等待（或对待）王道之人（指大宋）。从太祖赵匡胤时代以来，契丹还从未如此硬撑着一点尊严表现出谦卑的口吻。 显然，契丹求和心切。 王继忠也纳闷，为何宋廷不派人来？ 于是赶紧继续给真宗写信。他已经听说真宗大驾正在“北巡”澶州，而旧日相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感德军（今属福建安溪）节度使葛霸，正在澶州，为李继隆副手。于是，信件由边境官直递澶州葛霸，葛霸收到后，当晚即送达真宗行在——此时真宗已经离开京师，正在北上路途中。 真宗还不知道曹利用被“按”在天雄军，也在纳闷他怎么在天雄军待了那么久？当即手诏赐王继忠，告诉他已经派遣曹利用出使。 随后，又给曹利用手诏，促使他尽快出使；并在给曹利用的书信后，又附上给王继忠的书信，要他敦促契丹派人到天雄军来“迎援”曹利用——因为从天雄军到雄州，虽然属于大宋河北之地，但现在到处都是契丹游骑，使者出行不安全。 王继忠还没有收到真宗手诏，就听说了曹利用被“按”在天雄军，不能成行。于是，再次给真宗发信，要求从澶州另派使者前来，以免“缓误”。 这时，真宗大驾已经到达距离澶渊不远的长垣县，见信后，回信告诉他前面一封信的意思，不另外派遣他人。 几天后，真宗到达韦城县。此地在黄河岸边，地属滑州（今河南滑州市）。此时正是隆冬季节，黄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上面可以行走车马。真宗下诏，令黄河沿线几个州郡，滑州、齐州、濮州等，部署丁夫往来于河上，凿开冰层，以防契丹骑兵渡河。 而这时候，契丹南下的大军已经到达天雄军。从天雄军到澶州不过二百里路程，形势空前紧张起来。 “无地分弩手” 天雄军听说十几万契丹大兵来临，“阖城惶遽”。太守王钦若于是召集诸将分守四城。但那时节似无人愿意据守险地，王钦若采用了抽签抓阄的办法来分配四面之守，史称“探符”。时任“驾前西面邢、洺路马步军钤辖兼天雄军驻泊，兼管勾东南贝、冀等州钤辖”的孙全照，此时慨然而起一股英雄气，他说：“我孙全照乃是将门之后，请不参加这次‘探符’。诸将自去选择便利处所，剩下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 诸将也同意他这个意见（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慨叹：天下英雄不多！），最后的结果是：没人愿意守北门。因为北门直接面对来犯之敌，必然凶多吉少。王钦若也不分辨，就将北门交给孙全照。王钦若自己选择了南门。但孙全照不同意，他的意见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先生是天雄军主帅，全城号令、谋划都要从主帅之处发出。南城、北城相距二十里，紧急状态下，有所请示，等待回复，这么远的距离，必然失去机会。不如居于中央府署，保固天雄腹心，机断处理四面敌情。如此，则大善！” 王钦若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另派他人固守南门。 孙全照在边境多年，熟悉契丹套路，更知道宋师利弊，于是常年训练有一部“无地分弩手”，也即机动神臂弓手。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但精悍异常，人人手执制作特殊的朱漆弓弩，一旦将箭镞射出，无论人、马，皆可以“洞彻重甲”，可以将皮盔皮甲射穿。而且平时训练有素，随着他的指挥，灵活布阵、变换队形，史称“应用无常”。后来仁宗朝名将郭逵，论战法说：“兵无常形。”南宋名将岳飞，论阵法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类意见，与孙全照此论，都属于军事家的天才感觉。 孙全照守北门，根本就不登楼。他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在城壕之外列阵，一色的大红弓弩，在冬日阳光照耀下，颇有“熠熠生辉”的精彩。但契丹萧挞凛很早就听说过此人大名，远远地看到他的阵势就知道不好玩。萧挞凛骁勇不假，但他更善于打击薄弱环节，以此带动全局。所以，他干脆不去接近北门。这样，几万精甲铁骑，呼啦呼啦地绕出十几里，来攻打东门。但东门守卫不错，无法攻克，于是放弃东门，去攻取附近一个小城。城下后，契丹在这里得到短暂休整，而后，乘着冬日的星光，绕出南城，南下。 最凶险的北城，无战事。 萧挞凛庙算天雄守军会来追击，就静悄悄地令大部队前行，但在南城之南的狄相庙附近，留下了伏兵。 王钦若得到契丹南下消息后，已经晚了，但他还是派出了精甲骑兵追击，以此来分担澶渊那边的军事压力。但这支部队果然遭遇了伏兵，从追击部队的后方发起了伏击。夜半三更，忽遇来路不明的杀手，宋师夺气，战不利。王钦若得到消息，知道这一支追击部队已经进退两难。 孙全照主动请示道：“如果让这支追击部队覆亡，那是让我们天雄军覆亡啊！北门，现在不必如此守卫，全照请求救援他们！” 王钦若对孙全照已经是言听计从。孙全照于是趁着夜色带本部兵马出南门，与契丹伏兵力战。史称“杀伤其伏兵略尽”。这样，天雄军派出的追击部队才得以返回城内，但是能够回来的，不过十之三四，可见这一场伏击战的惨烈。 但萧挞凛的主力部队还是攻陷了德清军。 德清军，在天雄军南一百里，在澶渊偏东北方向五十里，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成为拱卫澶渊的最后屏障；而澶渊，则是拱卫京畿的最后屏障。德清军，深知责任重大，在与萧挞凛苦斗后，沦陷。除了战死的士卒之外，知军张旦和他的儿子张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名宋师官员战死。 澶渊之战是多个战役的组合，包括德清军之战。战前，朝廷给各州郡发下了诏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可徙，随在瘗藏，寇至勿战。”大意说：各个州县都要坚壁清野，乡村人众可以进入城中自保，所有金银细软都要带在身上；谷物不可转徙的，都在所在地埋藏，敌寇到了之后，不要与之发生战事。这是一张纸条，散发到了河北诸州郡乡村家家户户。内中有意味的是最后一句话：“寇至勿战。”敌寇到了，为何不战？因为战事自有军人承担，民众不是战斗人员，是受保护对象。大宋一朝，始终坚持战争规则：军人保护士庶，而不是士庶保护军人。 这一张纸条发挥了作用，所以契丹虽然攻取了许多地方，但无所得。即使攻破德清一城，综合算起来，也得不偿失。史称契丹因此“未战而困”。 真宗的忧虑 真宗驻跸韦城，此地在澶渊之南不足百里。 很快，德清沦陷的消息传来，随驾将士中，有了窃窃私语。 而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诏令王超率兵赶赴大驾行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这支宋廷倚重的主力，而契丹居然置后方十几万王超大军于不顾，闪展腾挪，一路“蛙跳”，带着草原的腥膻和战马的汗臭，来到黄河北岸——这是什么节奏？ 契丹人不服输的蛮力和史上罕见的战斗意志，演绎为一种令大宋不敢小觑的铁血精神。尽管，寇准和毕士安等大宋精英明白，契丹在作困兽之斗，在作战争冒险，事实上，他们已经接近于强弩之末。但更多的大宋将士不明白，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是：草原人已经来到家门口！ 大宋首都汴梁城北三百里，就是敌人。 而这些敌人有十几万。 他们越过了大宋河北防线，渡过了拒马河、易水河、滹沱河、永济河，长途奔袭近千里，现在来到黄河边了。 而且，他们有个萧挞凛。 远在韦城的随驾将士也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股令人恐怖的生肉的味道…… 随驾群臣中有了动摇。 有人再次向真宗提出暂避锋芒，退走金陵（今属江苏南京）的建议。 面对这一股普遍性的畏惧，史称“上意稍惑”，真宗有了一点疑惑。幸运的是，他再一次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于是，召寇准来问。 寇准走在真宗行宫门外，就听到里面有宫内女人的声音说：“群臣之辈要将官家带到哪里去？干吗不尽快回到京师去啊？” 寇准不犹豫，赶紧进入。他不想让宫中女眷的意见影响真宗。 真宗见他到来，直接问道： “南巡，如何？” 这意思就是，是否可以暂时到金陵去避一避？ 寇准像古人李陵那般“奋不顾身”的劲头来了。他知道刚刚说话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真宗心爱的刘皇后，但还是忍不住夹枪带棒挖苦一番。他假作不知，来了一番议论：“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史载原文如此。 想一想就知道，这话等于骂了群臣、皇后，甚至也骂了皇上。所以，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寇准此论，痛快是痛快了，但效果并不好，也失礼。 不过真宗算是明白了国家首相的意思。 寇准的话不中听，真宗一时不想肯定他。所以寇准看到的风景是：“上意未决”，皇上还没有打定主意。 寇准有点慌。一出门，看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正立在门屏之间，他在执行扈卫任务。寇准对他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是不是应该报效国家啊？” 高琼道：“我高琼乃是一介武夫，诚愿效死！” 寇准就对高琼分析了眼下形势，然后，带着他再次进入行宫与皇上对话，高琼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站在庭下。 寇准说：“陛下如果不认为臣言为然，何不问问高琼等人。” 说着，又把前面的意思大略陈述一遍，但这一次说得比前一次还要激动，史称“词气慷慨”。 真宗没有回应。高琼跪拜后，仰头奏道：“寇准言是！”然后给真宗分析道：“随驾的军士们，家庭父母妻子尽在京师，一定不肯弃家而南行。如果一定要南行，走到半路就会纷纷逃跑。愿陛下尽快到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 寇准又说：“机会不可失！应该赶快起驾！” 当时有个负责管理御用器械的朝官王应昌，恰好在旁。真宗回头看他，王应昌说：“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但若逗留不进，恐怕敌势会更为嚣张。也可以到澶渊之南暂时驻跸，然后发诏，督促王超等尽快会师进军，敌寇应该会退走。不能后撤。” 据一种未必可靠的史料记载，说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忽然出现了日食，而且是“食尽”，大约属于全日食。真宗看到后，大约想起了张旻当初的“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的神秘家言，于是有了忧惧。但司天监就像来恭喜“日抱珥”一样，又来恭喜“日食尽”，说按《星经》的说法，这个天象“主两军和解”。真宗不敢相信，再去检核《晋书·天文志》，居然也有“和解”的说法。 首相说要前进，太尉说要前进，近臣说要前进，天意似乎也说两军会“和解”，于是“上意遂决”，皇上的意思坚定起来。 使者的委屈 第二天一大早，车驾启动，向着澶渊，出发。 天气寒冷，左右将貂皮大衣和帛絮帽子进给真宗，不料真宗推却不受。 人问为何，真宗道： “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 臣下都在寒苦中暴露着耳面，朕独自一人怎么可以享用这个？ 好事多磨。 曹利用还在天雄军，战区烽烟，通邮艰难，他还没有得到真宗手诏。但契丹那边王继忠则通过大宋莫州守将石普，再次给真宗写信，要求尽快派遣使者来契丹谈判。石普派遣一位指挥使张皓，带着王继忠的书信从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出发赴真宗行在。不料南下途中，经由天雄军附近，契丹刚刚打完一场狄相庙伏击战，附近都是草原游骑，结果被契丹俘获。 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听说后，马上将张皓带到帐前，松绑、压惊，当时就安慰了他很久，很是有情有义，有礼有节。 问候中，萧太后也知道真宗早已派出曹利用来草原，但是在天雄军被不知内情的王钦若“按”住。于是，就让张皓顺便到天雄军去见曹利用，尽快让曹利用出使契丹。 萧太后很着急。 张皓到天雄军后，向王钦若说明原委，但王钦若还是不相信——狄相庙伏击战中，天雄军将士流了那么多血，现在你契丹人还在我大宋境内，而我皇车驾正在北巡，如此这般，就要和谈了？ 契丹不仅大军南下，还在各路纵深安插间谍细作，了解大宋军事部署。远在山东的安抚使丁谓就在“日食尽”的前一天，向真宗汇报：“擒获了契丹的谍者马珠勒格，当即斩之。审问中得知，这些谍者人数很多，分布在各地。现在已经打听清楚这些间谍的形貌年齿，附上，请安排诸路巡检分头抓捕。”史称“从之”，真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将契丹谍报人员的“形貌年齿”分头经由马递铺快件送达各路，王钦若也应当收到了这份情报。 现在的问题是：张皓，是不是间谍呢？根据丁谓报上的“形貌年齿”，画影图形，左看右看，又像又不像。 所以，张皓的“一面之词”，孙全照不敢信，王钦若也不敢信。但张皓说得那么真切，逻辑上跟曹利用又合拍，所以这王钦若既不敢让张皓去见真宗（万一要是间谍，岂不坏了大事），也不敢就将张皓斩首（万一真是石普派来的使者，岂不惹下大祸）。怎么办？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你不是说从萧太后那儿来吗？回到萧太后那儿去。张皓是百般辩解，万般委屈，没用。 此时的萧太后等人已经到达德清军。张皓就从天雄军南下百余里，到德清军来见萧太后。萧太后哭笑不得，但还是安慰了张皓，赐给他袍带，下榻的馆舍也升格加等，一面再向王继忠说明事情出的差头，让他继续写信禀奏真宗，请从澶州另派使者前来，速议和好之事。 一面要张皓继续充当使者，再去天雄军。 张皓也附在王继忠的奏章中向真宗皇帝说明自己的委屈。 王钦若还是不敢要张皓去见真宗。他将一应信件另外派人快马送给真宗。 真宗得到信息，再次给王钦若颁诏，告诉他放行曹利用。怕他还是生疑，又让参知政事王旦给王钦若写亲笔信。这次王钦若得到确切消息，于是让张皓与曹利用一同到萧太后行营去谈“和好”之事。 真宗处理完派遣使者事，对辅臣们说了一番话：“契丹虽然有和好的善良愿望，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所以已经答应了他们；但他们还在率领兵众深入我大宋国土，现在又是冬季，黄河之上的破冰就要冻合，铁马冰河可渡，我们还是要极力为之防御。朕已经下决心有了成算：亲自激励全军——如果契丹在盟约讨论之际，另外还有过分要求，就当与他们决一死战，一举剪灭这些寇贼。上天有灵，一定会助我大顺。可以继续督促诸位将帅，整饬军容，相机行事。” 真宗相当理性，他知道“和好”是“和好”，在正式签约之前，仗还是要打的。果然，契丹人，来了。 射杀草原“战神” 张皓很精明，在契丹营帐中感觉到了战前的气氛，很快完成一个判断：契丹就要派遣萧挞凛为先锋，第二天到澶渊。于是，他在从天雄军往德清军的路上，另外派遣心腹间道去见老相识，宋师西偏营栅司令周文质。 周文质是殿头高品，这是亲近皇上的在朝高级宦官。此役，在李继隆麾下负责偏西方向的阵营。周文质得到消息马上向李继隆、秦翰做了汇报。两位大帅当即作出临战部署，果然，刚刚布阵完毕，契丹先锋几万铁骑就来到澶渊辖区。 按照《宋史·李继隆传》的说法（这个说法在《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没有载明），在萧挞凛到来之前，可能已经有一场冲锋与反冲锋。史称“敌数万骑急攻，继隆与石保吉率众御之，追奔数里”，李继隆与石保吉追击了几里地，但因为大阵需要“持重”，故收兵回应，继续布阵。 以后的记录，出现了混乱。梳理一下史料，重行推演过程，萧挞凛应该在李继隆布阵完毕后到达。 萧挞凛，这位草原帝国最后一位“战神”，攻陷德清军后，有一种少有的狂妄。他接住前锋失利的数万骑兵，重新调度，很快来到澶州北城之下，史称“直犯（宋师）大阵”。于是，几十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个弧形骑兵阵势，对澶渊北城外的李继隆部实施了远距离包围。 宋师举眼望去，左、中、右，三面皆敌。 战云密布。此役，甚为凶险。 大将李继隆当初接受任命，为战区驾前东面排阵使后，与石保吉、秦翰等人先到澶州，已经早早地将数万宋师按照真宗指示的阵图，开始了布防。李继隆“毁车为营”，数以千计的辎重车，车辕冲外，充当了拒马（一种迟滞骑兵进攻的木制防御设施）的功能，密密麻麻排列阵前，大军成列，严整有序。更分派劲弩神臂弓手，在几十里的大阵中，利用地形地物，屯扎为一个个小型堡垒，“控扼要害”。石保吉配合李继隆，在西面排阵，相当默契。秦翰则率领丁夫紧急施工，将环城沟洫疏浚完毕，加深、加宽，以此来抵御草原骑兵的驰突。秦翰来到澶渊，直到战事结束，七十天，身上始终披挂着沉重的甲胄，从未解下。接到张皓情报后，李继隆更将阵营提高一个级别，提前进入临战状态。 所以，李继隆有备。 而且，大阵更凸显了宋师的优势：到处安排了“床子弩”。 我已经在本书第一部中详细介绍了“床子弩”。简言之，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顶级远程打击武器，其最远射程可达“千步”以上，“一步五尺”，宋尺，一尺约31厘米，五尺就是155厘米；千步，则达到1500米以上。“床子弩”最少要用两张弓，最精致的则是一盘机器，有绞车。“八牛弩”，需要上百人才能拉动绞车。它的箭杆也特殊，短小、粗壮，如现代体育竞赛的半支标枪，后带铁翎。最夸张的记录是，“床子弩”射到墙垣之上，会直直地钉入，攻城将士可以攀缘这些箭杆登城。这种战弩，弓弦当用上好牛皮或青麻绳索制作，挂上钩楯之后，那种扳机，不必担心“走火”，因为扣动它，要用斧头才能敲开。操练“床子弩”的，是比大宋“神臂弓”更强壮的人，是大宋特种兵队伍。 契丹统军、顺国王萧挞凛，这次为侵宋先锋，换上靓丽的先锋旗帜，亲自出阵督战，那一身豪迈之气，在两军阵前赫赫生威。他甚至从阵中骑马走了出来，那一种傲慢气场，瞬间令大阵屏气。十几万人都在看着这位“战神”。 曾经战胜耶律休哥的李继隆，面对萧挞凛，并不慌张。此一时刻，他的身上，寄托了大宋的未来。优秀人物，在特殊时刻，应能感受到背后君臣士庶的焦虑与期待。他手持令旗，镇定地等待机会。 此时，宋师大阵西偏营栅中的威虎军头，一个名叫张瑰的小校，在弓弩阵中。他调转手下的几台“床子弩”，暗暗地瞄准了这位草原“战神”。当他指挥部下，大喝一声，用斧头敲开几个扳机时，“床子弩”连续飞出了几支横排标枪般的箭，其中一支正中萧挞凛面额。 两军同时惊呼起来。契丹方面赶紧派出百数十人，奔到阵前，将主帅抢回，抬到营栅中去。 草原“战神”在昏迷中呻吟，但箭镞深入头颅，已经神鬼无术，挨到夜半，死去。从此，世上已无萧挞凛。 从这一天起，契丹受到极大心理挫败，退却到德清军，不敢动。只不过偶尔派遣轻骑来大阵之前侦察一番，迅疾离去。 真宗“进辇”北城 真宗再向澶渊开进过程中，再出示两份阵图给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要他相机布阵。两图，一份是行阵图，一份是营阵图。显然，真宗在做大军挺进的准备，而不仅仅是在布防。 就在这时，得到了李继隆的捷报：萧挞凛已死。 李继隆在奏章中还建议真宗如果到澶渊，就在南城驻跸，不必到北城，因为北城门巷湫隘，不便圣驾行动。 真宗得到奏报后，当天到达澶渊南城，接受李继隆的建议，以当地的驿舍为行宫，不准备过河进入北城。 寇准坚持要圣驾过河“幸北城”。他说： “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陛下您如果不过河，那么我军人心就会生成畏惧（诸军会想：皇上吓得不敢过河），敌军人心就不会受到震慑（敌军会想：宋主害怕不敢过河），这可不是大长我军威风而决策胜利之道啊！眼下征兵于四方诸镇，纷纷赶来勤王的部队每天都有人到来，陛下又有什么疑虑而不往前呢？ 高琼也坚持请求过河，他说： “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陛下如果不到北城，老百姓会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 这话说得粗俗，也算是“失礼”，所以随驾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听后，在旁呵斥高琼。但高琼反而大怒，对冯拯说：“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先生你因为写写文章得到中书、枢密两府的官做，现在敌人的铁骑充塞在京北澶渊，你还责备我高琼无礼，有能耐你写一首诗歌咏一番让敌骑退去？嘁！ 说罢，高琼更不待冯拯搭话，也不问真宗意见，直接挥动卫士“进辇”，拉着辇车往前走。 到了两城相接的浮桥上，辇夫见大河横亘，真宗不语，不免心生疑惧，于是，停住辇车，等待真宗命令。 高琼见状，就用手中的铁挝敲击辇夫的后背，大声喝道：“干吗不赶紧走！现在已经到这里了，还犹豫什么！”这话不仅是说给辇夫们听的，也是说给皇上听的。 真宗很平静，要辇夫“进辇”。于是，真宗过河，到达澶渊北城。 还在浮桥上时，北城的南门楼就已经有士兵们欢呼起来。 呼声一波一波传导到北城四面。 真宗进入北城后，不休息，按照寇准安排，直接登上北门楼，楼上张黄龙旗。城内城外，敌我几十万人都看到皇上来了，诸军在李继隆带领下，皆呼万岁，史称“声闻数十里”。当下宋师受到鼓舞，士气百倍提升起来，而契丹远远地看到大宋皇帝来了，知道后面的战事如果打起来，就是一场死仗，继萧挞凛死去之后，人人更加恐惧，史称“敌相视益怖骇”。 真宗在城楼上，遥观李继隆方圆数十里壮观的大阵，甚为叹赏。于是召见李继隆、石保吉、秦翰、张旻等人，慰劳一番。 第二天，真宗过吊桥，进入李继隆大营。李继隆部并不失序，兵士们严整肃立，很有古代周亚夫细柳营的风采。真宗很高兴，就在营中召集群臣与守将们宴饮，并赐给诸军酒食、缗钱。 “主和派”思路 且说曹利用来到德清城南契丹营寨，见到国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等人。他发现萧太后与宰相韩德让坐在一辆大车里，群臣与国主坐在另一辆大车里，礼容很是简略，对熟悉中原衣冠文明、男女有别习俗的曹利用来说，这种“礼”几乎近于“化外”。用餐也很简单，就在大车的车辕上横放一块木板，上面就是“食器”。而曹利用、张皓等坐在车下，另外赠给食物。就这样，一边吃，一边讨论“和好”之事。前前后后说了一堆左右迂回的话头，各自的讨论底线都没有说，似乎一时不方便出口。因此并没有做出决定。耶律隆绪就提出，由契丹这边派出一位大使，与曹利用等一起返回去见真宗，直接谈。 于是契丹派出左飞龙使韩杞与曹利用一起南返，到澶渊来见真宗。 真宗得到消息，派知澶州何承矩安排在郊外接待，翰林学士赵安仁负责陪伴。一应接待仪式，都由赵安仁负责。 赵安仁是父子相承的“主和派”。他的父亲赵孚就曾在雍熙北伐之际向太宗进言，主张与契丹“和好”。 赵孚的说辞大致是：将士们屯戍边陲，与契丹开战，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战争中无数尸体暴露原野，岂是圣贤愿意看到的风景？所以，希望朝廷能与契丹通联协商，更期待太宗皇帝能“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近代人物学习唐代高祖李渊礼让突厥之事，远古人物学习周人古公亶父避让戎狄之事。“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君子见几而作”。可以向契丹晓谕祸福之道，向他们宣示恩威，议定边疆，永息征战。“养民事天，济时利物，莫过于此”。 赵孚还认为：契丹虽然与中原嗜好不同，但是躲避危险、屈就安定，厌恶劳烦、喜欢安逸，都是一样的人情。意思就是：契丹会同意和好息战。 赵孚这个意见很有代表性。它基本上说清了有宋三百年间“主和派”的基本思路。理解这一番话，就可以理解“主和派”的思想资源和来龙去脉。 在太宗雍熙北伐之前，向契丹示好，是有可能的。种种信息证明，契丹不想与这个新崛起的大宋王朝为敌。在太祖时代，已经有了双方息战的简略“盟约”——虽然那时节并未互派正式和谈使节，但在边境已经互相约定：不战，通商。太宗如果继承这份“和平”遗产，可能“澶渊之盟”会提前几十年到来；那时，大宋将有希望全力西向，解决西夏问题。以后的事，再看时机。 但太宗虽然表彰了赵孚，并认为他是一代“名士”，但却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在“惟有战耳”和“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的豪迈激情鼓舞下，战败。显然，太宗时代，虽然兵强马壮，但还不具备扫灭契丹的“天时地利人和”。 有意味的是赵孚这两句话：“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 唐高祖李渊，事实上包括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都有向突厥“称臣纳贡”的故实。李渊起兵太原，南下争中原，突厥人领袖颉利可汗亲率十五万铁骑入侵并州（包括今日山西，以及河北北部、内蒙南部等），掳掠男女五千余人，李渊毫无还手之力；颉利可汗又率骑兵十万大肆掳掠朔州、进袭太原，李渊也没奈何，只好“卑辞”“称臣”，讨好突厥，愿意以财帛女子贡献。到了李世民时代，“玄武门之变”刚刚过去，这位突厥可汗又率兵二十万，来欺侮大唐新任天子。大唐将军们虽然做了抵抗，但突厥人还是打到了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此地距离大唐首都长安城不足四十里，比目前的“澶渊之役”，形势还要危险。唐太宗亲率臣下及将士来到渭水，隔河与颉利对话，“啖以金帛”，用财货利诱突厥，讨论和谈条件。颉利见李世民背后的唐军军容还很严整，又听说可以得到“金帛”，这才答应结盟、退兵。此役，史称“渭水之盟”，发生于公元626年，比“澶渊之盟”早了三百七十八年。 但“渭水之盟”严格说，不算是一场和平运动，实在是一场“城下之盟”。而李世民更在屈辱中早有成算，他在回答臣下疑虑时说：突厥经由我们这次纳贡，会“志意骄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复设备”，失去战备意识，我大唐“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突厥）也”。李世民引用《老子》的话说：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我们要想得到他们的土地钱帛，先给他们土地和钱帛；以后，他们拿去的土地和钱帛都会加倍还给我们。 从思想倾向上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这种“降礼”，实是“道家的阴鸷”，为儒家所不取。但在军事力量暂时达不到抗衡和消灭对方时，“降礼”就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战略”，儒学的说法就是“权变”。所以，儒家与道家在面对天时、国运这类巨大困境时，有智慧的相通处。“卑辞”“降礼”，不仅是一种“阴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变”。事实上，唐太宗还是话多了些、性情浮薄了些，在有些时刻，“阴鸷”或“权变”中的远猷，根本不必说出来。那时节，知者自知。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也是“卑辞”“降礼”，但他不说复仇之类的话语，隐忍一生，直到他的重孙子辈，汉武帝刘彻时代，才有了“犁庭扫穴”的辉煌。 《春秋公羊传》有“大复仇”之说，这个说法源于非公正政治秩序下对自然法的肯认，是对“耻感”的“痛感”。史上“卧薪尝胆”的故实、“鞭打楚平王”的故实，就是“大复仇”的飙歌。到了汉唐以后，“大复仇”有了“族群雪耻”的意义。汉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说，唐代“养威伺衅，一举可灭”说，都是誓为族群共同体洗雪往日耻辱的强悍话语。但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都懂得“阴鸷”或“权变”；他们知道：时运不济时，面对敌对族群的侮辱，可以“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刘邦的夫人吕雉甚至面对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极为无礼类似性骚扰的“情书”，也在大臣的劝谏下，隐忍住，不怒，反而“卑辞”“降礼”，讨好匈奴。 “大复仇”，需要“智慧”驾驭，而不是“激情”驾驭。这种“智慧”的核心，是对“时机”“机运”的深刻洞察力。 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年间，大臣赵孚深晓此理，太宗赵炅不晓此理。 大唐在“智慧”而不是“激情”驾驭下，等来了“大复仇”的机运。贞观三年（629），名将李靖、李勣趁突厥内部虚耗，开始行动。大唐对突厥人的“与之”转换为“取之”。只用了很短时间，突厥被大唐扫灭，颉利可汗被生擒。十几年间，突厥给予大唐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羞辱一扫而光。 文明大迁徙 大宋，事实上，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到南宋诸帝，都没有忘记“恢复汉唐之疆”，真宗之后，更没有忘记“雍熙北伐”的耻辱。到了徽宗时，甚至也效法唐太宗，撕毁盟约，与金王朝合作夹击契丹，“大复仇”，但宋徽宗时代没有唐太宗时代的人才和国运，也等于时机不对，于是遭遇引狼入室的悲剧。 古公亶父的故实则更为意味深长。 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部族约有万余人，活动在泾水、渭水之间，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古称此地为“豳”（音斌）。古公亶父善于种庄稼，很快部族就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农耕族群。但北方有“狄人”，却在觊觎豳部落，要来进攻。 古公就召集父老问：“狄人何欲？”狄人想要干吗？ 父老回答道：“欲得菽粟财货。”狄人想要我们的菽粟财货。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以后狄人就多次来要，给他们多少也不满足。 古公又问父老：“狄人又何欲乎？”狄人还要干吗？ 父老回答：“又欲君土地。”他们又想要君主您的土地。又有人说：“欲得地与民。”他们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史称“民皆怒，欲战”。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然后古公开始准备离开豳地。 父老们说：“君不为社稷乎？”君王您不为社稷考虑吗？ 古公说：“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社稷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利益；不可以拿这个为了万民利益的社稷为借口，去打仗、去灭亡万民啊！ 父老又说：“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君王您就是不为了国家社稷，难道也不为祖宗宗庙想想吗？ 古公说：“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庙是我宗族的私事，不可拿着宗族的私事祸害我的族民。 说罢，收拾行囊，拄着拐杖准备离开古老的豳地。 临行前，古公对跟从他的人说：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能有利益。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我豳地攻战，就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人民为了我的缘故要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了别人从军的父子，而我再去做这些人的君主，我不忍这么做。 说罢，带着自己的族属，翻越了几座山几条河，几百里路，在岐山下找到一块地方，命名为“周原”，开始重新经营。从此中国有了“周部族”。 豳人“举国扶老携幼”（按：“扶老携幼”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跟着古公迁徙的人有三千乘。其他别的小国听说古公这么仁义，也多来归附。很快，在岐山脚下，成为有三千户人家的聚落。 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之后，最重要的大事是“贬戎狄之俗”，完全摒弃在豳地时还沾染的狄人习俗，以“衣冠文明”精神，开始“营筑城郭室屋”，这样就从“游牧”性质转化为“农耕”性质，并开始设立“五官有司”，按照文官制度管理这个迁徙而来的族群。史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从此，中原文明开始在“周族”推演下，经由三代人的时间，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完成了中原“礼乐文化”的文明更化。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三千年政治文明大格局。“礼乐文化”或“礼乐制度”成为中原与异族的文明竞争中凸显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而这一切，从地缘政治而言，源于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向“周原”的一次文化大迁徙。 这一段故实，在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它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案例。远古土地为君王所有，到春秋时形成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之前，古公亶父如此宣称“社稷”“宗庙”与“周民”之关系，可以看成“天下为公”的古典模型。犹如摩西当初带着“上帝的子民”“走出埃及”到西奈半岛；古公亶父身后的“三千乘”，是自愿跟随他“走出豳地”到岐山脚下的“周族子民”。 远古中国的这一次仁爱文明大迁徙，预表了以“尊生”为核心诉求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而“尊生”正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视人为工具”的价值理性所在。 赵孚向太宗赵炅讲述这两个故实，并期待他能效法。今天看，这两个故实事实上预表了两种模型。 唐太祖李渊“卑辞降礼”，是隐忍中等待机缘，符合圣贤“大复仇”理念，是一种政治征服缓期战略。 周古公亶父“走出豳地”，是委屈中维护和平，符合圣贤“施仁政”理念，是一种文化推演渐进战略。 中国，在地缘困境中，这是两个值得继续向纵深剖析的“意义组团”。它将给予后人足够的智慧和心性。而那种血脉偾张的即时性冲动、豪迈与激情，事实上是最为廉价的道德放纵。 祸国祸民，往往就在举国激愤之际…… 契丹的底牌 宋真宗知道赵安仁颇有父风，不乏赵孚式的理性智慧，又懂得恪守纪纲大体，而且还了解太祖赵匡胤时与契丹来往的文书格式，所以任命他来做契丹使节的礼宾接待工作，可谓允公允能。 话说契丹特使韩杞来到宋真宗的行宫，由赵安仁引导进入前殿，然后按照中原礼节，跪下，将国书授给阁门使。阁门使接过后，捧着升殿。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接过，启封，交给宰辅浏览、朗读，真宗仔细听过，觉得国书还算得体，但书中所提索要“关南之地”，本来就在算中，于是即命韩杞升殿。 韩杞升殿后，再拜，奏称：“国母（也即萧太后）令臣问皇帝起居。” 然后就说到了国书中关于“关南之地”的诉求。 “关南之地”瀛、莫二州自从周世宗夺回后，契丹屡屡以此演绎悲情，不难猜想，韩杞在索要此地时，也免不了悲情一番。 真宗对辅臣说：“我早有此忧，现在果然如此。你们看，这事怎么处理？” 辅臣回应道：“可以这样回答他们的‘国书’：‘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不可提出讨论）。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但究竟如何，尚祈陛下裁度。” 真宗回应道：“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 真宗这番话断然否定了契丹索地要求，如果契丹一定要索地，只有决战。不过考虑到河北人民多年在战火中劳扰，所以可以停战，作为一种妥协，可以每年给契丹一笔“金帛”。但回答他们的“国书”不必具体说这个事，就让曹利用和韩杞回去口述即可。 真宗朝第一次与契丹文书往来，需要有合适的格式文体，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的方向。赵安仁是唯一能够回忆起太祖时“雄州和议”国书体式的人，于是就令他起草了回答契丹的国书。国书很简略，只是礼节性质的通好、问候，并未涉及“和好”的具体条件。 随后，赐给韩杞袭衣也即成套的礼服，还有金带、鞍马、器币等。 但是第二天，韩杞等人要与曹利用向真宗辞行时，还是穿着草原的服装，“左祍”而来。中原“衣冠文明”，一个是“衣”一个是“冠”，“衣”者，右衽，也即右边的衣襟在内，左边的衣襟在外掩覆右衣襟；“冠”者，束发后，可以使用发簪或顶戴帽冠。非中原文明，一般可以“左祍”，也即左边的衣襟在内，右边的衣襟在外掩覆左衣襟；而又不必束发，因此成为披发。所以“披发左衽”成为与“衣冠文明”对应的“异族风尚”。世界多样，中原并不期待异族全部成为衣冠之族，但是天朝赐赠韩杞“袭衣”，他不穿戴，未免对中原文明不敬。所以赵安仁看到韩杞依旧草原打扮后，对他说：“你就要上殿接受皇上给你们国母的回信，天颜就在咫尺之间。如果你不穿皇上赐给你的衣服，你想想，合适吗？” 韩杞当即换上“袭衣”，与曹利用等人一起来见皇上。 真宗与宰辅寇准又单独会见曹利用说：“大宋土地，契丹不可能得到。但是如果要求货财，可以许给他们。” 曹利用回答：“臣以前出使契丹，略知一点契丹语言。这次又秘密观察韩杞，听到他对同来的契丹人说：‘你们看到澶州北寨的宋师了吗？那是劲卒利器啊，与我们以前听说的不一样啊！吁！可畏也！’据此，臣已经对契丹看得很明白了。如果他们另有狂妄要求，一定不答应，那时就请王师平荡北寇！” 真宗很愉快，就给时任殿直、阁门祗候之职的曹利用加官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想了想，就问真宗：“如果契丹要求岁币财货，我们可以答应他们多少？” 真宗沉吟道：“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 曹利用得到这个底牌，辞去。 寇准跟着曹利用出来，又将他单独召到自己的战地帷帐中，“恶狠狠”地对他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虽然有皇上的敕令，但你到契丹，许给他们的财货不许超过三十万！要是超过了三十万，你就不要来见我寇准了，寇准将会斩了你！ 曹利用一向知道这位来自山西绰号“寇老西”的家伙，是“刚猛”出了名的，他跟太宗说话，太宗不想听，站起来走，他都敢拉着太宗的袖子，“令帝复坐”。想想这家伙说话是算话的，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战战兢兢地走了。 到了契丹设在德清军与澶渊北之间的营寨之后，正式的谈判也不复杂，契丹就是索要关南之地。 曹利用很温和但很坚定地回绝了这个条件，但他主动提出：“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 北朝契丹你们兴师来澶渊寻求盟好，如果希望我们南朝每年给你们金帛，以此作为替代军旅的资助，这个事似乎还可以议一议。 曹利用所谓“资以助军旅”，事实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说法拐了好几个弯，类似于春秋战国年间流行的外交辞令。其逻辑大意是：契丹如果要关南之地，大宋肯定不给；如是就要继续战争，盟好就不可能；关南之地虽然可能出产物资，也有赋税，但战争也要有花费；两相抵押，你契丹也得不到多少便宜，说不定还更吃亏；如果放弃索要关南之地，大宋可以给你们一点钱帛，作为你们得不到关南之地的补偿；这笔补偿，就当是你们这么多年来为争关南之地的军旅支出；事实上，我们给你的会更多，比你们从关南之地得到的赋税合适多了。 但契丹这边负责接待大宋使者的政事舍人高正始忽然吓唬曹利用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 现在我们带领大兵举倾国而来，本来就是为了关南之地。如果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那么有愧于我大契丹国人太多了——几乎没有法子回去向国人交代！ 曹利用回应道： “我曹利用奉命专门来结盟好，条件就在这里，不能实现，我有死而已。但是你们也要想好：如果你们不怕后悔，任性，非要实现所图，到那时，不要说关南之地你们得不到，战争也不会容易停止了！” 高正始将这番话转给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两人听后，知道大宋不可能乖乖交出关南之地，知道如果一定要这个地方，那就只有战争。史称“意稍怠”，当初的决心开始有了松动。又听到韩杞汇报宋师的雄壮精猛，更听到还有“岁币”这个替代方案，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想起“瀛州之战”伤亡的近十万契丹将士，以及这几年与大宋战争的失利记录，于是，也开始接受大宋的条件，在妥协中，开始讨论“岁取金帛”问题。 似乎没有讨价还价。曹利用“一口价”，答应每年给契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契丹听到这笔财富，感到满意：不打仗，每年有这么一笔收入，实在是“和好”的可观红利。于是，答应下来。史称“议始定”，和议这才最终定了下来。 事儿，就这样成了。 赵安仁“舌灿莲花” 曹利用从契丹辞行时，契丹国主和萧太后又通过王继忠来见他。王继忠向曹利用转达了契丹的一个意见，他说：“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契丹国主年少，愿意将南朝当作兄长来侍奉。但契丹忧虑南朝可能会在边境开挖修筑河道、大力疏浚城壕。这样别有举动，契丹国内会生疑，请南朝对此有个誓言。并希望能派遣近臣来契丹回访。” 王继忠希望这件事能秘密奏报给真宗。 为了让大宋能够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来访问契丹，契丹首先提高了回访大宋的规格，这一次与曹利用同到真宗行在的是契丹右监门外大将军姚柬之。 曹利用以三十万谈成了合约，入见真宗时，真宗正在行宫用餐，没有马上召对，先派内侍出来问曹利用“所贿”也即“岁币支付额度”是多少？ 曹利用回答：“这是机密之事，应该当面奏上。” 内侍报给真宗，真宗对内侍说：“你先让曹利用说个大概。” 但曹利用就是不肯说，只用三个手指头贴在脸上示意。 内侍见状，回来告诉真宗：“曹利用三个手指在脸上比画，难道是三百万吗？” 真宗闻言，不禁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太多了！”但是停了一会儿，又说：“如果能把这个事了了，也可以。” 行宫陈设简单，宫帷之间，就是几道布帘，曹利用已经听到了真宗与内侍的对话。等到真宗召见他时，他假作不知，再三“称罪”，说自己没有把事情办好。真宗问他到底许给契丹多少贿赂？ 曹利用战战兢兢说：“三十万。” 真宗闻言，“不觉喜甚”。 于是，给了曹利用很丰厚的奖赏。 姚柬之带着契丹的国书和各种礼品来到澶渊，大宋给予姚柬之的礼遇一如韩杞，接待他们的还是赵安仁。 姚柬之与韩杞不同，很有“民族自尊心”，他多次对赵安仁夸耀契丹“兵强战胜”，言下之意，如果开战，契丹似还略胜一筹。 赵安仁本来可以将斩杀契丹两万余众的长城口之战、伤亡契丹近十万人的瀛州之战、射杀萧挞凛的澶渊之战拿出来说话，但此际的赵安仁一番言语却不是炫耀胜似炫耀，他回应姚柬之说：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 我听说先生您也很知道一些前贤的名言。老子有言：“再有利的兵战，也是不祥的东西，只不过圣人实在不得已而用它罢了”。战胜，因为毕竟死人，不是个美事，却把它打扮成一件美事，这是乐于杀人的行为。而乐于杀人者，不会得志于天下。 读史至此，很愿意浮一大白！古人称能言为“舌灿莲花”，赵安仁此语于此时，堪称不易之论，妥当而精深、委婉而得体、蕴藉而铿锵、大度而高妙，那是一种基于圣贤传统而来的理念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句话，结构性质的自信。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对答，并不诉诸于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和所谓的“国格”尊严，更不斤斤计较于大国“硬实力”之竞赛，而诉诸于文明格局之真实袒露、圣贤气象之自然呈现，这就是“正心、诚意”下“大宋魂”也即“大宋价值观”暨“大宋软实力”的从容讲述。即使是敌人，也会尊敬这样的对手。 史称“柬之自是不敢复谈”，姚柬之再也不敢跟赵安仁奢谈渴血战争之事。 赵安仁在“接伴”即接待陪伴姚柬之时，还有一次应答，也非常漂亮。 姚柬之多次谈王继忠的才干，认为这个汉人是个栋梁之材。赵安仁听过几次不答。最后一次，赵安仁回答说：“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它也。” 王继忠啊，早年在皇上藩邸也即太子府上做事，听说此人还算谨慎，至于其他种种，不知道。 这样一番答对，对投降了契丹的宋廷高官，做了一次不失礼数的巧妙“矮化”，让契丹人感觉到：所谓人才，不过尔尔。但又知道了“谨慎”乃是王继忠的特点，这样也就巧妙地保护了王继忠。假如想“坏”，想借刀杀人，只需要捏造一两个实例，说“此人险诈”，则王继忠危矣。 真宗作《回銮诗》 且说姚柬之将国书呈上后，真宗看到书中称曹利用所答应的条款与当初王继忠所言“和好”之利，还有距离。但这正是不便于在国书中讲述的内容，就是王继忠让曹利用“密奏”真宗的两条：不要在边境开挖河道；不要大力疏浚城壕。否则，契丹人以为会有战争准备，对两国“和好”容易误解。 真宗认为契丹放弃关南之地，那么这事可以答应。 当天，很高兴，就登上澶渊北城的南楼，观看大河。在城楼上宴请跟从的官员，并召姚柬之也参与了这次宴会。 这一次与姚柬之去回复契丹国主和国母的宋使，是西京（洛阳）左藏库使、奖州刺史李继昌，行前，又给他加官左卫大将军。李继昌就是在平定巴蜀王均叛乱时，军纪最为严整，并注意在战争中收留妇女儿童的峡路（四川东部峡江一带）都钤辖。他的儿子娶了真宗的妹妹万寿公主，因此也算是皇帝的近臣。他带上大宋《誓书》前往契丹“报聘”也即“回访”。真宗注意到每一次契丹来人，总是说“契丹国母问候大宋皇帝起居”，因此，除了给契丹主耶律隆绪的问候书信外，另外也给萧太后发去了问候书信。 这一篇《誓书》，应该是宋廷派人与契丹来人共同拟定。赵安仁和姚柬之可能是主要起草人。 行前，姚柬之还特意说：“我国收兵北归，恐怕大宋缘边将士截击。” 于是真宗下诏：诸路部署以及诸州各军，不要私自出动兵马袭击契丹归师。 但此前几天，契丹还在派人攻打并攻克了澶州附近的通利军，因此，真宗一面下诏不得袭击契丹归师，一面还在部署猛将荆嗣等人在河北、山东交界处屯扎，防备契丹南下骚扰。 几天后，河北北面诸州报来军事简报： “侦察得知，契丹北去，还没有出塞，很有几拨游骑骚扰乡间和州城。贝州、天雄军两处的居民，受到惊扰，都已经转入城中。” 真宗从容下诏： “以高阳关副部署曹璨率所部取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宁州防御使张凝为缘边巡检安抚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继和副之。同时选天雄军骑兵两万为曹璨后继，跟随戎寇。如果发现戎寇敢于放肆劫掠，则所在诸军合势翦戮！” 同时，又派遣使者晓谕契丹：因为朝廷得报中原民庶尚有惊扰，所以出兵巡抚，并非邀击。 再紧急赐王继忠手诏，令他告知契丹：此前所掠老幼，一律放回。 给契丹的文件，全部以急件形式，由澶州马铺校官乘驿站快马递送敌寨。 大将李继隆奏报：龙卫指挥使刘普，领兵从戎寇处夺回人、车、牛以及“生口”也即活人“凡万余计”。真宗对此不加褒贬。契丹回师途中劫掠我大宋民庶，此际“夺回”，就是一场“摩擦”，但民庶必须得到保护，作为对等原则，李继隆可以这么做，虽然已经下诏不得邀击契丹回师之众。 盟好重要，很重要，极为重要，大宋等待这一天很久了；但是，民生更重要，尤为重要，最是重要。所以，宁肯冒着“合约破灭”的危险，宋师也不会放弃民庶，更不会要求将士或民庶“大局为重”，而放任戎寇肆虐，相反，宋师必要一如既往地保护民庶。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民生，永远是有道邦国的政治核心。放弃这个核心，一切政治治理即自动失去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 但盟好在即，太平有望，真宗毕竟心生欢喜。起驾回京之前，他作了一首《回銮诗》，命近臣唱和。这诗有几种版本，其中之一是：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真宗诗才一般，但却准确描述了帝王之忧戚喜乐，气度雍容，有和穆之象。诗中第一句“我为忧民切”，我相信真宗赵恒流露的是真实情怀。 这时节，河北诸路都部署王超才率领大军返回澶渊。甚至，他还在诡异地拖延。当时名将马知节屯镇州，王超在定州，二地相距不远，马知节多次讽劝王超出兵抗敌，王超不动；接到真宗诏令回师澶渊，他也不动。马知节催促他，他说“中渡无桥，天冷，徒步涉水难度很大”。中渡，在镇州、定州附近的滹沱河上，马知节听说后，马上将早有准备的工匠派出，一个晚上架起了桥梁。王超这才慢吞吞地过河南下。在天雄军，王超又被早就怀疑他的王钦若、孙全照将其全军“散尽”。而王超见到真宗之后，即被解除了兵权。 随后，命翰林学士，大儒邢昺祭奠黄河。表示战事结束，感恩神祇。 接下来，在行宫大宴群臣。宰辅毕士安因为病重，未能跟随大驾，但还是奉召从京师赶来参加这一场盛宴。宴会中，真宗向诸臣宣布了“三十万岁币买和平”的来龙去脉。有人议论认为三十万太厚重了。 诸臣锵锵之际，毕士安说了一句话： “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不给契丹如此厚重的岁币，则契丹也不会考虑重视，那样，和议之事恐怕也不会久长。 话不在多，毕士安一言，解去诸臣疑忧。 真宗的“家园叙事” 为何要给契丹“岁币”也即“钱帛”？ 此事在后世遭遇不少诟病，尤其近百年来，此事更被激进思潮讲述为中世纪王朝之耻辱。事实上，此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为真宗一朝辩护。 一、“岁币”替代“对外战争”，是一种成本利益的“经济”考虑。按后来的约定，每年支付三十万钱帛，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费用。那时候，一场大战，各地输送的粮草动辄几十万单位、上百万单位，而战马、器械、战前战后的赏赐还没有计算在内（有些时候，一场赏赐就超过了三十万）；战争所过之地，往往还要蠲免当年或多年赋税，也没有计算在内。那时，一场战争，动员的地方储备，动辄一路，甚至几路（也即几个省级单位的战略储备）。而赏赐和蠲免，则等于在动用国库。战争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总和，不知道要超过多少个“三十万”。 “岁币”与“战争经费”比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名相王旦对真宗的一个说法，或可令人深省。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每年给契丹的三十万单位，不到一场战争费用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其真实性，套用一句老话的说法就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不仅如此，按照“澶渊之盟”之后的中原与草原的口岸通商统计，大宋的贸易顺差，其数额更远远超过了三十万。尤为微妙的是，契丹很少铸币，口岸通商，往往需要大宋货币，这样，宋币几乎已经等同于今天的美元，成为一种奇异的“硬通货”，大宋只需要将“铸币”运往雄州口岸，就可以换回来大宗实用物资。从后来真宗一朝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宋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来看，停战加贸易，大宋这个和平代价事实上“成本”极低。那种动辄批评“岁币”，说给有宋一代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之类话语，属于“坊间论说”，实在是一种距离真相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平庸的深刻”。 二、“岁币”替代“将士流血”，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民生”考虑。血比钱重。这方面的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三、“岁币”替代“历史问题”，是一种维系政统的“道义”考虑。政治政统，是否合法、合理、正当？理由种种，其中之一是：是否有勇气承担前朝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负面问题？ 可以略说说德国故总理勃兰特。 希特勒的德国，显然不是勃兰特的德国，勃兰特在“二战”伊始就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希特勒开除了他的国籍，他被迫流亡挪威。但勃兰特仍然将德国作为他的“祖国”（注意：不是“国家”，是“祖国”。“国家”与“祖国”是两个差异显豁的不同概念）。所以，当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死难者默哀时，他已经承担了日耳曼德国从《尼伯龙根之歌》（德国十二世纪史诗，史称“德语之《伊利亚特》”，代表远古德语文化）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全部遗产——遗产中包括日耳曼祖国的理性与癫狂、壮美与丑陋、光荣与罪恶。勃兰特这种对祖国遗产浑沦一体的整全性继承，让他那时代的西德也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此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日耳曼祖国的合理、合法、正当的继承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重于泰山。关于勃兰特的下跪，人们说得挺多，我的贡献在于，它让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来：“双膝弯成直角 / 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尺度。” 这是赋予“和平”为“英雄事业”的价值尺度，也是提醒人类由隔膜和仇恨的黑洞走向和解的文明尺度。 勃兰特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 真宗继承的前朝，不仅包括太祖太宗，也包括了后周，更远一点说，他也继承了《尚书·尧典》的传统。就像《尼伯龙根之歌》是日耳曼的“神灯”一样，《尚书》几乎就是古老华夏的“神灯”。《尧典》中的一段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大意说：尧帝能够发扬大德，使家族亲爱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辨察各族百姓的政事；众族政事辨明之后，又协调万邦诸侯，使诸国在协调融洽的政治生态中共存；于是，天下众民也相续变化，友好和睦起来。 这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最为要紧的思想所在。“和”与“睦”是天下治理的核心诉求。这才是传统中国的“英雄事业”“圣贤事业”，质言之，它就是中国的“和平事业”，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纲纪”所在。 西哲有言：“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宋真宗赵恒践祚之初即提出“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对内对外的和平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