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第二年，真宗和朝廷才知道王继忠没有死，他不但没有死，还在草原见了契丹的萧太后，萧太后爱他的才干，授给了他户部使的大官；不但做了契丹的大官，还接受了契丹的封赏，做了“楚王”；不但做了“楚王”，还接受了契丹女人做妻室，成了人家的异国女婿；不但做了异国女婿，还“激昂”宣称，愿意为草原“尽力”；不但宣称“尽力”，还改了契丹族的名字，叫什么耶律显忠（后来又改为耶律宗信）。 王继忠与四年前“关南之战”的康保裔，几乎是同一个故实，都是“先死后生”——朝廷得到的消息是“战死”，后来知道是“投降”。 康保裔在战前慷慨激昂，激励将士“不惜死”，但战败后被俘，也得到了契丹的封赏，据《辽史》记载：“……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已经有人说明：康昭裔，就是康保裔。昭顺军，今属安徽合肥，当时由契丹封康保裔为这个地方的节度使，乃是“遥领”，也即荣誉头衔，并非实职。事实上，王继忠在大宋为“云州观察使”，这个“云州”，在当时也属于契丹领地，因此，王继忠也是“遥领”，而非实授。 当时康保裔“失踪”后，生死不明。真宗为了论功行赏，需要了解实情，就责成远在太原的“走马承受”，也即朝廷安排在地方的公开的耳目夏守赟，秘密调查康保裔下落。 夏守赟调查后，坚持认为康保裔“定死”，一定会不屈而死。 真宗接受了这个调查意见。 康保裔父祖都是烈士。真宗认为康氏一门忠烈，于是厚待了他的家人，给了康保裔赠官的荣誉；让他的儿子康继英袭父荫为官；褒奖了他的母亲。但康继英得到这些荣誉后，哭着说：“臣的父亲不能在战场上决胜而死，朝廷如能免除我们家人的罪过，我们已经非常庆幸，哪里还敢蒙受这样非常的恩典！” 其他将士也有不同的恩赏。到了赏赐高阳关副都部署李重贵时，这位将军叹息道：“大将陷殁而吾辈计功，何面目也！”大将康保裔等人陷没敌阵，而对我辈赏功，我们有何面目来接受这份荣誉呢！ 大宋士人，经由几十年道义熏陶，渐渐有了耻感。可以感觉得到，真宗一朝的文臣武将士大夫，与五代十国时的乱世那种道义沦丧的风景比较，有了全新的面目。耻感，是道德展开的一种标志。 但这个消息透露出：当时对康保裔的生死问题，就存在着两种意见。 但真宗不听康继英的哭诉，还是按照功臣的待遇慰劳了康氏一家。 后来，真宗知道了康保裔、王继忠的真相，依然不对“投降者”做惩罚性处理。康保裔后来的事迹不明，王继忠后来则得到了真宗的赏赐。显然，真宗对战败后的“投降将军”，处理起来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不同，譬如，与汉武帝比较，手段就要柔和、仁慈得多。汉武帝诛灭了战败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一家，那种血腥，是宋真宗不愿意做的。 静戎军（今属河北徐水）周靖是本军副指挥使。契丹入寇静戎军时，周靖据守公孙桥，率众击退契丹。但在戍守黑卢口时，再次与敌人战斗，被俘。几年后，他设法脱身来归，真宗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擢任他为兵马使。 战场投降现象，纳入政治伦理讨论，会有不同于时论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在文明邦国，军人经由战斗而失去战斗能力，投降，是一种选择。在这类条件下的“投降者”，选择成为“战俘”，而不是选择战死或自杀，对自身而言，确属于“耻辱的选择”；但在文明邦国，一旦迎回这些“战俘”时，他们会得到“英雄”凯旋般的鲜花。这之中有一种习惯于极权主义激进思潮无法理解的伦理：生命可贵。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死为难。康保裔和王继忠都曾在战前有过不惜一死的决心，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放弃了一死。尽管这种放弃，充满了屈辱。“贪生”而“怕死”，实在是造物赋予生物（包括所有动物与植物）的根性。没有任何生物、任何人，愿意无条件放弃“生”而选择“死”。需要的是“尽力”。“尽力”就是“忠诚”。对已经“尽力”但在死亡关头选择“投降”的战士，文明邦国并不轻视他们、侮辱他们。 当然，愿意选择战死和自杀的战士更伟大。——不过文明邦国并不鼓励战斗人员必须选择战死和自杀。“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就从不如此鼓励将士，尽管不少威武的大宋将士选择了战死或自杀。 但宋真宗优厚对待降将王继忠，还另有原因。 王继忠，是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的有功人士。 他是开封人，父亲就曾戍守过瓦桥关，因此也算得上是将门之后。宋真宗在王府时，他曾在府中做事，生性“恭谨厚道”，因此受到王府赏识。真宗践祚后，他渐次升官，最后做到定州一路的副都部署。十几年来，他与真宗赵恒有私人交谊，能够对真宗知无不言。他对大宋和真宗的忠诚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次“望都之战”，他的投降与历史上的李陵很相似。 司马迁就曾为李陵辩护说：“李陵对待亲人很孝敬，对待将士讲诚信。常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奋不顾身（成语‘奋不顾身’即出自于此）。他平常习性所养，有国士之风。……这一仗，李陵带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北方戎马之地，与数万精甲骑兵斗战，当其时，甚至来不及救死扶伤（‘救死扶伤’这个成语也出自于此），全部张弓搭箭与匈奴血战。这样转战千里之地，最后用光了箭矢，走进了深谷，还冒着敌人的钢刃，张空拳，战斗不止。如此得到将士拼出‘死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败降，但他所摧败的匈奴也足以让天下人知道。他现在不死，应该是要寻找机会来报答我大汉啊！” 司马迁这一番话，移用到王继忠身上，也是合适的。 王继忠在战斗中主动迎击来犯之敌，又以孤军轻骑去救援粮道，在“殊死战”中杀获甚众，这些都与李陵相似。而更相似的是，王继忠也很想在投降契丹后，继续报效中原。 他比李陵幸运。李陵遭遇了汉武帝朝中的嫉妒和中伤，结果没有得到报效大汉的机会；而王继忠得到了。 一年以后，“澶渊之盟”前夕，契丹有了和议的实际行动，要王继忠向大宋联系和议之事。王继忠当仁不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在契丹一年，也明了契丹的综合国力，不是大宋可以战胜的，当然大宋也不是契丹可以战胜的。他也能审时度势，知道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格局。于是，他以过去曾在王府工作的旧人身份，对真宗有了诚恳的建议：大宋、契丹两国，和了吧。 真宗这才知道王继忠原来还活着！ 据说真宗还在做开封尹时，曾令府邸的旧人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王继忠等人，到开封街市上一个“揣听声骨”盲人卜者那里去算命，当作游戏。说道诸人，有的很准，有的不准，倒也罢了，独独为王继忠摸相时，盲人卜者大吃一惊，说：“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真宗当作笑话一听。 事未必可信，但能投降契丹，却一生平安，得到两边的优待，这在熟悉“政治仇恨”与“政治恐惧”的习惯下，理解起来，还需要一点别样的思想资源。 种种因缘，开始和合，王继忠的意见和存在是诸缘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契丹、大宋，和了，从此南北息兵。朝廷认为王继忠有功，于是，每年派使者到契丹，都要给王继忠带上一份礼品，包括袭衣、金带、器币、茶叶、药物等。而王继忠，对着大宋来使，也一定会流泪。泪水里充满了羞愧、庆幸、感恩。他还曾附奏给真宗，要求召他回到中原。但朝廷认为与契丹的盟约中有一条规定：“双方各无所求”，因此不想背盟，就赐给他诏书，要他在“盟邦”契丹安度晚年。 大宋的“和气”，在在皆是。 但“望都之战”失利后，真宗的“和气”多了一点凌厉。他吸取傅潜“拥兵自重”惩处不严的教训，开始总结此役的经验教训。 他对近臣说：“用兵当然会有胜败，但我听说此役临阵时，有人公然不保护主帅，还带着兵众率先逃跑。这事如果不推究治理，如何可以惩戒后来者！” 于是命令朝官专案调查。结果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因为没有救援王继忠而受到严厉惩罚：一个被削去官职流放封州（今属广东），一个被决杖配隶琼州（今属海南）。还用这个案例诏告、警戒诸路将帅。 王夫之的史论 “望都之战”中，战死的将士不少，朝廷对战死者家属做了妥善安排，所有战殁者的子孙都得到优厚抚恤。户部正在忙着为烈士们制定表格、调拨物资时，朝廷得到一个噩耗：名相李沆病死。 李沆，是传统史学评价极高的一个人物。 有意味的是，他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熟悉张子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者型宰相，熟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苦干型宰相，熟悉张居正“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的改革型宰相，诸如此类，未必熟悉李沆这种类型的宰相。他的特点就是“无为而治”“清静无为”。 理解李沆，与史上人物比类，可以说到顾雍。 理解顾雍，就要说到王夫之，说到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评价战国到五代时期的人物、事件的史论集，《宋论》则是评价宋代三百一十九年的人物、事件的史论集。两书皆有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读通鉴论》对顾雍的评价，就令人耳目一新。 在王夫之看来，三国之际，蜀汉因为奉行光复汉室政策，所以“义正”；曹魏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势强”；而东吴夹在中间，“义”不如蜀汉，“势”不如曹魏，但居然能与蜀、魏鼎足而三，这是因为东吴“有人”，而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顾雍。 顾雍就是史上居于相国之位的“天子之大臣”，可惜屈于时势，只能服务于偏安之邦。从史上为人称道的三代夏商周往下数，检点“大臣”能够做到像顾雍这样的，太少了。 顾雍平时“寡言慎动”，一般不做自我旌表，很低调。据说他因功封侯之后，很长时间连家人都不知道。过了好久，家人听说咱家户主做了侯爷，不禁大吃一惊。但顾雍还是恬不为意的样子。他沉默寡言，但用人却非常公正，任免官员不分亲疏；看到民间利病，就秘密地向国君汇报并提出改良建议，不自家垄断恩威，一般官员提出改革意见，要弄个小利小功什么的，他都压下不动。国防上有些“便宜之策”看上去可以有收效，但往往手段不正，他也废置不动，一切都从道义远大目标考虑。顾雍的行为很像西汉丞相曹参的简易无为，但又不忽略法度；很像大唐宋璟的静肃公正，但又不丢掉廉介。 从顾雍以后，东吴几十年间没有屠杀劫掠之民生悲剧，也没有苛刻繁杂之朝廷虐政，在整个三国时代，东吴是很独特的。 王夫之慨叹：可惜东吴没有蜀汉之“义正”、曹魏之“势强”，最终处于东南一隅；不然，以有顾雍这样的人物，“平定天下而有余”。 王夫之对顾雍的评价就是如此之高。 说到后来的宰相，能够与顾雍相提并论的，就是李沆。 王夫之说：“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近之。”但他同时也认为，顾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兵争之世”，所侍奉的君王是一个“雄猜之主”。这样看，同为“天子之大臣”，顾雍比李沆难度要大。但这话也从侧面证明了，大宋李沆遇到的真宗赵恒，是一位道义德能远远超过东吴孙权的明君。 王夫之将李沆与顾雍比较的这个史论信息极为密集。简言之，这个案例预表了圣贤理念之下的执政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像世人很少知道顾雍有何成功不朽的业绩，或激动人心的“建设性意见”一样，世人也几乎不知道李沆究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圣相”李沆 李沆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了清名，史称此人“器度宏远”，是一个气场很强大的人物。太宗时，他判吏部铨，算是个组织部的司局级干部。太宗爱饮酒，常有“曲宴”，也即宫廷中帝王召集的私人性质的宴饮。李沆有一次参加，宴罢，诸臣退下，太宗看着他的背影很久，赞叹道：“你们看李沆这风度，端庄而又稳正，他确实是显贵之人啊！” 所以太宗要他和李至做太子即未来的真宗的老师，“太子宾客”，并要太子向老师跪拜。李至与李沆都是生性严肃、不苟言谈的人物。按太宗意愿，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养成端正的风格，所以对“二李”很有期待。宋人笔记曾记录，李至做过一篇文章，说自己曾有一梦，梦到在一个道观里游赏，进入一座大殿，看到一个宝床，床上有一个金色的大龙盘踞。有一个道士两眼像放电一样，对李至说：“你马上下拜——以后你要侍奉这个金龙。”李至正要下拜，没想到金龙却从床上下来，先向李至下拜。这个故实很可能是后来的文人附会，但其起意，却是真宗做太子时，向两位太子宾客下拜的史实。太子向老师下拜，历代罕见。这一故实预表了宋代“偃武修文”“尊师重道”的太平景象。 真宗践祚后，李沆升官，做到宰辅级别。契丹来犯，御驾亲征，真宗就要李沆做京师留守。留守，相当于“监国”，在过去传统中，都是由太子来充任。现在由李沆来做，可见君臣一体的那种信任和托付。而李沆也确实不负所托，皇帝不在京师，李沆不杀一人，而将偌大一个京师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见任何动乱迹象，史称“京城肃然”。 真宗曾向李沆询问治国方略，李沆说： “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最重要的是不能重用那些浮华浅薄和好大喜功的人。 真宗问他，当朝，谁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李沆一向不愿意言人之非，但是事关国家命运，于是不客气，提到了三个人：梅询、曾致尧、李夷庚。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因此，一直到晚年，都没有重用这三个人。 事实上，按这三人的表现，当时也并没有大恶。但这就是“识人”的本领。当然，三人后来也没有大恶，李沆一番话，等于“断送”了三人的更好前程。 梅询，曾做进士考官，得到真宗召见，君臣有过尽兴的谈论，真宗也很欣赏他。当时西夏袭扰中原，梅询也有方略，他的意见是：将西夏与大宋之间的朔方一地授予第三方势力吐蕃。主要是想要吐蕃人从后方来牵制西夏，所谓“蛮夷攻蛮夷”。这个战略思想也是汉代以来“以夷攻夷”的思路。 真宗开始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就问谁可以去做吐蕃人的工作？ 梅询又自荐，愿意做这个事。真宗觉得此事危险，不想让他去，梅询就慷慨激昂道：“苟活灵州而罢西兵，何惜一梅询！”如果能够盘活灵州这盘大棋，何必可惜我梅询一条性命！真宗还是没有派他去，而是另选一人前往西北，但是还没有成行，灵州已经被西夏攻占，此事不了了之。 梅询的这个西北国防韬略，与李沆不同。 当初真宗问诸臣灵州问题时，李沆主张放弃。他认为只要李继迁这个西夏首领在，灵州孤悬绝域，与中原相距遥远，必定会失守。所以，不如将灵州城中士庶迁往内地，留下一座空城给李继迁。如此，省得劳师远征，靡费粮饷，而西北之民就可以得到休息了。 李沆这个意见固然过于怯懦，但也是实实在在看到了固守灵州的“时势”未到。而后来的灵州失守，也印证了李沆的判断具有天才的前瞻性。而梅询的意见，未必不可取，但在以“偃武修文”“清静无为”为政治哲学的李沆看来，就属于“好大喜功”，是有可能将国家推向“穷兵黩武”之路的危险萌蘖。而“以夷制夷”，历史上看，也往往成本过高，存在着“引狼入室”的可能性。唐太宗曾以薛延陀部落制裁突厥部落，但后来薛延陀部落与大唐也开始兵戎相见；唐肃宗时，曾以回纥部落牵制胡人安禄山，但后来回纥部落几乎血洗了东都洛阳；这都是最近的案例。所以，李沆对激情四射的梅询并不欣赏。当他向真宗讲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时，真宗应该是明白了人与人格局的不同。 梅询虽然没有得到大用，但他还是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翰林院侍读学士，而他的门生、部属，很多人都做到了宰相或副宰相。史称梅询为人“严毅修洁，材辩敏明”，严格，沉毅，有修养，廉洁自好，是富有洞察力、能言善辩的人才。他在翰林院工作，常要起草文书，有一次才思忽然困住，苦思而不得成文，就带着笔到汴梁大街上散步构思。看到一个老兵偎在墙根晒太阳，伸伸腿、抻抻筋的，很舒服。他不禁羡慕这个老兵，叫一声“畅哉”，适意呀！然后问这老兵：“你认识字吗？”老兵说不认识。梅询不禁羡慕道：“那就更快活了！” 此人也有雅趣。他喜欢焚两炉香，然后用公服罩住，香烟灌满宽大的两袖，他就提着这两袖香上班。就座挥袖，满室生香，人称“梅香”。 曾致尧，则属于“能臣”系列。但他太过苛刻，所以太宗那时对他就有不甚满意的看法。有一个案例似乎能够说明问题。 太平兴国年间，他以朝官身份出任两浙转运使，负责督收地方租税。两浙，是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的统称，辖境包括今浙江、上海全境，并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不久，他向朝廷发来一个奏章说：“去年臣所管辖的区域，收秋租，只有湖州一郡按期缴纳，其他地区，如苏州、常州、润州（今属江苏镇江）等，都有拖欠。请按此予以赏罚！”但太宗了解到江淮地区已经多年水灾，苏州、常州的灾害特别严重。曾致尧这个意见，看似为朝廷效力，但却有伤大宋仁政，因此认为他的意见“刻薄不可行”，并特意给他下诏：告诫他不要扰民。 史称曾致尧是一个“性刚率，好言事”的人物。他还不太懂“礼”，前后多次上章奏，言辞间很多狠话，更多激情攻讦之词。 这样的人物，也是“清静无为”的李沆所不喜欢的。 李夷庚则是一个被人称为有“贪凶之状”“多不法”的“人”。所谓“人”，就是有着奸佞之心的小人。邦国治理，此类人物充斥其间，是很容易走向天下昏乱的。司马光曾有言：“夫端士进者，治之表也；人进者，乱之阶也。”端正之士升官，是天下大治的表征；奸佞小人升官，是天下大乱的开始。制度一律之际，“端士”当朝还是“人”当朝？那政治局面是不一样的。而李沆，不愿意真宗一朝任用这类人物，正是在为大宋未来可能的政治局面预作思考。所谓防微杜渐、曲突徙薪，将可能的祸患消弭于无形之间，正是李沆之所以被王夫之等有识见者赞颂的主要原因。 李沆举荐人才不少，如杨亿，就是他推荐后，做出一番事业的名臣。但他也抑制了很多人。梅询等人之外，还有石保吉。 石保吉乃是太祖时代的一等功臣石守信之子，当时乃是驸马都尉。此人品行不佳，又到真宗那里求官，想做一名“使相”。 使相是虚衔，但却是地位极高的虚衔，一般赠给地位很高又有功德的亲王、留守、节度使，具体职衔则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这类使相不行使宰相权力，但却与宰相并称。 赠“使相”是干部任免之大事。真宗就问李沆。李沆说：“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赠官这种奖赏的典仪，应该有来源。石保吉来自皇亲国戚，但没有战功勋劳，如果让他来做使相，恐怕舆论不服气。 真宗过些日子又来问，问了多次。李沆还是坚持这个意见：不能让石保吉做“使相”。结果石保吉就没有做成“使相”。 李沆甚至还抑制真宗最爱的情人，甚至为此敢烧毁皇上手诏，以此反对手诏中的旨意。 《宋史》记录，宋真宗想封自己心爱的女人刘氏为贵妃，就在一个晚上，写了份手诏，派使者传给李沆，试图获得当朝宰辅的支持。但刘氏当时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皇室“内部”之事，吃喝日用算了，立皇妃，相当于选干部，属于“组织工作”，大臣有权干预。李沆就认为刘氏做贵妃不合适（至于到底合适不合适，是另外一个问题，容当后表）。于是，看过真宗手诏之后，当着来使的面，用蜡烛点燃，烧了，史称“引烛焚诏”。而后，对来使说：“你回去就对皇上说：‘臣沆以为不可。’”这个册封刘氏为贵妃的事，就这样按下了。 李沆被后世称为“圣相”，道理在此。 宰相无密奏 由于李沆做的事情主要是消弭祸患之可能性，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因此，他的“功业”也几乎不被人知，甚至不被人理解。考历史经验，可以知道：富有远见也即政治洞察力的人物，往往欣赏“曲突徙薪”式的防火者；相反，缺乏远见的人物，则更愿意欣赏“焦头烂额”式的救火者。圣人，就是把可能的灾害指给你看的人物。 李沆与宋太祖、太宗、真宗有相似的理念，就是“偃武修文”，致力于国家太平。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次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但近臣们不知道如何答对。李沆在太宗时代知道了这件事，懂得了太祖的孤独。太祖从五代乱世而来，“兵强马壮者”都想割据一地，无人理会“天下大治”。但李沆理会。他对人说：“过去汉光武帝中兴大汉王朝，开始时不对功臣们讨论国家管理问题；等到天下已定，就多次带领公卿郎将讨论圣贤经义，往往到夜半。这是因为从创业到大治，自有一个逻辑程序。现在太祖让武臣读书，可以说是有意于大治了！近臣们不懂太祖，不能答对，实在是不及格啊！” 李沆与大宋君王一样，一生致力于天下大治。 但他的方略与顾雍相似，不是“兴利除弊”，而是“清静无为”。 他曾经有言：“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我在宰辅这个位置上，没有做什么大事，唯有朝廷内外所陈说上奏的兴利除弊之事，一切都按下不动。自以为可以以此报效国家。 这样做的理由是：“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是已。人苟一时之进，岂念厉民耶？”朝廷防微杜渐，各类制度大大小小都已经具备，用不着再做制度性更动。有人提议更动，如果我向众人宣示他们的更动意见，并实行他们说的一件事，那大宋的制度根本就会受到很多伤害。正像大唐名相陆象先说过的那样：“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这才开始变得是非繁杂起来。只要从根源根本上静止不动，天下就会靖简得多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只图自家一时之利，要立功要升官，哪里会顾及事体纷杂之后对人民的虐害呢！ 李沆念念之中，存有天下黎民百姓，他之所以“一切报罢”，目的也是避免“厉民”，即避免因此而虐害黎民。所以他在反复阅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何总在读这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老书时，他回答说：“我李沆身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未能践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李沆反对更动，尤其反对制度性更动。国家有问题，一个个解决问题就是，用不着动辄“十条意见”“八条意见”的，试图一揽子解决天下问题。 有谁能懂李沆这种“一切报罢”“无为而治”的大智慧吗？ 刘安世懂。 刘安世乃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一生行事效法司马光。他后来成就卓著，是北宋时四位最负盛名的大臣之一。他的门生马永卿记录他的话成书，名《元城语录》。书中介绍刘安世与他议论“本朝名相”，刘安世说：“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 马永卿问为何？刘安世说： “李丞相经常对人说：‘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这话看上去好像失言，但却有深意在。要知道，太祖太宗以来，经过的国家变乱太多了，所以建立的法度相当稳便。好像老医生看病，临床经验太丰富了，所以用药时，不至于莽撞孟浪而杀人。虽然太祖太宗的法度可能有‘小害’，但是‘其利’也多啊！后人不知这层道理，轻易就想更改，所以祸患就纷纷而至了。另外，李丞相还常上奏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这两件事，最能体现‘宰相大体’。你看后来那些做宰相的就不然了，一个个多‘好逞私智’：喜欢变乱太祖太宗的法度，常要蒙蔽当朝天子的视听。变乱法度，则纲纪开始败坏；蒙蔽视听，则君主骄奢。这都是导致大患的做法啊。” 王夫之也懂李沆。 他在《宋论》中表彰李沆这个“一切报罢”的做法，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 理解李沆这句话，需要有一点对大宋创始人太祖太宗，在五代以来经验形态下点滴立法的温情体认，还需要有一点对士大夫阶层好大喜功、躁竞求名弱点的审视，更需要有一点对史上“无为而治”之圣贤理念和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领悟力。理解这些，可以知道：李沆此语，不仅当得“以道事君”的大义，也印证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语权重。 不仅如此，李沆在“不动心”之定力修炼方面，也相当出色。 他于公事完成，从政事堂回家后，经常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入定”一般。他住的房子，堂前有个小花坛，四壁倒塌，不很雅观。他的妻子告诫家人，不要跟李沆说花坛这个事，看看这“老家伙”到底动不动心。李沆每天都能看到，但他就是不说这事。过了一个多月，妻子忍不住对他说了这个事，李沆道：“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 李沆的定力到什么程度？他在接见宾客时，常常只是倾听，很少说话，所以外间给他的绰号：“无口匏”，没有嘴的大葫芦。李沆的兄弟李维将听到的这个话转给哥哥。李沆对自家兄弟吐露心里话：“现在朝议大事，朝士们都知道，说到国家大事，我都会很详细探究讨论，像士人间如李宗谔、赵安仁等，都是当世的精英，我与他们谈论，都不能启发我的创意。其他那些宾客，起坐进退，都拘谨失措，这类人，有什么利国利民的建议值得我与他们讨论呢？如果我故意委屈自己与他们对话，那就是所谓的‘笼罩’。而‘笼罩’之事，我是不愿意去做的。” 所谓“笼罩”，应是宋时习语，意思是被人情所笼罩还要假意欢洽。 这一番透露，李沆其实是相当自信的。 李沆对人无私议，对皇上也没有密奏。 但真宗经常接到朝臣各类密奏，想了想，似乎只有李沆没有密奏，有一次就问他：“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 李沆回答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臣待罪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有公事就公开来说，哪里用得到密奏？那些人臣动不动就有密奏的，不是善进谗言之人就是善于谄媚之人，臣经常对此类人物免不了厌恶，哪里还可以效法他们呢。 一番话，将所有以上“密奏”为能的朝臣都“抑制”了一番。 李沆不喜欢“密奏”，但对公开的言说，则给予支持。 宋一代柱石之臣 咸平二年（999）时，天下大旱，真宗认为需要由人事而消天灾，就下诏要朝廷内外的大臣和庶民都要说真话，给朝廷认真提意见，所谓“直言极谏”。 当时就有人给朝廷上书，指出了中书也即宰相办公处的过失，请朝廷对中书的宰辅之官们给予罢免的惩罚。矛头直指宰相、副宰相。真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对李沆等人说：“这些人不是良善之辈，只不过想自己急着要做官而已。应该谴责他、警告他！” 李沆回答道： “朝廷比开言路，苟言之当理，宜加旌赏，不则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材，备员台辅，如蒙罢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补朝廷。”朝廷正在广开言路，如果上书人言之有理，就旌表赏赐他；如果没有道理，留中不发，不回应，也就可以了。何况此人上书批评我等，我们也确实不够大才，在台辅充个数。如果我们确实差劲，被罢免，也是言事之人做了对朝廷有好处的事。 真宗听李沆如此言说，不禁感慨道： “卿真长者矣！” 李沆接受批评意见，往往心平气和，无论内心接受与否。 他做了宰相后，有一位书生在李沆上班的路上，拦住了他的马，递上了他的批评信。信中说了李沆一大堆缺点毛病。 李沆着急上朝，略一看，马上道谢：“我回家后，还会仔细看。” 但这位书生认为李沆没有认真读他的批评建议，大怒，责骂李沆道：“你做这么大的官，不能康济天下，还不引咎辞职，这不是妨害贤者的仕途吗？你不惭愧吗？” 李沆很恭敬地说：“我多次请辞，无奈朝廷不准，所以不敢走。” 当朝国务总理，与白丁书生在开封街头对话，始终和颜悦色。 但他厌恶“非谗即佞”之辈，有些谗佞者，到了他这里都会遭遇倾覆。 有一个秘书监的笔杆子名叫胡旦，因为犯错遭遇贬谪，很久没有被朝廷召回。他曾与李沆一起在政事堂做过大秘，也即知制诰。后来李沆做了参知政事，胡旦就以旧交的身份给李沆写信祝贺，信中贺词之外，将此前出任参知政事的四个人挨个糟践一遍，信中只有李沆一个人好。 李沆看过之后“愀然不乐”，很不欣赏胡旦这种说法，所以一直到他后来做到宰辅，终身没有起用胡旦。 “无为而治”，需要重申：是儒家的理念，而且是儒家最早完整提出的国家治理理念。寻常认为这个思想来源于道家，是不确的。“无为而治”四个汉字，就出现在《论语》中。我书《论语鼓吹》对此有详解，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去翻阅、批评。但“清静无为”思想是道家的。这个公案也证明，儒家与道家，确有“合流”之处。世界上的思想往往相通，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不仅儒家、道家，很多时刻，连释家（佛学）一起，在传统中国政治活动中，同时成为政治家的思想资源。 李沆有儒学修养，也有道家修养，他同时还对佛典有研究。 他在京师封丘门内建房，庭院也不宏敞，勉强能够供一匹马回旋而已。有人认为房屋太小，应该扩建，他说：“这房子作为一个宰相之家，确实小了点，但比其他官员们，已经算是很宽敞的了。”不动。 后来他的兄弟李维跟他说这个事，要他扩大房产。李沆对他说：“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他说每年有不少俸禄，还有大批的朝廷赏赐，算一算家资，如果要造一所大宅子，没有问题。但是想想佛法中常有“缺陷世界”的说法，哪里能够得到事事圆满如意，所求都能满足？现在这所宅子，要是豪华装修，大约需要一年时间。人生短暂，何时离开这个世界谁也不能打保票，又岂能永久居住呢？庄子有言：那鹪鹩小鸟在深林中安巢，不过占用一个枝条。现在我有此房，聊以安身罢了，哪里用得到豪门大宅呢！ 李沆的定力、不动心、清静无为，以及主张无为而治的姿态，历史上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史论家吕中认为，李沆的存在构成一种大宋君子姿态，他与王旦一样，先后做国家宰辅，抑制了浮薄奢华而崇尚了质朴简易；奖励了恬静退让而贬黜了奔走躁竞。这样，在他们身后，同列中就有了向敏中的清廉谨慎，政府中就有了王曾的深沉厚重，御史台就有了鲁宗道的质朴耿直，这些人互相推演，养成了北宋浑厚朴实的风尚，一直到仁宗一朝还在享用这份政治与伦理遗产。虽然就士大夫之议论、御史台之风尚、理学家之思想、科举考之文采，整体来看，李沆、王旦时代，不如范仲淹、欧阳修时代那么灿烂可观，但朝廷纪纲法度，都有条不紊，兵不骄狂、财不匮乏、官不冗杂、士不浮薄，以此来比，大宋最好的仁宗庆历一朝，也有不及之处。 所以王夫之认为：李沆当国，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大唐名相姚崇、陆贽，也超过了大宋名相司马光。李沆做宰辅期间，不仅梅询之类人物“屏息”而不能有大动作，王钦若这样的奸相在皇上身边也不敢兜售他的奸谋；而张齐贤、寇准这样伉直的名相，也能够消减他们的激烈程度。这样，就很有效地保护了“国家之元气”。所以王夫之称他为“宋一代柱石之臣”。 李沆有一个被记录的远见，得到史官的赞叹。 与李沆同朝的王旦，也是大宋历史上少数够得上“大臣”评价的一位名相。李沆任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当时国家正在为西夏的侵扰筹划办法，有许多细节需要处理。这两人在中书政事堂，常常加班，一天忙到黑，每天吃饭都要到很晚很晚。一日，王旦叹息道：“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燕息乎！”我们这班人怎么样才能享受太平日子，每天能过上优哉游哉的好日子啊！ 李沆回答： “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现在国家有强敌作为外患，正好让朝廷、君主、臣子都能够心生警觉，谨慎做事；他日天下平安，人臣奉行职事，未必可以高枕无忧。先生何以惦念那个太平啊！ 真宗践祚之初，李沆每天都要将全国各地报来的“坏事”，包括地方上的水灾、旱灾、土匪、盗贼之事，一条条上奏。王旦觉得有些事太小，政事堂自己处理一下也就是了，没有必要麻烦皇上来听。李沆说：“人主少年，当使知民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皇上才到而立之年，应该让他知道民间疾苦。不然的话，以皇上现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觉得天下无事，那么，不去留意妙音美色，猎狗走马，就会有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祭祀请神这类事了。我已经老了，可能见不到这一天了，这正是参政您他日的忧虑啊！ 果然，“澶渊之盟”以后，天下太平，于是真宗就开始在权臣丁谓、王钦若的怂恿下，搞起了泰山封禅、汾阴祭祀、营建道观等事，国家耗费，几乎不亚于对外战争。直到这个时候，王旦才想起已故宰辅李沆的告诫，不禁叹息道：“李文靖真是个‘圣人’啊！” “文靖”，是李沆死后的谥号。谥号，是传统中国对人物死后所能够做出的最简洁评价。有一字谥、二字谥、多字谥不同。一般选用两个汉字对死者做出褒贬，堪称对人物一生的盖棺论定。“文靖”是级别相当高的褒谥。按古来“谥法”，“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经纬天地、忠信接礼”等，都是对“文”的定义；“柔德安众、成众使安、恭己鲜言、宽乐令终”等，都是对“靖”的定义。由这个谥号，也可以约略考见李沆这位“圣相”在历史上被人肯定的地位。 李沆病重期间，真宗到李府去看望，看时尚好；等到皇上车驾刚刚还宫，又传来消息：李沆病逝。真宗马上再次起驾，亲临李府，史称“哭之恸”。真宗赵恒，应该想起与恩师兼宰辅，情同父子般的二十多年，那几乎等同于亲情的交谊，以及李沆在政治治理方向，在天下道义推演方向，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史称李沆病逝后，时当盛夏，但颜色不变，而且吐香如莲花，七日不灭。 历史的偶然 “澶渊之盟”前一年，李沆之死，寇准拜相，是两件大事。 李沆很了不起，但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以他“清静无为”的素心，很难猜度他将如何应对凶险而又吊诡的“澶渊之盟”。千年之后，回顾历史，整个北宋史，“澶渊之盟”都是一个大事件，纳入中国史，也是一个大事件。但这个大事件，很可能是李沆这种圣贤人物难以驾驭的。推演这一场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须别具只眼。换一句话说：需要另外一种视野、另外一种格局来驾驭。非常幸运的是，“澶渊之盟”前，最适合推演“澶渊之盟”的人物寇准，适时登上历史舞台。他成为这一场中国大事件的第一推手。 李沆五十八岁时，“偶然”生病，中道而逝；随后，真宗谋划另选宰辅，“偶然”来问当朝名士毕士安，毕士安推举了寇准；两个月后，景德元年（1004）八月，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冬十一月，契丹已经抵达澶州城北；很“偶然”地，大宋投降契丹的将军王继忠向宋廷传来了契丹有“和议”的消息……寇准，就在这一系列“偶然”节点上，走上历史前台。 如果李沆不病逝，寇准不会拜相。 如果毕士安不推荐寇准，寇准也不会拜相。 如果契丹不来侵澶渊，寇准拜相后也不会做出那等泼天的大事业。 当此时刻，我不得不对“历史偶然性”顶礼膜拜。偶然性，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衡的力量。 美国那位名叫阿伦·尼文斯的历史哲学家有一部《历史学导论》，书中有两个意见深得我心。 第一个意见，他说：“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机遇是赫赫名人、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 第二个意见，他说：“事件常常不是表现为有逻辑的联系，而是被上千种机遇所决定的事件的偶然结合。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份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些都曾改变过历史的面貌。” 偶然性与命运一样，神秘莫测。尼文斯讲述的那几个偶然事件，可以为他做出无数注脚。 “不测的疾病”，令人想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述的切萨雷·博尔贾，也即瓦伦蒂诺公爵。这位公爵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前，什么都为他准备好了，由他来继承教皇的事业，但谁也没有想到，“偶然性”光临了公爵，父亲死时，他在患病。于是，准备了多年的韬略，化作虚无。以至于马基雅维利慨叹道：“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 “气候的改变”，战争史上的案例太多。拿破仑之所以有一场滑铁卢，是因为连续几天的淫雨，导致炮火失灵；希特勒进攻苏联失败，有一次是因为出奇地寒冷，导致坦克机油凝冻；契丹之所以有“长城口之战”的败绩，是因为雨天，弓弦受潮。 “一份文件的丧失”，南唐勾结李重进和契丹的蜡书密信，这是一份重要文件，被周世宗柴荣知晓。于是在盛怒中召来南唐使者孙晟，并最后杀害了孙晟，还向南唐发兵，攻取了淮南之地。南唐从此失去北部屏障。 “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传说中的妺喜与夏桀、妲己与商纣王、褒姒与周幽王，都可以看成是这类故实；楚王对息夫人的爱慕，刘宗敏对陈圆圆的掠夺，也都是改变了历史走向的故实。宋真宗酷爱的刘氏，也在自己做了太后的仁宗一朝影响了时局。西方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案例也属于此类故实：美女海伦的出走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埃及艳后引动了恺撒大帝的东征。 这些故实，都与“偶然性”有关，不是“制度决定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历史现象。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一个意外后果，史不绝书。 后汉末年，枢密使郭威与慕容彦超对阵时，胜负很难说，但慕容彦超发起主攻时，很“偶然”地忽然马失前蹄，于是，输掉了一场战争。五百年后，在英国发生了一场史称“博斯沃思之战”的军事行动，战役中，理查三世因为马失前蹄，丢失了整个英国。而之所以“马失前蹄”，是因为临阵时没有钉好马蹄铁，其中一只马蹄铁缺少了一枚铁钉，战马奔腾时脱落，马受惊颠翻，麾下见国王落马，纷纷掉头逃跑。慕容彦超很可能也丢掉了一枚马蹄钉。 还可以说一个笑话，内急，都可能引发意外结局。 大宋名相毕士安，有个女婿叫皇甫佖，年轻时放荡不羁，就喜欢赌博。但他好歹也做着官。毕士安做宰辅，多次教育他，也不见改，大约想起当初宋太宗教育薛居正的泼皮儿子，有效果，就打算面奏宋真宗，也让皇上来训斥他。不料他刚刚向皇上启奏“臣有女婿皇甫佖……”话犹未了，就赶上边庭急报，皇上没有工夫听他的下文，赶紧处理边事。过了几天，毕士安找了个机会，又来启奏，居然再次遇到急事被打断。第三次，再要启奏时，不料赶上真宗内急，就听他一句话，马上站起就走，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回复毕士安道：“爱卿多次说皇甫佖，不是要给他转官吧？就给他转一个，升一级。”毕士安也来不及辩解，唯唯而退。皇甫佖结果还转为殿丞，相当于中直机关秘书处处长。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有言：“偶然性统治着一切。”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在《论预见》中说：“即使是上帝也不能预知将会偶然发生的事件。……因此，预知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在《法律》中，借“雅典客人”之口表述“偶然性”时，给上帝留出了位置。书中说：“上帝统治着万物，而偶然性和机会又与他合作来治理人类的事物。”托马斯·阿奎那在他那部令人目眩的著作《神学大全》中说：“人们把自然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归纳为一个先定的原因，即‘神意’。”这是按照信仰的格局重新解释了“偶然性”，但依然将偶然性归结为至高的“神意”位阶。 经由种种阐释约略可以看到：偶然性，是一种影响历史展开的神秘力量，人力无法主导偶然性。我相信这个逻辑。 如果历史可以猜想，不妨说：如果没有寇准，“澶渊之盟”可能无法签订，那样，整个大宋、整个中国，历史都将改写。寇准，是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物。而寇准的起用，如前所述，纯属偶然。 肆 | 战与和 | 契丹这一番的确是在“举倾国而来”，瀛州伤亡九万，居然还有二十万的战斗力，居然还想继续与大宋死磕！契丹这母子俩确有不同凡响的战斗意志。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大宋王朝最后的斗争！如果战场上不能有所斩获，和议也将斩获不大。 政治空间争夺战 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与契丹签署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意义重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澶渊，唐代设置为州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又称澶州，治所在顿丘（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之所以称为“澶渊”，是因为附近有一处湖泊，人称“澶渊”，因此而得名。五代后，治所由顿丘移往今属河南濮阳的南部。澶渊，夹河而立，有南城、北城两座城池，中间浮桥相联。 澶渊在大宋帝国首都汴梁偏东北方向二百余里，假如契丹骑兵到此，轻装袭取汴梁，几乎也就一个日夜的路程。澶渊对大宋的地缘重要性，大略相当于近代的天津——天津曾是清国的门户，澶渊就是北宋的门户。 此地在河南北部，与河北、山东相距都不算远。澶渊的偏东北、偏西南两翼，有大宋两个军事要塞：通利军与德清军；通利军在今日河南浚县；德清军即顿丘故地，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往北一百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大名府又称天雄军，是河北南端的军事重镇。 拱卫帝国京畿地区，大名府不是一般的责任重大。 大名府再往北，过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冀州（今属河北衡水），四百里开外，就是瀛州（河北河间，今属沧州）、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理解“澶渊之盟”，就要理解瀛州、莫州的地缘战略意义。 这两个州，原来也属于被后晋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但在后周时代，被大帝柴荣北征时收复，大宋太祖、太宗时代，千辛万苦，总算保住了这两块宝地，但契丹不死心，一直试图夺回瀛州、莫州。 后周世宗柴荣收复两州后，顺带将两州北部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也同时收复；并在今属河北高阳的东部设淤口关，从此与瓦桥关、益津关合称“三关”。传统戏曲中常有“镇守三关”的戏词，指的就是这块地方。瀛州、莫州，有时就被称为“关南”“关南之地”。契丹想要的就是以这两个州为双轴的“关南之地”。 “三关”之南，又设高阳关，治所就在瀛州。 瀛州、莫州，是大宋两个北部边塞城池，也是契丹最南端的“敌国”边防哨卡城镇。瀛州、莫州的存在，对契丹而言，始终是一个指向自我的南部利刃；对大宋而言，始终是一个拱卫自我的北部锁钥。 大宋与契丹的几场大战，主要围绕这两个州郡的归属问题展开。 “澶渊之盟”，就是对这两个州的领土诉求做出的最后的争夺和妥协。 如果没有争夺只有妥协，就不会有“澶渊之盟”；反之亦然，只有妥协没有争夺，也不会有“澶渊之盟”。理解“澶渊之盟”，理解大宋与契丹的焦虑、意志、智慧和战略，就要这样理解瀛州与莫州的历史问题。 宋太宗时，出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总体战略，将战线由莫州再往北推三百里，直抵幽州（今属北京），将原属契丹占据的易州、涿州、固安等地转为拉锯战区。到了真宗时代，契丹多次南侵，大宋的兵力已经不能到达幽州，相反，是契丹南推三百里，将大宋占据的瀛州、莫州，以及周边的几个州郡，如定州、雄州、霸州、徐水（静戎军）等，转为拉锯战区。 将战争推向敌占区，是保证本土安全的大战略。 可以略说一个战争伦理问题。 在保证本土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契丹”，则契丹居于下风。契丹上下，因此多有“悲情”演绎。所以在“收复瀛、莫二州”的战略意图指导下，屡屡将战火推入大宋本土。但中原将士了不起的是，契丹倾全国之力，也没有夺回关南——从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收复此地，到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契丹放弃此地，四十五年间，除了暂时的退却，中原王朝没有丢失关南一寸领土。 相反，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大宋”，则大宋居于下风。因为契丹屡屡侵扰这两个州郡，并在“关南之地”多次实施破坏性抢掠。最后，大宋还要在“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契丹支付数额不菲的“赎金”。 但在这一场政治空间争夺战中，大宋将士因此更多了忧患意识。宋太宗后，暂时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诉求，并卑辞友善，向契丹“屈己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发了中原上下对国家安全紧迫性的理性思考；真宗时代，在积极防御中，有了不懈的警惕和誓为国家干城的意志，所以在后来的几场战役中，除了几个例外，宋师反而保持了持续优势。 但宋真宗遇到的是契丹庙号“圣宗”的耶律隆绪时代。 耶律隆绪时代 如果说关南之地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地缘政治符号，“耶律隆绪时代”则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军事政治符号。 耶律隆绪出生于公元972年，小真宗四岁，是契丹第六位君主。公元982年，他嗣位时，还是个孩子，母亲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耶律隆绪精于射法，通晓音律，喜爱绘画，还能作曲，对佛教、道教，都能深切领悟，这是一个有着极高汉文化修养的契丹人。 耶律隆绪的辅佐大臣有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以及韩德让、萧挞凛等，这些都是契丹一等一的人才。 紧要的是，耶律隆绪时代，开始更成熟地推崇孔子和圣贤文化，更大量任用汉人做官，国家刑法也开始趋向公正。 按《辽史·刑法志》的说法，整个契丹十几位君主，法制最为合理的时代只有耶律隆绪和他的父亲景宗耶律贤时代。按传统意见，刑法，起始于兵制但需要用“礼”节制，制定律法、执行律法，必存有一点恺恻之心。刑法是通向“仁”与“义”的国家管理（而不是统治）手段。“仁”与人道相关，“义”与公道相关。这样的刑法，才有可能是“合理”的。 事实上，契丹在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晚期，已经开始注意到刑法的公正。有意味的是耶律阿保机治理草原帝国也采用了两套刑法制度，对契丹人，由大臣开始制定符合草原习惯的律法；而对待汉人，则采用中原已经有的律令来断刑。更不简单的是，太祖耶律阿保机“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设置了“钟院”这种类似大宋“检院”的司法机构，专门处理民间上访的冤案。 契丹第四任君主耶律璟，是非常昏暴的一位皇上，但他在位时，也有一项德政。当时契丹君主出行，往往要划出车驾所在区域，远远地在四周设立标杆，以示禁区。但往往有贪鄙心盛的官员，故意将标杆设置很低，那时草原水草茂盛，标杆埋在水草之下，牧民看不到，就会越界。这时，设置标杆的官员偷觑发现，就会忽然出现，借此勒索钱财。耶律璟知道此事后，下令：再有此类事，设置标杆的官员一律处死。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预表了草原帝国法律的公正诉求。在几乎近于野蛮传统的契丹，对公正，有感觉。 但耶律璟的残暴也是很有名的，那是不懂“节制”与“当位”，也即不懂君主制“礼”的君王常有的“任性”。更昏聩的是，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钟院”，也被耶律璟废除了。这样，就导致冤民无处上访。契丹国内，戾气深重。 到了第五任君主也即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时代，重新恢复了“钟院”上访制度，为冤民的申屈做了法律保障。契丹的法律从此有了新气象。 第六任君主就是耶律隆绪。他在萧太后的辅佐下，年幼登基，从小就听从萧太后“宜宽法律”的教导。长大后，他在群臣的辅佐下，又更改了十几条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此前，汉人与契丹人纠纷，或互相殴打，有人致死，草原刑法往往偏袒契丹一方，耶律隆绪开始一碗水端平，同等法律处理。旧法，契丹官员子弟与普通草民犯同样罪，前者治罪轻、后者治罪重，耶律隆绪也下令，按照同一法条处理。 这是契丹法制史上的圣贤之光，也是趋近法律本质的典型制度。用耶律隆绪自己的话说，就是：“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事，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 如果当事人因为贵贱不同，就施用不同的刑法，那一定会生出人间戾气。小民犯法，很难惊动有关部门上达朝廷，只有皇亲国戚，大多仗恃着皇族恩宠可以贿赂上下，希望借此免掉惩罚。如果这样，法律就可以废弃了。 所以，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是很得草原人心的“好时代”，甚至很多逃亡到大宋的契丹人，闻听契丹“德政”之后，也纷纷“回国”效力，耶律隆绪践祚之初，就有千余户人从大宋回到契丹。而耶律隆绪也给予了“诏令抚慰”。 契丹是一个奉行“殉葬”的国度。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下葬时，还殉葬了两个人，一个近幸、一个伶人。但在耶律隆绪死后，渤海人挞马解里认为“受先帝厚恩”，自动请求“殉葬”时，继任者则没有允许。从耶律隆绪之后，已经很少有殉葬的记录。 契丹，就这样，在耶律隆绪时代，切近了文明。 草原帝国，因此获得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 而耶律隆绪对汉人士大夫的大量起用，也让契丹对中原的传统惯性和政治态势了如指掌；开科取士制度，让汉人士大夫有了前途期待和价值认同。南北院的分治，更笼络了境内汉人庶民。这样，就使契丹在政治管理和国家生态方面，在孔子旗帜下，有了与大宋的同态文化竞争性。 宋真宗时代的契丹，这一片广袤的北中国大地，已经不是“野蛮的草原帝国”，而是带有“衣冠倾向”的异族管辖区域。 耶律隆绪时代的后期名将萧挞凛，曾为契丹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曾经在宋太宗时代，擒杀过杨业杨老令公。史称此人“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是继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之后，又一个对战争有天才感觉的人物。后来契丹不断地侵扰大宋，此人既是主将也是主谋。 更让大宋头痛的是，在耶律隆绪之上，契丹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绰萧太后。 萧太后，是宋真宗时代契丹国的实际执政者。 她小名叫燕燕。她的家族拔里氏，在契丹第一代国君耶律阿保机时代，被赐为萧氏。从此，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契丹国运两百余年，最为强盛的时期就是萧太后执政的三十年间。她曾打败了宋太宗的两次主动进攻；在后来的日子里，公元999年，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到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冬末，她又与大宋进行了“五年战争”。最后，她率契丹将士绕过关南之地，直抵大宋的门户澶渊，与大宋帝国达成了“澶渊之盟”。定盟之后，当时中原大宋与契丹大辽，这两个亚洲地区的最大强国收获了一百一十八年的和平。直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大宋徽宗时代开始“联金灭辽”，才重新发动了双方的战争。 就军政实际力量观察，可以说，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实为“萧太后时代”。 大宋真宗皇帝面临着的，是史上最为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有着比太宗时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甚至比起大汉、大唐，北边的敌人也是更强劲、更有力量的。中原王朝，在真宗之前，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强盛、成熟的北境之敌，以至于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庆幸的是，契丹对道义治天下的大宋，也同样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 大宋与契丹，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 这就是“澶渊之盟”地缘政治与军事政治方向的基本态势。 毕士安不屑“斗法” “澶渊之盟”与寇准关系甚大。前已说过，寇准之所以在“澶渊之盟”前出任辅相，与李沆病逝和毕士安的推荐关系甚大。 太宗雍熙年间，诸王出阁，也即皇子们开始接受藩封，需要慎重地遴选有资格教育他们成长的老师。李沆做了三子赵恒也即宋真宗的老师，毕士安就做了四子赵元份的老师。 太宗对诸王老师说：“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诸位王子生在宫廷之中，对外面的事不懂；现在渐渐长成，一定要给他们找个贤良之士去辅佐、引导，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爱卿要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啊！ 所选老师皆大宋才德兼备的一时俊杰。太宗淳化年间，毕士安被召为翰林学士，当时大臣推荐的人选中还有张洎。这位张洎来自南唐，是李煜时代一等一的大才子，宋太宗事实上也欣赏他，曾夸赞他为“江东人士之冠”。但他因为来自大宋过去的敌国，所以不免战战兢兢，议论国事常常迎合太宗的意旨，太宗察觉后，就给他降了职。他投诚大宋后，常常去找故主李煜要钱，事实上带有勒索的性质，甚至还曾琢磨着怎么扳倒寇准。所以史称张洎其人虽然文辞通达，有名于当世，但“性情险诐，好攻人短，颇为世人不齿”。太宗熟知此人，所以在张洎、毕士安二选一的时候，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比较，词艺、阅历都不差，但操守、德行远在下了。”所以太宗还是选用了毕士安。 真宗当初以寿王的身份做开封市长时，召毕士安为判官。从此真宗也知道了他的才干。等到真宗践祚，就任命毕士安做了开封市长。当时真宗身边的近臣，有人借着皇宫的势力，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人。此事被民女告到开封府。毕士安赶紧向真宗奏对，要求归还民女。史称“还之”。这个近臣史上不载，不知何人，显然有些势力。因为此事之后，随即有攀附近臣的官员为了讨好近臣，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在真宗面前诋毁毕士安。毕士安看清了局势，不屑于和这种人“斗法”，于是要求解除府事。真宗也认为他也许更适合居于清要之职，答应下来，毕士安做了礼部侍郎，再做翰林学士。 真宗很欣赏毕士安，每当朝官有人外放时，就要毕士安代替皇上对外放官员来一番“戒勖”，告诫、勉励。 当时正在选官校勘古籍，包括《三国志》《晋书》《唐书》等。于是有一些富有“道德癖”的小儒上书，认为西晋、东晋很多卑鄙、丑恶的故实，不宜于刻书流行世间。 此事甚大。小儒们的意见一旦被皇上采纳，诏令于馆阁文士间，那与“焚书”之害恐怕相去不远，更与抽毁古籍做成“洁本”的《四库全书》一案，具有了相同的文化浩劫性质。大宋，当此之际，成为一个“严重时刻”。 而真宗，也正在以道义治天下。小儒们的这个意见甚至打动了他。但是他还吃不准，于是来问宰辅。毕士安回应得正大而又机智，他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 史书上记录的恶事，足以警戒天下；史书上记录的善事，足以鼓励后人。善恶之事，孔子修《春秋》并不删汰，同样载诸典籍。 一番话，真宗大悟。于是下诏刊刻。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就是这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史上不乏各类破毁文物、经籍与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罪人”；史上也不乏各类看守文物、经籍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恩人”。毕士安此举当得“文化恩人”的称誉。 史称毕士安“端方沉雅”，为人端庄、正直、沉静、优雅，有清醒理性认识，低调含蓄而又风流倜傥，风采俊美，善于谈吐。做官却被人称颂为“严正”，严肃而又公正。好读书，晚年时老眼昏花，仍然读书不辍，还亲自校订书籍错误，有时就缮抄副本。文章写得也好，留下文集三十卷。与人交游不树立朋党，但前辈名流吕端、王佑却非常推重他，而他的好友也不过寇准、杨亿几个人，门生只有王禹偁、陈彭年等。他死以后，家无太多积蓄。 我曾说，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终局于事先。 他推荐王禹偁时，王禹偁还是个孩子。毕士安教他学习，直到他最后登科做官，成为一代名士。有意味的是，王禹偁做官，反而在毕士安之前。甚至毕士安做政府秘书也即知制诰，朝廷下达的任命书，就是王禹偁起草的。此事成为士林美谈。 毕士安一生举荐很多人，大多允当，可谓独具慧眼，“识英雄于微时”。 李允则先赈后奏 毕士安还为大宋推荐了一个重要人才，李允则。 真宗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毕士安就称许过他，认为李允则人才难得。 真宗留意此人，践祚后，就令此人权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临行时，对他说：“朕过去听毕士安介绍过你和你的家世，现在我把湖南交给你。” 李允则刚刚到达潭州，就赶上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房屋，一些居民没有地方居住，有很多冻死的。李允则马上安排将仓库中贮存的战略物资竹竿拿出来借给居民搭建房屋，说好开春再还回来。如此安排，整个潭州，没有发生难民流徙，而官方也没有太大损失。 湖南过去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楚国所在地，因为是马姓节度使的藩镇称国，所以又称“马楚”。马楚国像大多数无道邦国一样，对私有财产都有侵凌的记录。马氏要州人每年贡绢，称之为“地税”。宋师平定马楚之前，那时规定贡绢按房屋定额，每屋输绢一丈三尺，这笔盘剥又称之为“屋税”。另，官方很早就给种田的农户耕牛，鼓励农耕，本来是好事，但耕牛的利息沉重，每年每头牛所在农户，要交四斛公粮。斛，是个容量单位，宋以前，每斛相当于十斗，约一百二十市斤，四斛，就是四百八十斤。不讲理的是，这耕牛死了，还要继续交等额公粮，称之为“枯骨税”。湖南产茶，民间又要输茶，开始是交九斤，称之为“一大斤”，后来增加到三十五斤。如此等等，湖南苦毒多年。李允则到任后，发现“地税”“屋税”“枯骨税”虽然已经革除，但还有地方遗留，于是将这三种恶税全部奏请蠲除，只保留了茶税，但减低为户纳三十斤半。 他到潭州当年，大火之外，又赶上“岁饥”，灾荒年。李允则当即决定开仓放粮，而后上报朝廷。荆湖南路转运使认为不可，应该按程序先奏明皇上而后决定是否开仓。李允则说：“湖南、开封路途遥远，一次奏请，来回路途就要一个月，那时，对挨饿的饥民来说，是来不及救助的。”不听转运使的，救活湖南民众无数。 不料第二年又赶上饥荒，李允则又要先赈后奏，转运使认为这一次不能再同意了，李允则就请求用自己的全部家产作抵押，开仓，低价出售口粮；并从中招募饥民，身体好且愿意服役的，转隶军籍，得到乡兵万人。 这时候，正好湖南地区有一股“邵州蛮人”，不服从中央号令，转运使就想让这部分乡兵去清剿“蛮人”。李允则不同意，说：“现在这股蛮人虽然不服中央，但目前也没有侵扰活动，如果发此无名之师，是生出边患的苗头。况且新兵刚刚招募，还没有训练，他们正在饥饿状态，不适合出征。”于是上奏朝廷，不动用这批新兵。 在湖南期间，李允则还做了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扩修岳麓书院，并上书请求从京师国子监调拨经书。于是真宗下诏，赐给岳麓书院诸经的“释文”“义疏”，还有《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此后，四方学者到岳麓求学者渐渐多起来。岳麓书院创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那是太祖时代，潭州太守朱洞鼎力做成，但在李允则时则让书院有了长足进展的机会。真宗还在后来接见了岳麓书院的山长（院长），并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匾额。 李允则在地方几年，深得民心，以至于当地士庶自发组织起来，到安抚使办公处，联名上书，称颂他的优秀。安抚使将此事汇报朝廷，真宗闻讯很高兴，说了一句话：“毕士安不谬知人矣！” 李允则应该属于大宋不多见的智者。这是一个觑破了人间各类“小九九”的人物，各色人物，在他眼中，几乎一眼看透。他可以调运敌我，从容布局，达成他想要的结果。 契丹的间谍 大宋与契丹后来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和议，互相约定不在边境修筑新城，也即不再做战备准备，以免误判，发生战争。李允则当时奉命守卫边境城市雄州（今属河北），此地原有一座瓮城，贴着大城悬在城外。李允则认为战事难测，虽然有和议，但并不能就此高枕无忧，一旦战争来临，这个瓮城作用不大。因此就想将它与大城合为一体。 他先在瓮城外面建了一座东岳祠，拿出百两黄金来做成供奉的器物，大张旗鼓开始宣扬灵异事迹，当地居民也开始争献金银器物。此地做热后，李允则秘密地将器物搬走，对外宣称“北面来了盗匪”，于是开始在城北“抓捕”盗匪，并开始堂而皇之地修筑城墙，声言防盗，保护东岳祠。 关闭城门后，挖掘城壕，在瓮城和大城之间修筑月堤，使其连为一体，并将瓮城里的居民也大多迁往大城。雄州，从此更为雄壮。契丹也没有找到借口。 雄州之北，过去有很多陷马坑，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地雷阵，和平年代，这些东西反而对自家不利。城上则原有不少敌楼，可以瞭望十里开外的敌情。 李允则道：“都是和平年代了，还要这些有什么用！”下令填平陷马坑，上面种植蔬菜，开挖沟渠，广植树木和灌木。而且在辖区内，所有空隙的地方，都种上榆树。从此，雄州以北，成为天然的步兵战场，不再有利于骑兵驰骋。敌楼也全部拆毁，但却在辖境修建了比敌楼要高耸的佛塔，人们可以登高望远，一眼可以看到三十里开外。 “澶渊之盟”后，真宗下令不得诛杀契丹间谍，但李允则痛恨当初契丹人抓住宋人间谍，用“射鬼箭”办法，残酷处死的事情，就变通办法，借刀杀人。 有一次，上元节，有伶官表演，探子来报，说契丹那面有高官首领要偷偷进城看戏。李允则亲自出马，带领干吏躲在郊外观察，果然看到有穿紫色衣服的人进城了，李允则知道这就是契丹的高官兼细作，就跟着他们偷偷到了旅馆，住下后，派出女奴去服侍紫衣人，让他喝醉，还把他骑来的骡子放在官衙的廊下。不说话，让他回去了。但他在雄州的“好待遇”得到了回报：原来这是契丹的一位统军将军，随后被更高级别的契丹将军怀疑，杀掉了。 探子又报，说契丹有要员秘密派人到京师汴梁，找工匠做茶笼、燎炉。李允则马上也派人到京师，给工匠加倍工钱，要他再做几套，形制要与契丹人购买的一模一样，并且要求先交活，守秘密。然后，李允则将这些茶具派人带到雄州榷场（两国贸易的自由市场），找伶牙俐齿的干员，送到契丹来的商人面前，夸说器具之妙。这样一来二去，契丹人都知道大宋的茶具了。等到那位要员的使者出了雄州边关，回到契丹，李允则就马上收起，不再参与榷场买卖。于是，契丹那边开始传扬一个流言：某某要员得到大宋贿赂，收走了那批茶具，弄不好要有“奸变”，要出事啦！契丹派人找到要员，要他自辩清白，史称此人“无以自明”，于是被当作“辽奸”处理了。 一次，雄州界有庶民来报，说有个契丹人将他无故打伤，而后遁去。李允则听后，并不追捕，也不向契丹方面要人，只给了伤者二千钱完事。众人都认为他不免怯懦。一个月后，幽州契丹方面来问：是不是有汉人被契丹人打伤？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原来，这是契丹间谍进入中原，又没有情报可言，只好以打伤汉人为证据，证明他确实来过中原。李允则不承认这事，就等于那个契丹间谍撒谎，于是契丹人杀掉了契丹的间谍。 还有一次，雄州捕获了一个间谍。李允则一见，给他相面，随后就有了主意。他要求放开这个间谍，给予了他很好的待遇。间谍就供说他是燕京大王派来的，还拿出了他从雄州刺探得到的大宋沿边钱粮、兵马的布局数量。李允则很诚恳地对他说：“你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于是叫主管官员将“真实数据”给他。间谍很淳朴，也很感动，就要求李允则在这些情报的封口处加了钤印。随后，他带着李允则给他的赏赐金银，回去了。不久，又回来了，交还了李允则给他的情报，封口的钤印还在。不仅如此，这个间谍还将燕京一带的军备情报，包括兵马数量、钱粮囤积、军队布局等，主动供了出来。 可以说，在和平年代，契丹与大宋必不可少的谍报战中，雄州做得是最出色的。这事并非“阴谋活动”，它属于“战争伦理”，刀俎之上，不可甘为鱼肉，暗战“伐谋”，正是为了“止戈”。儒学论“三德”（智、仁、勇），“四德”（仁、义、礼、智），“五德”（仁、义、礼、智、信），都不曾省略“智”之德。此“智”是智慧、明智，其极致是孔子所论之“权”，也即变化之道。在狼群中，一味羊叫，不是大儒之德。故儒学绝不迂腐，迂腐者并非真儒。李允则待大宋士庶，守民生情怀；待契丹间谍，行战时谋略，这才是大儒真面目。 制造中的大案 李沆病逝后，毕士安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负责干部组织工作。按礼数，毕士安上朝“谢恩”，感谢皇上提拔。真宗说：“这还不算什么，即将任命你来做宰辅。”随后，真宗又对他说：“朕倚仗你来辅佐，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现在天下正是多事之秋。朕想寻找一个与你一起拜相的人，你看谁能胜任？”真宗的意思是：除了毕士安之外，还要再任命一位宰辅；但这位宰辅要毕士安认同，以便于日后二人同心。毕士安很诚恳地回答道：“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做宰辅之人，一定要具备宰辅的格局，才有资格担当其位；臣驽笨老朽，实在不能胜任。寇准，则兼备忠与义，并且擅长理断大事，这才是宰辅之才！ 真宗说：“我听说寇准为人强硬，好意气用事。” 毕士安又道：“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寇准端方正直，为人慷慨大度，识大体，懂大节，为国家利益不顾身家性命，恪守正道而憎恶奸邪，这是他长期养成的品性，在朝大臣很少有超过他的，但是他这种性情，是不受流俗喜欢的。现在天下士庶虽然承蒙皇上的美德，生活得很安闲逸乐，但边境强横异族实为国家祸患。此际，像寇准这样格局的人物，正是应该起用的时候。 真宗赞同了毕士安的意见，但对强硬的寇准多少还有担心，就说：“然，当藉卿宿德镇之。” 好，就按爱卿的意见办，但要借着爱卿的名望资历来镇服寇准的强硬。 随后，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毕士安同时兼任监修国史，其位阶地位居寇准之上。 寇准做了宰辅之后，坚守正道，那些阴险小人受到威胁，就试图排挤寇准。有一位平民名叫向宗古，忽然上书告发寇准，说他结交安王赵元杰。这就等于说：寇准不服真宗，试图另外勾结赵氏宗室，大有图谋不轨的意思。事情重大，平民如何知道此类隐情？显然受人指使。但事出突然，寇准闻信，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洗清自己。毕士安很从容，尽管不能明了具体当事人，不能明了事情之来龙去脉，但此事性质就应该是一场栽赃诬陷。于是当即为寇准鸣冤，并主张将向宗古交由法官讯问。于是，事情水落石出，果然是一场制造中的假案。向宗古被正法，寇准这才踏实下来。 寇准寇平仲，在随后的日子里，为大宋帝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贤者贤，荐贤者尤贤。毕士安赏识王禹偁，成就一士；绍介李允则，造福一方；推荐寇平仲，利益一国。毕士安者，实为北宋大贤。 这个事实，可以较得知。 大宋名相张齐贤，也是有宋三百年一等一的人物，但论气量、论君子格局，与毕士安比较，还有距离。 张齐贤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时，与李沆并为大宋宰辅，但张齐贤自视甚高，认为自有“致君尧舜”之才干，所以不免轻视“清静无为”的李沆。史臣对此颇有微词。后来与寇准并为大宋宰辅，又有“倾夺”，也即倾轧、争夺的记录。在朝廷做事，个人品行如何，有影响天下的可能性，因此历来史家都对官员品行很重视。有道之君也期待臣辅能够同舟共济。 真宗同时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为相后，往往将从枢密院得来的边警军情，随时交给中书，并对两位宰辅推心置腹道：“国家多事，军旅机密，虽然属于枢密院，但你们中书政事堂总揽文武大政，号令也从你们这边出。过去李沆为相，有了想法，往往独出机杼，没有与枢密院共同讨论。你们以后要详细阅读边报，共同参与讨论，给出办法，不要因为军旅之事属于枢密院而有所避讳。此外，枢密之地，尤其需要谨慎小心，那里往往直接处理宫禁中的谋划，对机密大事，古人是深深戒惕的。中书与枢密要友好合作，如果中书同列，或中书与枢密之间，有了不协和的迹象，被朝廷内外利用这种间隙，那可不是好事情。爱卿等要记住！” 传统官场“内耗”往往成本高昂，因此，“亲爱精诚”，成为历来史论家赞誉有加的政府风尚。因为如果不能“亲爱”，则必钩心斗角，断不能堂堂正正；不能“精诚”，则必颓唐萎靡，断不能共度时艰。 宋代史论家吕中就有一段漂亮的评论，他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指太祖太宗两朝宰辅赵普）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同一部门做官）和衷之义，而齐贤反与李沆不叶（叶，通协，不叶，不协和），与寇准相倾，何邪？君子可以知相业之优劣矣。” 宰相职业自有优劣，名相张齐贤都很难做到“亲爱精诚”。 但毕士安做到了。 “修昔底德陷阱” 此前，投降契丹的宋将王继忠，因为被契丹信任，曾经有一次面见萧太后，对她提出了契丹与大宋和议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窃观大朝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我看大朝（称契丹一朝）与南朝（称大宋一朝）作为仇敌打仗，每年征调车马，导致整个草原不安，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战争，利益在哪里。如果派遣一位使者，与南朝去讨论旧日的结盟，两朝和好，将士解甲归田，与民休息，岂不是更好？臣考虑为了大朝与南朝两国的利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王继忠这一番话，实实在在论，不单单是为了大宋的利益，也不单单是为了契丹的利益，而是为了两国，为了天下的利益。所以，他的议论一出，“澶渊之盟”就开始展露曙光，两国和议、结盟，这是一个逻辑起点。 有意味的是，就在王继忠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契丹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故去的契丹“战神”耶律休哥的儿子正在联系异己分子，有了谋叛的企图。结果事情泄露，谋逆失败。 但此事却深深地刺激了萧太后与耶律隆绪：草原帝国并不太平。此时萧太后年纪也渐老，不免有了厌战情绪。所以，王继忠的议论，深深打动了这个女政治家。史称“太后……颇然之”，太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大宋这边则观测到天象有变，更加自警。真宗一面下诏“求直言”，一面大赦天下，并下诏蠲免五年以来各地的国税拖欠。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认为如此蠲免太多，恐怕“亏损国计”，但真宗说：“非理害民之事，朝廷决不可行。吝于出纳，固有司职也，要当使斯人实受上赐。” 违背天理而有害黎民的事，朝廷决不可做。财政出纳精打细算，当然是你们三司的职责，但要使我大宋之人实实在在地受到国家恩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罢免了上京、中京、南京这三京之地“上贡”的旧习。 大宋、契丹，像太宗晚年时期那样，似乎在比赛着谁更文明。 可以略说说“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描述雅典与斯巴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后人认为，新兴的雅典的崛起，让老牌的陆上帝国斯巴达，以及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不安，种种际会，让战争爆发，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新兴邦国影响到老牌帝国声威时，往往就要有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相对于老牌契丹帝国而言，大宋，算是新兴帝国。从太宗时代开始，这个新兴帝国恰恰对老牌帝国有领土要求，那就是恢复汉唐旧疆，底线是回到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前的地缘态势。这方面也很像雅典当初的势力扩张。但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有断断续续的“和议”，但最后还是决战到底的一场古代世界大战。虽然斯巴达获胜，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仅仅维持了不多年头的霸权，最后被底比斯取而代之。 大宋与契丹则不仅在做着军备竞赛，更做着文明竞赛。文明邦国，没有例外是厌倦战争的；但大宋与契丹是在内部文明整合中，最后走向“澶渊之盟”的。在可知世界中，两个敌对的亚洲强国，咽下种种伤痛与委屈，握手言欢。“澶渊之盟”的这种和平精神、圣贤气象、政治理性、人类智慧，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双方不可企及的。 大宋与契丹，已经走出了“修昔底德陷阱”。 萧太后确有政治家的考虑。她已经有了和议的心思，但她还是决计“以战止战”。她知道，和议将是一个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保持大兵在宋境，可以形成一种压力。事实上，此事相当冒险，但她似乎胸有成竹。 契丹倾国远征 景德元年（1004）春天的时候，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再一次南下到了鸳鸯泺。 春二月，宋廷得到了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远在契丹东北面的女真部落向契丹进贡。这个坏消息的意义在于，如果处理得当，女真是可以成为“远交近攻”的联盟力量，而在太宗一朝，女真曾有过结好大宋共同对付契丹的谋划，那时节，太宗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推演这个机缘。百余年后，宋徽宗重新想起“远交近攻”，展开了“联金灭辽”的战略谋划，但那时节，此举已经不是“机缘”，而是“陷阱”。此中之圣贤大义、政治智慧，异常精警，迄今为止，能够勘透此一节“国运”的史论，不多，此际卖一个关子，有关故实，容当后表。 好消息是，西北的李继迁死，他的儿子李德明尚幼。这个好消息的意义在于，西夏，似乎可以有了新的变局，现在看，存在可能性。 但契丹主到了鸳鸯泺之后，只不过保持着一种军事高压，并没有行动。 李沆就在此际死去，不久，寇准入相。 到了秋季，契丹开始派遣小股部队也即“游骑”深入河北深州等地，攻城略地，稍稍不利，就率军退却。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徜徉之间，似无斗志。寇准当即判断：这是契丹在骚扰大宋。就给真宗上书，要朝廷拣选将帅、骁勇，分别据守要塞，防备即可。 不久，契丹主到了幽州。 寇准又完成了一个判断：这次，契丹不是骚扰大宋，而是准备入侵大宋。 果然，契丹南京统军萧挞凛带领草原铁骑，开始分头掳掠威虏军、北平寨等地，又更南下百余里，侵扰保州、定武等河北边境要塞，几次行动，大宋边防军都在防御战中，稳如泰山，萧挞凛没有得手。于是引兵向高阳关腹地而来，又不得逞，再转战于河北中北部，做出向着河北中南部进军的态势。 萧挞凛所部，号称精甲骑兵二十万。 但在前一年，也即咸平六年（1003）时，契丹朝中一个供奉官名叫李信，投降了大宋。他向大宋透露了契丹的军政现状，大略为：契丹国中管辖的幽州地区汉人兵马，称之为“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总数在一万八千余骑。其他契丹和诸部落，以及山后诸镇，总约十万八千余骑，这之中，有一万五千六百骑，常用来扈卫契丹主，剩余九万三千余骑，就是常用来南侵的骑兵。 所以，萧挞凛所谓“二十万”骑兵南下，似有虚张声势、恫吓大宋的用意。古来远征，多夸大将士人数，草原似乎也不例外。但后来契丹举倾国而来，骑兵人数即使达不到二十万，也相差不会太远。 真宗在便殿召集文武开会，问此事该如何应对。 毕士安与寇准一条条地谋划了防御战中的要领，二相意见一致，真宗也认同。随后，真宗又主动提出御驾亲征，君臣合议，也赞同。亲征的地点，君臣认为应该在澶渊，这个意见也高度一致。但在亲征的时间上，寇准与毕士安有了分歧。毕士安认为应该略等一等，到了仲冬再动不迟；寇准则认为应该立即行动，不得迟缓。真宗想了想，接受了毕士安的意见。 寇准无话，保留意见，但也接受并开始执行毕士安的规划。 毕士安出生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此时已经六十六岁，寇准出生于大宋建隆二年（961），此时四十三岁。寇准在太宗时，曾有记录：二人讨论问题，太宗不快，站起来想走，寇准一把抓住太宗衣袖，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重新坐下，一直到问题讨论完毕。但寇准对毕士安却不敢这么做。一般来说，毕士安长他二十三岁，几乎就是父辈人物，出于礼数，他也应该谦让；但事实上，他对毕士安除了敬重、感恩之外，更有信服。而毕士安对寇准除了欣赏、期待之外，也有信服。所以二人即使有分歧，不是毕让一步，就是寇让一步。那一种“亲爱精诚”的官宦风貌，即使到了仁宗时代，也是不多见的大贤风采。 真宗一朝，力主“召天地之和气”，官宦们之间，都有礼让之风。与五代十国以来的将帅争功躁进，互相排挤倾轧，有了不一样的生态。咸平四年（1001），“长城口之战”前，王显出任前线总司令，王超任副总司令；又令王显任河北都转运使，王超任副转运使。但两人资历实不相上下，都是太宗时的旧人，都有过军功，都做到了节度使的位置。但王显到任河北定州后，听说王超就要来，特意到郊外去迎候；而王超则远远地下马望拜。两人情投意洽。真宗闻讯后，很高兴，认为“将帅有让”，特意为此而嘉奖了两位。 李允则修城拒敌 有消息称，契丹的皇弟楚王耶律隆佑，留守草原京师。此举意味着，耶律隆绪和母亲萧太后，有可能做出了长久“经略中原”的打算。 萧挞凛游骑很多时刻南下掳掠，一度到达沧州地界（今天津南，沧州北）。 毕士安推荐的文人李允则，此时正做着沧州知州。他从到任那天起，就没有闲着，修整境内道路，疏浚辖区湖泊，缮治要塞官舍，挖掘城中水井……如此，城中士庶都认为此人多事，史称“人厌其烦”。等到契丹来侵扰，附近老幼都进入城中自保，不仅水不缺，而且有很多官修的临时住处。他还汲取井水，一夜之间冻成冰块，用抛石机抛出，抗拒契丹攻城。契丹觉得此地难攻，退去。 真宗知道后，召他说： “以前我也听说你挖井、修房，以为你不免扰民，现在才知道爱卿你是善于守备的人才啊！” 于是升官，并派他到前线，出任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主要负责监督前线大阵东面。 那时节，大阵横亘几百里，分布着无数城垒、要塞、兵营。李允则认为自己不懂“武技”，这不是他的长处所在，不可以独当边锋一面。真宗坚信文官可以带兵。当初任命大理寺丞（最高法院某处处长）高尹权知祁州（今属河北省安国县），李允则就不同意，上书要求派武臣去知祁州，因为祁州也算是边境城市，常有战事发生。真宗考察高尹，过了一个阶段回复李允则说：“高尹过去曾经在定州做通判，口碑不错。朕因为祁州算是新建的要塞，要找文人安抚、绥靖，所以派他前往。后来听说他将祁州的城池修缮得不错，州中大小事也基本得到治理。一般人认为边郡要任命武臣来管理，这不是一个通用的道理。”所以，这次李允则说自己不懂“武技”，真宗就耐心地对他说：“爱卿为我运筹划策，不必去抵挡矢石。” 由文人守边防，做武事，是真宗一贯的思路，事实上也是大宋历代帝王的思路。有一次，一位朝官上言，说西北某镇乃是边防要地，现在由文官管理，期望能选择防御使、团练使之类武官来此地做边帅。真宗对人说：“总是有人上言说边境州府郡县，应该像以前的制度，派遣武官守卫。这事朕考虑很久了，只要得人，即使是文官，也可以管理边郡。想想前代的那些事：兵权、民权，都交给藩帅州牧，那种利害关系，你们都看到了。” 言外之意就是：藩镇们将兵权、民权（事实上还有财权）一起抓在手里，很快就将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于是有藩镇割据，于是有民生苦难。 大将王超按兵不动 且说萧挞凛，此人与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分头从河北北部进入中原，宋师早有准备，大将王超在唐河两岸部署了重兵，态势仿佛寻机与契丹决战。 真宗此前有诏令，令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总部设在定州，宋师夹唐河为大阵。王超此举正是在执行真宗诏令。真宗还有旨意：如果契丹来袭，要分别根据敌寇所在远近，出军设立营栅；但“寇来坚守勿逐”，只坚守，不驱逐。要等到一天一夜之后，敌寇松懈疲惫，这时再鸣鼓挑战。但士卒不要离开队伍，只令先锋部队出击，骑士居中，步卒环绕。短兵相接时，也不得乱阵。宋师“伍贵持重”，队伍最重要的是谨慎稳重，这样，敌骑就不能在“驰突”中找到机会。王超也认真执行了这个谋划，但重点在“坚守勿逐”方面。 王超在到定州行营之前，曾给真宗上书，说敌人知道我军各有阵地，但可能会因此而诱骗诸阵，一旦出师，敌人会乘虚攻击。所以，“大军不可轻动”，请各阵分头应对来犯之敌。真宗下诏给他：“随宜裁制”，你王超可以根据具体态势裁定统制。 但河北都部署王超在这一次契丹来袭中，太过于刻板。他得到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后，就“裁制”为“按兵不动”“不相救援”。这样，当契丹大兵南下时，王超十几万大阵主力，就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契丹在威虏军、顺安军（均为河北前线要塞）遭遇宋师魏能、石普的抵御，魏能甚至击败了契丹先锋萧观音奴。但萧观音奴很快得到萧挞凛的接应，共同转攻北平寨，为宋将田敏所拒。 一战，契丹又不利，转趋保州。 行进中，忽然遭遇一片箭雨。契丹纳罕，原来这是保州属下的十几个侦察员。他们发现契丹后，立即躲入密林，在契丹前锋经由的路上展开侵扰。侦察小校也即侦察班长孙密，操练大宋箭弩十分熟练，而且指挥起来很有章法，且自身隐蔽得也妙。契丹总是一会儿在这儿遭遇箭雨，一会儿在那儿遭遇箭雨，但无法发现射箭人。但他们看到箭雨稀疏，知道这是宋师的小股部队，于是下马迂回进入树林，试图与孙密等人短兵格斗，但孙密始终控制主动，在密林中巧妙运动，带领十几个优秀的狙击手，总是在最合适的距离射杀敌人。最后，将带队的一个契丹军校射杀，还获得了羽林军的大印。契丹觉得无法虏获这一伙儿可恶的敌人，只好退去。 但在保州，攻城未下。 契丹再次转移，攻击遂城。 这一次，宋师守将王先知被萧挞凛擒获。 而遂城告急时，王超却在唐河两岸的大营中，拿出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来，告诉诸将要各自为战，不能救援，以免被契丹调虎离山。 公正说，宋师一贯受朝廷节制，各镇各阵往往看到战机，也不敢擅离本处。乃至契丹也发现了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每一次攻击时，都比较放心，故大多尽力“偏攻一面”。王超“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出于“持重”，担心契丹利用这个特点，声东击西，于是要各要塞、各营栅、各偏阵分头对付来犯之敌。遂城于是失利。 真宗也“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曾有诏令：河北北面都部署，野外布阵成列之后（大阵成列，需要时间，需要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路线赶来到预定地点，往往需要几天时间），除原定的东阵、西阵的“拐子马”，以及“无地分马”外，另外再招募使臣、军校拳勇等，要根据地形远近，以轻骑兵归中军调遣，以备机动。“拐子马”，是大阵东西两翼的轻骑兵，有固定位置，但任务是从东西固定位置出击增援中军；“无地分马”，是大阵中不安排固定位置的轻骑兵，相当于机动部队或预备队，在战阵中具有应急增援的“骑兵”和“奇兵”性质。显然，真宗布阵有实用考虑，其总体精神是“持重”而不失“机动”。 王超显然“持重”有余，“机动”不足。与太宗时代“满城之战”灵活布阵而取胜的赵延进、李继隆等人相比，他不是“嫩”了点，而是“老”了点。他太“老气”“老实”了。 我如此论及王超，事实上还很谨慎。如果“锻炼周纳”起来，王超甚至与傅潜有一拼，至少有“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战时违令之罪；甚至值得怀疑此人或有投敌的可能——当年石敬瑭以一个后唐节度使也即藩镇大员的身份，勾结契丹，反攻本国，一举跃上后晋皇帝宝座，这种绝大利市，对所有野心家、所有“兵强马壮者”，都不难唤起博取一票天大富贵的贪欲。在很多时刻，人类的贪欲，是可以陡然而起的。 有一种史料，譬如《宋史·李允则传》就认为：此役，王超在与契丹接触中，曾经战败，损失兵众不少。于是王超龟缩城中，拥有十几万大军而不敢与契丹正面相对。作为行营都监的李允则，在人心震摇之际，给王超提出了两个建议：一、穿上丧服，向大军恸哭，以此来告慰军士的悲愤；二、率领这支哀兵向契丹继续开战，挽回败局。真宗甚至也知道李允则的这个举动，专门发去了诏书给予嘉奖。 而王超拒绝了李允则的意见。 契丹各地攻城，仿佛蜻蜓点水，稍稍不利即转战他处。很明显，契丹是想利用骑兵优势，与宋师展开野战。但在野战中，从太宗时代开始设计的宋师大阵又有效地防御了契丹骑兵驰突，所以契丹最期待的是在运动中诱骗宋师一部脱离大阵，以便于相机围歼。王超大阵坚持不动，也有理。但契丹迂回百余里，绕过大阵，继续南下，王超依然不动，就不是“持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时“大阵”对面早已没有了什么敌人。甚至在真宗了解到前方态势，诏令王超率军南下，而他还是迟迟不动，达一个月之久，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他要干吗？ 有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可令今人深思。 一个月之后，“澶渊之盟”已经签订，王超“奉召”率大军南下。行进几百里后，来到天雄军（今河北邯郸）。而此时契丹正在从澶渊向草原撤军。两路大军，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形势诡异。真宗下诏，令王超所部的河南籍万余人，赶赴澶州，归大将李继隆等人率领。这就等于在分解王超的兵权。同时，从河东（今属山西）赶赴河北的雷有终部，也正在按照诏令返回河东。《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评论道：“时王超等逗挠无功，唯（雷）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以雄张云。”对比中，可以知道，澶渊一役，契丹大军之所以抵达黄河北岸、澶州城下，主要原因是王超未能积极布防、配合诸镇拦截。而契丹绕过王超“夹唐河”而立的几十里大阵，王超也未能形成追击态势。契丹南下，置王超唐河大阵于不顾，一个多月的时间，居然不恐惧身后的十几万宋师。契丹恐惧的，是不受王超节制的河北诸州守军，以及来自河东大本营、能征惯战的雷有终。 更有意味的是，当王超率屯戍大军南下到达天雄军时，正在此地做军事副总指挥的孙全照“颇疑惧”，准备“闭城拒之”。宋师怀疑宋师，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没有蛛丝马迹，孙全照何故如此？更有意味的是刚刚被寇准举荐，由真宗安排到此的天雄军总司令王钦若的回应。 王钦若认为孙全照此举“不可”。他说：“若果如此，则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如果这样将王超拒之城外，是将我们对他的“猜嫌”暴露出来，弄不好反而刺激他、成全了他的叛逆之心。 那么怎么办？ 王钦若与孙全照在城外十里扎制彩棚，做出欢迎王超“回家”的样子，欢歌宴饮，一连好几天。等到欢宴完毕，王超所统领的诸军，已经被王钦若和孙全照分派到各地去了。王钦若做得很诡秘，甚至王超的亲军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王部所领三路大军，没了。 王超带着三路大军的“编制”到澶州来见真宗，知道自己“统帅无功”还“违诏失期”，估计要落个傅潜一样的下场：流放。于是上章待罪。真宗“悯其劳旧”，可怜他还算有“苦劳”，也算是“旧人”，原谅了他，给他一个地方节度使，罢免了他的军职。从此以后，王超再也没有统领过大军。 能断大事的寇准 中国文化内在精神，极重“道义价值”。《春秋》《史记》《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以来，“道义价值”恒为史家用志不纷，凝神所在。史家记录往事，大义之处，取径圣贤；用字用语于是自明理路、自含褒贬，以此阐扬并传承为一种意义系统，此即“史心”。 然“史心”判词一出，严若冰霜，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以移易，故古人于此必慎于下笔。有未彰之事，有难晓之人，往往诉诸于“曲笔”。此即“史心”幽微而含蓄处。王超是否反叛，其事尚未彰明较著，其人难断贤愚善恶，史家于是更不说破，只借天雄军一案、王钦若一语揭开诡异帘幕一角，但是已经足够惊心动魄——如果熟悉石敬瑭、熟悉杜重威的故实（《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说清了他们的秘密，“史心”揭橥甚明）。 简言之，秘密结好异族，颠覆母国，从石敬瑭、杜重威以来，乃是“铁血”武夫的传统。大宋对此必须格外提防。但是从事后处理模式观察，除了南宋风波亭一案，在秦桧主导下杀害“兵强马壮”的名将岳飞之外，大宋几乎不动杀机。宋帝不喜欢流血，似乎是一种生理上的遗传。 有一个故实可算例证。 这一次真宗到澶渊，名相李沆病重，东京留守者乃是太宗四子，真宗四弟，雍王赵元份。 赵元份知道留守职责重大，相当于“临时代理皇帝”，于是诚恳辞让，真宗不许，但为他选择了特别能干而又贤良的宾佐辅助他。 尽管赵元份有气度，是个令人见而敬畏的人物，但他怕老婆，老婆蛮横不讲理，他却一点办法没有。他“狠”不起来，皇子的身份也让他“狠”不起来，等于终身受老婆制约。甚至到了他生病时，那老婆也不愿意稍尽妇道。这样一位皇子“留守”京师，还恰恰就赶上了一档子事。 京师出现了劫匪，被抓起来，送入右军巡狱。还没有审讯完毕，劫匪的同伙也被抓起来了。不料这一伙劫匪很是嚣张，互相见面之后，就戴着枷锁互相打斗，忽然开始攻击狱卒，准备越狱。狱吏几乎无法禁止，就一面搜捕，一面向留守赵元份汇报。京师于是动用了公安警捕系统，将这一伙劫匪全部控制住，送到开封府去。但在押送罪犯之前，主事的官吏担心他们再次逃亡，就将他们的“足”一个个折断。 材料报到留守这里。 赵元份一开始听说案由、狱词，就非常害怕，史称“怖甚”；又不忍主事官吏的“酷法”，“遂惊悸，暴得疾”，于是在惊恐中得了急病。 真宗闻讯，只好召参知政事王旦从澶渊赶紧先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时代理京师留守。 而赵元份就此辞世，享年只有三十七岁。 大宋帝国的历代君王，没有狠戾之人。所以，王超“违诏”，导致契丹南下直抵澶渊北城，这么大的抗旨之罪，真宗并没有治罪于他，甚至都没有责备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节度使的职务去颐养天年。 而契丹，很早就认识到宋师“各自为战”的特点，甚至，也可能猜度出了王超的用心，就像当初猜度出了傅潜的用心一样，或者，也许像当年耶律德光猜度出了杜重威的用心一样，于是，可以在屡次小败之后，不畏惧宋师，于是“敌势益炽”，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居然率领草原大军在定州五十里远，望都之东的阳城淀，临水驻扎。这就几乎相当于在宋师前线总部的眼皮底下睡大觉。而王超确实诡异——他不动。诸将劝他，他也不动，似乎就等着契丹继续南下。 果然，在此地，契丹得到休整，随后，这一支主力“举国入寇”。 “澶渊之盟”前的最后一战，“澶渊之战”开始了。 敌情紧迫！一天之中有五次告急文书传到开封。诏令王超率兵返回澶州，却恐怖得没有消息。朝廷召大将回阙拱卫京畿而无动静，内外不免有了忧惧，而草原骑兵正在向天雄军、澶渊浩荡开来。 情报显示，契丹这一次兵势之盛，异于往时。 寇准已经与毕士安“议决”御驾亲征，但时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却感到害怕，秘密地劝谏真宗避开敌人锋芒，暂时躲到金陵去。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皇上西幸，到成都去。如此，可以万无一失，而后，再作打算。 真宗也有了动摇，觉得河北前线原先的布防等于失效，王超主力不在，前途似吉凶莫测。但他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就来问他。 寇准闻言，一看真宗旁边站着两个人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主张大驾南下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主张大驾西幸成都。但他假装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厉声喝道：“这是谁为陛下谋划这种馊主意？” 真宗说：“爱卿先说说这个意见是否可行，不必问是谁的意见。” 寇准说：“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了他们用来衅鼓，然后北伐！” 真宗默然。寇准继续说：“现在天子神武，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契丹自当遁去；就算他们不遁去，我等可以出奇以阻挠契丹的规划，坚守以疲敝草原的兵众。现在我们是以逸待劳，胜算在我！奈何要抛弃祖宗社稷，远远地跑到江南、巴蜀去呢！” 真宗相信寇准，更相信毕士安，重新坚定了信心。 王钦若、陈尧叟，却从此在心里埋下了怨恨寇准的邪种。 王钦若脖子上长个大肉瘤。按病理学的说法，这是指人体机体组织受某种病原刺激后，开始细胞增生，于局部形成的囊状性赘生物。他个子又矮小，肉瘤就显得很突出。但他后来做到宰辅，又有劣迹，故时人给他一个绰号：瘿相。瘿，就是肉瘤。 寇准看着这位生相滑稽的同僚，不免心生厌恶。他也知道此人用心不善，眼下正是大宋帝国最为紧张的时刻，形势凶险，前途莫测，一步走错，后事不可收拾。为了避免王钦若在朝可能会阻止寇准独断大事的局面，寇准想到了让这位副宰相外放，离开朝廷。 可巧，正赶上朝廷要选择干练大臣屯驻大名府，寇准于是极力推荐王钦若。王钦若也看出目前不是他的主场，与寇准不和，凶多吉少，于是也主动提出去镇守大名。于是，王钦若做了天雄军都部署。 “上中下三策” 天雄军，就是大名，就是魏博，史上称谓不一。地在今河北邯郸附近。 但关于王钦若镇守大名，有不同记录，《东轩笔录》的说法更为传奇。 说真宗在澶渊，一天对寇准说：“天雄军被截在契丹之后，何人可以为朕守卫？”寇准说：“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正盛，应该可以为天雄太守。”当时就拟定了任命书给王钦若。王钦若很茫然，寇准说：“主上亲征，现在不是我们这些臣子避难的日子。参政先生当体会圣上的心意。”说着，马上就拿来送行酒，向他敬酒，说这是“上马杯”。王钦若看看形势，不敢推辞，饮罢送行酒，就向各位拜别上任去了。寇准还叮嘱他一句：“参政勉力啊！等你回来，我们就是同列，一同做宰辅啦！”说王钦若到了天雄军，一见契丹大兵漫无边际，草野皆兵，无以为计，能做的只是屯塞城中四门，终日危坐。过了七天，契丹退去，王钦若被召回，为平章事。 这个记录有传说成分，不很可信。但在各种史料中，常见此说，也可证明，并非全是捕风捉影。 读史，当着两说、诸说并存之际，如果能够辨别真伪，可辨别之；不能辨别真伪，可推演之，并在推演之后，给出一个必定带有讲述者倾向的意见；如果诸说各有来源，难以推演之际，可暂且并存，不必一定给出结论性意见。“王钦若守天雄”案，其真相究竟如何，暂且可以诸说并存。 应该说，两个帝国和好，不必进行欧洲那样的“三十年战争”或“百年战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这个基本思路，是王继忠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萧太后很早也有了“厌战”情绪；而宋真宗更早在咸平年间就对曹彬、何承矩等人说过“为民屈己”实现和平的意见。因此，和好，是一个早已形成“趋势”的结果。但寇准则对这一切早在算中。 他似乎在这一年，也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特别有感觉，几乎算无遗策，包括实现和平的方式。 按照寇准的感觉，他认为目前是大宋最佳时期，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他曾做过三司度支推官，对国家经济能力心里有数，那是太祖太宗两个时代都达不到的经济成就；还做过盐铁判官，对国营企业税收心里有数；还做过同知枢密院事，对大宋军事现状、将校人才心里有数，只要战略对头，这些人更有希望超越前朝，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他还做过参知政事，在副宰相的位置上，全面了解大宋的行政现状，都是史上最佳时期。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真宗皇帝，此人做事公正、理性，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太平天子。有意味的是，真宗皇帝也有抑制住虚荣、不求好大喜功之一面。如果能够“恢复汉唐旧疆”，他是一定要“恢复汉唐旧疆”的；但不能“恢复汉唐旧疆”，那就不妨且待天时、天命；人力不可强求。 这些，寇准都早已心中有数。 按照寇准的沙盘战略推演，应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与契丹做一次总决战，将战线北推到契丹境内，而后，伺机攻克山前山后的中原旧地，一洗石敬瑭之羞；而后，在此条件下，与契丹实现“和议”。当时大宋利战，据说还有“天道”关联。早在“望都之战”失利时，就有一位名叫张旻的将军看出了这步棋。他认为“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天道运行，目前正是利于“客”也即外来者的时期，谁先动谁胜利，契丹先动了，所以有“望都之战”的胜利。但天道很公平，大宋在本土，是“主”，出境就是“客”，因此“宜大举北伐”。张旻甚至还掐算一番，说出了“兴师出境”的具体日期。真宗不一定相信并依赖巫术，但战争胶着，没有特殊条件，一场战役之胜败还不足以决定全局，这类道理他懂。“望都之战”虽然失利，但史上转败为胜之案例不少，如果天道相助，鼓舞败军之勇，完成太宗“取幽蓟”未竟之志，并非没有可能。于是他来问辅臣。但辅臣们否决了张旻的动议，“真宗北伐”，于是转换为一种哲学，仅仅呈现为可能性，随后，消弭在虚无之中。 所以，寇准的“上策”没有实行。 “下策”是按部分辅臣意见，真宗坐镇汴梁，诸将出师抵御契丹。而后，在诸将取胜之时机，与契丹寻求和议。 但如此“下策”，在契丹“举倾国而来”的情况下，凶险莫测。 圣贤有言：“人心惟危”，主将率中央禁军在外，当初石敬瑭的故实、杜重威的故实，万一重演，帝国则凶多吉少。即使主帅不反，试图博取一票富贵的下级将士将杏黄旗撕了草制一袭龙袍，强行披挂在主帅身上，这样的故实史上也不是孤例。 此前的傅潜、当今的王超，虽然并无证据证明他们要做石敬瑭第二、杜重威第二，但作为军人统帅，那种“逗挠不前”的姿态，是随时可能演绎为挟契丹而南窥的态势的。作为帝国首辅，免于“焦头烂额”的唯一办法就是“曲突徙薪”。寇准不得不防。 所以寇准力求不出现“下策”。 现在所行者，实为寇准之“中策”：御驾亲征，取胜后，相机和议。 最早的“议和”文书 且说王继忠。 这次契丹南下，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留在雄州（今河北雄县）以北；萧挞凛率先锋主力在宋境穿插南进。王继忠跟随在太后身边，有一次，他得到机会，再次向萧太后说起和平建议。 如何和平？ 似乎都还没有可以行之有效的模式，也没有模板可以借鉴。 但双方可以协商。 萧太后当即想到关南的莫州和瀛州。按她意见，只要得到这两地，可以和平。她将这个念头暂时藏起，开始跟王继忠推动和平。 她让王继忠直接给大宋皇帝写信，然后，派出精干小校四人，带着信箭，也即作为契丹官方文书凭证的令箭，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来见大宋边防军官石普。史称“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显然，这是以契丹国主的名义，另外给真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期待石普将军尽快送给皇帝，信中用词非常诚恳、激切。石普接纳了小校四人。小校还说：“这些文件都是我们契丹主和母后召我们到车帐前，亲自给我们的，告诫我们速速送到莫州石帅。获得收到的消息，马上要回去汇报。” 石普当天就派人飞驰数百里，将这些文件送给了真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