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折家军”，事实上乃是大宋册封的异族军政独立体。说它是“独立体”，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它的政权世袭。这是一个特殊意义的“藩镇”。唐代以来，黄河上游陕、甘、宁、内蒙、青海一带，族群关系复杂，矛盾对立严峻，地区态势紧张，大略来说，是汉族、羌族、突厥、契丹、吐蕃等几大族群争夺的战略要地。这一地区，长久影响着中原地区的安定。折氏家族就在这个四战之地横亘于黄河以西，并且越来越强盛。 令中原庆幸的是，折氏家族从大唐帝国时代，就倾心结好中原，并在世袭中，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原册封，因此，这个藩镇，事实上形同中原王朝设置于西北地区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更令中原欣慰的是，每当中原与其他族群发生战事时，折氏家族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原一边，从未有过漂移。 尤其令中原感动的是，中原与北部、西部异族的历次战事中，折氏家族总是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组织起“折家军”来主动而不是被动袭击敌军的后方，策应、配合中原的战争战役。 最令中原钦佩的是，“折家军”在配合中原发起的攻袭中，从来不败。 所以《宋史》称赏折氏家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后周时给予了府州节度使的地位。此地靠近内蒙古，北视草原，南接中原，是“内屏中国，外攘夷狄”的战略要地。 宋太宗赵炅时代，折氏家族的府州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就在府州）节度使折御卿就曾主动出击西夏和契丹。在太宗北伐时，更有著名的“子河汊战役”，一战，击败了契丹名将韩德威，斩杀草原入侵者五千余人，其中包括知名大臣、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堪称功勋卓著。 折御卿之后，是他的儿子折惟昌袭任府州知州。 此时，契丹南下河北，傅潜拥兵不前，而折惟昌则会同府州的驻屯军司令宋思恭、钤辖刘文质，带领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开往契丹辖境，在一个叫五合川的地方，攻克了军事要塞黄太尉寨，将此地契丹守军悉数扫灭，焚烧了敌帐一千五百多所，缴获牛马羊一万多，铠甲、弓箭等上千副。 大宋派驻府州的朝官卫居实向真宗皇帝快马飞报了这一战事。 折惟昌的军事动作如同乃父折御卿一样，看似不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战役，但却属于整体战争的一部分，且由于主动袭扰契丹本土大后方，一下子将战线展开到千里之外，契丹对来自后院的威胁不得不顾，这样，黄太尉寨战役就有了战略意义。 真宗闻报很高兴。他知道此役意义何在，于是重重地赏赐了折惟昌等人。 康保裔身陷敌阵 真宗大驾驻扎到大名府之后，诏令大将高琼等分屯冀州、邢州河北等地。此举意在巩固河北边防，等于在傅潜之外，另外安排了一道防御阵线。 范廷召为宋方主将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一场大战，有关宋史的若干材料，记录中出现了混乱。梳理史料，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复盘”结果。 此役与一位名叫康保裔的大宋将军有关。 康保裔此时官职是高阳关都部署，相当于常设机构高阳关边防总司令；傅潜是镇州、定州和高阳关行营都部署，相当于临时机构河北前线战时总司令。“关南之战”中，康保裔应该接受傅潜的调遣，但有相对独立的机动性。所以范廷召在出师前，无法调用傅潜的兵马，但可以邀请康保裔参战。 范廷召与康保裔，似有共同的神功——箭术了得。 范廷召从军四十余年，从后周显德年间以来，就因骑射而知名。他有怪癖，不喜欢听驴叫，凡听到驴叫，必杀驴。还厌恶飞鸟，所到之处，见到禽鸟就射杀之，住宿之地几乎能把禽鸟射杀干净。他射鸟技艺绝伦，有一次出猎，见到天上飞鸟，他运气、发矢，一箭居然串联三只飞鸟落地。史称“观者骇异”。 康保裔为人谨慎、厚重，喜欢结交宾客。他的善骑射更有绝活，射飞鸟走兽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这倒也罢了，有一次他表演神射，手中先后握住三十支箭，拉满弓依次射出，那结果是“筈镝相连而坠”，箭头、箭尾连缀为一条线般落地。史称“人服其妙”。 康保裔的祖父、父亲都是中原英雄，已经先后战死沙场。太祖赵匡胤时，他曾经参加过著名的石岭关战役，随诸将大破契丹。因为父祖之荫、自身之功，到了真宗朝，他升任为并、代二州的都部署。并州、代州在山西中北部，属于河北之外的另一处北部边防。守边又有功，就被真宗擢升为高阳关都部署。 果然是英雄惜英雄。康保裔得到范廷召助战消息，当即率一万精兵奔赴瀛州。 瀛州在莫州之南百里，高阳关在莫州西南五十里，三地围合在河间府北境，略呈一个倒置的锐角三角形。面积略相当于今日北京六环内之区域，但就是这一点点狭小平原，竟屯驻着契丹的主力。三角形的北部，就是大宋的保州、雄州、霸州；西部，是大宋的永宁军（今属河北蠡县）；南部，是大宋的永静军（今属河北东光）；东部，就是大宋重兵所在的沧州。从纯粹军事角度看，契丹从本土“蛙跳”到四边皆有大宋武装守卫、随时都有可能被宋师“包饺子”的纵深险恶之地，如果没有某种难言的“默契”，他敢？ 傅潜，在这种有利战机的条件下，不动。 但康保裔则看出了战机，他动。 兵贵在奇。康保裔决计绕出契丹屯驻之三角形地带，到瀛州之南，北上仰攻；他给范廷召回复信息，要他南下夹击；如此可以一战破敌。 但康保裔到达瀛州之南后，范廷召没有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范廷召到了瀛州西南，看到契丹之后，偷偷逃遁，我不信此说。理由有三：一、有很多史料并未记录范廷召逃遁事；二、真宗后来惩罚败将，但没有惩罚范廷召；三、范廷召种种事迹表明：他没有那么。 但范廷召确实没有在康保裔约定的时间到达，这应有技术性原因：康保裔速度太快了；范廷召收到他的信息太晚了。 所以，当康保裔在瀛州之南扎营时，数倍于康部的契丹大军，已经从三角地带缓缓地，但却坚定地围了上来。 第二天拂晓，康保裔打开营门，观敌瞭阵，发现一夜之间，他已经被契丹“包了饺子”。麾下见势不妙，就有人建议康保裔换了甲胄突出重围——事实上就是突围逃跑。 康保裔神色严峻，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说：“‘临难毋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 “临难毋苟免”，是古来圣贤教诲，语出《礼记》。与之相联的还有一句话：“临财毋苟得”。这两句话串联起来，意思就是：陡然面临钱财，不要苟且贪取；陡然面临危难，不要苟且偷生。此语看似简单，但践履极难。古来成就圣贤，必先过得“财”“命”二字关口。南宋时，金瓯残缺，天下不宁，有人问岳飞“何时太平”？岳飞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着眼处也在“财”“命”二字。此二字非对庶民诉求，乃是对圣贤诉求。康保裔身为武将，深通圣贤道理，危难来临之际，“不惜死”。 宋师在康保裔的激励下，也有了赴死的勇气，于是随着主帅大声呼喊“决战！决战！决战！……”在契丹铁骑重重围困中，突入突出几十个回合。他们并不南遁，尽管那里有大宋辽阔的后方，真宗皇帝就在大名府；他们也不北逃，尽管那里有大宋著名的军事要塞，杨嗣、杨延朗就在北境；他们也不东进西退，尽管那里都是大宋重兵防御之地。 此一役，康保裔的战法很像千年以后孟良崮一役的张灵甫。他试图在契丹的合围中，中心开花，由内向外，四面突击；如果宋师足够机动，且心领神会，有能力从契丹之外，以反包围的态势向内攻击，耶律隆绪、萧太后，很可能不过是一盘菜。为了坚持推演这一战略优势，康保裔坚持了一个整天。夜晚扎营，双方息战，到了第二天黎明，继续战斗时，宋师将士们手中的武器已经在反复驰突中失去，史称“兵尽”；他们可以射出的羽箭也已经用光，史称“矢穷”；于是将士们手持劲弩继续格斗，史称“杀伤甚众”。他们在刀光剑影中格杀了两个整天，援军没有来，四围没有动，一万宋师在孤独中阵亡。 康保裔，还有一位将军宋顺，被契丹俘获。 古稀老将范廷召 战役结束时，范廷召从高阳关派出的援军，高阳关副部署李重贵、钤辖张凝，从“三角地带”的北部接应康保裔，但已经错过了战机。契丹借余勇再次包围了他们，李重贵等人与契丹“力战”，侥幸突围而去。 而范廷召也率本部兵马，在瀛州西与契丹死磕。他与契丹相遇后，扎住营盘，结成方阵，分兵御敌。 对手是契丹先锋耶律隆庆。 此人乃是契丹景宗耶律贤的次子、耶律隆绪的二弟。据说此人“生而岐嶷”，出生年幼时就有聪明之相，曾经多次与小儿们游戏，自己会指挥伙伴们排列为阵，居然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命令。景宗耶律贤看了奇怪，对人说：“此吾家生马驹也。”现在，这位“生马驹”面对范廷召的万人方阵，有了幼时指挥战阵、克敌取胜的感觉。他环顾左右说道：“谁敢当者？” 谁敢面对大宋这位老将范廷召呢？ 耶律隆庆麾下一员大将名叫萧柳，闻言回道：“若得骏马，则愿为之先！” 耶律隆庆大喜。当即从军中调出一匹骏马给他。 萧柳试马，似感到坐下战马不俗，于是揽辔对耶律隆庆和诸将说：“我去掠阵。待到宋师阵脚有了动摇，你们就赶快率军来攻击！” 这一幕，仿佛演义小说中的场景，但《辽史》中确有此场景之记录。 《辽史》还说这萧柳乃是契丹皇族后裔，也确为一代名流。做地方官时，“政济宽猛”，为政或宽或猛，相辅而行，所以部落中的人对他又爱又怕。到了他该升迁移镇时，当地百姓都愿意他继续留下不走。 他还曾跟随契丹大军讨伐高丽，路上遇到大蛇，有人主张避开，萧柳说一句“壮士安惧此”，勇壮战士哪有怕这玩意儿的，于是拔剑斩蛇。 有意味的是，此人文采还不错，曾有一部《岁寒集》，收录他写的一千多首诗。他为人滑稽，即使君臣在一起饮宴，他也玩笑话不断，且多有讽喻，无所顾忌。有人将他比喻为“俳优”，也即戏子。事实上，他是看到了契丹在强盛中的隐患，试图在逗笑中批评时弊，用心很像大汉强盛时的东方朔。所以他后来病重时对人说：“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谐进，冀万有一补，俳优名何避！”我年轻时就有辅佐君王到尧舜境界的志向，但不能直言，所以用诙谐的办法来申述我的政见，希望能对国事万一有点补救作用，就是得了“俳优”这个名号，我也不会回避。 说他死的时候也颇传奇。他穿上睡觉的衣服，端端正正地坐起来，大叫一声：“吾去矣！”话音一落，众人看时，已经逝去。 与范廷召的一战，是他从军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话说他骑上耶律隆庆给他的骏马，率领本部，驰突而前。他的速度很快，范廷召没有来得及稳住阵脚，史称宋师“少却”，稍稍有了退却。但布阵后，军士乃是一个整体结构，没有天纵英才，很难不被局部“少却”而牵连。结果整个方阵有了动摇。耶律隆庆远远地看到，乘势挥军冲阵，史称“南军遂乱”，宋师大阵于是出现混乱。 范廷召组织起来的弓弩手乱箭齐发，其中一枝流矢射中萧柳，但他在战斗中临时包扎了伤口，跳上马继续战斗，宋师大败。 说话间到了咸平二年（999）年底，连续多日，契丹打败了康保裔，又打败了李重贵，这一番又打败了名将范廷召，不免有了傲慢轻敌之气。于是，在冬日凛冽寒风中，南下奔袭几百里，直到德州、棣州（今属山东滨州），过河，抄略了山东的淄州、齐州，很可能还准备继续南下。但是他们听到了真宗御驾亲征，已经到达河北大名的消息，这才不情愿地带着裹胁起来的士民、激获的器甲、劫掠的财富，开始撤退。辗转几个月，契丹在大宋境内，在傅潜防区，如入无人之境。 真宗到大名府后，得到契丹在山东退兵的消息，马上下令驻守贝州、冀州（分属河北邢台、衡水）的行营副部署王荣率五千骑“追蹑之”，待契丹北去，就跟踪追击他们的殿后部队。但这位王荣得到命令后，很害怕，连续好几天不敢前行。等到契丹反身渡河北上，这才有了动作，但也不过在大河的南岸做做追击的样子，就慢慢回来了。 契丹北撤的部队带着从山东掠夺来的战利品，晃晃悠悠就回到了瀛州之西。这时候已经是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公元1000年初。 令契丹没有想到的是，此地再见范廷召。 原来，范廷召败退后，在契丹南下期间得到了休整。这期间，他激励士气，以逸待劳，横在了这支试图溜溜达达北返的草原兵之前。 当契丹缓过神来，试图决战时，他们发现，这是一支“哀兵”——范廷召正在为日前的战败雪耻，正在为阵亡的将士复仇。史有名言：“哀兵必胜。”复仇雪耻中，那种惊天动地的呐喊；料峭春寒时，散发着血腥与汗臭味道的凶悍，让草原兵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原将士“不惜死”的风景。而连续十几天的抢劫，也早已让这一支虎虎生风的草原骑兵滋生了惰气。再加上南北奔波的劳碌和疲倦，契丹，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于是，瀛州西一战，成为老将范廷召一世辉煌的顶点。他以古稀之年，败将之身，率领不屈不挠的血性儿女，在帝国领袖真宗领导的卫国战争中，一举击溃傲慢的契丹大军，斩杀二万余众；又追击百余里，到莫州不止，再往东追击三十里，一路上再斩首一万余众。并将契丹在河北、山东掳掠而来的“战利品”，包括老幼人口数万人，悉数夺回。此一役，史称“莫州之战”。 莫州之战后，契丹遁去。 真宗得到捷报，特别高兴，所以范廷召还师后，真宗给了他朝廷的最高荣誉：录功加检校太傅。这是三公的位置，从周秦汉唐以来就是极高的尊荣。真宗还为此役专门创作了《喜捷诗》，群臣称贺，一时间成为大宋帝国的年度大事。 可惜的是，老将范廷召于第二年，咸平四年（1001）正月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关南之战”，由一系列战役组成，包括田绍斌参与的“保州之战”、杨延朗主持的“遂城之战”、李继宣主攻的“定州之战”、康保裔支撑的“瀛州之战”、范廷召组织的“莫州之战”，以及折惟昌策应的“府谷之战”等。宋师胜多负少，契丹先后折损近四万人，宋师先后折损一万多人。 “命帅”的战争部署 契丹为何战争不止？ 当初宋太宗攻取北汉之前，警告契丹：你们契丹不来援助北汉则罢了，如果来援，那就一句话——“唯有战耳”！这话让契丹蒙羞。但随后太宗对契丹先后发动的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晚年还主动向契丹求和，契丹没有答应。可以说，终太祖一朝，契丹基本保持了与大宋的口头盟好关系；终太宗一朝，契丹则与大宋互为敌国。现在是真宗时代，契丹继续与大宋为敌，多次主动挑起战事，是何居心？难不成他们一定要夺取关南之地？ 事实上，整个真宗咸平年间，契丹已经有了寻求和解的动机，不然就不能理解后来的“澶渊之盟”整个链条的流畅。 大宋期待和解。 契丹期待和解。 双方都需要一个高调，也需要一个姿态。 契丹是在攻击中寻求和解的机遇，大宋是在防御中等待机遇。双方都没有试图吃掉对方的野心，知道那力量达不到。 契丹在找机会。 大宋在等机会。 契丹比大宋更需要一个“澶渊之盟”，但他们要做出攻击的姿态，以求在和解中赢得更多有力的筹码。 所以契丹就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巩固内部的力量，试探外部的诚意。 随后，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契丹发动了这一场“长城口之战”。 宋代的野战军主力部队史称“禁军”，隶属于“三衙”也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管理。所谓“三衙”，是从唐、五代藩镇习称而来。“三衙”的首长可分别简称殿帅、马帅、步帅，史称“三帅”。之中的马帅掌管骑兵和马政。历史上中原王朝都很重视马政。冷兵器时代的马政，是军事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管理制度。大汉继承秦代边郡设“牧马苑”的马政制度，更扩大这类军马场，提高养殖数量，并以制度性规定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可以动辄十几万战马出塞与匈奴死磕。汉代的战马存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匈奴。唐代战马存量也超过突厥，高峰时达到七十万匹以上。汉唐在对北方异族的战斗中，屡屡获胜，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有质量的马匹保持了足够数量。王夫之在他的著名思想史专著《噩梦》中就提出一个精当意见：汉唐之所以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 大宋就没有这么幸运。 蒙古马战斗力很强，但在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令中原牧养、获取蒙古马的渠道几乎中断，只有西北一带尚留有可以交易的窗口。延续到了宋代，西北的西夏也开始捣乱，战马进口渠道越趋紧张。此外，也要知道，大宋豢养战马的能力也不如汉唐，这是宋代马政的问题。总之，可以用于战斗的马匹很珍贵，但大宋能得到的战马有限，全国存量数额远远低于汉唐。 但在这一次“长城口之战”中，大宋动员起了近五万骑兵参战。 从这年的七月开始，契丹在边境地区或静或动，反复出没，最后的情报显示：契丹很有可能从威虏军南下。 大宋枢密使王显此时出任河北边防战时总司令。朝廷给他规定的任务是：在近边地区布防，并负责应援北平寨，控制、扼守契丹来犯之路。 北平寨，今属河北顺平县，在威虏军西偏南不足百里；威虏军又称广信军，今属河北徐水，治所在遂城；长城口，在徐水西北。这样，北平寨、威虏军、长城口又构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战役中，契丹前锋已经越过这个小三角设置的亭障，向东攻击威虏军。按照宋廷命令规定，王显没有阻挡住契丹进入中原的锋头，属于失职。但根据后来的战事推测，张斌在长城口的退守，很可能是总司令王显的战略安排，也在事实上成为有利于宋师的态势布局：王显很有可能试图在威虏军，而不是长城口，也不是北平寨，吸引契丹主力，寻机决战。 史上记录的“威虏军之战”，以及此前的“长城口之战”，此后的“羊山之战”，线条不清晰。但有几个事实却可以看出，与太宗时代比较，宋师作战更为理性、自信、沉着，也能在敌情变化之际，迅速应对，机动性更强。 此役，宋师前线指挥机构组织得当。 战争开始于咸平四年（1001）九月，但在七月时，宋师获悉契丹“射鬼箭”，试图南下后，就做出了“命帅”的战争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王超为副都总管；黄州刺史魏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为都排阵使；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为都钤辖； 西上阁门使韩崇训为钤辖； 宫苑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排阵钤辖； 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阁门使李继宣、赵州刺史张凝、入内副都知秦翰等人，并为前锋钤辖；如京副使高素、内殿崇班岑保正同为押先锋；冀州团练使石普、六宅副使王德钧同为押策先锋。 王显同时兼任定州都总管，王超兼镇州都总管，王汉忠兼高阳关都总管，韩崇训兼镇州驻泊钤辖，武守英兼高阳关驻泊钤辖。 以上安排完毕后，朝廷又更细致地筹划诸部策应方案，做出如下部署：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军节度使桑赞为莫州驻泊都总管；供备库使杨永遵、内殿崇班张继勋并为都监。 马步军都军头荆嗣、供备库副使赵彬、步军都军头刘光世并为北平寨驻泊。 宪州刺史、沧州驻泊副总管陈兴兼雄、霸路缘界河海口都巡检使，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王汀也兼做都巡检使；供奉官阁门祗候冯若拙、侍禁阁门祗候刘知训并为都监。 霸州防御使李福为镇州副都总管； 祁州团练使刘用为高阳关副都总管； 德州团练使张斌为定州副都总管； 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张旻为镇州钤辖； 崇仪使、顺州刺史蔚昭敏，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白守素并为定州钤辖；西京左藏库使刘廷伟，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石知并为高阳关钤辖。 事后分析，这个组织系统除了个别例外，应该说是部署得当。这是“长城口战役”获胜的“干部保证”。 这一个战时临时指挥机构，极为灵活。 长城口战役 从七月开始，宋廷组织大军在威虏军布防，但契丹似乎知晓宋师部署，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动。大军从河北内地诸州调往边境地区的威虏军，就要粮草转运，动用的人力物力令朝廷心疼。虽然以逸待劳，未免空耗粮饷，九月初，宋师只留下了三万五千骑兵，其余步兵主力开始后撤，回到镇州、定州屯驻。 宋师主力刚刚撤走，契丹就到了。 于是有长城口之战。 张斌主动反攻契丹，获胜，但后来又主动退守威虏军。 契丹又有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动。 契丹不动，宋师也不动。 显然，契丹在袭用过去耶律休哥的战术，他们试图用边境骚扰的方式，调动大宋主力，来回布防、撤防，试图要宋师疲于奔命，而后寻求南下战机。但宋师并不上当。边境无事时，前线将士一律在要塞屯驻，以逸待劳；有事时，则由边境守军抵挡，随后按照预定方案，由后续部队做出快速增援反应。心理上有预案，一切不慌。 此外，宋廷也意识到，契丹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大宋的“内患”。 契丹一直在期待真宗践祚后，国内有变。而刘旴、王均、王长寿等人的变乱就是借着契丹的威胁而生事，试图在“国难”中以求一逞。早在太宗朝就任枢密使也即国防大臣的王显看到了内乱与外侮的关系，曾对太宗主张：国家对付内部变乱，要“密谋兴举”，不能让契丹知道本朝军事行动，否则，“则长外寇之奸谋矣”。 契丹南侵，祭天祭地，动员十万兵甲，是草原第一大事。何时出兵，就成为一种军机性质的战略选择。大宋内部变乱，是契丹最期待的风景。但大宋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内战中，除了战区之外，全境几乎都静悄悄的。大宋从不做大众动员，从不要求民众参与战争。所以大宋的战斗人员事实上皆为职业军人。这样，尽管王均之辈很有借助异族威胁而成就自家泼天“事业”的野心，但契丹可能不一定知晓这类地方叛乱。 不过契丹知道西夏。 西夏与中原的战争，也是契丹的机遇。 契丹期待西夏与大宋发生战争，那样，就可以在地缘方向上分担契丹南下的压力。“澶渊之盟”以前，西夏能够“崛起”的现实原因在此。西夏纵横捭阖于大宋与契丹之间，有时接受契丹册封，有时接受大宋册封，它期待的是：以此要挟两大强敌：谁也别对我太凶！而大宋出于仁德的政治哲学，也出于地缘的政治现实，屡屡对西夏采用“怀柔”政策。契丹则为了牵制大宋，尽管向西掠地不止，但一般不与西夏发生战争，而且还多次拉拢。 事实上，西夏也确实与大宋战事不断。契丹南下之后，西夏更开始频频袭扰大宋，先后攻克大宋西北几个州郡，以至于宋廷不得不从北征的部队中调出一部分用于西征。与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等并为北征大军的前锋钤辖，赵州刺史张凝，就临时被调往平定西夏的西征军去了。 尽管宋廷一直试图保密，不向外界透露西征的消息，以免被契丹利用，但契丹还是获悉中原西北有战事。于是，南下。 到了十一月，契丹主耶律隆绪的兄弟耶律隆庆，以南下侵宋的先锋司令身份，忽然越过涿州，向威虏军开来。 面对契丹“闪电行动”，宋师镇定地调整部署，也做出了“闪电回应”：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魏能、秦翰，涿州刺史田敏等人迅速组织起王显留下的数万骑兵，做好随时打仗的防御准备；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前阵钤辖李继宣等人则带领本部，出城，背靠威虏军城墙排兵布阵，这是准备与辽军正面决战的态势。与此同时，莫州刺史杨延朗、保州刺史杨嗣，这两位边塞名将，则悄悄地率领六千骑兵迂回到威虏军西北的羊山设伏，一面准备契丹撤退时伏击，一面也准备伺机从契丹之后发起袭击。 这是宋师在朝廷规定之外的“便宜行事”。 此时的宋师边防军，各个部门那种相互配合的感觉特别到位。敌人一动，我即动，方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信息传递之灵敏，令人惊异。 王显曾经偏袒傅潜，导致宋师局部失利。现在他出任前线总司令，应该对往事有反省，关南之战与长城口之战不同，王显总司令给予了诸将较大灵活处置边事的权力，并一直在寻机决战。他很可能看到了威虏军此地的战机，因此，他宁肯放契丹进来，配合诸将的机动，以期求得战略决胜。 我猜想王显必有“雪耻”的君子动机。 而张斌长城口之后，引诱契丹到达威虏军，也应该有王显的谋略参与。 宋师威武。 与傅潜主导的关南之战不同，此一役，宋师相互配合堪称天衣无缝，而又各自机动寻战。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宋师指挥官们几乎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在草原铁骑的弯刀之下，突入突出，全无惧色。 老天也庇佑宋师。 第一阶段的长城口战役，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淫雨帮助了宋师。契丹弓弦受潮，无法施射，被张斌首战击败。但宋师弓弦也应该受潮，为何未受影响，反而成为一大战机呢？理由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宋师的弓弦大多采用青麻绳，而不是牛筋。昔日制弩，曾有用青麻绳的记录。而青麻绳越是遇水越是抽紧，所以宋师不怕雨。这个推理如果成立，可以解释此役中为何“天佑大宋”。第二个原因，宋师是攻击部队，不用弓弩；而契丹是在宋师攻击中，试图用弓弩稳住阵脚，但弓弩一旦失效，宋师的攻击就显得更加凌厉。本来契丹是侵略者，战略上属于攻击一方，但契丹一旦屯扎下来，张斌发起主动攻击，契丹在这一个节点变成了防御方。失去了弓箭的效能，是无法阻挡进攻部队的。 张斌得手，陡然有了立大功的念头，于是挥动本部直取契丹大阵中军，显然是试图擒住或斩杀耶律隆庆。但契丹毕竟久经战阵，在慌乱中组织反击，总算遏制住了张斌的攻势。张斌或主动或被动，退却百余里，与其余宋师一道扼守威虏军。于是有了长城口之战的第二阶段：威虏军战役。 威虏军战役 在威虏军城西，宋师与契丹再次相遇。 面对契丹的是宋师魏能所部骑兵主力。而大将秦翰和田敏，更率所部从遂城也即威虏军出动，作大迂回，分别在魏能左右翼也即南北方向，成为准备突袭的援军。名将李继宣所部原来是作为主力部队与契丹正面碰撞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李继宣一部不动，屯扎在一个叫齐罗的小地方隐蔽起来。齐罗，也称赤虏，应该是地名音译的差异，地在长城口、羊山和威虏军小三角地带。此地不显眼，便于机动。根据战后行动推断，李部很可能转换了职能，成为此役一支保障战役必胜的预备队。加上杨嗣、杨延朗已经在羊山待命，此阵也可以理解为：宋师已经对来犯之敌形成了事实上战略包围的态势，而契丹浑然不觉。 傅潜这个可能的“隐患”不在了，宋师恢复了活力。 契丹派出了“铁鹞子”骑兵，也称“铁林军”。 这是草原战斗力最强的精骑兵，统帅称为“铁林相公”。但面对这支凶悍的铁骑，魏能没有流露一点恐慌，史称“无惮色”。当契丹骑兵呼啸着冲锋而来时，宋师也齐喊一声，开始反冲锋。 魏能没有坚守宋太宗以来的车阵战法。 宋人马匹金贵，获致不易。与骑兵对决，处于下风。所以，从太宗时代开始，与契丹的大战，基本采用车阵法，也即由随军的辎重车辆布置为互为策应的方阵，等待草原骑兵来袭击。与此同时，宋师则在方阵内施放弓箭，并伺机在方阵空隙间突出骑兵和步兵，在阵前或阵中与契丹对决。太宗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万全平戎阵图》，要求全军按此打仗。真宗时代也如此，每有战争，就将“阵图”出示给统兵将军。王显也应该得到了这份“阵图”，也应该对将士们有“按图打仗”的要求。但王显与历任统帅相比，更具灵活性。根据现有史料重行推演历史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用“阵图”的记录。 魏能就在这种宽松的前线战事管理中，获得了机动性。 他不布阵，因此用不着等敌人来掠阵，而是直接与敌方骑兵对撞。 这种战法本来稀松平常，但纳入整个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阵战”历史上，却是较为罕见的。 敌我两支冲锋部队奔腾着越过一片平原，互相撞碎进攻的锋面，形成犬牙交错状态时，很像后世的坦克大战。于是，数万精甲铁骑迎头相遇，那一瞬间的撞击，金属与金属带着力量碰出了脆亮的密集声响，无数肉体被金属撞出了沉重的钝响，切出了闷裂的爆鸣。 一个个生命，在流血。 正当两军胶着厮杀时，秦翰与田敏的援军适时到达。 敌我双方都已经听到了宋师远远的蹄声与呐喊，且越来越近。这动静，在魏能部队听来，雄壮而又坚定；在契丹部队听来，沉闷而又恐怖。 任何战役，适时到达的援军都是富有奇效的生力军。契丹就在这种不曾料及的战场变化中出现了恐慌。“铁林相公”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但他试图以个人的勇武转变颓势。于是，他也发出了呐喊，并开始向宋师中军做一场希望渺茫的冲锋，史称“薄阵”，迫近宋师中军阵地。魏能看到这位孤胆首领从草原铁骑中凸显出来，于是张弓搭箭，在密集的战场混乱中，定心、运气，一箭命中，阻止了这位“铁林相公”的个人运动，史称魏能“发矢殪之”。殪，就是杀死的意思。主帅命毙，大宋援兵到达，草原骑兵的战斗意志瞬间坍塌。最初一部分草原骑兵开始勒转马头逃遁时，他们成了一道流动的传染源：全部草原兵开始了先后逃遁。契丹大势已去。 身负统军责任的“铁林军”其他指挥官，似乎很想扭转士气，在草原兵潮水般退却时，他们不退，且声嘶力竭地呼喊，全力督战。 此役如从空中俯瞰，应是一场震撼人心的风景—— 方圆几十里的沙场上，数万草原兵调转马头，争先恐后地向北、向西、向东奔逃，而契丹指挥官们散布在逃兵中，一个个很像“中流砥柱”，败兵之潮向他们身后流去，他们还立在原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北边的大宋援军也迅速向两翼也即东、西两面展开，前锋形成一个扇形突击面，拦截并砍杀败亡中的契丹骑兵。南边的大宋援军则如一枚巨大的楔子，在魏能一部让开的战场走廊中，从后嵌入战场、追击逃敌。魏能率先发现了散处于契丹军阵中的“铁林军”指挥官，于是宋师神臂弓在此役中当即立功——他们在乱阵中负责辨识并击毙不肯退却的“箭靶”。 战后统计，除“铁林相公”之外，魏能一部还射杀了契丹十五名高级将领。 最后，契丹留下了两万具骑兵尸体、无数军马器械，以及多枚代表权力的军中大印，遁去。 羊山战役 耶律隆庆经此大败，无颜面对萧太后和耶律隆绪。但他收拾余众，调动其他后续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待宋师援军退去时，又亲自率领主力，寻得一个机会，再次入侵威虏军。 魏能得到紧急情报，来不及与宋师其他部队商议，仓促间无法调动援军，当即派出他的儿子魏正、都监刘知训，分出一部骑兵，从小道绕行到耶律隆庆的背后，断敌后路，又向大宋前敌司令部和诸州镇发出情报。 在威虏军南关门，魏能与耶律隆庆遭遇。 这一仗，魏能打得极为艰苦。史称“战数十合”，双方都不退却，互相突入、突出，几十个回合，那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眼下对大宋有利。魏能尽力拖延时间，待援。这就需要咬牙撑持。当魏能与契丹在宽大的战场平面拉锯时，魏正、刘知训率领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至少绕出百余里路，出现在敌后。他们来不及休息，直接入阵参战，从契丹背后发起了袭击；而大宋的援军，先锋部队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匆匆赶来。 四野围合，天边隐隐传来大宋骑兵勇悍威武的杀声。 耶律隆庆感觉大事不妙，留下了沉重的辎重器甲十八万件，向西山也即边境方向的羊山逃去。 于是，有了长城口之战的第三阶段羊山战役。 羊山，在今河北徐水偏西几十里。羊山战役在史上记录中尤为混乱，很多线索互相抵牾。现在知道的是，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曾“轻骑先赴羊山”，也即带领轻装骑兵先到羊山山下屯驻。显然，这是预先知晓契丹退路后的设伏拦截。 杨嗣、杨延朗，史称“二杨”，是真宗一朝比较能战的将领，杨延朗又名杨延昭，是杨老令公的儿子，后世戏曲中对此人多有褒扬。但在“羊山之战”中，这一支有准备的轻骑兵，却没有阻拦住败退的契丹铁骑，反而被敌人击败，史称“为敌所乘”。 杨延朗带领余部退出战场，向齐罗李继宣部靠拢；杨嗣的一部扼守要塞，阵亡大半，一部也在后面退出战场。整个长城口之战中，“二杨”损失最重。他们只有六千骑兵，而耶律隆庆有几万骑兵，且都属于战败后的“哀兵”，逃命心切，故必冒死一搏——只有突破“二杨”的阻击，他们才能幸存北逃。困兽之斗是极为凶悍的。他们打败了北宋名将“二杨”。但“二杨”也成功地消耗了契丹的生力。这就为后来的李继宣“大破”契丹，做了重要铺垫。 但也有史料认为，杨延朗没有败，反而战胜，并斩获了契丹的统军将军，还把这位将军的首级装入木盒献给朝廷。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明白记载李继宣替代“二杨”终结了羊山战役。并记载真宗在战后还召“二杨”到廷，“引见诘责”斥问了他们，很有要将二人“治罪”的倾向。但最后，真宗对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人说：“嗣、延朗素勤荩，勇于战斗，今特宥之，庶收其后效也。” 杨嗣、杨延朗一向勤勉而忠诚，勇于战斗，这一次特意宽宥了他俩，希望他们以后能将功折罪。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羊山一役，不影响杨延朗传说中的威名。 且说李继宣。 负有预备部队战时使命的李继宣接住了“二杨”。 战事初起，李继宣即派出联络官与追击敌兵的宋师联系，保持信息通畅。他要随时知晓契丹“铁林军”的行动方向，以便策应诸部。 在这一场大战中，宋师各路将军都在呈现主动精神。 雄州（今属河北雄县）的藩帅何承矩在战役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从今属天津塘沽的海河南岸过河北上，或派出水军沿渤海东北行，可乘“刀鱼船”也即小型快船，伺机登陆，袭击今属河北东北、辽宁西南的契丹本土。这是史上“围魏救赵”的谋略。 真宗答应了这一请求。现在推想，何承矩的这一构想，战略目标主要是牵制契丹南下，并非实际攻取。所以，这一部水军不过是做了战取的佯动，并没有发生战事。不过，由此可见宋师各部主动配合主战场的情怀与智慧。 李继宣得到快马情报是： “二杨”战败，契丹现在羊山南麓，正在与秦翰、田敏所部作困兽之斗。 李继宣闻讯当即起兵，与秦翰、田敏合为一处，契丹不支，开始奔逃。 李继宣则适时展开追击。他动作比契丹要快。 很可能，他在奔袭羊山之前，就已经发出命令，要麾下一部黏住敌军，另一部则绕开羊山南麓，提前登山，截击敌军退路。这样，当契丹开始败退时，在羊山之巅遇到了宋师。李继宣就这样从山麓追击到山顶，又从山上翻越，追击到山阴也即羊山北面。山北有相对开阔的谷地。契丹在恐惧中组织起密集的弓弩射击追兵，宋师全面散开，俯冲。冲锋中，李继宣战马被射中倒毙，他换了战马继续指挥、冲锋——在指挥中冲锋，在冲锋中指挥。他的坐骑连着被射倒三匹，也连着换了三次战马。 李继宣和他的麾下日前驻扎在齐罗，安静得无人知晓；一旦动作起来，山呼海啸。他的军事作风，确可用到“静则如林立，动则如山倒”十字褒评。 在羊山北这片谷地，契丹不敢再招架，于是，于威虏军战败之后，再次战败，李继宣鼓勇追击，史称“大破之”。 契丹逃回了草原。 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从羊山退往威虏军，而不是从威虏军退往羊山；“二杨”被契丹击败，退保威虏军，李继宣独自与契丹大战，黄昏时也到达威虏军。这样就将羊山战役视为长城口之战的第二阶段，而我认为威虏军战役才是第二阶段，否则，史上很多记录无法逻辑自洽。 长城口之战三大战役，结束。 这场战役，契丹损失两万多精甲骑兵和数不清的军用物资。 但这一战果在史上记录中，分别记在王显、王超、魏能、秦翰等人名下。有些史料认为，这一战果是威虏军战役或长城口战役的独立成果。这是不确切的。“重行推演”历史现场，这一战果应该是长城口之战三场大战暨长城口战役、威虏军战役、羊山战役的综合成果，指挥官是王显，主战场是威虏军，战功最大的是张斌、魏能和李继宣。张斌独立完成了长城口战役；魏能则在威虏军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主导作用；李继宣则在大兵团互相配合作战的羊山战役中，最后击溃了侵略者。 这样理解，长城口之战就清晰起来。 当然，主帅王显功不可没。 宋时将士在外，命令规定一般比较具体，甚至如何布防、列阵，都要按朝廷指示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死板，固然会失去歼敌机会，但可以防范边将做大，防范边将转为藩镇之害的可能性，终大宋三百年，效果不错。大宋始终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成功者，与朝廷这类控御边将得法有直接关系。 “藩镇割据” 了解五代史，了解大汉、盛唐甚至春秋战国以来，类型相近的“藩镇割据”，它所带给民生的无边无量之劫难，再来看大宋对待武将之姿态，至少可以完成五个判断：一、武将们“兵强马壮”即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行“藩镇割据”之实，是史上规律性出现的军政现象。 殷商末年的岐山周人、周朝初期的封邑郑国、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秦代胡亥时的六国贵族、大汉初年的吴王刘濞、东汉末年的节度使世袭、晋朝的八王之乱、隋朝的边将拥兵自重、大唐盛世的安禄山史思明、唐末演绎而来的五代十国，都是在做“藩镇割据”的大梦。大宋时，太祖时代有泽潞李筠、淮南李重进。太宗时代除了被平定的北汉王国外，还有纳土归宋的吴越王国和清源军，也是事实上的“割据”着的“藩镇”；更有川蜀王小波、李顺之乱，还有佞人李飞雄之乱等等。到了真宗时代，刘旴、王均还在做梦。 野心家那里有一个小九九：造反，“成本”固然太高，但一旦成功，那“利润”也是天下第一丰厚；所以，出自五代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之口的那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堪称一语道出了野心勃勃的武将们的黑暗心思。当然不是所有的武将有了权力都会造反；但造反的都是有了权力的武将却是事实。 二、“藩镇割据”直接造成“民生”苦难。藩帅们要的是富贵，与“天下为公”无关。因此，“无法无天”成为最为真实的藩镇地区写照。“无法”即无规则；“无天”即无敬畏。如此，官即匪，于是有财产掠夺、生命戕害。藩帅们的作威作福给地方士庶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 三、“偃武修文”，控御武将，尤其不使边将“专权”，作为防患于未然的军政第一大战略，大宋比任何历史上的王朝都做得更成功，甚至比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还要成功。大宋作为负责任的军政政府，有责任剪灭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可能性（不仅剪灭“藩镇割据”，更曲突徙薪，剪灭“藩镇割据之可能性”）。大宋做到了。 四、警惕“藩镇割据”，消除其可能性，不仅结束了五代乱世，也结束了历代乱世，并使大宋政权得以存在三百年之久，更使这一时期的“民生”获得极大改善。大宋之所以繁荣昌盛、士庶幸福，遏制“藩镇割据”成功，是第一保障性条件。而“民生”，按照孙文先生的说法，是“一切政治的中心”。 五、大宋将消除“藩镇割据可能性”视为第一大战略，束缚了军事指挥官的机动能力之自主呈现，导致军事天才的被埋没。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失误是：地方武装力量从结构上被削弱。这就引起了两个无法弥补的决定性后果：北宋末年，地方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南宋末年，地方也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大宋遇到了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缘劣势，北境的异族太过凶悍了。 “聪明”点的大宋将军往往明白朝廷和皇上的良苦用心，一般都能遵守规定任务，知道奉命比战功更有意味。如大将曹彬，在雍熙北伐中，之所以失败，就与恪守太宗规定任务有关。但优秀的大宋将军更能在规定任务之外，战机忽然出现时，置“规定”于度外，承担可能的失败之责，勇毅对敌。如大将崔翰、李继隆、赵延进等，在满城之战中，就敢于违抗太宗“万全平戎阵图”，重新布阵，获得击败契丹的大捷。 大宋君主心明此理，所以对武将因为奉命而失败，不予惩戒，或薄薄惩戒，或先惩戒后奖赏。同理，对武将“偶尔”的抗命，一般也都比较优容，不会过分惩戒，有时甚至还给予表彰。太宗时的崔翰就得到了表彰。 长城口之战，真宗曾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诏令，并曾向部队出示“阵图”，要求总司令王显在边境部署扼守力量，不能放契丹进入北平寨以南，并在战时按“阵图”作战。但王显随机应变，甚至放契丹南下几百里，直到威虏军，也没有向诸将展示“阵图”。事后取胜，真宗赏赐时，王显还心怀忧悸，担心受处分，于是主动承认“违诏”。但真宗安慰了他。 筑京观 长城口之战结束后，王显做了一件大事。 他在边境线上，选择一条道路，将两万多具契丹精甲骑兵的尸体收拢起来，堆积在道路两旁，而后盖上泥土，层层夯实。由于需要夯实，所以堆积起来的这一景观顶部呈现为平整状。这样，远远看去，就像两个高大的门阙（而不是一般史料中讲述的呈金字塔状）。此即史不绝书的所谓“京观”。 “京”是高大的意思；“观”是门阙的意思。用阵亡者的尸体“筑京观”，是上古以来即有的战争行为。史上所谓“坑杀”，就是杀戮之后“筑京观”而不是“挖坑活埋”。“京观”的主要功能是向战败者夸耀武功，试图以此达致震慑效果。这个做法不脱野蛮习气，终大宋三百年，见于记录的“筑京观”，我仅见此一次。 但王显此举大有深意。 他在向契丹示威，也算是一种战争报复。 太宗时代，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战败大宋名将曹彬后，就曾在易州边境“筑京观”，堆积了数万大宋阵亡将士，向宋廷示威。 那时节，大宋悲风号啕。现在，轮到契丹哭泣了。 史称契丹在留下两万多具尸体之后，逃北者不禁“号恸满野”。 示威，在战争时期，是正当的。战争报复，也是合理的。但“筑京观”则是野蛮的，反人道的。但王显不管这些，他需要让契丹知道：天道好还！ 向契丹展示实力，告诉契丹：你们能做的，只要我大宋愿意，也可以做。 以这种纯粹暴虐渴血的方式谋求未来的和平，是战争规则之一，尤其是“霸道”（而不是“王道”）规则之一。与敌对邦国谋求和平，一般只能处于势均力敌条件之下，必须双方都能认识到对方的凶悍。双方必须同时认识到：如果不和平，这种“筑京观”没有人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如果大宋不够凶悍，不能震慑草原，契丹没有理由推演和平。 王显此举的意义在此。 真宗一朝，王显是少数富有战略思考的统帅人物，但他同时也是富有国家命运担当，宁可自我负起恶名，也要为国家谋取安全利益的人物。从赵普开始，大宋王朝三百年，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但王显这种以“自我下地狱”的模式推演大宋最佳前途的做法，还是太罕见了。 有一个故实说王显。说还在太宗做晋王的时代，他曾在晋王府邸工作。有一天，门卫递上个道士名片，说要求见。王显见了他，只见这个道士，穿着破衣服、戴着破帽子，一笑起来嘴角能拉到耳根，鬓发胡须倒着长，像一根根钢刺儿。此人自称是“酆都观主”。酆都，乃是阴曹地府之鬼城，显然，这位道士乃是一位做着冥间“事业”的人物。道士对王显说：“昨天我看到上天的牒文，说有蕃人的灵魂两万，要到我酆都观来。人数这么多，我还没有敢将他们直接列入‘冥籍’（死人名单）。现在来问问你：这些人可以死在你手里。你如果一定要杀他们，那就成就大名啦，堪称功冠于世；但要减去你的阳岁十年。杀，不杀？这俩选项，你现在挑。” 王显认为这位道士乃是一个疯子，就呵斥他退出了。 后来的事，就是王显指挥的“长城口之战”，斩杀蕃人（契丹）两万。这个故实后来说：王显“筑京观”，还将此事写成不缄封的文书，也即“露布”，一路上递送到京师。说朝廷知道消息后，召他回汴梁，但他没有来得及到京，走在路上几天后死去。 这个故实说王显之死的时间不对。史载王显病死于1007年，而“长城口之战”发生于1001年。但这个故实作为“神话传说”揭示的因果意义之外，更转达了一种价值观，也即“筑京观”是不道德的，是“人神共愤”的。王显应该明了此理，但他宁肯有损阴德，提前下地狱，也要“筑京观”，就是以个人之“损”回报大宋以“益”。 王显的战略谋划 王显是一个性格“谨介”，谨慎而又耿介的人物。他“不好狎”，无恶习，甚至不愿意到市肆中去。他本来也是儒家子弟，但年少时遭遇五代动乱，未曾读书学习。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赵炅让他熟读《军戒》三篇，算是有了文化。太宗可能看到了他的才干，所以提拔他很快，不久就做到枢密使的位置。当时的枢密副使有寇准等人。寇准乃是一个词锋锐利的人物，嘴上不饶人，对王显或有不恭；而王显工作也有失误，寇准就抓住他辫子讥讽他，但他“护短”不肯改。太宗知道他这个毛病，多次批评他。 王显并不是完人。他做枢密使时，太祖时代的老臣张永德也同时为枢密使，但在朝廷宣读任命书时，王显的名字居然在张永德之上，史称“时人讶之”，当时名流很惊讶为何会这样。据说王显为了“自固”其位，常常矫情，厚待下属买好。他在出任藩镇时，也曾有过纵容部下扰民的记录。史称“论者非之”，宋代的清议，说到当朝人物时，对他的作风有非议。在我看来，王显最大的错误是与傅潜互相攀附，以至于蒙蔽了时人对傅潜的批评。导致傅潜一直在河北前线充任总司令，折了大将康保裔，更将契丹放过防线，令其纵马中原，甚至越过黄河，抄略了山东。 但他在治理地方时，也有政绩。 咸平三年（1000）春，他被改授山南东道节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定州路行营都部署、河北都转运使兼知定州。就在这里，他将前线的边镇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了任期满时，当地吏民都跑到朝廷派驻在当地的驻泊都部署孔守正那里，去自发表扬王显的治理成果，并表示愿意让王显继续留在定州。 孔守正珍惜人才，就将王显的事迹上报，第二年，真宗就任命王显做了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并允许他“便宜从事”。而王显果然领导了一场真宗朝最重要的卫国战争——长城口之战。 战后，他“筑京观”一事，也可以看到他对契丹有足够估计，应该属于他战略性思考的一部分。 说他有“战略性思考”，也有佐证。 当初，他在西北做地方官时，西夏李继迁曾于太宗淳化、至道年间，两次“归附”大宋，但两次背叛大宋。当他“归附”大宋时，王显就表示对此人的不信任。他给太宗上书认为，虽然朝廷允许他“内附”也即“归附”大宋，但此人“狼子野心，未可深信”。必须继续谨守屯戍力量，加固边境城防，继续准备战略物资，遴选武勇人才，赋予守边责任，以此来提防李继迁的反复无常。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显已经将李继迁看透。 王小波、李顺之乱时，王显率先向太宗建议：兵贵神速，速期荡平。并且严格保密，不得令北方契丹知晓国家内乱。同时，他还发现，巴蜀物产殷富，派往征剿的将士很有可能在“骄怠”中“迟留顾恋”。对此，他提出建议：不要怕往来之劳累，尽快派出新的将士前往“更代”，轮流征剿。这样，既可以“均其劳逸”，也可以“免于迁延”。 王显并非恋栈之人。“关南之战”前，他再次被任命为枢密使，后又领河阳三城节度。他曾经提出“致仕”，也即退休，真宗不允。而这时傅潜正在做前线总司令。王显一方面包庇傅潜，一方面也在关心前线战事。当时有人提议真宗御驾亲征，并完成太宗一朝的未竟事业：收复燕蓟旧地。应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如果真宗接受这一意见，未来实在凶险莫测。而在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收复旧地的主张可能并不现实。于是，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朝中出现了“主战”“主和”两大政治派系。 王显是“主和”派，他向真宗提出了他的建议性意见。 他认为当今西夏未灭，西部不宁；如果北边契丹与西边夏人结援，那中原的祸患，实在难以度量。所以，朝中有议论说“于此时请复幽蓟”，不是个妥当的战略意见。国中有建议大事，应该上下同心协力，这样才能一举成功；但现在公卿大夫以至于庶民百姓，对此事何时启动，还存在着不同意见，这可不是“万全之举”。现在只应该选择将帅，训练士卒，完固城垒，修缮甲兵，等待时机。如果一定要收复燕蓟旧地，就必须先修文德、养勇锐，人和以后，选择天时地利，那时才可奉行“天罚”。 这个意见不是泛泛而谈，其主题词是“天罚”，也即征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几十年来，契丹拥有燕蓟之地，已经将生地做成了熟地；且草原政权也在认同中原文化；并对私人财产和法制理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简言之，契丹，自称辽国，已经是一个与大宋并存的国家政权。地缘分割，作为历史，不是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宋始终没有忘记燕蓟旧地，到了北宋末年，认为“天罚”时机已到，就会同金兵灭了大辽王朝，但那后来的政治现实是：北宋灭亡。战争，实在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凶器。因此，如果“天罚”的理由不够充分且必要，发起战争的一方就是问题重重的。王显看到了这一步。因此，他的意见，在此时此地，就是“中庸之道”，也即最合适、合宜的平衡之道。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没有比王显这个意见更合适、合宜的平衡之道了——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现实考虑。 长城口之战后，景德年初，王显又提出一个迥异于寻常的荐举意见。 他认为以后任命大臣统领军旅，应该选择通晓边事的“近臣”。因为这样的“近臣”位置高、威名著、见识远，容易立功。但“近臣”中往往有因为罪过而遭遇贬黜的人物，这时，应该加以宽贷，不要因为一个罪错而废掉国家人才。如果这样的人再能得到起用，“必得其死力”。王显因此而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使功不如使过。”这个意见在古代曾有案例。春秋时期的秦国就多次起用西乞术、白乙丙等几位败将，最后打败了宿敌晋国。所以王显所言可称有根有据，也应该有效。此外，针对大宋临敌命将，往往随时撤换，不能专任的往事，他提出必须“专任”。这就与大宋朝廷一力防备武将发展为藩镇割据的心结有了冲突。严格说，有千年武将造反的无数案例在，谁也不敢保证给予武将足够权力之后，武将能够高尚到视权力如敝屣，不动心。但大敌当前，如果不能“专任”，则无法提升战斗力，这也是事实。王显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帅“专任”之后，必须从制度上令他“出师应敌”。这一条意见显而易见是针对他曾庇护过的傅潜而言。“出师应敌”，就可以保证主帅不能援引敌国为筹码，再做石敬瑭第二。不能再出现像傅潜那样“拥兵自重”的现象。而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始，往往就是“拥兵自重”。为了保证主帅“出师应敌”，无后顾之后，还必须从制度上（军法上）“约束将校，使相应援”，避免下级将校不听号令，拒绝应援的故实发生——而在过去，这样的故实很多。著名的“君子馆之战”，就因为大将李继隆拒绝“应援”，而导致整个战役失败。 王显认为，能够做到这三条，也即起用懂边事的“近臣”，并“专任”之，同时约束将校听令“应援”，则一定会收到“军威倍壮，人心增勇”之效。 后来契丹南下，“澶渊之盟”的前夜，王显七十三岁高龄，已经垂垂老矣，还有着“沙场秋点兵”的勃勃雄心。他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御驾亲征，但只驻屯在澶渊，要镇州、定州前线将士出兵，会合河南的中央禁军，合击之。这是常规套路，但稳妥。 二、如果契丹萧太后与儿子耶律隆绪这娘俩“虚张声势”派出尖刀部队来澶渊袭扰我圣驾前的诸军，则令镇州、定州之师从契丹背后发起袭击，配合中央禁军，直取敌兵中军大营，如此，则黄河北岸的草原兵就将不战而降了。 三、直接派遣精甲骑兵一千人、步兵三千人，在澶渊渡河，横掠澶州之北，后面则以中央禁军跟进追击，动作要快，这也是“出其不意”，敌兵必溃。 现在看，最具战略意义的是第二策。历史上的“澶渊之战”没有动用镇州、定州的屯戍部队，直接放过契丹兵众来到澶渊，是一大吊诡案例。这个暂不去说，要说的是，王显在与契丹的国家对垒层面是智慧的“主和派”，但在具体战争之时，则是坚定的“主战派”。这种个人内在的紧张也好解释：一切以大宋利益为重。所有的思考，都源于大宋的根本利益所在。 “澶渊之盟”三年后，王显病逝，年七十六。他的儿子王希逸借助“父荫”，补了供奉官，史称“好学”，尤其对唐代历史很熟悉，家中藏书万余卷，还参与了编修宋代的四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工作。他为老王家赢来的文化光荣，让老王家又回到了书香门第。 叁 | 李沆 | 李沆，是传统史学评价极高的一个人物。 有意味的是，他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 大宋地图室 真宗内殿四壁都有地图。长城口之战前，真宗曾多次在“地图室”里，面对中外地图与辅臣讨论天下形势。 有一次，他展示陕西二十三州的地图给辅臣看，指点着一个个地名，讨论西北地区各州郡山川的险易，以及异族居住区域。他考虑的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如何与异族和平共处。当他指点到今属甘肃天水的秦州时，对辅臣说：“秦州在陇山之外，号称富庶，且此地与羌戎部落接壤，应该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日前已经派出户部侍郎、知审刑院张雍前往出守，希望他能在此地治理有方。” 张雍乃是一介儒臣，虽然生性不免“鄙吝”“苛察”，但重名誉，做事“勤恪”，敏于公事，有恪守。选他来守秦州，合适。 真宗曾指着北壁与西夏有关的《灵州图》对辅臣说：“你们看灵州地势山川，如此险要，怎样才能得到智勇之士为朕守卫此地呢？” 显然，真宗经制西夏，为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嗟叹。 他又指着南壁挂着的甘州、凉州等府州地图讨论了半天。 最后，他引辅臣来到东壁，指着幽州以北的《契丹图》说：“契丹据守之地，南北一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面积并不广大，但是我们的燕蓟地区却遭遇沦陷。这真是太可惜啦！” 史上这一故实记录，可以令今人了解到：真宗在他的“地图室”讨论天下形势，有三个忧虑：第一，他担心汉人与蕃人的族群关系，他期待能在族群杂居地区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第二，他一直忧虑，守卫西北，遏制西夏的人才在哪里？第三，石敬瑭割地以来，给中原造成的地缘压力太大啦！ 尤其是燕蓟，这个中原北部的广袤地区，现在不属于中原！此事让富有天下意识的宋真宗赵恒寝食难安。 “长城口之战”后，大宋渐渐滋生了一点轻敌情绪；真宗也有了试图收复失地、剪灭燕蓟之敌的念头。毕竟，那是中原王朝一个久远而又正大之梦。 按照儒学理念，以战争手段，恢复旧地、巩固金瓯，乃是圣贤精神结构中，不可省略之正道符号；但战争事大，有如五帝三王的变易，阴阴大道的转旋，自有其“运”，此“运”可称之为“礼运”（实即“战略机运”）。 古有“五礼”，军礼是其中之一。邦国有战事，与之相应的国家行为皆与“礼”有关。战时，统计人口，调节赋税，为“大均”之礼；检阅车马，演习田猎，为“大田”之礼；完善城垒、兴举战备，为“大役”之礼，此外还有“命将”“出师”之前的“告太庙”“马祭”等，都与“礼”有关。所以，战争，在古代（今天亦然），是一种规则化的“严肃游戏”，也是一种“礼”。 儒学认为，“礼”，名正言顺很重要，此之谓“称”；比“称”更重要的是妥当、合适，此之谓“宜”；比“宜”更重要的是国家纲纪、文明原则，此之谓“体”；比“体”更重要的是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也即行动符合人心，此之谓“顺”；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机运，也即一切具备，但机运未临，即使人心所向，但没有到达应运时机，也即没有感觉到天命之召唤，也不宜有变易、旋转之大动作，此之谓“时”。 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这类革故鼎新的大事件，就是因为“时”之所至。 综合而言，儒学将这种“礼运”也即“战略机运”的次第顺序表述如下：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礼记·礼器》 大宋此时讨伐契丹，名正言顺，符合“称”道；收复失地，符合“宜”道；保存文明，符合“体”道；顺应人心，符合“顺”道；唯一不符合的是：机运未临，不符合“时”道。 “时”道与“天命”有关。“天命”未到革故鼎新之际，怀抱希望，韬晦等待，是圣贤姿态。 周武王征伐殷商，曾在黄河边孟津这个地方，会集了天下同盟军八百诸侯。盟邦所有的首领都认为“纣可伐矣”，但周武王感觉到“天命”还没有来临，也即机运之“时”未到，于是改变了征伐规划，“还师”，回到封地。两年之后，再次兴兵，一举克灭殷商（此类故实有传说成分，不论）。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公元1937年，国府如果不是迫于国内或邪或正之种种激情压力，对日战争再晚几年，譬如，晚两年，到1939年9月，德军袭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时，中国再对日宣战；甚至可以更晚，到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再开始对日宣战；如此，更加成熟的中国军队在兵精粮足的准备下，乘时而动，也许将会有更大战果；吾土吾民也许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中国也许有望在战后“雅尔塔体系”格局中，获得更重要的政治利益。 懂得何时动，何时不动，是一种极高智慧。乘时，是顶级政治谋略。它需要理性清明的“政治成熟”。这种理性，潜隐之际，在坊间、在庸常之辈看来，往往被认为是“怯懦”或“软弱”。 天机秘运，阴阳潜施，非寻常头脑可以感觉，更不是血脉偾张激情四射一味豪迈的人士可以感觉。理解机运，也即“时”之所至，需要天才洞察力。人类，智力方向的差异是经验事实，普通人达不到的洞察力大智慧，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令人眩晕的深渊。不承认这种差异，论“复仇”、论“机运”、论“战略”，甚至论“正义”、论“责任”、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瞬间即可呈现“平庸的深刻”，此情此景，茶余饭后之坊间常见，传媒评论之专栏常见。快意中慷慨陈词莫甚于此，泛起的群情激奋往往如此，但它却不是洞察力大智慧所在。近代以来，被“民意”裹挟的政治败笔并不少见。 所以《尚书·大禹谟》一面承认民意不可违，一面又坚持天道不可违，统合这两个富有张力的思想，就是这两句著名的古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不可违背天道以求民意的赞誉，不可违背民意以满足一己之私欲。 第二句话，人多耳熟能详，第一句话，则知而行之者寥寥。 “天道”与“民意”可以是一致的，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这种一致性的表述；但有些时刻，可能是不一致的。当此之际，圣贤人物就要有所担当，宁肯担负起可能的骂名，也要求得政治的平衡。“天津教案”中，“民意”认为教堂“祸害”婴儿，所以该杀传教士，但曾国藩明知“民意”如斯，也要将杀害传教士的“壮士”正法，就是“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显然，当其时，“民意”是靠不住的；而曾国藩的处理，虽然违背“民意”，但却是符合“天道”的。这类“顺时”而不“顺民”的道义担当，非有洞察力大智慧不可得。 但这种担当也证明，“顺时”如果与泛起的“民意”对峙，往往极为艰难，甚至在多年之后，还会因此而承担骂名、恶名。 在很多时刻，洞察力和大智慧，与知识结构和经验阅历有关。这方面，即使智者和英雄，洞察力大智慧也不能永远降临。 世界史上最出色的智者和英雄之一，拿破仑·波拿巴，他可以有辉煌的奥斯特里茨、耶拿-奥尔施泰特，但也有人所熟知的滑铁卢。 滑铁卢一役，表象观察，他没有洞察到淫雨天气下的泥泞对炮阵不利（这是洞察力大智慧的不足）。事实上，淫雨天气不过是拿破仑败役很外在的原因。那个时期，大英帝国正在崛起中，尤其是金融帝国的确立，让大不列颠的综合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机运。这不是拿破仑能够控御的格局。所以，滑铁卢一役是拿破仑失去洞察力，非“时”而动的一场命运沦陷。 太宗赵炅，两次北伐，特别是第二次北伐，雍熙北伐，准备充分，力量达到太祖以来最强，收复失地的旗号，名正言顺，捍卫中原文明的理念，顺应人心；但契丹此际正在国运上升，萧太后主导下的草原帝国正在一点一滴地接纳中原衣冠文化，政治管理流畅运转；而周世宗从“燕云十六州”中夺回瀛州、莫州之后，契丹上下更有了“悲情”，也在励志“恢复旧疆”，所以契丹的战争动员系统极为有效。所以，太宗北伐，也是非“时”而动的一次悲剧选择。 此际，当真宗赵恒有了非“时”而动的念头时，明了“时为大”的辅臣王显、钱若水等人，展开了劝谏。幸运的是，真宗不是拿破仑，不是宋太宗，没有坚持击破“反法联盟”或“乘胜取幽蓟”的激情决策。他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当下最佳选择；大宋，眼下还打不赢契丹，更无法“消灭”。 但真正让真宗认识到契丹无法“被消灭”，还是在后来的又一场大战，“望都之战”。 员外郎的“车战之法” 长城口之战，契丹损失两万多精甲骑兵，大宋也损失近一万。但契丹战争成本比大宋低，草原境内有的是马匹，补充起来很容易；大宋辖境基本不产马，所有马匹都需要从有限的关卡购置进口，如此，马匹补充则困难得多。所以，就马战而言，大宋成本昂贵。一役之后，补充原来的整编骑兵部队，需要时间。这样分析，就知道：长城口之战，契丹虽然失败，但并未伤筋动骨；大宋虽然战胜，但已经伤耗元气。 所以当真宗在战后向朝廷官员问询“御戎策”也即对敌战略规划时，一位名叫吴淑的职方员外郎，上疏数千言，要求恢复古代“车战之法”。 职方员外郎，相当于枢密院下属兵部的参谋官员，吴淑是太祖收复江南时，从南唐过来的才子，历仕南唐后主李煜，大宋太祖、太宗和真宗，经多见广、通古知今。他看到了马战的奢侈，于是在太宗《万全平戎阵图》基础上，将“车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严格说，“车战”，在实战中可攻可守。作为守势，以战车围合为军阵，对防备契丹骑兵的“驰突”有优势；作为攻势，如果契丹骑兵不多，马车布阵后，腾出辕马为预备战马，也可以与契丹骑兵对决；这样，似乎可以解决马匹稀缺的被动局面。吴淑的意义在此。但如采用守势，则必须提前布阵；遇到敌骑来袭，仓促之际的混乱，战车远远比战马严重。而实战中，遭遇战是经常发生的。如果采用攻势，则战车又不如骑兵灵活。战国时赵武灵王之所以采用“胡服骑射”，实在是基于实战的思考。实战中如果需要展开战术追击，车是跑不过马的。而且，拉车的辕马转换为坐骑，有一系列技术问题要处理，很麻烦。且辕马与战马几乎就是两个品种。辕马由厩夫管理，战马由骑士训练，并非一个系统。吴淑的建议有实操难通之处，所以真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称赞了他所上奏章的“博赡”，文采渊博而丰富。 “望都之战”前一年，大宋预感到边境有事。但真宗已经开始考虑和平之后的安排。民生问题，始终是真宗大帝思考问题的核心。有一天，他在崇和殿开始阅读名臣张去华所著的《元元论》和《授田图》。张去华是当朝大臣，是宋代最为重视民生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这两部书，就是张去华对民生问题思考后的文本。真宗读后，很感动，对近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朕常冀边鄙稍宁，兵革粗足，则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治理国家之道，第一要务就是养民、重农。朕常常期待着边境烽火稍稍宁静，国防力量稍稍足用，就可以尽力推行这件事，要让我的国民富庶起来！ 随后，张去华得到真宗嘉奖，真宗还让他将两部书誊录在绢上，装帧为十八轴，挂在龙图阁四面墙壁上。龙图阁，真宗一朝建立，专门用来收藏太宗的墨迹以及与太宗有关的典籍、图画、文物，具有皇室档案馆性质。 即使在西夏屡屡骚扰西北，契丹已经开始南侵之际，真宗还是坚持“偃武修文”的国策。他瞩目的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万世太平。 国家开科取士，真宗亲试礼部举人，得到以王曾为首的进士三十八人，《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一人，全部赐“及第”。所谓“及第”，就是中选。古人考试得中后，要排名，这个叫“次第”也即顺序。“及第”就是“进入了这个次第之中”的意思。这之中有一个来自代州（今属山西）的进士李光辅，此人善于击剑，到了面见皇帝时，唱名，礼仪官介绍他“有何特长”，真宗知道了他的武功。真宗一朝虽然已经有了“武举”的考试，但他还是希望文武分开，不希望文官习枪弄棒、耍刀舞剑。真宗说：“如果奖励重用这样的人，天下百姓都好耍剑术了。”所以，坚持不用，李光辅被遣返回乡。 而这时候，西夏李继迁已经攻陷了西北重镇灵州。知州裴济独守孤城多日，给朝廷写血书求援，朝廷派出名将石普、秦翰等多人率骑兵数万去援，但到达之前，灵州沦陷。 随后，契丹又一次开始南下，为首者乃是北府宰相萧继远。契丹主耶律隆绪则从草原深处到达今属河北张北县的鸳鸯泺（音落）。鸳鸯泺，又称鸳鸯泊，此地南北有两个湖泊，故有此称（另一说法是此地多有鸳鸯聚集，故名）。草原帝王狩猎之地往往在此。而狩猎，又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契丹主如此迫近中原，等于在南侵之前向大宋耀武扬威，意思是随时可以御驾南下。 国家正在用武之际，真宗却做出一个姿态：不用尚武的进士李光辅。不仅不用李光辅，甚至还专门表彰了一个隐士种放（姓种，音冲）。历史上的隐士们，都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物。尽管此人后来颇有劣迹，但此际真宗奖励他自有深意。 “三纲五常”的规则 咸平五年（1002）的正月，真宗一边听取辅臣“御戎”的意见，还一边宴请当朝儒臣、淮南两浙巡抚使、国子祭酒、翰林侍讲学士邢昺。 邢昺乃是中国经学史、儒学史上的一流学者。三国魏国的何晏曾著有《论语注》，邢昺在此基础上再为之作《疏》，故史称《论语注疏》。邢昺还另外著有《尔雅注疏》《孝经正义》，都是儒学史上经学之重要专著，三书都流传至今，并收入儒学最主要的合刊《十三经注疏》。 这一次宴请是因为邢昺“侍讲”《左氏春秋》完毕，真宗听后很受用，于是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宴会，将皇室的宗亲、翰林侍讲学士、王府的官员、辅臣等，都召集到崇政殿，当面赏赐给邢昺器币、衣服、金带，并加官工部侍郎。还对辅臣们说：“从此以后，可以要南北宅将军而下，各选纯儒，授以儒学经义，这样希望能让他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之道’也。” “三纲五常”，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备受知识界诟病的儒学理念，为时下知识界误解最深。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在这个系列中，“五常”已经作为正价值，渐渐被时下所慢慢接受——“仁、义、礼、智、信”的反面，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它的反道德性质，故理解“五常”不难。“三纲”，假如愿意回到人类责任伦理，分层考察社会分工，就会发现，“三纲”道出的乃是人类分工之经验事实。所谓“纲”，最初的语源学意思就是一片网具之“网目”相对的“纲绳”。提起一片网时，如果一个个网目去提，网会乱；所以提网要提纲绳。故古人有言：“一引其纲，万目皆张。”所谓“三纲”说，是引用这个语源学意思，将“纲”讲述为事物之关键，事理之要领。也即在一组关系中，应有主要责任方。 生存，总有困境，总有“严重时刻”。“三纲”就是讲述人类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的责任伦理和责任原理。 一国之间，国君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国家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国君放弃责任，听凭臣下承担责任。 一室之家，父亲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家室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父亲放弃责任，听凭儿女承担责任。 夫妻之间，丈夫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夫妻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丈夫放弃责任，听凭妻子承担责任。 所以，“纲”是一组关系中，责任方明确责任的意思。 而责任方之所以必须承担责任，乃是一组关系中共同利益的自然法契约。违背这个契约，就是“搅局”。因此，“三纲”事实上是一种规则，一种进入人类族群应对困境、应对“严重时刻”的严肃的“游戏规则”。 按照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意见，各种文化都可以呈现为“游戏”，而文明则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兴起而展开的。文化需要经验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均衡”，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这样，就需要“游戏规则”。而规则的衰退或破毁，则危及社会的存亡。 假如“三纲”中的主要责任方不再承担责任，即意味着规则的衰退或破毁。但幸运的是，即使在百年激进思潮不断诋毁“三纲”的运行中，“三纲”还是静静地伫立，如砥石般不动，任凭流水冲过。美国总统、中国领袖，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臣僚、中国高官负有主要责任；美国父亲、中国父亲，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儿女、中国儿女负有主要责任；美国丈夫、中国丈夫，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妻子、中国妻子负有主要责任。而那些不愿意承当责任的总统、父亲、丈夫，则进入了“败德者”行列，俗称“人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纲”所揭示的乃是人类最正常的经验形态，万古不易。 但为何如此显而易见的经验形态，却遭遇百年激进思潮贬抑呢？这是试图全面否定“封建社会”（事实上，连这个“封建社会”描述也不准确：秦以后，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而推演的一场思想混乱。 谢德权改造京城 暂且打住这个话题，且说大宋真宗皇帝。 真宗在契丹、西夏两面侵扰中，似有足够自信，认为不必依靠民间力量，不必动员全民尚勇，不必鼓励官员讲武，就依靠国家税收武装起来的边境屯戍部队和中央禁军，足可以抵御外族侵扰。终大宋南北两朝，除了必要的“武举”考试，一般不从制度上鼓励“武风”——当然，也不取缔“武风”。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民间好武，朝廷不干涉，但无论武功怎样高强，朝廷也不表彰。不但不鼓励武风，还奖励隐士，更倡导修习儒家经学，明了“三纲五常之道”。 大宋君主和辅臣都相信：文能统武，而武不能统文。国家力量必须掌握在文人而不是武人手中。 这一次“望都之战”前，朝廷开科取士，虽然没有用李光辅，但最重要的成果是得到了王曾。 王曾是本届科考，解试、省试、殿试皆“及第”并取得第一名的头牌状元，史称“连中三元”。当时的主考官是吏部侍郎也即组织部长陈恕。陈恕乃是一代名臣，他取士不多，但赞赏王曾的文采，取为第一。科考为求公正，又有“糊名考校”，相当于初试过后，将试卷卷首部分封住后，再次评卷。如此，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姓名、籍贯，以及初考的“及第”等级，从制度上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性。但王曾连这一关也过了，还是第一名。陈恕为此很得意地叹息道：“王曾，名世之大才也，我得到王曾，不愧有‘知人’之名啦！” 有人来祝贺王曾说：“嘿，你中了状元，一生吃着不尽啦！” 王曾“正色”回答道：“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就是这个王曾，在后来的日子里，扳倒了权相丁谓，让大宋平安度过了潜在的危机，有了仁宗一朝的天下太平。历史上看，王曾是一个消弭隐患的大智者；是那种少数不被人清晰理解、但有办法旋转机运、燮理阴阳的大智者，是政治舵手级别的人物。此人故实，容后慢表。 且说真宗。 真宗在西夏、契丹两面夹击中，焦虑或有，但并不慌张。读真宗一朝历史，我特别钦佩他那种自信国家安全、“该干吗干吗”的从容镇定。 这年河北闹灾，出现了流民。真宗派出使者队伍，到闹灾比较严重的雄州、霸州、瀛州、莫州、深州、沧州等地救灾，并设粥棚，救济饥民。 京师汴梁人口越来越多，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城市，但街道衢巷就显得越来越狭窄了。真宗就派朝官谢德权去搞拆迁，拓宽道路。 说来这个谢德权也是人物。他善于搞工程，咸阳桥出了问题，别人弄不好，他在两岸筑土，夯实堤岸，又用石块为砖，将堤岸包起来，再用古来“河中铁牛之制”，也即临水浇铸铁牛状柱础，这铁牛腹下有铁柱，一直深入桥柱底仓丈余。最后用竹编缆索横跨渭水两岸。大功告成了。 京师草场囤积草料，但地下潮湿，多有腐烂，常年解决不了。他“累甓为台”，将烧制的砖瓦做成矮台，用于通风，问题解决了。 京城汴河常有淤积，每年都要疏浚河道，用工达三十万人。但主事者因循旧法，只不过在枯水期将河中细沙往两岸转移而已。但涨水期来，细沙被冲击，重新回到河道。谢德权命令将河床细沙全部挖出，倾倒于河堤外侧，直到见沙下泥土为止。工程采用“包干制”，规定完工时间，并派出官员分段负责。验收时，他制作了一个大铁椎，往下穿凿，沙软土硬，一试便知。那些不好好干活的官员因此而遭到遣免。又植树数十万株，用来固定堤岸。事就这样成了。 这次又负责京城改造，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拆迁。他从权贵宅邸开始动手，一时不免议论纷纷，权贵们到处放风，说他的不是。真宗闻讯后，下诏停止拆迁。谢德权于是面奏说：“臣己受命，不可中止。今阻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他也。”臣已经接受命令，不能中止啊。现在干扰这件事的都是权贵豪强之辈，他们很多房产在出租，现在不过是舍不得那些房屋租金而已，没有什么其他大事。 真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京师汴梁，就在战争威胁中，再一次得到拓宽改造。 杨覃上奏蠲免国税 真宗似从不慌张。 遇到败仗也不慌张。 耶律隆绪到达鸳鸯泺之后，契丹就进入了河北前线，由文班太保达哩斯和南京（也即幽州）统军使萧挞凛率领的两标草原铁骑，与宋师接触，在梁门和泰州（皆属今河北保定）两战，皆有斩获，宋师败退，据守城池，小心设防。 契丹退回草原。 有一种记录，说萧挞凛南侵之“梁门泰州之战”，乃是“望都之战”的组成部分，但考《续资治通鉴》，两战之间相隔整整一年。前者发生在咸平五年（1002）夏四月，后者发生在咸平六年（1003）夏四月。按照契丹善于“侵扰”的习惯，《续资治通鉴》记录可能是准确的。 真宗在得到前线败报后，给边防军的诏命是：好好将边境田野改造成阡陌纵横的“方田”，用这个来限制草原骑兵的驰突。 随后，又开始“简政”，首先从河北开始，减免太祖以来的“冗官”。 两个月后，已经到了夏季五月，有一位负责督催诸州欠款欠税的正局级“催欠司”财政官员杨覃，给真宗上奏，要求蠲免全国各地欠缴的“国税”八百万。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事实上，此前一年，也即咸平四年（1001）时，“催欠司”曾将各地欠缴“国税”也即“官物”的官民带到京师，并进入大殿，由真宗亲自“辨问”，当面核对、辨析、问讯。这样的“辨问”进行了七天，结果是：释放二千六百余人，蠲免“国税”二百六十余万。 一般来说，负担这些“国税”的地方官民士庶，可能遇到了缴税困难，故多年抗税不缴。此事如果遇到无道邦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缴纳的，不论你是否缴纳得出缴纳不出，拆房卖地砸锅卖铁还是其次，酷毒用刑百般凌虐都是常事。在无道邦国，督债官吏的狠毒往往令债务人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无道邦国还有“加赋”的恶习。所谓“加赋”，往往都打着国家的旗号，强行搜刮民间，钱粮入官，用以支撑皇室开支、朝廷开支、官员开支，以及战争开支、大典开支。后晋的“括率”、马楚的“加税”、西蜀的“追督”，都是五代乱世以来的催债兼加赋的案例，那种血腥，是大宋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胜出无道邦国的政策，不仅是大宋不加赋，甚至在正常税收之际，遇到实在缴税困难的地方州郡，无论官民士庶，朝廷还网开一面，往往予以蠲免，即使面临着契丹、西夏两面的战争威胁，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宋瞩目于民生的政策也丝毫不动摇。大宋从不悬扬崇高，尤其不以悬扬崇高为旗帜、为借口而动用民间私财。大宋一直在做应该做的事，从不自我旌表。 这是大宋文明的展开中，至为动人的一面。 但大宋也有制度制定，“仁政”过头，最后不得不修正的地方。 就在这年五月，西夏闹得厉害，边兵不足，辅臣要求从河北召集“强壮”也即“乡兵”充任禁军职能，开赴前线。但真宗回答说：“初置强壮，尝谕以永不充军。” 当初在地方招募乡兵，曾告诉他们：永远不以乡兵充军前线打仗。 所谓“强壮”，就是地方兵。由地方招募，地方管理，守卫地方。一般情况下，敌人来了，“强壮”们就被召集起来入城守卫；敌人走了，就退出城中，回家务农。 但真宗这一条“谕旨”就“仁政”“仁”得过了头。国家野战军（禁军）总要捍卫国防，四境有事，必要打仗；打仗，就有兵员损失；有损失，就要补充。这是“国家性质”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然，国家应有预备军队，但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兵，是任何合法政府都不可免的意外法案。从“强壮”中征调正式国家野战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真宗有“克念作圣”之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当初许愿过头，显然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朝大臣吕蒙正反驳真宗道：“阙（缺）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 如果缺少兵员，不到民间去征用，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吕蒙正捍卫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并令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让他改变了当初的“谕旨”。 最后的结果是：折中一下，没有改变当初对河北乡兵的许愿，改用了河南乡兵，补充西北兵员。 即使如此，还是遭遇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一位叫田锡的朝臣就对皇上上言说：“点集乡兵，人情不安，实伤和气！”这话说的，对致力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来说，实在是伤害太大了。但真宗无奈，他知道吕蒙正是正确的。田锡是一个敢言的朝官，史上也确有不俗的见解贡献，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宋三百年各种“主和派”的官员犯有同一个毛病：胶柱鼓瑟。接受一个正确的理念，时时宣称，不论宣称的时机妥当与否、合适与否。所以，儒学有一个极为精湛的方法论演绎：权变。 《论语》记载孔子语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同学，未可以到达“道”的境界；可以到达“道”的境界，未可以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依礼而行，未可以与他一道通权达变。 这是孔子儒学，也是传统文化中特别出色的一种思想。“权”就是秤砣，是可以用来衡量轻重的砝码。所谓“权变”也即应时而变，特殊镜况中，不固守一义之隅。所以后人称颂“政治成熟”的圣人有言：“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现代管理学将此展开为“权变理论”，影响世界深巨；但这个源头却来自孔夫子。中国圣贤，其义理，往往有莫测之高深。不能“通权达变”，就是“胶柱鼓瑟”。史上的“腐儒”就是这样炼成的。 两宋，乃至传统中国，当朝辅相，往往“一言兴邦”，他们往往只有一句话，却改变了国运的走向。这样的辅相，被称为“大臣”“社稷臣”。吕蒙正，就是这样的“大臣”“社稷臣”。而田锡，虽然史上贡献不俗，也常有真知灼见，但在这一个回合中，他所“附呈”也即连带着呈献的，则是一个寻常可见的“腐儒”姿态：高贵，但是颟顸。 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 现在是咸平五年（1002）夏末。 契丹始终保持边境压力。而西北李继迁攻陷灵州后，又派出两万骑进围麟州（今陕北神木县）。大宋不得不派出附近州郡屯戍部队增援。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契丹南下，又提前安排大将王超为河北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继忠为副都部署，韩守英为钤辖。但还有个高阳关，缺少一个都部署。朝廷选将，以知枢密院事周莹充任永清军（今属河北邢台）节度使，并兼任高阳关都部署。 周莹麾下有一仆从借势与一位虎翼小校争气斗胜。这事在军旅中属于“扰乱军政”，统帅周莹负有控御不力的责任。大宋有互相监督、按程序弹劾的制度性规定，于是，此事被人放大，成为一个案件报到朝廷。 真宗了解详情后，下诏告知枢密院与御史台部门，不必继续追究，只将这个仆从调离，到其他军中服役。 真宗自有大事化小之手段。 河北前线按照真宗谕旨，讨论后提出了御敌方案。基本意见是：如果契丹君主率大军来袭，河北宋师就在保州（今属河北保定）以北的徐水、曹水之间列寨，以防御为主，在防御中寻机歼敌；如果契丹君主不来，只派统军来袭，就令保州、徐水、曹水三路兵呈“掎角之势”，主动邀击。与此同时，河北边境当根据敌来形势，伺机派选“骁将锐旅”从东路入攻北境，在契丹本土实施打击。 现在来看宋师的这个战略安排，并无出奇之处。战略奇谋，不是战前就可以随意规划的。实战往往平易。 但这个夏季传来了两个好消息。 西夏李继迁终于没有攻克麟州，在宋师打击下，损失一万多人，逃遁了。 契丹属地大林砦（地点不详）的守卫司令王昭敏率部下投降了大宋。 真宗很高兴，再一次召集辅臣到“地图室”，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前线形势。 宋代，“路”是略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称。太宗时，全国分为十五路，在此基础上，后代又有析分，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南宋丢了北部大半，保住了这二十三路的十五路，又将浙江分为东西两路，总十六路。路越分越多，辖区也就越来越小。 为何有“路”？“路”为何不断析分？原来也与抑制藩镇有关。 “路”在唐代称“道”，也是朝廷下设的监察区域，所谓“藩镇”，就是诸“道”的节度使“监察”之下行政单位。但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垄断了地方的行政、军事、钱粮、司法大权，渐成“独立王国”，甚至出现世袭。史上之“藩镇割据”，直接的源头就是这类“省部级”官员权力太过集中——既是“省长”又是“省军区司令”“省财政厅厅长”“省法院院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还是“省监察厅厅长”，等等。“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一政治哲学名言，在藩镇割据史上得到丝毫不爽的印证。 大宋决计杜绝这种腐败。于是，宋太祖后，开始限制并分化节度使权力。宋太宗后，改称“道”为“路”，节度使权力被继续分解，并由中央派出，除了西北少数地方之外，一概不允许世袭。而路一级单位又渐渐分化为不同职能权力的四个职官执掌，史称“帅、漕、宪、仓”。安抚使，掌军事与民政，简称“帅司”；转运使，掌财赋与运输，简称“漕司”；提点刑狱，掌地方司法与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掌地方钱谷与水利等，简称“仓司”。 就分权和集权之矛盾而言，这种设计可谓达到最佳平衡。 大宋“路制”有三个巧妙之处。 第一，“帅、漕、宪、仓”四司，同时负有监察地方之责，故有时又统称“监司”。各监司之监察权极重，几乎握有地方之生杀大权，但谁也不敢滥用监司职权。四司的第一长官，几乎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省级单位的“党委书记”，但由于四司分权，譬如，诸司之“使”也即主要长官，有“经略使”与“转运使”之不同，这样，诸司就带有了监察方向不必言明的竞争性。因此，四司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监察的功能。 第二，诸路各司，往往与诸路辖境并不重叠吻合。如“帅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小于“路”一级单位，而“宪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大于“路”一级单位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朝廷派出的诸司长官，仅仅带有临时性质，随时可以收回；任命之际，也可以临时划定权力范围，这个权力范围并不作为国家行政单位长期存在。这样，诸司们就不大可能将“生地”做成“熟地”，诸路演绎为“地方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三，虽然全国划分为十几路、二十几路，但地方之具体治理，仍实现州、县二级制。这个意思是说：路一级，只是相当于省级单位，但不是省级单位。四司，也仅仅是临时派出的“省部级”官员，州、县级的地方官员仍然直接对朝廷负责而不是对四司负责，有事时，知州、知县仍有权力直接与朝廷对话。 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官治理天下，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巧妙平衡。大宋三百年，无藩镇之祸，与这种设计关联极大。 真宗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是因为这一“路”太过重要。 河北，史上就存在着东西两路，宋仁宗时将其合并为一路，神宗时，再次划分为东西两路（有人认为神宗时始将河北划为两路，不确）。河北东路，包括了今天河北省的拒马河与天津的海河以南、滹沱河以西大半个河北省，向南，包括了河南濮阳和山东北部地区，东部到渤海。从东到西，从今天的天津塘沽区、河西区，到河北的霸县、雄县、容城、徐水、满城，迤逦近五百里，是为大宋紧邻契丹之边界重镇。这一区域，地势平坦，为华北最大面积之冲积平原，利于骑兵驰突，故契丹入侵，往往选择此“路”，甚至一直驰突到平原的南端，进入山东、河南之北部区域。“澶渊之盟”，契丹的铁骑就一直驰突到河北东路的最南端，濮阳。历史上，太宗、真宗两朝，与契丹的主要战事，也多在此“路”发生。故大宋在河北东路投入了最为重要的地缘防御力量。 但大宋倾尽朝廷全力，由于道义方向的原因，不愿意穷兵黩武，不愿意做民间大众动员，不愿意“加赋”；也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不愿意崇尚武功，不愿意要边帅做大成为石敬瑭第二，不愿意天下再出现汉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噩梦；在面临凶悍的草原帝国时，除了强化防御、除了御驾亲征，似乎也没有更出色的“良策”。可以讲，终大宋三百年，没有“良策”。 这一次，真宗面对《河北东路图》，对辅臣们指点山川要害处说道：“契丹侵入，一直到滨州、棣州（皆位于今山东北部，宋时属于河北东路），让此地人农业损失很大。今冬如果他们再来，朕一定要北上邢州（今属河北邢台市）、洺州（今属河北永年县），再往北，一直驱逐他们出境，以此来安定生民，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吕蒙正等辅臣一致要求真宗不要御驾亲征，只需要精选将帅，要求他们完成战争成效，皇上车驾则不必北上。 真宗对辅臣们说： “若此，卿等宜各画必然之策以闻。” 如果是这样，爱卿等人每人都规划一个万全必胜的意见给我看。 真宗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等一的头脑。在整个大宋历史上，真宗也是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想不出“必然之策”来，辅臣们也如此。 事实上，在此之前，真宗已经多次向朝臣们问询御敌“良策”，甚至还专门与吕蒙正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期待着这位当朝第一辅臣能有超一流头脑，琢磨一个“良策”出来。 史上记录了咸平五年（1002）开春，真宗在便殿与吕蒙正的一番话：“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若散屯士马，分路进讨，又恐兵力不一，难遏贼锋。去岁会兵列阵，逼近边陲，议者又称飞挽刍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将臣，未尝不与细论利害，然多是众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奇策者。国家甲兵之数，卿等具知。今已复春时，汲汲经营，至将来犹虑不及。中书、枢密院可各述所见，且今岁防边宜如何制置，条例以闻。” 每年到了防卫契丹最重要的秋季，全国精兵都集中在河北定州一线，这是国家多年来的惯例。如果不这样，将屯戍部队散置，分路进讨，又担心兵力不集中，难以遏制契丹兵锋。去年长城口大会战，我们就将战线推进到边境，没有放契丹进来，但朝臣们又议论向边境输送粮草很难，不容易与大军同时展开。所以朕多次与朝臣们讨论此事的细节利害关系。但朕听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或者是已经行之的意见，没有什么人能拿出奇谋良策来。国家有多少兵马，这些数据你都知道，现在又到了春天，即使现在就细细谋划，到了秋季，还恐怕来不及。你带着中书省文官和枢密院的武官，一起来讨论这事，看看今年的边防大事如何设计。可以将讨论后的结果制成文书一条条地向我汇报。 吕蒙正能够想到的是：第一，反正不能御驾亲征，当初隋炀帝、唐太宗都曾御驾亲征，都失败了。所以，真宗不能亲自出马，再蹈覆辙。第二，河北东路乃是战略要地，战时转运辎重很仓促，因此，应该预为筹谋，在边境地区屯戍足够支持一场大战的粮草。 其他辅臣包括钱若水、田锡等当朝一流头脑，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一、修德，做好大宋内功；二、积蓄粮草，训练士卒；三、选将，任命合适的统帅，信任他，给他足够自主权力。 辅臣们认为“时”未到，所以大多不主张与契丹全面决战。这个心理背景是符合圣贤理念，也是富有现实精神的。这个“时”未到，不仅是说帝国力量未到，契丹衰落未到，也隐含着帝国还没有出现一个秦皇汉武那样的铁血领袖。 战争，是国力之拼，也是领袖格局、气质之拼。大宋帝国经济发达之际，如果遇到嬴政、刘彻那样的领袖，对付契丹，大约会选择全民总动员，拼尽国家底气的激情国策与战略。秦代男子十七岁后，即开始服兵役，每人都有一年以上的役期，做“更卒”或“正卒”，随时准备劳役、屯驻、戍守、打仗。退役后即为“预备役”士兵，遇到战争，还可以临时征调。各种罪人也往往列入战斗序列。汉代承袭秦制，都是全民皆兵制度，不过从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但汉代兵种大略可分为禁军、戍卒、地方兵，地方兵主要做劳役，从二十岁开始。汉代还有花钱请人代服兵役的习惯法。很多人家不愿意服兵役，就投靠富有人家，要富户出钱另雇他人。这些投靠者，就成为所谓“奴隶”，其实是自愿卖身的穷人。 秦皇汉武要开疆拓土，不惜最大国民牺牲。这种事历来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有牺牲；一种是以民生为核心，以仁政为诉求，宁肯屈己，也要仁民。大宋帝国君臣选择的是后者，故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开疆拓土，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他们做不到。 所以，帝国之“时”未到，也意味着帝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而开疆拓土之国策，制定之“时”未到。在这样的政治政策政治生态条件下，要大宋帝国君臣们想出“奇谋良策”，是不现实的。 “战殁将军”王继忠 就在帝国君臣费尽心思谋划“奇谋良策”时，契丹进入了河北边境，“望都之战”开始了。 咸平六年（1003）四月，西夏李继迁正在袭扰大宋陕北的时候，契丹南府宰相耶律诺衮、南京（也即幽州，今属北京）统军使萧挞凛，率草原铁骑数万人，来攻河北定州。定州是大宋部署在河北的行营指挥部所在地。都部署王超，闻讯当即起兵，先派出精锐步兵一千五百人，北上百余里，到望都狙击来犯之敌。 望都，在北平寨与定州之间。 这一千五百宋师，当头遇到的是契丹的先锋骑兵，一战，契丹败绩。史称“杀戮甚众”，契丹被斩杀很多。 而契丹另一支骑兵到达定州附近要塞康邨，在这里遇到了大宋领云州观察使、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 耶律诺衮与王继忠的遭遇战，从日落时开始，一直战斗到二更天，史称“敌势小却”，契丹的兵势有了小小的退却。天黑不战，似乎是古时阵地战不成文惯例，双方收兵，扎寨。到了天亮，继续战斗，但这时契丹的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到达。耶律诺衮发现这支宋师很有战斗力，就集中兵力专门攻击王继忠大阵的东偏方向，并派出精锐骑兵从阵后包抄，焚烧宋师粮草，一时间由南往北临时开通的运输线，被契丹卡断。这样，王继忠部当晚就将没有饭吃。形势危急，王继忠率领麾下对契丹实行反包抄，跃马驰赴粮道，接应转运部队。 但王继忠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一身统帅将军戎服，靓丽得很。契丹辨认出来这人是个军中大员，于是将这支驰援部队隔断，调动各处草原兵，包围了数十重。草原兵一层层压过来，王继忠部与敌人作“殊死战”，杀掉一层，又围一层，层层都是草原生力军。而附近的王超、桑赞部队，都没有在大阵之南做策应。更危险的是，与王部协同作战的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远远地发现形势不利，竟然率众撤出战场。他们放弃了救援副总司令王继忠的战场职责。王部成为孤军，渐渐不支，于是回战，试图与原来部队会合。但契丹铁骑裹挟着这支人数不多的宋师精锐，往东、再往北，绕开了王继忠留在康邨的主力。王继忠在败退中，且战且行，试图跳出包围圈，但“数十重”草原骑兵，似乎志在必得，王继忠跳不出。于是东北败退百余里，直到一个叫白城的地方，筋疲力尽，士马皆困，被契丹击败、擒获。 随后，契丹退出宋境。 王超等闻讯，带领战场上的士兵回到定州，并派出使者向真宗汇报战况，王超以为王继忠已经战死。 真宗听到前线副总司令战败且战死的消息，受到震动。下诏赠王继忠大同军节度，并加侍中，送给家属钱财公费办理丧事，还封赏了他的四个儿子袭父荫为官。王继忠得到了“战殁将军”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