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⑦真宗赵恒： 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上）　　西哲有言：“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宋真宗践祚之初，提出“召天地之和气”，是对内对外的和平宣言。　　吾土，是诗意栖居的家园，抑或杀人如草的坟场？史上帝王公侯的“家园叙事”与“坟场叙事”呈现为不同的义理选择。宋真宗选择了“家园叙事”。　　——题记　　写在前面　　澶渊之盟与鲍岑和约　　大宋，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他的时代自公元997年开始，至1022年结束，实算总二十五年。　　此际，世界史上，在军政领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德国人维尔纳·施泰因编纂的那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记录了这期间“征服与反抗”齐进、“战争与和平”共在的风景。荦荦大者可见——　　有“圣徒”之称的斯特凡一世登基为匈牙利国王。　　罗马-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先后三次出兵意大利，击败了占据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并最终征服意大利，恢复了强力统治。　　波兰开始不断割让领土，波莫瑞割让给丹麦，摩拉维亚割让给匈牙利，基辅割让给俄罗斯，上劳其茨割让给德意志。　　爱尔兰开始分崩离析，英国人的影响开始增强。　　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在斯伏尔德战役中阵亡。丹麦开始管辖挪威。　　威尼斯控制了亚得里亚海。　　南印度朱罗王国国王加里占领今天的斯里兰卡。　　诺曼底农民起义，被镇压。　　丹麦国王赶走了强行传播基督教的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后，征服了英国，并出任英国国王。但后来所有在英国的丹麦人被杀，丹麦开始报复性征伐。　　东罗马摧毁西保加利亚王国，占领马其顿。　　这一时期，大宋在真宗领导下，与契丹有了长达五年的拉锯式战争，我称之为“五年战争”。最后，在澶渊小城的对峙中订立和平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　　有意味的是，这一年，德意志国王亨利二世与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之间的战争刚刚开始，也在近五年之后，德意志在夺取波希米亚得手之际，与波兰人在德国的小镇鲍岑缔结了和平协议，史称“鲍岑和约”，时间是公元1008年中。　　11世纪的这二十五年，东西方似各有一个通往“和平”的和议。但发生在中国的“澶渊之盟”和议之后，大宋与契丹，百年之内没有战争；而发生在欧洲的“鲍岑和约”之后，不到十五年，德意志即与波兰战火重燃，以至于波兰被迫放弃王国称号，承认德国的宗主国地位。就这个历史阶段，以大义衡量，“澶渊之盟”的缔结者，似更重契约精神。而德意志与波兰，则稍逊一筹。　　大宋、契丹之“和议”成功，缘于帝国以“敛天地之杀气”为手段，以“召天地之和气”为目标的政治哲学的恪守与推演。　　真宗时代，除了“五年战争”“澶渊之盟”“东封西祀”之外，似乎并无特别重大的事件。但是当我借助现代史家的眼光和传统圣贤的理念，进入这个四分之一世纪时，发现了“和平事业”暗合于“协和万邦”之《尚书》思想的邃密、雄深，以及不可思议的丰富。　　我讲述“故实”，并期待因此而证实传统经学正当性的秘密。这个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史证经”。　　现在，在展开讲述真宗大帝的故实之前，先选择若干饶有意味的片段——这些片段，构成了一个个“意义空间”，有待于有心人去打开它、阐释它——作为这部书《写在前面》的话，供你品味，看看这部书值不值得读下去。　　“谋逆者”王继恩　　真宗赵恒，继太宗赵炅之后，来做大宋帝国第三代领袖。但在通往领袖的路上遇到政治风险，差一点坏在老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善于将帝国领袖当作“骰子”，将自家性命当作“赌注”——“押宝”。他生平最成功的一注“押宝”是在赵匡胤死后。那时节，他不接受宋皇后的懿旨，不召皇子赵德芳入宫，反而召来了晋王赵光义（也即赵炅）。如此，就在那个大雪初霁的夜晚，启动了大宋太宗时代。王继恩“押宝”赌赢，从此得到领袖恩宠，有了二十一年的人生巅峰。太宗死后，他再一次“押宝”，试图阻止太子赵恒继位，而与太宗的李皇后等人策划谋立已经废掉的皇子赵元佐。初夏的那个清晨，他摆出资深元老礼贤下士的派头，来到相府，召宰辅吕端进宫，讨论继承人问题。但吕端“大事不糊涂”，略施小计，将这位自以为老谋深算的宦官首领诱骗到书房，并反锁在里面，而后，匆匆来见李皇后。吕端一言九鼎，维护了太宗昔日与寇准等人的君臣约定：太子赵恒践祚，既定程序，不可变更。　　不难猜想，王继恩“押宝”失算，他从吕端书房的门缝中望着那块安静的锁头，应该明了：往日已矣。他的政治癫狂，试图影响最高权力再分配的动作，在任何朝代都要付出生命代价，但真宗赵恒并没有像想象中的帝王那样大开杀戒。这就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政治哲学有关。　　太宗赵炅，驾崩于公元997年5月8日，这一天是大宋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太子赵恒在灵柩前继位，随即发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书，史称《真宗即位赦天下制》，简称《大赦令》。这个诏书的性质仿佛现代民主邦国的“总统就职宣言”，是一份昭告天下的政治文书。　　诏书云：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所宜开谏诤之路，拔茂异之材；鳏寡无告之民，悉令安泰；动植有生之类，冀获昭苏；庶几延宗社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更赖中外百执，左右荩臣，各罄乃诚，辅兹不逮。布告迩遐，咸使闻知。　　意译一下这段文字：　　……太祖太宗朝的政务，都有成规，朕将恭谨奉行，不敢让这些成规丢失。现在应该做的是广开谏诤之言路，提拔优异之人才；要让鳏寡孤独，以及上告无门的弱势群体，都能平安安居；让动物植物，以及所有的生命，都能有机会获得苏醒再生；这样才有希望延续祖宗香火的大美，感召天地之间的和气。更希望朝廷内外文武百官，左右近臣，能够各自倾尽忠诚，辅佐朕所达不到的缺失。以此布告远近，让天下人都知道朕的意思。　　诏书说了几件事：　　一、要保持大宋开国“祖宗”（太祖太宗）的政策连续性。　　二、要广开言路，奖拔人才。　　三、要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　　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延宗社之鸿休”，二是为了“召天地之和气”；而后者更是前者之目标。　　熟悉大宋三百年史就会有感觉，大宋诸朝恒定不变的主题“天下为公”在此。与太祖太宗比较，真宗更重此道，“召天地之和气”，就要“敛天地之杀气”。真宗在这个方向上有更自觉的意识。　　顺便解释一下：“鸿休”，是“宏大的吉庆、美好”之意，可以简译为“大美”或“大业”。　　《大赦令》诏书一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即平常规定遇赦不赦的罪犯，这一次也全部赦免了。　　王继恩事发，已经在《大赦令》期限之后，但真宗还是没有动杀机，只将他黜为右监门卫将军，流放到均州安置，最后死在被贬之地。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属于有职无权的武官散职，但毕竟还算朝廷官员。真宗没有痛下辣手。　　与王继恩一道谋划“押宝”的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负责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政事堂也即中书的日常政务，重新“任命”皇上，也要政事堂下文书；知制诰则是政事堂的一等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书。所以王继恩要更动太宗遗诏，改换天子，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这三人再加上李皇后，构成“后太宗时代”非常时期的“四人帮”。他们阴谋败露后，真宗一个未杀，一个未关。　　李昌龄不过被“责授”忠武（治所在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责授”是职官制度常用语，含有“惩罚责备而贬官”的意思。　　胡旦被贬为散官，后来他患有眼疾，视物不明，以秘书省少监的职官身份致仕，即退休。　　李皇后则没有得到任何处罚，甚至被尊为皇太后。她原来居住在西宫嘉庆殿，真宗很孝敬这位不是生母的母后，为她另外建造了一座更舒适的万安宫。李氏生病时，真宗会亲自调制汤药，在朝堂上也常有忧戚之色。后来李氏病重不起，真宗说话都带着哭腔，多次下诏到民间去招募良医。李氏死后，还被葬在太宗的陵寝之旁。　　王继恩由宦官班首贬为武职闲官，李昌龄由政府副首脑贬为省部级官员，胡旦由政府大秘贬为闲职，后来再升为朝廷秘书处副秘书长，李皇后则不仅不问不处理，甚至得到皇太后的尊贵待遇。诸位“谋逆者”，无一死罪。这些，成为真宗践祚后，大宋帝国“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一个注脚。　　真宗“英断”　　真宗很和气。　　但他的和气有大气象。　　他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原名赵德昌，后改为赵元休，又改赵元侃，立为皇太子后，再改名为赵恒。　　就像太祖太宗出生时有“异象”一样，他出生时也有“异象”。据说他的母亲，即太宗李皇后，曾经做梦用衣服的前襟兜着太阳玩，然后就怀孕了。他出生时，太宗正做开封尹，据说那一天“赤光照室”。他的左足有奇异纹路，细看像一个“天”字。他小的时候很聪明，与诸王游戏，喜欢做战阵的模样，还自称“元帅”。太祖很喜欢这个小孙子，无人上朝时，小孙子就会爬上金銮殿的宝座坐一坐。太祖有一次抚摸着他问：“天子好做吗？”小孙子回答：“由天命耳。”太祖很是惊奇。　　赵恒出生于公元968年，践祚时年届而立，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八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除了局部地区的小型叛乱和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骚扰之外，真宗接手的帝国还算稳定。　　他封赏了帝国第一功臣吕端，在宰相职务之外，又加右仆射。宋代加官类型繁多，右仆射属于“检校官”类型的加官，在宋代是一种仅次于“太师、太傅”之类的荣誉，史称“特崇奖之”，特别给予崇隆的嘉奖。　　诸兄弟改封诸王，这是对皇室诸亲的特权优待。所谓“王”，虽然并无实际职权，但毕竟是一种爵位荣誉。　　又以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二李并为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在后来的日子里，二李成为真宗一朝最重要的辅佐大臣。　　就在这时，契丹国主耶律隆绪忽然从草原深处到达了幽州（今北京）。　　虽不清楚契丹此举的目的何在，但不能排除草原帝国试图在大宋国丧期间南下侵扰的可能性。真宗应对契丹异动的战略安排是，首先派遣老臣郭贽前往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做知州。　　大名府乃是过去魏博军节度所在，又称天雄军，是唐末以来河北三镇之一。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三镇最北端的幽州一镇已失，中部诸州就成为大宋与契丹的边界，南部就是大名府。事实上大名已经成为拱卫河南中州的北部要塞，大名一失，契丹铁骑即可直驱南下，陈兵黄河北岸，过河就是汴梁。因此大名对大宋，有特殊的地缘军事意义。郭贽做过盐铁使、参知政事，善于发现人才，真宗此一任命，对他应有期待。　　但郭贽不愿意去做大名府知州。　　任命后第二天，郭贽请求与真宗对话，史称“请对”。见面后，郭贽恳切地提出辞呈。真宗不同意，回答他就一句话：“大名是魏博重地，卿应该赶紧去上任。”　　郭贽不得已，退下。　　真宗召来辅臣问：“郭贽不想上任，愿意留在朝廷，这事可以吗？”　　辅臣回答：“近例也有这事。大臣不愿外放，可以留下。”　　真宗回应道：“朕初嗣位，命贽治大籓而不行，则何以使人！”朕刚刚践祚，命令郭贽去治理大的藩镇，但他不愿意去。如此，以后如何调遣他人！　　最后，没有答应郭贽的请求，还是派遣他到大名府上任去了。　　有宋一代，帝王外放大臣，大臣往往“拒命”，帝王往往“优容”，一般不治罪，愿不愿意到地方，可以协商。但这一次，“和气”的真宗坚持任命不变，此事得到后来史论的赞誉，仁宗朝的大臣吕夷简就评价真宗此举为“英断”，将此事与当年太祖贬黜中书舍人赵逢一事相提并论。赵逢乃是前朝老臣，太祖征伐泽、潞（均在今山西中部）李筠时，他跟太祖从行。但他害怕战事之险，畏避山路之艰，假称坠马伤脚，留在内地。太祖于是将他由朝廷命官贬为地方小官。政治家自有责任伦理，令必行，禁必止。在文明邦国共同体之间，上级调遣下级，下级理应服从。唐末以来迄于五代乱世，“权反在下”，上级纵容下级，下级抗命上级，成为反复出现的军政现象。真宗上任伊始，在国家秩序问题上，有惩前毖后之诉求。调派郭贽守边，令出不变，事情虽小，立意却深。　　庆幸的是，契丹那边暂时没有大的动作。　　这一年，真宗赵恒正值而立，三十岁。　　“孟士”李应机　　真宗赵恒还在做太子时，曾以寿王身份担任开封府尹。有罪犯逃入附近小县咸平，知县是李应机。赵恒派出散从小吏带着他的手帖（相当于后世的介绍信）去抓捕。在咸平县大堂上，散从们仗恃着来自王府的身份，没有把小小的知县看在眼里，有了喧哗失礼的举动。　　李应机发怒：“你们所服侍的是寿王，我所服侍的是寿王的父亲。服侍父亲的人，可以鞭打服侍儿子的人。”　　于是给这几个散从小吏每人二十杖，算作用了刑。　　散从们回到王府，向赵恒哭诉此事。赵恒不回答他们，只是默默地记住了“李应机”的名字。　　等到赵恒登基，还没有改元，川中有乱象，就提拔李应机为益州（今四川成都）通判，并召他到殿中说：“朕正在以西蜀之事发愁，所以任命你来做这个官，但这个官职还不是你将来能做到的大任。你权且去，地方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用‘密疏’传给朕看。”　　所谓“密疏”，就是写给皇上的密信，传递中要封裹，他人不得偷看。　　李应机到益州后，有一位“走马”要回京奏事，益州知州来为他饯行，刚刚做了通判的李应机，应该算益州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按礼应该陪一把手知州出席宴会，但他却称病不来。“走马”认为李应机不给他面子，心中不免怀恨。　　所谓“走马”，乃是“诸路经略安抚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的简称，一般称为“走马承受”，为宋代职官名称，职责是类似监司的路一级（省一级）监察官，主要是监督诸路武职官员，每年要向皇上汇报一次地方政情军情，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汇报。后来又规定，可以“风闻奏事”，也即听到什么风声，即使没有证据，也可以汇报。这是大宋帝国对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势力预防性质的制度性制约，对于沟通地方与朝廷的联系，具有隐秘的效果。这一职务后来又改为“廉访使者”，再改回“走马承受”，历来多有变化。由监察而监督，由监督而抑制，地方诸路也确因此而无法再膨胀为割据势力，对帝国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走马”这一职官制度设计，作用不小。　　“走马”仗着朝廷耳目的身份，往往也有侵凌地方、肆意作恶的记录，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论。　　知州为“走马”饯行之后的当晚，李应机又找到这位“走马”，对他说：“我有‘密疏’，要你顺带到京师入奏，明天你不能走，等我草写完毕给你再说。”　　“走马”不知道李应机已经受得皇上秘派旨意，听他这样说，就更为不满，勉强答应下来。　　第二天，“走马”派人对李应机说：“我就要走了，请你把所要入奏的‘密疏’让使者带给我。”　　李应机让使者回话说：“我这‘密疏’不能交给别人，你应当过来自取。”　　“走马”大怒，但还是忍着，欲将李应机这类“骄横”之事累积起来，到时候一块向真宗汇报。于是硬着头皮走到李应机的府廨，取了“密疏”，向京师汴梁而去，一路上都在想怎么编派他的不是。　　不料到了宫禁，皇上第一句话就问他：　　“李应机无恙乎？有疏乎？”　　李应机最近挺好的吧？他有“密疏”给我吗？　　“走马”这才意识到李应机乃是皇上派出的亲信，来时想好的一通坏话也说不出来了，愕然中，将“密疏”呈上。真宗拆封，认真看了一遍，不断点头称善。又问：“李应机在益州治理地方，怎么样啊？”“走马”已经不敢编派坏话，反过来说了一番称誉的好话。真宗对“走马”说：“你回去告诉李应机：他所上奏的意见都很好，朝廷就要施行。如果还有其他意见，尽力传来我看。蜀中无事时，很快就会召他回京了。”　　不久，李应机回京，再次得到提拔，几年中，成为朝廷显官。　　但李应机为官虽然“强敏”，刚猛强健，机智敏捷，却有贪财的恶习，而且行事多处现出权诈之象。这些，也被真宗看在眼里，所以渐渐疏远了他。　　“和气”的赵恒很希望能有“猛士”来守四方，敢惩罚王府小吏的李应机，似乎很有点“猛士”范儿，于是得到重用。但一旦发现这类“猛士”存在道德上的缺陷，他就不再欣赏。真宗不是“事当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义者。（“事当务实”，是五代名臣冯道语录，此语曾被王夫之痛贬，详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　　缉盗三害　　咸平五年（1002），这是真宗登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指挥使马翰请求缉捕在京的“群贼”。真宗对辅臣们说：“我过去做开封尹，听说马翰以缉捕贼盗为名，结果反生出‘三害’来：民中豪富怕他‘纠察’，于是经常厚厚地贿赂他，这是一害。每一次抓住贼盗，收缴贼赃，他都会报一个足以让贼盗判处死刑的上限之数，送官；多余的贼赃，都被他独吞，这是二害。他因此经常蓄养着十几个无赖，到各处去‘侦查扰人’，这是三害。但是因为马翰的这些事还没有显著败露，因此还不能就罢免他。从今以后，捕获贼盗之事，只委托开封府有司来做，不要让马翰参与其事。”　　这一则故实中，蕴含的军政信息相当细密，治史，自可从中寻绎端倪。这里至少可以看到，即使法网恢恢，也总有顽劣宵小之辈，以“寻租”为手段，危及民生。就人性之贪婪而言，古今以来的“小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凡是危及民生之人，一旦劣迹昭彰，帝国必行抑制之法；当其并未昭彰之时，帝国则尽力“曲突徙薪，预为之防”。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是《千字文》中的句子。这种行为，几乎在所有文明邦国都被视为必须实施的治理要素。真宗的优异之处在于，他知道“兴一利”时，往往会“有一害”，如果只注重“缉捕”群盗，则官员因此而谋取私欲利益之手段，就会乘虚而入。　　但帝国在官员没有显著大恶时，往往采用“优容”政策，尽力不去“法办”，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做“新民”。真宗在朝堂与诸辅臣说这个话，就是要传导给马翰听，激发起他的羞耻之心。帝国在尽力“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从五代走来的大宋帝国，对道义建国有自觉性。　　“曲突徙薪，预为之防”，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国策。　　“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精神。　　惩治无赖的策略　　“敛杀气”“召和气”的帝国，仍不乏豪横顽民，就像今日美利坚，仍有枪杀无辜儿童之凶顽，谋害同床妻子之邪僻，不稀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必然参差不齐，道德亦然。那种试图令道德水平举国划一的讨论，皆类梦呓。故圣贤对待此类问题的姿态是：教化天下，但永远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春秋大梦。　　真宗时，曹州有赵谏、赵谔弟兄俩，都是凶狡无赖之徒。他俩常常用恐吓手段诈人钱财，并交结官吏，乃至不时干预地方政务。围绕着赵谏、赵谔更有许多“小兄弟”，也都横霸一方。二赵行径仿佛“黑社会”。　　有一个太常博士李及，受诏要通判曹州。赵谏正好有事来到汴梁，听说李及要做家乡父母官了，就递上一张名片求见。但李及拒绝了他。赵谏大怒，谩骂而去。　　随后，赵谏就开始给李及编造故事，制作成帖子，四散递送，诋毁他的名誉。　　李及看到后，因为是赵谏匿名，不敢发作。　　正发愁，有一个大理寺丞名叫任中行，恰与赵谏同乡，知道他的劣迹，就写了秘密的表章上给朝廷。这才算是挽救了李及。　　随后开始搜查赵谏豪宅，得到他与朝士、内侍以及地方官的来往书信很多，赃款“巨万”。这个“巨万”在古汉语中不是“巨大到一万”的意思，而是“巨额很多万”的意思，有说法甚至认为“巨万”就是“万万”，也即一个亿。总之是说家资超富。　　诏下：二赵并斩；同党决杖流放；与二赵来往密切者人人降官或黜免。　　真宗认为这两人危害地方，性质恶劣，打算“穷治”与二赵交游的朝官。御史台也审讯出一个名单，应有七十多人要下狱。　　负责司法的中丞吕文仲“请对”，请求见皇上说话。他说：“被逮捕的人，太多，很多都在外郡，如果全部拘捕，臣担心惊动天下。”　　真宗说：“爱卿你正在执掌国家宪法，当疾恶如仇，岂能公开地来庇护这些人呢？”　　吕文仲说：“臣所在的中司这个职务，不仅是举发、纠正臣辅过失，还要顾全国家大体。现在就算这七十多人都犯了罪，以陛下的仁慈，一定不会全部正法，顶多不过废弃罢黜罢了。那样就会造成官员缺失。臣意见是：只需要记录这些人的名籍，继续考察他们的为人，如果还有过失，那么在举选时、朝廷临对时，再摈斥之，未为晚也。”　　皇上答应了他的意见。　　这种处理模式，就是“用败将”而以观后效。治理模式中，善用“败将”是一种控制性策略，往往有奇效。秦穆公三次起用败将西乞术、白乙丙，就是经典案例。吕文仲得其密，宋真宗有所悟。这是与“纯洁队伍”截然不同的思路。天下广大，世界宏阔，不是大恶，稍稍优容，浑沦一气，以“耻感”影响贤良和不肖，是培植国家根脉之举。　　太宗时，有个类似的故实，可以互为考见。　　说淳化年间，太宗对宰相吕蒙正说：　　“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来纲运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问，却须官物至京无侵损尔。”　　奸邪小人或心存侥幸之辈，进身的门户就像老鼠洞一样，哪里能够做到全部堵塞！只需要将那种太过分的清除就可以了。近来漕运船上，船工们往往有少部分人在公干之余，还夹带私货贩卖。但是只要不妨碍公事，可以一切不必追问，只要漕运货物到京没有侵损即可。　　名相吕蒙正很赞赏皇上这一番话，他补充意见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君子岂不知？盖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昔曹参以狱市为寄，政恐奸人无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谕，深合黄老之道。”　　所谓“狱市”，“狱”指教唆词讼，也即刀笔吏师爷们的勾当；“市”指缺斤少两，奸商们的勾当。这是史上“奸人”最为集中之地。曹参在大汉齐国做宰相，临行时，告诫后来者说：“齐国这里的‘狱市’，轻易不要扰乱它。”接任的相官很诧异：“难道治理地方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然。狱市，是奸人寄托所在，所以要容，否则奸人到哪里去安身呢？所以我将这件事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告诉你。”　　政治治理，不全凭“价值理念”。几乎所有诉诸“理想状态”，让世界“清一色”成为“君子国”的治理方案，都是问题重重的。圣贤通晓此义，以道家黄老之说显著揭示。　　传统中国，深通治道者皆明此理。　　赵谏之后，又有崔白。　　崔白是开封人，算是京城一大无赖，常常威胁群小，取财致富。之前还有个无赖名叫满子路，强横任侠，名闻京师。赵谏因为豪横而伏法之后，崔白对人吹牛说：“满子路，那是我这一辈的人物，赵谏，我门人，徒弟而已；其他人，都算不上数。”他想买邻居梁文尉的住房，梁文尉不许，他就多次诟骂侮辱。不久梁文尉病死，留下妻子张氏与两个幼年的儿子。崔白就派人到寡妇家门日日投掷砖瓦石块。张寡妇不堪其扰，转徙他处，房屋作价一百三十万钱出售。崔白用九十万购买。张氏到官府上告，崔白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却偷偷地减少房屋的出售价格为一百二十万，并且让自己的仆人来做证。随后，来到开封府，反过来状告张寡妇。与此同时，开始贿赂官吏。　　崔白一向与朝官殿中丞、权大理少卿阎允恭有来往，就请阎允恭就这个事向开封府判官韩允沟通。韩允于是判处：张寡妇随意增加房价，给了她杖刑。　　崔白得到这个结果，大喜，就开始到街楼酒肆大肆吹嘘自己的“关系”有多么多么硬。　　但皇城司得到这个街市传闻，没客气，奏章一上，就到了真宗那里。真宗看后，当即令御史台抓捕崔白，审讯后得实，朝廷给出了处理意见：韩允，被除名，即不再隶属于官籍，去做岳州文学，到地方学校中去做事；阎允恭也被除名，去复州做文学。崔白被决杖，发配崖州牢城；崔白的儿子也曾作恶，被决杖，发配江州。同时下诏诫谕首都官民，引以为戒。　　老病厢军　　大宋实行募兵制，几乎所有的禁军、厢军、乡兵都有数额不等的薪水或津贴。很多无家可归的灾年流民，以及部分被俘的军士，就被收容为厢军。厢军很少打仗，一般充当工役。有些人还带着家属，住在城中。厢军士兵们来来往往，仿佛上下班一般。这类人数量相当多，所以大宋有“冗兵”之说。　　“澶渊之盟”后，大宋与契丹和好如兄弟。但多年过去，汴梁城里尚有十八个老病的厢军骑兵。　　按照规定，这些人可以发放一笔钱，遣返回籍，停止当兵资格。　　真宗知道后，下诏给负责厢军的殿前司，让他们挨个去询问：没有亲戚、故乡无人照应者，仍然许可继续留在军中；愿意回乡，或愿意自动停止军籍的人，可让他们自主选择。　　史称“上以异域归顺之人，老而摈退，或无所依故也”。这是皇上因为他们是从异域归顺的人，老了让他们退休，很可能无所依没有办法养老，所以给出了这个诏令。　　“箭镞在体”者　　咸平年中，有军士曾经在战时中流矢，从脸颊开始，穿过耳朵，看过很多医官，都无法取出。有一个叫阎文显的医官，发明了一种奇特的药物，给伤兵敷上。一个夜晚，箭被取出。　　真宗高兴，嘉奖他的德能，命“赐绯”，赐给五品或四品的朝服。　　另有一位民间郎中刘赟，也善于治疗箭伤。当初太祖时，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晸，攻取北汉晋阳时，比箭矢更粗大的弩矢射中了他的大腿，箭镞留在左边髀骨内，近三十年了，还没有取出来。真宗听说刘赟有此功夫，就让他来看看先帝的功臣。刘赟为他敷了药，终于将箭镞取出。韩晸从此步履如常，感动得韩晸请求见皇上，陈说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得死所”。又极力称赞刘赟医术之妙。　　真宗将刘赟迁为医官，赐百金。　　但是，因为诸军“箭镞在体”者多有赏赐和升迁，于是，就有了将士作假的案例。所以，当枢密院上言，将曾经经历战阵、“箭镞在体”者的名单汇总上报时，老将马知节说：“臣曾多次中箭，知道如果射中骨头，人基本就死了；如果不到骨头，可以马上取出来，哪里有箭镞常年在肌肤里的事呢？希望皇上只赏给一点金帛，不必转迁官职，如此，诈伪可以渐渐消失。”　　但真宗很谨慎，他说：“这事得具体检视，如果不是假冒，还是应该按照前例赏赐升迁——但不要让这事弄得太滥就可以了。”　　面子　　赵恒在有些时刻，很温柔，总是将心比心，“给人面子”，儒学的说法就是“君子不为已甚”，不会太过分地羞辱对方，即使对方错误严重。　　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桑赞，跟从大将王超，在抵御契丹的“五年战争”中，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总戎御敌”，总管军队，抵御契丹。但是却“逗挠无功”，也即患得患失，怯阵避敌，以致贻误良机，败绩。　　史称“上不欲暴其过”，皇上不想将他“贻误军机”的罪过弄得人人皆知，就说他有“足疾”，不适合再在军中雨雪跋涉、风餐露宿，罢免了他的军职，判颍州（今属安徽阜阳）。　　给下面的人留一点尊严，成为真宗处理失职官员的一种特殊风格。　　在桑赞之前，有个翰林学士梁周翰书写皇上诏令时，真宗看过，觉得不佳，不称职，于是偷偷命令另一位翰林学士赵安仁重新撰写，还悄悄对他说：“勿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也。”　　在桑赞之后，以西上阁门使孙全照为东上阁门使，领英州（今属海南省）刺史。孙全照个子矮小，但精悍知兵，又是个生性很严肃、不怎么爱开玩笑的人。他带兵严整，但性刚使气，好用严刑峻法。中书给他改官时，原打算让他知严州（在浙西，今属杭州），真宗看后说：“全照敏感、疑心重，常常担心别人以‘严察’毁谤自己。现在给他知‘严州’，似嫌讥诮。”于是改为朝官。　　大将、同平章事李继隆出身贵胄，太祖时名将李处耘之子。他很为自己的将门之后而自我砥砺，重视家风荣誉。他的儿子夭折了，真宗令翰林草拟诏书，以皇上名义慰问李继隆。诏文中有一句话：“当极卜商之恸。”　　真宗一看不妥，就说：“此子夏失明事，继隆知书，览之非便。”　　卜商就是子夏，是孔子弟子，也曾经有儿子夭折，并因为哭泣太久太伤心，导致失明。诏书草稿虽然将这位读书的儒将比喻为卜商，是一种赞美，但李继隆失子，并没有失明，细节处难免令人不快。　　真宗就是在这样细微处体会人情，不让人陷入可能的尴尬。　　知天雄军（今属河北邯郸）赵昌言上奏说，所部寇盗未除，已下令辖境军民，有能告贼者赏给金帛，可以隶属军中，牙校、镇将将迁补军职。　　这事赵昌言做得有点大。军中升迁，那是朝廷的事，某人升迁，军人要由枢密院下文，中书备案，皇上批准。邯郸守军司令赵昌言，是没有这个权力干这个活儿的。所以枢密院认为：“乡闾之间，小有偷盗攘窃之类，不应当擅自制定赏格。赵昌言的奏章意见，不合制度规定。”　　真宗说：“但是赵昌言已经下令，如果不听他的，这个司令说的话，岂不成了虚言？官长失信于民，政教何以振兴施行？”　　那么怎么办呢？　　真宗说：“让赵昌言改一下文字说法，只说‘有功者，当为上言，请行旌赏’，就可以啦。”　　朝廷编修《太宗实录》，名臣钱若水主持这件大事。他举荐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前首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真宗指着李宗谔的名字说：“自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后，李昉都在中书。《实录》这种文体，属于史策，本来应该秉笔直书。倘若被人指为‘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世？”　　真宗的意思很清楚，李宗谔编修其父亲在日的《实录》，无论是否“子为父隐”，都不合适；因为即使“秉笔直书”也容易招致后世之猜疑。所以不许李宗谔参与编修。　　但真宗一直想着如何安慰李宗谔。　　寇准在中书，总是喜欢召集官员到私人宅第会饮，酒酣气盛之时，寇准希望尽兴，一定要关了门，将客人留下，不许逃席。这样就往往要作长夜饮，很让一些不习惯的官员害怕。李宗谔曾参加过这样的酒宴，到了晚上，他想逃席，但出不了门，于是从门扉下偷出，骑马逃回家。　　到了大中祥符年间，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以及同修宫使李宗谔等人宴饮，真宗向李宗谔劝酒，李宗谔坚辞，说自己醉了，又说天已经黑了，臣要回家啊！真宗就让中使悄悄地走近李宗谔，附在他耳朵上说：“此间不须从门扉下出。”李宗谔惶恐致谢，史称“上笑而颔之”。这是真宗在有意用这个小小恶作剧“讨好”李宗谔。随后，当着诸臣，真宗说：“听说爱卿至孝，宗族人口不少，但你能与整个家族友好和睦相处，家声不坠；朕现在保守太祖太宗的基业，也很像爱卿你管理家族的样子啊！”　　又对李宗谔说：“翰林，是宫中清华之地，前贤在此工作，有不少故事。爱卿父子都做过翰林，一定周知这些故事吧？”李宗谔正好在写一部关于翰林往事的《杂记》，第二天献给朝廷，真宗手诏褒奖、答复，将书藏于内署。　　不察有罪　　宋代有“四大名著”，分别是《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完成于太宗朝，最后一部完成于真宗朝。　　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枢密使王钦若等人完成了新编修的《君臣事迹》一千卷，真宗亲自作序，赐名《册府元龟》。　　第二年五月，真宗出示一份手札给所有的编修官，详说书中一事道：“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商度改定之。”　　《册府元龟》记录宋代之前历代君臣的事迹，结构上分为若干门，其中一门为“仁爱门”。张杨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将军，曾与袁绍合兵讨伐董卓，但是被匈奴单于捉住送给董卓，董卓用他为地方太守。他官至大司马，与吕布友善。曹操征吕布，他策应吕布抗击曹操，被部将所杀。史称此人“性仁和，无威刑”。下人中，有人谋反，他发觉后，对着谋反者哭泣，还原谅对方，不问不追究。　　息侯是春秋早期的小国国君，郑国算是大国。二国有“违言”不和之处，息侯竟然怒而兴兵，结果大败而还。《左传》给息侯的评价是，这个国家早晚要完，因为息侯“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对自己的亲人友爱），不征辞（不去明证其辞而责问），不察有罪（不审查国内有罪之人）”。　　显然，张杨乃是东汉奇葩，息侯乃是春秋奇葩。史上说张杨“性仁和”，王钦若等人望文生义，将其列入“仁爱门”，是不妥当的。真宗饱读诗书，又有大见识，一望而知其非，让编修官们改易，有道理。虽然真宗自己也常常“不察有罪”，“和气”过头，总是放过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文武官员。　　锦褥　　大中祥符八年（1015），负责卤簿仪仗的机构仪鸾司来奏，说大驾外出，皇上乘坐的御辇上的“锦褥”即坐垫太旧了，要更换一个。真宗对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林特说：“朕在内廷所用的东西，未尝有锦绣织品，这个‘锦褥’，只在外廷使用，当时没知道爱惜。从今下诏，告诉礼官，坐褥使用黄紬、紫紬就可以了，不必用锦绣。”　　“紬”即“绸”，可以没有花纹图案。“锦绣”事实上就是在绸缎布帛上再织花纹图案装饰，较“绸”更为精美华丽，然手工时代，所费织工不少。　　真宗又对林特说一事：　　“仪鸾司所管理的什物，如道场中的锦绣供具，本来是侍奉神祇圣君的，但掌事者常常自己拿了去用，有人甚至当作地毯踩踏。过去卫绍钦曾经掌管仪鸾，有一天傍晚，朕听到黄门外语声喧杂，一看，原来是小黄门们在私自拿取锦褥，被卫绍钦夺走放入管库。还有，过去魏朝易掌管御膳，内侍也跟着朕用膳，但有一次，内侍小黄门多次要求换吃的，魏朝易坚持不给。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官员执法守纪，也不容易。国家一厘一毫的用度，尽出于民，典司者能够吝惜费用，乃是‘薄赋之原’（减轻民间赋税的根源）啊！”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有一次与真宗对话，说到“儒学的兴衰、君臣的难易”两个传统主题。真宗发布议论说：“朕常常念及太祖、太宗极力更化乱世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在是有深奥的旨意啊。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希望以此来警示学者。朕认为：人君之所难，在于批评来临时，和气听取和接受；人臣之所难，在于困境来临时，坚守忠诚和正直。人君当以宽大接受下议，人臣当以诚明呈献奏上。如此，君臣之心，都能够归结于正道。上下之际，没有人会失去平衡允当。‘直道而行，至公相遇’，这是‘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能做到这一步，就像孔子的意见，‘如指诸掌’，就像指掌之间的活动，容易得很，否则就很难。”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是政治伦理的优良状态，即使在现代宪政邦国，这也是一个值得推许的治理境界。　　石熙政直言　　西北常年对付西夏，有一要塞名清远军（今属宁夏同心县），在一次战事中失利。辖境知州石熙政上言，认为此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朝廷素不留意”，因此要求增益边兵几万人。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西边事，吾从未敢忘记。石熙政离我太远，他不知道朕的想法啊。”　　枢密使周莹就来讨好说：“清远军一时失守，是因为将帅不和。石熙政敢如此出言不逊，一定要给他个罪名。”　　真宗说：“群臣中有如此敢言的人，也很难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如果一定要加罪，以后还有谁敢于直言呢？”　　于是，不但不罪，反而下诏书褒扬嘉奖了石熙政。　　“求直言”，是真宗一朝，事实上也是大宋各朝一贯的国策。　　真宗即位之初，史称“首下诏求直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下诏“求直言”。　　贬谪近臣　　真宗一个近臣名叫边肃。“五年战争”期间，边肃出知邢州（今属河北邢台），此地屡次遭遇地震，城堞摧毁，没有守备，而邢州当时兵力有限更无法出击。当时真宗在澶州，知道此地形势严峻，就给边肃下了一道密诏：“若邢州不可守，可根据形势南下保其他州郡。”　　边肃得到诏书秘而不发，都督丁壮登城，周围几个州郡都壁垒不出，老幼奔邢州者，边肃都把他们放进来。然后大开城门，让所部兵马列阵，从城里到城外，穿过城门，做出待机出兵掩杀的姿态。契丹来到城下，边肃与契丹在小范围内接战，小胜后，不出击。契丹莫测，不知这是个什么战法，围城三日，退去。　　边肃因功被擢为枢密直学士，徙宣州。后来又出知天雄军，徙真定府，累迁给事中。但边肃以前曾经私自以公钱做边贸获利，进入私囊，还派遣属吏强买民羊等。等他做了朝官，被人告发。真宗知道后，不想让他得到被审判的结局，就派遣官员带着揭发他的奏章给他看，边肃服罪。因为他过去有守卫邢州的功劳，就连夺他的三个职官，贬谪为岳州团练副使。　　到了天禧元年（1017），国家有大赦令，要边肃知光州。　　当时的刑部上奏，认为他是贪污犯，似不可赦。真宗说：“边肃在邢州时，正赶上契丹侵扰，朕曾屡次诏令可以弃城，进入南部大郡自保。但边肃能固守，颇著成效。虽然犯有贿赂之罪，但赶上赦宥还是赦宥吧，所以特意给他一个州郡。”　　但是边肃始终没有回到朝廷做官。　　老臣向敏中曾经对宰辅王旦说：“边肃是我们的同年，现在受责遭贬已经多年，丞相可以稍稍提拔一下他吗？”　　王旦说：“边肃为皇上近臣，因为贪污而败，岂能更为升职奖拔？”　　但是向敏中还是多次来说这个事，希望能得到更宽大处理。　　王旦说：“我王旦并非对自己的同年无情，公如果一定要用他，要等我王旦死后才可。”　　向敏中这才打消了援助同年的念头。　　真宗朝，可能是宋帝十八朝中贪渎案例较少的一段时期，但从国君到臣辅，对此类官员，继承了太祖太宗两朝的风格，必加贬谪处理。真宗与太祖太宗的不同在于，他更多诉诸于羞耻心，让贪渎者自省，然后给予降职处分，并与臣辅采取一致措施，控制使用，但较少动用极刑。　　反对酷刑　　真宗践祚之初，对近臣说：　　“朕乐闻朝政阙失，以警朕心，但是看到的臣僚奏章，多是自陈劳绩，大多说自己如何严厉治理。在我看来，这就是以此来获取‘干练’的名声。但国家政事，自有大体，如果能做到不严而理，不肃而成，这才叫作善！岂可以惨酷虐待下面，来邀为己功呢？这样的官员，让他到地方去‘临民’，徒伤和气。此辈真酷吏也！”　　酷吏代代有，真宗不喜欢。虐民朝朝见，大宋有禁忌。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又对宰辅说：“我听说永兴军（今属西安）陈尧咨用刑峻酷。关中之地，近年来多次丰收，此际更应该宽抚地方，不宜严急。有一个叫窦随的人，在那里提点刑狱，总是伺察人的过失，然后激怒处理，他这是想叫内外都畏惧他。这事不可不责！”　　然后，窦随受过训导后，转徙他地。而陈尧咨引导一条沟渠进入治所的城内，便于民用。有诏嘉奖他的治水成就，但诏书中又说：“决渠济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你陈尧咨开掘沟渠周济城内士庶用水，很好，但是不如省刑来安定地方士庶人心，更能符合朕的愿景。　　真宗一向反对酷刑。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获盗贼，向应天府发文，要造刑具“木驴丁架”。州府将此事上报朝廷，真宗认为此事“非法”，于是派遣使者到州郡告知：不得制造惨虐杀贼之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是这位内侍杨守珍，在陕西都督剿匪，抓获贼盗后，上表请求：罪行严重的，请凌迟处死，以此警戒凶顽。真宗回信说：“法有常科，岂于安平之时，而行惨毒之事！”法律有正常规定，岂能在和平之际，行惨毒之事？于是诏令杨守珍要将捕获的盗贼送到所属部门，“依法论决”。　　同一年，御史台审讯一位官员杀人犯，情节属实。当时的御史台官员王随请求将此罪犯“脔割之”，也即凌迟处死。真宗说：“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宰辅王旦也说：“王随执掌御史台审讯工作，抨击、弹劾官员，自有案例可循，现在这话，不是他应该说的。何况这个贼犯，一死已经到了极点了。”　　帝国需要和气，以养成中原衣冠文明之邦。此例，再一次证明，文明，是一点点“养”成的，而不是“建”成的。　　用人之道　　有一位官赠左仆射的老臣宋白病逝，有司议论，上谥号为“文宪”。但有一个密奏得到真宗批准，传了出来。密奏说：宋白素无检操，不当获此谥。于是有司重新讨论，改为“文安”。　　按古人谥法，“宪”，意思是“赏善罚恶，博闻多见，行善可纪”；而真宗和“密奏”者认为宋白不具有这个品行。作为盖棺论定的谥号，一般都在褒贬之际尽力向褒扬方向靠一点，以此来表示圣朝的宽大，以及对家属的安慰；但宋白个人品行与“行善可纪”似有距离。国家刑赏，乃是治理天下之重要权柄，更是推演共同体道义天下的制度性杠杆，因此，所有的文明邦国对死后评定的用词用语都格外讲究。　　宋白在太祖时主持考试，接受了很多请托，因此他担心放榜时人心不平，就将名单先报给太祖，他的意思是，借助皇上的批示来压服那些可能的不服之人。但此事被赵匡胤一眼看穿，当即将其斥退，要他自己去处理。并告诉他：如果不公，就用他脑袋来平息众怒。最后宋白不得不公平处理。　　宋白还曾到名臣何承矩家访问，正碰上宴会，席间有一位品行欠佳的进士赵庆，投在何承矩门下。他看到宋白与何承矩关系深厚，于是悄悄出来叩拜宋白，求他向何承矩推荐自己。后来何承矩果然重用了他。此事被士林不屑。　　有个大臣王沔，生性苛刻，待人无诚信，口碑不佳，但官做得大。宋白就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王沔。虽然王沔后来被罢官，但宋白联姻王沔的事，却传播得人人皆知。　　大宋建构“天下为公”的帝国，因此对于道义一节，极为看中。这与五代乱世中“事当务实”，全然不顾及个人操守的治国用人之道是完全不同的。魏晋时期的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大意说：治理天下不一定需要“廉士”，即使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不良品行，但富有才干之人，也可以重用；甚至即使像吴起那样，贪图官位，不惜杀妻自证，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的人，也可以重用。曹操认为：“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品行，而有品行之士未必能有进取之才。”所以曹操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在“品行”与“才干”的天平上，极力向“才干”方向倾斜。这就与大宋有了路径的不同。　　大宋并非不重用有“才干”的“进取之士”，但在“进取之士”的“品行”欠佳时，则尽力做到控制使用，不使他担任足以影响共同体道义水平的重要职务。这种控制，是大宋君臣共识。　　国家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在城西北修建玉清昭应宫，开封府上言：修筑配套工程“谢天地坛”时，占用民田十八户。　　诏下：除按市场价给予民户国家赔偿外，另赐钱三十万，并蠲免诸户田租。　　又诏：贫民有住在官方租赁房屋者，遇冬至、寒食，免三日租金。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有民居私搭乱盖，有些房屋侵占了街道部分面积。于是府尹上书，要求清除这些违章建筑。史称“上以劳扰不许”，真宗认为此举扰民劳烦，不许。　　编敕　　大中祥符七年（1014）时，京城有一无赖，娶妇后十天裹挟家产跑路。当时律法有规定：丈夫逃亡，六年之后，可改嫁。但这个无赖之妻迫于饥寒，来到登闻院敲登闻鼓，上诉。真宗特降诏令：“不逞之民娶妻，但骗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他人。”　　大宋，士庶有冤屈，可以到登闻院上访。　　大宋，妇女可改嫁。　　大宋，可根据往日所无的案由案例，修订律法，由皇帝下“敕令”，若干年后，将这类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敕令”编纂为册，补充律法之不足，史称“编敕”。大宋建国后，“编敕”，几乎每个朝代都不断，是个很繁重的类似“宪法修正案”的工作。如，太祖时，国家编《刑统》三十卷，附《编敕》四卷；太宗时，曾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于世；真宗时，曾制新编敕十五卷，雕印颁行……　　编纂《敕令》时，编敕官认为“敕令”不合适，可以上奏修订。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编敕官言：“监守自盗，过去规定，从盗五匹判处徒刑两年，递加到盗取二十五匹判处流刑两千五百里，盗取三十匹就入绞刑；但法律规定，凡加重刑，都要循次而行，只有这个敕令规定过严，未能循次而行。建议改为：盗取三十匹判处流刑三千里，盗取三十匹判处绞刑。”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赃物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京东都大巡检胡守节上言：部下庶民王吉，知道群盗的藏匿之所，秘密告官，请求擒获盗贼后，将其赃物赠给他。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如此，则被盗之家不就更加受到伤害了吗？应该赐给王吉官钱三万，赃物悉归其主。”　　护生　　景德四年（1007），真宗西巡，到巩县。用膳时，有人献洛河的大鲤鱼。多年来流传一句美食名言：“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说洛水的鲤鱼、伊水的鲂鱼，比牛羊肉都珍贵。但真宗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后，说：“吾不忍食也。”命令将大鲤鱼放生。　　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人上言，说京城杀禽鸟、水族，用来供应食馔，数量很大，有伤爱惜生命的道理，希望能加以约束。真宗说：“如果听说宫中内廷和皇亲及皇亲封地诸县，有人购买此类生灵者特别多，可以令宫中管理部门严加约束，希望能‘自内行外’，由内部做出表率，慢慢影响外面，让庶民知道应该自我约束。”　　大宋“护生”政策是“自内行外”。　　放权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冬，有个太常博士江嗣宗上言：“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间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　　这个意见是要皇上放权，除了“礼乐征伐”大事外，其余都可以委放。按政治治理性质言，此类生态近似于“虚君”而“共和”。　　真宗回答道：“此颇识大体。”　　此言很符合国家治理的根本义理、大局。　　史称“乃诏褒嗣宗，从其所请”，于是下诏褒扬江嗣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刑罚没有私意　　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真宗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神。一个为真宗特别信任的入内高品也即高级宦官，名叫江守恩，他违背制度规定，购置青苗，私自役使军士六百人，到民田去取麦穗，做粮食倒卖；又擅自参与丁夫的管理，非理鞭打逃亡者二百人；命令役夫蔡文义买驴，没有买到，就将人杖死。　　真宗得到消息后，难得发怒，下诏监察御史王迎调查处理此事。　　狱成，江守恩应该“抵法”，也即被正法。　　但因为他是皇上近臣，所以很多官员都想救助他，一来讨好真宗，二来可以借此靠近侍臣。真宗一律不允，甚至将几个试图“捞人”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史上评论此事道：“守恩虽近侍，上不贷以法，论者以谓朝廷至治，行罚不私，中外莫不悚庆。”江守恩虽然是皇上近侍，但是真宗并不因此而宽贷。评论者认为这是朝廷最好的治理。刑罚没有私意，朝廷内外人人都有了敬畏和庆幸。　　奖励雪冤　　大中祥符年间，陕西有饥民，不得已卖子，每一口不满千钱。真宗知道消息后，当即下诏：“官为购赎还其家”，由官方出资赎回孩子，还给原来的家人。　　景德年间，青神县（今属四川眉山）的小民史光宝，家中被贼盗劫掠。　　地方“耆保”（略似后世之“保甲”）提供线索说：史光宝家被劫那天，有大雷雨，但村民延赋、延谊这兄弟俩不在家。显然，雷雨之夜出门的动机值得怀疑。县尉正为破案发愁，当即将二人逮捕。县吏王嗣等人，则利用公权力，对这二位“疑犯”“恣行拷掠”，二人不屈，在酷刑中被折磨至死。　　不久，眉州得到了真正的盗劫者七人，这才让延赋、延谊得以雪冤。　　执法官员受到处罚；延赋、延谊两户人家，免除三年田租和徭役，算作“国家赔偿”。　　大宋帝国，就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并不能杜绝冤狱，但它也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一旦发现冤狱，必将昭雪。圣贤并不期待人间完美无憾，也从未梦想建造一条通往完美政治生态之路，但总是在做着通往公正的努力。大明帝国思想家吕坤有名著《呻吟语》，内中所载多为圣贤“金句”，其中有一句话长久地感动着我。我已经不止一次引用过他这句话，他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假如为官为吏，可以有一句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我推荐这一句话。它应该是“官箴”中的“官箴”，“金句”中的“金句”。　　现在可以看到：大宋帝国，乃是一个有冤必申的邦国。所谓“政治文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化解着民生“戾气”，慢慢推演“生成”的，不是许愿式聒噪“建成”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必须相信眼泪！　　但在帝国内部，有人认为“辨冤白谤”乃是寻常事，所以在定期评议职务，以备升迁时，不将此事列为“课最”，也即最好的政绩。著作左郎曹定先生，就持这类意见，他认为官吏令冤死者雪，令判死者活，乃是天然的职分，算不上什么“劳绩”。但是另一位官员，太子詹事、判刑部慎从吉认为：“平反冤案后，误判、用刑的官员都要受责；但雪活、申冤的官员却不受赏。这类政策，未免赏罚不当。期望能够有敕令奖励为人雪冤的官员。”　　慎从吉是从“工具理性”方向鼓励“为人辨冤白谤”的，但却符合圣贤理念、孔孟精神，因此，此议又是符合“价值理性”的。　　《吕氏春秋·察微》记录的“子贡赎人”的故实，似可说明此案大义。　　当年鲁国有法：有人如能将流落诸侯间的鲁人赎回鲁国，可以到国府取金。子贡赎买了一个鲁人回来，却不去取金，表示自己更高尚。孔子批评他说：“子贡你错了。从今以后，鲁人不再赎人了。你取金，事实上无损于行。”　　后来子路又在水里救人，人家赏他一只牛，子路接受了。孔子表彰子路说：“从此鲁国人有可能去救落水者了。”　　奖励雪冤官员，可以推演天下“祥和之气”。真宗接受了慎从吉的意见，颁诏：“自今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并理为劳绩。”从现在开始，各州地方官员，如果能为人雪冤、让人活命，都要处理为职业政绩。　　法有常典　　寿春县主上言说：“我丈夫的哥哥掌管粮草之职，失职，被有司（有关部门）举报，请求宽恕。”　　寿春县主，是封为寿春县的公主，楚王赵元佐的女儿。赵元佐是宋真宗的伯伯。　　真宗“不许”求情，“使正其罪”。　　而另一位皇亲，秦国长公主，又来为儿子求官，要做“正刺史”，而不是“领刺史”。这位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真宗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官，要做“尚食使兼医官院事”。真宗也没有答应。　　鲁国长公主下嫁驸马都尉石保吉。石保吉因此常常有机会在真宗前“请对”，请求说话。有一次，他说他的仆人张居简为驸马府邸掌管私财，但有所侵盗，希望能由皇上下个诏书“重责”。真宗说：“（国家）自有常典，岂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乱天下法哉？”　　真宗不同意石保吉“从重”处理疑犯的意见。　　石保吉又请求，不再想着“法外加刑”，也即不再“重责”了，我石保吉就在家中设刑，按照大理寺的判决，我亲自执行，可以吧？　　真宗仍然否决了他。　　说来石保吉这个人，后来也颇有功，但作为驸马，他贪财，一点儿亏也不吃。据说他家大业大，常常让仆人用批发价格买了针缕、脂粉等小小的家庭用具之类，在府中开办一个“家庭市场”，家人有需要，就在家里买。他这样做是希望所得“缗钱不出于外”，不令仆婢们赚取可能的“跑道钱”。史称此人“鄙近”，庸鄙而又浅薄。　　大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向上，令人欣羡。　　“刑措”“狱空”　　咸平年间，天下太平，负责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上言：“本寺案牍没有处理的，常常积压有几百个事，但近日以来，超过一个月没有公案。汉文帝时，处决死刑四百人，唐太宗时，处决死罪三百人，史臣都认为这是‘刑措’，也即不用刑而天下安。现在四海这么大，而听不到刑奏方面的案子，动不动这种安静就超过一个月。足以知道‘民识礼义’，而不会触犯法律啊！这事可以载诸史策。”　　后来，知河南府冯拯更报告说：军巡院，也即汴梁监狱之一，自春以来，狱空，甚至有鸠鸟来此做巢，还生了两只雏鸟。　　“刑措”“狱空”，是传统皇权时代努力追求的一种太平景象。从太祖时代开始，常常有这类记载。考真宗朝，开封府与各地报告“狱空”者更是年年不断。但由于太祖以来，国家鼓励“刑措”“狱空”，于是，就像大汉鼓励“孝廉”有人作假一样，大宋也有人在这类题目下作假。两浙提点刑狱、太常博士皇甫选，就将部内拘捕的囚犯，转移到别的拘所或监狱，然后说部内囚犯都空了，以此来换取法制清明的荣誉。此事被知杭州王济告发，罪名是“妄奏狱空”，于是，皇甫选被罚金三十斤，调离两浙路。　　真宗对“妄奏狱空”很不满。有一次，他对近臣说：“我听说地方上有人追求‘所部狱空’，因此这些官员就常常告诫诸州，不得拘捕人犯。这不好。今后，如果词讼还没有辨明，一定要弄清曲直邪正；如果不明，就要地方转运使来介入调查。”　　真宗是看到了诸道中，还有“非法拷讯”之事，他担心导致冤狱，殃及无辜，更有些人上告无门。于是要求辨清案由为重，并不一定追求传说中的所谓“刑措” “狱空”之类的“尧舜境界”。　　与唐太宗追求虚荣名誉比较，大宋自始至终，比较“务实”。帝国领袖对自我旌表行为有警惕。　　赈灾契丹　　大宋与契丹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和好为兄弟之国，不再打仗。但双方还是有紧张对峙，边防警惕，始终没有放松。　　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知雄州李允则上言契丹靠近大宋边界的州郡多年歉收，缺食。近来很多人到近边宋地来籴米。　　真宗下诏，雄州可出廪粟二万石，贱粜，为契丹赈灾。　　真宗此举，颇有古风。春秋秦穆公时，晋献公死，经过多年战乱，秦国扶持夷吾回国即位，史称晋惠公。夷吾多次背约，但在晋国旱灾时，秦穆公还是给晋国运去了米粮赈灾。　　当时在河北前线，大宋、契丹两地，生活着一群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史称“两属户”，既属于大宋，又属于契丹。这种“两属户”在雄州一带最为典型。雄州与契丹的分界线是拒马河，隔河与契丹的涿州相邻，中间还有一条河流名叫易水。但在易水之北、拒马河之南，宽约四十里的地带，就是“两属地”。“两属地”内有少部分“全属南”的宋户，但大部分都是“两属户”。为了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不利结果，自从太宗端拱年间以来，“两属地”的居民，就得到宋朝的宽赋待遇，而契丹也待“两属户”很优厚。　　现在真宗朝向“两属地”及“两属地”附近州郡赈灾，意味深长。　　真宗不是平庸的政治家。“澶渊之盟”后，有些大臣就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从此高枕无忧。更有大臣打着“民生”的旗号，认为“养马”已经多余，属于“不急之务”，可以从此罢免“国马”的喂养，以此节省民力。真宗的回复是：“国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总领，不可避也。”　　地方治理　　中国地大，顾炎武曾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讨论各地异同及治理之法。这个思路从周王朝兴“封建制”，派遣诸侯治理各地已经有过总体考虑。汉唐以来，都知道一个理：郡县治，天下治。地方治理，事实上是帝国治理的主体和主题。大宋帝国在任用长吏治理地方时，总是慎之又慎。　　景德四年（1007）时，两浙路杭州需要一个官员管理。真宗开始与宰辅们讨论合适人选。　　冯拯认为：“余杭之地比诸道容易治理，因此选人不难。”　　真宗不同意，他说：“地方方面的委托大臣，就是古代的诸侯。平常没有事，比较容易治理。余杭之地，古属吴越，民风轻巧，如果备预不到，哪里会容易治理呢？广西宜州只因为有官员虐待下人，就有了聚众为寇、延及他境的祸乱。如果地方长吏得人，哪里会有这种事！”　　于是真宗阅览“班籍”，也即官员花名册，指着孙仅、王济两个人，问王旦：“二人孰优？”　　王旦说：“王济有吏干之才，可以充任这个人选。”　　于是真宗要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行前，真宗召见，当面给予宽慰晓谕，说到了朝廷的期待。　　吴越之地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崇尚华靡之风。而真宗有一个不变的理念：“国家所谨，俭约为先。节用爱人，民俗自化。”王济与真宗理念一致，到任后，有了化民成俗的志向。他在施行犒赏时，弃玉器细瓷之类不用，特意使用瓦缶木勺为器具。当地吏民有嫌贫爱富者，对此往往背后窃笑，但王济不变，“镇之以朴”，虽然并不能完全更化习俗，但以简朴之风影响了地方是实。　　一场大雪　　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辛巳日，真宗对宰辅王旦等人说：“昨晚降雪忽然中止，朕心忧这场雪下得还不够足，夜半让人就宫廷中观察，说又降大雪，雪势甚密。今晨来看，雪深果然已经一尺。看来明年的麦苗，应该有丰收的希望。朕常常惦念农耕的艰难，曾经对儒臣邢昺说：‘耕田的农人总是遭遇很多灾害。’邢昺说：‘农民的灾害大约有四类，一是人病，二是天旱，三是水涝，四是牛疫。四害之中，旱灾为重。因为田间如果无沟渠，沟渠如果无水，庄稼几乎没有办法去救，几乎要全部损失。古人言天灾流行，国家历朝历代都会有。’邢昺长久在乡间，尤其熟悉农事，他对农事的预言很多都能应验，他说有这一场大雪，来年将有好收成。近年来庄稼多次丰收，但朕总是担心有灾患。朕还听说今年积存很多旧麦，国家再得到这场时雪，看来农家应该没有冬旱之忧虑了。”　　于是，真宗赐中书和枢密两制官员在政事堂宴饮；又在崇文殿宴请馆阁学士。真宗写了《瑞雪》诗，令馆阁学士们即席和诗，中书、枢密那边的和诗可以次日交上来。　　误读经书　　邢昺是跟从真宗多年的大儒，但又深通农事。当时官方所定雨涝丰凶之兆，大多不中。真宗很不满意，邢昺于是将自己写的一部关于农时预测类的书《耒耜岁占》三卷进献，经验证，大多灵验。书中所收，多为牧童村老常年在畎亩之间，观察天象与农时的经验记录。　　真宗很高兴，咸平年间置经筵侍读，邢昺为第一任第一人。　　到了真宗晚年，忽然有一天，看到邢昺形容憔悴、面色衰敝，真宗不禁举袖遮住眼睛泫然流涕，道：“公邸旧日的僚属，沦谢得差不多了，现在存在的只有爱卿你啦！”说罢，赶紧要内廷秘密拿出白银千两、缯千匹，送到邢昺家中。邢昺一向很健康，这之后不久，卧病不起。真宗亲自到他府上去临问，等到邢昺病逝，真宗又亲自来吊唁，帝国对儒者的尊重由始至终。　　但真宗也有误读经书之处，这方面，邢昺有一个姿态意味深长。　　真宗曾经对近臣说一个读经体会：　　“古人都说向神祷告可以延福，未必。在朕看来，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礼记·世子篇》注解说：‘文王因为忧勤损寿，武王因为快乐延年’。且圣经的奥旨，必不如此，这是注解者太不思考的缘故。文王焦思劳神，心忧天下，岂能因此而减寿呢？过去大禹也是如此焦劳，但有祥瑞，而享有永年。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不自己放纵暇逸，能不感应上帝吗？郑康成做的这个注解，颇不尽理，哪里值得作为鉴戒？朕曾经与邢昺讨论此事，邢昺不能对。”　　真宗这番话的意思是：帝王行好事，神必福佑，可得长寿。　　邢昺的“不能对”，是“不好对”。按圣贤理论，人之长寿或夭折，与“行好事”并无必然关联。孔子的意见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圣贤不会因为福佑与否而放弃“行好事”的努力。对圣贤而言，“行好事”之后，是否长寿、夭折，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此事，圣贤不考虑，不回应，不强作解人。这是孔子“予欲无言”的“无言”范围，是儒学必须搁置的题目。邢昺的“不能对”，实是“不应对”，故此际沉默是最佳姿态。　　真宗读儒学经典，也读道家、佛学经典，学问驳杂，对“因果”有坚信。此案，可见真宗迷恋佛道之深，可见邢昺恪守儒学之正。　　君臣之论　　直史馆陈靖上言，说有一位州官陆晔得了狂躁的疾病，被人评论，认为此人不适合在地方任职，希望能在史馆给他安排个职务，让他在文字研究中工作。　　真宗听后大怒，回答他道：“国家文馆，以待天下贤俊，岂养疾之所邪？陈靖妄有陈述，当严戒之！”　　在大宋，文史馆是国家贤俊所居之地！　　真宗即位后，他的办公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前殿上朝，中书、枢密、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以及要求“请对”的官员，依次奏事；大约上午九点钟以后，回宫，吃早餐。然后出来到后殿，“阅武事”，到日中休息。晚上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有时要到夜半还宫。　　史称“其后率以为常”，也即以后没有大的活动，基本就以这个程序周而复始地工作。　　真宗曾对近臣说：　　“朕听政之外，从未有过虚度时日。探索研究传世典籍，朕素来耽玩于此。遇到古来圣贤所论的深奥之旨，弄不懂，不免废寝忘食。日前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员，每天值班，朕都想去召见，得以访问。”　　后来学士当值，遇到真宗召见，往往到午夜才退。　　真宗读书多，每观毕一书，还要写诗歌咏，使近臣赓和。所以有《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还有《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后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二首》《读五代后唐史二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史称真宗“可谓近世好文之主也”。　　但在这些书中，真宗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史记》和《汉书》。　　他曾对宰辅王旦说：　　“经史之文，里面有国家治理的龟鉴，保邦治民的要点，都在这里了。但是三代之后，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参考古今而适合时用，莫若《史记》《汉书》。学者不可不尽心于此啊。”　　王旦补充真宗的意见说：　　“孔子在周王朝衰敝之后，历聘诸国，不成，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万世立法。后来的王者，即使是上圣，也必以此为师范。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所谓‘志在《春秋》’，实在是要以褒贬极笔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此而生畏惧。褒贬，这是儒学立教的深奥之旨，更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治理法则。司马迁自为一家之言，那是因为他知道孔子修《春秋》，那时的凡例不可完全继承，所以另创‘本纪’‘书’‘世家’‘列传’，但《春秋》的褒贬惩劝深奥之旨就在其间。班固以下，没有离开司马迁的这个方法，不过增加词采而已。”　　真宗回应道：　　“孔夫子的‘道’，不可须臾离开呢！有些迂腐的儒者说，尧舜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呢，不是也可以达到国家治理吗？嘁！这真是浅识得很。殊不知，夫子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所以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夫子尊尧而宗舜，到极点了，不是说夫子之道与尧舜之道不一样啊！”　　这是史上记录下来的一段君臣就儒学思想史的讨论。　　恭己待士　　真宗平时很端正，穿衣打扮中规中矩，但有一天，晚召学士坐承明殿，完事后，真宗让中使宣谕道：“朕适才坐殿忘了御袍带，爱卿不要惊讶啊！”学士退出，按礼拜谢，真宗因为礼服不周，坚持不接受学士拜谢，令中使说：“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皇上很为自己的失礼而惭愧、自责，有旨免拜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真宗行泰山封禅大礼，驻跸泰山，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晁迥因为要草写赦书，按例先进呈裁定。旧礼仪规定，学士当值的日子，如果遇到宣召，就系上鞋子去见，皇上则戴帽子接待。这一次，晁迥自己忖度，皇上正在奉祀天地神祇，而且正在斋戒，穿戴也一定很严肃。于是，他特意穿上朝服持笏来见。　　到了行宫门口，由中使入奏，一会儿，中使出来说：“皇上刚好在问，听说学士盛服而来，皇上已经赶紧进入内室换衣服了，学士可以在此等候。”　　等到中使再入、再出，晁迥已经等了一会儿时间，随着中使来到帷幄，真宗已经换上了礼服，改御巾帻而坐。史上的说法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上去很严肃庄重的样子，接近后，说话，感觉很温和温暖。史称真宗“恭己待士之德，发自于清衷而然”。真宗恭敬对待学士，这种德行，是出自纯洁的内心，自然而然。　　有一位儒臣杜镐，在龙图阁值班。真宗因为沐浴完事，吃一樽酒，将余下的封起，派遣使者送到杜镐的阁中。杜镐平时不善于饮酒，但得到皇上赏赐，很高兴，居然一饮而尽。不料因此而引动老毛病，忽然僵卧不省人事。　　真宗听说后大吃一惊，步行到龙图阁，亲自调药喂他服用，并诏令他的儿子来阁中侍奉。有一会，杜镐醒转过来。杜镐见至尊在座，要起身答礼，但真宗抚着他让他躺下。直到杜镐病情平稳，真宗这才回宫。　　史称“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杜镐病倒严重的时候，真宗深深地自我责备，认为是自己赐酒给杜镐导致他病倒。　　常平仓　　景德三年（1006），真宗朝在太祖、太宗两朝基础上，完善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粮食政策。一般做法是，每年税赋粮食收入的一部分，多时可达十分之一，归入“常平仓”。如果歉收，粮价上涨，则低价卖出“常平仓”存粮；如果丰收，粮价下跌，则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之，以此平抑粮价。　　真宗朝在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等地，计户口多少，量力留出由三司征缴的赋税一部分，自一千至两万贯，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郡选择清白守法的官吏管理，国家司农寺总领，三司也即财政部不得挪用这部分存储。每年的夏秋两季，就按粮价高低做卖出买进。　　为此，司农寺开始在诸路创建廨舍，收藏账簿，三司下属的度支部，另外置“常平仓”案卷。一般规定是：万户人家要有万石的准备，但上限到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常平仓”的粮食还没有出粜，那就意味着市面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这时，就将粮食划拨为国家粮库，另外以新的粟米充入。　　制度规定：如果十年之后，存储有多余，就将本钱还给三司也即国家财政部。真宗朝于是在“常平仓”制度保障下，米价贱则加价入籴，米价贵则减价出粜，市场粮价终真宗一朝，没有大的波动。　　壹　　| 割据之梦 |　　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　　武夫悍卒的富贵梦　　公元997年，农历三月，宋真宗赵恒称帝后，沿用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炅的年号“至道”，七个月后，新年伊始，才改元为“咸平”。　　真宗使用过的年号计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五个。除了天禧年间之外，每一个年号，包括至道年间，都有变乱发生。在所有这些变乱中，除了大中祥符年间的“泸蛮之变”属于“民变”，其他变乱都属于“兵变”。无论“民变”“兵变”，规模虽然不大，但朝廷出兵“平叛”就是战争行为，因此从性质上论，平定“民变”与“兵变”的活动，都应属于“内战”。　　有意味的是，“民变”不论，平定“兵变”的这些“内战”，依旧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再现——下层军士谋求富贵，要挟长官做首领，起而造反，称王或称霸，割据一方，重做“江东孙坚”“西凉马腾”“荆州刘表”这类藩镇勾当；首倡变乱的武夫也因此“拥戴有功”，借机升官并发财。至于道义、后果、民生灾难，在这类武夫们心中，似乎很少想到，或从来就没有思考的位置。　　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但五代时期武装割据的遗风犹在。　　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甚至还有兵士“谋欲为变”。　　当时有个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负责在京师选兵。他的军令特别峻急，士兵们害怕。惧怕，也是一种力量，人们往往在惧怕中陡然而生勇气。他所拣选的军士就因为他的刚狠暴躁而恐惧，于是“谋欲为变”。　　但是这类变乱需要时间，在酝酿中，就有人向朝廷告密了。真宗听说后，就召集中书、枢密二府官员来讨论如何将可能的变乱抑制在萌芽之中。　　宰辅王旦说：“如果诏下，给张旻定罪，自今以后帅臣如何御众？如果马上缉捕谋逆者，则震动京师，此尤为不可。”　　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就问：“那么，应该怎么办？”　　王旦回答：“陛下此前多次要任张旻为枢密院官员，臣一直未敢奉诏。现在似乎是时候。如果擢用他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的兵权，那么反侧者就会安心，变乱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于是张旻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军士果然安静下来，没有了下文。真宗因此对左右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这是一场“未遂变乱”。如果起事，就少不了一场“阴谋拥戴”中的“藩镇割据”之战。　　秦嬴政之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到了汉代，有了“州牧”“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而监察的范围大于一般郡县，略相当于“省”。这类临时派出职官，渐渐在地方做大，成为“藩镇”。从此中国有了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省”，并不是“省”）。但西周“封建制”影响深远，即使在“郡县制”行之有效之后，依旧有人在怀念“封建制”。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俨然一方“家国”；延及战国，“家国”之独立性凸显出来，再也没有了“宗主国”周王朝的限制，于是，分立的“独立国家”获取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权力快感。短暂的秦政过去之后，即使在楚汉相争之际，战国诸侯的后裔，还在梦想着试图恢复分立的“独立国家”天下。即使西汉时代，也仍然有吴王刘濞式的人物试图“独立”。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中华民国，那种拥有一方领地，称雄于诸侯，争霸于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让传统政治强人梦想不断，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很少有过割据的空白。　　大宋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地方割据，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成功”。宋代是经由理性治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最成功的王朝，甚至比进入现代国家管理的中华民国还要出色。　　考中国史，藩镇割据，尤其是“成功”割据后“独立王国”性质的行政现实，是政治方向给予“民生”最重苦难的国家形态。藩镇割据，即意味着乱世、末世。而乱世政治，全无章法或规则，野蛮程度几乎近于丛林；末世伦理，全无道德或义理，堕落程度几乎近于禽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下的历史事实。　　这种“独立王国”梦想的诱人之处在于：公权力可以转化为私权力，因此可以将人性之私欲在权力保障下，得到尽可能的放纵，史称“作威作福”。在可能性这个条件演绎足够充分时，这种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拒绝。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那一场生命的富贵梦，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真宗时代，做这类富贵梦的武夫悍卒，仍不乏其人。　　历史的惯性一至于斯。　　人性的贪戾一至于斯。　　了解这类历史惯性、人性贪戾，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赵匡胤“陈桥兵变”中的无奈、机断与仁勇，以及天降大任后“逆取顺守”，恪守“天下为公”，以“民生”为重的圣贤理念和政治风格；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两宋王朝为了抑制藩镇割据，在外来侵略危机加重时，也断然不肯推演武力治国的苦衷；甚至，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理解他们共同演绎的民族悲剧。　　我来说说真宗时代的几场“兵变”。　　怀安刘旴之变　　史称“刘旴之变”的四川叛乱发生在至道三年（997）的八月间。　　这是真宗一朝经历的第一起“兵变”。　　刘旴，是西川都巡检使（略相当于四川公安厅厅长）韩景佑帐下一军士，名不见经传，史不载起因，熟悉五代史的人就知道，他应该与十几场叛乱中“阴谋拥戴”的人没有更多区别，他也试图胁迫主帅称帝，以此获取一票富贵。　　现在知道的是韩景佑率部来到怀安军（今属四川金堂县）巡视时，刘旴忽然与几位铁杆兄弟“谋作乱”，夜半带着众人闯入主帅府邸。韩景佑睡梦中惊醒，勉强翻过墙头跑掉。刘旴没有胁迫成功，就自做草头王，在怀安要塞获得军械武器，开始了梦想中通往富贵的劫掠生涯。　　但他的富贵之梦只有短短十天。　　太宗朝，川中已经有过王小波起事、李顺之变，刘旴似乎并不比他们更有德能，翻检史料，在他短暂的圆梦历程中，看不到宏图大略。他占据怀安后，不过是率众袭破附近几个州郡，城中没有多少守军，所以史称“所至城邑，望风奔溃”，郡守都逃出了城池，不作抵抗。他并没有与官军交锋的胜利记录。　　当时益州（今成都）武官马知节，与韩景佑一样，也在做着诸州都巡检，麾下有兵三百人。闻听怀安兵变后，马上前往平乱。刘旴有众三千，也不敢迎敌，开始逃跑，马知节一直追他到蜀州（今属四川崇州）。刘旴不得已，反身迎战，从午后一直战斗到晚上天黑。最后，尽管刘旴有十倍于官军的力量，他还是害怕了，于是继续逃跑。败兵到了邛州城下，准备攻克城防，据城死守。　　这时，马知节收到了益州招安使上官正的加急书信，要他火速返回益州讨论退敌之计。　　马知节不奉命，回信说：“贼党已超过了三千人。如果他们攻克邛州，一定会越过大江，离我九十里，凭险据守。那时，官军即使比他们人数多一倍，制服他们也会有难度。不如你也出兵迎敌，一定会击破他们。”　　当初川中王小波、李顺起事时，上官正即被太宗派往蜀中。现在又赶上刘旴之变，他并不想出兵平乱。益州知州张咏见他有逗留之意，就用言语激励他，要他尽快展开征讨。大兵顿迟一日，粮草就要靡费一日，而且，贻误战机。　　于是上官正开始行动。　　张咏为他举行送行仪式，饯行酒正酣，张咏举杯对下属慷慨陈词——实际是说给上官正听：“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你们蒙受国家恩典，战事中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此行，应该直抵敌寇营垒，平荡那些丑类。如果旷日持久，锐气全失，川中这个地方，可就成为你们的葬身之地啦！　　经由张咏一番砥砺，上官正知道必须积极对待，于是收到马知节回复后，当即率军前往平叛。　　马知节夜半渡江，几百人屯扎在一个叫方井镇的地方，就在这里遇到了刘旴。恰好上官正也领兵赶到，于是两下合击，斩杀刘旴，史称“其党悉平”，刘旴的党羽也全部被平定。　　发生在至道三年（997）八月一场闹剧般的叛乱，十天以后，结束了。　　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对朝臣说起西川叛卒的事，有辅臣认为：蜀中诸州郡大多没有像样的城池，所以刘旴这类骄悍猛卒，就容易攻克州郡。　　真宗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善，虽无城可也。”地方安全，在德化不在险要。如果得到循吏管理地方，善于安抚当地士庶，使人乐于向善，即使没有城池也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真宗不主张在川蜀修建高大城池，事功上也有抑制藩镇的深意。地方州郡做大，如果遇到“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据守大城，就是一方割据势力。那时官军讨伐会困难重重。　　真宗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心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待“焦头烂额”，先做“曲突徙薪”，在防患未然方向上，做足了功夫。大宋帝国三百年，所有“偃武兴文”之类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得到解释。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在富有远见的帝国君臣看来，几乎等义于苦难之源。所以“偃武兴文”，必须作为第一国策，时刻保持警戒惕励，不可马虎。　　缺犒赏部下作乱　　自古蜀中多事。刘旴之乱后三年，也即咸平三年（1000），大宋与契丹在山西、河北、河南有了战事，“五年战争”正酣，战事胶着中，川中又有了王均之变。　　此案几乎就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又一个真宗朝翻版。　　叛乱者的心路，变乱过程，那种奇异的“偶然性”，几乎就是五代藩镇造反的重演。宋真宗正在领导一场卫国战争，大宋帝国十几万优秀儿女正在北部边境与契丹殊死搏斗，川中叛卒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五代乱世中藩镇造反，勾结契丹的战略态势相仿佛。　　这时候，“澶渊之盟”还没有到来，夷夏和平还未见曙光，中原大地不逞之徒在“国难”中谋求权力再分配，野心勃勃。　　当时川蜀一地经历了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后，“人心未宁”。真宗时，张咏之后，是新任益州知州牛冕。　　此人很善良，但管理地方并无方略，史称为政“宽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