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乱七八糟的命令像响鞭一样，在我耳边炸响。“举起手来！”“把手放在脑后！”“靠在架子上，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到地板上！”我举起双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要服从哪条命令，我只知道自己肯定不愿意被开枪打死。而几位警官摆弄武器的架势令我感到害怕。实际上，他们也把其他警官吓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枪，”我喊道。“你们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做，我照办就是了。”一位又高又瘦、表情严肃的男人用手枪指着我。“趴在地板上，脸朝下！”他吼道。我在几只很不温柔的手的帮助下，照他说的做了。那些粗暴的手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另外几只无情的手用钢环牢牢铐住我的手腕。然后，我被十分无礼地拉了起来，四周都是保安局侦探、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宪兵和其他天知道什么警察，我被推推搡搡地拥出小店，粗暴地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里。我不能说法国警察是野蛮的，但我要说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态度过分严厉了。我被径直押送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没有人说话。在警察局里，那个表情严肃的侦探和另外两位警官，也都是保安局的，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法国警察在对付罪犯，尤其是审问嫌疑犯时，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根本不顾罪犯可能享有的权利。我认为一个小偷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利。“我叫马歇尔·加斯东，是保安局的，”那个瘦高的官员用严厉的口吻说。“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不是？”“我是罗伯特·蒙佐，”我火气很大地说。“我是来自加州的作家，是一个美国人。我怀疑你们这些先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加斯东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我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痛。“我犯的错误大多数都是严重错误，先生，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弄错。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罗伯特·蒙佐。”我顽抗地说，企图在他们脸上找到一丝怀疑。另外一位保安局官员上前一步，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但加斯东抬起一只胳臂阻止了他。加斯东的眼睛始终牢牢地盯着我，然后他耸了耸肩。“我们可以给你吃点苦头，强迫你招认，但没有那个必要，”他说。“我有的是时间，阿巴纳勒，但我不打算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我们可以把你一直关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我们找到证人证实你的身份为止。在那之前，除非你决定合作，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关押普通醉鬼的刑事犯的牢房。你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在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你不会有东西吃，也不会有水喝，除非你决定招供。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现在想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还有一点，阿巴纳勒。如果你逼着我们费尽周折，把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从你嘴里掏出来，我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也会永远记住这样做的后果。”我望着加斯东，知道他说的每个字都不是儿戏。马歇尔·加斯东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我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坦白交代。我从不主动提供我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但如果他们知道某个具体的事件，并且大致描述给我听了，我就点点头，说，“大概就是那样的，没错，”或者“是的，是我干的”。下期我在蒙彼利埃关了六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能为我赢得自由。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加斯东起草了一份文件，记录下我的许多罪状，以及我被捕和被审问的情况，然后让我看了一遍。“如果大体符合事实，你就自己在上面签个字吧。”他说。我对这份文件提不出什么异议。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细节也写进去了。我签了字。这份证词还透露了我是怎么被捕的。法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不设航班，但经常有空中小姐和其他航空人员光顾这个地方。两个星期前，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来蒙彼利埃来看亲戚，无意中看见我在买东西，认出了我。她看见我钻进汽车，就记下我的汽车牌号。回到巴黎后，她找到她的机长，把她的怀疑告诉了他。她是那样确信无疑，机长就报告了警察。“我敢肯定就是他。我和他约会过。”她一口咬定。我始终没有弄清跟我过不去的是法航的哪位空中小姐。谁也不会告诉我。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与好几个法航空姐都逢场作戏过。我希望不是莫妮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报信者到底是何许人，但我认为不会是莫妮克。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见我，她一定会上前来同我见面的。我在蒙彼利埃关了6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能为我赢得自由。“我查看了警方的所有文件，证据确凿，你无法抵赖。”他说。“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争取轻判。我对他说，能这样我就满足了。令我吃惊的是，我被捕后不到一星期就被押送到佩皮尼昂，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带到重罪法庭接受审判，法庭由一位法官、两位陪审推事检察官和9名市民陪审员组成，他们将联合判定我是否有罪。实际上那简直不算什么审判，只持续了不到两天。加斯东列举了对我的指控以及他收集到的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明。有大量的证人可以出庭作证。“被告怎样答辩？”法官问我的辩护律师。“我的当事人对这些指控不作辩护，”律师回答。“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愿意简要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然后，他开始口若悬河、情绪激昂地为我辩护，请求对我宽大处理。他指出我是多么年轻———我当时还不满21岁———他把我描述成一个不幸的、迷茫的年轻人，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与其说是罪犯，还不如说是一个少年犯。”他指出，我在那里犯下同样罪行的另外十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正式提出，一旦我还清在法国的债务，就要将我引渡过去。“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许多、许多年都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即使他有朝一日返回家乡，也是带着锁链，面对的只是那里的监狱，”律师辩论道。“我无需向法庭指出，这位年轻人不得不在这里忍受的监狱生活有多么严酷，我请求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我被宣判有罪。但当时我欣喜若狂地认为我的律师虽说输了一场战斗，却赢得了整个战争。法官只判我一年监禁。我被押至佩皮尼昂的监狱———“拘留所”，那是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阴森森、令人生畏的石头堡垒，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才意识到法官究竟有多么宽大仁慈。两名看守接收了我，他们粗暴地命令我脱光所有的衣服，然后就把我那样一丝不挂地押到楼上，顺着一道狭窄的通道往前走，两侧不见牢房，只有厚厚的石墙，上面镶着一扇扇坚固的钢门。看守在一扇金属门前停下脚步，其中一个打开锁，把门推开。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人想起一部恐怖电影，另一名看守把我推进漆黑的小房间。我跌跌撞撞，摔倒在地，脑袋撞在牢房的后壁上，因为这是一间凹陷在地面下的牢房。我没有注意到有两级台阶通下来，说实在的，我始终没有看清那两级台阶。我陷入完全的黑暗中。一种潮湿、阴冷、令人窒息和恐怖的黑暗。我站起来去寻找电灯开关，不料脑袋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没有电灯开关。牢房里根本没有电灯。事实上牢房里除了一只木桶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卫生间，没有洗脸盆，没有下水道。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只木桶。事实上它不是一间牢房，而是一个洞穴，一个升出地面的地牢，大约5英尺宽、5英尺高、5英尺深，天花板和门都是厚厚的钢板，地面和墙壁是石头的。天花板和门摸上去冰冷刺骨，墙壁不停地嘀嘀嗒嗒地落着冷冰冰的水滴。我等着眼睛适应这里面的黑暗。没有光线从任何地方渗进牢房。头顶上、墙壁上都没有一丝缝隙。这扇由钢板和石头做成的匣子的年代久远的门，像一枚封印一样牢牢镶在门洞里。我的眼睛无法适应，人的眼睛无法适应绝对的黑暗。有空气进入牢房。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股阴风像湿漉漉、滑腻腻的手指一样掠过我的皮肤，使我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那真是一种冷得发颤的异样感觉。我不知道这股阴风来自何处。不管通风管在哪里，总之是漆黑一片。我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感到自己像被活埋了一样。紧张和焦虑使我抖得更厉害了。我试图理智地分析我的处境，以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里肯定不是我要被关押一年的地方。也许他们把我关在这里为了观察我。但我立即摒弃了这种想法。谁要在这间牢房里观察我，他的眼睛必须具备X光透视功能。好吧，那他们是为了让我领教一下如果我不放规矩点，就会吃到什么苦头。没错，这种待遇一定是为了保证我被关到普通犯人中间后能够循规蹈矩。毕竟，只有不服管教的犯人才会被独自关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牢房里，不是吗？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其监狱看守都不会无缘无故执行这样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然而法国就这么做了。或者曾经这样做过。 下期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49、真正的暗无天日我被关在佩皮尼昂监狱的第一天，没有人给我送来食物。我是在下午四五点钟被投进这间阴森森的牢房的。几小时后，我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内心充满疑惑、恐惧和悲凉，倒在硬梆梆的地上昏昏睡去，睡觉时蜷缩成一个球形，因为我身高有6英尺呢。门吱呀呀地打开，惊醒了我。我坐起来，不舒服的睡眠姿势使我浑身酸痛、麻木。门口赫然出现了一名看守的模糊身影。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地牢的台阶上，就在他起身准备把门关上时，我猛地惊起，采取了行动。“等一等！等一等！”我喊道，跌跌撞撞地扑上前，用双手扳住门的内侧，不让它关上。“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待到你服刑期满。”他说完就猛地把门关上了。他的话在我耳边铿锵作响，这时传来钢门撞进石头门框的令人万念俱灰的金属声。我身子往后一倒，被这个恐怖的事实惊呆了。一年？我要在这个漆黑的棺材里生活一年？没有光线？没有床铺？没有衣服？没有卫生间设施？什么都没有？我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在这样一个漆黑的空间里生活一年。他会死的，而他的死将会是缓慢的、十分痛苦的。这还不如干脆判我死刑，把我送上断头台来得痛快呢。我爱法国。但是支持对我这种罪行施行这种惩罚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如果政府对这种监狱条件不了解，人民也不清楚，那么我被送入其手中的那些法国监狱管理学家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肯定是道德沦丧的恶魔、疯子、性变态者。我突然从心底里真的感到恐惧。我不知道在这个地狱般的囚笼里我怎么能够生活一年，也许根本就活不下来。直到今天，我的噩梦里还经常会出现我被关押在佩皮尼昂监狱里的情景。与佩皮尼昂的监狱比起来，印度加尔各答黑牢算是一个减肥疗养胜地，而法属圭亚那的魔岛简直就是一个度假的乐园。我从没有指望监狱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我四下摸索着，找到了看守刚才拿进来的食物。是一罐一夸脱的水和一小块面包。这顿简单的早饭甚至没有装在托盘里端进来。看守只是把那罐水放在最上面的台阶上，把那块面包扔在旁边的石头上。但我还是三口两口把面包吞下肚，一口气喝光了罐里的水。然后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潮湿的花岗岩石墙边，思索法国司法部的险恶阴谋。我不是在监狱服刑，这是一种意在摧毁我的心灵和身体的折磨。佩皮尼昂监狱的菜单始终一成不变。早饭送来的是面包和水。午饭包括一份寡淡的鸡汤和一块面包。晚饭是一杯不加奶和糖的咖啡及一块面包。食物永远是那么几样，只是供应的时间和顺序有所变化。我没有办法知道时间，很快就算不清日子了，我本来还想在脑子里记住时间和日期，但端饭的看守在供应我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时总是变来变去，使我的时间观念更加混乱。例如，有几天的早饭、午饭和晚饭的供应时间很有规律，是在早上7点、中午12点和下午5点，然后突然之间，晚饭变成了上午9点，午饭到了下午2点，而早饭挪到了下午6点。我只是大致地估算时间。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饭吃，也不知道这是白天还是夜里。我经常一天只吃到一顿或两顿饭。偶尔我一整天都吃不到任何东西。我从没有离开牢房一步。我被关押在这个陈腐的牢房期间，他们一次也不准许我锻炼或者娱乐。即使监狱里有一个供犯人读书、写信、听收音机、看电视或玩游戏的娱乐室，我也不在有权享受这一设施的犯人之列。他们不允许我写信，即使我的某位亲人知道我被关押在佩皮尼昂，写信给我，我也没有收到。我对来送饭的看守呼吁，要求与我的亲人、我的辩护律师、红十字协会、监狱长或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取得联系，但他们一概置之不理，只有一次例外。那次，看守用他的大手重重掴了一记我的脑袋。“别跟我说话，”他吼道。“这是不允许的。不许说话，不许唱歌，不许吹口哨，不许哼小曲儿，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不然就要挨打。”他狠狠关上沉重的门，不再听我的苦苦哀求。那只木桶就是我的厕所。他们没有发给我手纸，木桶用过后也不给我拎走倒掉。我很快就习惯了那股臭味，但过了几天，木桶满得溢出来了，我只好挪换着地方，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从身体到精神都太麻木了，感觉不到恶心。最后那股气味实在太令人作呕，就连看守似乎也无法忍受了。一天，在两顿饭之间，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另外一个囚犯像一只耗子似的鬼鬼祟祟地溜进来，一把拎起木桶，匆匆逃走。几分钟后，他把桶又拎了回来，里面已经空了。在我被囚禁在那个小坟墓期间，这个同样的程序又被重复了大约六七次。但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两次来人把牢房地上的粪便清理干净。每次都是由一个看守把着牢门，一个犯人用软管冲洗牢房，然后用拖布把洞里汪积污水吸走。两次我都冒着看守发怒的危险，总算在软管喷溅的水花中勉强冲了个澡。两次的清洗工作都是在绝对沉默中进行的。在我关押期间，只有这两次算是好歹洗了洗身子，尽管我偶尔也用发给我的那份水浸浸双手或润润面颊。他们不许我刮脸，也没有给我剪过头发。我天生毛发浓密旺盛，现在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生长势头，头发和胡子就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很快，我的头发就垂到肩膀下面，变成潮乎乎的、纠结蓬乱的一堆，我的胡子摩擦着我的胸脯。下期有时候那声音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在孤独中经常跟自己说话，只是为了听到人的声音。或者，我会低着脑袋站在门前，朝看守大声叫嚷，要他们放我出去，或要他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我。50、在暗牢里向往光明头发和胡子都油腻腻的，散发着恶臭，因为我无法不把身体浸泡在我自己的秽物里。虱子和其他小得足以进入这间臭气熏天的牢房的昆虫，在我的体毛里做窝，吞噬着我的血肉。我的身体由于我不停抓挠和不断接触脏东西而感染发炎，我身上到处都疼。很快身体上就长满了疥疮，成了一个专门培养五花八门细菌的培养体。在狭窄压抑的空间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失去了平衡感，当我试图活动活动，伸展一下四肢，或做一点简单的锻炼时，经常会摔倒在地，在粗糙的墙壁和坚硬的地面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进一步加重了我的伤势。我被收入佩皮尼昂监狱时体重210磅。单调的一日三餐里包含的营养和热量不足以维持我的需要。我的身体开始从它自身吸取养分，那些肌肉和筋腱贪婪地吞食着储存的脂肪和油脂组织，为我跳动的心脏和我的循环系统提供燃料。不出几个星期，我就可以用手指环绕住我的二头肌了。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受苦。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佩皮尼昂监狱里的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钢门后面都关着一位悲惨的犯人。各个牢房之间的石墙很厚，相邻的犯人彼此不能对话，但这些石墙绝对不是隔音的。模糊不清的喊叫和咒骂，痛苦而凄惨的哀号，以及压抑的呻吟和哭泣，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外面的走廊里回荡，这些声音有时戛然而止，又在几分钟内骤然响起。这些总是充满绝望的声音，像某个被围困的通报死讯的女妖精的叹息和啜泣一样，渗透进我阴冷潮湿的囚牢的墙壁，经过石头的过滤，从地下渗出来。有时，那些声音里带有气愤和狂怒的性质，使人想起一只觅食的野狼的悠长的吼叫，或一只受伤的狼狗的倔强的狂吠。有时候那声音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在孤独中经常跟自己说话，只是为了听到人的声音。或者，我会低着脑袋站在门前，朝看守大声叫嚷，要他们放我出去，或要他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我，即使没有尊重，至少也应该给我体面和关心。我咒骂他们。我咒骂我自己。我咆哮、狂吼、哭泣、尖叫、唱歌、狂笑、呻吟，声嘶力竭、胡言乱语，我把木桶狠狠扔到墙上，把粪便泼洒在板条箱般的牢房里。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我相信佩皮尼昂的许多犯人都疯了，因他们遭受的这种疯狂的待遇而精神错乱。几个星期后，我就知道我肯定也会丧失理智。我已经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我开始出现幻觉。我经常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皇家花园旅馆，周围簇拥着我那些可爱的“机组人员”，奢侈地品尝大龙虾或烤牛肉，或者发现我用手臂搂着莫妮克，在布拉瓦海岸的金色海滩边悠闲地散步。然后我突然恢复理智，发现面前的现实是潮湿阴暗的地牢，我在自己的排泄物中打滚，恶声诅咒把我打发到佩皮尼昂来的命运。我认为，如果我没有那么丰富生动的想像力，肯定会真的发疯，然后作为一个疯子惨死在佩皮尼昂的监狱里。我的出色的创造力在过去几年里使我发明了许多高明的骗术，并使我落到今天的悲惨境地，但现在却像一个救生员一样挽救了我。我拿定主意，如果我要出现幻觉，也必须是我自己设计的幻觉，于是我开始自己编造梦境。比如，我经常坐在地上，回想我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形象，假装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飞行员，是一架波音707的机长。突然之间，我身为囚犯的这个狭窄、泥泞、令人作呕的土坑变成了一架光滑、整洁的喷气式客机，里面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乘客，漂亮的、光彩照人的空中小姐正为他们提供服务。我假装自己驾驶飞机滑行，离开机场，然后起飞绕过高塔，我把这架大机器送入空中，在35000英尺的高空改为水平飞行。在这样想入非非的过程中，我用上了过去几年学到的所有航空方面的专业术语。然后我会拿起泛美的麦克风。“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欢迎大家乘坐阿巴纳勒航空公司的西雅图到丹佛的572次航班。我们目前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575英里，天气晴朗，我们会顺利飞到丹佛。坐在机舱右侧的乘客应该能够清楚地欣赏到下面远处的雷尼尔山。诸位也许已经知道了，雷尼尔山海拔14410英尺，是华盛顿州最高的山峰……”当然啦，我有时候成了英雄，驾驶我那架巨大的飞机与恶劣的风暴搏斗，或者战胜可怕的机器故障，把机舱里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然后享受乘客们对我的感激。特别是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或者，我会想像自己是一位旅游车司机，向一群情绪激动的旅游者展示大峡谷的辉煌，或圣安东尼奥、新奥尔良、罗马、纽约市（我居然记得纽约市也有其迷人之处）或其他历史名城的风景名胜，并用我滔滔不绝、充满智慧的演说为他们作着介绍。“现在，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左侧的这座大宅第就是城市的创建人之一J·P·格林斯塔夫的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挣大线。问题是，他把事情做得太大了，现在只好在一家联邦监狱里聊度余生。”在这些白日梦中，我想是谁就是谁，这很像我被捕前那5年的状况。我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为总统作手术，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他的生命。我是一伟大的作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是一位电影导演，完成了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史诗般的影片。我是一位登山导游，把陷在危险的半山腰的不幸登山者救了出来。我是补锅匠、裁缝、印第安酋长、面包师、银行家和手腕高明的骗子。因为我有时会重温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骗术。还有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爱情场景。然而，我的戏总是有大幕落下的时候，于是我又回到现实中来，只知道我在这间阴冷、黑暗、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做了一次虚幻的旅行。一天，牢门在一个出人意外的时间吱呀打开，一个看守把什么东西扔进牢房。下期我对自己说，他们玩弄的另外一些老鼠死了。后来我就不再理睬那条褥子了。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平坦的石头地面，或达到了柔软皮肉和坚硬石头接触所能适应的程度。51、美国领事也帮不上忙这是一条薄薄的、脏兮兮的、散发着臭味的褥子，实际上比枕芯套大不了多少。但我赶紧把它铺在地上，蜷缩着躺在上面，尽情享受它给我带来的舒适。我一边沉入梦乡，一边纳闷我到底表现出了什么良好的品行，竟受到这样奢侈的奖励。我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粗壮的看守野蛮地把褥子从我身下抽走，他大声讥笑着，一边把钢门重重关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间。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给我端来早饭。吃过晚饭后过了一段时间，门又刺耳地打开了，那条褥子又被扔在台阶上。我赶紧抓在手里，感受着它的柔软，像抚摸一个美人似的抚摸着它。可是，我又一次被惊醒，一个看守又把褥了从我身下粗暴地抽走。后来某个时候，褥子又啪的一声落到台阶上。我终于明白了。看守是在跟我玩游戏，一个残酷、野蛮的游戏，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游戏。我对自己说，他们玩弄的另外一些老鼠死了。后来我就不再理睬那条褥子了。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平坦的石头地面，或达到了柔软皮肉和坚硬石头接触所能适应的程度。我再也没有用过那条褥子，尽管看守继续每天晚上把它扔进来，我猜想他们是希望我再次使用它，再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我在佩皮尼昂监狱关押五个月时（这个事实是后来才弄清的），牢门外响起一声敲击，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缝，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扇门有一道滑槽，它设计得太巧妙了。“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一个无疑是美国人的声音问。我跌跌撞撞地扑到门边，朝外面窥望。一个又高又瘦，脸上也皮包骨头的男人站在走廊的另一面，他是被臭气熏得退到那里，用一块手绢捂住嘴巴和鼻孔。“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急切地说。“你是美国人吗？你是联邦调查局的？”“我叫彼得·拉姆赛，来自马赛的美国领事馆，”瘦男人把手绢从脸上挪开，回答道。“你怎么样？”我吃惊地瞪着他。上帝啊，看他这副样子，就好像我们是在马赛的街头咖啡馆里，端着一杯葡萄酒聊天！话语像开了闸的淤泥一样，从我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我怎么样？”我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口吻重复他的问话。“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样。我病了，我全身都疼，我光着身子，我饿，我身上都是虱子。我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盆。我睡在我自己的粪便里。我没有电灯，没有剃须刀，没有牙刷，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现在是几月，甚至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对待我。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大概真的要发疯了。我会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我瘫倒在门上，因这番长篇大论的激烈演说而精疲力竭。拉姆赛除了被我牢房里散发的臭气熏得蹙眉皱眼外，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丝毫变化。我说完后，他无动于衷地点点头。“我明白了，”他平静地说。“这样吧，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你明白吗，我每年两次巡视我的管区，拜访这片地区的美国人，我最近才听说你在这里。慢着，在你燃起希望的火苗之前，先让我告诉你，我是没有能力帮助你的……我十分清楚这里的条件，以及你所受的待遇。“正是因为那种待遇，我才无能为力。你明白吗，阿巴纳勒，你受到的待遇和被关押在这里的法国人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额外对你做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你，也就怎么对待关押在你两边的犯人，实际上监狱里每个牢房里的犯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牢房里的设施都和你的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肮脏环境中。每个人都吃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被剥夺了权利。“你并没有被专门挑出来加以虐待，阿巴纳勒。只要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人的一样，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摆脱困境，甚至不能提出抗议。“只要他们歧视你，或者因为你是美国人、外国人而对你有所区别，我就可以提出干预和申诉。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我可以代表你进行调解。“但是如果他们对你执行的惩罚和他们自己人的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法国监狱就是法国监狱。据我所知，它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以后也会永远这样。他们不相信通过感化使犯人悔过自新。他们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必须严惩被判有罪的犯人，而你就是一个被判有罪的犯人。说实在的，你的运气还不错。信不信由你，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呢。犯人每天都要被毒打一次。只要没有人专门虐待你，我就无能为力。”他的话传入我的耳朵，就像鞭子打在我的背上。我觉得我仿佛被宣判了死刑。这时，拉姆赛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递给我一纸缓刑令。“据我了解，你在这里只要再待30天就行了，”他说。“当然啦，你不会获得释放。我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究竟是哪个国家我不清楚，要把你引渡到那个国家去接受审判。不管你去哪儿，待遇肯定比这里要好。好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父母写信，告诉他们你的下落，或者想让我与其他人联系，我都乐意效劳。”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姿态，实际上他没必要这么做的，我觉得他的提议很诱人，但我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我说。“谢谢你，拉姆赛先生。”他又点了点头。“祝你好运，阿巴纳勒。”他说。他转过身，似乎消失在一片突然迸射的强光中。我赶紧往后一跳，捂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廊里灯光的亮度是可调节的。当一个牢房的门或窥视孔被打开时，光线就被调暗了，暗得不足以对囚犯的眼睛造成伤害，因为他们终日像鼹鼠一样生活在毫无光线的地洞里。当某个像拉姆赛先生这样的拜访者光临时，灯光就被调得很亮，使他能够看清脚下的路。下期 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52、犯人被押向别处他离开时，一个看守过早地扭动了调光开关。照顾犯人们的视觉，这是佩皮尼昂监狱对犯人表现出的惟一的体贴行为。拉姆赛走后，我靠坐在墙边，等眼睛的疼痛缓解后，开始思索他刚才透露的那个消息。难道我的刑期真的要结束了？难道我被投进这个可怕的地牢真的有11个月了？我不知道，我已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但我觉得他对我说的不会有错。从那以后，我试着计算日子，想在我脑子里的月份牌中清点那30个日子，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在一个满是污秽、没有光线的封闭的空间里，即使有任何支离破碎的时间存在，也都被用来挣扎着存活下去，在这样的境况里，根本不可能记清日子。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只能勉强维系理智，不让自己发疯了。然而，时间还是在一天天过去。一天，牢房的门被拉开，透进来昏昏的光线，除了上次的例外情况，这些日子以来我只见过这种光线。“转过身去，把脸冲着牢房的后面，闭上眼睛。”一个声音粗暴地命令道。我照他说的做了，心跳得像敲鼓似的。难道今天我就要被释放了？还是有别的厄运等待着我？“别转身，慢慢睁开眼睛，让它们适应光线，”那声音指示道。“我让门开着一小时，然后我再回来。”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周围是一道刺眼的金黄色强光，它对我那脆弱的眼球来说太强烈了。我只好赶紧又把眼睛闭上。然后慢慢地，我的瞳孔适应了这种光线，我能够四下张望，不用眯着眼睛，眼球也不再刺痛了。即便如此，牢房里仍然是昏暗的，就像雨天黄昏时的微光。一小时后，那个看守回来了，至少声音听上去是同一个人。“再把眼睛闭上，”他吩咐道。“我要把光钱再调亮一些。”我照办了，然后他命令我把眼睛睁开，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狭小的牢房里洒满了明亮的光线，我赶紧又眯上了眼睛。那强光像罩在一颗黑星星周围的光环一样笼罩着我的牢房，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小洞穴内部的一切。墙壁潮乎乎的，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霉。天花板上也湿漉漉地发亮。地板上满是秽物，肮脏不堪，那只木桶有一段时间没有倒空了，里面爬满了蛆。地板上也蠕动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虫子。我吐了。约莫又过了一个小时，看守回来了。这次他把门打开了。“跟我来。”他命令道。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没有丝毫迟疑，这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挺直身子，感到脖子、肩膀、胳膊和大腿一阵强烈的刺痛。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站在这里。”他命令道，然后走进通往另一个房间的一扇敞开的门。我转过身，打量着这个房间，在发霉的洞穴里囚禁那么长时间后，我由衷地惊叹这里的宽敞和空旷，然后我猛地停住脚步，因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怪物。那是一个男人。肯定是一个男人，可是老天在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他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头，脑袋上是一堆肮脏的、乱蓬蓬的枯草般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他的脸隐藏在一片脏兮兮的纠结的胡子后面，那胡子一直垂到他的肚子上。口水从那个是嘴又有点不像嘴的裂口里流淌下来，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像烧得通红的煤球一样放出狂乱的光。他一丝不挂，皮肤上覆盖着秽物、疥疮、伤疤，看上去就像得了麻风病一般。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疯长了，像鹰的爪子一样弯曲起来。实际上，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鹰。我望着这个怪物，不寒而栗。当我慢慢认出他时，我颤抖得更厉害了。我面对的是镜子里的自己。我被我的样子吓住了，看守回来时，我仍然惊魂未定。看守胳膊上搭着衣服，手上拎着一双鞋子。我认出那身衣服是我自己的，是我被关进这家监狱时穿的。“把它们穿上，”看守生硬地说，把衣服递给我，把鞋子扔在地板上。“求求你，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刮刮胡子？”我问道。“不行，把衣服穿上。”他恶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我赶紧把肮脏的身体套进衣服里，这些衣服现在穿在我身上大了好几号。我的皮带不见了，我抓住瘪塌塌的肚子周围的裤腰，望着看守。他走进隔壁的房间，拿回来一截棉绳。我就用棉绳把裤腰束住了。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两个宪兵，其中一个拿着一套镣铐。然后，他们一个把一条前面带螺栓的厚皮带系在我的腰间，另一个把沉重的镣铐戴在我的脚踝上。然后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长长的钢链绕过我脖子和手铐上链条，穿过皮带上的螺栓，由一把锁与连接我脚铐的链条锁在一起。宪兵们摆弄我时，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其中一个指着门，轻轻推了我一下，他的同伴领头走了出去。我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脚镣太沉重，而且前路未卜，这使我步履艰难。我以前从未戴上这样的镣铐。我以为这样的约束只是对付那些危险的、有暴力倾向的犯人的。“我们上哪儿去，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我问，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它甚至比里面的灯光还要耀眼。他们都不屑于回答我。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然后其中一个钻到驾驶座上，另一个坐在了我的身边。他们开车把我押往火车站。尽管我坐在车里，下午的阳光仍使我感到眩晕和恶心。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幽禁这么多月之后突然暴露在日光下感到恶心的。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病着———发烧、呕吐、腹泻，经常因为着凉而病倒。我没有对佩皮尼昂的看守诉苦。他们不会理睬我的，正如他们不理睬我的其他任何请求和呼吁一样。下期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53、到巴黎洗澡吃肉到了火车站，我从汽车里被带出来，一个宪兵把一根较细的链条的一端拴在我的皮带上，另一端缠在他的一只手上，然后就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拽着我穿过火车站聚集的人群，把我推上火车。售票员示意我们进入一个玻璃密封的隔间，里面有两条板凳，门上贴着一个招牌，说明这个隔间是司法部专用的。我们经过时，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带着恐惧、震惊和反感望着我，有人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厌恶地往后退缩着。我早就对我自己的秽物失去了嗅觉，但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一定像一群受到激怒的臭鼬一样恶臭难闻。隔间很大，可以容纳八个人，火车里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位粗壮的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要求准许他们与我们合用一个隔间。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臭气熏天的状况。每次宪兵都挥挥手，不容置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三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美国姑娘出现了，穿着极薄极少的丝绸和尼龙衣裙，拎着装满纪念品、礼物、葡萄酒和食物的购物袋。她们散发着昂贵的香水气味，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位宪兵站起身，殷勤地邀请她们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她们刚一坐下，就试图跟警官搭话，想知道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然，她们看到我被锁链这样牢牢栓着，以为我肯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凶残的杀人犯。她们似乎感兴趣更胜于害怕，并且热烈地讨论着我身上那股熏人的恶臭。“他的气味太难闻了，好像他们一直把他关在下水道里一样。”一位姑娘评论道，其他人哈哈大笑着表示赞同。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我这副模样出现在她们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宪兵最后使三位年轻女子明白，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于是当火车驶离站台后，三位姑娘就自己聊起天来。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当时还没有方向感，而且我认为要向宪兵打听我的目的地是白费口舌。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两位宪兵中间，病恹恹的，垂头丧气，偶尔望望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或偷偷打量那些姑娘。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们是来自费城地区的学校教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现在正要游览另外某个迷人景点。难道我们要去巴黎？我猜想道。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一位姑娘想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即使允许我吃东西也没法吃），但一位宪兵轻轻抓住她的手腕。“不。”他坚决地说。我们离开佩皮尼昂几小时后，三位年轻姑娘确信我和宪兵都听不懂英语，就开始谈论她们度假期间的爱情经历，其中涉及许多隐私的细节，我听了大为惊讶。她们用那样生动的语言比较她们每一位情人身体上的优点、力量和杰出表现，我听了都觉得脸红。我从来没有听姑娘讲过这样的下流话，里面满是脏话粗话和色情的评论。看来，我对女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我还推测如果我参加了她们的性爱奥林匹克竞赛，会取得什么名次。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宪兵拉我站了起来，向三位姑娘道别，然后粗暴地拉着我下了火车。但我还是抽空向姑娘们告了个别。当我被拉着走出隔间的门时，我扭过脑袋，朝三位年轻教师露出一个色迷迷的微笑。“替我向费城的每个人问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她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沮丧的自我大大振作起来。我被带往巴黎的警察局监狱，交给了警察局长，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双下巴油光光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然而，看到我的模样，即使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震惊和厌恶的神色，他立刻设法拯救我的形象。一位警官押送我去洗了个澡，我身上厚厚的污垢洗净之后，一位犯人理发师又被召来替我剪头发、刮胡子。然后我被押往一间牢房，那不过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房间，但与我以前的监狱设施相比简直是非常奢侈了。房间里有一张狭窄的铁皮床，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和粗糙而干净的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房间里还有一盏电灯，开关由外面控制。“你可以读书一直读到晚上9点，然后就关灯了。”看守告诉我。我没有东西可读。“你看，我病着呢，”我说。“求求你，能给我请一个医生吗？”“我去问问，”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烩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对不起，”他说。“没有医生。”我想他说的是真话。烩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一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实际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对我的肠胃来说太油腻了，它们已经不习惯接受这样营养丰富的东西。我吃完后不到一小时就吐了个精光。我仍然对我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要在巴黎面临审判，也不知道我将要在这里服刑，还是被送交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我的所有提问都遭到断然拒绝。我并没有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吃过一顿由咖啡、面包和奶酪组成的早饭———总算没有吐出来，我就被带出牢房，又像野兽一样被拴上镣铐和锁链。两位宪兵把我押进一辆带窗户的大篷车，我的双脚被链条拴在地上的一个螺栓上。上路以后，我很快就认出了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要把我送到奥利机场。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大篷车，押着我穿过大厅，朝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我经过大厅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我拖着锁链，哗啦哗啦走过时，有人甚至从咖啡馆和酒吧里跑出来看我。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柜台后面的一位职员。她曾经为我兑换过一张假支票。我现在记不清那张支票上的数额了。不知她有没有认出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也难怪，当初请她兑换支票的男人是一个体重200磅的大汉，皮肤黧黑，体格强健。而现在她面前的这个戴锁链的犯人是一具病病歪歪、脸色苍白的骷髅，眼窝凹陷，躬腰驼背，实际上，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下期我被解除了链子。“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女警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它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54、去瑞典接受审讯“咳，你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这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妨碍的。”我向两位宪兵恳求道，他们正扫视着售票柜台附近来往的人流。“我们在等瑞典警察，”其中一个用生硬的口气说。“好了，闭上嘴巴。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身材娇小匀称的年轻女子，长长的金黄色秀发，明亮闪烁的蓝眼睛，裁剪合体的蓝色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款式时髦的男士战壕雨衣，显得十分潇洒。她胳膊下夹着一只薄薄的皮包。从她身后闪出一位年轻的、个子较高的女警察，穿着同样的服装，胳膊下也夹着公文包。“这位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个头较小的那个问我左边的宪兵。宪兵一步跨到我前面，伸出手去。“这事与你无关，”他很不客气地说。“他不得与任何来访者接触。如果此人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不许跟他说话。”蓝眼睛闪烁了一下，小小的肩膀挺了起来。“我要跟他说话，警官，而且你还要把这些锁链从他身上解下来，现在就解！”她的口气专横傲慢，不容置疑。然后她朝我露出笑容，目光温柔，神情和蔼。“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吗？”她用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叫你弗兰克吗？”两个宪兵像两只大灰熊突然被一只小花鼠挑战一样，完全呆住了。我自己也呆看着注定要将我从磨难之中解救出来的那个可爱的“幽灵”命令发呆的宪兵把我从链子中释放出来。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巡官简·伦德斯托姆。”她说，然后指了指身后那个漂亮姑娘。“这是我的助手，巡警克丝敦·博格伦德，我们是来护送你返回瑞典的，我想你知道，你将在那里面临审讯。”她一边说一边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子，打开来，向那两个法国宪兵出示了她的证件和一个小小的金徽章。那个满脸疑惑的呆宪兵看着他的同伴，而他的同伴拿出一摞文件。“他是这位女士的犯人了，”他耸耸肩说，“把链子取下来。”我被解除了链子，围观的群众为我鼓掌并伴随着哨声和跺脚声。伦德斯托姆巡官把我拉到一边。“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她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他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但我们的航班将在丹麦稍作停留，所以我国将与丹麦签一个协议以确保你顺利通过丹麦。这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我们在丹麦地面只逗留一个小时，弗兰克，但我要对法国政府、丹麦政府以及我国政府负责，以确保你被安全护送到我国而不逃跑。现在，我要告诉你瑞典的监狱和法国的监狱截然不同。我认为我国监狱对待犯人更富有人道主义。“弗兰克，我想告诉你我是有枪的，我同伴克丝敦同样有枪，我们枪法都很准。如果你试图逃跑，我们将不得不开枪。弗兰克，如果我们向你射击，你将必死无疑。你理解吗？”她说这些话很平静，事实上很有点像向陌生人解释去某地怎么走，态度是合作的但也不是那么地友好。她打开肩挎的一个大皮包，里面赫然有一支45口径半自动手枪。我看看她的同伴巡警博格伦德，她给我一个天使般的微笑并拍拍她自己的皮包。“是，我知道。”我说。我真的以为她是吓唬我的。巡官伦德斯托姆转身向售票台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点头，招呼她身后房间里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让他领着我们通过了柜台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通过了行李区，检票处，一直到达登机台阶处。除了我破旧的穿着以外，我们很像三个普通的乘客。从别人对我的衣着不感兴趣来看，我很可能被他们看成又一个嬉皮士而已。在着陆哥本哈根之前飞机上提供了一餐，这只是普通的一份分量很少的航空餐，但很可口，是我自从被抓以来吃的第一顿像样的饭食。对我来说，可谓是美味佳肴，两位护送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两份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拒绝。我们在丹麦呆了两个小时，超过预期。两个年轻的护送官迅速带我到机场的一个餐厅，尽管我肯定她俩不可能这么快就又饿了，她们还是要了一份很足量的午餐。我感觉她俩是为了饥饿的胃，我也就不多说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俩为我买了许多糖果和一些英文杂志。整个旅途中她们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犯人看待。她们坚持要我直呼其名，并像朋友一样和我说话，询问我的家庭、好恶和其他一般性话题。她们只简单地涉及我的犯罪生涯，那也只是打听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遭受的可怕待遇。我吃惊地听说我在那个鬼地方只待了六个月。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你是外国人，不能得到假释，但是法官有权裁定减刑，他给你减了，”简说。我突然对判我刑的那位铁面法官产生了感激之情。得知自己只服了六个月徒刑后，我料定我在佩皮尼昂熬不了一年，很少有犯人能熬过来。离开哥本哈根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瑞典的马尔默。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马尔默下了飞机，取了行李，简和克丝敦带我走到一辆有标记的警车前，这是辆黑白相间的瑞典警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坐在驾驶座上。他帮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实际上是两位女士的行李，我一件也没有），然后把车开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里潘村警察局。克里潘村警察局很有趣。它更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旅馆，而不像是警察驻所。下期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