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回纽约，租了一家在泛美办公大楼里有办事处的邮件服务公司的信箱。这是一个理想的掩护，它使我在与那些姑娘的通信中可以使用泛美公司本部的地址，而她们的所有回信都直接通过邮件服务公司送到我的信箱。过了大约一星期，我给每个姑娘寄去一份“聘书”，同时还有一封我亲笔签名（名为弗兰克·威廉姆斯）的附信，告诉她们每个人的———惊喜！意外的惊喜！———公司委派我带领她们那支欧洲活动团，她们果真成了我的“机组人员”。我还随信附了一张我自己炮制的小表格，要求她们填写自己的尺寸，以便为她们定做制服。我告诉她们，如有疑问或情况直接写信给我，通过我的信箱转交到我手里。然后，我就开始为我自己的旅行作准备了。我手上的护照是临时的，用的是我的真名。我认为我需要一张普通护照，可以供我冒充弗兰克·威廉姆斯时使用，我决定冒险试一试，但愿纽约护照局忙得不可开交，职员们没有时间扮演警察的角色。一天上午，我走进护照局，交出我的临时护照，10天后，他们就发给了我一张普通护照。我拿到证件后很高兴，但它仍然是发给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的。万一有情况，这张护照是无法证明“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W·威廉姆斯”的身份的。我开始到处搜寻，最后终于在一个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档案馆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那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W·威廉姆斯的年仅20个月的孩子的死亡通知，那孩子死于1939年11月22日。下期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盘算的一个大骗局的组成部分，我打算先伪装出一个显赫的外表，然后在几家迈阿密银行和几家高档旅馆兜售几张价值不菲的空头现金支票。40、迈阿密枫丹白露旅馆档案显示，这孩子于1938年3月12日出生于当地一家医院。我向档案馆一位职员谎称我就是那个弗朗西斯·W·威廉姆斯，花三个美元弄到了一张经正式证明的出生证复印件。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人愿意被称作“弗兰克”，我认为这是说得通的，相信别人也都会觉得合情合理。我把这张出生证的复印件连同必要的照片一起，交到费城护照局，两星期后，我就领到了另外一张护照，它与我的泛美制服正好相配。现在，我已经万事俱备，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没有什么事情干扰我的话，我就准备“率领”我的机组人员出发了。那几个月里，我在全国各地漫游，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但偶尔也抛出几张假泛美支票或伪造的现金支票。一次，我来到迈阿密，住在一家名叫枫丹白露的迈阿密海滩旅馆的豪华套间里，自称是一位加州股票经纪人。我的手提箱里塞满了20美元、50元美元和100美元的钞票，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劳斯莱斯，那是我在洛杉矶租的，一直开到了佛罗里达。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盘算的一个大骗局的组成部分，我打算先伪装出一个显赫的外表，然后在几家迈阿密银行和几家高档旅馆兜售几张价值不菲的空头现金支票。我获得这个显赫的外表很大程度是出于偶然。我一直刻意去结识一些旅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一位有一天下午在大厅里拦住我，把我介绍给了一位佛罗里达的股票经纪人，此人在金融方面的天才就连我也早有所闻。他是一位坚定的佛罗里达人，具有佛罗里达人对加利福尼亚人的那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在我们随意谈话时，我从他的大部分言辞中得出结论，他根本不把加州的股票经纪人放在眼里。有些时候他实在太狂傲、太不可一世了，连旅馆经理都感到十分尴尬。过了几分钟，我借故脱身，他对我充满敌意，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让我离开。“您对土星电子公司的上市股票有何看法？”他带着轻蔑的嘲笑问道。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有这家公司存在。但我泰然自若地望了望他，然后垂下眼睑。“尽量吃进吧。”说完我就扬长而去。几天后，我又遇到了那个男人，我们都在等待服务员把我们的车送到前门。他带着很勉强的尊敬与我打招呼，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关于土星公司的股票，我应该听您的，”他说。“您怎么知道银河通讯准备接管那家公司呢？”我只是淡淡一笑，又朝他眨眨一只眼睛。我后来得知土星电子公司被银河收购后，其股票在前4天里每天都上涨5到8点。那天晚上在电梯里，一个三十多岁、衣冠楚楚的男人主动与我搭话，说自己是一位很有身份的政府官员。“里克（旅馆的一位管理人员）跟我谈起您，威廉姆斯先生，”他说。“他说您可能会在这里开一个办事处，也许会在迈阿密安家，每年过来住上一阵。”我点点头。“是啊，我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件事，”我微笑着说。“我大概在几星期内就会拿定主意。”“噢，也许我能帮助您，”他说。“我妻子和我今晚要举办晚会，城里和州里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和商业界大亨会来参加，包括市长和州长班子里的一些人。如果您有兴趣，我很愿意邀请您。我想您会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而且正如我说的，说不定您会结识一些能帮助你拿定主意的人呢。”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某些客人很可能会帮助我。通过让我欺骗他们来帮助我。那是一个需要穿礼服的活动，但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一家开着的礼服出租商店，它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我打扮一新。而且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位城市元老的家，原来它就在某位银行家的住宅旁边，距离近得令人感到不安。我希望银行家不在被邀请之列，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让服务员把我的车停在容易脱身的地方。还好，那位银行家没有受到邀请，但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迷人、最令人神魂颠倒的金发女郎却是嘉宾之一。我融入宾客中不久就留意到了她，整个晚上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她吸引着。奇怪的是，尽管她似乎一直被崇拜者们包围着，但看样子她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我的东道主证实了这一事实。“那是谢里尔，”他说。“她是这类晚会上一个标准的装饰品。她是位模特儿，曾经是几家杂志的封面女郎。我们跟她达成了很公道的协议。她给我们的晚会带来兴奋和刺激，我们则确保每一个社交专栏里都提到她的名字。走吧，我替您介绍介绍。”她立刻就让我知道她对我也一直感到好奇。“你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她伸出手来，说道。“那真是一辆很可爱的劳斯莱斯。它是你自己的，还是你为了参加晚会而借来的？”“噢，它是我私家车中的一辆。”我说。她扬起了眉毛。“几辆中的一辆？难道你有不止一辆劳斯莱斯？”“我有好几辆呢，”我回答道。“我喜欢收藏名车。”看到她眼睛里熠熠闪光，我知道我终于交到了一个知心朋友。她显然对物质和财富由衷地向往。实际上，在晚会剩下来的时间里，我不断地感到非常吃惊：一个如此美丽的外表下面，竟隐藏着一个如此腐败和贪婪的灵魂。不过，我对她的道德沦丧不感兴趣。我只被她显而易见的罪恶吸引着。她周身散发着贪婪的绚烂光芒。我们并不是整个晚上都泡在一起。我们时不时地分开，独自去寻找猎物，就像在同一片丛林里觅食的两只豹子。我发现了我要找的猎物，那是两只肥胖、多汁的银行小乳鸽。她也找到了她的猎物，就是我。凌晨两点钟左右，我把她带到一边。“瞧，晚会快要结束了，”我提议道。“我们干吗不到我的豪华公寓去吃点儿早饭呢？”她的回答严重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陪你回你的旅馆，你认为这值多少钱呢？”她问，一边抛着媚眼挑逗我。“我以为你是个模特儿。”吃惊之下，我脱口说道。她莞尔一笑。“模特儿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些模特儿工作的收入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她说。下期我突然灵机一动：谢里尔可以成为我这套规矩里一个美丽的例外。“你瞧，难道我们要整晚上站在这里，为价钱吵个不休吗？”我说。“我最讨厌为小事争吵。我们别去我的住处了。”41、贪婪的姑娘上了当对我来说，色情职业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据我所知，我以前从未遇见过“野鸡”，也没有找过电话应召妓女。但眼下我显然遇到了一个。不过我仍然想把她弄到我的床上，既然已经弄清了她的真实职业，我就试着跟她把钱敲定。管它呢，反正我有的是钱。“那么，300美元怎么样？”我大胆地问。她妩媚地做了个鬼脸，摇了摇头。“不行，恐怕300美元是不够的。”她说。我大吃一惊。看来，我这么多年尽情地寻欢作乐，却对我所享受的商品的价值一无所知。“噢，好吧，再添一倍，600美元怎么样？”我说。她用揣测的目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比较接近了，”她说。“但是对于你这种财力的男人来说，我认为价钱还应该再高一些。”我望着她，心里感到有些烦躁。自从我走上职业犯罪道路之后，我就确立并且遵守着一套犯罪道德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我从不欺骗个人。比如，我购买衣服或其他任何一种私人用品时从不使用空头支票。许多百货商店和商业公司收到假支票后，都由具体的售货员承担责任。如果一位售货员卖出一套西装时收了支票，后来发现那张支票是假的，那套西装的价钱就要从售货员的工资里扣除。我行骗的对象总是一些法人团体———银行、航空公司、旅馆、汽车旅馆或其他有保险保护的机构。当我想购买一件新衣服或其他个人性质的物品时，我总是先袭击一家银行或旅馆，获取所需要的现金。我突然灵机一动：谢里尔可以成为我这套规矩里一个美丽的例外。“你瞧，难道我们要整晚上站在这里，为价钱吵个不休吗？”我说。“我最讨厌为小事争吵。我们别去我的住处了，干脆到你的公寓套房去，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我给你1000美元，怎么样？”她迫不及待地想挣到这笔钱。“我们走吧，”她说。“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公寓套房。我的租约到期了，我现在住在迈阿密海滩的一家旅馆里。”她说了那家旅馆的名字，离我住的那家不算很远，我们30分钟内就赶到了那里。她正把钥匙插进门里，我突然转过身，说，“我很快就回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嘿，你上哪儿去？”她问道，显得有些焦急。“你不是想中途退出吧？”我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是这样，你总不会认为我口袋里带着1000美元吧？”我说。“我去楼下兑换一张支票。”“拜托，现在是凌晨3点半！”她嚷道。“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兑换那么大数额的支票。你连100美元的支票都无法兑现。”我露出高傲的笑容。“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识这家旅馆的老板。而且，这是一张有正式证明的现金支票，取款银行是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它在这里就像金子一样，我随时都能把它换成现金。”“让我看看，”她请求道。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抽出一张我来迈阿密之前弄到的大通曼哈银行的伪造票据。上面的数额是1400美元。她仔细端详着假支票，点了点头。“真的像金子一样，”她表示赞同。“你干脆在支票后面签个字，把它转让给我吧？”“唔———不行，”我一口拒绝。“这张支票是1400美元。我们谈妥的价钱是1000美元，虽说400美元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生意就是生意嘛。”“我同意，”她说。“这样吧，你在后面签字，我给你400美元好了。”她从她的钱包里掏出薄薄的一叠100美元钞票，从里面抽出四张，递给了我。我在支票后面签了字，交到她手里。我从记者们所谓的“可靠消息来源”了解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几天以后，她的银行通知她这张现金支票是伪造的，她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戴德县治安官的办公室。最后，她与奥里莱接上了头。“他为什么要给你这张支票？”奥里莱问。“那并不重要，”她很不客气地说。“他给了我这张支票，是假的，我希望抓住这个狗杂种。”“我知道，”奥里莱说。“但是我需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我才能把他抓住。你描述的外貌特征与弗兰克·阿巴纳勒相符，但是他从来不把空头支票开给个人。他甚至不在零售商店使用空头支票。怎么突然一下子，他给了一位守法公民，而且还是一位漂亮女人一张1400美元的无效支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奥里莱本人也是一个哄骗高手，他从她嘴里套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白玩不给钱倒也算了，”她最后咬牙切齿地说。“反正，我过去也免费赠送过。可是，那个狗杂种从我这里骗走了400美元现金。这真使我恨得牙根痒痒。”不过，她在我这儿的这番遭遇跟我离开迈阿密前与两位银行家的接触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愉快和便宜的。我从那两位银行家手里各骗走了2万美元。我还用一张伪造的现金支票在枫丹白露旅馆结账，骗得他们又给了我几百美元的找头。我把劳斯莱斯开进一家存车仓库，给加州的出租汽车公司发了一份电报，把车子的下落告诉了他们。谢里尔说得对。这是一辆很可爱的汽车，不应该扔在大街上遭受风吹日晒和人为的破坏。我躲在太阳谷过冬，安分守己，韬光养晦。春天快要到来时，我飞回纽约，在曼哈顿一处高雅地区的一座褐砂石房屋里安顿下来，然后给我的每一位未来的“机组人员”发去了“提醒通知”。我收到的回信使我相信，她们仍然对我泛美公司广告经理的虚假身份深信不疑，于是我继续完成我那个惊心动魄的奇思妙想。我知道负责设计和制作泛美公司所有空中小姐制服的那家好莱坞公司的名字。我飞往好莱坞，穿着我那一身飞行员服装，拜访了那家时装公司。我把一封介绍信递给那位负责泛美账户的女人，并详细解释了这次子虚乌有的欧洲公关之行，她对我的解释信以为真。“我们六星期内就把全部服装都准备好，”她说。“我想每位姑娘还需要行李箱吧？”下期把这群小雏鹰召集到一起，是我所有骗局中最大胆也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我去了机场周围一家较为奢侈的旅店，为每位姑娘订了一个房间，我还包下了旅馆的一个会议室，供她们到来后使用。42、假空姐飞来逛伦敦趁姑娘们的服装正在制作期间，我留在洛杉矶地区，办理这桩恶作剧行为的其他事宜。我穿着飞行员制服拜访了洛杉矶机场的泛美公司物资部，拿到了姑娘们所需要的所有帽徽和制服徽章。我曾经让每位姑娘都给我寄来一英寸见方的彩色照片。我用这些照片伪造了泛美身份卡，类似于我自己的那种，并注明她们每个人的职务都是“随航服务员”。制服做好以后，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客货两用车，车门上贴着伪造的泛美公司铭文，亲自把制服取了回来，我签了一张发票，算是给这些制服付了账。5月底，我给每位姑娘发了一封信，里面附有给她们每个人的一张机票———这些机票我是用现金购买的———我告诉她们5月26日在洛杉矶机场大厅集合。把这群小雏鹰召集到一起，是我所有骗局中最大胆也最辉煌的成就。我去了机场周围一家较为奢侈的旅店，为每位姑娘订了一个房间，我还包下了旅馆的一个会议室，供她们到来后使用。我订房间时用的都是泛美公司的名义，但付账用的是现金。为了满足办理这项业务的经理助理的好奇心，我解释说这不是泛美的普通业务，而是航空公司公关宣传部的一项“特别活动”。姑娘们即将到达的那天上午，我穿上我的泛美飞行员制服，来到机场的泛美公司地面指挥部，找到公司班车的管理人。“是这样，今天下午6点我有八位空中小姐来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需要车把她们送到旅馆，”我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没问题，”他说。“我这里有普通的机组人员客车。我亲自去接她们好了。您去吗？”“那么我一点半过来找您，我们一起去，”我说。“需要我在什么上面签字吗？”“不用，包在我身上吧，飞行员，”他诙谐地一笑。“保您满意。”姑娘们准时出现，她们看到闪闪发亮的泛美机组客车，都恰如其分地表示了她们的惊叹，那实际上是一辆加长加大的客货两用车。班车司机和我把姑娘们的行李搬上车，然后驱车把我们送往旅馆，到了那里，他又帮着把行李搬下来，将姑娘们安顿好。等一切都忙完后，我提出请他喝一杯，他婉言谢绝了。“我喜欢您执行的这个任务，”他咧嘴笑着，说。“有事随时找我吧。”第二天，我把姑娘们召集到会议室，把身份卡发给他们，并给她们看了制服和行李箱。她们查看着服装和行李箱，每件东西上都绣着主人的名字和泛美公司的铭文，她们开心地尖叫起来。当我把我们的行程路线告诉她们时，又听到了更多喜悦的尖叫。我们要去伦敦、巴黎、罗马、雅典、日内瓦、慕尼黑、柏林、马德里、奥斯陆、哥本哈根、维也纳和欧洲其他游览胜地。我让她们平静下来，摆出一副严父的派头，向她们训话：是啊，听上去乐趣无穷，我也希望会是这样，但我们是在执行严肃的任务，我不能容忍任何胡闹行为，我对她们说。“如果有谁行为不规或玩忽职守，我有权把她开除，必要的话会把她打发回家。有一件事需要说明白———我是这里的老板，你们一举一动都要听我指挥，服从我的命令和指示。我想，你们会发现我的规矩是合情合理的，你们遵守起来应该没有困难，因此不会有任何问题。首先，你们会注意到，你们每个人的身份卡上都注明你们是空中小姐。对于我们将要下榻的旅馆的管理人员和你们将要与之合作的摄影师们来说，你们是空中小姐。但我们在旅行时要作为普通人，包括乘飞机、坐火车和汽车，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换上制服。你们这趟旅行是令人羡慕的，会在我们的普通随航服务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之间引起某种分歧和嫉妒。因此，如果你们偶尔遇到普通的空中机组人员，就说你们是在我们纽约的公共关系办事处工作，正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有关你们的真实身份尽量少说为妙。如果有人追问你们，就让他来找我好了。还有，你们每两星期拿一次薪水，用公司的常规工资支票支付。在欧洲兑换一张支票很困难，因此，我把支票发给你们之后，只要你们在后面签了字，我就会在当地泛美办公室或某家银行，或我们下榻的旅馆里统一兑换。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感到纳闷，为什么不能把支票寄回家存起来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支票可能是用我们一个国外账号签发的。公司希望这些支票在欧洲兑现。第二个原因就是汇率。如果你们自己兑换支票，就以目前的汇率兑换，你们就会吃亏。因此由我来替你们兑换支票，给你们现金，如果你们想寄钱回家，就通过邮局汇款或寄现金支票回去好了。还有人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人提出问题。我笑了：好吧，今天白天和晚上你们都自由行动。好好睡上一觉，明天一早我们飞伦敦。我们飞到了伦敦，这些机票花了我一小笔现金。我们降落在伦敦机场时天还没亮，下着阴冷的、黏乎乎的小雨，在去旅馆前，我吩咐姑娘们换上她们的空中小姐制服。我心里惶恐不安，不知这个计划能否奏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大胆行动了。我甚至安排大家下榻在肯辛顿的皇家花园饭店，我冒险地假设没有一位职员会把上回那个环球公司飞行员弗兰克·亚当斯与眼前这个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联系起来。我雇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从机场送到饭店，看见接待员完全是一副陌生面孔，我这才松了口气。“我们是泛美738航班的，”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人替我们订了房间。”“没问题，机长，”那职员说。“如果姑娘们不介意两个人住一个房间的话。我们只有5个房间了。”姑娘们一直睡到将近中午。然后我让她们在城里自由活动，我告诉她们我已经跟当地的泛美办事处一起“安排了一次拍照活动”。下期我把姑娘们召集到我的房间，解释了饭店对航空公司飞行机组人员的政策，然后发给她们8张假的泛美“费用支票”让她们签字。当然啦，每张支票上的金额都比饭店账单上的数目高得多。43、假空姐怕见真空姐实际上我是在伦敦的电话号码簿上查找了一通，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商业摄影公司。我给那家公司打了电话，自称是泛美公司公关部的业务代表。“我这里有8位姑娘住在皇家饭店，都是空中小姐，我们需要一些适合作广告和促销手册的彩色和黑白照片———您知道的，自然要拍摄一些她们的皮卡迪利大街或托马斯大桥上的镜头，”我说。“您认为没问题吧？”“噢，绝对没问题！”电话那头的那人很热情地说。“我干脆现在就派个小伙子带着我们的一些样品上您那儿去，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能够胜任这项业务，威廉姆斯先生。”那家公司的代表与我共进午餐，谈妥了这笔生意。看来，我挑中了伦敦最好的一家公司。他们甚至还为泛美做过业务呢。“是这样，这次略有不同，我们在尝试一些新的做法，”我说。“有一点您肯定会喜欢，就是我们每年年底结账，付给你们现金。只要把发票寄给我就行了。”“那些样片怎么办？”摄影公司代表问。“噢，我们可能早就去了另外的城市———我们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您就把它们寄到纽约泛美公司的公关广告部吧，”我说。“如果他们决定采用你们的照片，还会按你们的正常价格再付一次报酬。”他吹了一声口哨，举起他那杯啤酒。“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新颖，我喜欢这样。”他说，很满意地咧嘴笑了。第二天上午，一个三人摄影小组带着摄影器材，乘一辆面包车赶到饭店，带走了我那8只可爱的小鸟儿。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只是吩咐管事儿的那个人充分运用他自己的审美观和想像力，结束后把姑娘们在比较体面、清醒的状态下送回来。“没问题，长官。”他哈哈大笑，招呼姑娘们上了面包车。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理。这场非法的漫长旅程需要准备许多罪恶材料：伪造的现金支票（我自己亲手所制），泛美费用支票和常规工资支票（拉法利尔老爹蒙在鼓里制作的工艺品），还有泛美的偿还审批单（从泛美公司的商店里偷来的），最后这种单子只为了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许多因素都对我有利。在伦敦和我们旅途中大多数其他城市，都分布着美国一些主要银行的支行。第二天早上，我把姑娘们召集到我的房间，解释了饭店对航空公司飞行机组人员的政策，然后发给她们8张假的泛美“费用支票”让她们签字。当然啦，每张支票上的金额都比饭店账单上的数目高得多。“我还需要你们的身份卡，另外，我付账时，你们都必须站在出纳员看得见的地方。”我说。她们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签支票的金额提出异议，尽管有人也许注意到了。这场骗局进行得一帆风顺。姑娘们聚集在饭店大堂里，让出纳员能够看见，我拿出9张假支票支付我们的食宿和其他费用。出纳员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哦，数目不小呢，机长，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美元找给您，”她一边检查她的现金抽屉，一边说着。“真的，我没有那么多。恐怕我只能给您英镑作为找头了。”我假装有点恼火，但接受了她的意见，我知道出纳员会小赚一笔，至少她自己认为是这样。她给我的英镑都是真的，而那些泛美支票却是假的。那天下午，我们飞往罗马，在那里待了三天，同样的程序又重复了一遍。罗马的饭店出纳员也对费用支票上的金额提出疑问，但我的解释消除了他的疑虑。“噢，我对此十分抱歉，”我说。“但我们要在意大利旅行18天，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里拉。”他当然愿意，这意味着他个人可以赚取50个美金。我决定在游览欧洲时不乘飞机，不是因为费用昂贵，而是因为那样会使姑娘们频频暴露在其他航空人员面前。这是我在执行这个计划时的一个最大难题———要避免姑娘们与其他航空人员接触。正如我前面已指出的，航空公司的人最喜欢谈论自己的本行，特别是如果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话。当然啦，有时候免不了要与其他航空人员相遇，因为兑现假支票的骗局要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下榻在为航空人员提供服务的饭店里。这种危险时刻存在：某位姑娘穿着制服时正好碰到另一位真正的泛美空中小姐，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灾难性的对话。真正的空中小姐：“嗨，我是玛丽·艾利斯，从洛杉矶来。你们的基地在哪里？”我的姑娘：“噢，我们没有基地。我是到这里来搞公关的。”真正的空中小姐：“你不是空中小姐吗？”我的姑娘：“不完全是。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为宣传和广告做摄影模特。”真正的空中小姐（自言自语）：“见鬼，我在泛美工作5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我最好向头儿汇报一下，看这些人是不是冒牌货。”我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便三番五次给姑娘们训话，反复强调我的要求。“注意，如果你们穿着便衣时遇到一位穿制服的泛美空中小姐，千万别说你们在泛美的飞机上服务，因为这不是事实。”我提醒她们。“如果你们穿着制服时遇到另一位泛美空中小姐，对方问到你们的身份时，你们就说是到这里来度假的。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样说是在骗人，确实如此，但我们自有道理。我们不想让其他航空公司晓得这项活动，因为他们很可能在航空界散布流言，说泛美公司制作旅行广告和促销手册时没有使用真正的空中小姐。我们也不想让本公司的空中小姐知道，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这可能会造成意见和分歧。在一位在职的空中小姐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吃香、很抢手的任务。”下期我和那些姑娘在哥本哈根结束了我们的欧洲之旅，我把她们送上一架飞往亚里桑那的飞机。在打发她们回美国时，我给她们手臂里堆满鲜花，并对她们作了花言巧语的讲话。44、姑娘们结束了旅行姑娘们在这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我租了一辆舒适的，几乎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大众牌客车，供我们游历欧洲时使用。有时我们不像是在搞犯罪活动，而更像是在悠闲地度假。我们经常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某个别具特色的小景点待上好几天、一星期或更长时间，而在这种时候，我总是约束自己暂时停止犯罪活动。我的计划中不包括欺骗农民。但一回到大城市，我的骗局又重新开始。在进入这种大都市前我们总是停下来换上航空公司的制服，到达我选中的旅馆后，我的骗局便开足马力，再次运作起来。我每隔一个星期就付给姑娘一张伪造的工资支票，让她们在背面签字，我再给她们兑换成现金。由于她们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支付（不过每个姑娘都以为付账的是泛美公司），她们大多数人都把钱汇给老家的父母或银行。当然啦，这些姑娘们是完全无辜的。整个夏季，没有一个姑娘觉察出自己卷入了犯罪的圈套。她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被泛美公司合法聘用的。她们完全被我骗得晕头转向了。我的计划本来很悠闲的，如田园诗一般，但经常也会弄得疲于奔命，累得要死。管束这八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可爱姑娘，就像一个骑着一头瘸马的牛仔要管束一群野性的小公牛———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在执行计划之初就拿定主意，决不能跟任何一位姑娘发生私人关系，但在整个夏季，我的决心受到无数次威胁。她们个个风流妖娆，擅长打情卖俏，而我呢，天生就是个多情种子。当某位姑娘表示要跟我在性爱方面有进一步发展时（每位姑娘都多次有过这种表示），我简直很难坐怀不乱。但我总算抵挡住了这些诱惑。我在那个夏季过的并不是一种禁欲生活。我有大量机会跟所到之处的姑娘们逢场作戏，每次我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莫妮克不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在巴黎逗留期间，我找到她，她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我仍然是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希望你继续帮助爸爸联系业务，但我想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而你不想，”她说。“我认识了另一个男人，法航的一位飞行员，我们很认真地考虑着我们的未来。”我告诉她我理解她，事实上我也感到如释重负。我也保证她父亲会继续得到“泛美公司的业务”，但这是骗人的谎话。我已经对利用拉法利尔老爹行骗感到愧疚，决定再也不把他当成我卑鄙骗局中的一个工具了。反正他已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票据，如果我把它们都用掉，足以淘干十几家银行的金库。我和那些姑娘在哥本哈根结束了我们的欧洲之旅，我把她们送上一架开往亚里桑那的飞机。在打发她们回美国时，我给她们手臂里堆满鲜花，并对她们作了一篇花言巧语的讲话，以消除她们未来几星期中可能产生的怀疑。“留着你们的制服，留着你们的身份卡和支票存根（我兑换一张支票后总是把存根还给她们），”我吩咐她们。“如果公司想收回制服和身份卡，会与你们联系的。至于以后的工作嘛，你们先回学校，因为要到毕业之后我们才可能长期雇用你们，到时候会有一名公司代表与你们取得联系。大概就不是我了，因为我接到命令，又要执行飞行任务了。但我希望你们最后都能再次成为我的机组人员，因为这个夏天我与你们一起过得非常愉快。”从各方面考虑，我确实过得非常愉快。尽管姑娘们有时候弄得我焦头烂额，但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我口袋里塞满了绿色的钞票。一共大概有30万美元。事实上，确实有人与姑娘们取得了联系。三个月后，公司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欧洲几十个城市的照片，上面都是同样的八位姑娘，穿着泛美公司空中小姐的制服，于是泛美的广告部经理便着手进行调查。最后，整个事情交到奥里莱手上，他思路敏捷地理清了头绪，向公司官员，也向那些姑娘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我认为那八位姑娘都是很潇洒地接受了这件事，不过大概也说了一些形象生动、表现力很强的话。与姑娘们分手后，我在欧洲又待了几个星期才返回纽约，然后又像吉卜赛人那样随意游逛了几个星期，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待两三天以上。我的情绪又变得低沉、烦躁和紧张了，我知道我大概一辈子都会居无定所，四处逃亡，像一只永远被猎狗追逐的狐狸，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我彻底停止了我的支票诈骗活动，我担心猎狗已经离我很近，不愿意再留下更多的气味和踪迹。我只是偶尔会受到挑战，忍不住要展示一下我富有创造性的诈骗手段。一次是在一座中西部的大城市。我刚刚到达，正坐在机场的餐馆里享受午餐，渐渐对相邻隔间里的对话产生了兴趣。他们一个是上了年纪、表情严厉的男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神情十分恭顺的小伙子，看样子是他的雇员。我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那个年长的人是个银行家，正要去旧金山开会，从他教训那个小伙子的话中听出，他显然希望在他外出期间银行能获得利润。他为人冷漠、傲慢、粗暴，显然对他高高在上的身份感到很得意，当机场的内部通话系统广播找人时，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嘉士柏·P·卡什曼。那天下午，我利用当地一家报社的图书馆，谨慎地搜罗嘉士柏·P·卡什曼的背景情况。此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银行界巨头。他最初在银行里做出纳员，当时那家银行的资产只有500万美元。现在他是银行总裁，资产已超过一个亿。第二天，我侦察了那家银行。这是一幢崭新的建筑，迎面的大玻璃上还贴着很大的银行铭文。里面很宽敞，令人很舒服。出纳员在一边，资历较浅的职员分散在对面的墙边。资历较深的职员坐在玻璃围起的办公室里，看上去有些不真实。卡什曼的办公室在三楼。卡什曼认为不应该与手下人过分接近。下期实际上，我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我当天就离开了那个城市，几天后，在佛蒙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停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我情绪不好，很是悲观。我认为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苟且偷生。45、蒙彼利埃避风港我租了一辆汽车，开往175英里外的一个中等城市，用一个伪造的现金支票开了个一万美元的支票账户。然后我返回卡什曼的城市，第二天光顾了他的银行。我对这场骗局中涉及的金钱并不感兴趣。是卡什曼的那副傲气惹恼了我，我只是想刺他一下。我走进银行时，俨然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形象：灰色的三件套西服，光可鉴人的鳄鱼皮鞋，名牌领带，纤巧而高雅的真皮公文包。我在机场看见的卡什曼的那位同伴是一位资历较浅的职员。他的办公桌干净而整洁，姓名牌崭新锃亮。他显然是刚得到晋升。我一屁股坐在他桌前的椅子里。“您好，先生，需要我的帮助吗？”他问，被我的穿着打扮和仪表风度震住了。“是的，确实如此，”我轻松自如地说。“我是来自章克申城的罗伯特·利曼，需要兑换一张支票，数目比较大。各种证件我都带来了，您还可以打电话到我的银行核实一下，但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卡什曼认识我，他会证实支票的有效性。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噢不，还是我自己打吧，我本来就想跟他说话。”不等他做出反应，我就探过身子拿起他的电话，分毫不差地拨了卡什曼的分机号码。接电话的是卡什曼的秘书。“您好，请找卡什曼先生……他不在……噢，对了，他上星期提到的，我忘记了。好吧，等他回来麻烦您告诉他，鲍勃·利曼顺便来看望过他，您转告他，我和简盼望他和米尔德里德到章克申城来打猎。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好，谢谢。”我把电话放回原处，站起身来，做了个苦脸。“看来我今天运气不好，”我愁闷地说。“我需要现金，如果返回章克申城再赶回来，这笔生意就泡汤了。好吧，祝您愉快，先生。”我正要转身离开，年轻的职员把我拦住了。“喔，利曼先生，您想兑换的支票数额有多大？”“相当可观，”我说。“我需要7500美元。您认为您能替我办妥吗？我可以告诉您我在章克申城银行的账号。”我不等他回答就一屁股坐在椅子里，三下五除二地开出一张7500美元的支票，递给了他。正如我设想的，他没有给章克申城的银行打电话。他站起身，转身朝一间玻璃办公室走去。“先生，这件事我需要得到副总裁詹姆斯先生的批准，我相信他会的。我马上就回来。”他走进詹姆斯的办公室（我后来得知），丝毫不差地说了我操纵他说的话。“先生，有一位从章克申城来的利曼先生，他需要兑换一张数额相当可观的支票。他是卡什曼先生的朋友，想见见卡什曼先生，但您知道，卡什曼先生在旧金山呢。”“是老家伙的朋友？”“是的，先生，据我理解，他们有生意往来，私人关系也不错。”“给他兑换吧。我们可不敢得罪老家伙的关系户。”一分钟后，年轻的职员把那假支票拿给出纳员。“请给这位先生兑换现金。利曼先生，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您。”然而，我对这套巴甫洛夫骗狗术并不满意。实际上，我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我当天就离开了那个城市，几天后，在佛蒙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停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我情绪不好，也很悲观。我认为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苟且偷生。我通过卑鄙的骗术、诡计和犯罪活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但我并没有享受这些罪恶劳动的丰硕成果。我认为我应该从此洗手不干，像狐狸一样躲进某个幽僻而安全的洞穴，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犯罪一刀两断的生活了。我在脑海里回忆我去过的地方。我回想过去几年里我周游四方的经历，吃惊地发现我的足迹竟然遍及那么多地方。我把整个地球都跑遍了，从新加坡到斯德哥尔摩，从塔希提岛到的里雅斯特，从巴尔的摩到波罗的海，还有我去过但已忘记的其他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忘记。当我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时，它的名字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法国的蒙彼利埃。蒙彼利埃，我断定那里正是我的避风港，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没有再认真考虑一下。从数量上讲，朗格多克低地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比法国另外三个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加起来还多。但从质量上讲，除了偶有例外，朗格多克葡萄酒的香味、醇度和味道都酷似淡而无味的路特啤酒。周到的主人只在端出不新鲜的夹肉面包时才拿出普通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且招待的客人多半是他们不愿意再见到的人。大致说来，朗格多克葡萄酒实际上是一种很糟糕的果汁。法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葡萄酒商、葡萄采摘者、装瓶工人，以及其他人口中的大多数消耗了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法国出口的都是来自勃艮第、波尔多和香槟等地葡萄园的高档葡萄酒，它们的品质和醇色都无愧于它们的名气。我是在蒙彼利埃获得所有关于葡萄栽培的知识的。我首先了解到，本地酿造的葡萄酒是喝不得的。整个城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是喝淡水的。不过，我到蒙彼利埃并不是为了喝葡萄酒，也不是为了喝水。我到那里是为了藏身。我希望能长期隐藏在那里。我已经达到一座犯罪高山的顶峰，那里的风景并不令人赏心悦目。现在我想找一个纯朴的山谷，隐藏在它的洞穴里。我第一次用假支票在欧洲到处行骗时，驾车从马赛到巴塞罗那去的途中曾路过蒙彼利埃。在小城的外面，我把车停在一棵巨大的橄榄树下，拿出在城里买的奶酪、面包、香肠和软饮料，吃了一顿野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采摘者们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在大片葡萄园中穿行，远处，比利牛斯山脉的雪峰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几乎可以说是很幸福了，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下期我买了一座小木屋，我去购买家具和装饰品时，那家店铺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借出来为我服务，那是一位技术很高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布置装饰品方面很有眼光。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在自己家里。法国南部的这片地区是我母亲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她嫁给我父亲后，由于阿尔及尔爆发游击队武装冲突，她的父母就带着其他孩子回到了这里。我的外祖父母、几个舅舅和姨妈以及一大群表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这里，从这里驾车过去不到一小时。我克制住想要去拜访舅舅家亲人的冲动，驱车去了西班牙。我一直没有忘记蒙彼利埃附近的这段宁静、令人愉快的小插曲。现在，到了成熟的20岁，我决定告别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生涯，就选择了蒙彼利埃作为我的隐居地。我不得不隐姓埋名，换一个假身份回到那里，对此我并不开心，但我别无选择。对于我来说，蒙彼利埃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理想。它不是一个旅游胜地，坐落在离地中海较远的内地，不会吸引那些到里维埃拉避寒游憩的人，同时它又不算太远，如果开车的话，一会儿工夫就能到海边郊游。城市很大，一位来此定居的美国人不会引起过多的好奇；它同时又很小，没有一个像样的机场，也不能吸引大饭店的经营者。蒙彼利埃没有希尔顿，也没有谢拉顿，小得可怜的航空设施只能接待小型私人飞机。没有航空公司和时髦漂亮的旅馆，这点对我非常有利。我不太可能遇见一位会把我认出来的飞行员、空中小姐或旅馆职员。我在蒙彼利埃谎称自己是罗伯特·蒙佐，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成功的电视剧作家，“成功”是为了解释我在当地一家银行开的那个数目可观的账户。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把我带到蒙彼利埃的钱都存进去。如果我那么做了，人们就会怀疑我到底靠什么为生的。我留了三倍于那个数目的现金藏在我的行李里。事实上，蒙彼利埃的人并不喜欢刺探别人的私事。当我作为一位外地居民开始在小城里安顿下来时，人们只问了我一些非问不可的、只涉及皮毛的问题。我买了一座小木屋，那是一个非常可爱、典雅的小房子，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围着高高木栅栏的后院，以前的房主把这里培育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我去购买家具和装饰品时，那家店铺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借出来为我服务，那是一位技术很高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布置装饰品方面很有眼光。我把一个房间布置为书房和藏书室，以巩固我作为一位埋头研究学问和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形象。我买了一辆雷诺，是一种比较舒适的款式，但并不十分昂贵，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出两星期，我在我的新环境里就感到安全、满足、自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如果说上帝在葡萄质量方面亏待了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那么他肯定在当地人的身上作了弥补。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是一群性格刚毅、为人随和、温文尔雅、喜欢交际的人，总是面带微笑，助人为乐。住在我周围的那些家庭主妇们三天两头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糕点、新出炉的面包，或从她们锅里盛出的一份美味佳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近邻阿曼德·皮里圭斯。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皮肤粗糙的男人，已经75岁了，仍然在一个葡萄园里做监工，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着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一瓶白的。“我们的大多数葡萄酒都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用瓮声瓮气，但是很温和的声音说。“但朗格多克也有几种很不错的葡萄酒，这两种就在其中。”我不是品酒师，但在喝过优质葡萄酒后，我决定再也不去品尝其他的酒。可是，蒙彼利埃人喝的葡萄酒比其他任何一种液体都多。每一顿午饭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我甚至看见有人早饭时也喝葡萄酒。从阿曼德那里我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质量方面的坏名声其实与上帝无关。阿曼德说，大约在一百年前，一种叫葡蚜的昆虫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几乎给葡萄酒产业以致命的一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的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曼德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不过阿曼德还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法国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这种根茎对葡萄藤害虫有免疫力，法国的葡萄藤就嫁接在它上面。后来，在我赢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诡秘地告诉我，其实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着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他们自己大概还蒙在鼓里。他向我透露，满载着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油罐汽车几乎每天都要咔嚓咔嚓地往北行驶，运到那些重要的葡萄酒产地，然后这些廉价酒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里。“这叫做‘拉伸’，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曼德说。“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地道。”他说，蒙彼利埃是一个学习葡萄酒知识的好地方。“法国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里，”他骄傲地说。“你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学习。”我始终没有去过那个大学。我在社交场合偶尔喝几口葡萄酒，但总是喝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没有欲望去获取关于葡萄酒的知识。有阿曼德向我透露的那些零星情报，我就很满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不搞考试测验，也不给我评分定级。我很难保持忙碌的状态。游手好闲其实是很累人的一项工作，我花好多时间驱车到处闲逛。我经常开车到海边，用几天时间考察沙丘；或者，我会开车到西班牙边界，接连几个小时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徒步漫游。偶尔，我会拜访阿曼德工作的葡萄园，或其他葡萄种植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快结束时，我驱车来到我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待了三天。我外祖母定期与我母亲通信，对我家里的事情了如指掌。我谨慎地从她嘴里探出这些情报，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母亲一切都好，妹妹和两个哥哥也都不错。父亲仍然在向母亲求婚，外祖母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母亲显然告诉过外祖母我正在世界各地“免费搭车旅行”，寻找一个人生目标，决定将来的路怎么走，我在拜访期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个印象。我没有告诉外祖父母我目前住在蒙彼利埃。我对他们说我要去西班牙，打算找一所西班牙的大学注册入学。我在蒙彼利埃居住期间又去拜访了他们一次。这次我告诉他们，我在西班牙没有找到对我有挑战性的大学，现在正返回意大利，准备考察一下那里的大学。下期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47、在蒙彼利埃栽了我对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越来越满意，甚至开始考虑重新去受教育。蒙彼利埃是法国二十个学院区之一，城里有一所规模虽小、但档次很高的州立大学。我拜访了这所大学，得知有几门课程是为外国人开设的，尽管它们都不是用英语讲授。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障碍，因为法语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第二母语。我同时还开始考虑找一份工作或开一家小公司，或许是文具店吧，因为这种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生活使我发福、臃肿了。就连阿曼德也指出我的日益增加的体重。“写作可没有多少体育锻炼，是吗，罗伯特？”他捅了捅我的肚腩，说道。“你为什么不到葡萄园来为我工作呢，我会使你变得苗条、结实的。”我谢绝了他的提议。体力劳动不是我的特长，我也不想强迫自己去锻炼。我仍然在考虑究竟是到大学去上学呢，还是寻找一份有意思的职业，这两件事令我举棋不定。可是，在蒙彼利埃居住了四个月后，我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猎狗获得帮助时，狐狸不管躲在哪儿都是不安全的。我定期在蒙彼利埃郊外的一家小店（以美国人的标准）买东西，那是阿曼德向我推荐的一家百货商店。我每星期两次去购买食品，平时需要什么也随时都去。那天，我按惯例去买东西，店员正在把我买的食品装进口袋，我突然想起还需要牛奶，就叫那个小伙子把我的那些食品放在一边（后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然后我慢慢走到小店后面寻找牛奶。在返回收款处时，我绕过一排放着罐装食品的架子，看见收款台旁站着四个男人，而顾客和店员都不见了。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杆滑膛枪，还有一个端着的仿佛是一挺短管机关枪，另外两个都拿着手枪。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歹徒在抢劫店铺，那些店员和顾客都躺在地板上了。但是当我转身想躲在架子后面时，一个男人喊道，“阿巴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