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为山林重，功于宦寺轻。 不惭称令主，恭俭更仁明。 这里五言八句，每一句都与太宗的故实有关。我这书里会慢慢说到，此处且不啰唆。“韵语”中说“罪己消天变”，指的就是太宗因蝗旱之灾要自焚的故实。孙承恩认为这是太宗“敬天”而得到的天下福报：“太宗之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 《续资治通鉴》记录此事在淳化二年三月，而非二月。原文道：帝以岁旱蝗，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翼日而雨，蝗尽死。 太宗皇帝因为年岁中多有蝗旱之灾，下诏给宰相吕蒙正等人说：“黎民百姓有什么罪，而老天给的惩罚这么重，实在是我的无德（应该包括王淮贪赃案处理不公）所导致的天谴示警。爱卿等人，应该在文德殿前面搭筑一个台子，我将面对苍天待在那台子上。三天不下雨，爱卿等一块把我烧了，以此来回应天谴！”吕蒙正等人惶恐不安，向太宗谢罪，藏起诏书没有颁发给政事堂。不料第二天就下了大雨，蝗虫几乎全部死掉，解除了蝗旱之灾。 皇上要自焚！ 这是什么节奏？ 原来这是一个来源甚古的吾土传统。 夏商周，史称三代。一般认为这是传统中国“天下为公”的时代。三代之前，皆有巫师。巫师负有与天帝交流沟通，为民祈福的责任。这是从更早的部落时代即形成的一种分工。如果天下灾害过重，巫师祈福无效，就要“升天”去面见天帝，当面陈述，继续为万民祈福。三代之际，君王即“天子”，天帝之子，成为比巫师更重要的万民领袖，或者说，是集中了天子、巫师与领袖为一体的邦国首领（而不是部落首领。按国家起源原理，先有部落，后有部落联盟，而后有部落大联盟，国家出现），天下有灾，君王有责，成为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常常会颁发“罪己”性质的诏书，以此来忏悔罪恶，昭告士庶，祈请天帝。历来《罪己诏》的关键词是“万方多难，罪在朕躬”八个汉字。有些时候，帝王不愿意“罪己”，明白大义的臣子就会劝谏帝王“罪己”，大唐王朝的名臣陆贽就曾劝谏德宗下《罪己诏》。苏轼评论此事有言：“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所以天下灾害严重，替代了巫师职责的帝王，有了向天帝吁请的责任。 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 《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 “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天下何其广大！一个帝王的权术就“欺骗”了亿兆士庶，独独“欺骗”不了“阴谋论”者？这个“阴谋论”者的“智慧”岂不近于神？ 一般来讲，这类“阴谋论”者的意见，多流行于坊间；制作这类“阴谋论”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阴谋论”。此类“阴谋论”，无非是想证明“封建社会”（大宋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但囿于近代传统，受教科书影响的人们还是愿意习称二千多年施行郡县制度的帝制时代为“封建时代”）制度不合理，因此连带着说“封建时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为尤其不合理而已。这个话题展开来说需要篇幅，而且无聊，此处还不是我来讲述这个问题的苑囿，且略过不提。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命题下的明白人，会越来越多。 简言之，我相信历代“贤君”面对五行变异时的真诚和敬畏。宋太宗赵炅“欲自焚”，与汤王的“欲自焚”一样，都是真诚敬天、为万民祈福的仁爱举动。说是“感天动地”，不算过。 贰励精图治 宋太宗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宋太宗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宋太宗赵炅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于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赵炅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有一个叫孟蛮的官员，朝廷拟定他到窦州去做录事参军。窦州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交界处，汉代以来算是蛮荒之地。录事参军是地方监察官，负责管理地方官吏档案，同时负责察举他们的善恶，有向朝廷汇报的责任。这个职官对于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蛮先生嫌窦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不去上任，反而“诣匦自陈”。“匦”是一种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见，可以投书其内，有内侍会定时取走给皇帝看。孟蛮估计是到了该上任的时间没有走，写了封信投在“匦”内，自我辩解。赵炅看到这个投书，大怒，给了他一顿棍子，史称“决杖”，流放到更僻远的海岛上去了。 有一个叫綦廷珪的朝官，请了病假。病好后，按程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门销假，然后“朝参”，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结束了。这些他都没做，直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上班了。赵炅不高兴，处罚了他，还连带着处罚了他的上级——好几个人都做了降级处理，潘美、王仁赡二人也是他的上级，没降级，但都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有一个叫刘珝的殿中丞，也即掌管禁中日常生活的朝官，外放到剑州（今属四川剑阁县）做州官。那里发生了偷盗官物事件，刘珝就招募人告密，抓获了盗贼，并上疏要求朝廷赏赐这个告密者。赵炅也不高兴，认为刘珝不用心去抓捕贼盗，擅自赏赐招募告密者，干脆罢了他的官，还发出诏令“永不录用”。 赵炅给这几个人的处罚，今天来看，都不轻。 孟蛮不愿到边远地区上任，罢职也就是了；打棍子、流放，罚过重。 綦廷珪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警告批评也就是了；连上级一块惩治，罚不公。 刘珝招募知情人检举揭发，也是一法；罢官，还“永不录用”，罚失正。 这种过重、不公、失正的惩罚，赵匡胤时代也可以见到。但是与历朝历代比较，赵家兄弟的帝国，这类错判可能是最少的。他们对惩治贪官很凌厉，但对一般官员的过失，往往比较优容，这也是敛天地杀气、养人间和气之道。但赵家兄弟不时可以见到的这类偏狭、躁急，以个人喜怒情绪影响决策，赏罚“失宜”的做法，毕竟属于政治败笔。 泼皮乞丐之死 赵匡胤的这类“失宜”与个人天性有关；赵炅的这类“失宜”则更复杂一些。他践祚之初，没有赵匡胤那般武功，因此当朝立威，需要一点辣手。当着强枝弱本的藩镇习气还在浮漾的时代，出于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建构并推演领袖权威，有其正当性理由。他要“杀伐立威”。这样，赵炅的赏罚“失宜”与赵匡胤的赏罚“失宜”，就动机而言，就有了性质的不同。 宋人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说一太宗故实，荒诞中可以见出士庶意见。 故实说宋太宗赵炅刚刚做了皇帝，很想让朝廷内外对他的治国能力和公道仁德心服气服，于是，有了一桩奇案。 说东京汴梁有一泼皮乞丐，要饭时稍不如意，就要倚门大骂，主人被骂苦，出来道歉，半天也打发不走他。东京城的土豪雅豪都惹不起他。某日，这泼皮又来一户人家大骂，主人出来赔上小心，说了无数好话，他还是不依不饶，什么难听骂什么。周遭围观者越来越多。忽然，人群中跳出一持刀汉子，刀光闪出，泼皮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刺客留下了作案工具，从容离去。 官府追拿凶手不得，第二天报到朝廷。太宗大怒，颁下口谕，大意说：朕现在正要“太平兴国”，不料还有这等白昼杀人的五代恶习！此事绝不轻饶！于是下令从严从快，限期捉拿罪犯。 眼瞅着限期就到，东京城官府恐惧无法交差，最后根据这个事件另外的逻辑，推断乃是主人被泼皮骂怒，“不胜其忿”，无法忍受，亲手或雇人杀了这厮。然后就以此逻辑定案。案件整理为卷宗，上报。 太宗对司法者也即东京市长说：“你们能这么用心，很好。但还是要重新核对一番，不要弄成冤案。另外，把那把杀人刀拿来我看。” 又过了几天，东京市长登朝，坚持此前的定案意见，并将卷宗和杀人刀一起呈上。太宗问道：“你确定就是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了乞丐吗？”市长说：“肯定是。已经反复审核过了。”太宗闻言冷笑一声，回头对小内侍说：“把我的刀鞘拿过来！”小内侍当场取过刀鞘，将那把杀人刀放入，严丝合缝。 原来，乃是太宗派人杀了乞丐，东京市长显然判了一个冤案。 真相大白，太宗留下一句话： “如此办案，怎么能不妄杀人呢！” 说罢拂袖而去。 根据这个故实，似乎可以见出宋太宗为了收拾人心，有意制造无头案，要东京市长去想法子。但破案难度太大，市长怕得罪朝廷，只好制造嫁祸于人的冤案，试图好歹了事，最后太宗又解密事实真相。 故实似乎想告诉世人：太宗以此警戒地方官，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太宗这一招确有惊悚效果——站在时光的这一面，甚至不难想象那位东京市长面对谜底目瞪口呆的样子。估计这位市长一辈子不敢再制造这类冤案。 此事或许对天下“依法治国”有利，但却不符合儒家伦理与道义，也不符合法理公正。 因为那个乞丐法不当诛。 史称“庚申，以皇弟永兴节度使（治所在今西安）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略相当于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封齐王”，赵匡胤驾崩的第七天，庚申日，赵光义就封赏正做着永兴节度使的皇弟赵廷美为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宰相之职），又封为齐王。这样看，《铁围山丛谈》中说到的这个制造冤案的东京市长就应该是赵廷美。个中又有玄机。 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写太宗赵炅，往往明褒暗贬，看上去是褒扬赵炅，但细味之，几乎等于在黑赵炅。如那个讲述“射杀花蕊夫人”的故实：说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赵光义也即赵炅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赵炅干脆将其射杀。这个故实表面上说赵炅有江山社稷情怀，用特殊手段打破“红颜祸水”的咒语，事实上却可定案为冤杀无辜、草菅人命——假如花蕊夫人确有其人，假如因此而死，太宗赵炅岂不过于心狠手辣？这哪里是一代“贤君”气象？ 《铁围山丛谈》记录赵炅这两件事，情节荒诞——太宗要“立威”，自有丈夫手段，不必设局冤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乞丐；太宗爱大宋，自有英雄气象，不必悲情冤杀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何况，这个柔弱女子并不存在。 说史上并无花蕊夫人，《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三本第五章《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已经说过。我的结论性意见就是：这俩故实很可能都属于瓜棚豆下的扪虱闲话、茅檐日下的野叟曝言，茶余饭后的坊间奇说，不可信。 张道丰死里逃生 太宗对冤案极为重视。有一故实可以做证。 说有一个循吏，名叫邵晔。这是一个自幼嗜血的人，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做了蓬州（今四川营山县）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管理官员档案的职责。知州名叫杨全，此人性情粗率而又蒙昧。州境内有庶民张道丰等三人，被人诬告为劫匪强盗，都要判处死刑，判词已定，卷宗也整理完毕。但邵晔察觉到此案有冤情，就不在文件上签字，并告知知州杨全，要重新审核。杨全不听，派人带着张道丰等人去“抵法”，也即要正刑伏法。张道丰等不服，临刑前号呼“冤枉”。按大宋法条，正法之前喊冤，要带回重审。邵晔就开始了重新复核。不久捉到了真正的匪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籍为民。 邵晔在任职期满，到朝廷述职时，太宗对他说：“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你能平反冤案，让我的子民能够活下来，太值得嘉奖啦！于是赐钱五万，并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以杨全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告诫全国各级官员。邵晔因此而授予光禄寺丞，让他出使广南采访刑狱。 这样的宋太宗，可能去为了解决冤狱问题，再去制造另一场冤狱吗？ 孟蛮、刘珝、綦廷珪事件，均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书为记录大宋帝国的重要史料，是正史《宋史》的主要资料性来源，也应该属于正史之列。蔡绦《铁围山丛谈》则是典型野史。今天对比来看二者记录的这几条故实，会有新的况味。简言之，太宗杀乞丐，此事很可能子虚乌有。但为何会有这类故实呢？因为太宗赏罚，有时往往“失宜”，因“失宜”而“失衡”。 赏与罚，权柄极重。无论传统政治治理抑或现代政治治理，公正赏罚是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与伦理最后的不可化约的核心、应然价值“公道-仁德”，很大程度体现于“赏罚系统”。宋太宗赵炅对官员惩罚过重、不公、失正，就是政治“失衡”。是对应然价值的义理背离，因此属于“失宜”。这类历史故实与《铁围山丛谈》的野史记录，就有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链条的一致性——他要“杀伐立威”。海客、野老们聊天，就有了添油加醋、向壁虚造的印象来源，于是有了人类学上母题的衍伸。因为有孟蛮、刘珝、綦廷珪的“故实”，所以有了杀乞丐、杀花蕊的“故事”。“故事”在“合理想象”中，包装为“故实”，进入野史出笼了——这类故事是安不到赵匡胤头上的，也安不到宋真宗、宋仁宗……头上的。宋太宗赵炅先生是虚构故事最合适的主角，谁让他在处理孟蛮、刘珝、綦廷珪案例时过重、不公、失正呢？ 转运使 赵炅“励精求理”故实甚多，“不合宜”也即“不合义理”之处不少，但“合宜”也即“合于义理”者更多。 他善于学习。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作为并不比乃兄差，甚至有些地方，就政治家责任伦理而言，他的道义担当与政治智慧，还超过了赵匡胤。 自赵匡胤时代起，大宋对五代十国道义沦丧的格局就有拨乱反正的自觉意识，成就君子，而不是纵性做小人，渐渐开始蔚成风气。但事情往往也容易走向另外一极，官员们开始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颓势。这不是“励精求理”的宋太宗愿意看到的局面。契丹在草原虎视眈眈，北汉在河东伺机骚扰，吴越在江南占据一隅，清源在三闽尚未归顺，藩镇余风尚未涤荡一清，大宋刑统尚未深入人心，民生弊端还有待改善，道义天下还有待推衍……大宋正是需要人才之际，面对温温吞吞、无所事事的官员，赵炅似有一种无力感。 郡县治、天下治。他决计从地方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督成地方治理，从太平兴国初年开始，大宋就派出了中央巡视组到地方访查。最初，这类巡视组由转运使兼职领衔，诸州诸县，各级官员，工作优劣，都要做出考核判断。转运使，是负责财赋，主要是负责军需物资的职官，略相当于后勤部长。赵炅对此一职官很看重，赋予了转运使更大权力，包括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地方刑狱、推荐地方贤良等，现在，又有了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这些活儿，原本都属于节度使的。但节度使自唐末以来渐渐演绎成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于是有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现在赵炅派出官员“暂行”巡视工作，就有了集权的效果。说“暂行”，是因为转运使一职，无论职权多么重要，都是临时差遣。“勾当”已毕，工作完成，归阙，回到朝廷，这个职位就撤销了。“勾当”是宋人常用口语，作及物动词用时，有“处理”的意思。大将曹彬平定南唐回来，交差，就有“奉勑江南勾当公事回”字样，意思是：奉朝廷差遣到江南处理公事回来了。从太祖“收兵权”开始，到太宗一代完善临时差遣机制，一点点地化解了可能的藩镇割据威胁。 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据说这位郭贽曾经因为某事上奏，奏折中有言：“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意思是：臣因为得到皇上非同寻常的破格提拔，发誓用我的愚笨耿直来回报陛下。 话中“愚直”二字，也许不过是客套，但赵炅不爱听，召他说：“‘愚直’何益于事！”你这个“愚直”对政事又有啥补益！郭贽回答道：“虽然，犹胜奸邪！”虽然没啥补益，但总比奸邪之辈强哩！赵炅当然不希望属下都是“奸邪之辈”，但他也同样不希望属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贽答对后，赵炅忍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召他入宫讨论政事，没想到郭贽来前饮酒过量，答对之际“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还没有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些酒话。史称“帝怒”，罢了他的参知政事，连降三级为祕书少监，去做图书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调他到荆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太宗还在做晋王时，郭贽就出入于府邸。此人有文采，晋王就令他掌管类似朝廷“知制诰”般的职务，负责府中一应秘书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贽草就的文件，往往有见识浮薄之处，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对制定朝廷内外诏令、制度文件的文臣，一直很重视，要任命谁，就一定会事先向宰辅咨询、访问，务必求得“才实兼美”者。初定人选后，太宗再将人召来跟他聊天，史称“观其器识”，然后才将任命书下达。为此，太宗还对左右说：“朕早就听人说过，朝廷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族们都来庆贺，认为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贽，过去是我的门人，但是一直缺乏时论名望。但我因为喜欢他文笔，就命他掌管秘书工作起草文件。听说他文件往往有不合道理处，很被人嘲笑，朕也为之羞愧。所以始终不能让他进入翰林之地。” 在赵炅那里，“愚直”与“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之类半斤八两。 今日来看，郭贽或许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时代还在，真宗就称赞他是“纯厚长者”，这个评价虽然并不就是“愚直”，但却与郭贽自诩的“愚直”颇为神似。 郭贽也曾有过几件德举。 大将曹彬曾经被人诬告，郭贽极力为曹彬辩解，最终救助了曹彬。 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政治英雄”，无人能省略杀伐手段。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处罚王继勋之后，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国家有法。 惩治贪官 太宗举起了正义之剑。王继勋大案之后，赵炅借势放出凌厉手段，三年时间，惩治了十几个贪官、恶官。 太平兴国初年，有“均输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师派送战略物资，也即“官物”，由地方官护送进献。但京师负责接收官物的国库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称“硾钩为奸”，也即敲诈勒索作恶。譬如按规定进贡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说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购买二十斤补齐。这补齐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这类“硾钩”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罢了，若是二十匹绢帛、二十两黄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样“硾钩”不已，以至于来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产不能偿”，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财破产都不能补齐差额。此事展开的恶相，几乎就是地狱风景。 太宗闻听此事，大怒道： “此岂为天下守财之道耶！” 这哪里是为天下百姓看守钱财的法子啊！ 于是下诏规定： 以后国库或粮库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监临官，认真地看好主秤，不许欺瞒榨取！有违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斩，监临官也从重治罪。 规定下达之后不久，就遇到一个粮库受贿案。 原来，自从平定南唐之后，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粮米数百万石到京师，以此来增广国家粮库的战备储存。接收南粮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来掌管出纳，内侍为出纳副官。这样三重监督之下，太宗赵炅还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师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粮库去侦察。 结果查访到以太仓粮库永丰仓的计量官张遇等八个人，在称量南粮时，大斗小斗间不清不白，有受贿为奸、重入民租的情节。事实清楚后，这八个人全部正法；掌管粮仓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被免官；派出监仓的朝廷命官右监门卫将军（掌宫殿门禁和守卫，略相当于卫戍军区警卫师副师长）范从简等四人也被罢官；同监的副官内侍宦官被“决杖”，处以杖刑，挨了一顿板子或棍子。 有一个西京洛阳的右军巡使、光禄寺丞李之才，因为与一市井哥们儿带着酒到宫殿中“聚饮”，被同事上告，赵炅调查后属实，罢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个地方监察官，录事参军徐壁，同时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税。此人与属下一个名叫高贵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贿赂，而免除租民的税赋，给租民开具一张虚假的收据。奸赃事发，二人被正法，参与此事的支党都受了“杖脊”，而后发配到遥远的荒凉之地。 被“正法”恶官 有一个刺史赵彦韬，在澧州（今属湖南常德）为官，地方有一小民，说家中财产被盗匪劫夺，赵彦韬调查后得知，没这回事，纯属顽民诬告。他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顽民，开膛破肚，还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顽民家属认为这个刺史手段太过残忍，于是到朝廷上访，诉告。赵炅弄清事实后，将这个刺史“杖脊”，发配到淮西，禁锢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罚就是“杖杀”了。 有一个掌管传宣诏令的中书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钱财，私自修改刑部所规定的法条，从轻处理了犯人，被有关部门起诉。赵炅派人调查属实，“杖杀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负责刑房的官吏孙甫因此而被罢官。 另一个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取皇上近臣的印玺，伪造征调信函，从两浙人家骗取绢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杀”。 记录中还有一个掌管宫中事务的詹事府丞徐选，外放督办漕运军粮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濮州驿站招待所官员告发。赵炅调查属实，也被“杖杀”。 “杖杀”属于“正法”，“正法”也有种种，“杖杀”算留全尸，更厉害的刑罚，就是“斩首”。 有一个御史赵承嗣，监管郑州市场赋税时，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隐没”也即吞没收缴上来的官钱好几万，被人告发。赵炅下令刑侦，调查结果属实。有关部门认为这人可以“绞杀”，赵炅特命“斩杀”，并将与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个人，一道在街市斩首。然后诏令诸道转运使，在各州县布告此案，将案由和判决结果制作为传单，张贴在各地官舍的墙壁上。 朝廷当时规定，不允许各地私自讲述天文历法、推测灾异。于是就有几个属于禁军精锐的“骁捷卒”，上疏说他们的指挥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灾异之类的玩意儿。调查后，属于诬告。赵炅于是下令将这三个诬告的“骁捷卒”斩杀。另外又赏赐给戎希萼紫袍、银带、金帛等，安慰这位被诬告者。 有一个管酒库的低级京官王守忠，被人告发，说他偷盗了三百瓶官酒，事实清楚后，监守自盗者被“弃市”。 有一个著作佐郎卢佩，在南京监造酒业，转运使樊若冰发现了他收受贿赂，有“寻租”行为，当即汇报到朝廷。下狱审讯，卢佩服罪，承认前后所受赃款一百九十贯。也被“弃市”。 还有一个县尉周楚，因为贪污（数额不详），被“弃市”。 所谓“弃市”，就是绞刑或斩刑后，暴尸街头。 还有比“弃市”更重的刑罚：斩杀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吴舜卿奉命到山东区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驿站，酒喝高了，亲手杀了八个平民。当地州官告到朝廷，赵炅让人将他“械系送阙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师，先命人斩断他的两足，然后正法。 比这个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斩了。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霍琼，也奉命到山东招兵，在郓州，伙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刘凝的家财，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赵炅令当地用槛车将他押到京师，讯问得实，在都市腰斩。 掠夺小民私有财产，在大宋帝国，是极重的犯罪，惩罚酷烈。 李飞雄大案 太平兴国年间，曾有“族诛”行为。这是宋太宗还未能脱略法家“株连”法制的一个恶果。 秦州（今甘肃天水）节度判官李若愚，他有个儿子名李飞雄。节度使，是各州郡的军政总指挥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担任，遇有大事，要与节度使一道签署文件，略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这也是权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飞雄仗恃着“官二代”的派头，常有背离道义之举，史称“凶险无行”，凶虐险恶，不守规矩，没有道德约束。李若愚一家几乎无法容他。于是他就常常离开天水，到京师、河北一带游荡，所到之处与无赖恶少纵酒赌博，做了不少坏事。 因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飞雄对秦州的府库仓廪战略物资，以及当地地形之险要，要塞如何布局，各路兵马多少等机密信息，都了如指掌。这样，就令他产生了幻觉，以为可以据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来的藩镇造反最终演绎为改朝换代的故实，他应该听过不少，于是这个德薄、智浅、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谋夺天下的凶妄之念。 他岳父在凤翔（今属陕西宝鸡）盩厔（音粥志，今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管理着地方有限的几个兵马。李飞雄从京师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马，假称朝廷使者，半夜又来到盩厔的马厩，招呼管理马匹的小卒，讨要马匹，说是公干。小卒举着火把出来看，李飞雄将黑市上买来的马缨在他眼前晃晃，意思这就是县尉调动马匹的证据。由马缨调马，仿佛过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质的东西。小卒无法分辨马缨的真假，就给他配了一匹马。然后李飞雄就让一个小卒做他的“前导”，开始堂而皇之地“巡边”，并称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当时的“巡边”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诛杀地方官的大权。此前，有个知封州（今属广东肇庆）的地方官李鹤，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岭南使者向皇上汇报此事，很有可能诬奏了李鹤，说李鹤部下军吏试图“谋反”。这又是一个“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故事。太宗赵炅给出的指示是：“诛之不问状”，当即正法不必调查缘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对巡边使者无不心怀恐惧。 李飞雄此际干的就是当初岭南巡边使者干的活儿。按照事后的结局推断，他是试图用这种办法，裹胁几位地方官，占据一座城池，而后举兵，造反。很有可能还有李逵式的那种雄心壮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弄个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疯般的行为。 他以“巡边”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驿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驿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后带着他到了陇州（今属陕西宝鸡），又劫掠了当地的监军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监察地方武装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吴山县（今属宝鸡）又劫掠了县尉卢赞。李飞雄命令他们都跟着他往前走。干吗去？谁也不知道。 说话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 这时的秦州形势不稳。当地一些“戎人”本来已经“内属”也即依附于大宋，但时常“为寇”，掳掠地方。于是朝廷派出了周承瑨、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多人为巡检使，受诏屯兵于秦州附近的清水县。 初夏的一天，李飞雄来到清水县，假称受朝廷诏书，将这几位巡检使全都绑了。这一班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官，朝廷派遣的命官，没有一人敢于反抗。周承瑨经多见广，但看到姚承遂等人也被绑缚，以为很可能是真有诏书，所以不觉得这事有诈，根本不敢反抗。一行人中，只有马知节看出了蹊跷，但他也不敢妄动，在等待机会。田仁朗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哭泣着要李飞雄出示诏书。李飞雄发怒斥责他说：“我受皇上密诏，因为你们这一伙子人在抵御秦州戎寇时不尽力。诏书让我诛杀你们这一伙儿！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岭南封州李鹤的故实吗？诏书？哪是给你们看的！” 一番话吓得田仁朗都不敢再说话。 田仁朗也是一资深武官，史称此人“性沉厚，有谋略”。他的父亲曾任后晋节度使，袭父荫，他做了西头供奉官。赵匡胤时代，他曾跟着御驾征讨扬州李重进，攻城有功。讨伐后蜀，他又是凤州路濠寨都监，负责监管军营设备。那时宋师入蜀，道路艰辛，他带兵伐木开道，大军得以顺利进川。 太祖晚年讨伐北汉，田仁朗也曾立功。他官职做到大宋重要国库左藏库使时，得罪中使宦官，被进谗言，说他贪赃枉法。太祖赵匡胤大怒，立即命令将他从职场召来殿下亲自讯问。他在进入殿门之前时，太祖下令将他冠带免去，这就等于褫夺了他的官职。但田仁朗神色不变，并不屈服，他很从容地对皇上说：“臣曾经跟着大军破蜀，那时候要贪赃，有的是机会，但臣秋毫无犯——这事皇上您知道。现在让我典守国家仓库，我岂能做这种奸利之事玷污了一世令名！”一番话说得太祖不得不信，稍稍平息了愤怒，最后只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 开宝年间，田仁朗被再次起用，出知庆州。庆州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北宋时是西北边防重镇，这里常有异族入侵。田仁朗刚到任所，就有了边警。他没有犹豫，就率兵迎敌。两军阵营短兵相接，前锋不免胆怯，开始动摇，有了退却的阵势。田仁朗当机立断，立斩两个前锋指挥官，军中见状，有了震恐，于是人人奋力向前，效命疆场。一战，大破戎寇。此役以后，戎寇酋长好几拨人，先后前来请和。田仁朗烹牛置酒，跟他们立下盟约，互不侵犯。史称“边境乃宁”。太祖闻讯大喜，亲自写了书信，盖上玺印，褒美田仁朗。 就是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武官，面对太宗赵炅诏书，也不敢轻易动疑，只能束手就擒。 李飞雄带着这一班人马，往秦州开进。按他意图，准备到秦州后，将这几位命官“正法”，以此抢得他们的兵权，可以调动守兵，以秦州为大本营、根据地，开始打天下的泼天事业。 路上，李飞雄跟这些待死的囚犯吹牛，说当朝皇上做晋王时，自己过去曾在晋王府中做事，乃是晋王的亲吏。听到这话，被劫掠的刘文裕有了怀疑。他也曾在晋王府中做过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有个李飞雄的人物！路上，马知节瞅个空当，已经偷偷地向刘文裕表示了自己的疑心。这样一来，刘文裕疑心就更重了。于是开始和李飞雄攀拉关系。他哀告说：“我过去也曾在晋王府中做事，咱应该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人物啦！现在，您作为巡边使者，难道忍心不来营救老关系吗？” 李飞雄也需要有个称意的帮手，感到这位也许能对自己的“大事”有助益，于是偷偷地跟他说：“你能跟我同享富贵吗？嗯？” 这一句话，透露了底细，刘文裕当即判断：这位“巡边使者”乃是一个冒牌货！但是一行人都被绑了两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刘文裕就假作欢喜状，答应了他“同享富贵”。李飞雄很得意，就给他松了绑。 刘文裕于是在行进中靠近田仁朗，找个机会对他耳语，点破了此事之诈。田仁朗于是假装摔下马来，做出一命将绝的样子。李飞雄就跟那个前导的卒子前来观看，但见田仁朗已经气息奄奄，于是给他也松了绑。田仁朗瞅准一个时机，一跃而起，与李飞雄搏击，刘文裕从旁相助，共同擒住这个野心家。 李飞雄被擒还不死心，大呼“田仁朗谋反，要杀朝廷使者！”意思是要同行者来帮忙。但田仁朗、刘文裕凭借往日权威，早已控制了局面。于是将李飞雄带往秦州，越过他老爸李若愚，直接交给了秦州节度使，下狱，审讯，得到了有效口供，上报朝廷。 太宗赵炅下诏： 一、夷灭李飞雄三族； 二、给李飞雄马匹的那个马倌被灭族； 三、最初被李飞雄劫掠的姚承遂等人，在秦州街市被腰斩；四、抓捕此前与李飞雄有来往的同伙若干人，全部斩杀。 同时，又将李飞雄案向全国通报，并告诫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庶，家中子弟如果心怀凶险，有悖于国家法令，屡教不改者，应由家族中的尊者、长者向州县告发，由州县将人上了刑具送到京师。审明原委后，当配送流放地。如果容隐不闻，近亲家属都要连坐。 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假冒钦差，所有外派巡检都要手持朝廷颁发的银牌，无银牌者即为诈伪。 李飞雄属于谋逆，按律确当严惩；太宗立朝也需要“立威”，但“灭族”一事，实是赵炅磨灭不了的污点。 古罗马也有族诛的株连刑罚，也可以称之为“奴隶连坐法”，公元10年，罗马元老院就讨论通过了这一项法令：如果主人在住处被谋杀，这一住处的所有奴隶无一例外将被处死，妇女儿童也无能幸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曾经记录过四百名奴隶被“连坐”，判处死刑的故实。 说古罗马的故实并非要为大宋开脱，而是要说，人类的残忍源于恐惧的本能——罗马贵族恐惧自己被奴隶谋杀，太宗赵炅恐惧帝国被谋逆颠覆，以及渴血的冲动。从野蛮步入文明，需要一个演进和反省的自觉过程。 大宋法制的局限所在不少，宋仁宗时恢复“磔刑”，宋太宗此际的“族诛”，是灿烂大宋的丑陋、罪恶之一面。 画家郭忠恕 太宗赵炅还惩办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他就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画家郭忠恕。他遗留至今的绘画作品都是稀世之珍。 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书法家、文字学家、文化学者。《宋史·艺文志》记录他的学术著作就有《佩觿》三卷、《汗简集》七卷、《辨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等五种，都属于文字学专著。《宋史》本传还记录，当时大宋通行的《古今尚书》及有关《释文》，也是他整理编撰的。 《佩觿》的“觿”字，音西，是古人一种实用的玉石佩饰，状如弯月，可用来解开绳结。郭忠恕这部书论汉字形声讹变的缘由，分析字画疑似的脉络，虽然有不少舛误，但用《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就是：郭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因此自有不俗的学术成就。书名《佩觿》，意思就是可以解开汉字疑惑之死结，故可以猜测成书之际，郭忠恕相当自信。 《汗简集》也名《汗简》。是对秦以后的篆字、隶字的总结研究。这书完成于五代后期，当时即在文字学界有广泛影响。蜀地文字学家李建中，从后蜀进入大宋时，曾经亲手抄录《汗简》进献给大宋。大宋名臣夏竦，带兵打仗糊涂无能，对西夏用兵时多次败绩，被西夏首领李元昊所轻鄙（《大宋帝国三百年》第四部将写到这个人物），但却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字学家，他在专著《古文四声韵序》中就说明是郭忠恕“首编”《汗简》。 郭忠恕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通晓史书和“九经”，并对汉语言文字有不凡的颖悟力。传统中国承认人之差异，少年亦然。国家和地方，常将荣誉、尊崇向“幼敏”少年倾斜。那些有特殊禀赋、超越于其他少年的天才，往往被人称为“神童”。郭忠恕七岁那年就被地方举为“童子”，名气很大。 顺便说，大宋似乎是历朝神童最多的朝代。杨亿、苏轼、王禹偁、黄庭坚、叶梦得、孔文仲……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郭忠恕留在史上的记录，除了艺术、学术之外，就是特立独行的性格。 湘阴公刘赟 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传位于儿子刘承祐，刘承祐在郭威的兵变中被杀，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被朝廷推举为帝。后汉还派出名相冯道去迎接新君。刘赟闻讯大喜，即刻从徐州西行，打算尽快赶到京师践祚。但他走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时，冯道也到了宋州。这时，传来郭威已经进入京师“监国”，并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黜刘赟的消息。诏书中，将准备称帝的刘赟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湘阴公”，这都是名誉性质的职位爵位。然后刘赟在宋州被囚禁，随后，宋州节度使李洪义又出于讨好郭威的心思，毒杀了刘赟。郭威称帝，建国后周。 历史记录在这里出现歧义。 《宋史》说郭忠恕“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这是说，郭忠恕根本瞧不上后汉湘阴公刘赟，到了郭威的后周初年，反而做了官。 《五代史补》则记录了郭忠恕的另一种面目。说郭忠恕年方弱冠，被徐州节度使刘赟辟为从事（相当于办公室干事、科员）。到了刘赟西进京师准备称帝，在宋州被拦截后，郭忠恕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正色责备冯道说：“令公乃是累朝大臣，诚信之名为天下所知，四方士大夫谈论起先生来，都认为您是个道义长者。现在忽然做了‘脱空汉’，让你前面的信誉功业一下丢空。请问令公：您这心下可安？” “脱空汉”的意思是“言行诈伪之人”。古人的解释就是：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 郭忠恕这一番话，让前来“迎帝”的冯道无言以对。 郭忠恕向湘阴公刘赟建议：杀掉冯道，投奔河东大本营。当时刘赟的父亲刘崇正在河东做着节度使。后来，正是这位刘崇，听说儿子被杀，在河东称帝，史称北汉。 刘赟听到郭忠恕之言，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有杀冯道。结果刘赟遇害。 《五代史补》说郭忠恕在刘赟死后“窜迹久之”，隐姓埋名，亡命避难很久。并没有在后周做官的记录。 这两种歧义的记录都可以见出郭忠恕的传奇性格。郭忠恕生当五代末年，少年得志，且满腹锦绣，又看遍了帝王将相的丑态，于是天下名流在他眼里，都不过尔尔，当代文武将相概不入其法眼。按《宋史》意见，郭忠恕对徐州节度使很是藐视；按《五代史补》意见，郭忠恕对后汉当朝宰相冯道，以及兵变大帅郭威，很是藐视。 进入大宋之后，郭忠恕应该是带着后周时的官衔“宗正丞”（掌管皇亲宗族事务）。他同时还是“《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年，他在上朝前饮酒，借着酒劲跟一位监察御史争吵，事后被御史弹劾。郭忠恕当堂叱责御史，并夺过他的奏本，直接撕毁。这事未免有失体统，被贬为地方官，到乾州（今陕西乾县）做了司户参军，户籍科科长。在地方，他又借着酒劲，殴打一位办公室科员。并且不顾职官律令，自由散漫，擅自离开职所，到各地行走。结果被太祖赵匡胤除去公职，做了自由民。 从此之后，他流落于民间，不再求取功名，游走于陕豫之间。平日纵酒，不修边幅。碰到好山好水，就待上十天半个月。 这之后，就有了种种传闻，据说他可以超过一个月不进食。大夏天的，可以在日头下坐卧，连汗都不出；隆冬季节则可以凿开河上的冰冻，跳下去洗澡，他身体周围的冰凌像遇到热汤般，渐渐融化。 他的书画早已名动天下，尤其善于做“界画”，也即以各类建筑为主题的山水画。史称“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他也常常在王侯公卿之家游走。官员们都想得到他的画，往往要用美酒伺候，预先在墙壁上陈设“纨素”，也即白绢，郭忠恕如果想画画，就乘兴画之；如果不想画，官员们还执意请他画，他“必怒而去”。所以世间以得到他的画当作珍宝收藏。 说他在陕西时候，有个富人很喜欢他的画，每天好酒好菜伺候他，很久之后，才说想求他一幅墨宝，并给他一匹珍贵的白绢。郭忠恕将这匹白绢展开，看有数丈之长。略一思忖，就在白绢的下角画了一个放风筝的小童子，上角，对角画了一只风筝。中间隔着的数丈空白，被他袅袅地画一根细线连起来。一幅“后现代”作品诞生了。史称这位“富人子大怒，与郭遂绝”。 显然，这位“富人子”还是不解这幅作品的创意韵味。 另有一位镇守陕西的节度使郭从义，就比“富人子”有情趣得多。这位郭帅也喜欢郭忠恕的画，更知道这位艺术家乃是当代一高阳酒徒，就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适合吃酒挥毫的环境，白绢、笔墨都是现成的，天天请他喝酒。几个月后，郭忠恕先生忽然来了灵感，就张开白绢，但他只在一个角落画了几个远山的山峰而已。但郭帅“亦宝之”，还是拿它当宝贝。 太宗赵炅即位后，久闻郭忠恕大名，就召他“赴阙”，到朝廷来，继续做官，给他的官职是国子监主簿，太学的一等秘书。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住在太学里，主要工作则是让他“刊定历代字书”，整理历代关于文字方面的典籍。 儒者的游戏 在太学，郭忠恕总是伺机奚落嘲弄他人，不管对方是谁。 太宗召他时，他住在内侍省宦官窦神兴的官邸。窦神兴，乃是另一个“武宦”窦神宝的哥哥。窦神宝带兵打击契丹抗击西夏，都有战功。窦神兴也是宦官中的首领，权势很大。郭忠恕本来长了一副美髯，看到宦官窦神兴没有胡须，肉肉的脸蛋，就来了情致。有一天，他将所有的胡须都拔掉了，窦神兴一见，大为吃惊，问他为何放着现成的美髯公不做，郭忠恕说：“聊以效颦。”老夫暂以这个法子向您老学习。窦神兴闻言大怒，所以不断地向太宗说他的坏话。后来郭忠恕倒霉，大约跟这个玩笑有关。 他这一生奚落别人，很少遇到对手。只有一次折在儒生聂崇义手下。 聂崇义乃是五代末到宋初的大儒，尤其精于礼学。后周时，曾摹画多种礼器图形，并解释其用途。到了宋初太祖建隆年间，完成《三礼图表》。这书对于国家礼制的推演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千年礼制，此书实为一大重镇。聂崇义身为学官，日常生活极为低调，但学识渊博。郭忠恕有一次拿他的姓氏“聂”字开玩笑，嘲弄他说：“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 你看你这个“聂”字，都是“耳”。要是“贵”字贴近“耳”，就是个“聩”，失聪。要是“耳”字攀上“龙”，就是个“聋”，也失聪。所以，“聂”字虽然有三个“耳”，奈何也成不了“聪”。 听觉灵敏为“聪”。郭忠恕这个嘲弄，就文字游戏言，确有才。 但他遇到的聂崇义，是更有才的人。 聂崇义说：“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我不能作诗，姑且用一个对联来回应您。当即说道：“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 您不要笑“聂”这一个字有“三耳”，整体来看，全都胜过“忠、恕”这俩字藏着“二心”。 “二心”等于说士大夫不忠不信，那个时代，是骂人的狠话。但聂崇义用一种典雅手法拈出，又是对嘲弄的合理回应，所以，郭忠恕招辱，第一次被嘲弄，羞愧得没有话说。 旁边人听到，都很推许聂崇义“机捷而不失正”，机敏捷智而保持言说之雅正，史称“真儒者之戏云”，聂崇义的应对，真是儒者才有的游戏啊！ 大宋这类“雅谑”很多，这个“聂三耳”和“郭二心”的故实，与后来的“假蝗虫”“芦多损”故实有一拼。 说大宋名相卢多逊恃才而傲，有时也喜欢拿人姓名开玩笑。当时贾黄中做宰相，卢多逊做参知政事，有人来报说京畿附近有蝗虫。 卢多逊就笑着说：“某闻所有乃是假蝗虫。”这个“假蝗虫”与“贾黄中”音近，他就如此来奚落老贾。 但老贾也是才子，就回复他道：“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还可能真是假的蝗虫，所以老夫也没有听说伤害庄稼，但是“芦多损”，损失了很多芦苇。以“芦多损”谐音“卢多逊”，弄得对方无话可说。 “出将拜相”情结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纵自己，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不懂克制约束自己，多次败坏国家法度。但是太宗爱才，每次都原谅他，史称“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不料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并放言诽谤朝廷、诽谤时政，这些也都罢了，太宗也不与计较，才子嘛！ 最后，郭忠恕犯了罪——经常将官府中的东西拿去倒卖，得到的钱财都自己留下花了。 这事严重。读书人贪赃，那是知法犯法，按律当斩。但太宗特意下诏：免死，决杖流放登州。 这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事。登州今属山东，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门岛，此地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格局仿佛拿破仑流放的那个孤岛，四面环海。五代时期，这里就是重犯流放地。进岛容易出岛难，似乎还没有几个流放沙门岛的罪犯能活着出来。有时，遇到大赦，沙门岛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约估摸到了生命的结局，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末路行为。走在半路，大约到了今属济南的地界，他对押送警官说：“我今逝矣！”我现在就在这里升天了。于是开始在地下挖坑，大约挖了篮球那么大的一个小穴，他估计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脸面了，就趴下来“俯窥”，随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边。过了几个月，有老朋友来，准备给他改葬，抬着他的棺椁，感觉里面很轻，“空空然若蝉蜕焉”，空空的，就像蜕皮的蝉那般。打开看时，只有衣冠，史称“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遗物而去。 郭忠恕为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诗咏叹郭忠恕，内中有两句，可以点破个中隐秘：“忽以伎术召，此意殊郁郁。” 郭忠恕经多见广，当初斥责冯道，又鼓励刘赟杀冯道而投河东，刘赟不听，导致身死败亡。刘赟如果投奔河东，后来时局的演变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曾经有过的这类决断，让他有了幻觉。他自以为应该属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当学者、画家看待。他认为世人包括帝王在内，都看轻了自己。就这个意义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还不懂得《佩觿》《汗简》才是万世事业，书法、丹青才是人间寄托。比较起来，乱世当权，或治世职官，都还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官本位”思考者。从西汉班超视“笔砚”为小道，立志“封侯”，到东汉扬雄视“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传统文人多有“出将拜相”之情结。太宗给他这个当年主张诛杀冯道的政治家一个“国子监主簿”，这类“伎术”职务，他是不满意的。所以有了“郁郁”不得志的表现。 大唐初期，那个画过《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步辇图》的阎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将作大匠、刑部侍郎，与郭忠恕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当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栋梁，画儿，只是个零头！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生被人称为“画师”。乃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荡舟，看到水鸟在画舫前飞舞，就命人传“画师阎立本”来“写真”。阎立本遭此召唤，深感耻辱，当晚，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来，很认真地说道：“……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我自幼读书，文章比当朝哪个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阶比谁也不低；不料现在独以画画见名当世，皇上、差官传呼起我来，就像传呼厮役皂隶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耻辱啊！记住：汝辈之中，不得有人再习水墨丹青！你们要把这个当作一条戒律！”（据唐·刘肃《大唐新语》。） 郭忠恕应该知道阎立本的故实。他对新朝应该有期待。期待落空，于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人所谓“不得志”之后慨叹“不遇”的行为之缘。 矫诏开仓 宋太宗赵炅用法严酷，这与他立朝之初，急切于推演帝王威权有关联，更与他心系北汉、志在幽云有关联。但他操练帝国法条也有一个铁门限：如果有益于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为当地“岁饥乏食”，这年歉收闹饥荒，百姓没有粮吃，朝廷下诏，由附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开仓，拿出战备粮粟米二万斛，借贷给贫民。但后来朝廷又派出使者刘文保，带着皇上的诏书，匆匆赶到秦州，下令收回开仓放粮的前令。知秦州的张炳与刘文保现场看到，不断有百姓饿死在道路沟壑之中，于是假传圣旨，开仓，史称“民饥益甚……矫诏开仓，救百姓倒垂之急”。这两个大宋文官，一个是地方州官，一个是朝廷京官，在这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时刻”，选择了对庶民负责的姿态，居然置圣旨诏令于不顾，毅然救民。这故实很少被人讲述，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传统儒学表彰的“爱民”精神，也是孙文先生揭橥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够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从命令在后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员太罕见了。 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条伺候，于是上疏，承认罪责所在，表示愿意“属吏”，交由司法官员按律处理。赵炅知道情况后，特意颁下指令，免除了这两位“违诏”的刑罚惩处，史称“诏释其罪”。 秦州“民饥”灾荒发生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员上疏，赵炅不过践祚半年多，正是“杀伐立威”的时段，这一次赈灾令，以及收回赈灾令，都是赵炅初为帝王之后的第一次。如果诏令无效，帝王之威风何在？但他居然放过了二位官员。这一事件证明了赵炅杀伐之外另有道义。由他出任帝国领袖，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合理、合法、正当的。 战备粮救灾 太宗一面以杀伐立威，一面又将国家政策不断向“民生”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几乎年年动用战备粮赈灾。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今陕西渭南）地方官告知当地饥荒，国家发仓粟四万石（一说四十万石）赈之。 雍熙二年（985）四月，因为江南数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粮紧张，赵炅不放心，随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几个州，与地方长吏做细密调查，看到有缺粮户，马上发粮赈贷。同时，还开放地方的“常平仓”，将国库中的粮米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借这个机会，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访察地方吏治，官员为政的善恶，以及民间利病，做成报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地方官报告“谷贵”，赵炅下诏开放地方粮库，赈济饥民。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报告“民饥”，赵炅下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 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 “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消弭者洞烛先机，世界，将因此省略一出惨剧。 但是被省略的惨剧不曾上演，庸人便以为世界当然如此，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出惨剧，所以，算不得英雄手段。 殊不知，“拔本塞源”与“正本清源”比较起来，尤见英雄气象；省略“被拥戴”之“拔本塞源”，更是大英雄气象。 与“拔本塞源”相近的汉语词语有“防微杜渐、杜渐防萌、曲突徙薪、未雨绸缪”等，用在遏制藩镇之乱这个政治现象时，都可以看成大英雄在军政戾气形聚之前，觑破人性之恶，收敛天地之杀机的极高智慧。 这个智慧可以名曰“见大”。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感慨世间智愚不齐，做《智囊》一书，将智慧分类，第一等智慧就是“见大”。他解释“见大”说：“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每一次操纵大事，往往出乎旁人预料之外。庸人遇事，惊诧莫名、束手无策之际，政治英雄却以前瞻性智慧，将格局控制在平衡点上。 安抚番族 当初，有位比部郎中（属于刑部官员）张全操，史称“慷慨敢言外事”，慷慨激昂，敢于大胆言说边境攻防大事。太祖对他很信任，将西北要地灵州（今属宁夏吴忠市）委托给他镇守。到了太宗朝，他循例要在西北番族中购置马匹，护送到京畿，以充禁军军用。但他依仗地方大员的权势，在交易中给番族的物资大多“粗恶”，都是劣等品，等于以次充好。番族为此而心生恚怒，拒绝交换。张全操动用武装力量，抓捕了十八个首领人物，将人家的兵仗、羊马全部没收。此事导致边境骚乱，史称“戎人大扰”，西北番族开始与灵州守备对抗，大有狼烟四起的态势。朝廷知道详情后，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金帛去安抚番族，申明朝廷制度，并与番族立盟，这才勉强安定了西北可能的大乱。 怎么处理张全操这个藩镇大员？ 宋太宗赵炅没有手软，将他果断召回，下狱，审讯。最后的判决是：“决杖，留海岛。”按律杖刑，流放海岛。 张全操事件后，赵炅还了解到帝国的另一个隐患。 原来，从五代时期开始，藩镇们大多会派遣自己的亲信，借着公事出差，往边境或各州郡做生意，路过辖境关口，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样就积蓄了很多钱财。藩镇们有了钱，就开始作，史称“务为奢僭”，一定要挥霍，生活奢侈糜烂而又僭越礼制。有些藩镇自家府上养马多至千余匹，童仆也多达千余人。皇上也没到这个份上啊。大宋之初，有功臣数十人，还承袭了这种“奢僭”习气。太祖赵匡胤对此很是忧虑，但也不能彻底根绝。 太宗时代，功臣们虽然没有了相当于“领地”的藩镇，但在地方上还是遗留着呼风唤雨的能量。赵炅于是有针对性地下了一份诏书，规定：内地或边塞臣僚，从今往后，不得借公事出差做生意。那种假公济私，挟带紧俏商品，牟取暴利的商务往来，都属于“与民争利”，从此禁绝。有不奉诏命者，州县长吏必须上奏报告朝廷。 诏书下达，地方大员经商牟利的行为有所收敛。 藩镇不得领支郡 当时有个掌管礼器制作的少府监，名高保寅，他是五代十国的南平国最后一代君王高继冲的叔父。南平国被赵匡胤收复后，高氏家族多在大宋做官。太宗任命这位高保寅知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当时隶属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等于是河阳的一个支郡。而河阳节度使乃是当朝名相赵普所兼。但这位高保寅与赵普有过节，现在在赵普手下做事，不免感到别扭，有些事就像被赵普故意抑制，很不自在。史称高保寅“心不能平”，对受赵普节制不服气，寻思着这事得有个解决办法。高保寅对政治气候有判断，他看出当朝两代帝王都在千方百计削弱藩镇军政大权，于是有了釜底抽薪的谋划。 他给太宗赵炅上疏，主题就是：请求罢免节镇领支郡的旧制。 这一封奏疏正是太宗所需要的，于是当即同意，首先下诏，要高保寅执掌的怀州，不再隶属于赵普执掌的河阳，直接隶属京师，怀州的长吏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再经由河阳中转。 与高保寅同时，还有一位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上了一纸诉状，说他的上级，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阙失事”，做得不够合格的政事。其中就包括杜审进作为一方节镇，所领地方支郡，多由亲吏执掌关市。保义军，避赵光义的“义”字讳，改为保平军，治所在河南陕州，今属三门峡市。 杜审进何许人？乃是已故昭宪太后的兄弟，太祖、太宗的亲舅伯。杜审进做官一向谨慎，镇守保平军二十余年，鼓励农业生产，奖励仁义根本，士庶安居乐业。他官做得大，但懂得节制，从无骄矜傲慢之色，士庶认为他有儒者之风，是一个醇厚长者。由亲吏执掌地方税收，也是五代习气而来，并非有心作恶。 许昌裔则名不见经传，但却敢于弹劾当朝皇上的舅伯，也是看准了当朝收敛藩镇军政大权的基本趋势。 所以，太宗赵炅得到这封奏疏，并没有不快，当即派出一位朝官李瀚到虢州、陕州去调研。李瀚位居右拾遗，乃是朝中言官，有责任对政事做出独立讽谏，纠弹朝中过失。李瀚到了地方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言道：“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 藩镇管辖下属州郡，大多派遣亲吏执掌关市税收。此事很不便利商贾，让天下的货物有所滞留，不能顺利流通。期望不要让藩镇统摄管辖地方州郡，以此来分流藩镇的军政大权，树立王室权威，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方法啊。 所谓“强干弱枝”，就是太祖、赵普以来，试图解决藩镇过强的集权之梦。儒学论“强干弱枝”的说法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重要的军政大权由朝廷、天子颁布，邦国就走向了秩序；反之，军政大权由地方、藩镇颁布，在邦国这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就会出现多头政令现象，朝廷奈何不得，于是就有地方割据。在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之前，地方割据，是国家灾难。世界史上，美利坚合众国之前，还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更没有联邦或邦联实践（顺便说，“联邦”与“邦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初年，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国间战争不断；拜占庭帝国各地也战火连绵；丹麦甚至在入侵英格兰……“欧盟”这个近似于“邦联”的设计，连梦想都还没有，何况“联邦”！政治文明是人类自我管理的政治智慧不断展开的过程。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当然之理。当着“集权”成为历史现场最优选择的时候，讨论大宋君臣为何没有实现“联邦制”，为何没有实现“宪政管理”，是言不及义的。因此，千年之前，“强干弱枝”就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政治价值。 事实上，赵匡胤已经在做“强干弱枝”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从唐代以来，直到五代，各个藩镇都领有支郡。赵匡胤平定湖南马楚之后，就将原来的若干支郡从藩镇剥离出来，直接隶属京师。后来在比较大的州县屯兵，也多直属朝廷。 但到了太宗时期，藩镇领支郡还没有经由制度化改变。现在，李瀚将这个问题揭橥出来，史称“上纳瀚言”，皇上接纳了李瀚的意见。并下诏，明确天下数十个支郡，不再隶属地方藩镇，而是直接隶属京师。史称“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大宋帝国所有的藩镇，都不再有管辖下一级州郡的现象了。 亲吏不得补镇将 但赵炅还知道，太祖晚年已经开始禁绝藩镇提拔自己的“亲吏”做“镇将”，也即下一级地方军政长官，这正是“藩镇领支郡”的弊端，现在，明确支郡直属京师，太宗还是担心五代余风流衍，藩镇们会不会变格，继续提拔“亲吏”做“镇将”呢？倘如此，就与“祖宗之法”的“偃武修文”原则冲突太大了。藩镇自命下属为“镇将”，等于地方干部任免权不在中央。此类流风正是汉末以来节度使自成一独立王国的源头所在。 于是，赵炅再次重申太祖时的禁令：藩镇不得补亲吏为镇将。 太宗做足了“拔本塞源”的功夫。 不仅如此，太宗还对现任的节度使老将做了调动安排。 赵炅即位之初，安远（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节度使向拱、武胜（今属河南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横海（今属河北沧州）节度使张美、镇宁（今属河南濮阳）节度使刘廷让等人，都来朝会。这四大节度使，都是赵匡胤时代元帅级别的大将军，各领一方，辖境州郡星罗，纵横千里；元帅们又多有战功，威望甚高，权力极重。尽管赵匡胤时代已经安排了节度判官，收回了藩帅们的部分财权，也安排了县一级的官员由朝廷派遣，但他们凭借资历和能量，仍然是最有可能演绎为一方藩镇的大人物。二百年来，此类演绎屡见不鲜。赵炅预为筹谋，罢免了他们的节度一职，转为朝官：向拱、张永德并为左卫上将军；张美为左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右骁卫上将军。 为调动老帅颁下的诏令制辞中有一句话： “不敢以藩领之任重烦旧德也！”不敢用藩镇这样繁杂沉重的工作来麻烦老功臣们！ 石守信移镇 还有一位资历更老的大将军石守信，也在太宗践祚后不久被罢免了节度使之职。这不是个简单事。 石守信，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的“义社十兄弟”之一，是赵匡胤团结在身边的最早的一批武将之一。石守信在柴荣时代就曾立有赫赫战功。陈桥兵变，他也是最重要的拥戴者之一。当初赵普和赵光义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等人，要他们做好赵匡胤返回京师的接应工作。赵匡胤从陈桥回师，顺利进入汴梁，石守信功不可没。后来赵匡胤讨平潞州，石守信再立战功；讨平扬州，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也即前线总司令。怎么看，石守信都是先帝留下的一位资深元老。太宗赵炅时，石守信的职务是：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这个人物也动得吗？ 天平军，驻山东东平郡，治所在郓州。五代以来，军事地位虽然不如河东大藩，但也是一个重要节镇。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韩通等人都曾做过天平节度使。此地相当于帝国境内东部第一大军区。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太宗赵炅忽然下诏，罢免石守信天平军节度使，保留中书令也即政事堂文职，并出为西京也即洛阳留守。 石守信官职得到提升，但军权没有了。 同时，将天平军降格，其辖境仅在郓州一地。原来隶属天平军的“支郡”都直接隶属中央。后来的节度使，皆由文官出任，又多有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以及通判等来“分权”。这样一来，朝廷、藩镇、支郡（州郡，包括县）三级垂直管理，变为朝廷和州县的二级垂直管理。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刻，还有省级管理安排，但那也都属于临时性的差遣。大宋等于事实上弱化了省级机构，藩镇属州的权力得到有效侵削。西汉晁错没有完成的行政变革，在大宋赵炅这里得到一次“更化”。过去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之流，做大做强藩镇与中央对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消散。 太宗赵炅继承了乃兄赵匡胤的政治智慧，首先注重抑制藩镇，在行政区域的人事变更和区域性质的转型中推演秦汉以来的郡县结构，以此消除可能的割据力量，这样就为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赵炅不凡。 叁纳土归宋 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 封桩库 解决北汉问题之前，宋太宗赵炅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漳泉、吴越问题。 哥哥赵匡胤似乎有意留下这两块地方给兄弟，让他去收复，做成统一大业。从此，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沿海。这两块膏腴之地为大宋帝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税赋，让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甚至发现，哥哥费尽心机贮存财帛，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封桩库”都已经多余了。 “封桩库”是太祖时备下的一座财富仓库。每年有盈余，就将盈余的财帛存入这个仓库。那时就想用这个仓库的所有，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个仓库所有招募勇士，攻取之。太宗时的仓库最大的是左藏库。南唐、南汉、荆湖、后蜀等国的仓库财货，大多积蓄于此。太宗有一次来库里巡查，一看这里堆积的金钱、布帛及各种财货多到不可计量，就对陪同的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这里金帛像山一样这么多，怎么能用尽！先帝时总是以经费为念，每日操心焦劳，太过担心啦！ 假如漳泉、吴越再来归附，大宋岂不更加富有？那时节，解决北汉问题、契丹问题，也就更无后顾之忧了…… 清源军 漳泉，也即今日的漳州、泉州二地。五代、大宋时期，称清源军。 此地地缘先后有变化。 大唐帝国时代，公元699年，在现在福建莆田的西部设县，名清源，此地部分隶属今日的泉州，这就是后来改为“清源军”的地理来源。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占据此地及周边地区。 公元945年，南唐发狠，与闽国开战，吴越国来援闽。最后结局是，闽国被灭，但闽地三分：南唐拿去汀州等地；吴越拿去福州等地；而泉州、漳州则两边不靠，为当地人留从效占据。 留从效势力坐大，自称“留后”，也即暂时留在此地，等待宗主国正式任命。他愿意接受南唐册封，南唐中主李璟也奈何他不得，就将留从效“留后”辖境升格为清源军，留从效则成为清源军第一任节度使，做了藩镇大员。这就是“清源军”的军政来源。 留从效，这位中国南方的藩帅，后来又先后被南唐和中原帝国封赏为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这是宰相级别的荣誉职称；更授中书令，也是宰相；又封鄂国公、晋江王，留从效政治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说起来，留从效也是乱世一枭雄。他就出生在泉州，年轻时在泉州当兵，闽国王氏当政时，他曾经做到散指挥使，这是一个实权不大的武官职务。 闽国频发国变，到了王延曦时，出了一个叛逆者朱文进，他杀了王延曦，自己做了闽国君主——但他不敢称帝，降一格，称王。闽王“首都”在长乐，即今天的福州，他派出了自己人黄绍颇到泉州做刺史。 这时候，泉州人留从效的机会来了。 他跟铁哥们董思安等几位商量好，在一个冬夜，各自带着军中亲信到自己家中吃酒。酒酣，留从效说：“朱文进杀王氏，又派出亲信分头据守各地。咱们一直受到王氏恩遇，现在却事奉这个叛逆贼人。要是有一天富沙王攻克福州，咱们这班人可就死了都惭愧啦！”富沙，属今天的闽北建瓯县。建瓯，史称建州，王延曦的兄弟王延政被封在那里称王，故称“富沙王”。“王”是比“帝”低一格的君主。王延曦是闽帝，让兄弟王延政称王，有效法“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度，由宗亲拱卫京畿之意。但兄弟王延政自立为帝，成立了什么大殷国，与哥哥王延曦多年打仗，互不心服。 留从效看到这哥俩的矛盾，知道虽然朱文进杀王延曦，但王延政是不会容他称帝的。所以留从效预先纠结支援力量，准备向未来的君主王延政做投名状。 亲信们虽然认为留从效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免害怕。 留从效骗他们说：“富沙王已从建瓯发兵，平定了福州，并给我密旨，令我讨伐泉州黄绍颇。再说，我观诸君状貌，都不是久处贫贱之辈。听我话，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在恐惧中勇气倍增，决计起事，做一番功业。座中一个叫陈洪进的，尤其彪悍，当即率众踊跃而起，一时间找不到更多兵器，各人都顺手操起训练用的兵器白蜡杆，跳入府厅，擒住黄绍颇，根本就不容他说话，当即就寻了大砍刀，斩了他头颅，装入一个木匣之中。 随后，就像晚唐以来屡见不鲜的故实一样，留从效也搞起了“阴谋拥戴”。他在泉州找到王延政一个侄子王继勋，请他出面主持泉州军政大事；留从效、董思安等人则自命为“平贼统军使”。 陈洪进受“平贼统军使”的命令，提着黄绍颇的首级到建瓯去见王延政，并表示愿意拥戴王延政为闽国大帝。 陈洪进走到半路，碰到朱文进的福州戍守兵士数千人，这些人挡住道路，也是在提防泉州、漳州的“叛逆”。陈洪进见势不妙，就骗这些士卒说：“我起义的大军已经诛杀了朱文进。我正从小道去迎接真正的君王继承者。你们这帮傻子还守在这里干啥啊？” 说着，将黄绍颇的首级假作朱文进的首级，向士卒展示。士卒一见，血肉模糊的一个人头，哪里分辨得清，于是认为国家元首已经不在了，一哄而散。其中有几个将军还跟着陈洪进一块去见王延政。王延政大喜过望，当即封官许愿，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人则升为都指挥使，方面军总司令。 留从效一战成名 刚刚做了闽国王的朱文进听说泉州兵变，最亲信的黄绍颇被杀，很恐惧，重赏之下招募了两万兵马，派出几位将军前往征讨。两万人的队伍，从福州出发，前后分队而行，史称“钲鼓相闻五百里”，声势也颇浩大。 殷主王延政闻讯，唯恐泉州有失，也派遣大军两万来援。 福州兵先到。留从效不犹豫，直接打开城门，列阵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一将，擒一将。 王延政又派遣水军帅战舰千艘攻打福州。 福州兵败泉州城，又来劲敌围城，朱文进万般无奈，派遣子弟作为人质到吴越国求救。 后面的事就是南唐与吴越在三闽大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故实了。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有详叙。 且说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投降南唐，泉州还在王继勋管辖之下。但“泉州保卫战”中，留从效一战成名，威望大增，取得实权，王继勋已被架空。 南唐将福建设威武军，泉州、漳州、福州等地皆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样一来，在试图有效管理泉漳之地时，遇到了困难。 王继勋本来想对南唐派出的威武节度使李弘义修好，但书信中却用了平行格式。李弘义认为泉州隶属威武军，王继勋来信，应用上行格式。被征服之地如此“抗礼”，李弘义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他的兄弟李弘通率兵一万来讨伐泉州。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他声言王继勋不能统御士卒，因为赏罚不公，所以无人愿意效命。然后直接找到王继勋对他说：“福州李弘通兵势甚盛，这事对我泉州生死攸关。士卒因为使君您赏罚不当，谁都不肯效力死战。如此，泉州危矣！使君应该避位，自省！”于是将王继勋废黜，勒命回到他的私人宅邸，留从效则开始代领军府事。 泉州兵因为留从效曾夜袭黄绍颇、遥尊王延政、击败朱文进，都是大事决断，故对这位“都指挥使”有畏服之心，于是与李弘通大战时，多肯卖命。一战，将李弘通击败。 但留从效并不想得罪南唐，随即向李璟上表报告泉州之变。李璟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一样，对藩帅自署“留后”不敢兴师问罪，也采取了所谓“羁縻政策”，干脆承认其地方割据现实，将“留后”转正。李璟将王继勋召往金陵，正式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董思安为漳州刺史，另外派遣南唐将领来领任威武节度使。刺史，比节度使地位要低。到这个时候，泉州还没有真正独立。 随后，留从效还跟着南唐将领征讨过福州朱文进。但是平定朱文进之后，留从效带兵回到泉州，发现了南唐派遣来的戍守将军不是对手，于是，他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留从效对南唐将军说： “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此地南接岭南大海，是瘴气疠病蔓延之乡，地势险要，但土壤贫瘠。更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农业桑园大多废弃。每年的冬夏两季税赋，仅仅够自己养活自己。哪里还敢有劳大军长久在此地驻扎呢？” 说罢，更不做商议，即摆酒宴，为南唐将士送行。南唐将军看来看去，但见留从效的亲信们一个个按着刀剑把手，虎视眈眈，知道这个地头蛇已经坐大，且早有准备，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只好率兵回国。 南唐主继续采取“羁縻政策”，同意留从效管辖此地，还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留从效并不满足。 几年之后，已经是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效的哥哥毒杀，这样，留从效就拥有了泉州、漳州二地。李璟见状，只好将泉州升格为清源军，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从此名正言顺地做了藩镇大帅。 留从效的野心到此为止。追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从未有过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他很满足于做一方藩镇。 留从效“疽发背卒” 漳州、泉州，隔着南唐与中原相望。历史上来看，五代时期，无论周边诸国如何强盛，最强盛的还是中原帝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折腾下来，还是比南唐、后蜀、吴越几个割据邦国要强大。清源军靠近南唐，南唐比清源军个头大得多，但是与后周比，还是呈现为弱相、疲相。中国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无人能摆脱这种理念惯性。如果说“中国特色”，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应是其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中国就在缔造政治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化共同体。没有人能长久地安于一隅。留从效骨血中也有此本能记忆。 他知道中原帝国必将一统华夏，清源军，还不过是华夏被割据的一块土地，迟早要归附中原，如果不能自家统一中原的话——而留从效知道，他无能统一中原；他连南唐也“统一”不来。 但中原有可能统一南唐，南唐有可能统一清源军。 这是清源军面对的天下大势。 在这种大势推动下，他从未有过“北伐”之念，甚至没有继续扩张地盘的念头。他安于清源军，也安于“节度使”这个职务职称。若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他期待能像晚唐以来的节度使们做过的那样，也能让自己的后代们继承节度使的职务职称…… 他做出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是：就像南唐“羁縻”清源军一样，清源军也要“羁縻”南唐。 南唐，是隔离开中原的巨大存在。常识也告诉他：只要南唐国存在，清源军被中原收复的可能就很小。因此，他希望南唐长久存在，以此来庇护清源军，不被收复。所以，当南唐与后周开战时，留从效多次给李璟上表，谈天下利害，谈用兵之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正在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强势横击之际，李璟倾全国之力，部署南唐兵十万，出师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力保淮上。按李璟战略：江淮乃是南唐北部屏障，犹如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屏障一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丢失江淮之间的要塞，南唐就只有长江一条横线，再也没有陆地缓冲。周师过江，即意味着南唐转入内线作战，凶多吉少。故江淮志在必守。但李璟不明白的是：江淮，柴荣则志在必得。各自有志，这个时刻，志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运气。李璟的实力无法与柴荣比，运气也差得多。但他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留从效却看到了。 紫金山一役，他给李璟连续上表，提出忠告。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分析，留从效的上表很可能包括如下要点：不可与周师开战；如开战，不可如此派兵布阵；万一机动不利，甚至宁可让出江淮，保存实力，退守长江。留从效的上表认为，南唐大军在紫金山一线“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大军困守此地，士气已经衰惫；战略形势非常不利于我。李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史称“既而果败，江北之地尽入于中朝”。不久果然大败，江北之地全都被中原后周侵占。 留从效眼见自己如此卓绝的战略意见不被南唐采纳，于是开始秘密讨好后周。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牙将，换穿了商人的服装，避开南唐的关卡，渡过长江的风涛，从偏僻小道，千辛万苦地跑到汴梁，来见周世宗柴荣。然后，这位牙将从皮带中挖出了一幅隐藏的绢表，那就是留从效向后周称臣的文书。 随后，留从效又派遣使团，向后周进贡，并请求在京师开办一所“清源军进奏院”，略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事处，以此将清源军直接隶属中朝。 但柴荣征讨江淮，攻克全境之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开始第二阶段战略规划的实施：挥师北上，拟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因此与南唐正在睦邻和好中。依柴荣的英雄性格，不大可能首鼠两端，一面与南唐修好，一面又挖南唐的墙脚。于是，柴荣婉言拒绝了留从效的建议，并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信中说：“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江南新近已经归服中原，我大周正在设法绥靖安抚。爱卿你过去一直长久地侍奉金陵南唐，现在不可改变主意。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官邸，那你岂不等于同金陵抗衡？朕如果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清源军，那么，与南唐断交的罪过就在朕身上啦。爱卿远道来我大周进奉贡品，已经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可以继续努力事奉你旧日的君主，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爱卿来说可加深有始有终的君臣情义，对朕来说可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深望爱卿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之本意。 柴荣一番话，讲述了政治纷争不得影响伦理道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诉求，而不是利益诉求，对五代乱世间的天下意识，有拨乱反正之功能。一番话等于一次棒喝。在留从效的生命背景中，大约从无这种价值考量。柴荣的道义，对他，是全然陌生化的。 但留从效应该从此知道，中原大朝自有格局，不是藩邦小国所可梦想。也是出于对清源军前途的考虑，从此以后，结好中原成为他的既定政策。 太祖赵匡胤践祚后，留从效立即上表称藩，表示清源军乃是大宋一个藩镇，不敢独立于大国之外。并对大宋贡奉不绝。这时也正赶上南唐中主李璟害怕大宋，要从金陵（今南京）迁都到洪州（今南昌）。洪州与清源军属地相连，留从效怀疑李璟是准备南征，试图屯兵清源军，非常害怕。留从效没有儿子，就派遣他的侄子留绍錤带着厚重礼品向李璟进献；同时又派出使节借道吴越，向大宋进贡。这个时期，留从效极为忧惧。赵匡胤也知道这位清源军节度使的难处，就派出特命全权大使给他“厚赐”，并发诏安慰他。这位大使走在半路上，留从效就在忧惧中生病，病重时，部下乘机发动叛乱，劫持了他，另立新主。留从效忧虑、恐惧，又加上愤怒，最后结局是：“疽发背卒”。 像“扼吭而死”一样，“疽发背卒”也是史书记录中常见的死亡方式。“扼吭”就是用绳索勒住咽喉，自缢；“疽发”就是背痈，西医说法是背部皮下蜂窝组织急性弥漫性化脓感染。 留从效已矣。 他出自寒微，但与其他藩镇比较，算是少数知晓人间疾苦的地方长官。史上说他“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在清源诸州，生活节俭，注意养民。他不嗜奢华，平常穿的衣服都是素布，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公服比较讲究，但他却将它放在府厅中门的侧面，出门办公时才穿上。他常说的话是：“我素贫贱，不可忘本。”我一直很贫穷，出身卑微，不可忘本。 他在漳泉地区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名曰“秋堂”，每年都有“进士、明经”得到提拔。这是在乱世中施行文官制度的尝试，很了不起。 留从效对泉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展开，也是有功之人。 他曾对泉州城重新修缮、增广增高。据记录中的说法，泉州城高近六米，周长二十里，比闽国前身威武军，当时的第一任节度使王潮建设的泉州城扩大了七倍。城内面积增大，于是可以“开通衢，构云屋”，还蠲免了多项遗留的苛捐杂税，清源军的士庶可以自由贸易，以此招徕外国商人。他还在环城种植刺桐，史称“刺桐城”。后来，大宋时期，泉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第一大港，史称“刺桐港”，这个中国南方大港，其规模和繁华程度，那时几乎可以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有一拼。多年经营的留从效确是桑梓功臣。 他还有一个德政，很少被人提及。闽国君王有两个女儿嫁给他管辖地区的人为妻，留从效很恭敬地对待她们，常常会给她们丰厚的赠予。虽然王氏闽国不是他颠覆的，但作为臣子，在闽国被南唐消灭之后，他仍然向南唐称臣，就是不忠。他用厚待王氏后人这种方式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可以看出此人心灵的隐秘处仍然存有一点柔软的东西，乱世中，心灵的柔软是一剂能够略略化解邪僻酷毒、凶妄戾气、冷漠无情的解毒剂。留从效愧怍中不忘故主的人伦道义，一如赵匡胤厚待柴氏后人一般，是人类政治行为中的伦理之善，值得表彰。 乱世中，留从效实际管理漳泉诸州十七年，州郡之内，很得百姓爱戴，史称“部内安治”，辖境之内，平安有序。 地震 留从效没有儿子，就将哥哥留从愿的两个孩子留绍錤、留绍鎡过继过来。他病重时，留从愿在守漳州，留绍錤在金陵，而留绍鎡尚幼。这时，清源军的实力人物张汉思、陈洪进二人发动兵变，张汉思自称“留后”，以陈洪进为节度副使。也有一种说法是：留从效死后，留绍鎡主持“留后”军府事，一个多月后，陈洪进污蔑留绍鎡，说他想召唤吴越人反叛南唐。于是，将留绍鎡抓起来，送到南唐，并且推举当时的节度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己做节度副使。 陈洪进，乃是留从效老乡，也是泉州人士。史称此人“幼有壮节”，少年时期很有壮士风范，也曾读书，修习兵法。年轻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个人才，有勇略。在闽国时曾参与过几次战役，有功，升为泉州副兵马使。 他跟着留从效杀黄绍颇时，众人议论要将黄绍颇首级送建州王延政，以此请他出兵为援。但是由谁去送这个首级，当初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来，没有人敢出这趟差，因为道路险阻，福州朱文进到处设卡，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只有陈洪进担心事情久了再生变故，那样，这一场“泉州兵变”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于是，“独请往”，独自请求来做这个事。他成功了。 现在，留从效没有了，兵强马壮的陈洪进就动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他也确实找到了机会。 就资历言，他不如张汉思；就实力言，他远超张汉思。但他并没有贸然行动，甚至还在推举张汉思，做出“节制”而又“当位”的姿态。 张汉思则属于比较谨慎的人物，年纪又大了，治理军府事，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清源军大小事务都由陈洪进来决定。久而久之，陈洪进有了专断的倾向。这事让张汉思做着牙将的儿子们看了不爽，胆子大一点的，就有了图谋陈洪进的念头。张汉思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感到了陈洪进这个人物确有不同于凡俗的地方，对他有了戒心。 延宕着到了夏天四月，张汉思做出了一个决定：除掉这位可能的祸患。 他找了个名头，搞了一场超级酒席，大宴将吏。泉州的方方面面都请到了，府厅大院都是人物。隐秘处埋伏下了刀斧手，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擒了陈洪进，然后给个罪名，当众一宣布，这事就算搞成了。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酒过了几巡，眼瞅着就要令下，看上去，陈洪进一条性命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张汉思做事谨小慎微，几步棋算计得几乎相当艺术，没有任何人透露消息。就在这个紧急当口，意外发生了。 地震。忽然地震了。 往事，按部就班地运行时，忽然出现转捩点。就在这个“偶然性”的地震事件中，历史出现了另外的可能性。犹如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生在为私生子儿子恺撒·博尔吉亚执掌最高权柄，做好各种铺垫，眼看就要成就大事之际，父子俩人都没有料到的是：教皇忽然中毒而死。于是，所有的权谋铺垫都变成了没有结局的故实，悬想中的“可能性”像一炷香燃后的烟缕，在空气中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踪影皆无。“偶然性”在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中，显现了近于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一场地震，让清源节度使张汉思的府厅栋宇摇晃、梁柱作响，大厦将倾，所有的坐立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惊慌中，张汉思的同谋认为这可能是老天有意惩戒谋杀者——陈洪进很可能是膺有天命的大人物。于是，同谋者在那一个瞬间转换为背叛者，他将节度使的阴谋告诉了节度副使。陈洪进闻言，迅即离去。众人惊悸而散。 从此以后，张汉思更加担心陈洪进，经常配备戒严般的警卫保护自己，史称“严兵为备”。 一把锁头换来节度使大印 陈洪进两个儿子都是泉州指挥使，多次要带领部下直接攻击张汉思，陈洪进没有允许。他知道，张汉思也有儿子，那样一来，拼的就是血肉，胜负难料，且不雅，传扬出去，就是武夫火拼，诸侯间会轻看了我。 一直到有一天，他经由长考，觉得已有胜算，就在袖子里携了一把大锁头，带着两个儿子，几个随从，穿了平常的休闲装，很安详的样子，踱步到节度使府中。当时有值班的卫兵几百人，散在各处，陈洪进就以节度副使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要他们散去。 陈洪进随即走入内宅小院，将房门在外面锁上。然后又让随从叩门，张汉思来见，一看，已经走不出大门。 疑惑间，他听见随从对他说： “郡中军吏都拥戴陈将军做咱们清源军‘留守’。众情不可违啊。请大人将节度使大印拿来。” 张汉思再不明白，也知道五代乱世的“规矩”。他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惊慌恐惧中，从门间将大印送出。受电视剧影响，一般人以为这个官印会很大，至少像半个鞋盒子那么大；事实上，节度使印玺不大，一般只有六七厘米的边长。门从外锁，门向里开，两门缝隙间距不小，足可容得节度使大印递出。 陈洪进用一把锁头换来了节度使大印，迅速召集将校官吏，告诉他们说：“汉思昏庸、老糊涂，不能治理军府大事，现在已经主动将节度使大印授予我，从此以后，请我来管理清源军事。” 诸将吏平素也知道陈洪进的彪悍和胆略，事已如此，顺水推舟，史称“将吏皆贺”。 当天，就把张汉思转移到别的住所，又加严兵看护。 随后，陈洪进草拟了表章，给南唐朝廷——这时，南唐中主李璟已经病逝，后主李煜继任。李煜按照历史惯性，继续执行“羁縻政策”，任命“留后”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并郑重地授给他节度使的权杖“节钺”。 两头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