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形势却又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广东革命政府，在苏联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决定北伐。直系在湖南的地盘首当其冲，吴佩孚得知这个消息，无心再在华北作战，准备回师南下，保卫自己的老窝。张作霖大吃一惊，生怕因直系退出，不仅难以解决冯军的问题，自己反会孤立无援，受到攻击。因此，他忙与吴佩孚商定要限期击败国民军。奉军立即增调骑兵上前线，猛攻多伦多，威胁张家口，并要阎锡山配合，兵出雁门关，截断国民军向西北的退路。在直、奉联军的猛攻之下，国民军东路军失掉了多伦多和南口等战略要地；西路军在山西北部与晋军多次激战，消耗大量兵力，也未能攻下形势险要的雁门关。国民军被迫败退西北，此后就被称为西北军。　　西北军的溃败，给晋军造成了可趁之机。阎锡山瞅准时机，乘国民军撤退之际，派兵向绥远方向追击，大获其利。国民一军的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的队伍，先后被迫投降。阎锡山一下子增加了三个师的军队，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绥远，占领了包头。这次讨冯，阎锡山再次获得厚利，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绥远，于是宣布把晋军改编为晋绥军。　　在直、奉、阎联合讨伐冯玉祥期间，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也在积极准备之中。冯玉祥宣布下野之后，赴苏联考察。在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会见，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9月回国，就响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率西北军在内蒙五原誓师。在誓词中明确宣布：“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兵败后归附晋绥的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的部队与冯玉祥旧情不断，得到消息，都悄悄开赴五原与冯玉祥会师。这三个师归附之后，阎锡山给他们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开拔，都又回到冯玉祥的怀抱。事前既无任何风声，事中也无什么周折。这使阎锡山非常惊异，也十分恼怒。但他却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怪罪部下，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给冯玉祥拍发一个电报，表示：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回国来了，他们自应还归你指挥，等等。吃亏换个人情，也许就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阎锡山的算盘，打得总是很精细的。　　趁热打铁，阎锡山着手进行第三次扩军。自任“晋绥军”总司令，将步兵扩编为17个师。后来，收编徐永昌的国民军第三军之后，又将师扩充为军，共编了8个步兵军，另组成8个炮兵团，兵力突破10万，达到了13万人。联蒋讨奉 占据京津　　北伐的胜利进军，直系的土崩瓦解，给各路军阀敲响了丧钟，迫使他们聚集起来商讨对策。11月，张作霖慌忙在天津召开会议，拼凑所谓“安国军”，企图与北伐军对抗。“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之一。阎锡山在表面上拥护张作霖，还派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安国军”的事务，却迟迟不肯就任副总司令一职。他经过仔细的盘算，觉得北洋军阀已经走向穷途末路，难以依靠；张作霖的力量也未必能够抵挡锋芒锐利的北伐军。前程难测，决不能死心眼地吊在一棵树上。因此在应付张作霖的同时，又走出了左右逢源的棋子。这时，广州革命政府派代表到太原，与阎联系，希望作为同盟会老前辈，阎锡山能派人到武汉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派出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行前，阎再三叮嘱：“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蒙的事。”原来，此时的阎锡山还有一段隐忧。他从日本进口一批枪械，三个月后才能运回山西，之前不能有所举动。否则，枪械就可能让奉军掠去。赵在武汉与北伐军会面之后，又赴南昌拜见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转达了山西方面对北伐军的欢迎和期盼之情。蒋介石对阎锡山做出这样的表态表示满意，认为阎锡山是同盟会的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望他能及早举事。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感到这次试探收获重大，北伐军不仅没有将自己当作打倒的对象，而且还把自己当作革命力量，自然也很高兴。于是把张作霖的任命弃在一旁，随即指示赵向蒋介石允诺，晋绥军可以在1927年的5月5日出兵。广东革命政府对阎的明朗坚决的表态非常欢迎，由国民党元老谭延凯提请，广东国民政府授予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对他在北方响应和配合北伐军寄予很大的希望。　　一边是“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边是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在两边都挂着钩，观望形势而来回掂量。这时，阎锡山盘算的是，北伐军虽然节节胜利，但离山西还是太远。奉军仍盘踞着京津地区，强大的实力分布在京汉线和京绥线一带，自己如果表态太早，反倒会惹怒张作霖，招来大祸。因此，他也没有立即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并且，还派出代表在北京与奉系继续维持关系。　　形势不断发生着出人意料的变化。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革命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分流”。阎锡山看到蒋介石在北伐军中有着强大的势力，特别是他以国父孙中山的传人自居，以后会是中国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此时，北伐军已在向河南开进，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已向着东边逼来，再拖延下去不表明态度，山西就会成为北伐军的攻击目标。于是，6月，阎锡山赶忙宣誓正式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并且在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旗，公开了联蒋反奉的立场。　　旗帜是打出来了，但阎锡山继续以保存自己实力为核心，玩弄脚踏两只船的把戏。他盘算：北伐军尚在豫南，而奉军在郑州以北的京汉沿线驻有重兵，如果自己动作失当，还是有招来攻击的危险。因此，他不仅不积极出兵协助北伐军，相反却派代表前往济南等地与奉方的部队拉关系，设法减轻奉军对山西的压力。张作霖对他易帜联蒋极为不满，曾派人到太原，警告他悬崖勒马，必须立即取消青天白日旗，否则就会有战争发生。阎锡山狡辩说，虽然改挂了青天白日旗，但也并不意味着与张作霖决裂。一面应付，一同却也做好了配合北伐军攻击奉军的准备，将部队沿太行山分几路秘密出击。　　这种复杂心理和举措，阎锡山曾在“就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宣言中表白说：山西所处环境至为恶劣，“环绕吾人之左右者，日夜思颠之覆之，欲置吾人于死地。为保留河北以北微弱的革命势力，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十四载于兹矣。设使孤军转战，其必败无疑也。”在为自己首鼠两端、朝秦暮楚辩解的同时，也确实道出了为客观原因所迫无奈的一面。　　此后的几个月内，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革命，向工农群众开枪，与蒋介石又合流走到了一起。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以“清党”的名义，驱逐和杀害共产党人。阎锡山在反共问题上，一直是态度明朗的。他声称：“共产党挑拨阶级斗争，国民党绝对不可仿效”，并主张“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他在山西积极支持和追随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与当时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狼狈为奸，驱逐和杀害共产党人。他在山西成立所谓“自新院”，对政治犯进行感化训化，也算得上是一个发明。而且，他还看到了共产党发动组织的“农民协会”的巨大潜在力量，特别予以反对。他说：“最可注意的是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铺伙迫掌柜，弊病虽大，范围尚小，操纵较易，尚可转头。若农民协会分散在乡村，范围既大，无论如何组织，无法操纵。即使操纵有术，亦必为共产党所利用。”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血腥的镇压吓倒。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先后组织“八一”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0月11日广州起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作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加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拼搏之中，与蒋介石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战斗。　　10月1日，阎锡山正式誓师讨奉，派出四路大军：右路军攻取石家庄，而后沿京汉路两侧进击，左路军沿京绥路两侧进击，还有一路则向北京的南北两侧展开袭击，前敌警卫团则由五台县进入河北，袭击奉军侧翼，与正面部队相策应。这是山西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部署，阎锡山亲临石家庄前线督战。　　初期，进展迅速，捷报频传。左右路军都攻城掠地，大跨步推进，傅作义部于10月13日占领了重镇涿州。　　这时，奉军组织了强硬的反攻。左路军遭遇两面夹攻，全线动摇，被迫向娘子关撤退；右路军遭到重创，损失惨重，退至大同，又退守雁门关。左、右两路形势逆转，大部队后撤，傅作义部进占的涿州便成为一座四面被围的孤城。奉军得势之后，调集号称30万大军，由张学良等统率，分两路向娘子关、雁门关发起猛烈进攻。晋军凭借易守难攻的地势，利用山西兵工厂制造的爆炸威力强大的短火器，顶住了奉军的一轮又一轮攻击，使奉军的猛攻无法奏效。奉军在山西境内无法取胜，便在河北全力攻击被围的涿州城。奉军一开始看不起防守涿州的傅作义，然而一再增兵，轮番攻击，却总是拿不下来。此事让张作霖甚为恼怒，令张学良亲自指挥，集中精锐兵力攻城。奉军炮弹倾泻如雨，涿州城墙倒塌，四面被撕开了口子，但麻袋堆积而成的新防线立即挡在了奉军面前，奉军始终无法突破晋军的防线。奉军改用挖地道的方法，企图从地下炸毁晋军的防守工事，傅作义识破了他们的计谋，便用在内侧挖坑埋瓮的方法，察听出挖地道的方位，针锋相对予以破坏。晋军在涿州城内挖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处处是掩体，步步有防守，建起了强大有效的防御工事，使奉军徒唤奈何。晋军在涿州城内防守了三个月之久，弹尽粮绝，士兵以老鼠、麻雀为食，身体浮肿，极为惨痛。傅作义电请阎锡山派兵支援，阎锡山复电说：“尽军人最后之天职。”不肯派兵前往。傅作义无法，只好与奉军作了有条件的妥协，结束了涿州攻防战，部队被奉军改编，自己被张学良软禁在保定。但这一战却打出了晋绥军的威名，使傅作义成为人们赞誉和崇敬的守城名将。　　正当阎锡山誓师讨奉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闹了一场“分流”又“合流”的勾心斗角把戏。蒋介石于1927年8月假意下野，跑到日本躲了些日子，于1927年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孙中山先生力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而且没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也不可能进行。有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的中国极其贫穷，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北伐军的装备大大高于各个军阀的部队。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平和地表示与共产党分手，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蒋介石离去的这一段时间，北伐军迟迟不进，使阎锡山和冯玉祥部都在奉军的攻击面前感到吃力，阎、冯二人都期望蒋介石能尽快复职，便联名请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事。阎还另给蒋致电，表示“公留党在，公去党危，个人之去留事小，党国之存亡事大”，拥戴之情，跃然于纸。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从日本回到上海，并派人到山西与阎锡山联络，直言不讳地告诉阎：北伐军之所以前进缓慢，让奉军得以逞强，主要原因是军令不一。应该建议政府委派一人负北伐的军事总责，才能统筹兼顾，行动迅速。阎锡山心领神会，于是在12月11日，与冯玉祥联名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愿意拥戴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统帅，愿意接受统帅的指挥。同时，又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所望我兄东山再起，主持军政”，“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有了这一番铺垫，蒋介石理直气壮地返回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打出“继续北伐”的旗帜。不过此时的北伐，已经与原来的北伐有了天地之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原来支持各路军阀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都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以北伐之名，主持改编军队，成立了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蒋兼任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1928年3月，各集团军出兵讨奉。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直攻京、津。　　有了各路大军的相互配合，晋绥军北上、东进都很顺利。一路上攻下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重镇，形成左、右两路对北京夹攻之势。奉系军阀原本就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发生尖锐的矛盾。加上英美势力向东北的渗透，奉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修建铁路和自由出借东北土地等要求，反而引进英美资金，修建铁路和港口，这就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在各路大军围攻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4日乘火车返回东北时，被日本人埋设的炸药炸死在皇姑屯。奉军失去统帅，陷入自身难顾的混乱状态，京、津已经失去了防守。6月8日，阎锡山的队伍顺利开进北京。阎锡山占据北京的行动，先前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蒋当时认为阎锡山没有“倒戈”的劣迹，把京、津交给他比较放心。因此，蒋亲自出马，先是在河南与冯玉祥会晤商量，又到河北石家庄与阎锡山见面。此时，冯玉祥的部队已经有九个集团军之多，仅嫡系就有40万，在为蒋介石打天下的“北伐”中出力甚大。因为自己在西北一隅，没有个出海口，购买军火极为不便，因此，早有染指天津的打算。蒋介石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使他很不满意。碍于正在进行的讨奉大局，他只好忍气吞声表示同意。冯与蒋的矛盾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阎锡山进占北京的同时，就派亲信南桂馨偷偷跑到天津，与日本驻天津的军队秘密勾结，取得了日本人的支持；又通过与当时驻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鲁军张宗昌部谈判，给了张宗昌不少好处，也取得了张的同意。于是，6月12日，在日军的支持下，晋绥军又顺利接收了天津。蒋介石到达北京后，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　　这次用兵，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阎锡山真是十分高兴。联合讨奉，他成为最大的赢家。晋、绥、冀、察四省和平、津地区，都成了他的天下。由山西一省，到晋、绥两省，如今再到四省二市，尤其是占据北平，在政治上更有着重要意义。阎的势力急剧膨胀，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联冯反蒋 入主“四九”小朝廷　　根据这一“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开始由“军政”时代进入了“训政”时代。但这个统一，是十分不稳定的统一，虚假的统一。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阎锡山则从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北洋军阀被打垮之后进入了新一轮诸侯割据。只不过是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所谓“北伐成功”，是在各路军阀的帮助下，让阎锡山的势力得以扩大。阎锡山是北伐成功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又进入一轮新的分合之争的漩涡。共同的攻击目标消亡之后，曾暂时联合的各派力量又各自打起了小九九。　　蒋介石谋算着要扩充以自己为首的“中央”的实力，削弱各地方派的实力，就假借祭奠孙中山总理亡灵的名义，把各路实力派头目请到北京，讨论所谓“善后事宜”。接着，又邀请各集团军总司令到南京开编遣筹备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的目标是要“削藩”，因而引起各实力派头目的激烈反对。在此关头，阎锡山心里清楚，他预计到蒋、冯、李之间在政治削藩和军队编遣问题上注定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以“父病侍疾”为由，没到南京参加会议。部下以为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去出席，是否会吃亏？阎胸有成竹地说：“到南京开会，若顺着冯、李，必取怨于蒋；若顺着蒋，又必取怨于冯、李。让他们闹吧，等双方都需要咱时，再去。”自己躲在北京和五台冷眼旁观，只派了一名亲信到南京探听风向。由于阎的缺席，军事编遣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　　到了1928年双十节，蒋介石又生出了新的点子，给各地方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想趁机把他们调离自己的领地，而后再实行裁兵。于是，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规定，在中央政府任职之后，应当长期住在南京。　　对这种调虎离山的计谋，阎锡山一笑置之。他当即保荐自己的亲信部下赵戴文担任内务部次长，代行部长职权并长驻南京。　　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各集团军首领参加。上次会议，阎锡山躲避未出席；中央任职，他也巧妙地避开。很明显，他既不想让蒋介石束缚手脚，又不想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而乐于观望冯、李等人与蒋争执，坐收渔人之利。但这次编遣会事关手中军权的去留，山西军队的命运，他不能不去南京出席。如何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坐火车从山西到南京，中间要经过其他集团军的防守区域，他认为很不安全。于是选了一条从天津乘船绕道上海，再往南京的路线。从天津出发时，包了一艘载重二千吨的新华轮。而这艘船返回上海时，意外触礁沉没。因此，十分谨慎小心的阎锡山在从南京返回天津时，曾为如何上路而大伤脑筋。最后想了个办法，是同时包用两艘船，一艘自乘，一艘随行，万一发生事故，可以马上救援。　　军队编遣，涉及到各地方势力的生存，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自是必然。蒋介石为避免各家都把矛头对准自己，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以派制派”的策略。他先是让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冯的方案使一、二集团军明显比三、四集团军占上风，提出后立即遭到激烈反对。蒋又派何应钦拉拢阎锡山，授意由阎出面提出“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另加一个中央区”的方案。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既照顾了蒋介石的“中央”的利益，又使四个集团军形式上比较平衡，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多数人倾向于阎锡山的方案。开会期间，蒋介石多次请阎锡山吃饭，而且常常是俩人密谈，话语间透露出对冯玉祥的不满来，善观风头的阎锡山自然心知肚明。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表现得异常恭顺和小心。　　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编遣委员会，并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地方实力派军权丧失，完全成为一个空架子。于是，各派首领如梦初醒，哪还有心思争吵下去，转而相互勾结起来，共同抵制编遣会议。见各地方实力派团结一致，蒋介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暂不编遣，恼悻悻地宣布休会。　　编遣会议激化了各派势力与蒋的“中央”势力的矛盾，成为引起新的一场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同时，也使蒋介石看清了软的一手不能解决问题，下决心武力统一。由于在编遣会上，李宗仁反对最为激烈，言辞尖锐，直指蒋介石，蒋便首先将矛头指向相对弱势且内部不团结、不统一的桂系，以桂系随意免去湖南省主席之职为借口，集中兵力，进行讨伐。　　1929年2月，蒋桂战争首先爆发。　　桂系在发动反蒋前夕，曾分别派出代表到山西和河南，约阎、冯共同起事。冯玉祥对蒋介石早有一肚子不满，爽快答应一定出兵。阎锡山则采用老办法，哼哈应付，准备见机行事。战事一起，阎锡山盘算桂系胜利无望，便立即通电表示拥蒋。冯玉祥见状，也只得按兵不动。桂系孤军迎战，内部倒戈事件频发，外部又没有呼应配合，在蒋系的强大攻势面前迅速崩溃，到6月，几乎就全军覆没，李宗仁等首领人物都逃亡在外，蒋桂战争以桂系彻底失败告终。　　对桂系战争的胜利，大大坚定了蒋介石采取强力消灭异己，解决地方实力派的信心，把下一个打击目标对准了冯玉祥。蒋介石先是散布冯勾结苏俄的许多谣言，于1929年5月7日，发出讨冯总动员令，声称“欲消弥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的两位心腹大将。5月22、23日，韩复榘和石友三先后迅速通电脱离冯玉祥，拥戴蒋介石。战事未开而后院起火，冯玉祥受到沉重打击，一时无法举措。阎锡山从太原给冯玉祥发了封电报，劝冯出洋避避风头，同时表示自己愿意陪同出国。冯玉祥接到这个电报，见阎锡山在此困难关头肯于拉一把，因而对阎锡山颇为感激，随即于5月27日发表下野通电。他声称放弃军权，愿意出国考察，使蒋介石失去了对西北军使用武力的借口。　　冯玉祥曾经与阎锡山联络过，请他起兵共同倒蒋。阎也十分清楚地看出，随着权势的增长，蒋介石决不会容忍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倒蒋同样是他的希望。但阎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地方，就在于他不轻易言战，不仓皇表态，而且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也更善于韬光养晦。从南京参加编遣会回到山西后，他立即将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牌子更换成“第三集团军结束办事处”，自己离开军队，回到五台河边村“闲居”。以这样的行动，向蒋介石表示：我阎锡山拥护中央，听候编遣，没有二心。以此换取蒋的好感，避免成为攻击目标。他一面应付编遣，一面与其他地方势力联络周旋，更重要的，他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再次大力进行扩军。将晋绥军的步兵由原来的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编成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大大加强，使兵力增加到了20万人。　　阎锡山在大力扩军，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分析着形势，寻找自己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明白，面对蒋介石对冯玉祥步步紧逼的算计，如果一直沉默着“中立”下去，冯玉祥被灭，自己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蒋介石可轻易解决的下一个目标。支持冯玉祥出国，是一注不露声色的巧妙筹码。在冯玉祥那里，会感到是与他站在一起，是对他的支持；在蒋介石那里，会感受到是冯、阎二人联手作乱；在阎自己这里，则是可以见机行事，左右逢源，进退有利的把戏：如果蒋介石还继续压他，他就真的联合冯玉祥反抗，如果蒋介石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就把冯玉祥作为礼物献出去。挟冯自重，身价自是大增。而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玉祥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其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迫使冯玉祥出洋。阎锡山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玩弄抬高身价的把戏。冯玉祥下野的通电发布后，阎锡山就公开表示：如果冯玉祥离国出洋，自己将与冯结伴而行。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说：“我们将携手共同周游世界。”并邀请冯玉祥到山西面谈。冯玉祥于1929年6月21日，携妻女到了山西。阎锡山热情接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地安排住在太原附近的名胜晋祠。除了派出专人陪同冯大帅游览散心之外，自己也隔三差五便亲自探望，送上一份份厚礼。同时还煞有介事地派人赴天津预定船票，认真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并且给中央发电，要求撤销有关革除冯玉祥职务、开除党籍、下令查办的处分，表现出与冯同心不二的坚定姿态。这副慷慨激昂，患难与共的架势，使冯玉祥十分感动。　　阎的这场表演，让蒋介石十分着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亲自赶到北平，派孔祥熙等人执亲笔信请阎赴北平商谈处理西北善后事宜。还由中央常委和五院长分别致函，劝阎锡山不要出洋。为此，6月28日的《国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称西北大事待阎商办，阎应以党国为重，不宜外出云云。阎锡山是否能否出洋，一时居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阎锡山看到自己的身价高涨，就将冯玉祥当作有效筹码，拉下脸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况且，北平是在晋绥军的控制之下，料定蒋无法对自己用强。因此，商谈中他态度强硬，一再表示必须和冯玉祥同时出洋。在看到蒋介石没有让步的迹象时，又借口有病，住进了德国医院，不再露面。蒋介石只好忍让，亲自带礼物去医院看望，并且甩出一个大的诱饵：如能扣留冯玉祥，不让他离开山西，那么，冯原来所据的地盘，可归阎接管。并委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阎锡山以要挟达到了扩大地盘、扩大权力的目的，觉得这一次交易还是合算的，就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自己不再坚持出洋，并允诺不让冯玉祥离开山西。　　阎锡山到北京与蒋介石见面，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丰厚，心里自是得意。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努力掩饰，仍表现出一副要与冯共沉浮的态度。他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声称自己坚决出洋，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示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重情义，重然诺的恳切之状，足以让人感动。原来，这却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一番表演，目的是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与之配合，又派人苦劝一番。于是，阎锡山就突然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为了造成实出无奈的影响，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装模作样地表示：“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难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歧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冠冕堂皇地表白这一通之后，阎锡山就退掉了已购好的往日本的船票，不谈出洋了，也不再与冯玉祥见面。　　冯玉祥已经被迁往五台建安村，住所与周围隔绝，阎派了一名师长带着卫队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蒋、阎在北平会晤的消息传来，他既吃惊又气愤。想不到让自己如此感动的盟兄弟，竟然是个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家伙。冯提出要与阎见面，阎总是托词不见。冯被戏弄多次，忍无可忍，有一次就开着汽车冲出建安村，声言要去太原。卫队师长极力阻拦，跪在汽车前，求冯一定不要出村，否则他会被军法从事。冯大怒不予理会，汽车仍然开出村去了。卫队师长急忙用电话通知沿途驻军，在通往太原的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冯的汽车无法通过，不得已只好返回。冯玉祥被阎锡山如此对待，异常伤心和恼怒，计划化装跑回西北军所在的陕西潼关。但从五台到潼关，有千里之遥，他的出格的高大魁梧的身材，无法改装隐蔽。难以行动，只好作罢。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冯玉祥自然不甘于被如此捉弄，就设法采取行动，向阎的背后插一把刀，让阎也尝尝被夹攻的滋味。三方鼎立，能用的办法，无非是拉拢其中一方，孤立另一方。冯于是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的部下宋哲元，设法直接与南京方面联系。按照冯玉祥的指示，宋哲元就行动起来，派人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归附之意。蒋介石自然欢迎，立即派人到西安慰问，并将因受冯玉祥影响而被免职的西北军将领召回重用，以示笼络。鹿钟麟到南京当了军政部长，西北军也得到了蒋介石发给的给养。 这个变化，使沉浸于得意中的阎锡山有点始料不及。他在冯玉祥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蒋介石，抬高自己的身价。现在，西北军如果倒向蒋的一边，那两家又会结成联盟，反过来对付自己。孤立的山西，受到蒋、冯的联合进攻，势必会遭灭顶之灾。这样的情况下，软禁冯玉祥还有什么用处？　　这时，蒋介石又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阎锡山派出代表参加。会上，蒋介石的口气比第一次编遣会时大有不同。有了打败桂系和冯系的本钱，蒋的“中央”比以前威风多了。会上，他严厉地宣称，谁不裁兵，谁就是新军阀，就是反革命，就是历史罪人，就一定要被歼灭。矛头已经隐隐指向阎锡山，而且那口气丝毫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阎锡山接到报告，内心惊慌起来，经过苦心盘算，还想投石问路，试探一下蒋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于是，他向蒋提出辞去山西省主席一职。如果蒋对自己旧情未断，网开一面，一定会予以挽留，那时再设法继续周旋。岂料想，蒋迅速批准了他的辞呈，并任命商震为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头上挨了这沉重的一棒，明白自己在蒋的心目中，价码已经大跌，被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大难在前，身后无路，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拉拢冯玉祥了。　　这年中秋节晚上，阎锡山利用节日拜访的机会，带着大批礼品看望已经遭他冷落多时的冯玉祥。冯玉祥接到通报，冷笑几声，并不去起身迎接。阎锡山见到冯玉祥，立即脸上堆笑，口口声声称呼“大哥”，表白“小弟向大哥请罪来了！”若有其事地诉说，他之所以冷落大哥，实在也是迫不得已。不用这种办法迷惑南京，自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想不到这样一来，让大哥生了怀疑，在外人眼里他也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到为难伤心之处，阎锡山声泪俱下。末了坚决地表示：只要大哥肯原谅，愿追随大哥反蒋到底，决无二心！冯玉祥见达到了拆散蒋、阎联合的目的，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计前嫌，从此合力反蒋吧。俩人在凉亭就坐，边饮酒赏月，边进行谋划，商定：冯仍留在山西，遥控西北军先发动反蒋战争，阎起而响应。　　冯玉祥以为经历了这次教训，阎锡山再耍滑头无疑于自打嘴巴，于是就迅速作好了部署。中秋节后不几天，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二十多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并且列举蒋介石的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为国杀贼，万死不恤。西北军兵分三路，向驻在河南的蒋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蒋介石也不示弱，亲任总指挥，部署精兵全力讨伐。双方激战一个多月，互有进退，一时未能分出胜负。　　关键时刻，阎锡山不仅自食其言，不出一兵一卒，当起了旁观者；而且还利用蒋介石受到压力的时机，与蒋暗中往来，继续抬高自己身价，接受蒋的笼络。蒋介石对阎举荐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均给予重要职位，将原内政部长赵戴文提升为监察院长，后来又给了阎锡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阎锡山权衡之下，感到还是倒向蒋介石的“中央”更有利可图，于是将在冯玉祥面前慷慨激昂的表演又抛到脑后，急匆匆宣誓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高兴地登上一人之下的第二把交椅，并于11月上旬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山西完全拥护中央。信誓旦旦的同盟军一下子变成了讨伐军，这无疑于在西北军面前和背后各插下一把刀。西北军孤立无援，军心不稳，难以抵御蒋军的攻势，只得于11月22日回撤到陕西，这场历时四十余天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　　与西北军反蒋几乎同时，1929年10月，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因属于所谓“杂牌军”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和算计，决意反蒋。特别是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为了利用唐生智，曾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其管辖。但战争结束后，却自食其言，再也不提。唐生智此时与刚回国的汪精卫联合，接受了改组派总部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头衔，发动了反蒋战争。起事之前，也与阎锡山达成了反蒋协议：由山西提供大洋50万元作为唐的军费；反蒋通电由阎锡山方面拟定，由唐生智在郑州发出通电，山西立即响应；反蒋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唐生智任副总司令。12月初，唐生智便联络杂牌军将领七十余人，在郑州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自己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将阎锡山任为副总司令。在蒋、冯对峙的紧张局势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蒋军内部又冒出了发难的势力，一时间造成蒋系内部的很大混乱。当时，各方普遍的看法是，蒋介石面对冯玉祥挥舞的大刀，背后又伸出了唐生智一刀，如果再加上阎锡山从旁边砍来的一刀，他再大的能耐也难以应对，当下就会陷入孤立，恐怕只有宣布下野一条路可走。如果真要打倒蒋介石，此时应当说是最好的机遇。　　然而，阎锡山支持唐生智，本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步。占据华北之后，力量日益壮大，眼见得在国家这个大舞台上显现出了越来越重的份量。加上明里暗里反蒋的各派势力都围着他打转转，阎锡山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将蒋“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提上日程。因此，他对于在反蒋战争中的名号非常重视。他看到唐生智发的通电，打的是“拥汪反蒋”的旗号，居然只给自己挂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觉得受到了屈辱。自己为主，功和利都在自己，自己为副，就是给别人卖命，等于吃了大亏。于是便拍案大骂，以唐生智没有按协议等山西拟出通电，便自作主张，实属背信弃义为名，不响应唐的通电。而这时，惶惶不安中的蒋介石，也加紧对阎的拉拢，极力做出亲近的姿态，发来电报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何以教我。”同时，派时在南京任职的阎的亲信赵戴文回山西做说客，劝阎拥蒋反唐。阎锡山经过盘算，认为实现取代蒋介石的大目标时机尚不成熟，不妨利用对唐生智反戈一击的手段再捞一把。只要有利于壮大晋绥的实力，怎么干都成。于是便复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以戡乱自任。蒋介石大喜，立即委任阎为讨唐总司令，统率山西军队，出兵河南，对唐生智发起进攻。但晋绥军集结郑州之后，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又令军队暂不出动，观望形势；到唐生智节节败退，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阎锡山才于1930年元旦，在太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当晚就率亲信乘专车开赴郑州，做出一副亲自督战的姿态。　　反复无常本来是乱世军阀的本性，而阎锡山的这一番表演实在也显示了过份的精明。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讨逆的气派和决心，亲自带兵赴豫，身着戎装，腰挂指挥刀，一副精神抖擞且气势逼人的模样。到郑州后，阎锡山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唐生智见败势已定，通电下野，出洋考察。晋绥军兵不血刃，取得大胜。阎锡山自以为这一次救了蒋介石，立下大功，从蒋那里会得到一些好处，在各地方势力面前，地位也会进一步升高。而同时，亲赴前线，并不完全是装样子给别人看，还有着不可言说的精明算计。他的目标是趁讨唐之机，把势力扩张到河南，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而且控制中原就控制住了东西南北的交汇点，有了向东南发展的跳板。　　阎锡山的算计不能说不精明，可惜还是逃不出蒋介石的手心。就在讨唐战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从暂时的惊慌中回过神来，便决定把这位善于变脸的盟友作为心腹大患予以铲除，策划由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活捉阎锡山。阎向来小心多疑，行事谨慎，非常注意收集和窃取情报，而且他的情报人员还比较得力。蒋、韩暗害他的计划，被山西的情报人员窃听，他很快就知道了。如意算盘又化作一缕轻烟，阎锡山惊诧之余，只好赶紧逃命。他赶快部署部队严密守护郑州黄河铁桥，不敢让断了归路，自己再一次乔装打扮，连夜逃离郑州。路过新乡时，他在对这次图谋遭遇挫折感到失望的同时，也萌生起给对方一个讥讽的想法。于是有意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宣称：因太原人心浮动，弟须立即返回坐镇，不辞而别，后会有期。逃离险境而不忘给对手一记辛辣的讽刺，也算是阎锡山大难不死后的得意之作。自然，这封电报让蒋介石气恨恨地难过了几天。　　面对阎锡山的这场变脸表演，最生气最愤怒的还是冯玉祥。冯玉祥再次受了欺骗作弄，怒发冲冠，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悲愤交加，绝食抗议。在朋友劝导下渐渐平静之后，也想出了对阎锡山进行报复的办法。他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给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下用米汤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行为异常愤慨，对他只顾自己、卖友求荣的做法更是恨之入骨，接到冯玉祥的指示后，就积极地再次与南京政府联系，并且做了攻击阎锡山的部署。蒋介石顺利地收拾了唐生智，乐于接受西北军的又一次改弦更张，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主要矛头指向了阎锡山。其实蒋谋阎之策早在实行。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将北平的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国家税归财政部收取。阎锡山只好放开税收大权，同时就提出：平津部队的饷项此后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满口答应。但实行一个月之后，就没了下文。阎锡山气愤不已，又提出北伐时山西曾垫付军费3000万，因此申请发行公债以资弥补，蒋介石明确表示“不准”。阎锡山气愤之余，指桑骂槐大骂宋子文“想用经济手段把咱困死”。同时就激昂慷慨地表示：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他把辛亥革命的都督，不是杀了，就是赶走，可我能把袁世凯应付过去。现在蒋介石又想压到我头上了。言下之意，他不吃这一套。　　蒋针对刚刚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阎锡山，发表讲话说“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兼任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得离职”，企图用高压迫使阎离开山西。调虎离山，尔后铲除。一边就支援西北军大批军火粮饷，令他们做好进攻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真正感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折腾多次，现在终于被逼进了墙角。利用冯玉祥反蒋，利用唐生智反蒋，再在蒋面前装好人，谋划着是要得渔翁之利。想不到最终落得被蒋、冯夹攻。在山西内部，反蒋和拥蒋两派意见也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贾景德、赵丕廉为首的反蒋派与以梁航标为首的拥蒋派，各陈利词，常常让阎锡山莫衷一是。阎锡山烦燥不已，便将左右打发出去，在屋子里独自静坐，打卦占卜，向苍天问询何是祸福。恰好，被能在他身旁行走的交际处处长、行宫办事处处长梁航标撞见，梁趁机说了一通拥蒋的好处，阎锡山思忖良久，突然问：“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说明阎锡山对于自己与蒋的恩怨有着清楚的认识。蒋不可能容许别人有割据的实力，而没有了实力，任何人都难逃被戏弄、受屈辱、甚至被消灭的下场。在军阀的心目中，权力，地盘，都是高于生命的东西。自动交出权力和地盘，无疑于寻求自杀。阎锡山手中还有强大的军队，放眼全国，还有那么多可利用、可结交的同盟军，未到穷途，何必走末路？他当然不会选择向蒋低头的出路。当时，徐永昌也认为这个仗打不得，私下里对人说：“不打仗，人们都来捧阎，他是爷爷；打起来了，一定都向他要东西，他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不满足，就恨他，他就变成孙子了。”在阎召开的会上，徐永昌也把这意见委婉地讲了，阎锡山说：“说得也对。但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徐于是说：“可以另想不打仗的办法。”阎锡山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倒有个不打仗的办法，就是我出洋。”徐忙说：“那不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阎锡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可先对付。实在没办法，你们就投降他吧。”徐闻言变色，忙表示：“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取消。”可见，在阎的内心深处，对投降蒋介石是十分忌讳和仇恨的。他曾在蒋面前一再装出驯顺的样子，那都是另有所图。而事到如今，再善变的嘴脸也失去了哄骗的作用，再精明的算计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保住山西这块根据地，他只能咬紧牙关，再次联冯，走上反蒋之路。　　经过反复盘算，阎锡山终于定下了主意，第一件事，就是厚起脸皮，亲往冯玉祥处负荆请罪。面对恼怒不已的冯玉祥，他做出后悔莫及的姿态，痛哭流涕地表示：“大哥来山西后，自己有二件对不起大哥的事。一是大哥通电反蒋，山西没有马上出兵，使大哥受了不少委屈；二是宋哲元出兵讨蒋，山西没有响应，使西北军兄弟受到损失。如今，小弟才真正明白，只有反蒋到底，才有一线生路。请大哥速回潼关，发动军队。这一次，小弟一定同生死，共患难。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岐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如果大哥仍不原谅，小弟只有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　　冯玉祥看着他半真半假的表演，心里自是厌恶，他当面批评阎奉行的是“骑墙政策”，并提出忠告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返回来一想，无论如何，当前蒋才是西北军的头号敌手。要反蒋，还是得联阎。再者，阎反复无常的表演现在已经陷于绝地，再精明再狡猾，谅他这次也无法骑墙变脸，再也难以使出骗人的花招来。于是，冯也就假戏真做，大度地表示只要能齐心协力共同倒蒋，过去的事就不再提了。　　为形势所迫，阎锡山终于走上坚决反蒋的道路。　　阎锡山在1930年2月下了倒蒋的决心　　阎锡山比其他军阀高明一筹。决定反蒋之后，他不仅大力进行军事上的筹划和准备，而且也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取得资本和主动。军事上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并加紧与各派军阀勾结，政治上则设法联络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汪精卫。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几次分分合合，核心在于争权夺利。汪在国民党内资历很高，但他手中没有军队；蒋从办军校、建军队起家，手中有了别人指挥不动的枪杆子，为所欲为，独裁专横，不可一世；汪以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传人自居，不肯屈居附庸。早在1928年，以汪精卫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就已成立，改组派由此得名。而在国民党的“三大”上，改组派的主要人物，或被开除，或被警告，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公开对立面。改组派以“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为政治口号，汪精卫也以“护党救国”的精神领袖的身份与蒋对抗。此时，汪精卫携同几个与他亲近的中央委员，正蛰居在广州、香港，待机而动。阎锡山想把党的旗帜也抓到自己手里，以扩大影响和号召力，就积极与汪精卫联络，共同反蒋。而以戴季陶为首，早在1925年就以反对联俄联共为口号的组成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也不断策动反蒋，自然对阎锡山也吹捧有加。此时，国民党内的左、右两派就都聚集到了阎锡山周围。可谓实现了反蒋力量的大联合。为了搜罗和联络更多的反蒋力量，阎还委派原山西省党部委员李冠洋到北平组织所谓“新民读书会”，用以联络散在各地的受蒋排挤和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党内同仁。　　“新民读书会”在北平活动了三个多月，联络到三十多名反蒋同仁，其影响甚至远及日本。在日本的反蒋人物也远道回国，前来参加。经过“学习讨论”，在阎的指导和操纵下，读书会总结出两项结论：一是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肯定孙中山先生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于中国革命；二是认为国民党的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推动历史前进上有同等的重要性，而没有差别，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政治属于全民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依据这个结论，国民党应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阎锡山对此大加赞赏，并以此为“理论”，倡议组织“劳动国民党”，为自己在政治上另立山头准备条件。　　为给军事行动制造舆论，阎锡山发动了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先是针对蒋介石气势逼人的“武力统一”的方针，打出争取人心的“和平统一”的旗帜，说“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将制造动乱的帽子扣到蒋的头上，义正辞严地要求蒋“礼让为国”，迅速下野。蒋介石予以驳斥，宣称：“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求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阎装腔作势，作出以天下为重，个人在所不计的姿态，提出要与蒋共同引退。组建元老院或枢密院，蒋、阎、冯和李宗仁一起进入，脱离军队，以此促进天下团结。蒋介石不以为然，态度强硬地表示“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武装，阻止本党革命”，只要作乱者存在，就必须以武力戡乱。3月18日，阎又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四十多人签名，发表通电，要求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党统问题。这时候，与汪精卫的联络也已见效，汪便在香港致电表态，赞同阎锡山关于“解决党务纠纷，须用武力制裁”的主张，声称应对蒋介石进行武力制裁。 在进行舆论动员期间，倒蒋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步伐也日益加紧。参与反蒋的各派势力，从实力来说，桂系刚被重创，正处于衰落的困境中；冯系虽然兵力雄厚，但经历过几次挫折，也已元气大伤，而且西北贫穷，经费给养和装备都很困难；其余杂牌军，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呐喊的随从罢了。只有占据晋、绥、冀、察和平、津等广大地盘，拥有20多万军队的阎锡山可以充当主角。阎锡山也就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以霸主自居。3月初，他主持召开倒蒋会议，决定由冯玉祥回陕西指挥西北军作战，并慷慨大方地承诺西北军的经费给养由山西提供，当下赠予冯现款50万元，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显示了“龙头老大”的气势和风度。冯玉祥将妻女留在太原，迅速回到潼关。到潼关后，针对部分高级将领对联阎存有疑虑，对反复无常的阎锡山不表信任的状况，坦率地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他还耐心劝说部下：“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锡山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并表示自己的决心：“胜则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冯玉祥对此次倒蒋，决心很大，也甚为乐观。他认为，军事上有二、三、四集团军的联合，政治上有汪精卫的合作，张学良也多次表示友好，足见是“得道多助”。实力最强而又狡诈善变的阎锡山也没有了退路，此次倒蒋胜利在望。因此，当他接到南京以吴稚晖名义发来的电报，劝告他“摒弃干戈，致力于建设”时，亲拟一封复电予以驳斥。电文云：“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胸怀国民利益，自以为在为民讨贼的冯玉祥，其实还是难以摸透阎锡山的玄机。阎锡山始终是在谋求“左右逢源”的小九九里转圈子。这体现了他爱用小聪明的谨慎多谋，同时也常常使他失去机遇和信用。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他派出代表到沈阳面见张学良，进行游说。先前，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商定联合讨蒋，并将拟好的通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刚发，赵戴文受蒋介石的命令，从南京回太原做说客。赵戴文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说，我在南京，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军队的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不过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简直是自取灭亡。”如果是别人说这话，阎锡山会不动声色地给他脸色看，同时就在心里给他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赵戴文不比别人，阎知道他对自己忠心耿耿。听了这番话，阎锡山又一度发生动摇，便电告张学良暂停发讨蒋电，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不仅在山西内部引起很大混乱，也使张学良感到受了欺骗，由此对阎锡山产生不信任，也就此留下了表态拥蒋的伏笔。　　国内各派反蒋势力都在太原有常驻代表，一时间，太原俨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除大大小小军阀们的代表外，国民党西山派、改组派等人士及所谓社会名流，云集太原，太原的傅公祠成了热闹非凡的宾馆。非蒋系的各派势力，不满于蒋的“三假”（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政策，为着各自的利益，在太原实现了暂时的团结统一。随着形势的发展，傅公祠的客人们也相继搬到北平，在北平酝酿和筹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为阎锡山制造与蒋介石对立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这场反蒋大战，还是由西北军揭开序幕。3月11日，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阎反蒋通电，正式树起阎、冯联合反蒋的旗帜。随后，桂系也发出反蒋通电。3月15日，鹿钟麟又领衔率领五十多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宣告了军事联合的完成。这些开台锣鼓响过之后，3月21 日，阎锡山和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标志着向蒋介石正式宣战。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也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东北的张学良并没有就职，他拥兵30万，对时局举足轻重，但一直保持沉默，乐于坐山观虎斗，与双方都保持着联系。用他的话来说，是：“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二字。”　　4月5日，蒋介石对阎、冯以上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南京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所任各职，国民党中央也作出永远开除阎的党籍的决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编发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阎锡山的罪恶有11条之多：“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冯的罪恶则有7条。蒋介石将部队编为三个军团，准备与阎冯开战。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这样，双方共计投入兵力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双方的对立进入军事行动阶段。　　阎锡山在北平设立军政府，宣布与南京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向驻北平的各国公使代办发出照会，俨然以一个独立主权政府的面目出现。之后，把总司令部由太原移到石家庄，命令李宗仁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出兵湖南，攻击武汉；冯玉祥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进攻平汉路；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沿津浦线进攻济南；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进攻济宁、兖州，协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健、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为拉拢和鼓励各杂牌军的将领，还一下子任命了三个省主席。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都由自己运筹帷幄，在军事地图上，标为己方的箭头由四面八方向着蒋介石刺去。这一段时间，阎锡山体验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美好滋味。　　5月，阎锡山设行营于山东北部的晏城，亲自指挥攻击徐州的行动。　　反蒋联军出师不利。表面上大联合，实际上各怀异志，各家都以保存实力抢占地盘为目的，指挥不一，行动混乱。5月中旬双方大规模接触后，杂牌军刘恩茂因对阎未能重用自己不满，在前线倒戈投蒋，引起混乱，反蒋军受挫。晋军开始时尚比较顺利，于6月底攻下了济南，7月，反蒋军在陇海线取得一次大胜。冯玉祥部于8月发动了以攻取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因为天不作美，连日滂沱大雨，阎锡山答应提供的补给又迟迟不能到手，冯军极为困难；而晋军为保全实力，又不能与冯军密切配合，致使冯军遭受巨大损失，攻势受阻，被迫后撤。冯玉祥多次被阎所骗，损兵折将，气得大骂“阎伯川真不是个好东西”。“八月攻势”的失利，成为中原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晋军不利，向后撤退，济南也回到蒋军手中。蒋介石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准备在9月初向讨蒋联军发动总攻。　　与军事激战相互呼应，阎锡山在政治上也频频走动踌躇满志的棋子。经过长时间的联络会商，汪精卫于7月下旬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带领10名中委参加扩大会议，给这次活动罩了一层合法的外衣。8月7日，带着反蒋标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会议代表只有21人，阎锡山派出的担任警戒的部队却有400人之多。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草案》，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个人独裁，残害民众，罪不容诛，非打倒不可。联合宣言中称：“蒋中正背叛党义，篡窃政权，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度，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批派固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其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等等，等等，表现出势不两立且关系决断的姿态。会议还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常务委员会，汪如意地当上了“党头”，完成了党的改组；其后举行的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并宣布成立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谢持、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等七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则荣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至此，政府也组建起来了，阎锡山实现了最大的野心，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当上了“国家元首”。　　接到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通知，阎锡山不由得喜悦难抑，感慨万分。由山西到晋绥，由晋绥到四省二市，一个原来在全国排不上名次的小省穷省的督军，就这样一步步攀升，而今居然得到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尽管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前线日益吃紧，他还是要尝尝当国家元首的荣耀和威风。于是，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　　阎锡山迷信风水之说，接受了一些政客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按阎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之象，表示自己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是合天时、顺天意的帝王之兆。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吧，阎最终接受了“四九”的时辰，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而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且说民国19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派庄严热烈景象。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熙熙攘攘。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身穿长袍，满脸严肃和得意，缓缓步入会堂，依次在主席台就座。阎和汪在誓辞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标志着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数十名中外记者频频摄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在会场中穿梭，也有一番庄重景象。　　但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政治上感觉如何得意，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出的价格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倍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开始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只要能战下去就要战下去。就是最后退到大西北，也要跟蒋介石硬干到底！”冯玉祥赞同和支持汪精卫的主张，并从军事上作出分析：张学良进关，不过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平津后，不会对联军实行大规模进攻。他主张，倒蒋联军应当集结于黄河北岸，依凭黄河天险，与蒋介石战斗下去。　　阎锡山虽然很不甘心，但经过仔细盘算，还是不主张再打下去。一方面，联军各自怀有小九九，面上的合作转眼就能变成背后的暗算，他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晋绥军截获了冯军参谋长给冯的一封电报，电报中称：“晋南富庶之区，粮饷不缺。陇海路撤下来的军队应兼程开入晋南。”如果真的如此，失去晋南，岂不就等于失去大半个山西？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阎锡山并不意气用事，还是拨动了“有本钱才能做买卖”的算盘：保存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事。因此，他费尽心思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结束战争。他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政治上让蒋介石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其实，蒋介石何曾承认什么错误？而按这套逻辑，岂不是说，倒蒋之行一开始就是非正义、无必要的吗？当然，军阀之间的混战，也许只能用“成王败贼”的标准来判别，理论的是非难以明说。不过，阎锡山如此车轱辘地说话，除了表示他的狡黠之外，也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无奈。他表示：仗是不能打下去了，退回山西再说吧。晋军后撤给反蒋联军带来一片混乱，西北军的一部被重重包围，被迫投降；西北军吉鸿昌、梁冠英、葛云龙等部被重金收买，先后降蒋；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也被迫退却。面临这种全线崩溃的形势，阎锡山极力主张“散伙”，尚有几分斗志的冯玉祥无可奈何，汪精卫更是一筹莫展。张惶的撤退之中，“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还撤到太原，装模做样地搞了一个流产的“宪法”，成为失败的遮羞布。失败的阎军全部退回山西，外省的倒蒋联军有十多万也退入山西。山西全省一百余县，几乎县县驻军，而驻军的一切粮饷，均由当地摊派供给。军纪稍好者，当地百姓尚可忍受；军队溃散者，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阎锡山的这一次豪赌，给山西人民带来一场莫大的祸害。　　10月5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同意“和平解决”；15日，俩人通电下野。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兵败下台，四九小朝廷成为一桩笑柄。至于李宗仁部，早已溃败退回广西。这一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清朝封建政府倒台后又一次“分合”之争，以蒋介石的获胜而告终。蒋介石的获胜，也就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战胜了各派军阀的分裂割据。蒋介石背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又有以中央名义攫取的财富，可谓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冯玉祥虽然一心想为老百姓讨说法，气势勇猛却没有金钱实力作后盾；而阎锡山进进退退，都出于精明的算计，不肯让自己吃亏。对于这一场大战中蒋、冯、阎的作为，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蒋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一手举大刀，一手拿窝头；阎一手举算盘，一手抱账本。小小的漫画，一针见血，令人忍俊不禁而又不能不沉思。　　反蒋行动遭遇失败，阎锡山赶紧玩起了韬光养晦的把戏。他宣布下野后，迅速摘掉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的牌子，以奉父命“侍疾”为名，钻回五台老家躲避风头。对外则表示：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今后将一心一意开发西北，办理实业，为民谋利。用回家作平民的低姿态，向蒋介石表示屈服，期望能躲开蒋对他的清算。蒋介石却不买他的帐。蒋多年来遍扫各路军阀，却一直没有机会收拾盘踞山西的这一股地方势力，而且阎锡山三番五次对他作弄要挟，怨恨已深，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了机会，哪能轻易放过？因而，蒋介石对阎锡山逼迫很紧，冰冷无情且毫无回旋余地。蒋把阎、冯列入不可赦免的名单，声称：“阎逆不离晋，善后难谈判。”并密令各地，“辑获阎逆，就地正法。”寒光闪闪的大刀随时都会落到阎的头上。为了煽动山西民众对阎的厌恶和对立，还不断派出飞机在太原上空盘旋，不时投下炸弹，造成居民死伤和极大恐慌。从没有尝过炸弹滋味的山西民众，巴不得阎早日离开山西，期望免遭鱼池之殃。　　面对这种形势，阎锡山不得不宣布离晋出洋。他正式电告蒋介石，定于12月1日由太原经石家庄到天津出国，考察目标是美国或日本。但即便在这种极为不利的险境中，阎锡山也还是用多出来的心眼放烟幕，玩谋略。其实，早在10月间，也就是他蜷缩在五台河边村的时候，就已派出亲信，利用自己跟日本人的特殊关系，到日本占领的大连活动，为在大连躲避做准备。同时，却又故作疑阵，扬言要去苏联，并令他的航空学校校长勘察由西北往苏联的公路情况，造成假象。离晋是真，为的是避开蒋的逼迫和追杀；但出洋是假，他不肯完全丢弃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根据地。　　阎锡山精心挑选出随行人员，又对留在省内的亲信作过一番安排，便轻装简从，秘密上路了。他已经有了多次伪装出行的经验，这次，因蒋介石已经向全国发出了通辑令，为了应付沿途的盘查，避免危险，更需要周密细致的布置。他打扮成一个商人，头衔是“山西省富山水利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化名为“曲容从”。为了不留任何漏洞，他用的这“曲容从”的名字实有其人，是他的一个叔伯表兄。还专门印了一盒名片，由装扮成公司职员的亲信带在身边，以备随时应付查询。为预防蒋派特务沿途跟踪下毒手，动身的日期又比向蒋通告的日期早了两天。　　11月29日，在天色还是一片阴暗的时候，阎锡山身着青布袍子，套着黑缎子马褂，外罩毛呢大氅，头戴土尔其式毛线套帽，脖子上裹着大毛线围巾，从上到下捂得严严实实，一付商号掌柜的模样。为保密起见，送行的只有其父阎书堂等四人。在扮作伙计的亲信陪同下，乘坐一辆小卧车，向着大同出发。亲信张培梅自告奋勇秘密尾随一路护送；山西军政要员徐永昌、杨爱源、商震等一行，跑来送行，都未能面见，在途中擦身而过。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阎动身的确切时间。当天傍晚，到达大同，就住在一家普通客栈里，为防不测，阎锡山吃的都是自带的饼子。客栈的女掌柜大骂为非作歹的驻军，同时也咒骂阎锡山，说他“为了在北京金銮殿里当皇帝，把山西人害苦了”，咒他“不得好死，总会遭到报应”。面上，阎锡山对此淡然一笑，不予理会。内心里，实在也不是股滋味儿。当都督以来，他已经遭遇过几次大的挫折了，但这一次特别让他难过。尽管他对省里的事务已经做了安排，也相信手下的亲信不会弃他而去，对于部下也多次安慰和鼓励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我们就此完结了”，但面对茫然的未来，他还是禁不住忧伤和恐惧。晚上，从大同上火车时，没有进客车厢，悄然登上了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锅炉车。次日天黑时，车到北平。阎等下车，在等待换乘往天津的列车时，突然看见车站上正调来一列装修豪华的列车。那是当年西太后坐过的花车，专用于要人乘坐。阎在讨伐唐生智时曾坐过，因此颇为熟悉。派随从上前打听，车站的人说：“这车是奉蒋的命令前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的。”原来，这正是蒋介石按阎报告的日期派出的专列。阎听说后，感到后怕却又惊喜，庆幸自己谋算正确，有先见之明，又逃过了蒋狠毒的一着。否则，登上专列，被蒋严密控制，就只有彻底完蛋的下场了。　　当晚，阎锡山顺利到达天津。　　蒋介石确实是做好了准备，要趁阎出石家庄到天津之际，在途中将阎捉拿归案。只要将阎控制在手中，山西的割据之患就可彻底消除。为此，在接到阎锡山报告的时间后，立即命令张学良作好辑拿阎锡山的部署，要求务必将阎逆擒获。张学良为此也颇费心机，发出三道命令：令陆军部队严查列车，查获后格杀勿论；令宪兵部队随时随地加强巡逻盘查，一旦查获，迅速押解到司令部；令铁路警察在车站和列车上多加注意，一旦发现，“严加保护”，不得让其逃逸。应当说，这一番部署算得上天罗地网，密不透风，却居然被阎锡山巧妙化装又打一个时间差，轻松蒙混过去了。　　阎锡山秘密到达天津的消息，首先由《大公报》披露出来，立刻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关注。蒋介石闻讯后，对阎锡山如此耍弄自己而自己竟然被小小的计谋所骗又恼又怒，拍案大骂不已。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小小的回合，阎锡山是凭着他的机智狡猾，得了重要而珍贵的一分。　　阎锡山在天津居住了一段时间，亲信和家人也陆续来到。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能容忍他长期留住天津，就不断施加压力，频频干扰，阎锡山于是决定移往大连。因为事前已与驻大连的日军有过勾结，日本人特意与天津的法租界联系好，让阎要搭乘的日船“武昌丸”号在法租界停泊，并由法租界派巡捕在码头警戒保护。阎锡山顺利登船后，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阎在船上，特意给《大公报》记者写了一函，继续对外施放行将出洋考察的烟幕。信中说：“大公报先生鉴：鄙人此次过津，原承中外诸先生过访，不克延误，至为抱歉。现因下野之初，闭门谢客，当荷原谅。兹已定于本日离津，经大连，续游欧美，自问行能无状，何荣获得闲暇，身亲西洋文化。专此奉上，顺颂撰祺。阎锡山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倚装留赠。”　　阎锡山到达大连，就不再有出国之语。大连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势力不及，特务也不便活动，对阎一时无可奈何。不过，蒋认为，大连与山西距离遥远，中间须经过张学良所治区域，谅阎也不好继续对山西进行控制，所以，逼阎出国一事也就暂停下来，而委托张学良对晋绥军进行改编。期望消除掉阎的基础，也就从根本上灭了这一心腹大患。　　阎锡山离开山西后，省内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大战开支浩大，大量客军退居山西，经济上造成极大压力。晋绥的势力范围扩张时，晋钞在省外大量流通。失败后，外流的晋钞又大量返回山西，导致贬值，使山西百姓转眼间丢失了辛苦积存起来的财富，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原晋绥军由张学良主持进行编遣，原有的14个军，40多个师，一下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了4个军，8个师。虽然经过激烈争吵，讨价还价，又增加了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兵炮兵独立旅，但比起昔日风光，还是差之千里。阎锡山离开太原，也给长期遭受压制、被解散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新抬头造成了空档，恢复后的山西省党部，利用各种场合大肆反阎。“山西善后促进会”等反阎组织也活动频繁，图谋从政治上将阎锡山彻底搞垮。　　阎锡山虽然亡命大连，寄人篱下，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过着寓公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威风，但他并没有从此消沉，更不会轻易放弃。离晋前，他对山西事务作了精心安排，靠着多年培养起来的亲信势力，他满有把握要东山再起。他从山西省银行支出一大笔款子，对追随多年的文武官僚，按等级分别给予三千元到三万元不等的慰劳费，用以安定人心。他决心还要回到山西。但这次失败，的确也使他十分痛心。他利用在大连闲居的这段时光，回顾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起伏坎坷，沉下心来作了一番研究，把他的理论和策略推向一个更加系统精致的层次。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从高山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他的日记，就是在大连开始记的。他声称自己的日记是“记理不记事”，显示出一种反思和检讨的意向。他在大连呆了八、九个月时间，请了一帮文人学者，研究他的“物劳学说”、“中的哲学”等理论。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明确和坚定了他“在存在中求生存”的理念。在经过一番研讨和沉思之后，他对进一步奉行“中的哲学”也有了新的领悟。他在日记中写道：“何谓智圆？初以为不必求解亦解，继则深求而不解，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三、殚精竭虑 苦心经营 打造独立王国　　天下大乱之时，山西能成为独立王国，除去其独有的地理条件外，确实需要经营有术；军队，军火，由军火而涉及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在落后的以山区为主的偏僻小省，发展农业，加强农村的社会建设；推行十年建设计划，发展近代工业，靠本省的力量建筑铁路，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重视意识形态，重视理论文化，重视组织构建。笼络和迷惑人心，实行思想专制，控制干部队伍，强化了独裁统治的基础；所有这些方面，在同时代的军阀中，如果说不是独有的举措，也是阎锡山特色鲜明的设计和行动。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二十几年，是阎锡山的势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从以上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势力范围由山西扩大到晋绥，再扩大到晋、绥、察、冀四省和平津二市，由蜷缩一隅的小股地方势力成为敢与蒋介石争雄的一大军阀，确实体现了阎锡山本人善于利用时机求得一逞的本领。但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下，山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没有实力的发展，再聪明机智、狡猾多变的谋略也会架在空中，毫无用处。　　阎锡山比其他一些军阀更高明也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他不是如蝗虫一般只知道掠夺和吞食人民的财富，而是在取得统治权之后，相当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当然，说这是他为了巩固专制统治，攫取更大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也符合事实。但相对于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和为争夺权力不顾百姓死活的旧军阀而言，应当说，阎锡山的作为还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也给山西人民带来了不小实际利益。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被称为“独立王国”，一方面是说，他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把山西搞成别人无法进入的一方土地；另一方面，也应当说，他是一直把山西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治理的，不受外界的指挥和干扰，政策和措施都有着鲜明的独特印记。　　阎锡山打造这个独立王国，可谓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既有如历代统治者一样的胡萝卜大棒，也有不少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举措，还有一些独特的创造。　　大力扩军 发展军火工业 加强军队建设　　阎锡山深知，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军队作强有力的后盾。辛亥革命初期，他被推举为大都督的时候，山西军队不过只有区区的一个混成旅，辖两标人马。太原起义后，虽然将原有的两标扩充为四标，但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已经损失不少。1912年3月，当他终于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回太原就任都督的时候，可指挥的军队只有一千余人马。于是，他把扩军和加强军队建设作为头等大事。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军国主义很感兴趣，曾经下过一番功夫认真钻研，后来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一本书，名字就叫《军国主义谭》。书中声称，以武力为基础实行军事专制的军国主义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如不实行军国主义，“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国家之经济政策无可发达，国民之生命财产亦不可保护矣”。留日的经历，使他对军国主义崇拜备至，同时也使他接受了近代军事思想的熏陶。因此，与那些“土包子”出身的军阀不同，他重视军队的正规建设。北洋军阀建军的过程中，正是清军旧军绿营与新军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派系的头子，都墨守成规，拒绝录用学校出身的人充当军官。认为学生不仅不能冲锋陷阵，而且脑筋灵活，不易控制。即便录用几个，也只是点缀门面地参与幕后事务而已。但阎锡山从一开始就与这些军阀不同，对军校毕业生，他广为延揽，在用人方面比较进步开明。　　这一年，阎锡山将山西军队编为一个师，除了步兵之外，还组建起了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而且他特别重视培养军事干部，认为有了干部，扩军才有基础。他先后成立了将校研究所，培训高级军官；军事教育团，培训基层班排长；精武社，以练武为宗旨，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利用这些军事教育组织，招收学员，进行比较严格也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前后轮训的学员达到1000多人，成为山西后来多次扩军的基本干部。从中，阎锡山还挑选出一批忠诚的亲信，为巩固自己在山西军队中至高无上的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7年，在反对张勋复辟，支援段琪瑞重新执政的战争中，阎锡山的表现受到了段的赞赏。在段的大力支持下，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军。步兵由两个旅扩充为四个旅；晋南、晋北镇守使各辖一个团；骑兵两个团，工兵营、机关枪营、宪兵营、卫队营各一个。不久后，又以学兵团干部训练队为基础，成立两个直属于督军署领导的步兵团。扩编后的山西军队，总兵力达到了2万人。通过这次扩军，阎锡山初步建立起了山西军阀势力的体系。　　阎锡山留日期间，亲眼目睹过日本先进的武器装备，懂得武器在增强军队战斗力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国，各路军阀的武器大都由国外进口，对外依赖性很强。山西是个偏僻的内陆省份，四周不是山就是河，对外交通极为不便。阎锡山于是便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制造业。而山西的军火工业，当时是一片空白，清军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陆军修械所，仅能修理枪械、制造刺刀而已。阎锡山一方面邀请当时国内最大的汉阳兵工厂的专家来晋指导，另方面招募专业人员派出去学习，并建立实习工业学校，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开始起步，逐步建立起了山西的军火工业。　　1925年，阎锡山又趁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获利的时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扩军。原有的十个团扩编为十个旅，其后又成立两个师，增建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榴弹旅，一个迫击炮团。通过这次扩军，兵力增加比原来增加一倍，达到了4万人的规模。　　与扩军同步，山西的军火工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具备了大批量生产手榴弹、手雷等短火器的能力；仿照日本的山炮，制成了最大射程达到5000米的一二式炮兵炮；改制出了不用骡马驮运可用人力拖挽、射程达4000米的一四式步兵曲射炮；造出了击发精确性更高的一三式山炮，并大量制造轻重迫击炮，重山炮和野战炮也已经研制成功。至于各种轻重枪支和枪炮弹，产量和质量都已达到国内的高水平。山西的军火工业完全能够满足军队的需要，也成为阎锡山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工具。山西军队的炮兵规模堪称一流，手榴弹团则别具一格，在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无论攻守，都对敌手造成极大威胁。到1926年，太原兵工厂已设有炮厂、枪厂、炸弹厂、炮弹厂、枪弹厂、炸药厂、铜壳厂、引信厂等专业分工很细的多家分厂，并且一度建立起飞机厂，装配过几架教练机。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余部，工人15000多名，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由于山西的兵火工业突飞猛进，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情况，在全国军队中可谓绝无仅有，晋绥军的射击水平大为提高，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名列第一。　　建立和发展军火工业，不仅显示了阎锡山对军事现代化的重视，而且也为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建立山西的近代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时间，在山西省督军公署属下的企业就发展到了十几家。除兵工企业外，还有银矿公司，煤矿公司以及几家银行。　　阎锡山重视军火工业，可谓目光远大，具有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工业创造条件，准备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他先后几次向法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航空技术。并在军工厂内设立组装飞机的机构，对外挂牌称“太原汽车修理厂”，厂内专门辟有一个秘密车间，组装飞机。当时，阎锡山从德国高薪聘来工程师、机械师，带领中国技术工人，用几个月时间，将从国外进口的部件装成两架双翼教练飞机。到1925年，阎锡山引进法国的飞机制造技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以“鹏程万里”四字编号。以此为基础，宣布成立了“航空兵团”，尽管全团只有二十来个人，却显示出用现代技术武装军队的巨大努力取得了成效。到1930年底，阎锡山先后投巨资从英、法、德、日购进或组装了飞机二十多架，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瞩目的新鲜事情。　　通过联直、奉反冯的战争，阎锡山又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势力扩展到绥远，于是晋军于1926年改编为晋绥军，紧接着进行了第三次扩军。这次扩军，阎锡山仍然从培养军事人才入手。这年10月，成立山西军官学校，学校开设步、骑、炮、工四科，大量招收中学毕业生，经过严格的军事培训和教育后，分配到部队充任下级军官。同时，又设立了辎重训练所，作为专门培养后勤人员的基地。后来还成立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并轮训在职军官。经过教育训练的军官和专门人才，素质自然比较高，从而使扩编后的军队也有较高的战斗力。1927年春，晋绥军扩编为17个师。次年，阎锡山又接受改编了原属冯系的徐永昌带领的国民第三军。此后不久，再次把晋绥军的师扩充为军，与第三军系列相适应。扩充之后的晋绥军，编制有8个军，另有8个炮兵团，兵员超过了13万人。　　1929年，阎锡山趁着蒋介石与冯系、桂系鏖战之时，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由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还组建了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进一步增强，使总兵力达到了20万。　　阎锡山扩军的步伐一次比一次急，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使山西军队的数量翻了四、五番，充分反映了他不断膨胀的野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的综合实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得以从山西走向华北，才能够充当各方盟主，向掌握南京政府大权的蒋介石发难；也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能在三晋大地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抗战的业绩；当然，也还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企图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对抗。待他失去这支军队之后，他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从走上军阀这条道路起，他的命运就与军队紧密相连。正是兴也军队，败也军队，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军阀都栽在自己倾尽心血打造培植的军队手中，看来这也是命定的规律。推行“六政三事” 加强基层社会建设　　为了实际推进和落实各项措施，还专门成立了“六政考核处”，作为检查督导机构，并将推行“六政三事”的成绩，作为官吏升迁的标准。阎锡山特意发表了《六政考核处宣言》，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地力，就要兴修水利，种桑养蚕，开垦荒地；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人力，就务必除去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危害人身的旧习。地力和人力都发挥出来，才能多方开辟生利之途，有益于国计民生。政府为了支持扶植这些事业，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在水利建设中，采用先贷款后偿还的办法，解决民间开渠打井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发展蚕桑业时，设置专管蚕桑的机构，厉行督促之外，负责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而为了推动社会各界重视参加植树，政府特意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要求人人参加植树，对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罚。　　以上三件发展生产的事，尽管也有人反对或者消极怠工，但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另外三件事，天足，禁烟，剪发，因为涉及到多年的陋习，这些陋习又已经成为某种生活常规，开展的阻力则甚大，还出现过不少风波。开始时，阎锡山禁烟的决心很大，措施也比较严厉。曾有人警告说，今吸食洋烟者遍布各地，人数众多，硬性戒烟，惹起众怒，怕是不好收拾。阎锡山表示：洋烟对人的毒害太大，不戒不足以振民气，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戒了它。他派出大批警察到各地检查，并规定查获抽大烟者可以从罚金中大比例提取“奖赏”。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警察查烟的积极性高涨，大抓大扣大罚，一时间各县的看守所中塞满了被查罚的烟鬼。山西的鸦片主要从陕西、绥远等种植地运进，而洋烟金丹料面，则主要通过正太铁路从天津租界运进。为了打击运销的毒贩，对这两条通道也进行了严厉的查禁。阎锡山本人不吸食大烟，在他的家训中也把不准子弟吸食大烟作为重要家规。对于民间社会，他可以采用严峻办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治理手下大批军政要员吸食或贩卖大烟的积弊。戒烟遭到重重阻力，几经曲折，阎锡山本人只好退却。他对前来诉苦或要求辞职的戒烟官员们说：“为政不要得罪巨室，你们要学得灵活一点。”如此灵活之后，戒烟之事也就日渐夭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阎锡山自己也以兵垦屯田的名义，大肆种植鸦片，并挂着戒烟的名目，公开卖开了烟土。年轻时为社会谋福的理念，终于难敌扩军、捞钱的重大利益的引诱。人生天平的这种倾斜，有时谓之成熟老到，对阎锡山来说，也不例外。　　至于天足、剪发，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全国都在进行的有反封建意义的大事。但山西由于交通闩塞，人们观念落后，虽然民国初年以后，政府多次命令剪发、放足，但响应者只有城市中一些知识分子和接受革命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人群，大部分平民百姓并不予理会。实行“用民政治”，阎锡山认真抓了这项根除封建陋俗、移风易俗的大事。在宣传、号召之外，组织起专门的督查机构，要求和强制各地组织起“剪刀队”，见辫子就剪，不得有例外。而为了推行放足，则派出人员，到农村中挨家挨户检查，凡不放足的妇女，要罚款；对放足的妇女，则奖励小洋二角，作为买袜子钱。这种小事，阎锡山本人也积极介入。他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阎锡山对此事的重视。但是，推行放足，还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抵制。为了给全省做出一个样板，阎锡山让自己的老家五台县带头。即便是老家的父老乡亲，对他的革新措施也并不认帐。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开这样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不务正业胡折腾的意思），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尤其是让女人放足，更是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抗。河边村有几个练武的“标头”（即武术师傅），强烈反对让女人放足，就带头组织了手下的徒弟及群众千余人，把阎锡山的老家都包围起来，扬言阎锡山不下令停止放足，就要打进阎府，把他的老窝烧掉。经人劝解，虽然没有真打进去，却又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游街，并打到离河边十几里的东冶镇，扬言要杀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负责在五台监督剪发、天足的康佩珩全家。康佩珩带领十多个保安，退守到房顶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闹事的人群并不买帐，双方僵持不下，发生械斗，各有死伤。此事报给阎锡山后，阎立即从省城派人来，将带头闹事的两名标头逮到太原，下令将其中一人正法，另一人陪桩。经过这一番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和坚决镇压，五台的剪发、天足等事才顺利推开。封建观念和习俗的势力就是如此顽固，阎锡山在这些事情上保持和发扬了反封建的辛亥革命的精神。“六政三事”推行五年多之后，官方曾对推行的成绩有一个统计：共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种桑1、15亿株，收茧330多万斤，种树4504万棵，勒令戒烟10万余人，查获贩运吸售鸦片案5万余起，天足和剪发的任务则基本完成。当时，山西省的总人口不过1000来万，大部是山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六政三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也不容易。当然，这种官方统计数字注定含有不少水分，不过，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末年以来山西农村的穷困破败愚昧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后，阎锡山又推出了村政建设的计划，设计了“用民政治的构造”，即“行政网”。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达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基于这种理念，阎锡山提出推行“村本政治”。所谓“村本政治”，就是在农村，建立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统治网络，强化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组织作用，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他的做法是，将全省分为12个区，每区下辖八、九个县，以县为单位，按距离远近、人口多少划分为若干段，段下设村，村中以25户为闾，闾下以5户为邻，分设村、闾、邻长，而以村长代行警察职能。层层组织起来，以村为基本单位，实现自治自理。例如，通过订立村规禁约，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规范百姓行为，移风易俗；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偷盗、斗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忤逆不孝及贩毒吸毒、聚赌窝娼等不良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组织保卫团，维持治安并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息讼会，调解民众之间的纠纷等。在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农村的社会建设。对此，阎锡山曾付出极大精力，亲手制订了《整理村范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主导思想，也可以看出“村本政治”的基本内容。歌曰：　　督军教人学好，定下村范一篇。盼望人民程度，一天高于一天。没有开场聚赌，　　没有窃谷偷田。没有窩赃聚盗，没有金丹洋烟。没有持刀行凶，没有打架挥拳。没有男子不孝，没有女子不贤。没有儿童失学，没有游手少年。没有家庭不睦，没有残忍可怜。这样模范村子，大家住得安全。做好人有饭吃，快乐好比神仙。从前乡下涣散，遇事没人向前。如今村闾邻长，都有管事的权。这个整理责任，就在你们双肩。爱家必爱家乡，千万不要推延。机会且莫错过，别人着了先鞭。奉劝诸君努力，荣誉流传万年。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成为县以下广大农村无法无天的普遍现象。清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兴办实业、修筑交通、兴办社会教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进入农村，因而需要设立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自清末以所谓“地方自治”为名开展农村社会建设以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和效果。但都没有阎锡山这样严密系统。可以说，山西进行“村本政治”的建设，以省级政府的名义推行村治实验，在全国的村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阎锡山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方势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时间也最长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阎锡山的进取和改革精神。当时挂名的中央政权，顾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指示，而在全国范围内，也还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他把山西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的“国家”来治理，是在特殊条件下一种大胆却又有效的选择。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他的“用民政治”的设计，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但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推行发展经济的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为主的国民教育相结合，把农村置于严格、严密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以军国主义方法管住分散的农户，再以儒家“王道”、“仁政”的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管住人心，让百姓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从而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应当说，这比其它多数军阀只知道掠夺，只知道榨取，也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的行为确实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更合乎人心和正义。后来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制建设的。从组织体系上完成农村自治机构构建的过程，县以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首先是有利于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其次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梁漱溟先生是在近代致力于搞乡村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试图从教育入手，通过不断的改良，真诚地希望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破败落后问题。但他的愿望在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因此，他在看到山西村政建设的成就之后，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他1922年来山西，考察了山西村政建设，在对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应当说，阎锡山大力进行村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动乱不定和灾祸频发的冀、豫、鲁等省，山西成为一个较为安定富裕的地方。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地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致使与它们相邻的晋东、晋南一带的不少县，移入人口占到很大比例。如后来成为上党战役主战场的长治市屯留县，二、三十年代就进入大批移民。至今，在县域人口中，山东移民占到三分之一，河南移民占到三分之一，而祖籍山西者也只有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县，并不在少数。　　2003年春夏之际，中国人民为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经过的那段曲折过程，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受到这件事的触动，有学者以确凿的史料为据，说到八十多年前发生在山西北部的一次肺疫防治情况。当时的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在交通不便且十分贫瘠的北部山区，无论是防还是治，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对晋北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严格检查，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的各种规定，迅速行动。果断地采取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动员和组织百姓严密防范。聘请在晋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帮助，给专家以医务全权，依靠科学技术对付疫情。很短时间内，就动员起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极其不便，信息难以通达，社会公共设施更是无从谈起，民众的文化知识、卫生习惯及生活条件也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应当说，在意外灾难面前，山西的基层社会结构，特别是村政建设显现出了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功能。发展近代工业 建设铁路 实施“十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从大连返晋后，一方面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自己从此埋头不问政治的驯顺，另一方面，也是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更加认识到，实力的表现是军队，但其深厚的基础在经济。经过连年混战，尤其中原大战的极度损耗，山西的财力已经枯竭，再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将难以在山西维持下去。因此，他抓紧时间，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全省力量，为发展经济而努力。他亲自编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在省内传唱。其歌曰：“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在大力宣传鼓动的同时，他还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向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提出建议，建议由省政府出面制订建设计划。徐永昌本人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也不热心，就以省政府的名义，约请阎锡山主持这一工作。经过这一番程序性的表演，阎锡山以“桑梓之谊，不容推辞”为由，出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省政设计委员会抽调了200余名官员和专家，分头起草计划案。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他的意图编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当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家。阎锡山要求：“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后七年以经济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巩固他的统治的基础上，他对加强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视的。他倡导积极做事而反对无所作为，针对传统官场中庸碌懒散的风气，他强调：“中国的官吏以为不贪脏不枉法就是好官吏。现在时代不同了，务必依照已定计划案积极办事，如果办不到就科以贻误罪。”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共分三篇：总则，省建设计划之部，县、村建设之部，将规划的范围下伸到乡村一级，也是很有特色的。　　成立西北实业公司，是十年建设计划的重头戏之一。西北实业公司，作为发展工、矿业的统管机构，由阎锡山亲任总经理，足见他对这一事业的高度重视。公司之下，筹办和建设的工厂有15个，范围包罗万象，涉及民生的各个方面。计有：西北煤矿第一厂，西北煤矿第二厂、西北炼钢厂、西北发电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窑厂、西北木材厂、西北电化厂、西北制纸厂、兴农酒精厂、西北火柴厂、西北毛织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皮革制造厂、晋华卷烟厂等，此外，还有大型兵工厂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和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而成的11个工厂，也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厂、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有相当数量行销周围省区。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不仅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更加发展壮大，而且对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它的发展，则使官僚资本主义在山西工业中比重占据了主导地位。山西从30年代起开始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带，太原则成为华北的工业重镇。西北实业公司造就的数万产业大军，也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为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而卓越的贡献。其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曾达到较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不仅在山西的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了相当的比重。据南京政府“1928——1936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四十余万，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总数近一万九千人，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4·7%，而其中机器业的工人则占到了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左右。西北实业公司为山西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它的企业为基础在太原形成的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政权的所谓“人民公营事业”，在这个名称上，阎锡山也动了脑筋。不称“国营”或“省营”，是为了防止被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而实际上，也仍然是山西的官办企业，其业务范围至为广泛，大至钢铁、煤炭，小至火柴、香烟，军需、民用，无所不包，实行垄断性经营，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排挤和打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后来，随着阎锡山日益走向反共、反人民的深渊，西北实业公司也变作他的工具，在它的挤压下，山西民族工商业由盛而衰，山西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而停滞不前。　　而同蒲铁路的修建，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成绩。　　从北往南，从东往西，山西境内山峦重迭，沟壑纵横，很多地方只有曲折蜿蜒的小路，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影响着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山西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境都有煤炭，而且储量丰富，品种多，质量高，但因山川阻塞，运输落后，资源优势无法发挥，“捧着金碗讨饭吃”。同蒲线贯穿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到晋西南的蒲州，总长达一千多公里。它通过全省人口密集的几大盆地，把山西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串通起来，对于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在中国的修建，有识之士早已筹划过多次，但都因缺资金而成为空中楼阁。阎锡山决心要修这条铁路，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曾说：“日本的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战事，政府一下令，只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把军队调回东京。我们修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铁路，将来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来。”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兵工修路的办法，亲自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筑路工程中的土石方，均由兵工完成，调动了60师、69师、71师、72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和各师旅中的工兵，约3万多人参加修路工程。兵工修路，调度指挥方便迅速，质量也比较有保证，只给兵士发低微的津贴费，成本就降低了许多。阎锡山对采用这个办法很是得意，曾经表示：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在同蒲路的修建上他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以一个精明商人的头脑，千方百计节省金钱，降低成本。他说：“蒙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是也。”预算一抠再抠，用料尽量节省，能制作的就不购买，只要有廉价替代品就千方百计采用。如，所用路轨比同等铁路的轨更轻，隧道能小一圈就小一圈，可用木桥就不用混凝土桥，车站上的信号、道闸等设施，全部不用汽刹而采用手工操作的办法。这当然会影响到路的质量和功用，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一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精神。　　说到同蒲铁路，自然要问一下为什么修成窄轨。流行的看法是：这主要是阎锡山经营自己独立王国的需要。窄轨不能与外地的标轨相接，自己要出去容易，外人想开进来难于上青天。其实，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物，窄轨铁路的运能和效率都要比标轨铁路低得多。标轨铁路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修窄轨路，一方面是由山西铁路的历史状态形成的，另一方面，主要也也是出于省钱的考虑。从太原到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全长243公里，在山西境内有170公里。这条铁路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先由俄国取得了筑路权，俄国又转手让给法国银行公司承办。法国人在修建时采用了一米窄轨。当时，清政府还多次与法人交涉，请求采用1·435米的标轨，但由于清政府既无权又无钱，请求无用，也就只好听任殖民者的摆弄，于是，正太路就修成了窄轨。此时，阎锡山还在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显然与正太路的窄轨攀不上关系。同蒲路的修建从1907年2月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采用“本省绅商招股自造”的筹资方式。修了3年，只不过在太原以南的榆次到北腰村之间修起7公里路基，就因筹资困难和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1913年，又由“商办”改为“国办”，进入同成路（由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规划中，交向法国借款修筑。袁世凯把借款都用于打内战使用，因此，十年之间，只是办办停停地测路，并不能铺成一寸铁轨。1927年，阎锡山提出要由山西自筹资金修筑同蒲路，并聘用德国工程师带队继续进行测量，又用三年时间，将全线测量完毕。对于修筑标轨还是窄轨的问题，阎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意见对立。南京政府铁道部提出要采用标轨，阎锡山则坚持采用像正太路一样的窄轨。　　阎锡山坚持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也是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不让蒋的势力借修路之机伸到山西。因为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北与京绥、南与陇海相接的铁路系统，向法国借款9000万法郎，准备修建从大同到潼关的铁路。阎锡山支持下的山西民间团体，反对南京政府铁道部借外资修路的计划，坚持要本省自筹资金修建。以山西当时的经济实力，要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修筑这么长的一条铁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节约资金，考虑经济效益，就成为头等大事。聘用的工程师也认为工程艰巨，费用浩大，建议修成窄轨。阎锡山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经过精细测算，还专门编了一本《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的书，反复阐明和宣传以经济节省为原则，修筑窄轨投资少、得利快的好处。书中宣称：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了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避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而且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用标轨，全线需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测算，当时同蒲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40000吨公里，客运可达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能收入约350万。以运量年增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计算下来，在五十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将亏损37亿多。而修窄轨铁路，成本大大降低，投资仅需3400万，比标轨节省一半还多。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能盈利600余万，到五十年头上，可赚回30多个亿。善于精打细算的阎锡山，最终决定同蒲路采用窄轨。另外，阎锡山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阎曾以其叔父阎书康的名义，在法国银行存放一笔巨款，因阎书康早逝，法国银行不见本人的面，坚持不让提取这笔款。几经交涉，法国方面允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而后来闲置无用的一批小火车头抵款交付。阎锡山得不到钱，只好同意。这也是他坚决主张修窄轨的原因之一。　　阎锡山本人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修铁路。兵工筑路会议，每周召开两次，阎锡山每会必到。对资金，他卡得很紧，坚持“少花钱，多办事，”，能省的地方就省，能少花的地方决不多花。有一段线路的设计，为了从两个不同的施工方案中确定一个，阎锡山亲自骑着小毛驴，沿线路踏勘。对修铁路的事，他事必躬亲，管得很细，安排也十分具体。阎锡山这样抓了，省内还能有什么障碍？因此，施工进行一直比较顺利。　　同蒲铁路的修建，得到了山西民众的欢迎和支持。颇有传奇色彩的“尔旺洞”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山西五台有一个名叫边尔旺的和尚，平日里乞讨维生，却十分致力于修桥铺路行善事，因而小有名气。同蒲铁路开始修筑后，他也积极参加。在一条名为段家岭隧道的工程中，阎锡山亲自委任他担任土石方工程的监工。许多人不相信他能搞好这项工程，但边尔旺埋头苦干，日夜忙碌在铁路工地上，除吃饭外不要分文报酬，最终监工完成了这项工程。为纪念这位不计名利的修路功臣，这条隧道就命名为“尔旺洞”。　　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的实行，确实使山西的经济，尤其是近代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山西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成为他得以对外扩张的物质基础，成为他参加抗战并作出重大牺牲的重要前提。而他以“公营事业”作幌子，掠夺性地发展官僚资本，也从人民手中榨取了大量财富，用以支撑庞大的军队，支撑他的政治野心，也成了他顽固反共的一张牌。拼凑理论体系 加强文化专制　　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给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历史这种巨大的变化，给了阎锡山很大冲击。他虽然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他心目中的革命蓝图，实际上还是改朝换代坐江山的传统思想。在留学日本时接受的零碎片段的军国主义理论，不过是被他当作适应形势的工具运用而已。因此，他心目中革命理论，仍然是儒家学说。　　这从阎锡山对“中国文化真谛”的解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我以为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不尽在其删诗书、定礼乐、释易象、作春秋，而在大同小康之辨。孔子以后之儒者，均陷于在私天下范围之内讲儒学，籍维持君主之安以安天下。自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标的，中国文化之道统乃得复兴。”阎锡山可谓目光开阔，勇气超人。他一个巴掌把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家都打了下去，认为统统是“在私天下的范围内讲儒学”，仿佛只有他才得到了中国儒学的真谛，只有他才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儒学真正传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对主张并力行共产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必然会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在当时，忙于争权夺利的军阀们，鲜有人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个“在欧州徘徊的幽灵”会给中国大地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而阎锡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明白表示：“欧战终了，世界形势大变。于是鄙人之武力政策，亦因之变迁。”他看到了意识形态掀起的风暴并不亚于武力。恰好，此时有一件事，让他抓着了机会大做文章。　　1921年初，东北张作霖给阎锡山发来电报，称由莫斯科驱逐回国的一批山西商人，回到哈尔滨后，因无路费返家，请山西方面派人接回。接回太原之后，侨民派出五名代表面见阎锡山，报告了他们在苏联的遭遇。其中说到，刚建立的苏联，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采取了暴力征集的手段，农民因此而遭受灾难。对十月革命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使阎锡山“甚为惊骇”，由此，他认为，“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举办所谓“进山会议”，组织骨干分子，对社会形势和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从思想上、学说上构筑反对共产主义的防线。他宣称：“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人群虽大，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试看人未有不想生活者，未有不想好生活者。究竟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就消极方面而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谓。若就积极方面言之，如何能使自己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亦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会之研究耳。”　　参加“进山会议”的，都是他的亲信和骨干，开始只有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三、四十人，每周两次，每次半天，前后达一年之久。气氛严肃，态度认真，并不是做样子的。说明阎锡山本人对理论和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对男女问题的结论：男女不能无交，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男从女还是女从男，应以生活能力为解决标准，原则上应定男性。　　二、对家庭问题的结论：夫妻所生子女，应归其自己养育；原则上父子同居，兄弟不同居。　　三、对教育问题的结论：教育须道艺并重。道的教育应平等均受，为必修教育；艺的教育分实作、改进两等。　　四、对自然物的结论：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均等，人欲亦遂。较之共产主义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　　五、对工业问题的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公办，小工业应私办。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亦可名为工本。由劳力而生以补助未来之生产者，皆资金也。因其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亦可名为工本。金银代值，为社会之疯狂症；资产生息，为社会之虚痨症；应当实行工本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贤者主事，能者办事。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这套貌似“学说”的结论，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支离破碎地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发了一些议论。不过，从中也可看出，阎锡山十分热衷于标谤自己的独特主张，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执中”的幌子下，将儒家学说中的“大同”、“仁政”变个说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表明他开始执政，对共产主义便坚决反对。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里，比起那些只知争抢地盘、搜刮民财的军阀来，毕竟是高了一个层次。　　国民党山西党部的李冠洋，也是山西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方面颇有造诣，自视清高，在文人圈里也属于傲气凌人者，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军人，历来看不起。当初也认为阎锡山这个老乡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在与阎见面谈论之后，印象大变，态度大变，变得对阎锡山甚为崇拜。据李冠洋事后回顾说：“我当年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赴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的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从此，李就投入阎的怀抱，成为阎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能得到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此的评价和追随，说明阎锡山在文化理论方面确实有他的长处。　　阎锡山在大连寓居期间，有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了，就抓紧时机，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当然是为以后卷土重来创造主观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更着力于拼凑自己的理论体系，为笼络人心，实现文化专制创造基础。李冠洋等一些追随者也来到这里，在阎主持下，研究所谓“物劳学说”和“劳资合一”，研讨所谓“中的哲学”，比较系统地推出了打着阎记烙印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后来编撰成册的《阎百川言论集》中。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的得意之论。这是他在风云荡动、机遇难测的矛盾旋涡里，以最小代价寻求最大利益的策略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在政治上极力标榜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发点。他的所谓“中”，取义于儒家的“中庸”。阎锡山认为，“中是使矛盾的不矛盾，冲突的不冲突，不平衡的平衡，不调和的调和，不存在的存在，不发现的发现，有者有，可无者无”。从存在方面来说，世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中”，即“恰好处”。与此对应，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取“中”，即把握“恰好处”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将它运用于政治，就意味着“中”是政治最公平的地方，掌握大权的人就要用“中”的办法做到“政平治理”，从而天下太平。　　对于“中”的研究和阐述，可以说，阎锡山达到了相当精致深入的水平。从以下若干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殚精竭虑的程度。　　他声称：“心身得中，理欲得中，知行得中，人我得中，为自处处人之根本。”　　“中有定中，有时中。定中为确定事之标准，时中为施行事之标准。适生适情为人事的定中，如何适生适情为人事的时中。把握定中，适合时中，则人事无不合理。”　　“儒学在教人识中、养中、持中、用中，去尽意、必、固、我，收获中以归还中。”　　“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中间找对，非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反面找对。在不对的中间找对，是以对的一规范不对的万，使不对归于对而人事常治；在不对的反面找对，是以这一端的不对否定那一端的不对，使不对与不对互相否定而人事常乱。”　　“对在两间纔称善，中到无处始叫隹。”　　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来衡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主张资产皆私有，是助人剥削；共产主义主张资产皆公有，是碍人生产。它们走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社会公道”。因此，“欲使今日人事现象的矛盾斗争战斗变而为安和大同之世，必须今日的政教领导者把握住‘中’”，从而形成一个‘适中’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便是“资公有产私有，既无剥削之病，又无生产之碍，是人类之幸福，也就是制度之适当。”既为他的反共寻找理论支持，也为他的社会设计蓝图寻找理论基础。　　更重要也更实际的是，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指导和设计他的政治策略。“脚踏两船”，“左右逢源”，“朝秦暮楚”，“圆滑敷衍”等等一套，他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无人可及。　　既然事事处处都要用“中”，那就有个衡量标准的问题。阎锡山又提出“母理”和“子理”的概念。其所谓“母理”，就是超越时空，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理”；“子理”则是“顺从环境，随时随地而变的”理。并认为，凡是不合乎母理的，就不该存在，不合子理的，就不能存在。至于这“母理”、“子理”如何区分，似乎只有阎锡山掌握着界限和标准。比如说，按劳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合母理，故“能而不该”，应当废除；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则违反劳动人情，不合子理，故“该而不能”，无法成立。那么，什么是既合母理又合子理的主义呢？就是他所倡导的“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适中”的社会制度。　　既然“中”是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达到“中”呢？阎锡山发挥说，事物都含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达到“中”的途径，就是要促使矛盾之不矛盾，使矛盾的两方面对销从而得“中”。正确的方法，就是以调和、折中使矛盾对销。将矛盾双方看作两个“一”，对销后出现第三个“一”，于是产生所谓“三一权衡律”。“三一”才是真正的唯一正确的“真一”，“三一”也就是权衡事物的唯一准绳。　　绕了很大的弯子，用模胡概念玩了一通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阎锡山的真正目的，在于用它来为自己设计的政治措施寻找理论基础，为自己奉行实用主义的种种行为进行辩解。把它们提到绝对真理的高度，用以迷惑人心，统一内部的思想，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慰藉。　　理论虽然似是而非，其用心也确实良苦。　　从大连回到太原后，阎锡山还主持成立了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李冠洋任主任委员，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先后有不少学者、教授参与其中。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阎锡山提出的一套自鸣得意的“理论”，即所谓“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通过这套理论，阎锡山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此，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好逸恶劳，好多恶少，好美恶劣，人之常情。按劳分配，按劳动定享有，以享有定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巧的巧劳，照巧享有，笨的笨劳，照笨享有。以其享受上之所好，励共劳动上之所恶。适于生产，便于分配，利于生活，。人人能行，时时可行。按劳分配是劳享一致的社会制度，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永久的社会制度。”他自吹这是“为人类谋幸福，替造化表功能”的学说，狂妄声称，这套学说，超过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为炮制和宣传这套理论，阎锡山本人下了很大功夫。讨论一次，修改一次，前后修改达四十余次之多。不能说这些功夫都是做样子的，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阎是看到了的，也不能否认他想拿出一套诊治的药方。但因为采用的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只是在词语上绕圈子，搞推理，与社会的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相脱离，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迫切需求相脱离，所谓理论就是架在空中的虚幻，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而实际上，他拼凑这些口号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绝对真理”的大旗把自己包装起来，既向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闹独立，也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学说。他曾明确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不见得是必崩溃。咱的物产证券就是资本主义的续命汤。……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他将自己的办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弹的“防共自治”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他说：“这两条道路，均可以彻底的防共。走前一条道路，可以用法西斯主义的防共方法，走后一条道路，可以用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党发生的基础。”而他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他认为，“井田制度之意义，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学说，复超越乎古今。”实现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实现“现代井田”的途径。而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兵农合一”，就是用军事手段完全控制农民人身的“农业社会主义”。至于“物产证券”，更是商人出身的阎锡山善于算计的才能的大发挥。他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制度，在山西成立“实物准备库”，规定“人民拿一元的货物到准备库里可以换得一元省钞，库中收了若干货才发出若干钞票去，有一元的省钞发出，库中就有一元的货做准备”，看起来似乎天公地道，而且可以避免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呢？人民在用一元省钞去买货物时，“卖货价格，按成本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一进一出，阎锡山靠着官办的垄断地位，靠着对民众的强迫交易，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益。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人为地阻隔商品交流，向民众强行征取利益的办法罢了。它的存在基础，是小生产条件下市场的隔绝，商品的匮乏，民众的软弱和无知。在阎锡山这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经济的层面对外进行封锁，进一步巩固了独立王国的地位。　　作为一个军阀，阎锡山煞费心机地在文化理论方面下辛苦功夫，一方面显示了他比其他军阀更为高明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的名目繁多的统治措施寻找辩词，使之更能迷惑和笼络人心。重视组织 重用亲信 强化统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个算盘的指导下，山西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如“山西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这些团体，都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地受着他的支配和控制。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力量日益增强，使与陕北一河之隔的山西，感受到了“赤化”的威胁。阎锡山设计出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成立“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则是他实行“民众防共”的主要措施。他声称：“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到1936年，阎又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会等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阎本人自任会长，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作为其奋斗目标，以“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为行动口号。之后，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总干事梁化之牵头，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会，阎还是自任会长。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渐渐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深恐大权旁落，于1938年又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向抗日进步势力夺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并将“同志会”凌架于政、军、教、经等各部门之上，作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团体的领导组织。阎锡山将“会长”这个称号抬到比省长、司令长官等都更高的位置。集会时，必须高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之类的口号，以显示“同志会”在山西有最高权威。“同志会”渗透到所有基层单位，甚至要求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这就使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志会”实行严厉的纪律，动不动就可以让成员“自裁”，将成员处死，具有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法西斯手段使它对成员产生强大的束缚和强制力，从而保证阎锡山的各种统治措施能够顺利推行。阎锡山虽然是同盟会的元老，却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组织从来合不到一起。他并不仰仗国民党组织的力量，他的“同志会”实际上起着一个党派的作用，而比党派具有更浓厚的封建性。　　其后，阎锡山又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之机，成立起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并将它发展到区县和基层。以精建会为同志会的外围，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随着阎锡山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1939年秋，秘密建立起了反共组织的核心“铁军”，同时积极扩展“同志会”，并从中挑选“基干”，作为忠于他的核心骨干。到1941年，在克难坡举办“烘炉训练”时，阎锡山将封建帮会组织青、洪帮都利用起来，自立为山主，充分暴露了他为网络和控制部下，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出于狭隘的封建观念，阎锡山在用人时，讲究地域，强调非亲不用。“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谚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用人方针。凡是五台人，是阎的亲戚，或依附并忠于阎本人，不管才能大小，都可得到重用，受到庇护。抗战时在晋南石口战役中，五台人王靖国部作战不力，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张培梅，极力主张要对王军法从事，阎锡山坚决不允。张培梅是从太原起义起就一直追随他的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为此事气愤不过而服毒身死。王靖国则一直为阎所信任重用，后来成为晋绥军人中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实权人物。利用老乡、宗族，编织起一个严密的关系网，如同一张庞大的蜘蛛网，他自己则位于网的中心。正是有了这么一张精心编织的网，阎锡山虽然曾经被迫离开过山西，但山西却从来没有脱离他的操纵。在以乡土亲情笼络部下的同时，阎锡山也有一套颇为得意的选人、用人方法。他主张用“能共事的人才”。所谓“能共事的人才”，就是：不要尖子，也不要奴才。尖子不好驾驭，奴才听话有余而办不成事。因此，能在他身边呆下去并得到重用者，多是看他的眼色行事，但又有点实际能力的。而真正的大将之才，出类拔萃之才，却往往被他排斥和暗算。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外逃大连期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趁机在省内通辑、迫害阎的骨干，以知识界为主的各方人士也曾成立起“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的罪行，提出将权力还给民众的方案，并派出代表到北平、南京等地活动，寻求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吁请各地声援，一时声势甚大。但因阎的亲信牢牢把持着权力，不为所动，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对比一下，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的，而此后俩人的处境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阎锡山有一个牢固的根据地，有一支别人无法轻易动摇的干部队伍。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苦心经营是成功的。四、拥蒋联共 守土抗战 三颗鸡蛋上跳舞　　为保住山西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堪称是谋略和诡诈之最；联共抗日，山西成为全国抗战的前线和中心；追随蒋介石反共，不得人心而又大蚀其本；勾结日伪，背弃民族大义，离汉奸不过半步之差；明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暗里只有一个心计：为维持在山西的利益和统治，坚决反共。　　重整旗鼓 三面受制入困境　　阎锡山被迫寓居大连期间，山西实际上也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依靠以五台人为核心的一派骨干，继续寻找机会，对蒋介石发难。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把华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张学良，也因此又引起驻在华北一带的杂牌军的不安。其中，曾参加倒蒋作战的石友三、为蒋作战不力的韩复榘与张学良历史上关系紧张，又因为曾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被利用过之后，受到蒋介石的冷淡和歧视。这时就与冯部藕断丝连，与张学良暗中对立。阎锡山观察到这种形势，就派人与石、韩联络，并与日本人暗中来往，各方出于共同的利益，顺利达成协议，约定再次联合反蒋。他们的计划是：驻在河南的石友三沿平汉线北上，驻在山东的韩复榘沿京浦线出兵，晋绥军和驻在山西的冯军宋哲元等部出山西配合，日军则在东北抄张学良的后路。几路夹攻，使张学良难以应对，将蒋介石的势力逼出华北。　　1931年夏，石友三率先向张学良发动进攻，其余各路也都蠢蠢欲动。蒋介石施展惯技，以诱人的高价收买宋哲元。答应每月向宋提供军费二百多万，鼓动他在晋军外出时，趁虚占有山西，并允诺今后由他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这个消息，被山西方面截获，当然不肯再出兵了。于是，韩复榘方面也止步不前。又一次反蒋联盟，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地收了场。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阴谋活动不无气愤，就抓住时机进一步离间和收买阎的部下。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商震，虽然跟随阎锡山已有多年，但一直是处在阎的亲信的监视和牵制之下，感到难有作为且前途难测，因此在阎锡山离开山西期间，就渐渐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将他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中原大战之后山西面临的财政困难，还以中央政府名义资助贷款2000万，商震自然心领神会。这时，蒋介石就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转而攻打石友三，切断石的后路。商震听从命令，率两个旅打出山西，从此就正式脱离了阎锡山。　　商震的反叛，在山西内部引起一阵慌乱，也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沮丧。而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居到山西的“友军”有十多万人，不仅是压在山西人民身上的极大负担，而且常常发生骚乱，更成为阎锡山的一块心病。远水难救近火，在大连的遥控看来是不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及早返回山西的途径。　　这时，阎锡山就想到了日本人。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就与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经是侵华日军中的大头目。在他独占山西期间，他与日本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山西扩军时，通过在京津的日本特务机关从日本购买过大批军火；20年代初，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铃木高桥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还先后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会晤过，宣扬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能顺利到达大连并在此安心寓居，也就是依仗着日本人的庇护。阎锡山频频与日本人来往，并与土肥原密商后，达成了三项协议：一是阎要赞助日本关东军全部占领中国东北；二是日本关东军支持阎将来占据华北，担任华北首领；三是日本关东军将积极筹备，设法护送阎顺利返回山西。日本人将阎锡山作为分裂和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大工具，阎锡山则为着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与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交易。当然，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无不做着这样的交易。在他们的算盘上，与个人的权力相比，国家和民族都没有什么份量。阎锡山与日本人密商后，心情颇为愉快，带随从人员到一家名为《观月楼》的日本饭馆吃日式 “牛锅”，以示庆祝。几个人三杯下肚，诗兴大发，你一句我一句凑出了一首联句：　　观月楼上观潮来 （阎锡山）　　龙虎风云气壮哉 （宁超武）　　上下四维通彻底 （赵戴文）　　一轮明月照天开 （孙奂仑）　　此时的心情，已经将刚到大连时的郁闷和愁怅一扫而空。　　正当阎锡山想要尽快返回山西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给他提供了空隙。大权在手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总统的宝座，制订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并扣押了激烈反对他的胡汉民。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来了一次大联合，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眼见有机可趁，东北的张学良也回头联络冯、阎旧部，打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旗号，向蒋介石闹起了独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用主要精力对付汪精卫，从而也就放松了对阎锡山的监视和戒备。 阎锡山一直在做回太原的准备，看时机已到，就急忙行动。1931年8月5日，阎锡山还是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身穿绸衫，戴着墨镜，把头上的草帽压低，神神秘秘地带着几个亲信，登上了日本人特意准备的一架小飞机。虽然蒋介石与张学良别有所图，一时顾不上管他，但他知道，此行仍然风险重重。一旦被发现，怕是凶多吉少；况且，日本人也提有苛刻的条件，要求他返回山西后立即发动反蒋战争。只是小飞机飞这一趟，日本人就索要四万余美金的包机费用，着实让善于算计的他感到心疼。小飞机只能坐几个人，阎的妻儿都无法同行。阎锡山临行，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慨，对暂时留在大连的亲信赵戴文说：万一有不幸，妻儿便托你照应了。咱们打出来的晋绥天下，决不能让人抢走。飞机到达大同，早有部下来接应。阎当晚在大同住下，部下担心地问：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一路顺利，成功返回，阎不再紧张了，轻描淡写地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咱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也不回来。　　次日，阎锡山便回到了五台河边村的老家。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指使杨爱源、孙楚等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首先把军队抓到手里。阎锡山认为，只有军队是根本。有军队在手，政治可随军队实力而转移，经济可以靠军队实力而夺取。军事整理委员会建立之后，由他亲派出的委员每月到各部队去考察、点名、校阅，以在野之身，把晋绥军的实权牢牢操在了手中。回到河边，尽管他严格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头目向南京方面作了报告。蒋介石得悉后，责成张学良和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等限期令阎离晋，但阎回到了老窝，张学良也无能为力，而且张学良有自己的打算，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徐永昌也软磨硬拖，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阎锡山赶忙给蒋写信，表示悔过，声称“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暗示他决不会放弃晋绥。在河边居住的几个月里，阎锡山心情比在大连踏实多了。表面上，他闲居乡下，每日晨起散步，逍遥自在，并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亲自编写《阎氏家族自治章程》，实际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形势的变化，通过对亲信的指使和操纵，把失去的权力收拢回来。　　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大地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此时，太原发生了“一二、一八”惨案。太原的热血青年，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在面见当时的教育厅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常委苗培成时，苗借口南京政府有电令，训斥学生的游行是与政府对抗。他的话激怒了学生们，在一派“打倒苗培成”的口号声中，苗被学生们轰走了。次日，学联组织了大批学生，再到省政府请愿，发生了冲击会议室并砸坏省教育厅和苗培成公馆的暴力冲突。12月18日，学生再次大集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示威请愿。省党部戒备森严，将进入院内的学生代表团团围住，棍棒欧打，激怒请愿的广大学生，学生高喊口号，奋力冲撞大门。此时，集结在党部的武装纠察开了枪。请愿学生被打死一人，伤十数人。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对杨爱源说：“省党部这个祸根不除，山西不得安宁。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下去了！”杨爱源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就派兵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械，并将党部要员扣押，查封党部及其报馆，还明令全省各县一律停止了国民党党部的活动。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的力量，排除了蒋介石伸进山西的势力，为自己的复出扫清了道路。　　全国的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迫于各界抗日呼声的压力，因争权夺利而闹得纷纷扬扬的国民党两派，在“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旗号下再次走向合流。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暂时得势，给当年的反蒋盟友阎锡山的命运也带来一些转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议，山西的事还得让阎锡山管。日本人加紧侵华，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山西乱了，北平势孤力单，日本人就会趁机占领华北。他还劝说蒋介石对阎锡山要宽宏大量，为国事不记个人恩怨，以示自己的君子风度，等等。这些话，使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的蒋介石不得不点头称是。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辑令，恢复其自由。阎锡山得到消息，自是高兴，觉得重返山西政坛，执掌大权的时日不远了。此种机会，哪能放松，他特意派亲信赵丕廉常驻南京，极力拉拢讨好汪精卫；同时又派徐永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走宋美龄的门路，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虽然对阎锡山极不放心，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又碍于各方说客的情面，只好表示对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1932年1月，蒋接受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任，蒋介石还特派何应钦前往祝贺。势不两立的蒋、阎重新合流，阎锡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再度登上晋绥统治者的宝座。　　阎锡山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整顿军队。一是如何将中原大战后进入和驻扎在山西的10多万“客军”请出去。二是裁减晋绥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绥西屯垦”计划。“客军”分布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等地，所需一切，都向所驻地勒索摊派，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同时，这些军队普遍军纪不严，欺压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时时给阎的独立王国形成威胁。但这些“友军”，有过共同反蒋的交情，也是阎自己请来的，难以采取逼迫手段。阎认真动了一番脑筋，决定还是利用他们在山西得不到实权，急于另谋出路的心理，采取分别对待，劝导离境的策略。经过多方活动，游说孔祥熙，“都是山西人，应该关心山西地方。”由孔祥熙出面通融，将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往平津，其余部队也陆续开走。冯玉祥部的手枪团曾留下三百余人不肯离晋，阎锡山就派兵包围缴械，对昔日战场上的盟友，毫不手软。到1933年，驻在山西的“客军”陆续离开，算是恢复了阎的一统天下。　　至于裁减晋绥军，他的目的有三：一是山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军费开支浩大，难以支撑。二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从此埋头建设、不再打仗。三是想要根除军队中军官吃空饷的弊病。对晋绥军裁撤下来的官兵，阎锡山以“造产救国”、“富兵于农”、“屯垦实边”、“开发西北”等口号为旗帜，组织起来实行了“绥西屯垦”计划。绥西，即黄河河套平原一带。万里黄河，唯富一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灌溉之便，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最早提出在绥西开垦土地的是傅作义。在他任绥远省主席期间，已经组织了若干支屯垦队开进河套，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阎锡山借鉴他的做法，更大规模地实施屯垦计划。先后建立了四个垦区，所种土地达到1200多顷。应当说，这项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农垦收入对发展山西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后来就渐渐起了变化。阎锡山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意和指使负责屯垦的王靖国在垦区大量种植鸦片。这些鸦片，经过“山西禁烟考核处”的加工，制成所谓“官烟药饼”，又称“戒烟药饼”，并通过各县的“禁烟委员”进行推销，获得暴利。公然以官方的名义，打着禁烟的旗号，大肆贩卖毒品，这也算是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大奇观。阎锡山为利益驱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经历了中原大战失败的折腾，山西的经济状况落入低谷，省财政陷入困境。如1931年，省财政的总收入不到1100万，而开支总额却达到4100多万，造成3000多万的赤字，加剧了经济的恶化。　　面临这样的烂摊子，阎锡山从整顿金融入手，在省银行之外，又成立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因为省银行在中原大战期间滥发货币，信用丧失殆尽，阎锡山用这样的方法，分散发行减少风险，同时对百姓宣传说，垦业银行有绥西屯垦收益作担保，铁路银行有铁路作担保，盐业银行有盐产作担保，以取得信用。为推行他的物产证券学说，银行发行货币，废除从前的现金准备办法，改为实物准备。四银行之上，又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由实物准备库出面，用四银行发行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使物与券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在理论上，阎锡山将他的物产证券学说吹得天花乱坠，并将其作为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在实际操作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所谓的“实物十足准备库”并不是先有物资准备再让银行发行等量等值的券，而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先发行了纸币，再用以收购物资。这就等于是凭空出券，以券聚物。券出得多少，并不以物的准备为基础，而是以阎锡山的需要为转移。阎锡山曾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口吹大洋”之法。善于谋算的投机商出身的阎锡山，确实在这方面有他独到的才能。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锄尖子底下有水，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北方多旱，农民在暑天里将田禾多锄几遍，为的是截断土壤中的微细水道，以减少水份的蒸发，减少蒸发就等于增加了水份，即所谓“锄尖子底下有水”。这是几乎人人可做的事。而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却并非什么人都可办到。像这样的“妙法”，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其它军阀，能想得出来吗？阎锡山在大连住了十来个月时间，花费达300万之多。但他却并没有赔钱，反而大赚了一笔。去大连时，他从省政府提走一笔现款，一到大连，凭着商人灵敏的感觉，他就以低价买进一批“老头票”（日元）。在他离开大连之时，外币汇率波动，老头票忽然大涨，阎将老头票卖出去，居然连本带利翻了一番。阎锡山对捞钱情有独钟，算计精明而财欲甚旺，有时也闹出笑话。早在他雄踞平津期间，其北平行营主任梁巨川密报：据清室一太监说，北平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满清某王府的宅第，地下埋着大量金银。阎得知后，立即决定不惜代价将此住宅买到手，并派一排卫兵严加守护。不久后，开始动手挖掘。挖了一个多月时间，七号宅的地下全部挖遍，却一无所获。报告给阎锡山后，阎并不死心，又决定将旁边的六号、八号买下，继续挖掘寻宝。结果，挖了半年之久，始终未见一钱金银。此事成为一大笑谈。连负责买房、挖宝的山西省银行经理都感叹说：这事做得太可笑，银子没挖到，反倒花了十来万。　　在埋头经营，谋取发展的同时，阎锡山也明白，不注意改善与蒋介石的关系，还等于在行进的路上设置障碍。因此，他处处对蒋表现出俯首听命的姿态，并利用一切机会讨好巴结。1934年11月，蒋介石到北平。此时的阎锡山成为日本人和西南势力争取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认为阎锡山是稳定华北和西南，解除他入川指挥作战后顾之忧的重要人物。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才屈尊亲自来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做一些拉拢工作，以改善两人的关系。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虽然对蒋的用心洞若观火，但也不肯放过这个在蒋面前表现忠诚的机会，立即安排热烈、隆重的迎接。一时间，太原全城大动员，清扫街道，悬挂旗帜，张贴标语，组织夹道欢迎的队伍，洋溢出一派热烈气氛。蒋介石在宋美龄等的陪同下，到达太原，目睹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不由得心中高兴。为表示进一步的亲近，还执意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父。阎锡山受宠若惊，推辞不及，只好又在河边村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村边的汽车站特意搭建了一座彩棚，棚内放置精致的桌椅、茶具。从彩棚到阎府，卫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村中特意组织起的百姓、学生，人人手执写有欢迎标语的小彩旗，两旁列队，呼喊口号。虽在乡下，其热烈程度并不亚于省城。蒋介石在鼓乐声中向群众频频挥手，此时，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可靠部属表现出的忠诚和崇敬。蒋介石在阎府向阎书堂深深鞠了三个躬，吓得阎书堂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在来住河边的路上，蒋介石与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据阎锡山在日记中记载，俩人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推行到全国。阎锡山的日记中写道：“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绸缪，难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度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减东邻忌，免日俄前后摧残。介公问非常法。余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介公遂约定派专员来详讨。”当然，这是阎锡山自己的说法，不能排除有着力美化的成份。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阎锡山大谈物产证券、按劳分配那一套，除了在蒋的面前炫耀自己之外，也还是不忘用埋头建设的面纱遮挡自己行将崛起的雄心壮志。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企图采取“减东邻忌”的办法予以回避，也暴露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坚决抗日的准备。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介石争天下的资本。对蒋介石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　　然而，历史已经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左右大势的，除了原先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外，又增加了两股更强的势力：一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气势汹汹地对任何不肯臣服的力量挥舞屠刀，不可一世，而在得到东北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日军进攻，山西难逃一劫；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并高举抗日旗帜，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其力量迅猛发展。在它的面前，任何势力都相形见绌。而陕北的红军要开赴前线，建立与日军对峙的根据地，进军路上，首当其冲的也是山西；面对这两股强大力量的压力，阎锡山还需要时时小心和防备背后暗算他的蒋介石。虽然在他表示臣服之后，蒋介石曾以谅解和亲近的姿态，以共商国事的名义，偕夫人乘专机到过太原，还专门跑到河边村看望了病中的老太爷，但分布在陕西、河北一带的蒋的嫡系部队，随时可以向山西进军。　　这样，历史把阎锡山推进了三股势力的夹缝，使他陷进一个微妙的困境之中。以他自己的力量，单独对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胜，在三股力量面前，他是弱者；但是，这三股力量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力量，哪两股都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使得他有空隙可钻，有机会可用，有回旋余地。　　阎锡山采用了“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从保全自己的目标出发，运用“中的哲学”，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联共拥蒋抗日”的路线。应当说，顺应历史潮流，化解各方压力，努力保全自己，这是显现了他的政治智慧的选择。联共抗日 山西烽火震全国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阎锡山认定这是红军趁机侵占山西的借口，因此坚决拒绝。次年初，中共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计划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实现与日军直接作战的主张。东渡黄河的红军，受到晋绥军的阻击，首战即全歼阎军一个团，俘获一个炮兵连。阎锡山受到震动，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将七个师14个旅的兵力集中编为4个纵队，与红军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由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将晋绥军打得连连败退，将阎锡山的领地占领了几乎三分之一。无奈之下，阎锡山只好冒“引狼入室”的危险，请蒋介石派兵支援。蒋介石正好得着将刀子插入山西的机会，迅速抽调兵马，组织起10万大军，沿正太、同蒲路星夜兼程，插进山西腹心地区，并在山西成立陕甘晋绥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其亲信陈诚为总指挥。以剿共为名，趁机在山西立住脚跟，扩大势力，削弱阎锡山，为以后的彻底解决打下基础。前门防虎，而后门又进了狼，阎锡山不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这时，从抗日的大局出发，红军为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力，不久后就主动回撤，返回陕北，并发出回师通电，表明：“此次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而蒋介石却不肯罢休，命阎锡山组织十几个团的兵力，由受蒋介石重视和收买的将领李生达为总指挥，派汤恩伯作监护，入陕追击红军。这明显是将晋绥军推向与红军作战的前线，借“剿共”之机将其削弱以致消灭的阴谋。阎锡山还没有从红军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立即就感受到了蒋介石杀气腾腾的锋芒。他当然不能让蒋的算盘如意拨动，于是，一面摆出服从命令的姿态，派李生达前往离石前线，一面就收买了李的卫士，在即将渡河的当日凌晨把李生达刺杀在军中。阎锡山扮出悲痛万分的模样厚葬李生达，同时就以大将遇刺，军心不稳为名，向蒋介石请求延期入陕。　　在这次事件中不明不白被刺身亡的李生达，是晋绥军一名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1926年奉军攻入山西时，李以团长驻守大同，率部英勇作战，坚强反击，使奉军不能南进。半年之间，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连升三级，在晋绥军中显赫一时。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4年夏被调到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在学习期间，蒋亲自接见，临走时还送给他10万元，声称让他用以“照顾和改善生活”。1934年，蒋介石调晋绥军去江西“剿共”，李生达请缨前往，在南昌，李受到蒋的多方关照和重视。从江西返回后，李生达的部队按中央军的规范，一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总裁”，全体官兵则立正敬礼；而提到阎锡山却毫无表示，这使阎锡山极为不满。到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山西的将领代表中又只有李生达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生达一步步受到蒋介石的宠爱，也就一步步被阎锡山所嫉恨。阎锡山生平最忌的就是部下不经过他的推荐直接与“中央”发生关系。他与蒋之间存在着相互猜忌、勾心斗角，不时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矛盾，怎么能允许部下背着自己同蒋拉拉扯扯呢？因而早已将李生达划入另册。李生达不明不白地成为蒋、阎尖锐矛盾的牺牲品。阎锡山也从此事得到教训，看出蒋介石在寻找一切机会将势力开进山西，他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蒙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因此，他不得不面对日本的侵略，同时又在红军的进攻和蒋介石的阴谋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出路。自己无力消灭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更不能同时对付这三个强大的敌人。审时度势，他不能不看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完全站到日本人一边，等于是在国人面前自寻绝路，会遭到千百万人的唾弃。 要守住山西这块根据地，只能在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三者之间周旋。这是形势提供的唯一出路，又是他善于运作的左右逢源策略的极好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