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诸省又收到了陈其美的电报：请来沪开会。　　陈其美发电的日子没选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节，结果没人理他，都跑武汉开会去了。　　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奔走游说江浙两省，准备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总统之职则虚位以待袁世凯），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大哗，见识过黄兴统率力的革命军人集体不服。　　黄兴也不愿意，因为听说孙文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可不想自己当着大元帅，却眼睁睁看好友回来当“海待”，最后搞得同盟会内部分裂。　　大仁不仁　　随着最后一缕残照洒向人间，冬日的太阳落山了，大清帝国的京师显现出末日前的余晖。　　霜风刮过，把御道上的黄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层浑浊，仿佛清国的前途一般，黯淡无光。　　宫殿里的大钟被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城墙上高高竖起的龙旗，在遮天蔽日的黄尘中猎猎作响。　　隆裕总算开始面对现实，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了，连代表大清国脸面的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万般无奈下，她低声下气地向几个还没脱离统治的省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解眉急。”　　或因自顾不暇，或因另怀他图，对北京的求援，应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顶。　　形势逐渐明朗，南北军力相当，北不能平定南，南无法歼灭北。要么划江而治，要么南北战争，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都将把中国推到被拆分的边缘。　　其实，南军的宗旨不外乎排满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国家权力为公民所共有），同北军并不冲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凯，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汪精卫再三鼓励大头当中国的华盛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时也。　　不过，想让议和从幕后走向公开，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为首的满清遗老大本营“宗社党”成天派人到袁府门口晃悠，时不时把怀里的手枪露出一角，对上朝的袁世凯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直接去劝隆裕：“不妨跟革命党谈一谈，如能和平解决，也免于生灵涂炭。”　　孤儿寡母，内外交困，还有别的选择吗？　　获得授权的袁世凯同南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南方代表是在陈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第一个挂牌营业的律师，历任外务部侍郎、驻西班牙及美国公使，回国后闲居沪上。　　专业而精明的伍廷芳让列强爱恨交加。《纽约时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朱尔典则直呼其“饶舌的老家伙”。　　留美学生顾维钧曾多次去听伍廷芳的演讲，印象深刻：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式长袍，罩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瓜皮小帽，上缀一颗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过目难忘。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都清楚他是个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显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和。　　搬出闲居沪上不问世事的伍廷芳是陈其美的得意手笔，凭借这张王牌，尚被围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谈地点。　　北方代表则是出镜率很高的唐绍仪。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国度过，唐绍仪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种子，只待气候适宜，便即开花结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绍仪是老相识，又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说些给媒体看的废话，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忆当年，诉衷肠。　　唐绍仪拉着伍廷芳的手，动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搞到最后连法国领事都看出问题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写道：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早已安排妥当的计划？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当然，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布局之中。　　跟大头走得很近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世凯清楚唐绍仪的共和思想，也准许他这样讲。”　　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的策略是以“君主立宪”同南方讨价还价，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则渔翁得利（大总统）。　　因此，唐绍仪的政治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决定了他成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二人选。　　但他的表现搞得革命党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开始有御史弹劾其“通匪卖国”。　　成竹在胸的袁世凯根本不理会，他还有一条秘密的议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黄兴之间。　　两人派出的代表展开地下谈判，确定了五条实质性的密约：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将士，均不对战争负责；　　五、恢复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签好字的合约，立刻让靳云鹏（后同徐树铮、傅良佐与吴光新合称段的“四大金刚”）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汇报。　　袁世凯只对第三条“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存疑，想改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后经张謇牵线，唐绍仪密晤黄兴，得到后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便不再怀疑，同徐世昌合计了一下，着手筹备逼宫事宜。　　先让人到处煽风点火，大谈南军之盛，制造恐慌情绪，再亲自跑去恫吓奕劻，说谈不拢就跟他们打，但要是打输了，“优待清室”那条肯定会被推翻。　　奕劻转身就去吓隆裕。　　与此同时，唐绍仪电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由全民来公投国体。　　泪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凯，道：“你看该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怎样，我断不怨你。皇上长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凯：“战须有饷，而国库已空，没有把握。今唐绍仪请开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此事关系重大，请召见近支王公商议。”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一个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华人餐馆当waiter。　　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时，当即决定访问英法，并向友人解释说：“目前革命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说‘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圣诞节，西服笔挺的孙文才出现在上海的码头。　　欢迎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高声询问走下舷梯的孙文是否带回一笔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孙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闻听此言，溥伟按捺着内心的狂喜，静待任命。　　然而，等张之洞拟写的懿旨颁布时，溥伟才傻了眼：有摄政王监国之命，却无自己只言片语。　　权力的赛场上，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于失去终生。怒火冲天的溥伟叱问张之洞，为何没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语。　　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道：　　摄政王以下，吾等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行写入懿旨？　　败下阵来的溥伟只好在禁烟大臣的闲差上打发时光，却于清廷垂亡之际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顽固派领袖。　　彩色的画面幻化成一团火红，镜头拉远，原来是一个太监拿着铜火钳在拨弄炉里的炭火。远处一座神龛前摆放着一尊三足加盖的铜香炉，上面的镂空处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烟。　　群臣列坐一个钟头了，唯彼此闲谈，无一人提及国事。　　溥伟忍无可忍，蓦地诘问赵秉钧道：“总理大臣（袁世凯）邀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宣布出来。”　　赵秉钧：“革党势大，各省响应，北军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任命为总理大臣者，是以为他能讨平贼乱。今设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吗？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应乘胜痛剿，却罢战议和，这是什么道理？”　　梁士诒接过话茬儿：“汉阳虽胜，奈何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立危急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怕惊扰了皇上。”　　溥伟不依不饶：“从前洪杨之乱，用兵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与别设政府之举。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倘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时语塞。胡惟德掌管外务部，岔开话题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乐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受外人责难。”　　溥伟铁了心斗争到底：“对内平乱，乃中国主权，外国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也没有胁迫人君俯从乱党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说，请指出是哪国人，伟愿意当面问问他。”　　见吵得不可开交，奕劻又开始和稀泥：“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难以决断，当请旨办理。”　　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众人窃窃私语，也陆续离开。气得溥伟在回忆录大发感慨：“呜呼！群臣再无一人开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夕阳西下，乾清门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缕光线穿过养心殿的窗纸，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气中的无数微尘。　　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场。　　对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说外话了：“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来是唯一得分的标准答案。　　隆裕叹了口气：“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愣了愣神，思绪飘回到两个小时前。　　上书房。　　载泽兴冲冲地跑进来，对溥伟道：“昨天见到冯华甫（冯国璋），说革党不足畏，但求发饷三个月，即能奏功。一会儿你先奏知，我再详奏。”　　溥伟两眼放光，却见载沣凑过来小声道：“今天这个会，庆邸（奕劻）本不愿你来，有人问起，只说是你自己要来。”　　又是奕劻这只老狐狸。　　对家财万贯的奕劻来说，年老体衰，移民不便，没有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损失就惨重了。　　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别看史书上正气凛然之士和大奸大恶之徒斗得荡气回肠，其实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没有历史感只有现实感的庸官。　　对庸官而言，时间是停滞的，“纸上清名万古难磨”就是一句废话。人死如灯灭，把自己和儿孙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因此，对奕劻这类一边贪墨一边演戏（装改革派），完全无视历史评价的庸官，除了给他颁个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你毫无办法。　　溥伟回过神来，对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后不要再相信他的话。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给饷三个月，情愿破贼。请问载泽，有没有这回事？”　　载泽赶紧道：“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内帑已竭，上次发的三万现金还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没有。”　　溥伟站出来，一边磕头一边激动道：“日俄之战时，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冯国璋既然肯于出力，求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军费，虽不足数，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三思！”　　善耆帮腔道：“恭亲王所言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顾虑重重：“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谁说亡清等于亡国）？”　　溥伟继续晓之以理：“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跟‘迎闯王，不纳粮’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试问大权既去，逆臣乱民若有篡逆之举，当如何制止？又向谁去索要优待条件呢？”　　隆裕为难道：“就是打，也只有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乱党几人（暗指奕劻），内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打气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杀贼报国！”　　隆裕望着一直没开腔的载涛，道：“载涛，你不是带过兵吗？”　　载涛面无表情道：“奴才带过兵，但是没打过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们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会儿国务大臣（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叹息道：“我怕见他们。”　　溥伟一副亲娘被欺负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设立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请太后断不可行。”　　又叩首总结道：“革命党年少无知，本不足虑。臣所忧者，是乱臣借其势力，胁迫朝廷，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　　散会后，溥伟又在那感慨众人缄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强。毕竟冯国璋再恋旧，也不敢无视人心向背，罔顾袁世凯的立场，替气若游丝的清室出头。　　两天后，传声筒载沣找到溥伟，道：“你在御前的奏对言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于此。肃亲王（善耆）爱说冒失话，你转告他，以后不准再如此。”　　其实，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优待费。　　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变态，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两宫晏驾，总算出头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来的债却要她一个寡妇来偿，凭什么？　　因此，当她听说南方允诺的皇室优待费每年有四百万元时，还是颇为心动的。　　可悲的溥伟，自己想当史可法，上面却没有崇祯。　　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　　更惨的是良弼。　　作为多尔衮的后裔、宗室里最早剪辫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卫，交游广泛，素以改造大清为己任，致力于推动顶层设计。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良弼进入军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延揽了吴禄贞、蒋百里等英才，试图以自己的同学来替换北洋旧将。　　武昌起义后，良弼茶饭不思，主动请缨“平叛”，却遭到奕劻的打压：“黄口孺子，纸上谈兵！”　　危急时刻，悲愤的良弼发起组织宗社党，党员一律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他们纠集满族军人，天天开会，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封恐吓信，内称“愿与阁下同归于尽”，极为嚣张。　　袁世凯正恨得咬牙切齿，替他出气的彭大侠从天而降。　　彭大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会的，看来该组织的宗旨是杀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当过新军队官和代理标统，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　　谋刺良弼前，他四处踩点，碰巧在金台宾馆的前台发现一张名片：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　　仔细一问，原来这个军校校长来京办事，后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灵机一动，揣起名片，回到住处。　　他备好炸弹，穿上借来的军装，向同志们告别后，来到军咨府良弼的办公室。　　门卫禀告说“崇恭”来访，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时的同学。公务繁忙，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大红罗厂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马车驶回。大门一开，院子里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闪出，亲热道：“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其陌生，立刻警觉地倒退两步，想钻回马车。　　彭家珍扔出炸弹。　　巨响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下马石反弹回来，打到彭家珍的后脑，当场致死。　　失血过多的良弼在医院呻吟两日，不治身亡。临死前哀号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满清贵戚里的人望比溥伟高多了，彭家珍的壮举诚如孙文所言，是“小弹丸而收巨功”。　　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参谋部次长陈宧（yí）每月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前来领钱，回回都是一千银元。打听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亲。　　宗社党瞬间作鸟兽散，溥伟和善耆连夜离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个革命党的炸弹能使小儿止啼的时代。孙中山被清政府描绘成红毛绿睛的江洋大盗，身怀“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样绝技，手下的好汉个个飞檐走壁，无孔不入，还自觉接受先进科技，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隆裕也是看《七侠五义》长大的，登时大惊失色，唤来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号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军头再次联合发难，由段祺瑞领衔上奏，严斥“二三王公反对共和，陷两宫于危险之地”。声称要率全体将士入京，同那几个败类“剖陈利害”，结尾还颇有画面感——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满眼刀光的电奏撕破了最后一层面纱，隆裕终于同意逊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起草、徐世昌润笔的退位诏书公诸天下：今全国人民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其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海晏清河，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岂不快哉）！钦此。　　末尾的“岂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干脆巧妙，彰显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报馆都转载了诏书全文，民政部也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置于天安门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观览。　　几天前还“心跳益剧，头眩尤甚”的袁世凯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电报：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国民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民国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四年之后回头看，可谓一句莫大的讽刺。谁能料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打回高中复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一望无尽的殿銮披上了一层银装，从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辉煌的大殿显得无精打采，萧索颓败。　　乾清门以内，还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泪洗面，五岁的溥仪却没心没肺地发出清脆的欢笑。　　刚收了袁世凯上万两银票的太监小德张难掩内心的喜悦，低头劝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少，跟从前一样。”　　落暮寒鸦，白云苍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岁末里显得冷冽而静穆。　　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蔡廷干亲自操刀，替兴高采烈的袁世凯剪了辫子。　　剃发令随即颁布，截止到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所有公务员必须剪头。　　草民则不做硬性要求，结果街上跟过万圣节似的。有莫西干和朋克头，有不想剪的买来道士服把辫子藏在道冠里。一家名为“改良帽庄”的小店门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场需求，专卖后面拖着假辫子的改良帽……　　家世显赫的贵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御赐收藏起来；皇族后裔启功则被家人送到雍和宫当小喇嘛，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姓爱新觉罗。　　同启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为了开启星途不惜攀龙附凤谎称皇室的女艺人。　　对戏子而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但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凯掌镜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可谓双赢。　　然而，《泰晤士报》冷静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长久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能否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来替代君主政体？”　　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白鹿原》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南京。　　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作为宪法，它是成功的，规定了我们依旧向往的“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设的，偷天换日地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会也采用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竟不惜把总统变成有位无权的摆设。　　宋教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见：总统取名，总理取实。　　革党的幼稚于此展露无余——如果立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儿戏，法律也就丧失了其神圣性，寸步难行的袁世凯又怎么可能甘受约束？　　可即便如此，孙文仍不放心，又设了两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须到南京就任总统。　　结果除了黄兴全部反对，都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无暇北顾，在俄国挑唆下独立）。　　孙文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去祭拜明孝陵，黄兴也换上军装，准备前往。临走前，给总统府秘书吴玉章撂下一句狠话：“你去告诉他们（参议院），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把决议（定都北京）改过来，我就派兵来！”　　惨遭威胁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决议，结果引来各省都督的非议。　　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脑袋　　袁世凯接电，一喜一忧。　　喜的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要等国会成立后由议员选出），古今中外只有华盛顿享此殊荣；忧的是必须南下即位，龙离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弃等于下台。　　于是，袁世凯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应列强不乐意。并以退为进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还乡，当共和国的国民，北方军队就有劳你们妥善接收了。　　孙文决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为代表的专使团，赴京恭请袁世凯南下。　　专使受到隆重的欢迎，袁世凯每日宴请，气氛融洽，就是绝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来就觉得孙文的要求不科学，权当公费旅游了。　　谁知，天子脚下因为刚没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场兵变不期而遇。　　当晚八点过，城东忽然传来枪声，一群士兵从朝阳门冲入，高喊着“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打砸抢掠。　　从东四抢到东单，直至前门大街，上千家商铺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闻听窗外嘈杂喧哗，须臾枪声大作，慌乱中连鞋袜都顾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东交民巷，跑到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避难。　　哗变并非针对专使团，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满政府停发每月的“战时特别军饷”，遂以阻袁南下为名出营抢劫。　　结果误打误撞地给袁世凯提供了拒绝离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强第一时间表态，拥护奠都北京。风遗尘整理制作。　　饶是孙文嘴硬，说要提一支“劲旅”北上协助袁世凯维护和平，但还是架不住内部同志的苦劝，勉强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当然，事变发生的时间太过诡异，袁世凯的运气也好到不可思议——革命党炸不死，不想走乱兵留。整个一日本热血动漫里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怀疑兵变由袁大头自编自导的流言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凯的心态。　　从大局看，他亟须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毕竟民间的信赖，列强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凯才能重建秩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因此，他但求传递“只有我能终结混乱”的信号，给被义和团吓怕了的洋人看，给冯国璋和张勋等成天以为自己是伯夷叔齐的北洋将领看。　　而此次骚乱一度蔓延到天津，做梦都想让中国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从东北驻军抽调了一千五百人赶赴北京——种种迹象，完全同袁世凯的愿望背道而驰，自然也帮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职典礼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读誓词，豪迈的语句（“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却被念得索然无味。　　莫理循现场记录道：　　袁世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早，可时间永远不够用。　　以前无论是当直隶总督还是军机大臣，头上总有一片天，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指挥棒。而现在，面对共和这个全新的事物，没人告诉他路在哪里，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各省都督自立为王，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前清遗老们躲进故宫成一统。　　社会矛盾层层叠加，最终都堆到袁世凯的案头。可即使他有心解决，巨大的财政窟窿也不允许。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乱，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际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无人打捞，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湮没无闻……　　　　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闿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闿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闿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