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政争朗润园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十一个部门，庆袁集团只捞到三个尚书：外务部（奕劻）、民政部（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奕劻长子载振）。而要害的陆军部，尚书则是铁良。　　袁世凯心有不甘，联合端方等坚持前议，飞蛾扑火般决绝道：“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　　那一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立宪派，无不泪眼蒙眬地望着北京：满清立国以来，在造福商民、推动历史上，能做到袁世凯这种程度的，试问有几人？　　潜驭群臣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　　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劻）”的折子遍示群臣。　　奕劻脸色惨白。　　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孽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　　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大头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大头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当晚，袁世凯彻夜无眠。　　要知道，以前几次三番地玩类似的把戏，朝廷死活都不答应，完全一副“离了袁世凯，地球都不转”的架势。　　辞掉的兼差里，掌管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两项尤其令人眼红。　　两大国企，是当时造钱速度最快的机器，最早在盛宣怀囊中。　　李鸿章死后，失去保护伞的盛宣怀开始感到“怀璧其罪”的压力。　　财政困难的清廷一直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正巧盛宣怀因其父病逝，必须回乡丁忧，朝廷便拟派万年不倒的张翼接管这两棵摇钱树，归入户部。　　盛宣怀困兽犹斗，找到袁世凯，希望他能代为托管两局，撑到自己复出时。　　虽然二人交情不浅，但这个不情之请还是显得太离奇了。彼时袁世凯刚任直督，正缺钱花，便借机将两局抢了过来。　　其实，轮电都是李鸿章在北洋任上一手创建的，现在重归北洋，也算合情合理。　　但盛宣怀不这么看。他觉得袁世凯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落井下石，是十足的小人。从此反目成仇，视为政敌。　　问题是袁世凯也没高兴几天。因为在丙午改制中落败，两只下金蛋的鸡便被迫拱手相让，划给了邮传部。　　瞿鸿禨见状，乘胜追击，想一鼓作气荡平庆袁。　　善玩平衡的慈禧则不作此想。　　她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能力。地动山摇的满清王朝可以少几个耍笔杆子的，却离不开大头的鼎力支持。　　因此，即便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他仍是五年前两宫回銮时慈禧口中“母子是赖”的股肱重臣。　　为表安抚，慈禧将其长子袁克定从一抓一大把的候补道实授为农工商部参议（相当于改制前的郎中）。　　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或珍玩、或食物，并命他不必具折谢恩。　　袁世凯也时时进贡物品，差役往来传达，熟络得跟一家人似的。　　一日，慈禧将咸丰帝用过的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扣赏给了大头。　　如此厚爱，自当派专差回礼。　　慈禧问专差道：“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吗？可有佩戴？”　　专差跟随大头多年，颇为机警，答道：“大人感激太后的恩典，但因此物系先帝御用，不敢造次，已钉在帽子上戴着。”　　慈禧点头道：“袁世凯很知礼。”　　专差回禀时，大头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带扣缀于帽上。　　由于尺寸过大，很不协调。宾客来访时，见他佩戴此帽，无不暗自偷笑。　　袁世凯算是看明白了，慈禧对自己始终是寓防于用，不能尽信。既如此，何不趁现在形势有利于己，多做两笔交易？　　心念及此，他奏请朝廷：开放边禁，设立东三省。　　满清入关后，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视作龙兴之地，严禁汉人出关（山海关）垦荒和采猎。　　于是，满洲成了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由几个将军驻守治理。　　“闭关”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二百年荒无人烟，使广袤的土地植被遍布，物产丰盛。　　但对于国防事业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援引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导致日本除了接管原先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没占到更多的便宜。　　日军在战争中伤亡几十万，以其锱铢必较的传统，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只是由于国力耗尽，不得不暂且蛰伏。　　然而，日本从未停止延伸其触角，俄国休养生息，也保不准哪天卷土重来，东北必须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办法。　　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的提议，宣布东北正式建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一巡抚——如同三沙市的成立，目的是遏阻邻国瓜分的脚步。　　总督人选，善搞平衡的慈禧准备照顾一下庆袁。于是，两个名字浮上心头：载振和徐世昌。　　当年回銮，袁世凯力荐徐世昌，乃召见问话。　　见其仪表端凝，奏对明晰，慈禧大喜，下朝即对左右道：“像徐世昌这样的人，足以接替李鸿章了。”　　纵使能接替曾国藩，她仍然希望是个满人。　　可惜，载振爵位虽崇（贝子），但年仅三十，历练不够，在中央当个部长已极为勉强，真要出掌一方，恐力有不逮。　　更麻烦的是，载振好色，是天上人间的贵宾，烟花巷陌的常客。为此，没少被巡城御史参劾。　　放心不下的慈禧特命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视察，一来做做调研，二来考验试炼。　　结果就试出了事。　　丁未政潮　　路过天津时，袁世凯在督署设宴接风，直隶巡警道段芝贵作陪。　　通晓日语的段道台素善察言观色，日俄战争时曾被袁世凯派到前线搞地下工作，机智干练。　　因对东北情况熟悉，段芝贵颇想谋任其中一省之封疆，袁世凯也表示愿意助力。　　可惜，道台和巡抚隔着三级。依照常规，段芝贵必须按部就班地把按察使和布政使当完，才有可能提巡抚。　　然而，生在中国，不就是为了体验走捷径的乐趣吗？　　席间，笙管齐鸣，丝竹悠扬。以出演《拾玉镯》等言情戏而闻名的歌妓杨翠喜袅袅而出，顾盼生姿。　　杨翠喜的姿色，连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为之神魂颠倒。眼波流转中，一颦一笑间，竟把阅人无数的载振给看呆了。　　段芝贵自然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下来后立刻赶到大观园戏馆，花一万多两白银替杨翠喜赎身，养在金屋。　　待载、徐考察结束，回京再次路过天津时，段芝贵即以翠喜献上。载振大喜而纳之。　　三省巡抚的名单，庆袁拟定后，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上谕一下，举朝哗然。　　瞿鸿禨阴冷的目光跃过红墙，望向宫外。　　1907年春，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开始热卖一份名为《京报》的期刊。　　这份类似《参考消息》的小册子经常刊登一些官场猛料，矛头大多直指奕劻，甚至公然质问其“当国数年，上答祖宗者何事？仰慰慈圣者何方？”　　读者无不浮想联翩：这背景得硬到什么程度，才敢如此抨击国家领导人？　　只有体制内的略知一二：《京报》负责人汪康年的后台是瞿鸿禨。　　打开市场的《京报》狂飙突进，先是痛斥奕劻借过寿大肆敛财，又刊登了赵启霖披露的载振和段芝贵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时间满城风雨。　　赵启霖和另外两个御史赵炳麟、江春霖好论时政、激扬清浊，时人戏称为“三霖公司”。　　该公司常年向国有垄断企业“庆记公司”发起挑战。而这次在瞿鸿禨的操纵下，更是把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歌妓、谋取巡抚之职的独家内幕抖了出来，不仅扇了奕劻一巴掌，也让朝廷颜面无光。　　先是慈禧震怒，罢免段芝贵，派载沣和孙家鼐彻查此事。　　庆府速度更快，早就秘送杨翠喜回津，把相关人员的证词串通好，以应付调查。　　等“办案组”进驻天津，一切早已布置就绪，了无痕迹。　　孙家鼐只好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案报告。　　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坊间自然不满，但孙家鼐作为咸丰朝的状元，工龄五十年，什么破事烂事没见过，绝非“昏庸”二字可以概括。　　私下里，他向人解释道：　　今日之事，惩治庆王，圈禁其子，博个舆论欢欣鼓舞，十分容易。但奕劻是亲王，非翁同龢可比，没有借口令他出京，于是仍可被召见，出入内廷如故。袁世凯控制着北洋，随时能助奕劻翻盘，更可乘机打压排斥异己，试问谁能自保善后？　　由此可见，不管你是玩权术比下线，还是秀世故拼无耻，一切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赵启霖因风闻言事被朝廷开缺，庆府也自伤八百——为堵哓哓众口，奕劻让载振上疏请辞一切职务。　　辞呈出自杨士琦之手，可谓生花妙笔：　　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占据高位）有难安之隐。　　素喜各打五十大板的慈禧自然乐得同意，并将东三省总督一职给了徐世昌。　　庆袁损失两大干将，却仍无宁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接过大棒，继续开喷。　　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首席智囊，但这次发作与幕主无关，乃个人行为。　　也不奇怪。当年刚考上进士，翰林院编修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敢炮轰李鸿章，被慈禧连贬五级，降为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梁鼎芬觉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刻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愤而辞官。　　最搞笑的是，离京前，梁鼎芬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翁门六子之一的文廷式。　　梁、文原本亲密无间，由于身材差不多，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被大家视作一对好基友。　　结果，梁鼎芬走了没多久，文廷式就跟梁夫人勾搭到一起，滚上了床。　　更奇葩的是，当外界开始风传梁鼎芬有性功能障碍时，他居然淡定地对朋友道：“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　　顶着绿帽子，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　　有一类人，平日里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因找对了能改写其命运的伯乐，脾性相投，专心侍奉，也能青云直上。　　梁鼎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张之洞就喜欢这种四体不勤高谈阔论的名士，把新政都交给梁鼎芬办。　　结果办出一幕幕闹剧。　　以巡警为例。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梁大人得以发挥其贫乏的想象力，设计出一套惊为天人的制服：红帽绿裤。　　让穿着如此行为艺术的一帮人上街执法，不知道的还以为张艺谋在拍《三枪》——莫非梁大人下的是一盘文化强省的大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空谈家，批起袁世凯来却杀机毕现，可见蓄谋已久：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　　上来先夸一夸，搞得跟《清史·袁世凯传》似的。　　接着笔锋一转，成了《捌周刊》记者，开八其如何勾结奕劻，将朝廷办成了“庆记官帽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梁鼎芬也清楚，不把袁世凯“打造”成威胁慈禧统治的权臣，别说勾结奕劻，便是勾结外星人，也一样毫发无伤。　　于是，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抹黑之旅。　　声名至劣之唐绍仪，胆大无耻之杨士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　　这就指鹿为马了。　　唐绍仪是人尽皆知的好好先生，还声名至劣，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至于杨士琦，从未深入了解的梁鼎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作为袁世凯的高级公关，外人都觉得杨士琦不学无术，圆滑多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搞潜规则之余，不事交游，不苟言笑，终日宅在家里看书，工于诗文，满腹经纶，连成天跟袁世凯过不去的民国记者黄远生，也由衷地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　　如果说行贿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俗事，那么一经杨士琦之手，也变得高妙了许多。　　再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杨士琦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深入灵魂的绝望。　　梁鼎芬成天骂骂咧咧最多只是失望，真正的绝望好比爱情已死的甄嬛，笑里藏刀，横扫六宫，最终含笑说死雍正。　　生活逼你当流氓，一个快乐的流氓。　　认真你就输了。　　梁鼎芬继续较真：　　汉末曹操，一世之雄，当其为汉臣时，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汉者，操也。晋末刘裕，才与操埒（liè，相当），当其北伐时，亦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晋者，裕也。前者微臣来京赐对时，亲闻皇太后皇上称，“《资治通鉴》其书甚好，时时阅看。”今此两朝之事，治乱兴亡，粲然具陈，开卷可得也。　　梁鼎芬把袁世凯定位于图谋篡位的枭雄，方向没错，但因用力过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反而效果不佳。　　况且，庆袁是推荐了不少人，但归根结底拍板任用的是慈禧。把这帮人说得如此不堪，等于指着太后的鼻子骂她无识人之明。　　因此，骂疏被留中不发。　　梁鼎芬方舟子附身，再三再四地上折狂骂，大有不把庆袁拉下马，这日子就不过了的趋势。　　慈禧烦了，批复道：“沽名钓誉，肆意弹劾，著传旨申饬。”　　保守派有时会玩儿悲壮，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梁鼎芬任武昌知府期间，俄国行将吞并东北，学生们停课聚会，开展拒俄运动。　　对这样的爱国运动，脑子里只有维稳的梁知府竟然大放厥词道：尔等只应用功读书，以图上进，这些与己无关的事管他作甚？即使把东三省送给俄人，亦无须尔等干预！　　……　　岑官屠上京　　瞿鸿禨看明白了：这样搞是搞不垮庆袁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两广总督岑春煊。　　作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从小狂傲不羁，是时人口中的“京城三少”之一。　　整天傻玩的结果就是成绩不好，以至于乡试时请人捉刀才混了个举人身份。　　岑毓英倒在工作岗位上后，朝廷为表体恤，授予岑春煊五品京衔。　　混到庚子国变前，外放为甘肃布政使。　　机遇来了。　　当时，两宫逃难团坐着清真寺给的大车离开昌平，驶入直隶省宣化府境内。　　岑春煊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两千兵丁，跋山涉水赶至怀来迎驾。　　狼狈出逃的慈禧见到这支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足以壮胆增势的人马，顿感心安。　　岑春煊召对车旁，伏地而泣，誓言以死报国。慈禧大为感动，令其护驾。　　于是，每至夜阑，慈禧酣睡之际，人们总能看见岑春煊带刀守卫于门外的身影。如此感人的场景，一直持续到銮驾抵达西安。　　更重要的是，岑春煊一路都在给逃难团筹措生活必需品，这一临时性的职务叫“督办粮台”。　　本来差使是落在怀来县令吴永身上的，但他无兵无饷，怕把事搞砸了，便通过李莲英直接面见慈禧，陈请道：蒙恩派臣为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多有不便。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官职较崇，向各省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为督办粮台，臣改作会办。　　慈禧一边吸水烟，一边道：“你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　　吴永的动作引起随驾军机们的不满。须知，四品以下官员根本没有面圣的权利，区区一个七品县令，竟敢绕过军机大臣，径直上奏，虽在非常时期，还是扫了大佬们的颜面。　　王文韶就不满道：“尔保岑三（岑春煊排行老三），亦须向我等商量，哪有径自陈奏的道理？此人苗性尚未退尽（岑母是苗族人），如何能干此正事？”　　王大人多虑了。　　岑春煊粗中有细，把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成了慈禧眼中的板荡诚臣，仕途一路畅通，从巡抚一直做到总督。　　每至一地，岑春煊都要发起一轮反贪风暴，不吹落几十顶乌纱，都不想去衙门上班。久之，被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为“官屠”。　　岑春煊阔少出身，从小便不缺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反腐的决心和主政者的清廉指数成正相关。当然，在暗藏杀机的天朝官场，反腐也是需要技巧的。岑春煊的技巧是把美名都落到慈禧头上，让草民以为自己是奉旨反贪，两头卖好。　　慈禧一高兴，就把“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他。从此，与袁世凯并称“晚清两宫保”。　　岑宫保最拉风的经历是在两广总督任上。短短三年，弹劾贪官庸官一千多人，圆满实现了每日一弹……　　想当初履新时，出手不凡的广州米商奉上四十万两银票的见面礼。　　这在当地被称作“公礼”，约定俗成，并不以行贿视之，甚至有“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的说法。　　岑总督却不吃这套，坚决不收，还把米商骂了个狗血淋头。　　悚然无计的粤商只道好日子到头了，个个如临深渊。不久，却发现岑官屠只跟贪官过不去，在庇佑商民方面，比前几任做得都好。　　当岑春煊奉调离粤时，虽已不流行送万民伞，但含泪相送的广东商民还是做出了公允的评价：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办事者尚有人在。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比如海关书吏周荣曜。　　晚清的中国特色是吏比官肥，关吏肥上加肥。　　周荣曜在粤海关不辱使命地贪了两百万两白银，要不是碰到岑官屠，熬到安然退休当无悬念。　　收到岑春煊追拿赃款的公函后，周荣曜赶紧携巨资进京，活动奕劻。　　结果竟被授予三品衔，出使比利时。　　岑春煊大怒，立参周荣曜贪污关税，要求撤职严查。　　慈禧的过问让奕劻噤若寒蝉。周荣曜被革职，避居香港。　　反击非常迅猛。　　借中英在云南边境爆发纠纷之机，奕劻提出，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由袁党的周馥接替粤督之职。　　岑总督在封疆大吏里堪称治乱能手，几次妥善地处理过民变。结果政绩成了证据，被奕劻拿来论证“戡乱交涉，非岑莫属”。　　从最肥的两广到最穷的云贵，岑春煊自然不干。但慈禧担心时间一长，酿成外患，便准了奕劻的建议。　　接到朝旨的岑春煊磨蹭到上海，称病不走了。　　拖了半年，慈禧等不及，调邻省的四川总督锡良去云贵，而命岑春煊赴任川督。　　火车行至武汉，几乎绝望的岑春煊意外地收到一封密信。　　署名瞿鸿禨。　　览毕，岑官屠临时决定：不去成都了，带着屠刀北上。　　一天后，岑春煊出现在北京，使本已斗破苍穹的京师风云再起。　　坊间猜测种种，有说将入军机，有说要取袁世凯而代之。岑春煊置若罔闻，无比淡定，一副“我是来找太后叙旧”的表情。　　君臣相见，忆往昔岁月，慈禧唏嘘不已，动情道：“我常跟皇帝说，庚子年若无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　　岑春煊在一番“久违圣颜，不胜想念”的说辞后，不失时机地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愿留京给太后当一看家恶犬”。　　慈禧当即同意，道：“你的事好说，我总不亏负你！”　　遂将最令人眼馋的肥缺——邮传部尚书一职给了岑春煊。　　瞿岑联盟，准备就绪。　　不辨善恶，尤甚故意为恶　　岑春煊打出的第一张牌是示好袁世凯。他派人带厚礼到天津，请教咨询邮传事务，还跟大头借用北洋公所的房屋，完全一副三好学生的模样。　　蛇在咬人前都会缩头。袁世凯冷笑三声，陪岑春煊演起了对手戏，在回信中胡扯瞎掰，通篇客套：适闻足下北上，圣眷方隆。吾道不孤，令人神往……　　弟德薄能鲜，公既推心置腹，敢不效肺腑之诚。倘不弃刍荛，时通音讯，幸何如之。　　许多年后，岑春煊在回忆录中作伪，说自己到京不久，袁世凯为了套近乎曾命袁克定造访，表示可以将北洋公所的房子让给他做官邸，被他正气凛然地拒绝了。　　阳示亲善后开始出招。岑春煊再次入见，当堂陈奏道：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至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因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臣恐人心涣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回天乏术。　　慈禧意欲调和，问岑春煊到京后是否拜访过奕劻。　　岑春煊：“未尝。”　　慈禧：“庆王鞠躬尽瘁，而时世之艰远甚于恭亲王时，汝应去见。”　　见他默不作声，慈禧继续劝道：“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　　岑春煊理直气壮道：“彼处索取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也不能作此用途。”　　慈禧只好转移话题，聊起朝廷最近种种改良举措。　　讵料，岑春煊直不楞登地来了一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怒了：“改良还有假的？”　　岑春煊解释道：“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政以贿成，丑声四播。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慈禧半晌无语。　　岑春煊继续添柴加火：“士为四民之首，士心所尚，民皆从之也。臣听说到东洋的学生已有七八千了，到西洋的想必也有几千。几年后，这些人全都毕业回国，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必然一唱百和，声言改革，处处与政府为难，人心离散。真到了那种地步，臣实在愚昧不敢言说了。”　　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眼看国亡无日，慈禧也跟着抽泣道：“我许久没听到你的话了，不想政事竟败坏到如此地步。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便是知县也经常蒙召，均勉励以激发其天良。万不料全无感动！”　　岑春煊道：“大官守法，小官方能廉洁。奕劻贪鄙，身为元辅，何能更责他人？”　　绕了一大圈，还是意在庆王。　　其实，岑春煊不明白的是，他根本搞不倒奕劻。　　首先，血缘再远（乾隆曾孙），奕劻也是皇族。何况人还同慈禧的亲弟弟桂祥结成儿女亲家，是太后娘家圈里的人。疏不间亲；其次，亲贵里的少壮派羽翼未丰，没有能替代奕劻的。而耄耋之年的慈禧，绝不会主动打破稳定的政局；最后，专制政府的首要工作不是反贪，而是维稳。草民的最后一丝幻想是庙堂之上的那个人是不贪的，连岑春煊也这么想。　　事实证明是妄想。　　晚年的慈禧酷好麻将，奕劻经常派福晋和女儿携银票数万，进宫陪老佛爷打麻将。输得多了，尚须遣人回家再取……　　岑春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巨贪死磕到底，站在《清史稿》的立场，显然是人臣之楷模。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岑春煊和瞿鸿禨就是河蟹的两只蟹螯，锋利无比，护其主子。　　章太炎早就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也就过过嘴瘾罢了。　　真正帮满人造出桀纣的，是袁世凯；从内部蛀空体制的，是袁世凯；反戈一击，逼清室退位，避免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还是袁世凯。　　不是章太炎，更不是岑春煊。风遗尘整理制作。　　深感撼山易，撼庆亲王难的岑官屠调整了作战方案，曲线救国。　　第三次面圣，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参邮传部侍郎朱宝奎。　　慈禧为难道：“我并非惜一朱宝奎。按理你应该到部后再具折参奏，以免众议不服。”　　岑春煊历数朱宝奎劣迹，傲然道“不能与此辈共事”，拒绝到部任职。　　慈禧终于还是卖了一个面子给护驾有功的忠臣，下旨道：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着即革职。　　一个未到任的部长，寥寥数语便参倒了副部长。　　举朝震惊。　　朱宝奎此前和岑春煊没有任何交集，虽说属于袁党，但袁党里的人多了去了，为何拿他开刀？　　原来，朱宝奎当年游学归国，一直跟盛宣怀混。因机警灵活，渐受重用，不数年便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饱暖思淫欲。捞够了的朱宝奎看上盛宣怀家的一个婢女，求为妾室。　　该女美艳动人，盛宣怀不舍，二人遂至绝交。　　朱宝奎怀恨在心，收集了电报系统的种种黑幕，转投袁世凯门下。　　大头当时正考虑趁盛宣怀回家奔丧，对电报、招商二局下手。有了朱宝奎的黑材料，一道折子便搞定。　　盛宣怀怀着深仇大恨，窝在上海，终于等来了岑春煊。　　岑官屠装病期间，盛宣怀提着水果登门拜访。岑说我没病，都是让庆袁给气的。于是勾起了盛宣怀愤怒的往事，开始痛斥卖主求荣的朱宝奎。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岑春煊出面扳倒朱宝奎，在报盛宣怀一箭之仇的同时打压庆袁。　　科技引领未来　　奕劻有些日子没单独面圣了。　　今天的主题是：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康党，整垮微臣和袁世凯的目的是为戊戌翻案。　　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几年前大赦天下，瞿鸿禨请求宽宥康梁；戊戌变法时，岑春煊是路人皆知的维新派。　　当然，大头也参加过强学会，但人早就临阵倒戈，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奕劻清楚，立场问题虽说屡试不爽，但目前还只能在太后心里种下一颗疑窦，必须穷追猛打，左右开弓。　　袁世凯出场。　　故技重施，主题严肃：维稳。　　广西土豪刘思裕带头抗捐，上演群体性事件；孙文见有机可乘，在广东发难呼应。　　慈禧的心弦再次紧绷。　　袁世凯貌似公允道：“两广总督周馥跟臣是姻亲，固知其忠诚，但年岁已高，恐无力应对粤乱。”　　接着，把平乱人选朝素以知兵著称的岑春煊头上引。　　慈禧想到的也是岑春煊，但却不无忧虑地表示其刚从粤督任上下来，怕是不愿再任。　　袁世凯图穷匕见道：　　君命犹天命，臣子岂有自择之理？春煊久沐慈恩，尤不当如此。　　君臣大义是无可辩驳的最高天理，慈禧终于下定决心。　　其实，岑春煊的孽纯属自找。　　刚入京时，光绪还挺喜欢他，说：“你身体多病，可随时进见，不用通传。”　　结果岑春煊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成天面圣，搞得光绪烦透了，还不好明说。　　一日，又请见。光绪崩溃道：“他不是请病假了吗？怎么还能递牌子？”　　相信慈禧也有同感。　　岑春煊的部长才当了二十多天，就不得不滚回广东。　　离京请训时，还跟唐僧一样唠叨。　　快被折磨出幻听的光绪紧急叫停，说自己肚子不舒服，不能久坐。慈禧趁机道：“你赶快赴任，有什么话上折子。”　　岑春煊道：“还有一个要面呈的折子。”　　慈禧赶紧道：“拿来慢慢看，你下去吧。”　　岑春煊回到寓所不久即启程，神色沮丧。　　走到上海，又开始装病。　　可以理解——瞿鸿禨还没倒，翻盘并非全无可能。　　奕劻斩草除根，发动御史狂参岑春煊，顺便牵扯到盛宣怀。　　两派斗来斗去。喜欢玩儿平衡的慈禧决不允许一方独大，奕劻却颇有血战到底之势，引起了太后的反感。　　在一次和瞿鸿禨私聊时，慈禧抱怨道：“他（奕劻）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瞿鸿禨顺势道：“太后圣明，如此正可保全其晚节。”　　慈禧：“我自有办法，你且等等吧。”　　瞿鸿禨暗喜，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把奕劻行将罢官的消息告诉给了妻子。　　口风不严的瞿妻闲聊时将此机密摆给了汪康年的老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