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　　满大街都是扛着大刀走来走去的义和团，每天还有海量新加入的，以至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全成了团民。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慈禧心里七上八下：事实证明，能打的只剩下五支武卫军了。然而，荣禄貌合神离，不是装病就是哭丧着脸；聂士成因痛剿义和团被刚毅奏请革职留任；袁世凯远在山东；宋庆年事已高。　　算来算去，只有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足堪一用。　　慈禧再三召见董福祥，勉慰有加。董福祥也慷慨保证，他既能杀洋人，也能灭义和团，总之太后指哪他打哪。　　于是，武卫后军成了慈禧的王牌。　　问题是王牌的前身是甘肃一带反清的匪帮军甘军，纪律极差，被左宗棠收编后稍有收敛，但野性依旧。　　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董福祥以下，愈发肆无忌惮。　　结果，入城第一天便出事了。　　军队开入永定门，正巧碰上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衫山乘车外出。　　一营官喝问其何人，衫山据实以报。　　后果是被干净利落地捅死。　　士兵一拥而上，将衫山的尸体大卸八块，弃之道旁，血腥程度直追《人皮客栈》。　　慈禧尚在权衡利弊，眼前就爆出了国际新闻，不禁恼羞成怒，把载漪和董福祥叫来痛斥了一番。　　谁料董福祥毫无惧色道：“臣一人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果因此把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的治安就大有可虑了。”　　形势比人强，慈禧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退出来时，载漪拍了拍董福祥的后背，连夸他是英雄好汉，完全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6月16日，列强海军向天津总兵罗荣光下最后通牒，命其交出大沽炮台。　　是战是和，必须决断了。　　于是，由六部九卿、王公大臣70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东暖阁召开。　　许久不见的光绪和荣禄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足见事态之严重。　　其实，对义和团的实力和端王党对其的掌控力，慈禧已经深表怀疑。　　入京以来，团民最威加海内的创举不是杀洋人，而是在焚烧老德记大药房时，火势蔓延，把前门大街一千八百多家商铺烧了个精光，无数饭庄旅店、烟馆戏院、古玩玉器、绫罗绸缎顷刻毁于一旦，经济严重倒退。　　因此，开会前一天，慈禧留了个心眼儿，让军机处拟旨，速调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　　一个跟洋人谈判，一个诛灭义和团。　　问题是电报废了，速调不了，只能靠驿马传旨。而时事瞬息万变，很快便不以一二人的意志为转移。　　东暖阁。　　光绪很愤怒，自己才撂挑子两年，大清朝就快寿终正寝了。他痛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声色俱厉。　　军机大臣王文韶叩头道：“外衅断不可开，使馆尤应力保。”　　载漪当即喝阻，跋扈至极，王文韶低首不语。　　光绪扫了一眼群臣，目光落到跪在御案旁的许景澄身上。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历任清廷驻六国公使，熟悉外情。　　果然，他的回答与王文韶大同小异：“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敌诸国之理。”　　光绪颔首道：“甲午一战，创巨痛深。而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端王党早已目无圣上，载漪和载勋甚至一度想带着团民去瀛台弑君，被慈禧拦下。此刻见鸽派一唱一和，立马嚷嚷起来。　　眼看场面混乱，慈禧不得要领，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的会议仍是黑压压跪了一片，靠近门口的中下级官员几乎听不清前面的君臣对奏，便自顾自地小声聊起来。　　镜头给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和国史馆（翰林院下属机构）总纂恽毓鼎。　　刘：“刚才我在董福祥那，他自信可将拳匪赶出城外。”　　恽：“那你还不赶快告诉上边。”　　刘永亨膝行至前，奏称：“臣刚才见到董福祥，他想请皇上的旨意驱逐乱民。”　　话音刚落，载漪便跷出大拇指，阴阳怪气道：“好啊，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法子。”　　刘永亨害怕，不再往下说。　　空气顿时凝滞，跪在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ch ng）高呼道：“臣有话上奏！”　　光绪让他进来。　　袁昶抱怨道：“拳民实为乱民，万万不可倚仗。就算是有邪术，从古至今，也没有凭此而成事的。”　　慈禧终于发话：“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积弱已极，若连人心也失却，何以立国？”　　关键时刻，还是要稳住利益集团。毕竟八旗京营里，一半的人都入了义和团，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巨变。　　慈禧接着道：“今日京城扰乱，纷传洋人已经调兵。你们有何看法，从速奏来。”　　群臣七嘴八舌，讨论出一套折中的方案：一面派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境劝阻洋兵，一面安抚团民，设法解散。　　会议大国盛产内容空洞、自欺欺人的所谓方案，这份也不例外。　　怎么劝阻？如何解散？　　显然大多数官员并不关心。他们见慈禧挥了挥手，便默默地退下了。　　人潮散去，留下四个较真的官员：光禄寺卿曾广汉（曾国荃之孙）、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以及恽毓鼎。　　朱祖谋大声道：“臣等还有话要说。”　　两宫和荣禄都止步，等他四人进言。　　张亨嘉力主剿灭拳匪，说只要诛杀几个头目，大事可定。　　张是福建人，一口港台腔，听着很费劲。朱祖谋接过话头，大胆问道：“太后相信乱民可以御敌，不知想仰仗何人办此大事？”　　慈禧不悦道：“我靠董福祥。”　　岂料朱祖谋道：“董福祥是第一个不可靠的！”　　慈禧脸色骤变：“你叫什么名字？”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保举个人来！”　　朱祖谋一时语塞。　　恽毓鼎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谋，可以调京镇压乱民。”　　曾广汉补充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缓缓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前往调用了。”　　慈禧只道这场犀利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可以结束了，谁知恽毓鼎又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风闻銮舆（皇帝车驾）有西幸之说，京师乃根本重地，一走，天下就动摇了。”　　慈禧力辩并无此事，剩下的臣工于是起立退下。　　朱祖谋退到门外时，慈禧仍怒目相送。　　当天，总署收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联名上奏，要求速剿拳民。　　刘坤一的原话是“一意痛剿”，张之洞给改成了缓和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还在文末喊了一句铿锵有力、扫除迷信的口号：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眼看慈禧就要迷途知返，意外发生了。　　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入夜后的北京黑烟弥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鬼气之中。　　由于义和团认为神灵都是晚上下凡，故每当傍晚便啸聚到一起，挨家挨户砸门，命居民全部出来烧香。　　荣禄早已睡下，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来者是荣禄的心腹小罗，他带来一份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由各国公使联名的四条照会：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　　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慈禧交权归政。　　荣禄五雷轰顶，急忙追问。原来是小罗的父亲、江苏粮道罗嘉杰从《字林西报》的中国员工处得知的。　　照会本拟作为报纸头条独家发布，结果尚未刊印便被泄露。　　主和派荣禄一时间进退维谷。　　理智告诉他开战必败。但不战，自己的下场会更惨。一旦慈禧如照会所言，把大权还给光绪，荣禄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不遭清算，没有天理。　　左右为难的他绕室彷徨，不知东方之既白。最后的结论是：保命要紧。　　次日黎明，接到荣禄密报的慈禧悲痛莫名，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很好理解。对她而言，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　　为了一己之权，把中国乃至大清都押在一场胜算无几的赌局上，亦在所不惜。　　然而，所谓的照会，不过是报馆工作人员夸张或误译的假情报。罗嘉杰为了邀功，玩笑开大了。　　其实，若非总理衙门被载漪把持（总署警卫都换成了团民），外交渠道不畅，公使们又躲在东交民巷不敢出来，和战大计又岂会建立在一则谎言之上？　　如果还是觉得过于戏剧化，我只能说：这就是专制。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彻底破罐子破摔。　　她先公布了照会一事，却只宣谕了前三条。既而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连寡妇都要欺负的流氓行径：“今天的争端是他们挑起来的，亡国就在眼前。若拱手相让，我死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既然都是个亡，一战而亡，不是更强点儿吗？”　　言毕，全场惊愕，不知所措，二十几个皇亲贵胄竟相拥哭成一片。　　载漪全力主战，语调激昂。慈禧也高声道：“今日之事，众位都听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后事固未可知。开战之后，若社稷仍不能保全，诸公今天全在这里，当知我苦心，不要归咎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江山。”　　前途未卜，不把百官绑在同一架战车上，慈禧也不敢贸然宣战。　　而群臣听到太后不喊“列位爱卿”，竟改称“诸公”，无不震撼，一齐道：“臣等同心报国。”　　决议是遣三个主和派大臣徐用仪、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区晓以利害、最后通牒，一定要挑起战端的，可令下旗归国。　　立山不想去，怕半道上被团民打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孙家鼐不问世事，天天躲在深宅大院里，尚且被义和团拖出来公审，著作悉数被烧，立山一意主和，其能幸免乎？　　于是，他以自己是户部尚书，并非总署大臣为由推辞。　　慈禧当即反驳道：“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立山只好随徐用仪和联元退下。　　慈禧又命荣禄部署武卫中军的作战和防守，谕令说：“徐用仪等深入险境，可派兵在远处保护。”　　散会后，群臣聚集在瀛秀门外，以照会之事询问几个总署大臣，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下来后，光绪摒弃旧怨，好言叮嘱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在你手上。”　　6月17日，大沽炮台沦陷，罗荣光战死。“归政”的凄凉命运若有似无地浮现在慈禧眼前，促使她召开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御前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宣战。　　慈禧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中方派兵护送至天津。　　主和派官员磕头哭劝，力陈不可。光绪面如死灰，竟不顾君臣之礼，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小声道：“再好好商量。”　　慈禧呵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许景澄神情恍惚，牵着光绪的衣袖抽泣不止。慈禧被哭哭啼啼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厉声喝道：“许景澄无礼！”　　接到照会的列强使节迅速碰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信使去总署，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德国公使克林德坐不住了。每天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遨游，精疲力竭，半死不活，还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召集各国公使，提议一起到总理衙门抗议。　　无人响应。　　很好理解。京城烽火连天，即使侥幸闯关成功，到了已成为主战派总部的总署，结局八成也是被砍头祭旗。　　克林德不愿坐困愁城，他带着翻译官，乘着绿呢大轿，径往东堂子胡同而去。　　单干的下场就是在东单附近被神机营的营官一枪毙命。　　之前死的衫山只是日本使馆里的小领导，而克林德却是驻华公使，代表整个德国。因此，消息一出，所有人立马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渔翁得利的是袁世凯。他正愁怎么应对朝廷要他入京剿匪这以身犯险、消耗实力的调令，不想却峰回路转。　　大头深表同情地发电给荣禄，请求他保护各国使馆，救一人便减祸一分，即使战败还有转圜的余地。　　荣禄毕竟是明白人，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以重视。”　　东南互保　　6月21日，清政府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匈帝国十一个国家宣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战书也写得气吞山河，比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词严：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八十岁的徐桐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时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载勋则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洋人，标价如下：杀一洋人奖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更是把压箱底的几十万两私房钱拿出来重赏义和团，鼓励其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蒸汽朋克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心念及此，她让军机处下了一道言不由衷的懿旨，诉苦之余夸南方督抚们“老成谋国”……　　大沽口失陷后，门户洞开，各国援兵乘军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之中有印度阿三（英军）、有越南鬼子（法军），解了西摩尔之围后，总数一万多人，开始猛攻天津。　　“留党察看”的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五千人驻守南门外的八里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战。　　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仍持刀督战，不许官兵稍退，一直战至两腮被敌弹洞穿，颈部、脑门皆受重伤。　　联军派人传话：“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沉默片刻，只吐出一个字：“屌！”　　最后脐下被炮弹炸开，肠出数寸，壮烈殉国。　　回到甲午年。　　战争进入尾声，袁世凯在关外协助周馥办理粮草转运，聂士成则刚从朝鲜回来，准备赴任直隶提督。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的勇者在山海关外的兵站不期路遇。　　作为晚辈，袁世凯被聂士成身上那股“宁移白首之心”的豪气所折服，对他道不尽的丧师之痛深感同情。　　在家书中，大头发自肺腑地写道：“前线战事简直就是儿戏，糟不可言。能见贼一斗者，唯功亭（聂士成）耳。”　　对这样一个不太懂政治，但无论放在任何朝代，都会以性命去捍卫一方百姓的硬汉，袁世凯由衷地写下一副挽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然则卫青常有而汉武帝不常有。　　袁世凯断然不会为气数将尽的清廷殉葬，他要保存实力，功不唐捐地拖垮这个气若游丝的流氓政权。　　因此，当朝廷三番五次地催他率军驰援天津时，大头均以“守土有责，兵力难分”为由百般搪塞。　　直到军机处严词警告“毋再推诿”，才派总兵夏辛酉带了六营约六千人赴援。　　十一天过去了，天津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朝廷再次严催，又过了三天，夏部终于艰难地走出山东，而此时天津业已失守，裕禄愤恨自杀……　　截至战争结束，夏辛酉损失不到一千人，出色地完成了袁世凯交给他的使命。　　联军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英文缩写TPG。　　其实，所谓的联军，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　　德皇认为，横尸街头的是德国公使，因此联军司令的人选必须是德国人，否则宁可按兵不动；法国意在西南，把水蹚浑了好打云贵的主意；美国对侵略中国不感兴趣，且刚跟西班牙打完，正在恢复元气。只是见自己的驻华大使狂喊救命，才勉强加入；英国正在南非跟荷兰人抢金矿，打“波尔战争”，分身乏术，便派了些红头阿三来充数；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纯属打酱油，各派几十个小卒，扛着大旗，追随于诸强之后，以示自己的存在。　　真正野心大、胃口好的是日本与俄国。一个出兵八千，一个出兵五千，加一起占了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由于德国一直没争取到带头大哥的位置，拒不发兵，攻打北京的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联军将领一致认为，若无十八万之众，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你会问：何以如此谦虚？　　因为人民战争的可怕。　　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就像《赛德克·巴莱》里的原著民，在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杀日寇于无形。　　况且，联军所谓的胜不是架起一排大炮把北京从地图上擦掉，而要想尽办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这样一来，难度就从普通级变成专家级了。　　问题是这边议论未定，那边俄国正争分夺秒地往中国运兵，泉水般汩汩涌来。　　英国急了——路途遥远，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连绵不绝地运兵。英军司令不再犹豫，冒险开拔。　　其余六国也争先恐后地发兵，怕去晚了什么也捞不到。　　一打才发现“古之人不余欺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联军长驱直入，通州失守，赶来勤王的李秉衡在阵前自杀，总算保住了一点晚节。　　8月13日，联军攻打北京。　　次日，日军用地雷炸开东直门，占领了北城。　　短兵一相接，神拳不神了。　　事实上，只要找来目击者对义和团作战情形的记录一读，便知团民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而所谓老师兄者，受伤甚少。盖因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溃逃。　　穷猿奔林，岂暇择木　　8月15日，十万京军加二十万团民不敌一万多联军，北京陷落。　　翌日，慈禧带着光绪和部分亲贵重臣化装成平民，出德胜门，逃往昌平。　　走之前还不忘把私仇给报了。　　珍妃被太监推到井里摔死；主和派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和联元在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的监斩下含冤而死，史称“庚子五大臣”。　　最恶劣的是载勋，走前下令将九门紧闭，以至于平民无法疏散，惨遭联军蹂躏。　　徐桐老迈，没跟慈禧一起“西幸”。目睹山河破碎的他本着“君辱臣死”之义，带着徐家女眷十八口集体自杀。虽说不人道，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其子徐承煜贪生怕死，哄他爹说“儿子陪你上路”。然后帮徐桐上了吊，抽了垫脚的凳子，成全了老父的大节后，自己脱下二品官服，悄然遁走。　　结果没跑多远便让日军抓住，后移交给清廷，同启秀一道被斩于菜市口。　　徐承煜被王文韶骂为枭獍（枭乃生而食母的恶鸟，獍乃生而食父的恶兽），生前曾叼着一根雪茄从徐桐面前走过，遭其父训斥道：“我还活着，你就这样。等我死了，一定禀明阎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　　一语成谶。　　入城后，联军大开杀戒，人头滚滚。俄国毛子一马当先，奸淫掳掠，坏事做绝。　　放眼望去，灰烬、垃圾和饱餐了死尸的狗群混杂在一起。天空中满是白色与黑色的碎片，随风乱舞。　　活人身穿棉布破衣，目光呆滞地望着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救护车来来往往。　　北京被分成八块占领区（鉴于瓦德西正率德军风尘仆仆地赶来，也给德国留了一块），北城由日本分管，各家都自觉地插好白旗，上书“顺民”二字——想当年李自成打进来时，这就是最有效的保命技巧。　　日军估计觉得不严肃，有碍观瞻，传谕各户擦去“顺民”二字，代之以红日。　　西什库大教堂里的教士和教民像憋坏了的野兽，一哄而出，狼奔豸突。　　一个长老会（基督教的衍生教派）的美国牧师，趁乱在王府井大街占了一座有五十栋建筑的王府。　　虽说之前已屡遭洗劫，但牧师还是在王府中搜出三千多两白银。他将房里的家具陈设、名瓷苏绣全部搬到大门口，摆起了跳蚤市场，并戏称是“上帝的恩赐”。　　太平洋彼岸的马克·吐温听说后，在报纸上对教会大加鞭挞，呼吁约束在华美人的行为。　　由此可见，即便美式民主只是一句看上去很美的谎言，但它至少不剥夺你自由表达的权利。让观点在言论市场上接受大众和时间的检验，总比以公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民众、打压真理强。　　在京大员里，还有不少没逃走的。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叫来拉洋车，挨洋人抽。他一边小跑拉车，一边回头笑道：“老爷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好几趟，不会拉错地方。”　　由于慈禧跑得急，没做布置，留守京官全都茫然不知所措，更不敢同洋人接洽。　　联军抢累了，想谈判，找到总理衙门保管大印的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　　舒龄把七八个高级官员召集到自己家，商量着一起去见洋人。　　结果这些平日里的衣冠禽兽因为被抢全成了衣冠不整，舒龄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长衫给他们穿上，一同步行前往。　　洋人开门见山，指明让奕劻和李鸿章来京议和。　　武汉。　　张之洞连夜致电各国驻上海领事，替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其实是各督抚按慈禧的旨意办的。　　这么讲有两层深意：　　一、慈禧最怕被洋人列为“祸首”严惩，绝不敢否认张之洞的说法，只会抱着他扔过来的救生圈感激涕零；二、既然慈禧默认了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也就断绝了秋后算账的可能，给“抗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西贯市村是昌平最大的回族聚集区，也是慈禧亡命天涯的第一站。　　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清真寺，即以此为行宫。　　太监找来两三个管事的到慈禧跟前回话，谁知几人只跪不拜。　　旁人催他们磕头，慈禧道：“回回的教规我是知道的，除了真主，谁都不叩拜，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到了饭点，御膳是小米粥加炒白菜，饥不择食的慈禧觉得比宫里的满汉全席还美味。　　用完膳，又传见寺里年纪最大的李某问话。　　慈禧：“东光裕和西光裕这两家字号（商店招牌）还在吗？”　　李某：“在。”　　慈禧：“我十三岁那年跟先父去北边赴任，途经此地，坐的就是光裕的轿子。”　　正追古抚今，院子里的伙夫大喊道：“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里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啊！”　　李某的脸吓得刷白，赶紧出去喝阻。慈禧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劝止道：“他本是粗人，哪懂得这些个礼数？不必怪他。”　　待了几天，传召昌平知州三次，始终未见其来，估计听到京城失守，已携带家眷潜逃。　　慈禧叹息不已，说了一句黄口小儿都懂的废话：“食俸禄的官员反不如老百姓有良心。”　　又叫李某预备些大车和驮轿，准备第二天便走。　　当晚，慈禧对李某道：“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已派人往京西取盘缠了，但不知取不取得来。你们要是有银子，可先借用几百两。”　　李某爽快应允。　　来日清晨，两宫起驾。清真寺凑了白银九百两，大车二十辆，骡马三十匹。慈禧又要了一百枚熟鸡蛋，以备路上食用。　　此去西安，长路漫漫，不知尚有多少磨难。临行前，西太后哭着对恭送她的回民道：“甲午之战，只有左宝贵效死疆场。想不到你们回教中倒出了个好人（左是回民）。”　　又命太监取纸笔来，将接驾寺众的姓名一一登记，动情道：“我们若是到了西安，不论旨意不旨意的，非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啊！”　　众人谢恩。　　缓步走到大殿阶下时，慈禧又四顾道：“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皇室小金库）给你们重建此寺。”　　暮霭沉沉，慈禧洒泪上轿，一路西去。　　宿命的棋子，摇晃着悲凉　　乱局逐渐发酵。　　汪康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权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不能无主，七省督抚当成立公共政府，颁定宪法。”　　不久，议会在上海成立，以不记名投票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　　议会还有一大堆秘密宗旨，归纳起来无非十个字：反对现政权，建立新政府。　　亡清，真的触手可及了？　　袁世凯不这么看。　　以当前形势，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是列强。各国虽因在华利益的冲突明争暗斗久矣，但此番针对拳乱却达成了难得的共识：惩办祸首，归政光绪。　　显然，洋人对推翻清廷不感兴趣。后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就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能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片土地。”　　因此，把慈禧和一干主战派办了，推没有民族偏见、思想较为开明的光绪上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符合列强持续渔利的诉求。　　至于这样的中国是否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就不是西方政客关心的事了。　　对袁世凯来说，光绪上台等于判他死刑。　　戊戌政变才过去两年，在皇帝眼中，袁世凯就是个告密求荣的小人。　　据瀛台附近的太监反映，百无聊赖的光绪平日里最热爱的娱乐活动便是将“袁世凯”三个字写在纸上打靶。　　大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想必心情是很复杂的。　　于是，当他从自己的儿女亲家、陕西巡抚端方的电报中得知两宫逃难团已抵达山西时，立刻有了主意。　　即便有以乔致庸为首的晋商，山西在那个时代还是素号穷省。逃难团扈从又多，需用浩繁，颠沛流离的慈禧，难处显而易见。　　袁世凯大手一挥，着人押运三十万两白银、二百匹绸缎、四十桶水果以及恩县龙须面等特产，火速赶往太原。　　两周后，逃难团收到贡物。慈禧久旱逢甘霖，感动之情自不待言。　　随扈的王文韶死里逃生，对押运官感慨道：“各省饷银未到，山东首先送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真正的燃眉之急来自北方。　　每当中国陷入危殆，总能看到俄国垂涎欲滴的身影。　　二十万俄军从海兰泡开进中国，把在此地做边贸的六千多中国人押解到黑龙江，强行驱赶入水。　　跑得慢的全部用斧头砍杀，跑得快的多被淹死，游过江者仅八十余人。　　同时，在江北的华人聚集区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害七千多中国平民，残忍至极。　　东三省相继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盛京（沈阳）将军增祺被迫同俄国签订《增阿暂章》。　　袁世凯和张之洞当即反对，慈禧也不予承认。　　贪婪的沙皇对这个由地方总督阿莱谢耶夫签下的暂章亦觉不满。他同意废约，并酝酿更苛刻的索求。　　俄军已打到山海关，大清分崩在即。　　惶恐的慈禧急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赴京议和。　　守旧派基本上都在浪迹天涯，视他为汉奸的义和团也偃旗息鼓。北上，已无性命之忧。　　李鸿章闭目养神，想起前几日秘密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电报。　　他指示伍廷芳伪造了一封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令其亲递美国总统，内称“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望贵总统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对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且正在沉沦的这片大陆，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登船离粤前，李鸿章屏退了所有送行官员，只召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　　炎天酷暑，李鸿章身穿蓝布短衫，靠着一架小藤躺椅歇息。　　裴景福恭贺道：“公调补北洋，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早已得知电报，全都额手相庆。”　　李鸿章颇为得意，捋须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停了片刻，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但慰庭支撑着山东，香涛、岘庄（刘坤一）全都有定见，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　　可一谈到俄国，又无语了。　　裴景福告辞欲出，李鸿章道：“船还没来，先不用忙。”　　于是喝着牛奶，并以荷兰汽水待客。　　裴景福又问：“公进京后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洋人必会以‘剿拳匪’和‘惩罪魁’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至于数目多少，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研磨，不知做不做得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和尚也就死了。”　　言讫，泪比司马青衫多。　　裴景福亦怆然涕下，辞别而出。　　途经上海，李鸿章特意下船去了盛家花园，同盛宣怀彻夜长谈。　　灯火明灭，月光黯淡。此情此景，竟比三十年前曾国藩和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显凄切。　　临别之际，李鸿章给盛宣怀留下六个字。　　和议成，我必死。　　一国且不好谈，况八国乎？　　更悲催的是，此番俄国铁了心要吞并东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感谢美帝　　若非门户开放政策，二人转已失传一百年。　　这套由赫德提出、美国力推的政策主旨有三条：一、各国彼此承认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如租界和通商口岸）；二、中国关税自主，对运至诸通商口岸的各国货物征收统一关税；三、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只，各国不得收取高于本国的港口税。　　门户开放并非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罪不可恕，至少在当时的绝境下拉了清廷一把，使之保全领土，免于分裂。　　比如俄国想独吞东北，势必侵犯日本在这一区域取得的既得权益，遵循政策的列国便会起而反对，使之作罢。　　当然，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善男信女一说。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手段，其目标非常纯粹：商业利益。　　在美国看来，觊觎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不成熟的表现——占了又不好管，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只要大清臣民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能保证本国的纺织工人不失业。　　可惜，美国到晚了。面对这块快被分得差不多的蛋糕，山姆大叔焉能坐怀不乱？　　因此，门户开放就是帮迟到的美国享受利益均沾的政策。不管先来的人开了多少埠，占了多少租界，只要在这些区域能保证我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即可。　　归结到底，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　　第一个表态支持门户开放的是英国。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多，最担心后到的土鳖因为没谈拢，在英商遍布的神州大地上火拼，导致几十年来胼手胝足积累的赃款丧失殆尽。　　对日本来说，百年大计，防俄第一。只要能绑住俄国到处乱摸的咸猪手，自己哪怕少得点也认了。　　当然，再明白无误的事也需要人去推动。李鸿章指示驻外使节四处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之以种族感情，对英国许诺保护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离间的结果是：除了俄国，列强均对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同意。　　孤立的俄国把希望寄托到李鸿章身上，毕竟签过《中俄密约》，时论都以为老李是亲俄派。　　打定主意后，俄国开始演戏，向各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将撤退到天津，恭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摆明了拆列强的台。　　并向慈禧抛去橄榄枝，抢先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慈禧再自私，也不敢行此不忠不孝之举。　　李鸿章一到天津，就被俄兵保护起来，关着门不知搞什么暗箱交易。　　等重新亮相时，列强都很紧张，以为他同俄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谁让大清国实力不济，只能玩以夷制夷的把戏？　　李鸿章的腹案是：把中国从交战国打造为受害国。　　故事梗概如下：拳匪是叛贼，两宫被劫持，宣战诏书是矫诏，八国联军来助剿。　　按此逻辑，联军将领全成了李中堂的戈登将军（李鸿章早年打太平军时雇佣的洋枪队队长），而中国对“国际维和部队”固然有赔偿军费的义务，却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跟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鸿章，一在谈判桌上坐下，便拿出一本《摩西十诫》，讽刺洋使道：“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纵横捭阖下，议和条件还算温和，无非谢罪惩凶、改革总理衙门等，既无割地之虞，慈禧也无归政之忧。　　当然，赔款纯属漫天要价，四亿五千万对应当时中国的人口，一人一两白银。　　这么损的赔法确实有辱国门。　　张之洞强烈反对，搞得李鸿章很被动。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他讽刺道：“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浑然一副绝对。　　李鸿章正色道：珍惜银两，从我做起。电报昂贵，四钱一字，不要动辄发表空洞的长篇大论了。　　英美怕中国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仲裁核算，因各国激烈反对而作罢。　　至于惩办祸首，洋人开列的黑名单第一位原本是慈禧，在李鸿章的力争下总算一笔勾销。　　余下诸公，也就没有兴趣保了，甚至巴不得列强多杀几个这样颟顸愚蠢的始作俑者，以警示后人。　　载漪及其子溥儁充军，载勋、赵舒翘赐自尽，毓贤处斩，刚毅在西逃途中忧惧而死，端王党团伙的其他成员或削爵或圈禁。　　西太后的保守派班子凋零殆尽。　　虽如此，当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与奕劻将条约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还是大悦——竟然不用归政，竟然寸土未失。　　逢凶化吉，盖有两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帮清廷看家护院；东南互保替中国解除了交战国的身份。　　因此，国际上并没有“辛丑条约”这么一说，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很长：中国就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庚子之变给每个大清臣民的心头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北京街头的“义和昌”“义和泰”等店面招牌一夜之间杳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德占区的“德兴”“德长胜”等字号。　　平民冒充教民、日本人的奇闻怪事数见不鲜。俄国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全归俄制”高兴至极，甚至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　　1903年，齐白石初游北京，记下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洋人往来，各持鞭坐于车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即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亦早早避让，庶不受打。几个国人侧立于大清门侧，手执马棒，保护洋人……　　1905年，周作人游北京。浓重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京城上空，不肯散去：初来乍到，我们好奇，向客栈的伙计打听拳匪的事。他急忙分辩说自己不是拳匪，不知其事。我们不过是问他当时的情形罢了，岂料他却如惊弓之鸟，讳莫如深……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了一个包车。车夫承认自己以前当过拳民，但其时已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圣母玛利亚像，早晚祷告很是虔诚。　　钱玄同问他何以改信宗教，车夫的回答穿透了历史的尘埃：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