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一切。他找到旧怨张謇，尽弃尊严，求他代为引见。张謇究竟是干大事的，也不计较，当即答应。　　第一次会面，大头呈上了练兵条陈，百般游说。可能因为急进，感觉并不好。果然，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此人开展，而欠诚实。　　当领导说你不诚实时，往往指的是你跟他还没有完全交心。袁世凯回去后辗转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诀只剩下“送”字没使了。　　是人，都有价码。人心既是肉长的，就逃不脱被收买的命运。所不同者，有人一顿饭可以搞定，有人却必须以重金砸之，抱负越大，心理价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礼的，任你金山银山，他自岿然不动。　　然而，滚滚长江，千帆竞渡，终究不过两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名缰利锁，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挡利的诱惑，也难保不坠入名的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见“吉”字朝上，不见“宝”字在下，便不带铜臭了吗？　　说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头懂书法，送一幅名贵的字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连“嵩云草堂”四个字都是翁同龢题写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会估价后给钱，但很可能就此引为知己。　　大头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访，果然仍不见效，只好找徐世昌问计。　　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站队。大头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匪气很重的官场，要转变阵营，没有投名状，想都别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个字：打死老虎。　　袁世凯心里一惊，旋即明白抉择的时刻到了，要想赢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须出卖李鸿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画面变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鸿章上奏慈禧，保举大头。　　伴随着镜头中书写的毛笔，画外传来李鸿章的声音：“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转场。　　袁世凯捧着信含泪读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断：是否要对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　　夕阳西下，怅然若失的袁世凯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经意间竟踱到了贤良寺。这是李鸿章出国前下榻之处，门庭冷落。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为打破尴尬的冷场，袁世凯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国家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的空名，上朝请安，形同寄宿于旅舍，未免太不合适。不如暂时告退，养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则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李鸿章厉声打断：“罢！罢！慰庭，你是来给翁叔平（翁同龢号）做说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在清代虽是虚衔，但仍分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六级，常年只设四人。另有协办大学士二人，通常由尚书兼任，为晋升大学士的必经之路，竞争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学士只有傅恒刷出来过，汉臣的最高成就则是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奏请开缺，教他想死！”　　袁世凯怕把老头气出脑溢血，赶紧诺诺而退。　　能骂人说明精神状态还不错，大头感到很欣慰。　　但马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从张謇那儿听说，光绪对胡燏棻很不满意，为了迎合尽快雪耻的帝意，翁同龢建议全权委托汉纳根练兵。　　问题是汉纳根的方案比较激进，主张聘请德国军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荣禄看来，这就是让老外控制了连一级的单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绪叛逆症发作，态度异常强硬，说必须让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得阻拦，还当众点了荣禄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荣禄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传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天生奸险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其误国之处，可以同合肥（李鸿章）相提并论。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则是伪君子。与其共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争执。　　荣禄的偶像是李鸿藻，三十年交情下来，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没有不鞍前马后的。　　因此，这场游戏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儿，而且由于光绪的发飙，还进入了倒计时。　　别无选择的袁世凯开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鸿章当年如何压制吴长庆，日军登陆朝鲜时如何贻误战机。既翔实又鲜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神不语，见证了世间多少善恶。　　袁世凯一脸倦意，来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语。　　个人的小我情谊，同苍生大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怀，想必能谅解世凯的苦心吧！　　意气风发时，高歌猛进，算半个英雄；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然而，为了亡清，沧海横流间荣辱不惊、心如死水，才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对李鸿章影响不大，却在翁同龢那儿产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凯送出家门后，翁在日记中写道：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练兵人选上，三个大佬第一次难得地达成了共识。李鸿藻叮嘱荣禄，指定袁世凯编写《练兵要则十三条》。再加上刘坤一的举荐，一十八载亡清梦，总算迎来了曙光。　　奉旨练兵　　同样看到曙光的还有康有为，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进士，观政工部。　　梁启超却成了炮灰。被康老师洗脑的他没认识到国考的严肃性，继续耍笔杆子谈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为主地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卷子，当场摒弃不录。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康圣人去工部报了个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对盖房修路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像坚持晨练一样坚持上书，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则“求布衣而不可得”。　　再简单的事，重复做也会发生质变。康有为三个字终于上达天听，光绪对左右道：“这个康某人何以不顾生死，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并开始对疏中“富国、养民和社会改革”三策发生浓厚的兴趣。　　由康有为主演的这幕脑残志坚的励志剧可谓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据他回忆，自己早年时时哭笑无常，唐德刚在请教了心理医生后说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两个风云人物在嵩云草堂会面了。　　对大他一岁的康有为，袁世凯一口一个“大哥”。对梁启超这个日后还要频繁过招的对手，袁世凯则叹为奇才，称其“少年英俊”。　　大头要借康党的势。　　当时，梁启超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广学会这块经营了多年的舆论阵地上，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呼吁变法，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名动京城。而康有为则趁机联合陈炽（户部员外郎）、杨锐（内阁中书）、沈曾植（刑部员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谋划成立强学会。　　这帮人不是翁同龢的门生就是李鸿藻的故吏，隐然清流党设在民间的进步团体。　　民间清流更激进，不仅大谈西学，而且谋求政改。由于后台很硬，连李提摩太都参与进来，因而又同外国使馆搭上了关系，英美公使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图书和仪器。　　嵩云草堂，来者日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张之洞长子张权都被忽悠入会，一干人选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准备大干一场。　　工部尚书孙家鼐代为准备馆舍，翁同龢则答应每年从户部拨发经费。各省督抚也非常看好强学会，王文韶、张之洞和刘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两，甚至连宋庆、聂士成等武官都纷纷跟进。　　袁世凯早在草创阶段就捐了五百两，此后又陆续资助，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博得了康党及众人的好感。　　李鸿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风雅，捐他三千两，可惜被翁同龢门下走狗陈炽冷冷地拒绝了，气得老头出国前念叨说：“这帮人与我过不去，我回来后看他们还做不做得成官。”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投机才混迹于维新派的阵营，他是真心想吸纳那些进步的观点与主张。而兼收并蓄的胸襟，正是大头比康有为更有为的重要原因。　　《练兵要则十三条》交上去有段日子了，不见回音，袁世凯颇感焦虑，唤来阮忠枢。　　阮忠枢中举后投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幕主失势，跑到李莲英的弟弟家当家庭教师。　　袁世凯通过这条线狠砸一笔，收买了李莲英，在慈禧那儿也布下一颗棋子。　　后来证明这颗棋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每逢慈禧召见，袁世凯跪在地上看不到太后的表情，不利于察言观色时，就看李莲英的脚。如果两脚并拢，说明慈禧不爱听，立刻打住不说；如果两脚分开，则放心大胆地说。　　百试不爽。　　没过多久，大头便蒙光绪接见。　　谁也无法预料，仅仅三年后，皇帝每天都将生活在对丹陛下的这个人的怨念之中。　　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联名会奏：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当日，光绪明发上谕：　　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着即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淮军）旧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钦此。　　消息一出，贺电纷至沓来。　　有鼓励型：“刷振精神，以副中外之望”（刘坤一）；有简洁型：“为国家贺”（盛宣怀）；　　有激动型：“中国转弱为强之兆”（吴汝纶）。　　总之是众望所归，各方势力都满意。　　除了李鸿章。　　在同李鸿藻谈及此事时，他说：“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看看。”　　玉壶光转，物换星移。袁世凯的时代，到了。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小站。　　定武军送走胡燏棻，迎来了它新的主人。　　鉴于粮饷充足，袁世凯上来就扩军，在编制允许的范围内募兵，使定武军最大化到七千多人，并在原来步、炮、马、工程的基础上新添了辎重兵，正式命名为“新建陆军”。　　招兵也不是乱招，年龄必须在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以上，能托起一百斤重物，步速每小时二十里者方能入围。而且还有才艺表演，身怀一技之长特别是粗通文墨的，将优先录取。　　紧接着仿照德国营制改革弱智的清军军制，将“营”一级单位扩张到一千人，相当于后来的标（团），长官称“统带”，副手称“帮统”；每营辖四队（连），长官称“队官”；每队辖三哨（排），长官称“哨官”；每哨辖六棚（班），长官称“正目”。　　新建陆军分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三营。左翼翼长是担任过铭军统领的姜桂题（1843—1922），右翼翼长是淮军旧将龚友元。　　此外还有炮兵营、炮兵学堂、骑兵营、骑兵学堂、步兵学堂以及德文学堂，都归督练处直辖。督练处督练即袁世凯本人。　　作为新建陆军的总指挥部，督练处下设三个重要办事机构：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外还有粮饷局、军械局以及转运局等部门。　　十几个德国教习分布于督操营务处四个学堂，全部按德法操练。学堂为两年制，毕业时成绩优异者赴德国深造，其余留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　　新建陆军走的是高薪养兵的路线，步兵每月能拿四两半银子，而绿营只有一两半。骑兵差异更大，前者是九两，后者只有二两。　　而且，从电台手表到帐篷雨衣，所有装备一水儿的德国进口。各级军官除佩刀外，每人一支六发的左轮手枪。　　给完萝卜，祭出大棒，袁世凯组织编写了《劝兵歌》。　　作为近代第一首军歌，浅显之中透着幽默，比如“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同时，颁布《简明军律》二十条，十八斩两处罚，相当严厉。　　问题是当兵在晚清早就退化成跟过家家一样嘻嘻哈哈的事，你就是来个百人斩，也一样不缺以身试法的。　　士兵甲拉练回营途中，背着枪离队，跑到河边柳荫下买了个甜瓜，边走边吃，被执法营务处的巡查逮了现行。对此人的处分是罚站示众，所在哨的哨官则被打了二百军棍，所在营的统带更是就地免职。　　由此可见袁世凯赏罚分明的风格：士兵有错，军官要负管束不严之责，且层层加码，上级遭受的惩处远重于下级。　　但当你违反了十八斩时，无论是谁，都难逃一斩。　　有个士兵偏不信邪，在军营偷吸鸦片，让禁毒大使袁世凯撞了个正着。烟鬼但见眼前白光一闪，人头落得比古龙小说里的高手对决还利索，顿成刀下亡魂。　　接着，便是整顿克扣军饷的痼疾。　　大头采取的办法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许营员经手。发饷时，令饷局按名册分包数千份，派巡查前往各营监视，确保直接发到每个士兵手上。　　当然你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除非实现电脑全自动化发饷，不然再牛逼的手段也挡不住国人掌权后汹涌澎湃的腐败热情和精妙绝伦的贪污技术。　　其实是有的，只需要高超的记忆和强大的耐心。　　袁世凯经常搞突然袭击，亲自发饷，对各级军官，甚至最小的正目，都能一一点出姓名，并说出其性格爱好。　　这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因为你会时刻提醒自己，领导的法眼正烛照着一切。　　更隐秘的是，通过这种观感告诉每一个士兵，谁才是赏饭的人。　　眼看步入正轨，怪力乱神出现了。　　天津附近有个大仙，自诩只要作法在身，即可枪弹不入。军中上下，多有啧啧称奇者，也不好好训练了，一天到晚跟家庭妇女似的凑到一块儿谈论伪科学。　　大头一拍桌子，怒道：“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到民间，不为朝廷所用？”　　当场要聘其为教习。　　一个神志正常的军官劝阻道：“老大你不是开玩笑吧？凭此儿戏，何能临大敌？”　　袁世凯毅然决然，益坚其请。　　神秘大师来营后，大头立刻召集军中诸将，目睹他施展符咒法力。　　待其立定，袁世凯命人以手枪击之，果然毫发无损。众人愕然不语，惊以为神。　　大头将之奉为上宾，并许诺过几天再安排一场大的“演出”。　　这日，晴空万里，小站的操场上围满了官兵。　　一军官出面请大师立下手状：设或身死，与人无尤。　　准备就绪后，三十个士兵出列，持奥地利产的曼利夏步枪（步兵标配，1888年造，射速每分钟二十二发，弹仓五发装填，最大射程两千米）齐瞄。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大师砰然倒地。在场之人无不惊呆，袁世凯却平静道：“此诈耳，绝无妨。”　　遂命人检视，回报称：“目尚未闭，有笑容。”　　大头笑道：“怎么样。”　　等众人散去后，再次检查的情况则是“口角流血，胸有七洞”。　　原来，第一次用手枪打时，袁世凯暗中嘱咐持枪者不要瞄准“大师”，但在第二次表演时却不作此安排。　　于是，成功地用江湖骗子的血，祭了新建陆军的旗。　　德先生、赛先生，无须五四青年抬大轿，袁世凯早已为之。　　小站班底　　西法操练非常辛苦，夏秋每月放假四天，冬春只有两天，其中一天还是发饷日。对于训练认真，考核成绩突出的官兵，均予以记名奖励，遇缺即补，在晋级上有优先权。　　为了提高新军士兵的社会地位，大头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军属的赋役。这是秀才以上功名者才配享有的特权。此外，他还从自己的月俸中拿出三分之一，专门奖掖学堂里成绩优异者。　　各级部门，是个领导就爱标榜自己求才若渴、任人唯贤，可真正做到袁世凯十分之一者又有几人？一个单位做不到公平，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终将被市场淘汰；一个国家做不到公平，则人心涣散，法度凌夷，终将陷于狼奔豕突的丛林世界。　　不了解大头的志向，便不可能理解他“事无巨细，靡不躬亲”的狂热劲头。这确乎是袁世凯步入仕途以来所争取到的最大的机会，但若仅仅为了投机做官，犯不着如此玩命。　　新建陆军是一张难得的白纸，没有旧军队里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所有人都从零开始，做起事来相对简单。　　第一次拥有了可供自己尽情挥洒的舞台，大头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曹孟德收编了青州兵。　　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得人，而一谈到笼络人心，三顶帽子立刻就扣到了袁大头的脑袋上：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　　最早神经质般搞批斗的当属梁启超。　　在他看来，曾国藩用人尚且要考察品行，李鸿章则纯以功名驱使。到了袁世凯就更等而下之，重才轻德，底下人卖命的唯一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利禄。　　天天都有人感叹世风日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话居然从梁启超嘴里蹦出来。　　作为文化圈的实用主义者，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多变性，甚至以此为荣。他从不固守某一主义，明知康有为抄袭了廖平的观点，还说廖“其人不足道”。　　这样的人，何苦要戴上面具假装道学先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功利的结合。你能为他人提供施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不怕没有人才追随；你的事业和局面越大，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多，凝聚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强。　　然而，想把蛋糕做大，说到底还是要超越功利，因为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有权人的，而属于有心之人。　　怀大志者往往见真性情，对袁世凯这样的枭雄，金钱不能摇其心，美女无法堕其志，所图既大，结纳人才反倒出于拳拳之心。毕竟，诚能动人。　　为了人尽其用，大头苦思冥想，总结出四类必须用好的人才：现用型、备用型、储用型和培用型，并做了不同的说明。　　一辈子能遇到一回这样的领导，你就偷着乐吧。　　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是阮忠枢。按理说这样一个老烟枪，在比《义海豪情》里的郑九妹还痛恨鸦片的袁世凯手下当差早就该掉脑袋了，可因为交情和才华，大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阮忠枢得陇望蜀，在天津爱上了一个妓院里的红牌小玉姑娘，非要纳她为妾不可。　　抛开国法不论，也丢不起这个人。你就是搁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其戏剧冲突亦足够拍《茶花女》了。　　军队是个严肃的地方，袁世凯当场驳斥了阮忠枢的荒诞请求，明确告诉他：万不能从。　　心灰意懒的阮才子从此无心爱良夜，一边灌着黄汤，一边细细咀嚼相思之苦。　　过了段时间，袁世凯让阮忠枢陪自己去天津看望一个朋友。刚跨进大门，阮便注意到院子里红烛高照，酒宴丰盛。待进至里屋，只见一个新娘装扮的佳人款款而立，竟是小玉。　　原来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操持的，把惊喜交加的阮忠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练兵的过程，也是后来左右了民国十多年历史走向的小站班底成型的过程。究其来源，除了袁世凯的故旧亲朋，就是李鸿章的政治遗产：淮军老人和武备学堂。　　老人里，以剿捻起家、绰号“罗锅”的姜桂题，资历无人能及。甲午前就官至提督，因旅顺失守而“革职留营”。　　他和袁保恒是把兄弟，私下里称袁世凯为“老四”，大头则叫他“老叔”，两人关系很好。　　姜罗锅是个大老粗，对年轻军官张口闭口“小鸟孩”，时不时还搞些重口味的画面，比如当着袁世凯的面端起痰盂小便。　　也许你觉得他脑子不正常，但官场上大浪淘沙筛出来的绝不是省油的灯，必有一门看家绝活。　　姜桂题的绝活知易行难——在暗无天日的晚清官场浸淫了几十年还能保持一颗乐观阳光的心，最终享年八十岁，比起那些苦逼一辈子，寿命却不长，死后还要被御用文人挫骨扬灰的大人物来，实在幸运太多。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如此人生信条，使姜桂题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像在拍《铁齿铜牙纪晓岚》。　　守旅顺时正值夏天，他经常把辫子盘在头上，光脚趿拉着鞋，袒胸露腹，手执大蒲扇，在街上溜达。走累了就闯入人家，遭到主人呵斥时却反问人家：“我是姜老汉，难道你不认识吗？”　　之所以这么自恋盖因他看到满街的店招。　　幡布上写着“挂面”二字，他误认为“桂题”（“面”字繁体同“题”字很像），以为旅顺人民盼他莅临若大旱之望云霓，还专门找来属下批评教育，说搞什么形式主义……　　一天，姜老汉又把自己当成了康熙，跑到菜市场微服私访。正巧碰到一个士兵买鱼不给钱，还殴打卖鱼的。姜桂题非常兴奋——看看，深入基层，很有必要！　　他冲上去就抽了士兵一嘴巴，谁知此人是个新兵，不知道眼前的糟老头是姜桂题，立刻还手，两人当街厮打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头目从旁路过，吓得大叫道：“这是大帅啊！”　　士兵闻言，魂飞魄散，疾奔而逃，姜桂题也回到军营。没过多久，该兵的营官将他绑缚到辕门，请求军法处置，并自请失察之罪。姜桂题盯着两人看了许久，道：“我扇他嘴巴，他用拳还击，都是打，治的哪门子罪嘛。”一句话便打发了，惹得众人相视而笑。　　袁世凯之所以重用姜老汉，将其放到中轴的位置，除去顾念旧情，也是看中他没有架子、爱惜士卒的长者风范，想借此笼络淮系老人（比如张勋、倪嗣冲），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而姜桂题也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大头，直至民国被授予陆军上将。　　场面撑起来，还得指望干事的。和北洋水师学堂齐名的北洋武备学堂曾像造血干细胞一样为淮军输送了许多接受过德式教育的军事人才。可惜老将们不珍惜，说“功名自马上得”，年轻军官虽有一整套数学物理、天文测绘等现代知识，仍饱受轻慢和讪笑。　　甲午兵败，树倒猢狲散，袁世凯像考古挖掘一样郑重其事地将这些青年才俊打捞进新建陆军。　　于是，北洋三杰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和王士珍（1861—1930）脱颖而出。　　众所周知，三人被分别冠以“虎”“豹”“龙”的称号。和西部片《虎豹小霸王》所不同的是，北洋之虎与北洋之豹历来不和；北洋之龙则一直很低调，清廉自守。　　三杰在武备学堂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　　段祺瑞毕业后被派往德国深造炮兵；冯国璋两不误，考取了秀才功名，出来后一直跟聂士成混，编过兵法操典；王士珍揣着学位证跑到山海关当炮队教习，被叶志超看重，跟着上了前线，参加平壤保卫战。　　在那个发足狂奔的雨夜，要不是细心的王士珍带着一张朝鲜地图，叶志超就是长跑冠军也跑不回中国。　　在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的力荐下，段祺瑞当了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冯国璋任督操营务处总办，王士珍任右翼第三营帮统兼步兵学堂监督。　　袁世凯的特点是爽快、公正、认实力。只要你是块金子，哪怕不是足金，在他手下干事，永远都不怕被埋没。　　新建陆军逢升（提拔）必考，段祺瑞是炮兵专家，却不擅长经史。为了助他上位，大头事先私下向段祺瑞漏了题，在不破坏程序的同时保证了唯才是举。　　武备学堂投奔小站的杰出代表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陆建章、靳云鹏、田中玉和王占元。再加上故交里的张锡銮、雷震春、江朝宗以及言敦源，足蹬马靴、斜挂佩刀的袁世凯扬扬得意地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突然放声大笑。　　余音绕梁中，镜头切到了紫禁城东北角的箭楼。　　阴晴不定，黑云压城。　　再微弱的光，也是对黑暗的拒绝　　广东。　　孙文领导的广州起义因叛徒告密，一枪未发便宣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等亡命海外，全成了职业革命家。　　横滨。　　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报道，孙文对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之‘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自此，四方势力（清廷、康党、孙文和袁世凯）活跃于棋盘之上，一切都像布朗运动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头首当其冲，挨了一记闷棍。　　小站附近有许多商贩，经常跑到军营里同官兵做生意，时间久了，不仅扰乱训练、破坏军纪，还产生经济纠纷，麻烦不断。　　袁世凯三令五申皆不见效，毕竟老油条们又不是第一天在这开店了，类似的官样文章以前盛军统领发过不知凡几，却从来没有执行到位过，这愈发助长了商贩们明知故犯的气焰。　　谁知大头下定决心要斗硬，抓住一个跑得最勤的当场砍了，兵营秩序从此井然。　　问题是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给杀了，绝对是耸动的新闻头条。再加上这帮商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一番活动下，御史胡景桂参了袁世凯一本，说他“营私蚀饷，扰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问题，光绪高度重视，责成荣禄赴天津彻查。　　新建陆军由督办军务处直辖，荣禄又是兵部尚书兼慈禧门下走狗，派他去看个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随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陈夔龙。　　鉴于我国官员应付检查时登峰造极的表演艺术，圣旨严厉道：“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　　这事在东方基本算痼疾。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战功卓著、聪颖过人，一次，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波将金干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贫困肮脏的村子装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西方人少见多怪，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称为“波将金村”。　　深谙此道的荣禄当然不会上当，他决定搞突然袭击。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个面，旋即轻车简行赶赴小站。　　事实证明，在实力面前，关系和权谋都是浮云。整齐划一的身高，气宇轩昂的士兵，操法娴熟，声震云霄，看得荣禄颔首赞许。　　他忽道：“你觉得新军与旧军比，如何？”　　陈夔龙：“卑职不懂军事，何敢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倒是别开生面。”　　荣禄：“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以策后效。”　　问题是胡景桂的参劾虽多属空穴来风，但“诛戮无辜”这条却不假。如果据实复奏，大头必然交吏部议处，最轻也是撤去督练一职，到时候翁同龢顺水推舟又整一个洋人练兵，刚有起色的国防事业就中道崩殂了。　　于是，荣禄大胆回奏光绪，说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以鼓励将来。　　大头虽侥幸过关，却颓废了许多，将近一个月没缓过劲来，在给徐世昌的信中幻灭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与此同时，康有为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嚣张的时刻。　　强学会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说张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笔赞助创办上海分会。张之洞答应得很爽快，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康有为必须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如此，则一定竭力供养。　　康有为偏执症发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一个区区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于是，还没步入正轨，张之洞就撤资了，理由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强学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因御史杨崇伊的弹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会觉得康有为很有气节，但只要对比一下公开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进呈光绪的版本，光环立刻荡然无存。　　给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删改，原版中“议院”“民权”等字眼统统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之类肉麻的吹捧。　　气节？气死豪杰罢了。　　纽约。　　下野的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克利夫兰总统特地赶回。　　欢迎仪式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迎宾彩船和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在港口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驶入时，舰队发出了十九响礼炮。　　二十层的高楼，李鸿章从未见过，但更吸引他的还是楼上楼下的美国青年。那一张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时刻洋溢着自信和欢笑，冲李鸿章拼命挥动星条旗、黄龙旗，又跳又叫。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鸿章回答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提问。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那样敢讲真话，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李鸿章跑到墙外显然不是为了体验言论自由，事实上他肩负着朝廷授予的一项秘密任务——联俄制日。　　光绪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被同一场噩梦惊醒。　　梦里，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婴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个美国记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红十字缠带，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连插男子颈项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残酷景象，幸免于难的，全城仅三十六人——任务是留下来收尸。　　光绪的眼眶湿润了，昏黄的灯光下，他写道：奉旨。环球之大，惟俄国与中国为三百年旧好。　　熊的盛宴　　这是对俄国抛出的橄榄枝的回应。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提出，为表示对俄国的感谢（帮清廷讨回辽东），中国应派重臣亲临致贺。　　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沙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现在朝鲜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它要趁战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仇日情绪尚未衰退之际拉拢清廷，以缔结军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北，并在时机成熟时据为己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圣旨里的“三百年旧好”都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俄国最擅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总是在清廷被列强打蒙时从天而降，威逼利诱，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不废一兵一卒，就凭《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半个东北，刷新了世界历史上土地割让的纪录。　　近代史上，被俄国巧取豪夺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严复和黄遵宪早就指出包藏祸心的俄国才是中国之大患，但清廷已无路可走。鸦片战争以来，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结强邻以自保”，可供转圜的外交余地已然不多。　　从光绪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刘坤一，都被俄国的“仗义执言”和主动示好所蒙蔽，以为可以托庇，危机时不致孤立无援。　　抵达圣彼得堡后，沙皇对李鸿章优礼有加，除隆重接待外，还授之以勋章，许之以重贿，一切能满足清廷面子的排场，无不做到极致。　　于是，《中俄密约》签订。　　其他条款倒无所谓，致命的一条是：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中国境内的铁路应由中国自己修。　　俄方以中国财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为由，威胁说“若坚拒俄国好意，则不再相助”，李鸿章只好服软。　　开门揖盗的联俄使东北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是李鸿章终身无法弥补的大错。　　甲午战争后，日本短期内并无再次进攻中国的企图，反倒想结好清廷，对抗俄国。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国不得不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东风奠定了世界五强的地位。　　李鸿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误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关条约》对他刺激太大，使之决心压制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有人说，这是赌徒心态，死马当成活马医，孤注一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没，得，选。　　为专制国卖命，怎么卖都是错。因此，与其将错就错，不如亡清改制。　　回国时，美轮抵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初离开马关，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换船必须先上码头。　　为了不让自己同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李鸿章说什么也不上岸。侍从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国跟风，也索要“还辽”报偿，被李鸿章拒绝。年底，又提出租借山东半岛胶州湾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人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担心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两个盗贼跑到教堂行窃，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清廷非常紧张，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员亲赴巨野督办。　　两名案犯迅速落网，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应赔偿一切损失。可德国又岂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好机会？　　1897年11月，德军出动兵舰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港。　　英国马上跟进，要求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盯上了广西、云南；日本则看中福建；连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门湾。　　瓜分狂潮风起云涌，《时务报》转载了日本的新闻，《中俄密约》昭然天下，一时间舆论大哗。　　按照康党的说法，《时务报》是由康有为指挥创办的，与夭折的上海强学会具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　　这又是不知所谓的梦呓。　　《时务报》的创始人是进士出身的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帮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资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　　梁鼎芬和康有为是至交。但康南海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从《时务报》开始，梁鼎芬对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直至成为康党的反对者，明言“长素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可谓一针见血。　　本来，汪康年邀请妙笔生花的梁启超担任主笔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写的社论最受读者欢迎，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据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忆，当时苏州一带的青年学子争读《时务报》，对梁启超奉若神明。　　其结果就是，又让康有为盯上了。　　他想让《时务报》变成康党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那套“尊孔维新”的怪论，梁启超的存在则是渗透报馆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运作下，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大有鸠占鹊巢之势。　　不久，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报纸应当采用孔子纪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点好不好！刚搞垮了上海强学会，又来这套？　　在报馆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康有为没能得逞。于是，梁启超有情绪了，开始玩忽职守，以探亲为名跑回了广东。　　本来约定四十日返回，并答应文章寄回上海，不误报期。结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没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两次致电汪康年，诉说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请他转告《时务报》投资人之一、刚被任命为驻德公使的黄遵宪。　　没过多久又有梁启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的传言，汪康年几近崩溃。　　梁启超最终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后，他加紧了夺权的步伐，组织康门弟子群殴了汪康年高薪聘请的新任主笔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坏人一样勤奋　　其实，康有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经的章太炎了。　　学术上，两人方枘圆凿。章太炎一再宣称经书是客观的历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预言。而且还经常跟人揶揄康党，说：“大贤”们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帝王之兆）。　　赶走了章太炎，人事纠纷顿时公开化。外界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梁启超动不动就扬言要率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或者以另立山头、组建《新时务报》相要挟，逼迫股东赶汪康年下台。　　问题是江南士绅里，反感康梁的人实在是灿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邹代钧：“其奸诡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腹地自立。　　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证据就是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信。信中用“大浊国”代替敏感词“大清国”，说“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耳”，并和老师探讨建立大同国的事宜。　　康有为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皆因湘人敢为天下先，环顾宇内找不到比陈宝箴思想更右的巡抚。而谭嗣同，则是他的马前卒。　　梁启超入湘后，独立计划进入快车道。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生机”。　　举例也举得匠心独运——郑成功。　　郑氏台湾妙就妙在不听命于满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为叛逆，可谓清朝版“一中各表”。　　陈宝箴的开明也绝非作秀。姑息纵容之下，梁启超反清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公然在时务学堂上咒骂鞑子（“屠城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学生们也很兴奋，忠实记录了梁老师的反动言论。　　再加上平时基本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的气氛日趋激烈。直到年关放假，家长们才看到课堂笔记上充斥着诸如“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禁慌了，纷纷找到时务学堂总办熊希龄（1870—1937），要求给个说法。　　问题是熊希龄向来跟梁启超一个鼻孔出气。由于对乡绅代表叶德辉孜孜不倦地带头闹事严重不满，他不惜无中生有地污蔑对方“倒梁”是为了谋取时务学堂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的职位。　　事实上叶德辉家境富裕，张之洞屡次聘请都不应，人“倒梁”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心一意为信仰而战——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启超并不满足于把湖南搅得鸡飞狗跳，而是进一步挑战清廷的底线，点校私印黄宗羲的著名禁书《明夷待访录》，还在《湘报》上为这本号称“中国的人权宣言”大作广告。　　谭嗣同则发挥其特长，联络会党，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药桶。虽然没爆炸，但为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埋下了种子。兴奋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破例绝伦”，选总统的话非他莫属。　　康党的活动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一致反感。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在叶德辉、王先谦等学界领袖的施压下被迫离湘。　　平心而论，这帮所谓的顽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排满革命。　　这似乎是戊戌年悲剧的预言：当大多数人都对变法达成了共识时，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由康有为来当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还是要像大头一样稳扎稳打。　　之前，周馥见幕主失势，已辞去了直隶按察使一职。光绪为鼓励袁世凯练兵，将此衔授予了他。　　这就导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鸿章出使回国，驻节天津，王文韶命全体直隶官员前去拜见。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头跑都跑不掉。　　入座后，李鸿章雄风犹在，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众人寒暄了几句，就轮到袁世凯汇报工作了。　　自然是说练兵的事。谁知刚刚讲完“聘请德国教员，签订了合同”，李鸿章就勃然色变，举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响，厉声道：呸！小孩子，你懂什么练兵，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雇几个洋人，扛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军队么？　　袁世凯面红耳赤，大气不敢出一口，众人也都低垂着脑袋。　　恍惚间，他考虑的倒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场更大的屈辱：德国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却仍然不得不聘请德籍教员。　　也许，这才是李鸿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则，清廷还没亡，中国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的襄助下，半个月内，两封字字泣血的变法说帖接连出炉，呈交给了翁同龢。　　袁世凯开宗明义：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除了变法自强，别无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比之现在犹不承认的衮衮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头则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为在中央搞核试验，地方却一点共振都没有，袁世凯的方案显然技高一筹。　　首先，地方督抚有实权，容易在小范围内试点。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倾向改良。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再开明的人翻脸也会比翻书还快。因此，在裁汰冗员一事上，袁世凯主张妥善安排。　　“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成为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　　紧接着就拿科举开刀。废除的时机还不到，但可以改变空洞的考试内容，并开设西律、技艺和军务三门特科。　　最重要的还是七项理财措施，它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　　一、筹银钱、设银行、造纸币；　　二、振兴商业，设立商会；　　三、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　　四、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　　五、扶助民营企业。在简化审批的基础上，对于财力不足者，国家酌情筹借资本；六、发展邮政；　　七、借鉴海关的管理办法清理内地关卡。　　其中第五条和第七条，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中小企业贡献了百分之八十的就业岗位，贷款之难，却举世罕见。　　同时，物流成本推高了物价，星罗密布的收费站比之清末的厘卡，堪称敢教日月换新天。　　袁世凯的超前性和针对性，由此可见一斑。　　帖中还附有一幅后来流传颇广的《时局图》，在“不言而喻”和“一目了然”两列字的中间，中国版图上密布了北极熊、老鹰等代表着西方列强的飞禽走兽，危如累卵之势，跃然纸上。　　然而，你要把这理解为袁世凯开始忠君爱清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　　袁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这引起了荣禄的强烈不满，在他的煽动下，慈禧开始敲打光绪：“咱们的天下是自己坐呢，还是叫姓翁的坐？”　　现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组合拳打蒙了。面对袁世凯和康有为的主动投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先，康有为作为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社会影响力无人能及；其次，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学历。　　两条一综合，袁世凯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风中之烛，自身难保，与其被他拉入帝党的圈子同后党死磕，还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军事业做大做强，两边得利。　　毕竟，当时各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直隶省只标注了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说话还遗留着当年练兵时的影子，称发工资为“关饷”，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第六章 戊戌反政变　　　　说大人者，藐之、怒之、利之　　1898年1月2日，河将结冻。　　同样冻结的还有康有为的心。准备回家过年的他行李都上车了，翁同龢来了一出“萧何追韩信”，终于留住了康长素。　　很难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会发生在两个自视甚高的人之间，但翁同龢这么一路赶来，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刚刚发表过的一番肺腑之言：一切取决于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决心从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否则不过是向狼群投掷的一片片肉，使它们暂时追不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简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荐，求治心切的光绪当即准备召见。　　奕訢扯住了龙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能召见，康有为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当然，以奕訢之开明，拦下光绪显然不是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护。　　鉴于不爽康有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顾虑决非庸人自扰。　　TVB老戏骨许绍雄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时任工部尚书的许应骙就极端厌恶康有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觐见光绪。　　可以理解。远仇不论，谁当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上班比上网还随性的下属。　　多年的斗争经验让奕訢比慈禧还了解慈禧，故当光绪试图用督办军务处来架空军机处时，第一个想到的组阁人选便是这个已经远离政坛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绪，他的办法是先用总理衙门挡一下，找康有为问话。这样不会给反对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镇的总署，李鸿章素来认同改良，翁同龢、张荫桓和廖寿恒都是光绪一伙儿的，剩下的奕劻和荣禄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1月24日，总理衙门，康有为的脱口秀。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