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闹剧。　　徐桐拒了康有为三次，又派人来问他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有为写了一封措辞乖张的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却说“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指责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科场再次失利的康有为开始遍访京城权贵，兜售他的变法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　　后世论及此疏，多称其主旨为“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良”——就算训练有素的职业影评人，要想过度阐释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困难的。　　上书约五千字，无非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陈词滥调，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问题是新法长什么样，怎么变，康有为全然没有提及。　　按规定，秀才上书必须由国子监代呈。恰好国子监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门生，于是，康有为的宏文摆到了翁的案头。　　要不是撞上敏感时期，说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领袖的赏识。　　已和奕譞达成共识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绪大婚亲政之后，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唯愿权力能顺利交接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就像当年奕訢下台时深感独木难支的李鸿章所发出的喟叹：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　　当晚的日记里，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绝呈递康文的原因：言语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了种族愤青再不靠谱，也比善变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开了帝后两党斗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绪喜欢珍妃，慈禧却内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为皇后。　　并且，按理说归政了就应该搬到专供先皇遗孀居住的慈宁宫去，慈禧却跑到宁寿宫，权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宫是乾隆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养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萧规曹随，不愿交权的讯号再明显不过。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诡异的奏章。　　十几年的骂人经验，文字已玩儿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龙术：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忙，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写“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请皇太后阅览批示后，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实际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刚直不阿闻名，砍起人来堪比屠龙刀，江湖人称“西台孤凤”。　　这样的人，对曲学阿世不感兴趣。　　慈禧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放权。　　正确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慈禧违心地下旨说：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屠仁守被撤职查办，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经达到，气得慈禧天天对翁同龢发牢骚：“我的心事他们全然不知。”　　但在光绪看来，慈禧根本就没有资格生气。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时，他就怀疑慈禧想谋害死自己的父亲。　　为此，还专门找翁同龢商量，说醇亲王的病御医无可奈何，朕私下延请的民医徐某诊治后倒大有转机。谁知宫中竟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　　翁同龢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光绪断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满终于公开发作。　　对包办婚姻，光绪虽没有像五四青年那样勇敢地说不，但在婚后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销，将菜肴分赐给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时引发坊间无数议论……　　从1894年起，慈禧开始常住颐和园。帝后之争最终以恐怖制衡的结构固化下来。　　事先请示：无论请安、侍膳，还是陪看戏，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实。　　事后汇报：光绪有独立的朱批权、口谕权，但在处置后的第二天必须向慈禧报告。　　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办公，太后虽在远处，仍可大致看个清楚。不过必须承认，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为，1888年的受挫实与政治气候不宜有关。蹭蹬了一年半，一事无成的他颓然离京，临别之际还口占一诗，其中恶狠狠道：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账算到了虚拟的顽固派头上。　　康有为开始考虑转型，在给刑部主事、著名学者沈曾植的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见他可怜，一片好心，把王闿运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学考》借给了他。　　结果就轮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无奇，几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头魁，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把他调到自己手创的尊经书院着力栽培。　　继任院长是王闿运，廖平跟着他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底子。　　就在康有为灰溜溜地离京的同时，廖平踏踏实实地考上了进士。　　当了个把月内阁中书觉得没劲，正好已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极力延请廖平。　　他想都没想，收拾行囊上路。　　论办实业，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但论精神文明建设，张探花还是锐意进取，既快且狠的。督两江时，江宁候补知府陈锐曾找过他。　　以诗见长的陈锐先找到的是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政声卓著，和张之洞私交甚好。　　陈三立屡向张之洞推荐陈锐，意欲帮好友谋到实缺。可惜传见前陈锐想多了，觉得诗与骈文皆张之洞所擅，不如专谈古文，攻其所短，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计定入见。张之洞问：“汝善何种文学？”　　陈锐：“古文。”　　张：“古文习何文？”　　陈：“八大家。”　　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杯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欲）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根据预算拨到地方。大清国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燏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六十里的原盛军驻地小站。　　此时，正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朝，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訢就曾问及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被彻底晾着。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甲午之败撼动了清政府禁止民间开厂设企的政策。望着光绪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诏书，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凯的心头。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到了上海。　　越来越多的西洋商轮像收到了“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纷纷涌入，而本土的沙船业则饱受冲击，直接歇菜。　　道咸之际，沙船运输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向南运大豆，从南往北输漕粮。一艘沙船一年可以来回七八趟，获利颇丰。上海最盛时，黄浦江滩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过十年光景，便锐减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几千条搁浅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朽。　　船主们无力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问题是对民营企业，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它为民做主？　　种种方案里，只有两江总督李鸿章的方案颇具眼光。　　他采纳容闳的建议，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这样一来，虽然苟延残喘的沙船业会被彻底挤垮，但完成了产业升级，挽救了朝廷漕运，可谓一石二鸟。　　1872年，盛宣怀拟就章程，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即使户部投入不菲，章程里对企业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办”还是吓退了以胡雪岩为首的巨贾。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重拟条规，明确了华商的权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年，李鸿章从外企挖来两个高管，徐润（1838—1911）和唐廷枢（1832—1892）。　　徐、唐二人作为名震一时的商业奇才，原本分别是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徐润帮宝顺开辟了上海到长崎的航线，唐廷枢为怡和开通了上海到马尼拉的航运，成为名噪一时的海上双开。　　徐润十五岁进宝顺当学徒，二十四岁升主账；唐廷枢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跟容闳是同学，时人论及，都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趁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商拆股收缩之际，李鸿章成功地挖了一回墙脚。　　外企待惯了再进国企，看哪儿都觉得山寨。徐、张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鸿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变为“揽载为主，运漕为辅”，商局股票渐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万两民间资本后，唐廷枢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再以收银日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成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产权使招商局的市场份额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竞争长江航运时，一举打败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又在盛宣怀的奔走筹资下，并购了美国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堪称“官督商办”最成功的案例。　　《易经》的乾卦，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盖因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见不得你好的眼红小人。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招商局，说“归商不归官，流弊不可胜穷”。　　那也比你穷酸好。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轮攻击。此次尤为强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上下官员竟一致响应，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真是两个星球。　　李鸿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资订立的契约，而是大谈民族主义，说一旦朝令夕改，终至决裂，洋人必将窃笑称快，垄断长江航运。　　这对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还是颇有杀伤力的，哓哓众口总算闭嘴不言。　　“四大买办”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国区CEO郑观应。　　早在1877年，唐廷枢见郑观应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极力拉拢他入局。太古出高价挽留，郑观应犹豫再三，续签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鸿章亲自出马，恳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誊抄了副本寄给郑大善人。攻心术确实厉害，光耀了门楣的郑观应一时间感激涕零。　　在中国，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问题在于，郑观应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综合考虑下，舍外企而就国企，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后；其次，官督商办，权操于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最后，虽然现在蒙李鸿章器重，但官场一向人走茶凉，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还有没有连续性，的确很难说。　　不幸的是，郑观应的忧虑在日后一一应验。更不幸的是，从小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的他偏向虎山行，选择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帮办。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当然，也有人洞彻世事，死活不上贼船，这就是最后一个大买办席正甫。　　中国版罗斯柴尔德席正甫常年为英国汇丰银行操盘，清政府向汇丰的借款基本由他经办。　　年薪高达十万两白银，还不算各种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却异常低调，关于他的记载一鳞半爪。　　云山雾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逐一渗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至1900年，家族资产已逾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总款。　　席家祖孙三代始终同官场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关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树勋是拜把兄弟，其孙同宋子文是姻亲。这样一个矍铄的金融世家，熬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在1949年画上了省略号。　　但也比1884年就句号了强。　　三大买办齐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觉得实现国企私营化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便着手逼宫，要求国有资本退出。　　这就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个房还容易。再加上徐润的人品也不是无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机一来，房价大跌，无力还款，盛宣怀趁机逼他将股票和房产抵押给招商局，将其扫地出门。　　唐廷枢也被李鸿章调去筹建开平煤矿，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督办”的宝座。　　从此，督办一职由北洋大臣任免，总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财务；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则由股东推荐改为督办任命。　　官督商办名存实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产，开始走下坡路。　　盛宣怀使出吃奶的劲儿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轮船国企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凯彷徨无计时，全国已有近千家洋行，一万名买办。他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强大力量。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新的契机。路，要怎样从脚下延伸？　　对于大头，舍弃虚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触手可及。但试问，他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挑战者的身份？　　如果这台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的专制机器下已爬满了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拥有光明。　　正如百年后的诗人所呐喊的那样：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千百年来，文人总是奢谈仁爱王道、理学心学，殊不知专制不除，在旧有的社会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过是刹那芳华，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　　故，此学彼学，终不若袁世凯用生命去演绎和阐释的亡清之学。　　苦闷的大头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从1886年考中进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观政学习，考核通过后授检讨，升编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核武器出现前还有比新大陆更安全的净土吗？　　远离纷争让美国成为一座平静的试验场，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稳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进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宪国仍依赖强人政治。可强人不常有而战争常有，时势造就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德国与日本却最终无法摆脱二战惨败的厄运，皆因体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断，20世纪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国。　　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话题回到袁世凯身上。徐世昌帮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要想练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受国家任命。而督办军务处五个“常委”里，奕訢深居简出，接触起来有困难；奕劻资历最浅，不是干事的料。剩下三人里，李鸿藻德高望重，门生遍天下（包括张之洞）；翁同龢铁杆主战，帮光绪打造精兵的心愿比谁都强烈；荣禄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称，后党里的行家里手。　　目标已经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论李鸿藻同徐世昌，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像两个世界的物种。　　然而，为了亡清大业，别说是脸厚心黑，便是脸黑心厚，亦在所不辞。　　接下来的一个月，袁世凯要将亡清之学发挥到极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鸿藻亲录的榜眼，对付老学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对鸦片深恶痛绝，却故意在床头放置烟具，并扬言是传家之宝。　　老头见了当然生气，把他叫到跟前训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劳改犯面对摄像机的表情，叩头认错，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当场将烟具砸烂，以示浪子回头。　　这下轮到徐老头慌了：“何必把东西毁坏，不吸就行了。”　　李盛铎摇身一变，成了样板戏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师训，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头的撮合下，袁世凯终于见到李鸿藻，递上了自己精心措辞的《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诀”里的“捧”“恐”“吹”运用自如，上来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钧鉴”。　　“夫子”是不能乱叫的，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乱叫。倒不是因为吃错了药，而是没有安全感，想通过拜师寻找靠山，借机上位。　　对这种亵渎师道尊严的卑劣行径，李鸿藻极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头叫他“太夫子”——当我老师的老师总行了吧？　　这就把李鸿藻捧上了飘飘然的神坛。　　实践证明，没有人能对“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过常见，反倒习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散官考试时吃了不通满语的亏没能留下，外放到江苏做县官。　　在向自己的老师、以清正闻名的尹继善辞行时，当过两江总督的尹老师问他下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袁枚故作为难道：“也没什么打算，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尹继善很不高兴，年轻人怎么也搞起这一套来了？（不搞这套你们这些老同志能提携后进吗？）　　袁枚开始飙演技，说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都喜欢戴高帽，像老师您这样不浮夸的又有几人呢？　　尹继善听了很高兴。袁枚出来后，一朋友问他谈得怎样，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经送出去一顶了。”　　所谓“恐”就是恐吓。　　当然你会问，下级也敢恫吓上级？　　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为所用，方见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辈子，却永远只能给领导提鞋，就是因为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见他阿谀奉承，却不知句句暗击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观之人看他傲骨嶙峋，声声责备，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头都酥了。　　袁世凯的恐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先是点明清军将领骄饱疲懦的现状，再以倭寇即将“北控辽海，南据澎台”，不思变革，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甚于今日者”吓唬李鸿藻，最后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还辽的三国其实各有私心，归根结底自强才是王道，刻不容缓。　　这就为谈论西法练兵做好了铺垫。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门艺术，想达到西门吹雪的境界，还得跟袁世凯学。　　论及练兵，他只字不吹，有一说一，却在函末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中风偏瘫的生母，自己拟趁公务已毕，请北洋赏假，回乡省亲。　　吴大澂当年为他题写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大头一直谨记于心，这句话还有一层引申含义——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凯提这茬还有一个作用：暗示李鸿藻，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待业青年），随时可供朝廷任使（请求上岗）。　　吹拉弹唱成功击中了李鸿藻的软肋，他给袁世凯下了“家世将才，娴熟兵略”的评语，将他调到军务处等候差遣。　　接着，大头又使出求官六字诀里的“空”——排除一切干扰，四大皆空慢慢磨。　　他在嵩云草堂（由袁甲三兴建的河南会馆）住下，召集一帮幕友撰写兵书。　　当然，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王修植。人家毕竟是成功案例，所写的条陈助胡燏棻谋得了练兵大臣一职。　　而且，李鸿章倒台后，王修植被王文韶延揽至幕中，通过他正好也可以结识新任的直隶总督。　　但王修植不这么想。　　虽然你袁世凯官衔大，但你不但没文化，还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何必要与你同流合污？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亡清之志，岂是肉眼凡胎所能破识？　　袁世凯专程跑到天津，觍着脸巴结，狂使“钻”字诀，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请，侯家后上档次的妓院都逛了个遍，终于赢得王修植的信任，将练兵条陈的初稿交给了大头。　　为了扭转世人对他的误解和不良观感，袁世凯还经常好整以暇地到北洋群僚常去的茶馆闲聊。　　据李鸿章的笔杆子于式枚回忆，每当袁世凯谈论在朝鲜的往事时，大家全都凑过来仔细聆听，被他神乎其神的经历所折服，目为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凯一来，全都戏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大伙。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终于博得了包括张之洞和晚清重臣刘坤一在内的朝臣的一致好感。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但凡了解光绪惨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才是攻略的重点。　　虎妈慈禧，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铁石心肠，更不消说对光绪了。　　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将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场戏，尽在不言中：每当雨夜，空旷而孤寂的宫殿里，师徒二人总是抵足相谈。一阵响雷传来，胆小的光绪“噌”地扑到了翁师傅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