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丸舰长鹿野下令以舰首对敌，让薄弱的舷侧躲离敌军炮火。忽然，瞭望兵大喊：“鱼雷艇！”　　四艘跟随平远而来的鱼雷艇分别是福龙、左一、右二和右三。从如此山寨的名字不难看出，鱼雷艇要比鱼雷舰（广丙）小得多。　　其中，左一、右二和右三在路过超勇失事地点时停下来搜救幸存海员，西京丸看到的是实力最强的福龙。　　福龙者，福建之龙也，长四十二米，最宽处仅五米，吨位只有120，航速却达到惊人的24节。　　不用羡慕。当你坐到福龙狭长低矮的空间里，以四十五公里的时速在海上玩儿漂移时，那感觉跟坐欢乐谷的太阳神车没啥区别。　　艇首甲板下的狭小空间里，两个水兵负责发射鱼雷。这两人是看不见外界情况的，发射时机不由他们决定，而要等待来自司令塔的命令。　　所谓的司令塔，也只能容纳两人，一个操舵的水兵，另一个便是留美幼童、福龙管带蔡廷干。　　福龙装有三具鱼雷发射管，其中两具固定在艇首两侧，需要靠整船来瞄准，故指挥航向的蔡廷干事实上还担负着瞄准员的重任。　　剩下一具安装在艇尾细细的中轴线上，倒是可以旋转，但操作时发射手必须把自己绑在鱼雷管上，耍杂技般悬空于艇外，冒着炮火高速前进。　　留美期间，美国学生喜欢给他们的东方同学起绰号。性情刚烈、行事勇猛的蔡廷干被称为“火爆唐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要登上这艘敢死艇。　　艇首高昂的福龙破浪而行，时隐时现，宛若蛟龙，直指西京丸侧舷。　　一阵阵波浪涌上福龙甲板，海水不断从司令塔的观察口灌入，却遮不住蔡廷干坚毅的目光。　　福龙无福　　随着距离的接近，西京丸的机关炮在福龙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水柱。　　没有任何预兆，福龙射出的一发鱼雷在海中划出一道白练，冲西京丸飞驰而来。　　三百米的距离，几乎不容鹿野思考。他条件反射般命全舰转舵，舰首冲福龙驶来的方向，全速前进。　　当然你会问，这样不是死得更快吗？　　不一定。　　就像充满奇迹的古龙小说一样，每当读者觉得“再不挂就没天理了”时，高手总能使出独门绝技，起死回生。　　鹿野此举是近距离规避鱼雷的最后一招，教材上提起时往往备注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　　对准鱼雷急驰，船头激起的浪涌会将鱼雷推开。虽说冒险，但考虑到2900的吨位在那摆着，并非全无可能。　　即使如此，甲板上目睹这一切的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鱼雷最后在离右舷一米处擦过，鹿野以手加额，长吁了口气。他不知道的是，福龙紧接着还发射了一枚，蔡廷干意图用两发鱼雷彻底置其于死地。　　可惜，第二枚是在西京丸转向过程中发射的，精度不高，在距目标四米处抱憾错过。　　空间所限，除了安装进管的鱼雷外，鱼雷艇上一般再无其他库存。日军又躲过一劫。　　西京丸上，所有人都欢欣鼓舞，鹿野却疑惑地发现，福龙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竟迎头驶来。　　自杀式袭击？这可是日本人的专利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鹿野慌了，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求死的不怕光脚的。　　一百米。　　六十米。　　西京丸再次侧转，舷炮齐鸣，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狂轰滥炸，却吓不退海贼王附体的福龙。　　三十米！　　篮球场的长度。　　西京丸上爆发出一阵惊呼。　　福龙猛然向右急转，艇身扫出的浪花甚至溅上了西京丸的舷栏。　　掉头的同时，福龙甲板上出现了几个水兵，用机关炮掩护其中一个跑到尾部的露天鱼雷管处。　　两船再次相距五十米时，鱼雷管已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果断地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　　如此之近的距离，再不中，除非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　　福龙响起了胜利的呐喊。而西京丸上，桦山资纪顾不得失态，凄凉道：“吾事已毕！”　　鹿野从未如此真切地观摩一颗鱼雷是如何激射而出的，他甚至无比清晰地看到福龙甲板上中国士兵振奋的表情。　　桦山资纪瞑目待毙，耳畔是一片死寂，除了沉重的心跳。　　十秒，六十秒，两分钟！　　桦山资纪发现自己还活着，西京丸安然无恙。鱼雷竟然没有爆炸！　　科学解释是，当时的鱼雷在入水后，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达到预定的定深。这个过程中，鱼雷在水里的轨迹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航行一百米后才能调整完毕，以直线行进。　　五十米的距离，显然鱼雷还没跑完调整的过程。但以西京丸较深的吃水而论，即使鱼雷乍起乍伏，命中率仍然很大。蔡廷干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搏，宁近勿远。　　结果鱼雷居然沿着西京丸横截面的弧度划了一个半圆，在另一侧浮出水面。　　运交华盖，奈何奈何。天公不助，专制之国。　　至下午三点，战斗已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的炮弹眼看告罄，日军却仍旧充裕。不远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正巧路过，船员在望远镜中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如同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压倒一切的，是震人心弦的炮声，如雷电交加，响彻云霄……　　定远。　　一颗日本炮弹突然落在堆满了机关炮弹的一处甲板上，周围的水兵担心连环爆炸，无不四散避开。恰好两个军乐队的男孩抬着一颗150毫米弹经过，见到险状，其中一孩随众躲避，另一个则怒目而视，跟红色电影里的儿童团团长似的。　　小英雄不顾危险，独自一人拖拽着笨重的炮弹向舰尾的150毫米炮位艰难挪动。　　执着无畏的身影感动了围观人群中的戴乐尔，他上前帮助小孩抬起了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顾问尼格路士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他拒绝去军医院，而是索要了一些吗啡，忍着剧痛留在甲板上，直至战死。　　无论汉人洋人，人性，是复杂的。　　环绕定远舰体的，是均厚35厘米的铁甲，扎实的双层设计缔造了永不沉没的神话。　　然而，百密一疏，舰首的锚链孔周围，装甲只有7.5厘米厚。　　问题是如此隐秘而细小的弱点鲜为人知，知道了也不一定打得中——除非他开外挂。　　可好运来了神都挡不住，此役基本属于上帝握着日军的手在开炮。由扶桑的一门240毫米克虏伯炮发出的炮弹正中锚链孔下方，穿甲而入，轰然炸响。　　不同于它舰，定远在舰首甲板下有专门的军医院。把伤员安置在最前面，德国人的设计思路令人费解。同样不解的刘步蟾早就下令医生和伤兵转移到靠后的铁甲堡内，这才降低了人员损失。　　下濑火药烧毁了药橱和病床，烈焰顺着梯道舱口向外蔓延。很快，舰首便陷入到一片火海之中，黄烟和黑烟混在一起，咫尺莫辨，定远的炮火被迫停滞下来。　　像一头吐火的困兽，浓烟滚滚的定远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是个倭寇都明白击沉这艘巨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于是，一游和本队前后包抄，快速接近。每条船、每处炮位、每个日兵都疯了一般朝定远开火。　　邓世昌的逆袭　　焦头烂额的刘步蟾一边指挥操舵，一边组织灭火自救，全然没注意到左翼的致远已悄然超过本舰，在一个中年军官的率领下挺舰而出。　　邓世昌。　　拔刀相助的还有镇远。　　但镇远有铁布衫护体，而致远（2300吨）的定位是轻型巡洋舰，排在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重型巡洋舰）之后。　　面对强大的一游，致远的舰体多处被击穿，一些伤口更是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灌入船内，最终竟至三十度右倾。　　危急存亡之秋，邓世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断：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成功！　　接下来的事，妇孺皆知。　　邓世昌屹立于飞桥之上，大声激励着将士。航速已超过20节，直指吉野。一段壮烈的征程展现在哥伦比亚号船员的视野中：致远不断用水泵抽水，因为我们看到水从该舰两侧倾流入海。甲板上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直到它沉没为止。最后，它的舰首完全淹没在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转动的螺旋桨，渐渐消失。定远、镇远试图援救它，但是太迟了。　　邓世昌的绝命撞虽有冲动的因素，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十年后，吉野就是被友军误撞给撞沉的。　　可惜，一切因锅炉舱被击中，引起声如裂帛的剧爆而功败垂成。　　二百五十二人，除七人外，包括英籍顾问余锡尔在内的所有官兵，全部长眠黄海。　　落水时，亲兵刘相忠游过来递送救生圈，被邓世昌用力推开；左一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亦不应”。　　最后，连他的爱犬也来营救主人，“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满眼热泪的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同沉海底。　　当晚，接到电报的光绪无语凝噎，哽咽着写下了：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百年间，政治的涂抹让“邓世昌”三个字越来越模糊，人们已经不关心也不记得他最初的样子。　　在加入马尾船校前，邓世昌是一个茶叶巨商的儿子。由于年龄偏大，错过了留学英国的机会，却积累了更多的实操经验。　　北洋水师里，闽系军官的抱团和排外令丁汝昌头疼不已。因此，对广东籍的邓世昌，他倚若心腹。　　邓世昌没有辜负丁汝昌的青睐。治军，他严格到近乎苛刻；带兵，他勇猛到乃至鲁莽，被水兵们戏称为“邓半吊子”。　　带船多年，邓半吊子的事故率高居榜首。担任扬威管带时，曾因煤没带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差点成为鲁滨逊；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军舰搁浅，导致螺旋桨的叶片严重受损。　　中法战争中，邓世昌在前线备战，其父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不离职守，却在舱中反复书写：不孝，不孝，不孝……　　就在此次大东沟海战前，邓世昌还背负着审查，原因是练兵过严，“鞭打士兵致死”。　　而今这一切，早已化作大东沟上空那久久不散、掷地有声的誓言：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唯死而已！　　此事无关立场，超越政治，只是一个青衫磊落的七尺男儿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庄严承诺。　　君子重诺。　　二十多年里，邓世昌只回过老家三次，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船上度过。这不是在写报告文学，而是出自邓世昌女儿温馨的回忆。　　每次父亲回家，她都倚门而望，望穿秋水。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石凳上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才恍惚发现，落暮斜阳下，父亲带着自己心爱的大黄狗，一边嬉戏，一边朝家的方向走来……　　画面切回战场。　　愤怒的镇远狂轰松岛，两枚305毫米弹接连命中。第一颗实心弹横贯而出，在其右舷留下一个骇人的大洞；第二颗装满了黑火药的榴弹接踵而至，正中一门120毫米速射炮。　　炮盾像挨了一记落英神剑掌，骤成纷纷扬扬的钢铁碎片。炮身震飞起来，摔落后发现竟被拧成了月牙形。　　散落一地的120毫米炮弹当场引爆，像核裂变般沿甲板一路炸响。舷侧板严重损毁，海水涌了进来。　　包括一名大尉在内的二十八个官兵，死状极惨，尸体残缺不全。军医长等六十八人重伤，须发皆燃，身体烧得像炭一样黑，悲鸣连天。　　不治身亡的又有二十二人，松岛瞬间陷入瘫痪。　　鱼雷长木村浩吉大尉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舰上的惨剧。　　可能你会说：且慢！这人是战地记者吗？从头记到尾，也没见被炸死。　　其实，木村浩吉之所以能悠闲地写报告文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压根就没打算采用鱼雷战术（木村是鱼雷长）。　　士官办公室虽已被烧黑，桌子上、地板上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重伤患者，医务员没立足之地。两三个伤员见我进来，不断叫喊着“鱼雷长，给我水”。我就用陶壶装了些水，喂他们。　　怀着对清军两艘铁甲舰的恐慌，“伤者们接连询问定远、镇远的情况。到处都是呻吟和索水声，一些水兵忍着剧痛割下粘在身体上的衣裤，皮肉随之被拽下……”　　下午四点，松岛的桅杆上升起一面特殊的旗帜，上书“不管”，意为各舰自由行动。　　因编程错误而无法通关的游戏　　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北洋舰队却出现了逃兵。　　龟缩了一下午的济远挂出“我舰已受重伤”的信号旗，转舵离开战场。广甲亦步亦趋。　　方伯谦尚知廉耻，不敢回登陆区，而是往大鹿岛方向开去。　　慌乱中，竟把眼看就要脱离苦海的扬威给拦腰撞毁。更恶劣的是，心虚的方伯谦下令倒车、离去，完全不顾友军死活。　　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莫名，蹈海而逝。　　9月18日凌晨，济远回到旅顺，连夜用铁锤在舰身伪造创痕。紧随其后的广甲因不熟北方海域触礁搁浅。　　济远的脱逃严重打击了舰队的士气，弹药将尽的经远、靖远、来远相继往大鹿岛方向暂避，一游四舰迅速追击，战场上只剩日军本队和定、镇二舰。　　西沉的落日慵懒地注视着血火交融的大东沟，对这场历时三个多钟头的海战，显得非常倦怠。　　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和扶桑像五只眈眈相向的嗜血豺狼，绕着定、镇游走。　　为了牵制日军，保护铭军登陆，定、镇非常镇定——只是炮弹仅够打十五分钟了。　　三十多门火炮肆无忌惮地轰击着两艘巨舰。一个小时下来，日军官兵彻底傻眼。　　只见弹药狂飞中，北洋双柱虽不断起火，却巍然不倒，缓慢但有节奏地发炮还击，显得无比沉着，异常强硬。凹凸不平的舰体上，没有一处弹痕的深度能超过十厘米……　　松岛面目全非的甲板上，腹部重伤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绝望地浩叹道：“定远舰怎么还打不沉啊！”　　不远处，另一场追逐戏正在上演。靖远跟着经远，来远跟着靖远，再往后便是死咬不放的一游。　　突然，靖远挂出一组旗语，原本朝西北的航向改为东北。那是小鹿岛的方向。　　来远随长舰一起转向，吨位2900的经远暴露在一游的炮口前。　　重型巡洋舰经远有小铁甲舰之称，配备两门210毫米、两门150毫米克虏伯炮，若干不同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四具鱼雷发射管。　　可惜，跑不过吉野，挡不住一游的猛攻。激烈交火中，司令塔的观察口被击中，管带林永升头部中弹，当场阵亡。　　小鹿岛。　　靖远和来远的官兵眼睁睁看着经远以一敌四，却爱莫能助。靖远弹药耗尽，来远被赤城命中燃起的大火仍在舰上肆虐。　　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时任来远枪炮二副（守备衔），从头到尾都在指挥救火。　　在向女儿回忆海战的残酷时，谢葆璋讲述了一幕后来经常出现在冰心噩梦里的场景：一个水兵被炮弹击中，肠子飞到军舰的烟囱上，贴在那里挂着。战后掩埋尸体时，大家才得空把已经烤干的肠子撕下，塞进他肚子。　　西南方向忽地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经远沉没了。　　叶祖圭和邱宝仁各令己舰严阵以待。血色残阳下，布满黑尘的黄龙旗猎猎飘扬。　　时针即将指向六点，正在往小鹿岛逼近的一游发现，恢复了指挥的松岛挂出旗语：返回本队。　　伊东佑亨见死活轰不沉定远，深恐夜色降临后清军的鱼雷艇发动奇袭，准备返航。　　靖远、来远躲过一劫。　　在靖远大副刘冠雄的提议下，叶祖圭令人升起一面将旗，号召离开战场的军舰一起返回。平远、广丙、福龙、左一等相继靠拢，重新汇聚到定远身旁。　　夜色苍茫中，北洋舰队回到了大东沟口。　　没见日军踪影，铭军登陆仍在继续。丁汝昌留下左一和另一艘鱼雷艇，率舰队赶回旅顺修理。　　旅顺港码头，方伯谦跪迎。丁汝昌冷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方管带的腿好快啊！”　　其实，丁汝昌是刀子嘴豆腐心，比起刻苦钻研《罗织经》的翁同龢，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北洋保留一些海军人才。　　于是，次日一早他便命方伯谦去拖带搁浅的广甲，以期将功折罪。　　结果，江湖人称“满海跑的黄鼠狼”果然名不虚传，拖了一半，见远处有日舰开来，扔下广甲撒腿就跑，导致北洋又损失一艘军舰。　　事不过三，死局已无可逆转。　　方伯谦八面玲珑，人缘不差，但当李鸿章向军机处请杀时，竟无一人替他求情。　　可见天理昭昭，因果不昧。　　收押期间，方伯谦的部下知道情况不妙，请他安排后事。　　方仍昏聩不明，说朝廷仁厚，岂有杀副将之理？不过革职罢了，虽一二品或难骤复，每月数百两的薪水却断不会少。　　半夜12点，丁汝昌接北洋回电，着以军法从事。毅军首领宋庆前去传达，方伯谦始痛哭求救，老将军愤然道：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不然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误国家大事？　　凌晨5点，旅顺黄金山下的刑场上，方伯谦被斩首。　　黄海之战，北洋舰队在航速、射速和弹药威力全面落后于联合舰队，且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五十二门（日方一百零四门）的不利条件下，战后统计命中率竟高于日军，可见将士用命，训练有素。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清军阵亡官兵七百一十五人，日军不过一百二十一人……　　黄海之败，非战之罪，罪在体制。　　好的制度把废柴变为精英，坏的制度把精英打成废柴。若生于民主国家，李后主可以像林夕一样，通过填词名利双收；宋徽宗也可辗转于世界各地办画展，开“瘦金体研讨会”。　　奈何生在帝王家、专制国，生前颠沛流离，死后横遭非议。　　从这个角度看，左宝贵、邓世昌乃至方伯谦，无一不是旧制度的陪葬品。　　兵败如山倒　　慈禧慌了，急召翁同龢痛加责备，命他立刻赶赴天津向李鸿章询问对策。　　冤家见面，翁同龢开口就问北洋的兵舰。李鸿章怒目相视，半天不发一言。　　须臾方道：“翁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经费动不动就驳回查问，事到临头了才问兵舰，兵舰果真靠得住吗？”　　翁：“理财之臣以节省为尽职，若真是急事，何不再次请拨？”　　李：“政府疑心我跋扈，御史参劾我贪婪。再争辩不休，今天还能有我李鸿章吗？”　　翁同龢语塞。　　旅顺港，三百名工人昼夜不息地抢修军舰。　　来远几近焚毁。望着被烧得触目惊心的舱面，想到竟能全身而退，众人无不大奇。　　虽然李鸿章竭力从各地工厂借调工人去旅顺应急，但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节节推进很快便吓跑了所有人。　　11月下旬，随着旅顺沦陷，丁汝昌不得不率领尚未修好的舰队返回威海卫。　　威海湾水面开阔，湾口以刘公岛为屏障。岛上陆上炮台密布，隔海呼应，在南北两个水路进出口形成交叉火力。　　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地阱炮安装在圆形的地坑工事中，巧妙利用发射时的后坐力将炮身下沉到防御墙下，方便炮兵安全地装弹。再通过类似弹簧的装置，将积蓄的动能转换为势能，重新推升火炮。　　可惜，一个将高智商都耗费在官场的国度，势必用不好高科技。　　威海在清朝很特殊，行政上归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管，而威海卫的军港则由北洋掌控。本来山东巡抚福润和李鸿章配合默契，但就在一个月前，光绪突然将福润和新任的安徽巡抚李秉衡对调。　　11月9日，李秉衡向朝廷奏报了海防部署，把威海作为重点。问题是威海在李鸿章的经营下已披坚执锐，这要让张黎版《辛亥革命》里的隆裕看了，估计又会说：“能不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　　其实，缺乏全局观的李秉衡因“灯下黑”忽略了一个足以致命的点：荣成湾。　　此湾在威海以东，是山东半岛伸进黄海的最东端，也是日军抢滩登陆的目标。　　早在9月28日李鸿章就致电李秉衡，希望他重视荣成湾一带的防务，甚至问到有没有派兵驻守。可李秉衡不但毫无回应，还在北洋舰队抵达威海时闭门不见丁汝昌。　　于是大家很想知道，李秉衡宅在府里莫非是在等幸福来敲门？　　显然不是。　　首先，一直声称军费不足的李秉衡居然先人后己地从藩库里拨出三十万两白银上交给户部，又在旅顺失守后第一时间写折子，要求诛杀淮系将领，并恶狠狠道：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死来死去，确实继承了翁同龢的优良传统。　　结果，1895年1月20日，当三万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发现守军只有区区三百人。这还是淮军将领戴宗骞从单薄的巩军中挤出来的一营。　　事实上，日军早就赢得了情报战的先机。得益于海量间谍，中方的军事部署日方几乎同步更新。　　而从作战装备和人员素质上看，北洋海军与联合舰队或可一战；中国陆军则同日本陆军完全不属于一个时代。　　最纠结的还是戴宗骞。　　此人五十出头，剿捻起家，在淮军老将中暮气不重，一心想主动出击。　　问题是巩军大部分都在守炮台，机动兵力极少。戴宗骞认为死守要塞不足取，却忽略了炮兵不擅野战的事实，不顾李鸿章的一再反对，强令出兵，结果一触即溃。　　戴宗骞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李秉衡不响应他调山东军队帮守炮台的请求。而丁汝昌虽不爽李秉衡，但主张防御的他更反对戴宗骞冒进的做法。　　理念不合导致两人嫌隙日深，遇事多不商量，急得李鸿章发电报怒斥：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由于陆上炮台都对着大海，为了防止敌军登陆后从背面包抄，炮台后方相反方向又修建了一组防御炮塔。　　威海卫南岸的守军，总数不过一千五百人，分散在被大雪覆盖的山地、炮台和隘口，基本形同虚设。　　《日清战记》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　　突然前方有五个地雷一起爆炸，惊天动地，霎时间泥土如雨点般散落。然而，声势虽大，却因构造老旧，只扬起些许泥沙。除一个士兵手指受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还是来自海军。　　三百多身穿红色制服的北洋海军陆战队跳下军舰，迎着被日军占领的炮台登陆作战，拼死前进。　　却最终被炮火压制在海边。　　一汪不大的海湾变成了殷红色，在日军的记载里，“像蜀锦一样好看”。　　2月2日，威海卫城陷落，戴宗骞被逼到了北岸炮台。　　位处威海卫城东三公里丘陵地带的北岸炮台易守难攻，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　　可再易守也得有人守，六营的兵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营，还要分守十一个炮台，戴宗骞压力山大。　　同时，北岸炮台与刘公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过两公里，唇齿相依，一旦不保，刘公岛也劫数难逃。　　因此，丁汝昌派留营待罪的原广甲管带吴敬荣率二百水兵增援，一直驻防刘公岛的陆军总兵张文宣（李鸿章外甥）也命哨兵前去助阵。　　当晚，放心不下的丁汝昌来到北岸炮台。戴宗骞沮丧地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四处招集逃散的士兵。　　丁汝昌叹道：“留人不留心，招回也无用，就现有的兵尽力防守吧。”　　悲剧的是，与此同时，仅剩的一营也逃跑了，还带坏好学生，卷走了吴敬荣的水兵。次日一早清点时，发现全炮台只剩十九人。　　担心资敌，丁汝昌建议所有人马上撤到刘公岛。戴宗骞喟然道：“兵败失地，还能到哪去？唯有一死以谢朝廷。”　　那一刻，公仇超越了私怨。丁汝昌牵着戴宗骞的衣襟，道：“走。不能同生，也要同死。”　　二人乘船离去，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码头下船。戴宗骞回望了一眼对岸，跟搀他下船的水兵说：“我的事就此完了，只看丁军门的了。”　　戴宗骞不吃不喝，当夜便服毒自杀。　　丁汝昌强忍悲痛，写信向李鸿章求援。同时，重金招募敢死队，携带炸药至北岸将炮台尽毁。　　作为北洋海军的根据地，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均宽不到一公里，环绕着六座炮台的刘公岛上设有提督衙门、道台衙门以及医院和修船厂。各色商店也一应俱全，其中一家是德国人开的，还有一所专为洋员服务的俱乐部。　　联合舰队四个游击队配合陆军轮番对刘公岛发起进攻，皆为北洋舰队击退。　　有时爱国是种单相思　　2月4日晚，恼羞成怒的伊东佑亨派出了鱼雷艇。　　两团黑影巧妙地躲开了定远舰照度八千支烛光的探照灯，阴区区地发射了两枚鱼雷。　　命中的同时，正在船上开会的刘步蟾迅速反应，发炮回击，日方当场人艇俱毁。　　可惜，定远的伤口在水线以下，海水喷涌而入，舰身逐渐倾斜。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朝岸边驶去，最终在沙滩搁浅。　　出此下策，是为了当水上炮台使。然而由于进水严重，不堪使用，五天后，反复思量的丁汝昌深恐定远落入敌手，不得不忍痛割爱，下令炸毁了这艘传奇巨舰。　　当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履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承诺。　　丁汝昌痛失一臂，下令将督旗移到已无法出海的镇远舰上。　　两个月前，北洋舰队从旅顺撤至威海。入港时，镇远不慎擦伤，虽经紧急抢修，但还是遗憾地变成了水炮台。　　翌日，愧恨交加的林泰曾仰药自尽，大副杨用霖升任管带。　　2月6日凌晨3点，日军发动偷袭，炸沉了来远和另外三艘军舰，死伤惨重。若非谢葆璋水性好反应快，在爆炸瞬间果断跳进冰冷刺骨的海里逃生，中国便少了一个女性作家。　　谢葆璋的上司、来远管带邱宝仁则在落水后被官兵救出。　　刘公岛大势已去，人心惶惶。2月7日的混战中，十三艘鱼雷艇和利顺、飞霆两艘小轮在左一管带王平、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的牵头下集体大逃亡。伊东佑亨立刻命速度最快的一游追击，逃船全军覆没，王平仅以身免，跑到了烟台。　　联合舰队开始收缩包围圈。　　刘公岛以南两千米，一座周长不足九百米的小岛钉子般牢牢地扎在茫茫大海之中。　　它就是专为对付日本而生的日岛。　　日岛上有两座地阱炮，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着三十多个水兵坚守于此，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屡挫日军的嚣张气焰。　　可惜，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杀红眼的伊东佑亨下令合围日岛，使出一记“疯狂一百零八打”，终于把日岛轰成了焦土。萨镇冰只好撤回刘公岛。　　张文宣已镇不住陆军，士兵们公开说不再打仗，并挤在防波堤下、镇远舰上，要求坐船回家。　　洋员也公推戴乐尔为领袖，找到道台牛昶炳，撺掇他同自己一起去劝丁汝昌投降。　　这实在是太不了解丁军门了，人杵在这儿就是为了当门神的。见过哪路门神缴械投降？　　果然，丁汝昌断然拒绝。但为了实施人性化管理，打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悖论，他撂下一句话：尔等坚守岗位，若11日救兵不至，我当自杀，以保全大家性命。　　众人这才放心离去。　　丁汝昌叹了口气，执笔写信给烟台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凝重道：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9日，靖远沉没。11日，四艘日舰驶入港内，以排炮轮流轰击，威海卫南岸的日本陆军也开炮助阵，火力之猛，前所未见。　　清军奋力还击，炮台怒吼，重挫日军。　　然而，天数已无可更改。　　夜里，丁汝昌收到刘含芳的回信，以为援兵有了指望。可就在拆信的瞬间，高兴的表情僵住了。　　信纸上不过寥寥数字，却字字重如千钧：　　顷接李大臣（李秉衡）电，全力冲出。　　冲出？口外倭舰密布，我军船只俱损，便是插翅恐亦难逃。丁汝昌顿时瘫倒在椅子上，枯坐无言。　　事实上李鸿章早就从内地调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及皖南镇总兵李山椿共二十营开赴烟台，问题是这帮人承平日久，根本无法想象前线战况的惨烈与危殆。　　湖南巡抚吴大澂已然足够开明，人至少还出过国（朝鲜）。在奉命发临时拼凑的湘军五十营驰援山东、讨伐日军的檄文中，还是充分暴露了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的幼稚与无知：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zhī，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最恨是马关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厨师、轿夫和美国律师）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　　途中，他赋诗一首：　　万顷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披星戴月……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客死异乡。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张荫桓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被康编剧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行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愤愤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遍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唬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两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当时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时代。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科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找上帝寻求安慰。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轻静坐时有幻象（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而这类始终坚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便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 One”。于是，接下来十三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毛泽东都出世了，康有为已经三十六岁。搁现在，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　　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须学富五车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　　这些书大多出自上海的广学会。　　由赫德任董事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学类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通过在科场外免费发放和对官员赠书，广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精英。1894年，李鸿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全国，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盗版。　　同时，广学会经常举办有奖征文，命题广泛，无所不包。康有为参加过一次，得了个末等奖。　　但很明显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1888年，康有为再次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开考前，三次登门求见内阁大学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离各国使馆很近。康有为但凡脑子正常点，看见他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该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师的徐桐极端守旧，《清史稿》说他“恶西学如仇”。并且极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听说有个国家叫美利坚后又不高兴了：“我大清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我大清什么事都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的？我大清军队无坚不摧，美国有什么可坚的？”　　作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学术上的造诣远逊其师，亦不如李鸿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晃来晃去，常遭同僚耻笑，只因资历老年纪大，倒也没人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