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严重警惕。　　为了争夺阿富汗，英俄早成剑拔弩张之势。同时，英国担心俄国海军南下，威胁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已抢先一步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　　日本更不消说，头顶上笼罩着俄国就像悬着一把铡刀，真要哪天俄国人吞并了朝鲜，铡刀离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于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用人和行政权的控制，罢免穆麟德，并以强势果断之人代替陈树棠。　　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　　在他的鼎力举荐下，1885年10月，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加三品道员衔，比陈树棠还多了个“交涉”，成为清廷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这一年，大头年仅二十六岁。　　在袁保龄的催促下，袁世凯销假返津。　　北洋衙门，李鸿章开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　　这大半年，袁世凯是身在老家，心系朝鲜，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　　对李熙长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老想单飞，袁世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爹娘不在身边，没教育好。所以，他主张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朝鲜人一样，是坚定的亲华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颗小兔乱撞的心。　　李鸿章然其说。　　袁世凯建议派丁汝昌护送，李鸿章摆摆手，指着大头笑道：“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这句话还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凯陪同大院君抵达汉城。朝鲜的乡绅父老很给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面子，络绎来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却给他爸来了个下马威，不仅不派人接，当天还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个亲信。闵妃也黑着脸禁止官员和大院君来往通信。　　袁世凯当即发函痛斥李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为。　　李熙这才仓促设帷帐，迎候于南门之外。　　看来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凯委婉讽劝，向李熙传达朝廷的政策，说把你爹送回来是全你们的骨肉之情，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准大院君干预国事。　　躲在屏风后的闵妃偷听到后，猜疑之心稍减。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世凯立即着手掐断王室与俄国的联系。一方面施压朝鲜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约见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让他们勿受穆麟德蛊惑，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李熙动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凯还勉为其难，写了一篇《摘奸论》，揭露俄国的阴谋，劝告朝鲜以越南为戒（彼时法国已凭《中法新约》成为越南宗主国）。　　10月14日，在俄韩互换通商条约的当天，袁世凯把《摘奸论》送给国王，又遍示群臣。　　史称李熙和闵妃“惊悟”。　　其实，惊悟是假的。长期跟大头打交道，人夫妻俩也学会了演戏。反正已经和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拉锯战在袁世凯和朝鲜王室之间打响。　　话说穆麟德被赶走后，留下一批惶然无计的工作人员。袁世凯注意到，这帮卑末的底层官吏大多来自当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后来官至民国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民国首任电报总局局长周长龄。　　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唐绍仪。　　11月，驻朝公署成立。袁世凯将那帮下岗员工一股脑招到了自己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决定选唐绍仪为副手。　　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给一个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心腹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唐天喜。这个从小在梨园行唱豫剧的白面小生长相俊美，袁世凯在家做少爷时就喜欢他，收在身边当贴身仆从。　　唐天喜能武，唐绍仪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凯如虎添翼。　　沧浪之水　　从唐绍仪处，袁世凯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惨遭遇。　　1870年，在容闳的力促下，曾国藩联名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学生，得到批准。　　1872年，见迟迟未有动静，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尽快施行。于是，以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留学计划正式启动。　　三批幼童被从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国度，文化冲击之大，不难想见。　　在中国，见官必跪。而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总统格兰特亲切地同幼童们握手照相，激励他们用心学习。　　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适用民主”的谣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们彬彬有礼，勤奋好学，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服装上，由于经常运动，他们开始讨厌长袍马褂，喜穿运动服。踢球时更觉得辫子不方便，胆小的缠到头上，胆大的干脆剪掉，只在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吴嘉善时戴一假辫子充数。　　吴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见幼童时，一帮不伦不类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礼！　　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　　陈兰彬阅信后立刻上奏，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鲁大学校长、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　　曾国藩死后，他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个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超《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二、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畬（yú），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后，临终的张树声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寰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国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地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轰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你能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　　对此，体制外的王闿运编了副对联献给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体制内的李慈铭叫得更卖力：“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务派官员。　　被慈禧视为“同治中兴”样板工程的洋务运动都敢骂，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嵩焘认为，办了这么多年洋务，修个铁路还吵来吵去修不成。洋枪洋炮倒是积极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后，来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振聋发聩的话：今言富强者，皆视为国家本计；殊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把时代拖得气喘吁吁，还得防着后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给扎残的。放箭者，驻英副使刘锡鸿。　　刘副使一向以守旧派的面目示人，反对修铁路之类拖时代后腿的事没少干。这次，他潜伏在郭嵩焘身边，事事打小报告，处处与郭为难。连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还恶狠狠道：“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写《使西纪程》，他就写《英轺私记》；郭嵩焘说英国好，他说那是因为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总之，刘锡鸿的种种举动让郭嵩焘觉得他就是不想让中国“窥见西洋的好处”。　　在一片喊杀声中（挺郭的不过李鸿章、沈葆桢区区数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争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冲突，刘锡鸿坚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场上。然而，真相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刘锡鸿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时，船上有洋客对刘锡鸿的仆人无礼。低人一等惯了，刘倒没在意。不想英国船长却很愤怒，中途停靠也门，要把该洋客赶下船，经刘求情方才作罢。　　使馆开张后，某馆员出去购物，被一英国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出头，却有四个英国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两个月徒刑，中国使馆致书英国首相，请免其罪。伦敦的报纸在谴责醉汉的同时赞扬了中国人的大度。　　刘锡鸿慨叹不已，在日记中说：以前以为英国人“唯知逞强”，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礼让。　　在微服私访，低调参观了监狱、学校和养老院后，刘锡鸿不禁心服口服地说：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他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纵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须父权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杀予夺？　　于是，刘锡鸿悲哀地发现，谈民主我们固然理短，谈曾经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还是不如人家！　　认识这么深刻，让人不禁怀疑刘锡鸿是一个披着愤青外衣的文青。就凭他日记里那些对英式民主的褒扬之词，郭嵩焘要想告倒刘锡鸿易如反掌。　　那么刘锡鸿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诋毁和他立场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为个人恩怨。　　刘锡鸿只是一个举人，早年给郭嵩焘当幕僚，“亢直无私”，受到郭的青睐，成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副使一职空缺，刘锡鸿以为非他莫属，没想到郭只提名他为低一级的从四品参赞。　　梁子就此结下。　　后来，刘锡鸿因滥支经费遭到郭嵩焘参劾，矛盾集中爆发。　　俩人都是直性子，刘锡鸿心眼更小。在他看来，郭嵩焘学英语是错，不喝茶是错，效仿洋人用伞不用扇是错，在宴会上随英国人起立欢迎到访的巴西国王更是错上加错。总之一句话：动辄得咎。　　而反观那个在《留美幼童》中饰演大反派的陈兰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剧里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为郭嵩焘的骨灰级粉丝，陈兰彬自始至终为偶像鸣不平。所有人都怀疑郭在美化西方，开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写信垂询当过驻美公使的陈兰彬，陈回道：其说不诬。　　陈兰彬出使美国后，内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里经常“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何以在公开场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莫非他是双重人格？　　薛福成说，陈兰彬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盘西化，怕不顺着吴嘉善的话说最后捅了娄子自己要承担责任。　　言及此，唐绍仪告诉袁世凯自己在对比了中美朝三国之后的一个发现。　　三个国家的壁画和传说中都有“飞天”这一意象，体现出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憧憬。而这也说明，即使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一些特定价值观的渴望却是相同的。　　“中国没有宪政思想的基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人还没发明飞机呢，结果中国上空的飞机比哪个国家都多。　　同样，民主宪政也不是西方的传统，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齿——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非洲草原走出来的，谁也不比谁进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陈兰彬和刘锡鸿的渴求。然而我们看到，内心的恐惧和仇恨腐蚀了他们对民主的坚持。　　在私欲和公理之间，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私欲，那他们只配被专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选择公理，那他们可以享有君主立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选择公理，那他们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寓教于乐　　朝鲜的“带路党”并未死绝。金玉均等残余势力日夜盼望着东山再起，见闵妃联俄拒清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一帮人如蚁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亲华派由于大院君归国，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闵泳翊为代表，朝中遍布着袁世凯的眼线。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觉时经常在想：要是袁世凯他爸妈当年把那十分钟用来散步该多好。　　不喜欢袁世凯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各国驻朝公使就都不喜欢大头。　　袁世凯晋谒国王，乘舆可以进到宫内，坐在侧面同李熙谈话；而列强公使觐见，则必须在王宫门口下车，步行入内，谈话时须肃立面对国王。　　各国使节的聚会袁世凯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属到场，以标榜自己“上国”使臣的地位。　　其实，洋人看袁世凯不爽，袁世凯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头看来，要不是这帮洋人整天在汉城晃来晃去，给他一千人马，把朝鲜收为郡县不过弹指间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则又离他的理想进了一大步。　　挑起战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险怎么上位？毕竟看过的兵书已车载斗量，这点儿自信还是有的。　　当然，决定权在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又不亡清，也无需“不世之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凯积极推行自己的“控制论”，即对朝鲜政治上干预，外交上监控，财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为李鸿章只要半块饼，而袁世凯想要一整块，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带路党”的鼓荡下，李熙频繁秘会俄国公使韦贝，说朝鲜不日将独立，要求军事保护。　　韦贝迟疑未许，说朝鲜近中远俄，动起兵来俄国占不了先机，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闵泳翊回宫，李熙便找他商量决断此事。这一举动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线以下。　　闵泳翊假装赞同，敷衍了几句，出门就跑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之前的换约只是通商条约，而现在竟然准备驱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嘱咐闵泳翊搜集证据，尤其是文字密约，一方面急电北洋，在略表危局后献策说只要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就迅速派水师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原话），另立贤者（大院君）。　　李鸿章的应对措施是三条：　　一、袁世凯同大院君筹商计议，随时准备帮助其接管朝政；二、上奏总署（总理衙门），获得首肯后命丁汝昌率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一俟袁世凯抓到李熙联俄的铁证，便下令登陆；三、命驻日公使知会日本外务省。　　小旋风袁世凯的特点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动起来。　　俄使韦贝，比较点儿背，给国内发电报时发现电线损坏未能发出。袁世凯大眼珠一转，马上找到邮政局的报务员，告之：以后凡是俄国人发电报，均以电线没修好对之。　　大头怀疑韦贝发的就是朝俄密约，为抓住证据，敦促闵泳翊去宫里盗出密件。结果密件没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韦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军事保护。　　当然你会问，沈舜泽不是亲华派吗，怎么也勾搭上俄国人了？　　因为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国人在风闻李熙准备投俄的传言后，为进一步离间中俄，伪造了这封密函。　　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一边火速电告北洋，一边设宴邀请朝鲜军政大员，席间出示密函，威胁说北洋水师不日即到，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　　接着又进宫面见国王，要求其“索还文约，查办小人”，不然天朝将兴兵问罪。　　一连数日，沈舜泽往返于王宫和袁府，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世凯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这个年长他三十五岁的老臣训得悚惧交加。　　李熙无奈，只好将一干主张联俄的大臣就地免职。但密约一事系子虚乌有，李熙死活不认，形成僵局。　　袁世凯觉得李熙纯属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钦差，率兵查办。并激进地建议说，要是给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捉拿群小。　　可惜这次大头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国人不承认，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说冤枉，李鸿章也不禁怀疑密函的真实性。　　拖到最后，以朝鲜政府宣布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谢罪了事。　　袁世凯犯了众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闹得很凶。总理衙门也颇为不满，若非李鸿章力保，说人才难得，大头非翻船不可。　　对此，袁世凯感佩于心，在给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写道：傅相（李鸿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最倒霉的还是朝鲜，刚联上俄就被打断了。　　李鸿章写信给李熙，说你要再不惩前毖后，亲贤远佞，老夫都忧虑你无以为国。　　而袁世凯觉得，李熙之所以不学好，问题出在教育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你还指望他当个明君？　　深感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袁世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养李熙身上。　　第一课，类比法。袁世凯形象地把朝鲜比喻为一条破舟。　　那，现在舟快沉了，最要紧的是查缺补漏。袁老师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们呢都是舟上的乘客。个别坏学生（金玉均）贪图舟上的金币，故意摇晃，弄沉了舟好携金币以自利。小李熙，你说你作为班长应该怎么办？　　第二课，建模法。亚洲是一座大院，正厅名叫中国，朝鲜是东偏房。　　现在东偏房快塌了，里面一帮白痴还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东偏房一塌，正厅的承重墙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师是东偏房的看门人，每天站在门外向里呼叫：“你的房子应该赶快修理！”聪明的人会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问“关你屁事”，还骂骂咧咧的想把袁老师赶走。　　见李熙似有所动，袁世凯又挑灯夜战，编了本《朝鲜大局论》，详细分析了朝鲜严峻的现状，指出六条依附中国的好处，四条背离中国的下场，最后得出一个铿然有力结论：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　　亡清室而全中国。从这一点出发，在极力避免朝鲜被他国占有上，袁世凯做到了极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还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争气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看也看会了。于是，人前天然呆，人后小算盘，就成了李熙对付袁世凯百用不爽的绝招。　　见课堂上卖萌很成功，李熙进一步着手挑战袁世凯的底线，制造了一起外交风波。　　1887年，朝鲜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过了三个月，见清廷没动静，便赶紧让闵泳骏启程，同时又任命了两个公使，朴定阳（驻美）和赵臣熙（驻欧）。　　结果把窗户纸捅破了。　　面对袁世凯和李鸿章的轮番责问，李熙狡辩说“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于清廷压力，只好走走形式，咨请礼部批准。　　已经先斩后奏走了一个公使，清廷只好现实些，同意朝鲜以属国体制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权”字样。　　李熙又开始唧唧歪歪，解释派全权公使的“苦衷”：不全权不足以壮观瞻，尤恐受到轻辱，玷污了天朝。全权表达的不仅是小邦的敦睦之谊，更宣扬了天朝的怀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东拉西扯搞晕了，同意其全权，但必须遵守三大纪律：一、朝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应跟随于中国使节之后；三、交涉大事，必先密商于中国使节，请示核准。　　李熙又大耍两面派，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扭头就不认账。　　朴定阳到了美国，不仅不拜会清廷驻美公使张荫桓，还单独谒见美国总统，递交国书。　　接到张荫桓的报告，李鸿章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耍无赖，说这是朴定阳的个人行为，并恳请俯准删去第一条，以顾全朝鲜国体。　　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着袁世凯压李熙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外派使节。　　李熙一脸无辜状，说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接到上宪（李鸿章）的诘问时非常“惊怖”，马上发电叱问该使。结果朴定阳说他到了美国后打探国情，得知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则美国将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回国后再请罪。　　转呈北洋的电报中，袁世凯点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鸿章大发雷霆，要求必须严办朴定阳。李熙借口朴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办，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将计就计，以静制动。朴定阳不回，此案不结，则清廷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准备赴欧的赵臣熙已驻留香港观望了三个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凯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不教了。　　这一年来，李熙同学给袁老师的感觉就是：翅膀越来越硬，人越来越闷骚，成天一副“你可以指点我，但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师不跟你那儿做恶人了。家里三个新纳的朝鲜小妾需要联络感情，大头和其中一个皮肤很白、黑发坠地、唤作金月仙的还联络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于氏身在老家，眼不见心不烦，最闹心的还是大姨太沈玉英。　　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绑在桌子上毒打过，落下了腿疾，终生郁郁寡欢。　　爱情如蜉蝣，转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能咀嚼出其间的悲凉与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冲突，而是厌倦。时间就像杀猪刀，把旷世之恋磨成了柴米油盐。　　多少良辰美景，变成了断壁残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与了似水流年。世人都会老。是人，也就没有什么“一世的爱情”。上帝将浓浓的爱意渐渐冷却为悠远的亲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稳的需要，孰知人类在求得安稳之后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与不安，甘与不甘，拉锯了一生。　　对袁世凯而言，理想远比爱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时，他和李鸿章身边的大红人、时任山东登莱青道（主管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怀（1844—1916）结为异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并发下宏愿：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留名不难，却未必是美名。盛宣怀的强势实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却也打开了国营垄断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国企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的恶癖延绵至今。而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答应了吴大澂的提亲。　　要知道袁克定此时还不满十岁，在家念书，吴大澂竟突发奇想要把女儿许给这个从没见过的“乘龙快婿”，可见对袁世凯何等青眼相加。　　大头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不敢应，说论辈分，我们是叔侄；论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论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个道员衔的驻外领事。无论如何高攀不起。　　吴大澂为表诚意，写信给袁保龄，让他说服侄儿。又请周馥当媒人，给足了他面子，大头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1889年，李熙终于召回了朴定阳。　　鉴于赵臣熙还在香港东张西望，如何处置朴定阳具有标杆式的意义。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摆出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见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会尽力跟上面周旋，转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的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袁世凯，绝不掠下属之美。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大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多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需要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众所周知，北洋水师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吨位七千五，代表着当时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从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一个奇迹。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一千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估计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长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台吴健彰送来的一艘“孔子号”——四百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娇气，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由此观之，这帮清军将领压根儿就不懂海战。而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清日迟早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赫德之功）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和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隶总督监管，拱卫京师门户；南洋由两江总督率领，防卫长江内外；闽粤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同时，北洋水师的老大为提督衔，从一品；南洋和闽粤只为总兵衔，正二品。　　一开始的规划是，四百万预算，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发展。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继承了他岳父林则徐的光风霁月，说新式战舰所费不赀（计算），愿将预算全部划给北洋，待彼速建成军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自然求之不得。　　结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记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领袖、两朝帝师（同治、光绪）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访奕譞时，后者嘱托前者转告翁同龢等清流务必体谅其苦衷。　　奕譞说：“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修筑颐和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再次重演。　　两个月前，奕譞上疏建议恢复乾隆时的“昆明湖水操”，并开设水师学堂，训练八旗子弟。　　去颐和园划一次船你就会发现，在昆明湖里练海军这么有创意的事估计只有天朝想得出来。　　但考虑到训练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释然了。　　再过三年光绪就满了亲政的年龄，很显然慈禧没有结束“训政”的意思。联系到她整日絮叨当年奕訢不让重修圆明园，以至于自己现在想颐养天年都没有去处，奕譞便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她政治上的放权。　　还得打操习水军的幌子——如此百转千回曲径通幽，搁奕訢那儿肯定早就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园子的直接后果便是北洋水师每年的经费被缩水到一百二十万两。　　甲午海战前，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拼速度的新纪元。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舰艇不够快，想买新近下水的英国巡洋舰，而且深知非买不可，否则，以慢打快，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难以追击。　　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了去，成为后来把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的吉野号。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购买军械的请求多方掣肘，十项里仅能批准一两项，国库缺钱是他一成不变的答复。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坐视举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杀了寿州的孙家泰全家。　　孙家泰的弟弟是后来的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官至吏部尚书的孙家鼐（1827—1909）。　　翁同书事后遭人弹劾，咸丰命令查办。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参与了此案，公事公办，导致翁同书被革职充军。　　翁同龢从此深恨李鸿章。　　一开始，从翁同龢那儿批不到钱的李鸿章还经常写信向曾国荃抱怨，后来得知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后便不再吭声。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鸿章，说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要求添置军舰，李鸿章一边暗想“要你说”，一边无奈地回答：建议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汇报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工作进展的奏折里，李鸿章跟唐僧似的啰唆了一大堆——　　那灯具呢，是我托一个德国教官趁休假回国特意挑选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运抵之后，我亲自做了一次详细检查，确实巧夺天工。　　又念叨了一通安装说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结尾道出真实目的：申请一些采买快炮的经费。　　东学党起义　　历史的转折点就此钉在了1886年。　　这一年，有的国家为了三公消费挪用了军款；有的国家受到刺激奋起直追。仅仅八年时间，结果大相径庭。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八个字：万方有罪，罪在体制。　　回到长崎现场不难发现，所谓的“互殴”，偶然中隐含着必然。　　几个水兵上岸购物，一个日本警察毫无缘由地上前阻止。语言不通，水兵以为受到侮辱，扭打起来。　　冲突发生后，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员登陆，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时都待在船上。　　时值八月，天气闷热。到了周日，水兵们待不住，纷纷请假要求外出，英国人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也替水兵说情，总算从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结果就出事了。　　这次的规模绝对不是斗殴而是混战，视觉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封路，看见中国水兵就砍，兔起鹘落，刀法娴熟，以无厚入有间。　　即使你练过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袭击，也躲不过祸从天降。一些恶劣的日本人喜笑颜开地在沿街的楼上泼开水、扔石块，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这起惨烈程度直追印尼屠华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一句话：你自认为只是路过来加煤，人觉得你跋山涉水来示威。　　在李鸿章的助手、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长崎互殴案”打起了国际官司，最后以日方赔偿中方四万元了结。　　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衔恨已久的日本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契机。　　东学党不是东林党，而是一种宣扬平等、号召排外的民间宗教团体。第一任教主叫崔济愚，确实在精神层面接济了许多饥渴的愚人，使东学党发展壮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惨遭逮捕和杀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为了这事天天带着一帮教众上访，为崔济愚伸冤。当时又没有截访公司，李熙被搞得头比袁大头还大。弹压已不见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组织了规模上万的集会，一副“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的架势。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凯主张剿抚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镇裁汰贪官、取缔苛政，一面调军队前往造势、备剿。　　分化瓦解之下，东学党运动暂时陷入了低潮。　　然而，来年三月，全罗道农民全琫（b ng）准发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尽灭权贵”的口号，宣布起义。　　农民军声势浩大，在儿童节这天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也鼓噪呼应，局面逐渐失控。　　袁世凯请北洋调兵赴朝平乱，李鸿章顾虑到有《天津条约》在，如中方出兵，则日方也可出兵，犹豫不决。老狐狸伊藤博文通过各种渠道暗示：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代韩戡乱，日本绝无他意。　　袁世凯在多方刺探后，也向李鸿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836—1900）在李鸿章的派遣下，率兵两千，开赴朝鲜。　　事实上，接到照会的前一天，日本即以护送公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出四百精锐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鸟抵达汉城，清军也到达距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驻防。　　大军压境，起义军内部分裂，全琫准同政府议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见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　　结果就让鸟人给忽悠了。　　大鸟说，我国政府对朝乱估计过重，才派我率兵前来。我年逾六旬，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纪，愿和你共同约定，各自尽力，阻止两国向朝鲜增兵。　　结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集结在仁川一带，向汉城挺进。　　同时，大鸟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要求。还威胁说，我方决不撤军，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独力进行。　　李鸿章交涉了一番，发现日本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转而求助列强调停。　　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却已看出：再怎么调，日本也不会停了。于是，他致电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希望其散播将进军汉城的风声，这样自己对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无奈叶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响应。　　其实，武力控制朝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凯一再提醒李鸿章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的阶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无补。而且，传言大鸟准备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则使国家蒙羞。望容回国禀商，请兵伐朝。　　可惜，李鸿章非但不抢占军事先机，还电令大头“要坚贞，勿怯退”。　　由于西方列强乐见中日互斗，迷信调停的结果是只等来俄使的一张空头支票，事后还发现其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　　读史的角度是一种全知视角，经常某人这一页还很嚣张，下一页就挂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后果，便很难用怜悯的态度去客观评判置身于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识地认为其选择很愚蠢。　　李鸿章退让求和，一是清楚打不过，二是俄使给了他虚幻的期待，自觉能以夷制夷。　　不可“衅自我开”也是老传统了，两次鸦片战争教训深刻，要么不打给点小钱，要么打输赔光家底。　　正如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爱国——往往可能在误国。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日本侵华时，抗日阵营里除了少不更事的学生和热血沸腾的军人，还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乱打劫的势力，喊抗日口号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倒蒋。　　先利用外患亡了蒋介石，让大家出口气再说。　　故陈布雷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当然，坐失战机，北洋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而苛责李鸿章，也不客观。　　伟人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游泳健将，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赢得了喝彩和荣誉，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与长河的流向，基本无关。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赴任前与曾有过一次深谈。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鸿章：“门生正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想不对，马上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mò，蛮族），断不会有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力，你再怎么虚强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总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曾国藩驭将，最贵推诚，认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jié，揭人之短）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就像一些官员，明明自己就是历史的阻碍，还大谈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赌全占，还自诩信佛一样。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李鸿章处世，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甚至其师曾国藩也要让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攻打苏州（太平军），其间收到曾国藩的调令，要拨猛将黄翼升去河南助战。　　李鸿章战事吃紧，拒绝奉命。曾国藩大怒，以“参办”相威胁，谁知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无动于衷，把《挺经》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罢。　　类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论辜恩负义，李鸿章绝对榜上有名。　　问题是他立场虽坚，表面上却一口一个“吾师”，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地顶撞曾国藩，把“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没了脾气。　　然而，知退方知进。没有全局观，何谈大智慧？　　为了争得平定洪杨之乱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便孤军挺进到南京城下，结果打了三年还没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烦，命李鸿章会攻。　　李鸿章当然清楚曾国荃的心思。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拖了几个月，终于挨到曾国荃攻占金陵。　　曾国藩颇为感动，在李鸿章前来拜会时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准备行参见大礼的李鸿章，道：“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确实长袖善舞，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残喘。　　朝鲜已在大鸟的胁迫下宣布独立，袁世凯处境堪忧。东学党、带路党，哪个党不想取他性命？　　大头接连致电北洋，要求撤退回国，皆不许。　　7月7日，天气晴朗，袁世凯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这一天，慈禧用圣旨断绝了他降旗回国的念想。　　大头病倒了。　　连日来，驻朝的西方使节在街上遭到日军殴打的新闻层出不穷，搞得中方雇员都不敢再上班。　　最后，使馆只剩下两个人在办公，一听说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留都留不住。唐绍仪身兼译电交涉数职，眼见袁世凯高烧不退，馆内医药并乏，不禁心忧如焚。　　去还是留，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走，再容易不过。情势所迫，当能谅解，治罪下来，多半是“永不叙用”。　　然而，一想到这四个字，袁世凯的心脏就忍不住颤抖。绝意于仕途也就绝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说权力赐予的快感和虚无带来的麻木都没能让你放弃理想，那么，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轻时代，可是它离去了，除了衰老，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洁净的灵魂，可是它离去了，除了执念，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可是她离去了，除了被击碎的自我，被装裱的哀恸，什么也没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终还是会消散。死神会来收割关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场虚情假意的葬礼，什么也不会留下。　　唯一不会离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罪孽。你在废土的各个角落看见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应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其迫害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　　晚走二十分钟，袁世凯必死于化装成东学党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头对于日本，常怀国仇家恨，任何关于他勾结日人出卖中国利益的谣言，余不信也。　　四天后，日本策动朝鲜宫廷政变，建立亲日政府，唐绍仪走避英国使馆。　　一年后，闵妃被日本人暗杀。三年后，大院君抑郁而终。朝鲜宣布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80年，袁世凯踏上朝鲜半岛的两年前。　　这年八月，朝鲜派金宏集访日，解决自四年前《江华条约》签订以来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著名诗人黄遵宪时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在会见金宏集时将自己所著的《朝鲜策略》传给了他。　　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关税等常识，鼓励朝鲜开化自强。金宏集万分感动地将书带回朝鲜，呈给李熙。　　十几年后，李熙终于实现了独立的宏愿。然而，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军进攻牙山，叶志超、聂士成不敌，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鸿章见势不妙，已急调左宝贵（1837—1894）和马玉昆等四路清军驰援朝鲜，进驻平壤。叶志超作为败军之将，竟谎报军情，称“牙山大捷”，把光绪高兴得一激动委任他为平壤两万驻军的总帅。　　上谕送达平壤，众将皆惊，叶志超最惊。　　盖因清朝的军制比较弱智。　　陆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下辖四哨，每哨八队，每队十人，另有一护卫营官的亲兵哨，辖六队。故每营有官兵共计五百人。　　这还比较正常，不正常的是营官之上的“统领”。　　仅仅相差一级，统领竟然统率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营，然后几个统领再归一个大帅管。　　营官不过是下级指挥官，能冲锋呐喊，小股侵扰即可。而统领却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战局的能力。　　像叶志超这样从营官升上去的统领，守个牙山已力有不逮，现在又跃迁为几路大军的总帅，这不是架在火上烤吗？　　左宝贵和马玉昆都是老资历了，又分属不同的系统。别提组织大型会战了，镇不镇得住场子都难说。　　叶志超慌了，四处乞辞，希望皇上另择高明。　　他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李经方本是李鸿章四弟的儿子，过继给了他当长子。叶志超显然是想借这张虎皮来震慑平壤诸将。　　问题是李经方一介文官，从未上过前线，对此深有体会的张佩纶力劝李鸿章不可。　　李鸿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刘铭传（“英姿飒爽如铭传，或有法制耳”）。以其资历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负所托。　　可惜，刘铭传既对官场失望，又对清廷绝望，且两耳聋、左眼瞎，已成半个废人，无法出山。李鸿章只好回复叶志超：方儿没有带兵的经历，我亦不便内举不避亲。弟唯一力承担，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叶志超的蜕变是淮军衰落的样本，早年随刘铭传镇压捻军时的神勇已如明日黄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天天与诸将喝酒，等着日军来打。　　其实，叶志超的可恨之处要和李鸿章的捉襟见肘对比着看才能显现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前线各省的八旗和绿营加起来有二十万。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这帮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国足射门一样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