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高丽人觉得满人入关是“用夷变夏”，自己成了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方净土，朝使访华时经常抒发一下“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还算是安分守己的属国。　　时至晚清，天朝的版图囊括了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琉球、高丽、蒙古和西藏。这些“化外之地”被分为两类，A类如蒙古、西藏，归理藩院管，派驻大臣；B类如高丽、越南，俯首称臣，按期朝贡，新王即位必须上报接受中国皇帝册封。　　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解释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与国同休戚，弭祸于未萌。　　属国作为外线，拱卫国门，搁古代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发展到英法联军动不动就直插北京兵临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强心态正常的说你和这些属国是友好睦邻，不正常的就说你在殖民人家。　　既已成为烫手的山芋，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尊重地缘政治，协助这些小国逐步实现独立，受国际公法的保护。这样，即使某国想染指，他国也会干预，远强于“妾身不明”，最终还是不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具体到朝鲜，坐到谈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对俄国而言，朝鲜意味着拥有不冻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对日本而言，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是天皇每晚做梦的主题。　　对大清而言，不管谁占领了朝鲜，兵锋所指，威胁的都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东三省。　　客观来看，虽说十九世纪末列强如云，恨不得是个小强就来吃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属于浑水摸鱼型，打个劫通个商也就罢了。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贼惦记你，一天到晚花痴般垂涎你家领土。尤其是俄国，蚕食鲸吞，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手法熟练。　　于是，趁新疆发生回乱时，俄国眼疾手快地霸占了伊犁。　　当左宗棠抬着棺材用兵新疆时，日本又见缝插针地跳了出来。不知是不是两国事先串通好了要演“东成西就”。　　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十一年，日本吞并了本岛南边的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隶属中国，纳贡从未中断，但在万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称藩，开始脚踩两只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终于踩出了事。　　以前只是劈腿，现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证都扯了，这要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估计得操板砖捉奸，血溅当场。　　可惜，清朝国库空虚，西北又在跟俄国干仗，为免腹背受敌，不得不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张胆的挑衅。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鲜拒绝邦交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其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作为宗主国，到让人心寒，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指示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外患倒逼内政。　　此时的朝鲜国王是李熙，继承的是他伯父李昇的王位。李昇没娃，就让他弟弟李昰（侍）当“大院君”（摄政王），辅佐年方十二的李熙执政。　　整个一“宋宣故事”。看来《春秋》学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证明，孔子不是韩国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现。大院君思想保守，闭关锁国，抓起权来一个顶俩。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谁叫你给娃许了个高智商美女当老婆呢？　　明成皇后闵慈英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夫君李熙，那时，她还叫闵妃。　　闵妃对时局的洞察远较公公敏锐。她知道，清廷这棵大树已经靠不住，独立自强是朝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实，开化自强也是李鸿章给朝鲜开的药方。　　对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隶总督的兼差，李鸿章身上担子不轻。　　在同时代的官员里，李鸿章是唯一敢把洋人当猴耍的。而且人就好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他将这套纵横之术传给朝鲜，劝导李熙开放门户，同西方各国次第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范俄国。　　琉球问题给李鸿章提了个醒：在日本看来，朝鲜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得。而反观清国，松散的朝贡关系早无实利可图，却授人以口实，遗祸于将来。既如此，不如尊重《万国公法》，让这些暧昧的小国独立自强，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这样一来，虽无宗主国之虚名，但仍可暗中遥控，为我所用。　　可惜，李鸿章算准了国际形势，对朝鲜国内潜滋暗长的政治斗争却估计不足。　　以闵妃为首，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骨干的“开化党”主张效法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对于这帮以日本为后台，鼓吹脱离中国的亲日势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闵泳翊（yì）、闵泳穆的协助下，严厉弹压，终于成功弹出一个“壬午兵变”。　　国手落子棋真俊　　1880年，朝鲜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同时，闵妃集团借军制改革费尽心机地削弱大院君的权力，不仅裁汰了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还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　　当然你会问，大院君是木偶吗，任人宰割？　　事实上，由于大院君拒绝开放，李熙又日渐长大，清政府便抛弃了老古董转而扶持国王。　　怎奈李熙生性软弱，权柄就此旁落到闵妃手中。　　其实，大院君知人阅世这么多年，早就修炼成一块辣手摧花的老姜。你不是要改革吗？我按兵不动，让你可劲跳，等你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干净了，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来打扫战场。　　果然，由于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远高于旧军，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　　为平息情绪，当局给欠饷已逾一年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　　结果发出了事。　　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　　这事换做袁世凯处理，手段肯定迥然不同。　　如果一件东西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东西不会变，得到的还是那个东西，所以要砍；如果一个人的服务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虽然成交了，得到的服务却可能降低了，所以不能砍，要主动给他一块一，就能得到超值回报。　　宁可不发先拖着，留个念想，也比彻底伤了人心强。　　于是，愤怒的士兵把粮库的库直吊起来打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更二的是兵曹判书（兵部尚书。为免僭越宗主国之嫌，朝鲜六部均称“曹”）闵谦镐，专门负责火上浇油，逮捕了为首闹事的士兵，矛盾迅速激化。　　一帮变兵跑到军械库抢了武器，攻占监狱，又到大院君府上喊冤。　　老戏骨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一副退休老干部不问世事的模样，好言宽慰，还貌似不经意地提醒变兵：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　　阴风煽得很成功，变兵们纷纷发飙，见人就杀。　　先是闵谦镐等开化党官员被乱刀砍死，接着日本使馆被占领，日籍教官全部死于非命。闵妃要不是跑得快，假扮宫女逃出王宫，早就被剁成了肉泥。　　汉城大乱，政局瘫痪。　　好孩子李熙又六神无主了，赶紧叫老爸出面维持大局。　　大院君重新主政，恢复军制，补发欠饷，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然而，日本驻朝公使仓皇逃跑的背影告诉观众：还没完，完不了。　　明治政府得悉事变经过后，当即决定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约。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后，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一口气跑到忠清道（朝鲜全境分为八道，相当于八省。称“道”是因为藩属国的行政区划要降一级。忠清位于半岛西南部）的闵妃也派人赶往天津，通知正在出使中国的金允植向清廷求救。　　于是，几个常年在某时报上写专栏的又兴奋了。　　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压根没出过国，分析起日本来居然跟日本人似的如数家珍，最后得出一个日本军队“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的结论。　　云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上来就是一句“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　　对日本的国力和野心有着清醒认识的，还是李鸿章。只有他清楚，日本早已不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了。　　而在庆军营中，针对朝鲜，一直流传着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废藩置县，划入版图。　　据说是张謇提出的，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　　对这样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可笑方案，李鸿章嗤之以鼻。　　霸占朝鲜？即使西洋各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俄也会拼死力争，到时不仅朝鲜保不住，新疆收不回，本土还有失地之虞。　　当然，眼下最紧要的是抢滩登陆，保卫朝鲜，让日军知难而退。　　为此，张树声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终获批准。　　于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和庆军两路人马正式开拔。　　出发前，袁世凯果然没有食言，派人去上海将沈玉英接到了自己身边。然而，玉英发现，一年不见，袁世凯眼中开始闪现令她不安的杀气。她不敢直视也不想直视，而是宁可将那个目转秋波的多情少年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自己脑中。　　威远舰载着庆军先锋，向东驶去。新任的“前敌营务处”（营务处负责侦察路线的属官）袁世凯和金允植（1835—1922）在船上相识。　　作为最早掀起朝鲜版洋务运动的高官，金允植之于李朝类似于李鸿章之于清廷。在朝鲜独立前，一直是铁杆亲华派。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第一次出海总是充满了新鲜和豪情。　　大头夸口自己只需带几百个士兵便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忽悠得金允植五体投地，当场赋诗一首拍马屁，其中一句写道：豪慨似宗悫（què），英达类周郎。　　南朝宋人宗悫十四岁时，叔父问他志向，他豪迈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长大后果然率军讨伐越南，立了大功。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庆军六营，陆续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吴长庆命某营管带率部首先登陆，却收到其“士兵晕船，要求暂缓”的回复。吴长庆一怒之下将该管带撤职，以袁世凯代理。一夕之间，大头接管了庆军六分之一的军队。　　当初要真去了李鸿章那儿，估计这会儿还跟小绵羊一样在各种长辈眼皮子底下老老实实地念书，施展不开拳脚。　　庆军在马山浦安营扎寨后，军纪迅速涣散。　　一天，吴长庆和张謇正在帐中谋划，袁世凯径自走进来，道：“我军有奸杀劫掠之事……”　　吴长庆厉声打断道：“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当时已请出吴帅赐我的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　　张謇骇然不已，吴长庆却高兴道：“好孩子，不愧为将门之后。”　　将门之后显然杀上了瘾，杀到了太岁头上。　　吴长庆一个远亲在军中当差，仗着有后台时不时为非作歹，还打伤了一个朝鲜平民。袁世凯要以军纪处之，吴长庆让他刀下留人。　　大头佯装应允，“以案上图书请吴阅”，自己却悄悄潜出，斩杀那人后入而请罪。人死不能复生，吴长庆也只好自找台阶道：“执法固当如是”，并告诫在营亲族，谨守军法。　　袁世凯这几步险棋沈玉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她把袁保庆编写、大头随身携带的《自乂琐言》摊开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当晚，袁世凯下班回家，赫然看到《自乂琐言》上的一句话：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　　大头如何不知玉英的心思？然而，玉英却未必理解大头的志向。　　亡清，任重而道远。若天不假年，也只有徒叹奈何。　　袁家祖上三代皆不寿，死亡的阴影笼罩在袁世凯的心头，不得不以强韧之心力压制到心房的一角。然而，恐惧如噬骨的毒蛇，阴魂不散地盘绕着、凝视着，使大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时不我待。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商人或者政客，无论富甲一方还是权倾一时，对玉英这样一个平凡女子，都是乐见其成的。　　然而，袁世凯想到的却是儿时在颍河观鹄（天鹅）时的场景。　　只见其引颈而立，像是殷切地等待着什么。当然，肯定不是戈多。　　体态虽说优雅，但顺着目光，你不禁想问：夜空中，吸引它们的究竟是什么？　　也只有灿烂的繁星了。　　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相比，对大自然的神秘与不可知心怀敬畏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不必奢谈以人为本，人，不过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员。　　如果天花之于人是一种病毒，那疯狂膨胀、以破坏环境为乐的人类之于地球又何尝不是病毒？　　世间之物，皆跳不出生生相克。天花肆虐了几千年，却在20世纪末绝迹；人类无限繁殖，却在同一时间发现了HIV，再也无法纵情享乐。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亲人、爱人、恩人、仇人，有的逗留的时间长，有的一晃而过。白天的欢闹不是人生的真相，它用忙碌和喧嚣让你暂且忘记了死亡。只有当你仰望夜空时才会发现，永恒的是孤独。　　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　　你可以不关心一切，但终究要面对死亡。死亡的痛苦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那种思维消失的状态被无涯的时间宣判了永恒，光是想一想，心脏都会颤抖。　　一切的终点都是死亡。不管你承认与否，人生的本质是虚无。　　然而，明知必死无疑，仍在挣扎求生；明知毫无结果，仍然苦中作乐。《美丽人生》告诉观众，泪中有笑，也能点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福柯告诉读者，人不过是由其所处环境的教条和习俗苟合之后的产物，理想的人生不应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　　人生本没有意义，需要你自赋其意义。　　对袁世凯来说，再多的美女和财富都给定不了他意义。人生是一场游戏，轻易到手的，很快便会感到空虚。因此，终极的意义是亡清。　　亡清，不必高谈苍生大义、国仇家恨。亡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感。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当时的时尚活动、社交必备抽鸦片深恶痛绝。　　吞云吐雾中，多少烟鬼向虚无缴械投降。　　进入汉城后，庆军里抽鸦片的日渐增多，这帮人往往组队跑到朝鲜平民家，抽完了就调戏良家妇女，影响极其恶劣。　　对此，缉毒先锋袁世凯每天拿着吴长庆给他的令箭，带着行动小组四处走访，看到喜欢鸠占鹊巢的烟鬼兵便就地正法，悬头示众。　　一帮兵痞不干了，仗着法不责众，暗中纠合到一起，以烟瘾深沉不能服役为由，请求给资遣散。　　大头怒了：帮你们戒毒还反过来威胁我！　　于是，他备好刀索，让人出去传话：挨个进来领吧。　　结果，进来一个死一个，连遗言都来不及说，整个一植物大战僵尸。　　吴长庆听说后，试探袁世凯道：“果能一一执而杀之？”　　大头镇静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拥至。若真是全体俱来，便都绑了，逐一刑讯，认瘾者杀无赦，不认者宽释之。杀上一两个，余者皆不敢认。”　　那一刻，烈士暮年的吴长庆才算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后起之秀。　　当然，大头也不是逮谁灭谁，而是懂得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他一再告诫说：“服从军令就是我的手足，违抗军纪便是我的仇敌。我信赏必罚，绝不偏袒和迁就任何人。”　　这些话军训教官都会说，能不能做到便因人而异了。　　对士兵的伙食日用，大头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在拍新闻。　　将心比心，士卒们无不感动发奋，乐于效命。而朝鲜的军民百姓，则更是对大头感恩戴德。　　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过你梦想的生活　　金允植见庆军在汉城站稳了脚跟，立刻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长庆命袁世凯“密为布置”。　　1882年8月，大院君赴庆军回访，大头设计将其卫士阻于军营之外。　　寒暄之后，大院君觉得气氛有异，在与吴长庆笔谈（同文不同语）时转文，写道：“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　　典出刘邦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敌方诸侯韩信、英布。　　很明显，暗指吴长庆以平乱为名，实则欲对他不利。　　吴长庆支吾其词，不忍发动。袁世凯持刀在侧，大声道：“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　　随即督促左右将大院君强行扶进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　　权力又回到了国王手中，闵妃也全身而返，除了用《济物浦条约》换得一个在汉城驻军的权力，日方没占到什么便宜。　　而从李熙到闵妃，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　　9月中旬，在王宫举行的宴会上，袁世凯备受国王礼遇。月底，李熙又就训练新军之事单独召见大头。　　而在吴长庆向朝廷请奖有功人员的名单中，更是首列袁世凯。评语：治军严肃，调度有方。　　于是，大头捞到了一个从五品的同知衔，成为他亡清霸业的起点。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见闵妃倒向中国，逐渐蜕变为“带路党”。他们天真地以为，把日本人带进汉城，高丽就能获得“解放”。　　李舜臣泉下有知，估计得气活过来。　　事实上，在李鸿章的筹划下，清廷的对朝政策早就升级为以扶助朝鲜实现独立自强为主要目标。要不是日本事儿妈一样地找茬儿，假以时日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两军对峙，清廷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对朝鲜政局，以控制和稳定为要。改革陷入了停滞。　　开化党当然不甘心，一面勾结新任驻朝日使竹添进一郎，一面把宝押到了李熙身上。　　李熙不是康熙，但这不影响他思想进步。金玉均和朴泳孝利用李熙爱听外国新闻的喜好，经常跑到宫里纵论国际形势，力主改革体制，得到了李熙的支持。　　于是，巡警局、邮政局先后成立，并开办朝鲜最早的报纸《汉城旬报》。十天才出一期，跟已发行了十二年的日报《申报》比起来不可谓不寒酸。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常年钻研操典战术积累的心得此刻派上了用场，为李熙训练出一支标配来复枪和开花炮、整整一千精锐的“新建亲军”。　　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朝鲜军队里的威信。　　1884年初，中法摩擦不断，大清的宋晓军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热点话题，将昨天还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日本抛诸脑后，调转枪头，集中火力猛攻法国。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丁忧期满，复任原职的李鸿章将庆军六个营一分为二，命吴长庆率三个营撤回山东，防备法军从海上进攻。　　当然，要说此举没有任何削弱庆军的私心在里头，也不客观。但年初吴长庆去天津会见李鸿章时，后者就已觉察到他咳喘气短，重病缠身，恐命不久矣。　　把吴长庆从天寒地冻的朝鲜调回，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　　可底下人不这么想。两个月后，吴长庆在国内去世，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解读为“含恨而终”。　　吴长庆死后备极哀荣。袁世凯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仪，差不多是他一年的俸禄。李熙也下令在汉城为他修建靖武祠。然而，驻军走了一半，狼子野心的日本又怎么可能对此天赐良机熟视无睹？　　汉城上空，黑云密布。　　当然，李鸿章敢弄险撤军，也是低估了“带路党”的活动能量，以为李熙和闵妃既已俯首称臣，陈树棠派往朝鲜任商务总办（最高民事长官），穆麟德（德国顾问）代管海关，分别从民政和关税两方面牢牢掌控了朝鲜，便万事大吉。　　而留驻朝鲜的三个营，统帅也皆非等闲之辈。吴兆有和张光前都是征战多年、官居总兵的二品大员；袁世凯仅仅二十五岁便独领一营，可谓火箭速度，但其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的确令人不得不服。　　如果说庆军里还能找出一个人，可以把李熙哄得团团转，那非袁世凯莫属。　　最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眼红的还是营务处总办（参谋长）一职。有实权，大肥缺，吴长庆临终前也交给了袁世凯。如此超擢，瞬间击碎了吴张二人的心：装了那么多年孙子，还没学会兵法。　　的确，爷爷都是从孙子一步步走过来的，但对袁世凯而言，当官只是他亡清伟业的第一步。为了迅速扶摇直上，不得不扬才露己。　　当然，头角峥嵘总是容易激起庸人们的不满。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吃皇粮，混日子，你那么积极赶着去投胎啊？　　张謇虽说是干实事的，但也小肚鸡肠。一开始大头跟他不熟，又执弟子礼，有点放不开，他就写信给袁保龄告黑状，说大头世故客气，很做作。　　好吧，打成一片是吗？那我们丢掉那些繁文缛节，有事说事。　　结果张謇又受不了了，觉得大头随着地位的提高，越来越不尊重他。这主要体现在对他的称呼上，从“先生”到“某翁”到直呼“张兄”，“愈变愈奇”，让他难以接受。　　最不爽的是吴兆有。　　吴长庆走后，他是“朝鲜防务总办”（最高军事长官），袁世凯只是“会办”，二把手。可李熙跟吃错药了似的，把总办晾在一边，啥事都找袁世凯商量。　　再加上整饬军纪时被袁世凯打压的那些兵油子，一帮人天天凑到一起就合计着怎么“倒袁”。　　过过嘴瘾罢了。　　袁世凯的职务是北洋大臣任命的，只要人不反党反社会，吴兆有就是恨死，也只能自己做个小人在家扎着玩儿。　　甲申政变　　关键时刻，还是文人阴损。　　张謇汇总了一下民愤，开始写那封晚清著名的骂书。　　从陈琳骂曹操到骆宾王骂武则天，骂体文总是不缺文采，张謇也不例外。卓尔不群的是，他没有止步于谩骂和嘲讽，在一逞口舌之快的同时，狠狠地抓住了袁世凯的把柄：妄称钦差。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晚清，这可真是一个滔天的罪名。　　张謇称，袁世凯在行文发函时，经常落款“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办营务处”。　　这句绕口令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亲，我是皇上任命的北洋大臣哦。同时，我还兼任“朝鲜防务会办”和“营务处总办”，真是艺多不压身。　　张謇所言，查无实据。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公函看，大头署名均为“钦差大臣”，空格，“奏派”，然后才是后面两个职务。意为“我的任命是由李鸿章上奏委派的”。　　当然你会说，直接写自己的职务不就得了吗，干吗要拉大旗作虎皮，还让猥琐男张謇抓住把柄借题发挥？　　这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陈树棠的“商务总办”沿袭的是宗藩体制，各国驻朝公使均不承认，因为认了就等于承认清廷是“天朝上国”，自己的国家和朝鲜都是藩属。　　洋人们吵吵着“商务总办”就是个商务代表，不具备使节的地位。于是，陈树棠在各种场合都受到蓄意的怠慢和轻视，“卑亢俱难”，几乎无法开展工作。　　对此，袁世凯的解决办法是在名义上做些文章，唬住外国人，这样既防止了窘辱，又有利于推进各项工作，换做李鸿章，也一定会这么做。　　果然，李鸿章并未深究此事，张謇败给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而清廷，则败给了疏忽大意。　　“带路党”昼夜不停地修路，终于感到胜利女神在向他们招手。　　袁世凯明显觉察到李熙对他的态度日趋冷淡，和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聊天时，两人也是怨声载道。　　他预感将有大事发生，吴兆有又一副“对不起我是局外人”的模样，便只好越级去函给李鸿章。　　信中，对朝鲜版刘禅李熙，袁世凯怒其不争，抱怨“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并提醒李鸿章，李熙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自己则“日夕焦灼，寝食俱废”。　　李鸿章接信后下令朝鲜驻军坚守镇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可惜，再密切，也赶不上变化。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爆发。　　当晚六点，开化党骨干、邮局总办洪英植以邮政大厅落成为名，邀请陈树棠、穆麟德、闵泳翊以及各国使节赴宴。　　日使竹添毫无悬念地托病不出。　　席间，开化党党徒在厅外纵火，宾客们纷纷跑出去观赏。　　结果，闵泳翊被一拥而上的党徒砍成了重伤，宾主哗散。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趁机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了闵泳翊。李熙、闵妃当场就被吓傻了。　　在金玉均的恐吓下，李熙手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开化党成员朴泳孝拿着，引日使竹添带日军进宫。　　李熙、闵妃和王子被迁往景佑宫，遭到软禁。　　金玉均矫诏宣亲华派大臣闵泳穆等入宫，进来一个处死一个。　　次日上午，开化党通告天下，宣布政变成功，党员们坐地分赃，各履新职。　　亲华派领议政大臣（相当于军机首辅）沈舜泽带着印鉴文书，哭哭啼啼地和金允植跑到清军军营，要求发兵救主。　　吴兆有与张光前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妄动，陈树棠也认为朝鲜国王又没主动求救，师出无名。　　请问被软禁了怎么求救？又不是拍《红岩》，关渣滓洞还能往外递纸条。　　北洋的命令？对不起，邮政局刚成立，电报线还没铺好，真要等上面的命令，袁世凯脑中只能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一个骑兵高喊着“八百里加急”来到马山浦，累死了一匹马；北洋兵船从马山浦离港，函送天津的北洋衙门；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奕譞（xuān）上报朝廷；军机处讨论出结果汇报慈禧首肯后，相反的次序再来一遍。　　等接到命令，黄花菜都凉了。　　程序要走，但袁世凯力主出兵，旗号就打“应朝鲜文臣之首沈舜泽的请求”。　　吴张二人继续装局外人，袁世凯怒了：“如果因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担，绝不牵连诸位！”　　吴张二人这才勉强答应。　　关键时刻，新建亲军派上了用场。由于袁世凯利用当教官的机会广植党羽，此刻又舍得割肉，发上等成色黄金六百两，新军三个营都甘为袁世凯用命。　　于是，大头率己营和新军自任中路，吴兆有、张光前各领己部为侧翼，分三路攻打王宫。　　中途路过穆麟德家，听说被砍残的闵泳翊就躲在里面。　　袁世凯想进去探视，顺便打听一下情况，却被一个戴黑框眼镜的持枪门卫拦住，死活不让进。　　此人面相斯文，却毫无忌惮之色，忠于职守，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叫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留美幼童之一。　　惊魂甫定的闵泳翊祥林嫂附身，连说“开化党杀我”。　　其实，“带路党”的后台老板竹添此刻比任何人都恐惧。　　竹添是个学者型官员，经常写些《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的国学书籍，想必非常仰慕中国文化。　　但这不影响他动不动就喊“班哉”（天皇万岁）。　　竹添到任后积极扶持“带路党”，眼见中法战争爆发，又怂恿金玉均发动政变，建立亲日政府。　　政变计划报上去后却被压了下来，原因是天皇的桌上摆了一封更令他恐慌的密报——驻华日使奏称，中法正在谈判，法国有意割占台湾。　　站在日本的立场看，朝鲜“寄存”在清廷手中很安全。而隔海相望，多了一个法国的军事基地，日本无论如何吃不消。　　因此，天皇不愿就朝鲜问题给清廷施加压力，意在台湾。　　可只谋一隅的竹添不管，他不能让小弟们失望，不然以后怎么带团队？　　于是，狂热分子竹添不待政府批准，兀自发动了政变。　　一切战斗都是心战。擅启边衅的后果竹添比谁都清楚，内心深处的摇摆不定注定了此役的结局。　　谁让我过愚人节，我就让他过清明节　　清军赶至王宫，袁世凯惊讶地发现，“带路党”竟然没关宫门！恍惚间还以为对方在玩空城计。　　其实，竹添是想营造局势已恢复正常的假象，希望清军面对现实，节哀顺变。这要换一个人估计就接受了，可惜他遇到的是鬼见愁袁大头。　　开打前，袁世凯留了个心眼。他致信竹添，装傻充愣，说朝鲜内乱，敝军与贵部同有保护国王之责。现城内民心思乱，有传言说乱民准备打进王宫。“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故率军进宫，驰援贵部，别无他意。”　　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回信，袁世凯将此信传示众人，自留一份，这才开战。　　入宫后，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　　前后左右，所有的人都倒下了。硝烟中，袁世凯满脸污血，奋勇当先。突然，敌军机枪齐发，“哒哒”声中，又有两个士兵踩中地雷，被炸飞到空中。　　地雷距大头不过十步，声浪将他震翻在地，受了轻伤。　　再起身时，已是双眼蒙眬。拔剑四顾，耳鸣盖住了环境音。　　袁世凯，你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吗？你忘记了“丁戊奇荒”中嗷嗷待哺的饥民的倒悬之苦吗？！　　你忘不了。因为在你很小的时候，最不拿人当人的人，反倒大谈仁义？何以好的思想写在书本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坏的事情已做绝，书上却只记着一小部分？　　学者们摇唇鼓舌，不知疲倦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着一棵名为“学问”的植物，殊不知几千年来，文字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已被穷尽，却仍未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光明从来输给黑暗？　　慰庭，你的降生就是为了终结这道斯芬克斯之谜。　　因此，那颗大脑袋里装着的不是血肉，是信念。而信念，慰庭，是杀不死的。　　想到这，袁世凯重新振作起来，号召大家并进。一时间，士卒争先，声震屋瓦。　　眼看战局不利，竹添怕了，率军退回使馆。金玉均和朴泳孝跟得很紧，却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国王扔了。　　没了国王，政变就失去了合法性。还好洪英植清醒，护卫李熙出宫赴北庙避难。　　混乱中，闵妃带着王子跑到清军大营。　　袁世凯一直打到景佑宫后院，才看见吴兆有被两个士兵搀着，一边哭一边仓皇走避。　　大头问他缘故，回答说：“自己一入宫就受到攻击，士兵们都逃跑溃散，不知所踪。”　　袁世凯笑道：“你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紧回营收拾残兵吧。”　　天快黑时，胜负已定，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枪声。　　之前一直没看到张光前。原定计划张部走西路，率军攻打金虎门。眼下都打扫战场了，才发现张光前的部队蹲在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发一枪进一步。　　大头不禁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严重到这种地步！”　　而且，经此实战，袁世凯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淮军士兵放枪时竟不直视敌人，眼睛看着一旁，一副不忍杀生的模样！　　如此打仗，可谓形同儿戏。　　夜间，打探到国王下落后，袁世凯又带兵去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　　与此同时，日本使馆遭到汉城市民的围攻，竹添为防不测，在致信袁世凯推诿过责后烧了使馆，带着馆员、驻军和“带路党”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　　次日，李熙在袁世凯营中召集金允植、沈舜泽，并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　　回宫后，袁世凯应李熙之邀，居于偏殿，朝夕会晤，握手谈心。各曹大臣每日必造访袁世凯禀告公事，大头一手秉笔，一手按剑，俨然青年版大院君。　　名自屈辱中彰，德自隐忍中大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汉城的冬天滴水成冰。　　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凌，在风中摇摆。市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街上匆匆走过。透过结满冰花的窗户，依稀可见屋里的人围着炉火在烤手。　　袁世凯踱来踱去，忐忑地等待朝廷的钦差。　　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的报告时非常震惊，而朝廷的注意力正集中于西南边陲，对朝鲜的风吹草动只以平息事端为要。　　没过几天，新的报告递上来：我军翻盘了。　　慈禧愣了：跟我玩欲扬先抑吗？　　但内心还是蛮欣慰的。　　同时收到的还有两份文书，一份是日本政府要求严惩袁世凯的照会，另一份是以吴兆有为首的庆军老人写的联名信。　　信中说袁世凯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可真是另辟蹊径。　　慈禧当即着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吴大澂以钦差的身份，赴朝查明真相。　　同一时刻，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览毕，李鸿章不禁击节赞赏。　　他立刻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澂，提醒他袁世凯有一份报告，抵朝后勿忘索取一阅。　　按理说，宗主国钦差驾临如皇上亲临，朝鲜国王必须亲来看望。李熙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错了，在吴大澂抵达的当天跑去会见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　　要不是袁世凯出面协调，制止李熙，吴大澂肯定下不来台。　　第二天答拜国王，袁世凯又为吴大澂准备了一场好戏。　　在通往王宫的大路上，一路所见，尽是立于道旁的木牌，上书袁世凯在朝的功德事迹。　　吴大澂疑窦丛生地望着袁世凯，世凯则佯装大怒，令人悉数拔去。　　返回时，又见如此功德碑，且有朝鲜人跪护于牌旁。袁世凯遂指使手下策鞭驱之，然而驱之复来，势不能当。见此情景，翰林出身、读书读傻了的吴大澂不由得感叹万分。　　吴大澂不是瑞澂，比较有血性。都察院又是愤青的乐园，一天到晚就愁中国不多造几艘航母，一有风吹草动便跳出来喊中国不高兴。所以，看完袁世凯的报告，铁杆主战派吴大澂已有心维护。　　袁世凯的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和张光前的懦弱，对二人的态度，吴大澂不经意间有些轻视。　　这更引起了两人的不满。见吴钦差对袁世凯“骄矜用兵”的罪名不以为意，两人便猛揭其挪用军饷一事。　　大头素非贪财之人，钱多害志，只要手头有闲钱就拿去做感情投资。徐世昌、阮忠枢早年贫困时，都曾接受过大头不菲的资助。　　此番也不例外。　　攻打王宫时，朝鲜新军死了不少人，留下一批孤儿寡母，情景凄凉。再加上大乱之后要收拢人心，增强朝人对华的向心力，袁世凯便不经批准，用军饷赈济了烈士遗孀。　　动机虽好，但究属违纪。李鸿章即使内心认同，也不得不照顾庆军老人的情绪。　　当初吴大澂抵达汉城时，吴兆有等人迎候于江边，而袁世凯则单骑迎于南门之外，可见嫌隙之深。　　好友金允植回忆说：“外国人都以流言诋毁慰庭，清军诸将也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慰庭因此愤懑不已。”　　堂叔袁保龄写信安慰大头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是到了退一步的时候了。《庄子》有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谋万世者又岂在乎一时之得失？于是，袁世凯以养母身体不适为由，提出回乡省亲。　　袁保龄得知后，拍腿叫好：“此子狡狯，胜过老叔！”但还是写信提醒道：“你到了天津，千万不要谈吴兆有一字短处。切记，此事关乎你的前程。”　　回国时，吴大澂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让他上了自己的座船。　　一路上，两人促膝长谈，吴大澂愈发赏识。工于篆书的他欣然为大头题写了一联：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到达山东港口时，丁汝昌亲自驾小船来迎，并对袁世凯不吝溢美之词：“功成身退，舍得开，走得出，君真伟人也！”　　吴大澂后来也对李鸿章说：“公一向以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身为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的文才不用怀疑。作为清流派领袖，没被他骂过的封疆大吏也就只有一个李鸿章——当然，岳丈大人是不能随便骂的。　　被张佩纶弹劾过的，光三品以上大员就有二十一人，三品以下不胜枚举。见张大人弹个人比弹棉花还轻松，一帮愤青便推他为盟主，替他们出头。　　再加上张佩纶“仪容俊伟”，上个街粉丝都要围观尖叫。于是，连他爱穿竹布长衫的习惯也被人竞相模仿。　　二十三岁中进士的张佩纶成名不可谓不早。慈禧利用清流打击疆臣的平衡术更使其声望如日中天。　　结果却是，摔得很惨。　　1884年，奕訢被赶出总理衙门，代之以更听话的奕譞。慈禧已无需清流党替她看家护院，正好张佩纶又义愤填膺地骂法国，便把他派到福建去指挥海战。　　张佩纶不是王守仁，握笔的手提不动枪。到了福建水师的军港马尾，看见法国海军威武的战舰，当场不吭声了。　　水师官兵见他一副双眉紧锁的冷峻表情，以为能拿出什么鬼斧神工的作战计划，结果当晚就被告知要收缴弹药，严禁开衅。　　其实张佩纶的运气已然很好，因为他的对手法军统帅是海军中将孤拔。　　孤拔比较孤傲，死要面子。开战前宋襄公附体，无视“春秋无义战”的现实，不肯搞突然袭击，而是颇有骑士风范地提前将宣战布告和开战时间送到了张佩纶的行辕。　　此时是上午八点，海岸涨潮，势态不利于法舰，但凡有一丁点儿韦小宝的气质，立即开打，孤拔就只有滚回法兰西了。　　没想到张佩纶是宋襄公加强版，竟派人联系孤拔，说时间太紧，您再延一天，让我们准备好了再打……　　孤拔脑袋又不是方的，自然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要求。　　结果，福建水师惨败，十一艘军舰被击沉。张佩纶因临阵脱逃遭撤职充军，从此一蹶不振。　　境随心转的勇士和心随境转的凡夫　　北洋衙门，李鸿章第一次见到袁世凯。　　在问及同庆军将领的矛盾时，大头坦荡以对，绝口不提吴兆有。李鸿章故意论及吴兆有告他黑状的事，大头道：“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若没有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　　李鸿章“咨嗟叹服”。其后再遇吴兆有诬告袁世凯，不唯不听，且在查明真相后将吴撤职。　　人至贱则无敌。1885年，让中国觉得最贱的两个国家无疑是法国和日本。一脸欠揍的表情不远万里跑过来招惹你，一拳被放倒，爬起来捂着脸让你赔医药费。　　井上馨就是个中典型，带着陆军两个营，三艘兵船，气势汹汹来到朝鲜，准备敲竹杠。　　而且人明确说，这是日本和朝鲜的双边谈判，不是三方会谈，更不是六方会谈。见到李熙后，井上馨咆哮着给他算账：你看，日馆被焚了！你看，日本人被害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祖坟被人刨了。　　李鸿章的指示很不给力，让李熙委曲求全，哪怕牺牲利益，万勿与日本相抗。　　这彻底粉碎了朝鲜王室托庇清廷的幻想。　　对李鸿章的行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喜欢卖国，毕竟，没有慈禧的授意，他在谈判桌上周旋的余地很小。　　当然，慈禧也不喜欢卖国，卖国又不是卖身，要承担历史骂名。那句广为传颂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在有生命之虞的特殊情境下被迫说出的，非其本意。　　慈禧身上的弱点带有鲜明的妇人色彩，爱作意气之争，尤其当权位受到威胁时，军国大事亦可全然不顾。　　而奕訢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辛酉政变时帮慈禧上位。此恨绵绵无绝期，以至于临死时还不忘预测一番：我大清江山必亡于方家园（慈禧娘家）！　　历史走向表明“我大清江山”其实亡于洹上村。　　慈禧的后半生，只有奕訢敢跟她对着干。今天让她杀安德海，明天反对重修圆明园，可谓积怨已久。　　中法战争打响后，慈禧躲在暗处，把军机首揆、总理衙门总理奕訢推到前台，是战是和，自己从不表态。　　宋朝以降，主战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绥靖总是让人联想到秦桧。其实，该战该和，要审时度势，不能意气用事。　　办了那么多年洋务，深知差距；打了无数次交道，怕了洋人。因此，战争一开始，奕訢就想和。慈禧看准时机，暗中鼓动清流党弹劾奕訢的“和局”。　　众口嚣嚣，难展拳脚，奕訢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时战时和，始终没有定见。　　结果，广西巡抚徐延旭贻误战机，导致清军节节败退。言官上疏说，奕訢坐镇中枢，对用人负有失察之责，请求治罪。　　慈禧这才以主战派的面目登场，给奕訢安了个“徘徊不定，因循日甚”的罪名，投闲置散，将军机处大换血。　　时维制约慈禧的最后一道屏障慈安去世三年后，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奕譞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作为道光第七子，奕譞（1840—1891）的能力远不如他两个哥哥。然而，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　　同治驾崩时，皇后已怀有身孕，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召集王公大臣议立嗣君。　　奕訢首先抗言，说皇后诞生之期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　　慈禧反驳说现在南方乱事未定，国不可一日无主，皇位久悬恐动摇国本。　　慈安显然想引奕訢为奥援牵制慈禧，表态说：“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　　奕訢叩头，连道不敢，自己则推荐了溥伦。溥伦是道光长子的长孙，溥字辈中排第一，接载淳（同治）之位，合情合理，也是舆论的主流。　　慈禧转谓慈安道：“据我之意，似当立奕譞之子载湉（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　　奕訢闻言，怒谓其弟道：“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　　事实上，一向谦抑谨慎的奕譞根本没料到慈禧会来这么一出，以至于当天一回到家肝病就犯了，不省人事。　　奕譞论才论志都不如奕訢，人就想过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即使他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也没有助长其一丝一毫的气焰，反而愈发小心。　　慈禧曾赐给他夫妻俩一顶杏黄轿，奕譞一次也没敢坐进去。　　他把家里的正厅命名为“思谦堂”，书房取名为“退省斋”。斋里的条几上摆着一件周代铜器，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全满必倾覆倒下，上面刻着奕譞的手书“满招损，谦受益”。　　看一眼挂在墙上用魏碑体工整抄写的治家格言，奕譞其人，一目了然：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光绪年满十六岁时，按祖制当亲政。为表恭顺，奕譞又两次上疏，请慈禧再训政数年……　　这样一个职业“打酱油”的角色，清楚自己搞外交办洋务都不如哥哥，上位后便大搞排外运动，具体到战术更是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放弃炮台，坚壁清野。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　　总之一句话，让洋鬼子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晚死几年，铁定是义和团团长。　　旭日东升，牝鸡司晨　　对于“农民阶级吼一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慈禧显然是认可的。因此，她同意了奕譞的备战方案。　　但谁也没有双线作战的勇气，跟法国人死磕，跟日本人就要谈判。而且在慈禧的观念里，东洋毕竟和中国同属一个文化圈，不像西洋那么可恨。　　事实上，甲午战争前，对日本的野心觉察最早、洞见最深的只有三人：薛福成、李鸿章和袁世凯。　　李鸿章一直致力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促成朝鲜独立而不可得，防着日本吧现在上头又不准同日本人交恶。　　抓住了清廷妥协退让的软肋，日方让井上馨跟李熙签了个《汉城条约》，敲诈一笔后便匆匆召回，派出了重量级的官员到中国跟李鸿章谈。　　伊藤博文（1841—1909）。　　1881年，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伊藤博文联合皇室发动政变，挤走了强硬对手大隈重信，成为政界头号人物。　　当时的日本虽已在明治天皇的主导下进行了种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直没有触及到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伊藤考察欧洲各国后，决定仿效德国进行实君立宪的制度改革。　　1885年12月，转型成功。伊藤自任内阁总理，组织人员起草宪法。日本从此由君主专制国脱胎换骨为君主立宪国，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　　距1853年，被日本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叩开国门，仅仅过去了三十二年。　　1858年，继《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后不久，德川幕府又与美、俄、英、荷、法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再加把油就是天朝第二。　　不过菊与刀的特点是知耻而后勇，大量诸如《清英近世谈》等介绍鸦片战争始末的书开始在图书市场上走俏。　　此时的日本，锁国已逾两百年，所谓“万世一系，人人信奉”的天皇其实可怜得跟周天子似的，有空名而无实权。　　孝明天皇穷得连买酒的钱都没有，偶尔喝一回还得用水勾兑。一个大名（诸侯）听说后心下不忍，给进贡了一些腌制的鲑鱼。天皇吃了一口惊叹道：“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后连鱼骨头都舍不得扔，吩咐臣下说：“留着，明天我要拿来跟开水泡饭吃。”　　德川家康当了一辈子“忍者神龟”，果然将缩头的基因代代相传。德川幕府的将军虽然事实上控制着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内还是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对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阶层（类似于中国的“士”）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要求江户（东京旧称，德川政府首都）方面还政于已丧失实权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退隐。　　于是，历史再一次显现了其吊诡之处：“尊攘派”的行为原属逆潮流而动（复古、排外），结果却推动了历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复古后，封建领地仍各自为政。威名显赫的明治天皇为了在全国范围顺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政府，并废藩置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为时髦的穿着。　　1872年，当一场大火烧毁了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后，取而代之的是超过一百栋带有阳台、门廊的西式红砖建筑，街道则铺有下水道和煤气路灯。　　不远处，政府兴建了豪华的“鹿鸣馆”。名字源于《诗经》中的《鹿鸣之什》，表示对远方来的嘉宾由衷的欢迎和款待。　　芥川龙之介在《舞会》中生动地描写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风格的双层建筑鹿鸣馆的盛况：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筑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无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来华。　　途经上海，伊藤故意与法国公使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并于3月底到达天津。　　清廷以李鸿章为正使，吴大澂为副使，开始谈判。　　伊藤上来就抛出三条不平等条约，让人不禁感慨：还没当上列强，帝国主义的嘴脸就模仿得惟妙惟肖：1．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示威）；　　2．抚恤事变中遭受损失的日本商民（要钱）；3．清军撤出朝鲜。　　很显然，实质内容在第三条。前面都是铺垫，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讪，先问个路，再聊聊天气，酝酿好了最终目的是要手机号。　　在李鸿章的折冲樽俎下，最终达成共识：双方都不驻军，俟朝鲜遇有变乱，中日两国如需派兵，要先知会彼此。事平之后，仍即撤回，不准留防。　　至于第二条，无非是赔钱。在这一点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剥削来的，不心疼。　　第一条李鸿章耍了个滑头。真要惩处，袁世凯的仕途就毁了。他把“惩处”二字改为“戒饬”，大事化小，说这件事好比“家里的小孩和邻居发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炼钢就这么化为了绕指柔。　　为了回护大头，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进展时，李鸿章故意略去袁世凯的名字不提。　　袁保龄得知后，给袁世凯去信说：“伊藤此次极力想扳倒你，尚赖合肥相国（李鸿章是合肥人）持正，颇费口舌，此节甚是可感。”　　可感却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祸，伊藤却一口咬定责任在袁世凯。只是当《天津条约》都签字画押了，方在宴会里私下表态，说自己也认为竹添不对，回国后将另择妥当人选担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评曰：貌似平和，内甚狡黠。　　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条约，梁启超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和你都不能随便使唤他。谁要想管束他，都必须先请示对方。　　的确，日本虽没得到什么，中国却失去了既有的权利。　　无间道　　见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头。　　于是，穆麟德跳了出来。　　在这部远比《明成皇后》更为跌宕起伏的史诗大片中，男三号穆麟德一直处于摄像机几乎扫不到照明从来不给光的边角位置，偶尔几个颔首或惊讶的短暂特写，也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英明和反派的凶残。　　直到剧情发展到这场戏，观众才惊呼：原来编剧布下穆麟德这颗棋子可谓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无间道》。他怎么打入中国内部，成了清朝的官员，又怎么运作到朝鲜当海关关长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眼角寒光一闪，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让俄国协助朝鲜独立。　　慌不择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