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从来跟道义无关，是力量和利益的产物。　　在黎元洪和汤化龙精心算计后拟定的军政府四个部和政事府七个局的一把手名单中，除孙武摊到一个军务部部长（还是看同盟会的面子），其余全是黎元洪的下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党用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胜利的果实，却被集体踢出权力中心，仔细想想，还是挺坑爹的。　　歌不尽乱世烽火　　袁世凯五十三岁寿宴，不少故交好友都来洹上村的袁府贺寿。　　次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众人都很激动，用王锡彤的话说就是“认为袁公必将起用”。王锡彤是当地绅商，袁世凯被罢之初，及时烧冷灶，赢取了信任，为袁打理私产。　　隔日，有传言说朝廷将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第二天，阮忠枢的造访证实了此事。　　邮传部侍郎阮忠枢是袁世凯最重要的笔杆子，跟袁大头几十年交情，在大头年轻落魄时曾资助过他。时人用“虽以梁士诒之倚重，杨士琦之尊信，不及阮忠枢之亲昵如家人也”来形容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派阮忠枢亲往，可见清廷真急了。　　袁世凯循例上了谢恩折。王锡彤和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主张不应政府之命，杨度和段芝贵也持相同意见。　　杨度态度最激进，认为即使荡平了革命，清廷也无药可救。王锡彤站在阴谋论的角度指出，一旦乱事平定，必会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悦道：“我不能做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愿他们做革命党。”　　王锡彤知道自己人微言轻，默然退出。　　是夜，袁世凯踱到那面写有“养寿园”三个字的牌匾下。这是慈禧的字，他出神地望了望，突然放声大笑，笑到最后喃喃道：“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湖广总督！”　　声音中透出一丝凄凉与蔑视。　　三年前，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使者向黄兴送交了一封袁世凯的密信。黄兴拆信读道：“兄弟此行受直督杨大人所差，以转达袁宫保（袁世凯曾受封太子少保，故称宫保）对黄先生的意思。宫保知先生致力于革命，甚为海内外所瞩望，也知先生将来必成气候。宫保愿与先生及革命党人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　　载沣已等不及袁世凯走马上任，先行派出了海军统制（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和陆军部尚书荫昌。　　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敌人黎元洪是自己的学生，萨镇冰本人是个政治立场并不坚定的老好人。于是，汤芗铭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黎元洪不遗余力的策反，让这个素有“活菩萨”之称的技术官僚选择了中立路线，把一堆军舰扔给汤芗铭，自己跑到上海躲了起来。　　荫昌则是个活宝，满人纨绔子弟的代表。一笔好字，两口大烟，三圈麻将，四声昆曲，外加两撇八字胡，手拄一根绅士杖，基本能勾勒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形象。　　内阁开会时，荫昌蹬着军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半土不洋地走了进来。在座诸人忍笑向他恭喜：“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　　荫昌唱戏般反唇相讥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到湖北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睡觉都提防汉臣的载沣也知道，让荫昌这种在同文馆学了三年德语啥都不会说的大爷领兵打仗形同儿戏，便给他配了两个镇的精锐部队。就这还得让冯国璋再带两个镇随行，以防不测。　　临行前，军乐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荫昌哼着《战太平》的小曲，拿着身板架势上了火车。　　列车正待启动，站长忽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莅临恭送。　　盛宣怀跟荫昌略事寒暄，打开一张汉阳地图，指出汉阳铁厂的方位，道：“如汉阳铁厂少受损失，”盛宣怀将胸膛拍得贼响，“本大臣即赏银十万。”　　荫昌表示心领神会。　　列车启动后，盛宣怀仍不放心，凑到车窗跟前提醒道：“适所言，勿忘。”荫昌大大咧咧道：“你备款就是了。”　　俩人暧昧的举动被站台上的中外记者看在眼里。狗仔队将听到的只言片语解读为“荫昌南下，而军饷不足”。新闻越炒越离谱，直接导致各地的大清银行发生挤兑，让本来就濒临破产的清廷财政雪上加霜。　　冯国璋的部队早已开到前线，跟革命军交上了火。荫昌却磨磨蹭蹭地往前挪，多走一步都像要了他的命似的。好不容易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架起机枪大炮，层层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接一车头，随时准备逃命。　　一天，卫兵发现远处走来一大群人，立刻报告荫昌。　　荫昌想都不想，下令开车。一个参谋自作主张地下去看了看，发现只是一些农妇到地里收棉花。　　如此酒囊饭袋亦能身居高位，清廷不亡，是无天理。　　项城之野望　　三年前为报兄（光绪）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载沣，此刻已连续失眠一周了。几天前，内阁大臣那桐严肃地警告他：“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载沣开始后悔当年听从张之洞的劝诫，放了袁世凯一条生路，仅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若当时狠下心来斩草除根，袁世凯就没有机会因闲居而坐养民望，以至天下有变，各方势力都认为收拾残局的人选“非袁莫属”。　　然而，从现实出发，载沣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陆军最精锐的北洋六镇，早已成为袁的私家军队。　　向现实低头的载沣接受了跟袁世凯私交颇好的庆亲王奕劻的建议，派出了另一个重量级的内阁大臣——徐世昌（1855—1939）。　　10月20日的养寿园显得颇为冷清，袁世凯刻意屏退了众人，单独迎接徐世昌。　　“菊人兄别来无恙！”　　徐世昌笑道：“来之前，庆王拉着我的手说‘袁慰庭是个好人’，我说‘是，只是比坏人更坏！’”　　袁世凯也笑了：“知我者，菊人兄也。”　　徐世昌正色道：“若非你我相交得早，恐怕我也难以尽知啊！”　　徐世昌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是一个和风熏柳、花香醉人的下午，在河南淮宁县县衙当书吏的徐世昌百无聊赖，听说附近有一座已故兵部侍郎袁甲三的祠堂，风景秀丽，遂往游览。　　在袁甲三的墓碑前，徐世昌看见一个少年的背影。他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哽咽道：“叔爷爷，孙儿今天才明白，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孙儿将以前做的诗文付之一炬，下定决心不再自困于笔砚之间，荒度光阴，而要学您效命疆场，建功立业！”　　徐世昌和袁世凯一见如故，聊了很久。他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大脑袋里装着各种自己闻所未闻的想法。　　比如，袁大头认为中国其实是一座封闭式赌场，里面的人都在投机。有钱的大投机，没钱的小投机，身无分文的卖血卖肉也要投机，都指望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无他，只因这是赌场的生存哲学。　　赌场的唯一法则是丛林法则，道德、法律、理想、爱情，在这里统统是浮云。但天朝特色还是有的，利益的表面总要盖上一层人情的餐巾，据说这项悠久的传统源自于汉朝。　　自从耻于言利的董仲舒放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豪言后，许多人就养成了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习惯。　　于是，人情是假的，逐利是真的。利益恒久远，演技永流传。　　所有的赌棍都经历过理想破灭的时刻，心头滴血的疼痛，也曾激起过反抗的闪念，却被场子里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彪形大汉给吓退，别无选择后只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投机的浪潮中。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理想已死，真爱已绝，遁入虚无，一心投机？不，即使这已成为所有人的宿命，也绝不是袁大头的选择。　　黑黑黑，黑到最后就是黎明。什么仁爱兼爱，什么有为无为，什么格物致知，什么知行合一，我只要两个字，亡清！当所有的希望都已变成绝望，你敢不敢将人生变成一局棋来赌？！　　如此心迹，袁世凯只向视为大哥的徐世昌袒露过。而徐世昌则很少跟袁世凯臧否时局，因为他记得早年大头向他表达过一个观点：对于恶政府而言，讨论它有多恶为什么恶怎么才能不恶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唯一有意义的是：如何终结一个恶政府。　　相比于发动群氓起义，袁世凯更乐意亲手杀死恶政府，再闭上眼睛嗅一嗅剑身上的血腥味。　　那将是何等极致的快感！　　无视群氓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突出体现了“两暴文化”。一个暴君，一个暴民，轮流坐庄。顺民被暴政盘剥得太厉害，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暴君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久，蜕变为暴君，进入下一个轮回。　　穿上龙袍即暴君，脱下龙袍是暴民，骨子里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起义口号喊得再响亮，也不代表暴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历代亡国之君，非亡于无德，而亡于无能，以至于官僚体系失控，土地兼并、财政赤字，最后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同样身处黑色世界的徐世昌，遵循的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态度。情顺万物而不应物，一切顺势而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袁世凯的目标表示不解，直到一天，提起这个问题时，袁世凯表明了心迹：这的确是空前的挑战。但少了它，人生将是何等的空虚啊！　　徐世昌明白了。此事无关立场无关良知无关道义无关生前身后名，亡清的意义就是亡清本身。　　这是袁世凯的游戏，早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这是一款需要献祭的游戏，殉道者的幸福不在结果在过程。　　　　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向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五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二十七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满了屈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后来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延绵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会几个天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墙壁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其实，在以吏为师的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间，画家王翚（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赞为“深得北宋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孔子焚膏继晷地吹捧尧舜禹，即使这三人的事迹怎么看怎么像神话。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ú）一语中的：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一天要换六七个场子，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八个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活跃无比的社会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单单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四十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二十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动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为人民币服务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马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也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公务员袁树三怎能不压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发源于安徽的农民暴动）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不过，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无比汗颜。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七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世凯是家族里的红人，因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军根据地。捷报传来时举族欢腾，这个似乎预示着荣耀和祥瑞的婴儿后来被取字“慰庭”。　　对袁家子弟而言，宽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执兵刃，参加家乡组织的团练，建立军功。　　捻军的势大造就了一个遍布刀光剑影的狼族。一次，袁保庆率军抢回被捻军占领的地盘时，心狠手辣地将俘虏全部处斩。　　诸如此类杀伐决断的场面，充斥着袁世凯美好的童年。五岁就站在袁寨碉楼上观赏抗捻保卫战熏陶渐染出的是一颗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和对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坚实心体。　　小朋友们玩耍时，袁世凯最爱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让人不得不对处女座男生重新审视。　　捻军全灭后，养父袁保庆带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可谓悉心调教、视若己出。　　然而，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从家里偷银子找拳师拜师学艺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毕竟人在生理尚未发育的前提下就已经自觉组团参观过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请假，然后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师路过时，袁世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　　见到这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就跑。袁世凯则拍手大笑。　　对于此类劣迹，袁保庆从不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终其一生，他都忘不了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话：官场如戏场。善做戏者，忠孝节义都能演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要是连这样的好角色都没有，官场岂不为优伶（戏子）所窃笑？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势同水火，袁世凯以养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两边讨好。　　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十三岁，显然难当此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的五人名单里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给子侄的家书中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曾国藩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七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十九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二十六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简历异常华丽。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结果，怀揣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海归见海归，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弟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訢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　　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刻帮容闳请封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儿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和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硬顶：“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空气凝滞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见状大呼，说恭王要打她。一帮宦官涌了进来，将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满汉分歧，选贤任能，却无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议政王一职本非常设，早在乾隆年间就被废除，却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变”中作为政治回报戴到了奕訢的脑袋上。　　然而，彼时的超擢此时看来是何等碍眼。慈禧宁可断送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绝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亲王重臣的反对声中，奕訢保住了军机大臣之职，却被慈禧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滥俗的迪士尼动画一样，年老的国王看中了两个皇子，稳重的皇四子奕詝（zhǔ）和聪慧的皇六子奕訢。　　随着国王日渐老迈，表面的祥和已无法掩盖暗藏汹涌的帝位之争。　　一天，圣躬违和的道光急召两个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　　二皇子各求教于师。　　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让他抓住机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论才气奕詝不敌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传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诚。”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欢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炼成的。就像保罗·纽曼七次被奥斯卡提名却直到六十多岁才捧得小金人一样，奕詝苦练的演技，终于在“南苑狩猎”一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　　道光命诸皇子校猎，显然是为了考察武功。临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边密授机宜。　　到了围场，大家都很high，奕詝却席地而坐，不仅不发一矢，还约束随从不得捕猎。　　当天，奕訢捕获最多，正顾盼自喜，却发现奕詝又坐在那装，便走过去询问。奕詝一句轻描淡写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　　到了晚上，道光见奕詝两手空空，问他何故，奕詝开始大飙演技：“现在是春天，鸟兽生育的季节，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　　道光大喜，连夸奕詝有“君子之度”。　　这是一个迷恋道德表演的国度，爱新觉罗家重复的无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实效而轻虚名”著称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选了貌似德胜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则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奕詝在崇尚简朴不事张扬的道光面前扮猪吃虎了。　　以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反击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詝变成了咸丰。　　咸丰无愧其死后“文宗”的庙号，扎实的基础教育让他当个翰林院修撰不成问题，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深植于最高领导人心间终非国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强清者虽远必诛”的愤青样当不了饭吃，还反受其辱（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愿签订城下之盟，跑到热河躲起来，还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问题是不怕他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还有振作的希望。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奏对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见时关照道：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一、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二、赐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四、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顶层设计再缜密，也伤不起人治传统的无敌。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訢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大清的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儿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时年二十八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辖的总税务司则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岁的斌椿和十九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且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訢吃尽了苦头，还被愤青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其实，愤青们过于紧张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訢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　　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绝地反击正式铺开。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訢打压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訢：“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奕訢。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该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能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奕訢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抽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吗），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我不敢以此为戏。”　　曾国藩叹了口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　　一年后的直隶总督署，曾国藩终于见到阔别已久的容闳。同时到访的还有王闿（kǎi）运和袁氏父子。　　这是袁世凯初逢王闿运（1833—1916），第一感觉是：个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时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数职的王闿运不仅培养了杨度（1875—1931）、杨锐、刘光第和齐白石等众多牛人，由他撰写的《湘军志》更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笔，大曝黑幕，还惹得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大为光火。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寄托了他爸想“开王运”的朴素想法。王开运同学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土，会成为他通往大师之路上的绊脚石，就给改成了王闿运。闿，《新华字典》的解释就俩字：同“开”。　　其实，王闿运的志向是当帝王师。你要叫他国学大师，他只会生气地反驳：你才国学大师，你全家都国学大师！　　刚考上举人的王闿运已是名满天下，跑到肃顺帐下当幕僚，被奉为上宾，肃顺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主攻帝王学（经学的政治化），王闿运看人极准。深得他真传的杨度就曾在蒋介石权势最盛时对章太炎说：“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实上，原本争议很大的杨度晚年居然选择加入当时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看清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趋势，保全了身后名节，使人不得不叹服王氏之学的深不可测。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儿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专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十四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以比房产中介、保险销售更舌绽莲花的言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发生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多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老封建　　时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运召至署中，曾国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闳一个再三的吁请：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强国之本并非变器物而是变制度，制度的落后已成为限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变革的是人，对人影响至深者莫过于教育。伏脉千里，今日求取西学，是为了日后的官场少些非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此，严复后来附议：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　　曾国藩却没有做好当留学教父的思想准备，同文馆风波殷鉴不远，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还好幕中人才济济，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有名，时人呼为“曾门四学士”。　　直隶总督署，明月当空。四学士、王闿运、容闳、袁氏父子齐聚一堂。曾国藩要参酌众议，谋定而后动。　　素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己任的黎庶昌恳切道：“达萌（容闳）之议，学生私下和挚甫（吴汝纶）一再探讨，都深以为然。”　　曾国藩环视众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斋（黎庶昌）当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书》，非议科举，可是引得朝野震动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国，美国历史最短，风土人情与我差异最大，似可另择他国派遣幼童。”　　曾国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语。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帅不弃，得以在帐前效力。身无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职，心常悚惧不安，敢不竭尽所能以报大帅知遇之恩？当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国，各国皆变法图强……”　　王闿运缓缓打断道：“这要是个李德裕还好，要是个王荆公，怕是法没变成，倒把江山给断送喽！”　　曾国藩明知王闿运主治《春秋》，坚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却故意让他和容闳对垒，显然是想兼听则明。　　曾国藩：“达萌，以你在西洋待了这么多年看，各国体制，孰优孰劣？”　　容闳：“论国体，以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当今天下可分为君主和民主两端。论政体，又以有无宪法，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三者。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不独能限制君权，更将成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吴汝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皆有宪法，二者有何异同？”　　容闳：“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权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国，权力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权也已大大缩水。君主必须将全部的立法权交给议会，部分的行政权交给内阁总理（首相）。虽然内阁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须在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行使权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权力日渐缩小，直至没有，成为一个象征，而由首相来履行君权，其实质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样？”　　容闳：“然，此即从实君立宪过渡至虚君立宪。”　　王闿运不以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么到了你这，感觉就要变天了？！”　　容闳反唇相讥：“秦制者，‘废封建、立郡县’也。既已无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运）你又何苦死守这封建之学？”　　说着，指向王闿运面前案几上摆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由孔子亲自操刀的原创作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却被视为“经”而不是“史”，盖因后世儒家深信其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爱憎褒贬（比如何时用“弑”何时用“诛”），领会了这些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问题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么世风日下，比起战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体制——封土建国。　　划定疆域叫“封”，指定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个天下的族长，与正妻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余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国君（诸侯），比如第一任晋国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诸侯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其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发到各处“采邑”，称之为“大夫”。大夫按照同样的原则，分给其次子和庶子各处“食田”，称之为“士”。士没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礼定好等级，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乐融融，家有儿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剧，百尺竿头向上爬从来都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图谋搞垮国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战国的主题曲。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的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的《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侮辱，当儿子的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对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贤的伟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孙败掉。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推崇《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　　其实，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不就OK了？　　当然，标签还是得贴儒家的，体制外给信心嘛！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草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后该干嘛继续干嘛。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窘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即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