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走向动荡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在短期内高速发展，也逃不脱物欲横流、破产清算的下场。　　正如奥威尔以为毁灭我们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毁灭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1916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喧嚣与迷离中，他想起了早年对满清专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成为“新人”们眼中又一个大独裁者。　　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满世界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人们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却无力超越这平庸。难以成为“我”，又不屑变成“他”。我们感到痛苦，可连这痛苦都很平庸——世间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虚无并感到愤怒，但这愤怒早已不足以成为个性，只徒惹讥笑罢了。　　而袁世凯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们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学与人文的进步。　　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方能浮现。　　他最后一次睁开眼，又缓缓闭上，心道：“也许，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　　心念及此，思绪飞回到了五年前。　　张之洞：多亏早死了两年　　武汉（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顺畅，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列强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等经济命脉，截止辛亥革命爆发，已有外国企业二百余家，而作为外贸大埠的汉口，年交易额均在一亿两白银以上，仅次于上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列强对茶叶等原料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日用工业品的倾销。隐藏在表面几个大城市“繁华”阴影下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破落。　　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十七年里，这个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为清廷扎扎实实地埋下了两个火药桶。　　由广设新式学堂、大派留学生而引发的开明风气，为朝廷培养了数之不尽的掘墓人；由汉阳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式武器，为掘墓人提供了优质的铁锨。　　当然，身为鄂督，张之洞有守土职责。作为当年慈禧钦点的探花，在翰林院储才养望时就同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流，张之洞的思想基调逃不出忠君爱国。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爱不是溺爱。　　变器不变道的主张体现了萦绕在张之洞心头关于中学西学的纠结，制度和文化的滞后注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这种常年在心性之学和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疆大吏，终极的人生追求无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满天下，死后进入《列传》。　　一直以来，张文襄公人生的独木桥走得都很稳，却在快到达终点时闪了腰，留下一个污点——杀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闹拳乱，在湖北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是流亡东瀛，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内进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尝试，妄图推翻慈禧，归政光绪，无奈被老奸巨猾的张之洞剿杀。在扑灭自立军星星之火的同时，张之洞也浇灭了维新派对地方开明督抚的期望。　　虽然这事在教科书中叫“封建官僚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疯狂迫害”，但搁赵尔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了。　　事实上，对唐才常痛下杀手，只是张之洞多年的为政经验所沉淀出的明哲保身。1907年，当秋瑾被清廷处以极刑时，武昌高等小学的学生竟直言不讳地上书张之洞，请求独立，脱离大清。　　天公不语对棋枯。年过古稀的张之洞在革命风潮的涌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苍凉的命运。　　这一年初秋，张之洞离鄂赴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站，他与那些送行的门生故吏风雅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的绝句：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儆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落日坠虞渊。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都是南宋名相，个个以振作赵宋为己任，个个回天乏术，最后由陆秀夫主演大结局：抱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尽。　　张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载，以一个悟透人生的老油条的锐利眼光，预见了纵使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天朝结局。　　不管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多少篇意气激昂的排满文章，主导革命大戏的还是武人——看过排满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军队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发展史。　　吗啡最早是作为鸦片的替代药出现的，海洛因是为了戒断吗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新生者无不是为了接替腐败者而诞生的，却迅速腐化到更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军改编，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十四个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　　每镇（长官称镇统）分两协（旅）；　　每协（长官称协统）分两标（团）；　　每标（长官称标统）分三营（营）；　　每营（长官称管带）分四队（连）；　　每队（长官称队官）分三排（排）；　　每排（长官称排长）分三棚（班）；　　每棚（长官分正副目）14人。　　驻扎在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第八镇）和一个混成协，总计不到两万人。镇统叫张彪（1860—1927），协统叫黎元洪（1864—1928）。所谓混成协，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军队，兵员接近“协”的标准，便可呈请北京，配给一些炮兵和骑兵，组成一支没有正式番号的机动部队。　　故事就是在这一镇一协里上演的，名为《亦正亦邪》。　　镜头切到了“邪”的一方，画面变成了冷色调，低沉的音乐适时地响起。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望着案台上的《大江报》，在那篇反动文章旁边批了一排字：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报》。　　国共两党的历史教材能达成共识的不多，瑞澂算一个——反革命典型。不过说实话，此公在满人里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爷爷琦善一样生不逢时，背了历史的黑锅。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在户部当员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后迁江苏布政使，清正廉明，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称“中外交诵其能”。　　当然你会说，《清史稿》是著名遗老赵尔巽编的，不给满人唱赞歌给谁唱？但问题是，瑞澂后来的种种行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让给起义军，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怀之后，成为那些真正“爱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寝皮的罪臣。　　因此，赵尔巽的评语还是相对客观的。瑞澂在鄂督任上，处理饥民暴动，惩治贪官劣绅，政声非常不错。之所以前后反差那么大，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影帝，只能说思想进步品德优良并不妨碍一个人贪生怕死。　　大江东去浪淘尽　　《大江报》被查封后，瑞澂颁布了菜刀实名制：武汉所有刀具店必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要登记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计得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总编詹大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露锋芒，但曾痛斥科举为“奴隶功名”。　　文学社则一点都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成员多为新军士兵。　　这些反动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　　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超跑俱乐部转移到造反上来，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刘公他爸是襄阳首富。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还是异常顽固的。　　刘公利用国人的劣根性，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厅局级当当（道台）。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他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1880—1939）给盯上了。　　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1904年东渡日本，后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立共进会（隶属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后，孙武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觉得革命不是搞传销，见人就拉。他对入会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新军士兵，并自鸣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党起义之劲旅。”　　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是个兵油子，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满革命”这类听起来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两双眼睛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10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南湖炮队（标级单位），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平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麻俐，别无所长，放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夜总会大堂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摊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一次事故引发的革命　　10月9日，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经常搞暗杀的，一般都是化学家。但因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　　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坐下来等。百无聊赖的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烟瘾，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黄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蹿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饱食终日。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兵。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行。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归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　　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多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人能告诉他路往哪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事实证明，熊秉坤没有熊。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之前，彭、刘、杨三人被砍头的照片已经传示各营。瑞澂此举有点向古人致敬的意思——杀了熊廷弼，传首九边。问题是乱兵早就人心惶惶了，你还拿着鲜血淋淋显影效果又不好的黑白照片去吓人，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人心更加思乱。　　面对白色恐怖，士兵们默然不语，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熊秉坤。　　一个叫徐兆宾的率先打破沉默，站出来高声道：“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惧之！”　　鉴于国人向来以“勿当出头鸟”教育子孙，代代相传，人人都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为幸，徐兆宾的勇气还是值得景仰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徐兆宾是熊秉坤安排好的话托儿，毕竟生活在权谋大国，一切皆有可能。　　熊秉坤顺势激动道：“早晚都是死，名单已在瑞澂之手，与其等死，不如一搏（晓之以理）！安徽的徐锡麟，同盟会的汪兆铭，一个刺巡抚，一个炸摄政王，一个死一个生。然而，无论成败，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何其荣耀（动之以情）！况且，我们合力进取，并非没有胜算。若革命成功，那诸位就是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光宗耀祖（诱之以利）！”　　群情激奋了：“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虽死犹荣！”　　同盟会胼手胝足造了二十年反也没成功，瑞澂用了不到二十天就逼反了武汉新军，真可谓君要臣反，臣不得不反。　　工程营的同志统一了意见，熊秉坤立刻去邻近的二十九标第二营，找到营代表蔡济民。　　蔡排长正躺在床上蒙头大哭，想是刚刚得知杨洪胜等人的噩耗。　　听说熊秉坤要起义，蔡济民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当即唤来附近的三十标的同志，共同议定了起义时间——当晚七点。因为有杨洪胜之前送的几盒子弹，熊秉坤等人信心十足。　　纸包不住火，尤其包不住怒火。新军内部要暴动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空气里弥漫着躁动与不安。　　傍晚，队官罗子清搔首踟蹰地走进了熊秉坤的营房。　　“听说今晚起事，要排满杀官？”　　“排满是肯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跑不了！先前安徽、湖南的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只要我们湖北起事，各省必定响应，谁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沉默了，半晌方道：“大家都是汉人，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担待。”　　一个队官请一个正目“担待”，放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　　首义第一枪　　晚上七点，例行点名完毕，工程营的士兵回到营房，拿出枪支待命。　　出于好心，熊秉坤找到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你哥哥陶启胜一向不合群，得罪了不少人。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性命堪忧。我不忍见你兄弟离散，你去劝劝他，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心下感动，赶忙找到哥哥，说明缘由。　　谁知陶启胜不但不领情，反而像发现了新大陆般一跃而起，叫上两个卫兵就去各棚查验。　　陶启元暗暗叫苦，只得回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进了三棚宿舍，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专心致志地擦枪，其余几人也全副武装，气氛异常。　　“今晚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　　金兆龙漫不经心道：“没别的意思，以防万一。”　　陶启胜：“万一个屁，你是想造反！”说着，就让卫兵去缴金兆龙的枪。　　金兆龙蓦地起身，硬顶道：“老子就是反了，你想怎么样！”　　空气凝滞了。　　陶启胜恼羞成怒，扑上前去夺金兆龙的枪，二人扭打起来。　　金兆龙身材短小，没几个回合就被陶启胜压在了身下。他喘着粗气喊道：“弟兄们，别愣着，动手啊！”　　众人回过神来。一个叫程正瀛的兵最先给力，举起枪托就朝陶启胜头上猛砸，视觉效果堪比狮门的血浆片。　　陶启胜头骨被砸裂，血花四溅。两个卫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陶启胜害怕了，捂着血肉模糊的脑袋夺门而去。　　程正瀛也害怕了，长官是自己打残的，日后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情急之下，他举起枪，瞄准陶启胜的腰肋，扣动了扳机。　　熊秉坤后来回忆说：“此即首义第一枪也！”　　枪声一响，工程营的革命士兵登时振奋了，一个个提枪冲出宿舍。为了壮胆，还纷纷向天鸣枪。　　枪声惊动了工程营管带阮荣发。他抓起手枪，带着右队队官黄坤容就往士兵宿舍赶。　　迎面撞见一路狂奔的陶启胜，后面跟着一大群喊打喊杀的士兵。这种场景使阮荣发产生了错觉，以为陶启胜是领头人。　　素有神枪手之号的阮荣发抬手就是一枪，陶启胜应声而倒。　　阮管带余威尚在，革命士兵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　　“弟兄们，造反是要灭九族的。现在首恶已诛，大家各回各棚，我保你们无事。”　　革命士兵出于服从的惯性，听了阮荣发的话，颇有所动。　　形势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此时的熊秉坤正和几个士兵躲在营房二楼观望，眼见楼下同志就要缴械投降，熊秉坤操起一个花盆，照着阮荣发的大脑袋扔去。　　旁边士兵见状，也争相操家伙。一时间脸盆痰盂横飞，砸得阮荣发和黄坤容抱头乱窜。一个士兵趁乱朝阮荣发放了一枪，没有打中。阮荣发开枪还击，且战且退。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一个追他最紧的士兵，激怒了众人。　　一个叫徐少斌的追上阮荣发，用枪抵着后脑，一枪毙了他。程正瀛也顺势撂倒了黄坤容。　　士兵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暴动者生，留营者死”的口号响彻夜空。　　熊秉坤却忧虑地望着楚望台的方向。　　位于蛇山之上的楚望台是清末四大著名军火库之一，囤积着数以万计的德国毛瑟枪和汉阳造，子弹不计其数。　　最初制订的起义计划里，收取楚望台是最重要的一环，各标各营的革命代表也都心中有数。　　守楚望台的是工程八营的左队，革命军代表叫马荣。而楚望台的监督官则是张彪的心腹李克果，此人当过工程营的管带，熟知军情，却被临时调来看守军械库，可见形势之紧张。　　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让人把左队队官吴兆麟（1882—1942）找来，命令道：“马上集合队伍，严加看护军械库。擅闯者格杀勿论！”　　左队士兵很快集合完毕，等待李克果训话。　　李克果说了一堆大家不要惊慌、认真安排布防的废话，听得底下好多士兵都想回敬他一句“我们并不慌张，只是祸起萧墙”。原来，这帮士兵里十之六七都是革命士兵。　　马荣耐着性子听李克果说完，发问道：“我们手里一颗子弹都没有，乱党冲过来，如何抵挡？”　　为了防备新军哗变，瑞澂下令收缴了所有实弹。最狠的是，军械库守军的子弹也要上缴。这就构成了逻辑学史上的著名悖论——楚望台悖论。它的两难之处在于，既要收缴弹药库守军的弹药以防止他们造反，又要靠这支没有弹药的守军去抵御其他来抢弹药的反叛者。　　枪声越来越近，吴兆麟急道：“总不能让弟兄们用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　　“当然要发子弹，仓库主任，开库！”李克果命令道。　　“没有总督的命令，我不能开库。”仓库主任很轴，却是保管钥匙的优秀人选。　　“叫你开你就开，出了事我负责，再啰唆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　　仓库主任只好依他。　　士兵们井然有序地排队去弹药库领了子弹，一个个暗自窃喜——全是演技派。　　马荣见最后一人也领到了子弹，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高声道：“弟兄们，反了！”　　左队士兵按捺已久，无不鸣枪宣泄。　　李克果惊呆了。刹那间，他的世界观崩塌了。没有李克农之智，没有李克用之勇，他只是李克果，路人甲李克果。在随从的掩护下，李克果掩面跑下了历史的舞台。　　吴兆麟也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　　饶是瑞澂机关算尽处心积虑，防火防盗防弹药，守卫森严的楚望台还是弹指间便落入革命党手中，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瑞澂的残念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二十九标、三十标的党人也陆续到达，汇集到一起共有四百多人。　　熊秉坤站在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当晚的革命目标——以“湖北革命军”为旗号，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　　底下的士兵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没几个认真在听。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嘀咕道：“这个熊秉坤不过是后队的一个正目，凭啥指挥我们？”　　军队最讲论资排辈。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熊秉坤五内俱焚。革命尚未成功，瑞澂和张彪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反扑。要是拖到天亮，清军集结，则胜负或未可知。　　焦灼间，哨兵（巡逻兵）押来一人，却是吴兆麟。　　吴队官见丢了楚望台，正准备手捧酱油埋头疾走，但转念一想，外面其实更不安全。军械库没守住，张彪饶不了他；遇见革命党，又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了。纠结的吴兆麟在附近徘徊转悠，正好让哨兵撞着。　　吴兆麟早年加入过湖北的革命团体日知会。该会在当时非常有名，黎元洪的秘书刘静庵、国学大师熊十力都曾入会。　　然而，当日知会被清政府查抄后，吴兆麟就逐渐疏远了革命党人。虽如此，因有文化有想法，他编写过的许多军事作战的小册子很受士兵的欢迎。　　熊秉坤望着灰头土脸的吴兆麟，两眼放光。在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一致决定推举他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哪了？”　　“我躲起来了……”　　“你放心，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决定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赶紧摆手：“弟兄们不杀之恩，吴某已感激不尽，哪敢再当总指挥。”　　“我们读过你写的教材，这里的兄弟，哪个没受过你的影响？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围观的士兵无不赞同附和，吴兆麟却一再拒绝。　　金兆龙急了，他可没兴趣玩三推三让的游戏，挺着刺刀威胁道：“叫你干你就干，等鞑子组织好了，谁也甭想活！”　　望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充满期待的脸，吴兆麟动摇了。终于，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项不成功便成仁的差事。于是，半个世纪后，他的形象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座手举驳壳枪带领士兵冲锋的浮雕，正是以吴兆麟为原型。　　吴兆麟走上高台，环视众人，大声道：“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声震云霄。　　“既如此，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违抗军令者，斩！”　　“同意！”　　熊秉坤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没有康梁，没有孙黄，甚至连蒋翊武都不知所踪。几百个士兵的自发行为宣示了人心的向背，也点燃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夜里十点半，吴兆麟下令士兵往楚望台西南集结，整装待发后，立即攻打湖广总督府。　　兵分三路，平行推进。由于要分兵留守楚望台，进攻的兵力十分薄弱。除了蔡济民所率的一排，其余队伍均被敌方强大的火力所阻。　　蔡济民一到督府门口就乐了。原来张彪亲自指挥人马，严阵以待，一边是机枪哒哒哒地放，一边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　　张大人虽然把平乱搞得像拍历史剧，但杀起人来一点不含糊。纵使革命士兵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依然无法突破枪林弹雨。督府门前，尸横遍野。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从天而降。　　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前面用两场戏的笔墨做过铺垫。戏剧创作最讲究“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可能写着写着就把一支活生生的军队给写没了。　　在徐万年的率领下，南湖炮队在蛇山布好了阵。吴兆麟得知后，立刻派人通知前线的蔡济民，让他想办法帮炮队定位轰击目标。　　蔡济民四下里看了看，一个“乾记衣庄”的匾额映入眼帘。他立刻命人去衣庄放了把火。火光的映照下，总督衙门再也无处藏身。　　排炮声声，震天动地。一轮过后，督署大堂和八镇的司令部都被夷为平地。　　瑞澂慌了，准备逃跑，师爷张梅生力劝不可。清制疆臣死封地，弃职逃逸属杀头重罪。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后人讥为“六不总督”。其实，叶名琛不是不想走，是走了一样死，还自毁形象。瑞澂心理素质差点，就连形象都不要了。　　偏偏此时又跳出来个楚豫舰管带陈德龙，说船都开过来了，总督大人你快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为了减轻领导的罪恶感，陈管带还正义凛然道：“逃到军舰上不算逃，一样可以指挥反击。”　　炮声隆隆，有几颗就在不远处爆炸，震得瓦片碎裂，惊叫一片。瑞澂的耳朵嗡鸣了，周遭的声音也变得遥远起来……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　　这是1907年安庆起义爆发后，自己的老上级，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发给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电报中的一句。端方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态，瑞澂至今记忆犹新。　　“重臣出使，炸弹窃发；疆臣阅操，火枪致命。”那时的瑞澂，是江苏布政使。他添募水师，购置兵轮，将自己治下的新政办得有声有色。当在报纸上看到这句时，瑞澂摇了摇头，他不明白太后老佛爷在犹豫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朝廷虽已颁布“仿行宪政”的国诏，却只有一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模糊表述，这就给了革命党口实，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攻讦清廷是“假借立宪，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　　“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唯该督抚是问。”这是当年下发的上谕，里面严词怒斥了各地大员于时事多艰之际养尊处优、荒废吏治，以至酿成地方巨患。　　对此，瑞澂又表示不理解了。人心浮动久矣，吏治从来荒怠，这是事实。但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老佛爷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立宪呢？载泽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独不利于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宁可相信瞿鸿禨那个老顽固的。　　当然，历来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都必祭一面大纛（dào），上书“民智未开”。他们的逻辑是：人是政治机器的操纵者，人不正，再精密的仪器也会被用偏。而人性由传统雕琢，被文化塑造，改变非一日之功。　　难道中国人的人性等同于奴性，天生就要忍受不公、压迫和种种限制？诚然，西方政治体制中渗透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是建立在其契约精神的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基础之上的，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赖于体制和文化的双重作用。　　对一个时代来讲，文化是水，体制是钢。体制之钢能改变文化之水的走向和形态。但反过来，水至柔而能穿石，文化之水在浸润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心态之后，又能以汹涌的态势将体制之钢冲垮。　　心念及此，瑞澂叹了口气，让手下一个戈什哈（侍卫）将后墙捣出一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逃上了兵轮。　　人心即历史　　瑞澂一走，清军方寸大乱，越打越气弱。革命军组织了敢死队，冒死冲进督署纵火，终于占领了这一标志性建筑。　　张彪见势不妙，一口气跑回了家。　　前脚刚进门，后脚辎重营的士兵便到了。张彪只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幕，不想这帮士兵竟是来接应他逃跑的。　　一行人逃到刘家庙一带，张彪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　　寺西秀武提出一个直捣黄龙的翻盘计划：由张彪亲率残军，潜行至楚望台，佯称向革命军投降。再借机把党人高层骗到一起杀掉，一举捣毁起义指挥中心。此行如果得胜，自可上奏北京，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都推到黎元洪身上。即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还能青史留名在。　　张彪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寺西秀武，摇头不从。　　到11日上午，武汉三镇的大小官员，都争先恐后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拖家带口，专心逃命。　　历代王朝倾覆前，总有些殉节的忠臣孝子，用自杀告诉世人，这个朝代还不赖。可惜，清朝实在不得人心，实在无道可殉。　　好不容易出了个湖北按察使（分管司法的副省长）马吉樟，还把殉节演成了闹剧。　　起义发生时，马大人听说总督跑了，很淡定。又听说巡抚和布政使都跑了，还是很淡定。　　问题是家人和下人没他觉悟高，开始不淡定了。　　马大人一面鄙视他们的觉悟，一面做出表率。他穿好朝服，抱起大印，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端坐正中，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马大人正气浩然地望着远方，相信那一刻，他心潮澎湃。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革命党没等来，倒来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人。　　马大人不自在了——难道革命党忘了这里，一个也不来？　　又过了会儿，马夫人领着众小妾来大堂探视，见马大人正襟危坐，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拉扯了出去。　　至此，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铁血十八星旗冉冉升起。距离程正瀛的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传接力棒般，挨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下一步怎么走，吴兆麟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队官，指挥上千人马攻克都督府早已超出能力范围，接下来的摊子，以自己的威望震慑不住。　　可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砍头的砍头，跑路的跑路，在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齐齐失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心骨把舵，革命的小舟随时可能在大风大浪里翻船，届时，大伙一块玩儿完。　　蔡济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领导机构，否则，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内讧传统不难想象，群龙无首会迅速导致革命军陷入内乱。其次，推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以其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只有这样，武昌起义才不会被解读为寻常的士兵哗变。　　众人想来想去，有资格担当起义形象代言人的，武昌就俩人，一个黎元洪，一个汤化龙（1874—1918）。　　汤化龙出身富商家庭，天资极高，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后留洋日本，进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汤化龙回国，正赶上清廷在各地开设咨议局。　　咨议局是历史的产物。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席卷开来，涌入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请愿活动。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八十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溥仪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主政后的第一次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定使宪政成立。　　如果说国会是一款PC游戏，那资政院就是游戏的试玩版。由于该游戏研发周期过长（九年），连试玩版都迟迟不能上架。于是，游戏公司（大清）先行发布了试玩版的试玩版——咨议局，以纾望眼欲穿的玩家之渴。　　咨议局就是省一级的资政院，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议长。　　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之八九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进士和举人，但与以往不同，这帮人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比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强。　　咨议局作为省一级的民意代表，经常和巡抚对着干。矛盾闹到中央，资政院（1910年开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跟军机处对着干。　　因此，咨议局在地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武汉为例，在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期间，组织成立了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配备两千杆德国毛瑟枪，待遇比当兵还好。一遇全国有啥风吹草动，还时不时组团到总督衙门外游个行请个愿，完全一副地头蛇的架势。　　起义爆发时，汤化龙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五个月前，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仿效议会制国家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十三个阁员里九个是满清贵胄，只有四名汉族官员——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彻底寒了改良派的心。　　对此，梁启超愤然指出，皇族内阁的设立将使以后的字典“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把改良派旗手生生逼成神算子，也算专制政府的一大特长。　　当然，革命士兵告诉汤议长，改良行不通可以革命嘛。汤化龙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咨议局。　　刚刚就座，熊秉坤等人便开门见山，要推举他做都督。　　汤化龙赶紧起身，摆手道：“兄弟一向拥护革命，只是瑞澂逃走后必然电告朝廷，派大军攻打武汉。在下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时局不明，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　　黎叔上贼船　　吴兆麟早就看出文弱的汤化龙不是带兵的料，不再为难他：“打仗还是得找个在军中有声望的人，我认为黎元洪最合适。”　　蔡济民马上附和：“黎协统据说还在武昌城里，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找。”　　蔡济民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因为和黎元洪是老乡，都是湖北黄陂人。　　也许是平日里注意攒人品的缘故，黎元洪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做过严复学生，受过张之洞赏识的老好人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逢迎上级。　　靠巴结荣禄上位的陈夔龙在当湖广总督时，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的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反观黎元洪，仅送几块钱作吊仪，吝啬至极。　　黎协统要真是穷鬼，陈总督还想得过去。问题是没过多久，汉口慈善机构筹集善款，黎元洪一出手就是三千大元，非常豪爽。虽说时人交口称赞，但陈夔龙却从此深恨黎元洪。　　可惜，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太好，生活作风也无可挑剔，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陈夔龙始终无从下手。　　1906年，黎元洪奉命督师，率兵镇压萍浏醴起义。部队开拔前，他召集属下军官，说：“我们打仗，一定要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有政治诉求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而应设法劝说，使其自行解除武装；如果是以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则应坚决予以消灭！”　　可见，黎元洪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思想进步不代表支持革命。坐到协统的位置，也算既得利益者了，清廷若垮台，吃了的还得吐出来，谁也不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因此，当一个革命士兵兴奋地爬上协部的营墙，大喊“反动”口号，被卫兵擒到黎元洪面前时，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将之捅了个透心凉。　　威武的姿势没摆多久，就让地动山摇的屋子给打乱了。南湖炮队轰完总督衙门开始轰协部。　　参谋副官个个想逃命，力劝黎元洪“暂避”。　　黎元洪见人心都散了，坐在这挨轰也于事无补，就跟参谋刘文吉回家换了身衣服，跑到附近一个下属家躲避。　　第二天一早，黎元洪担心家里的积蓄被哄抢，派火夫去取。结果，火夫在搬运财产的路上被马荣和程正瀛盯上，二人带着一排士兵，跟踪其找到了黎元洪。　　垂头丧气的黎元洪被“请”到楚望台。　　革命士兵一字排开，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吴兆麟从人群中闪出。黎元洪见到老部下，心中稍安，责怪道：“你学问好，资历深，为什么跟他们胡来？”　　一旁的马荣闻言暴怒，拔刀欲砍，被吴兆麟喝止了。黎元洪知道他二人在演戏，盯着吴兆麟，等他说话。　　吴一脸苦相，为难道：“协统大人不要生气，昨夜厮杀，戾气过重，大家都还没缓过劲来（别惹我们）。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岔开话题：“武昌孤城一座，朝廷很快大军云集，你们打算如何抵抗？”　　吴兆麟开始忽悠：“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不日即到。”　　吴兆麟敢这么吹，肯定是听熊秉坤说的。熊秉坤是听文学社说的，文学社是听共进会说的，共进会是听居正说的。居正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和孙武过从甚密。　　黎元洪也不深究，继续问：“瑞澂等人就在军舰上，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退守湖南，同盟会的焦达峰即将在长沙举事。”　　又是听孙武说的。　　黎元洪叹了口气，骑上士兵牵来的马，极不情愿地同吴兆麟往咨议局的方向揽辔而去。　　咨议局坐满了人。黎元洪入座后，汤化龙起身抱拳拱了拱手，对众人道：“汤某全心赞成革命，但毕竟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因此，都督是当不了了。其余诸事，在下尽全力帮忙。”　　在场之人，心领神会，都把目光落到了黎元洪身上。　　黎元洪愁眉苦脸地缩成一团，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喃喃道：“莫害我，莫害我……”　　蔡济民怒了，拔枪在手，厉声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殉难的弟兄！”　　众人无不作激愤状，大厅外的卫兵也嚷嚷着要进来一枪崩了黎元洪。吴兆麟见戏演得很成功，黎胖子额上都渗出汗了，便俯身在他耳边道：“再推三阻四，酿成大乱，我也保护不了您。”　　黎元洪脑袋一耷拉，算是默许了。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第二天，一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贴满了武汉。　　武昌街头，万人攒动，百姓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激动异常。以往都是革命党小打小闹搞恐怖袭击，现在连清政府的高级军官都反了，大家顿时觉得推翻天朝不是没有可能。　　但黎元洪不这么想。　　专制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第一要诀就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你永远不知道高层那帮人在忙什么。　　然而，参加过两次清廷秋操（军事演习）的黎元洪知道。　　六年前那场在河南彰德举行的演习，让黎元洪见识了北洋六镇昂扬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段祺瑞那犀利的目光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屋外的普天同庆就像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世界，顾虑重重的黎元洪愣愣地望着北方。　　汤化龙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发布消息。　　他的计划比蔡济民更周密。一面以瑞澂的名义急电各省督抚，用形势危急等措辞动摇敌心；一面致电各省咨议局，将这帮被清廷推到革命派家门口的改良派议员拉进来。　　当蒋翊武把通电文稿送请汤化龙审阅时，汤摇头告诉他，明码是发不出去的，各省的电报局都掌握在清廷手中，要发必须用密码。　　密码本在督办八省膏捐大臣（烟草专卖总局局长）柯逢时手上，以往咨议局发电，都得去土膏捐局找柯逢时。　　汤化龙叮嘱蒋翊武不要为难柯逢时，以礼待之，自能要到。　　又一场吊民伐罪　　10月13日，电报均已发出，革命党开始炮轰死赖在长江上的楚豫舰。交火两小时，瑞澂不敌，命陈德龙将船开往下游。　　这事对黎元洪触动很大，海军出身的他没想到楚豫舰竟如此不堪一击。看来，这世上最狠的不是船坚炮利的，而是敢玩命的。　　敢玩命没弹药也没用，新军长期面临的就是弹药短缺的严峻现实。　　本来，自打有了新军，淮军余部就被缩编为巡防营（武警部队），不受待见。可随着安徽、湖南的新军叛乱，军队的忠诚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地方大员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结果便是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显现：统治阶级原本用来救急的变革利器，却最终反噬己身。这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推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防范并没有帮助清廷消弭祸患，控制弹药的猥琐行为反而让更多的新军士兵对政府离心离德。　　黎元洪不能彻底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弹药不济，但这点顾虑在革命党打跑楚豫舰后烟消云散，他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大有可为。　　对付骑墙派要趁热打铁。蔡济民看出黎元洪立场有所动摇，就和蒋翊武一起撺掇他剪辫子。　　生活就像变速自行车，有的挡很多人从来没用过。黎元洪突然想尝试一下，他不再拒绝。　　剪辫后不男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个光头。　　蔡济民哈哈大笑道：“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了照镜子，也忍俊不禁：“我看像个弥勒佛。”　　不久，美国驻汉口领事特来拜会，当问及中国将来实行何种政体时，黎元洪干脆地回答道：“共和政体！”　　既然木已成舟，何不拼死一搏？　　在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一改往日猛打酱油的面目，郑重表态：“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他重拾领袖风采，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动员，准备迎击清军。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不胫而走，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词。　　上海的《时报》是江浙立宪派的喉舌，向来反对革命。但因对政府失望透顶，《时报》还是发表了一篇《意料之外》：德法不交战而意土交战，出人意料之外；湘粤不抗路而四川抗路，出人意料之外；成都不失守而武昌失守，尤出人意料之外；广州不失守而武昌失守，更出人意料之外。呜呼，自今以往，出人意料之事，岂第止此哉！然而政府则犹梦矣！　　《申报》的政治立场更保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呜呼！川乱未已，鄂乱又起，何今日祸变之多耶！夫春间粤乱犹在沿海，此次川乱偏于西隅，今则革党势力已蔓延于长江流域矣！其情形之危，更非川粤可比。　　遍地星火的时代，即使是满人办的报纸也悲哀地发现为政府遮羞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能总在头版头条写“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吧？　　1911年10月17日，黎元洪有生之年最难忘的一天。　　革命军在阅马场举行誓师大会，由黎元洪亲自宣读祭文和誓词。　　高大的祭坛耸立在阅马场中央，坛前烟火缭绕，坛上香案玄酒，供设着轩辕黄帝的灵位。　　“时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画面切为黑白。一队荷枪实弹的清兵，押着唐才常走到滋阳湖畔。“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萧萧瑟瑟，面湖而立，平静地对身后的清兵说，“堂堂男儿，怎可屈膝，动手罢！”　　黎元洪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满清异种，横侵政权，二百年来，惨无天日，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复故物……　　广州天字码头，一长身玉立的美男子即将引颈就戮。监斩官问他有何遗言，他微笑道：“悔矣，恨矣！”监斩官不解：“悔什么，恨什么？”他大声道：“悔德寿未死，恨自己先行，没炸死这个满贼！”　　他叫史坚如，两周前在巡抚衙门后墙外挖了条地道，直通广东巡抚德寿官宅的后花园。史坚如在地道里塞满烈性炸药，点燃了引线。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可惜，结果令人颇为沮丧，附近的平民被炸死好几个，德寿本人却只被震下床榻，毫发无损。　　懊恼的史坚如准备去香港再买些炸药，却在登船之际被尾随的密探逮捕……　　黎元洪的声音再次传来。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　　长沙。同盟会成员焦达峰、陈作新响应武昌起义，率军攻打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很识时务地在大堂高悬“汉”字白旗，乘乱逃走。　　西安。新军第三十九协管带张凤翙（huì）正率军攻打满城，西安将军文瑞站在城楼上指挥旗兵负隅顽抗。血战一日，满城告陷。文瑞困兽犹斗，下命巷战，三千旗兵伏尸街头，终不敌革命军包举宇内之势。文瑞无力回天，投井自杀。　　昆明。新军协统蔡锷（1882—1916）正在率军攻打督署，一个叫朱德的小排长冲锋在前，率先攻克了李鸿章（1823—1901）的侄儿、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老巢。　　太原。刚刚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的陆钟琦在听说邻省陕西独立的消息后，忧从中来。他不知道的是，新军标统阎锡山正在和自己早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儿子密谋策反他。几天后，陆钟琦还没来得及与时俱进，就被暴动的士兵乱枪打死。　　画面逐渐叠化为黎元洪跪颂祝文的场面。　　元洪投袂（衣袖）而起，以承天庥（xiū，庇佑），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形式主义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从不过时。祭天大典隆重的观瞻给革命士兵注入的是精神力量，而黎元洪和汤化龙心里盘算得更多的却是现实的权力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