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63]吳國璋：〈陳獨秀，漢奸？托派？〉，《民意週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注64]漢生：〈「拉」與「打」〉，《大漢晚報》，1938年3月21日。[注65]〈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注66]程思遠：《政壇回憶》（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98。[注67]〈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到大後方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第151期，1938 年 2 月5日。黃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黨員，也與托派沒有關係。其實，張慕陶、徐維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幹喬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組織統一後不久，即投靠國民黨，這時也不是托派，更沒有當漢奸。[注68]李武：〈九個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鏡〉，《抗戰嚮導》創刊號，1938年3月19日。[注69]〈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注70]徐樂如：〈最近陳獨秀事件的法律觀〉，《民意週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注71]志痕：〈《指鹿為馬》——造謠耶？卑鄙耶？〉，《抗戰嚮導》，第4期，1938年4月15日。[注72]鄭學稼：〈給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1938年3月13日寫於珞珈山），《抗戰嚮導》創刊號。[注73]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正報》，1938年4月25、26日。[注74]《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岳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在武漢和重慶，與周恩來及陳獨秀都有來往。[注75]陳獨秀複楊鵬升的信（1940年6月12日），中央檔案館藏。[注76]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賀松生即何資深、何之瑜。[注77]《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注78]〈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72。[注79]托洛斯基：〈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51。[注80]托洛斯基：〈伊羅生著〈中國革命悲劇〉序〉，《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64。[注81]《「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油印小冊子），頁13。[注82]《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4。[注83]〈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 S.同志問題〉，《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8，1946年托派多數派所印的油印小冊子。[注84]〈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69，譯註一個。[注8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7。[注8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數派油印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的「附錄」上，取名為〈DS給國際的報告〉，但是沒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陳獨秀的部分遺著編輯成小冊子《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時，請鄭超麟回憶，註明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獨秀著作選》時，根據鄭超麟的回憶，註明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見後，告訴鄭超麟，他在托洛斯基被刺殺後40年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陳獨秀寫的原信，註明為「1938年11月3日」。於是鄭寫了〈陳獨秀致托洛斯基的信是哪一日寫的〉一文（刊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進行了糾正。[注87]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4。[注88]《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注89]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3。[注90]林庚白、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分別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6日與18日。[注91]史斌、蘇晏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79年3–4月），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4期。[注92]唐寶林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22日）。[注93]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南京反省院內部刊物，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注94]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注95]《鬥爭》，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注96]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注97]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3。[注98]《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10–20。[注99]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注100]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創始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為共產國際做了許多貢獻。[注101]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1。[注102]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8。[注103]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8。[注104]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注10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1。[注106]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十九「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過了幾個月，做通鄧初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陳獨秀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家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彆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於是由陳北大時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幫助，住到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又遷到距縣城約20里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不過由於與鄧初情誼深厚，他仍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陳晚年通信的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1939–1941年間陳獨秀給楊鵬升的40封信，全是這個地址。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當年反對封建迷信的旗手，在感情與習俗的壓力下，現在也表示要遵守「喪制」，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制，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2]陳晚年的住房「石牆院」其次，1940年3月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3]文章敍述了他與蔡先生的歷史接觸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批駁了對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批評︰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抱着國「渣」當做國「粹」；這種國粹家，實在太糟了。再次，這年春天，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約40里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惟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6月果然傳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特作一首五言長詩。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4]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說︰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願隨波逐流的獨特的風骨。一天，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濃濃的鄉情與從小就養成的秉性，贈詩曰︰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7]1940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晚年的一個倒運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所得無幾，陳獨秀損失巨大。在武昌時楊鵬升贈送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以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也隨之失去，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大半追回，惟印章與手稿「去如黃鶴」。[19]由於年老，加之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戰爭的環境，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入川後陳獨秀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複雜。據現有資料記載，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每月300元。大姐家在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丈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但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劫後倖存陳獨秀給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五四」運動前夕，經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文科學長陳獨秀，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軍界任職。但是，黨派之見絲毫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內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面，只是以書信往來。1939至1942年，陳生命的最後3年，寫給楊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只有幾十個字。雖然陳獨秀曾經為師且年長一輩，但每封信的開頭均稱楊為「老兄」，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均為「弟獨秀」。從信中看到，楊得知陳生活艱難，先後6次寄錢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所寫，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陳獨秀略事寒暄後，十分關切民生問題，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麼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最大力氣，把米價控制住，從6月半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準，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大約半個月後，陳步行兩華里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孫中山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作《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原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老接着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罈罈，都是他們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乾，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21]此外，近年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中，還發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保存的六封與陳獨秀有關的信。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用朱的名義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告有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陳佈雷的通信，陳佈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轉贈。最後一封是陳給朱的回信︰騮先先生台鑒：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卅一年[22]在此之前，大陸學術界根據鄭學稼所說的話，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贈陳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託張轉贈，又遭拒之；張再託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首先，5，000元的問題，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發生了矛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考證。或者是兩者都說得對，可能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回朱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與鄭學稼類似的回憶︰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儘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只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朱致陳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朱致陳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致陳佈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都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朱家驊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予接受。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是勉強。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位是蔣先生5，000元。這自然是蔣介石，看來何是知道這筆錢來源的，只是瞞着陳。陳既逝世，也就不必隱瞞了。對照朱家驊和陳佈雷的信，應該是8，000元，少了3，000元，又是一個待考的謎。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家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錢。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教育家歐陽竟無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小學識字教本》及其坎坷命運陳獨秀對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有特殊的愛好。每當政治上受挫，他就專心致志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下，又與各政黨脫離了接觸，對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也無能為力，只是偶然對國、共、托三黨及戰爭形勢發表一點看法，此外主要精力是放在進行最後的文字學研究和撰述上。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他寫過一部《字義類例》的文字學稿子。在南京獄中，又以其二十年代常用的筆名嵌入書名寫了一部《實庵字說》。這部著作正式開始了他對漢字的逐個解析，但側重於有關聯誼詞的釋例。之後，全面研究每個漢字的形成規律與音、形、意的組合特點，以幫助人們「識字」。因為瞭解了這個字的形成歷史和特點，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記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識字初階》。但此稿在獄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此稿，並改名為《小學識字教本》。陳獨秀撰寫此稿的原意是想匯畢生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的成果，致力於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此乃是他大革命失敗後竭力鼓吹漢字拼音化運動無人響應後的另覓蹊徑之為。陳認為，漢字的確存在着「三難」問題，但是只要找到漢字的規律，也就不那麼難了。從《字義類例》、《實庵字說》、最後到《小學識字教本》，終於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了一個完整獨立的體系。據何之瑜介紹︰「按仲甫先生於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拋』字時，適人過訪，旋即臥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絕筆矣。」下篇計劃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陳臨終前對何之瑜說︰「本書體系業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單獨問世。」對有人提議請代人續寫以完成書稿，他說︰「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意寫也。」[32]這部書稿的命運與作者一樣坎坷，寫到「拋」字絕筆是意味深長的巧合。1939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工作的陳獨秀好友台靜農得知他在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就介紹該館約請陳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5，000元稿費。後來，陳把已經自成體系、可以單獨出版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了編譯館，囑先行出版。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見稿十分讚賞，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報請陳獨秀續編學生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申請再預支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報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師用《中國文字說明》——引者）已否交來？照發。」[33]陳的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還未完成，已經得到了一萬元的預支稿費。但是，由於發生了他與陳立夫之間關於書名的爭執，去世前「教師用」的「前稿」卻不能完成和出版，「學生用」的後稿自然也未動手。陳囑家人不得動用預支稿費，並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34]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小學」在學術上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古稱，陳著總結了自己在這兩方面一生研究的成果，故用此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陳獨秀回信說：「拙著識字教本意在訓蒙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教本別有一種。」[35]陳獨秀認為對於老師來說，這個書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陳立夫不予理睬。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陳可忠說︰「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36]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書名改為《文字新詮》，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到上世紀80年代，章太炎在台後人把《教本》油印本交給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到了1995年，才在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油印本。但是，由於校訂者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敍』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梁實秋為人誠實可敬．臨終前囑託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移居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其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研究《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與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合作主義」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面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純屬「人道主義」。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賻（殯）儀費收入部分︰蔣先生 5，000元陳立夫先生 2，000元這種現象，一方面不能不說明蔣介石有過人的「氣量」，對自己的政敵有如此的「仁愛」之心，同時也可能有蔣介石一廂情願的「報恩」因素︰因為畢竟在大革命中陳獨秀被迫執行的莫斯科政策，幫了蔣的大忙。特別是「四．一二」前後，陳曾答應蔣的要求，堅決反對過左派提出的「迎汪倒蔣」和「迎汪抑蔣」方針，《汪陳宣言》的簽訂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成就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大業。而陳卻因此被中共開除，最後又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不能不使蔣動一下惻隱之心。另一方面，陳獨秀1932年被捕，1942年去世，這10年間國民黨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之外，還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並一直暗中監視着他的行蹤。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還對他的病貧狀況瞭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上述舉動乃有所圖，應該是可想而知的。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着邊際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39年國民黨採取過的一個特殊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訪陳。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良苦。正如1933年在法庭上表現的那樣，陳獨秀對共產黨的抨擊出於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完全不同。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他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反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陳與胡、戴一見面，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關照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陳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面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面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37]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國內前途堪憂，你又受到中共的惡毒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一番！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陳獨秀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的關註，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二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史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38]「西北王」胡宗南當時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英美等國竭力引誘德國東侵蘇聯，蘇聯則以與希特勒妥協對付之。這種政治手法的詭詐，直線思維的書生陳獨秀怎能理解？從個人經歷或托派立場出發，說出以上那些話，是很自然的。囑「切勿見之報刊」，說明陳不願意為國民黨所利用。早在1938年4月23日，張國燾自延安逃武漢而未經國民黨安排與陳會見時，《新華日報》和親共的《大公報》就造謠說陳獨秀「會見叛徒張國燾」。當日，陳立即給在長沙的賀松生（即何之瑜）寫信闢謠︰「張特立到武漢事，你們想已在報上看見（今天的新華及大公），我並未遇見他，有人造謠他已來見我，真可笑！」[39]因為當時賀松生與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有聯繫，所以，此信實際上是對中共的抗議。蔣介石對陳獨秀這種軟硬不吃的獨立人格，既惱又尊。惱的是至陳死也未能把他爭取過來，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爭取過來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物有的是，如張國燾、顧順章等，都曾為其獻計獻策。陳已劇烈反中共，為甚麼不能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被中共稱為「叛徒」的人崇高之外，沒有別的可以解釋。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寫的訪陳報告後，蔣說︰「陳的見解深刻，眼光遠大。」讚嘆之情溢於言表，並認為陳與張、顧「過來」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於是，不僅通過朱家驊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陳資助巨額醫藥費，陳逝世時，還資助殯葬費。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再加蔣畢竟是個多疑之人，恐其以後再被延安爭取過去，因此至陳死也沒有放棄對他的監控。據1939年春至1943年春先後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任第二科中校副科長和黨政組中校組長的易嘯夫說︰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各方人員湧入重慶，不久成立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其下設有稽查處。稽查處對各黨派的監視，分為「監視對象」和「注意對象」兩種。據易回憶，由軍統交下的監視對象黑名單約有百人之多。對監視對象要派專人跟蹤，並規定不准離渝。列入被監視的黨派人員有共產黨、救國會、職教社、生教社、鄉建派、平教會、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黨、托派、青年黨、國社黨、汪精衛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陳獨秀、高語罕二人。[40]陳也看透了蔣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陳獨秀在給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談到國民黨密探到該校，囑何「不必謹慎過度」，「他們願探的三件事︰（一）我們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有無關係；（二）我們自己有無小組織；（三）有無反對政府的秘密行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聽甚麼呢？」[41]最後的思想輝煌陳獨秀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有些意見出於托洛斯基理論的黨派偏見，不盡正確，如中共發展的前途（能否奪取大陸政權），蘇聯最後與同盟國聯合打擊法西斯等，都沒有說對；對中國抗戰前途，由於當時處於最艱苦的時期，表現出悲觀，情有可原。當擺脫黨派偏見而獨立思考時，他的驚世之言和偉大預見就會大放光芒。這些思想，是在最後幾年與上海托派極左派領導集團的爭論中發表的。陳獨秀入川後，國內外戰爭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國內，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敗。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憑藉川、雲、貴天險，防守待變，其軍事實力受到嚴重削弱之後又繼續衰弱下去。而在各地與共產黨的摩擦事件如「皖南事變」等不斷發生，加劇了民族危機，並且不關心民眾疾苦，任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逐步喪失民心。中共則深入敵後日佔大城市及交通線以外的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實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共、國、中間勢力各佔三分之一的抗日聯合政權），利用「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籠絡廣大中間勢力和知識分子，為它日後的壯大奠定了基礎。國際上，自稱社會主義的蘇聯為自保，對付英美的「慕尼克陰謀」，不惜與魔鬼握手，1939年8月和11月，先後與德國、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在這年冬天（11月30日）又藉口邊防安全（保障列寧格勒），大舉入侵小國芬蘭，引起國際公憤。[42]1940年9月，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始終關心政治和人類命運的陳獨秀，在專心進行文字學研究的同時也不時發表議論，有時在報刊上直接發表，有時是他給表弟（時在雲南某師範學校教書）濮清泉（筆名「西流」）信與文章並由其轉給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鄭超麟等。這些後來被稱為「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的文字，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與此相關的抗戰前途和蘇聯問題上。第一、關於戰爭與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執行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失敗主義」，從而引發統治危機，造成革命時機，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派中央堅持所謂列寧的「失敗主義」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路線和口號，宣揚在抗日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等書信和文章中反復批判這種論調。意思是，不僅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他列出以下幾條理由︰（一）「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二）「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三）「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佈『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43]（四）「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摧除乾淨」，「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44]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只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45]「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46]上海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作出了「決議」，[47]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面，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反而證明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是正確的。所謂「失敗主義」和「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策略既不現實，又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第二、關於民主與專政陳獨秀在給西流信中說：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48]此次（大戰）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49]陳獨秀特別聲明︰「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這些意見是︰一、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二、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如果說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民主與資級（即資產階級——引者）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三、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發生的呢？四、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中共稱「無產階級專政」——引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50]五、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六、民主國與法西斯之顯然限界，請看下列對照表︰七、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為用之殺自己。八、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着獨裁者的鞭子轉動[51]九、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十、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虛僞、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以上見解，已被當時至今的中國和世界歷史所證明，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最高峰。用胡適的話來說︰「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適在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而逃難在太平洋一隻輪船上、為推薦正式出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小冊子[52]而寫的長篇「序言」中的一句話。《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影印本胡適的「序言」特別強調以下幾點︰（一）在介紹陳獨秀關於大戰誰勝利與民主關係時，胡適說︰「他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着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爛調。」（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也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他評論說︰「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