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王明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進行反擊，從公開信後第二天（3月17）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8]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敍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週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週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着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着你們牽着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9]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中共的報刊當然不敢刊登，於是，此信就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隨後，武漢各報圍繞着以上康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短評和陳信，掀起了一場對中共的輿論討伐戰，多數在陳獨秀以上觀點及由此涉及的民主、人權問題上展開論述。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的序言所述：本編各文中有一個大體一致的意見，即是站在法律觀點上，道德觀點上與抗日需要上，要求原告共產黨提出「陳獨秀是漢奸」的事實根據，向政府控告陳氏。這辦法自然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可確實地判定到底是陳氏的人格破產，還是共產黨在有組織地誣陷異己。[60]陳在武漢題字論「真理與強權」這些為陳辯誣的文章內容主要如下：（一）、認為中共此舉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最熱烈的時候，而王明、康生卻在抗日陣營內部大搞破壞，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的「漢奸」。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陳獨秀出獄後，已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現在一下子把他打成「日本間諜」，使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是中共對陳明顯的栽贓和誣陷。這不僅是對陳獨秀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陳的抗戰文集正如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所說：過去慘痛的事實，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只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甚麼可說？我們認定只有大家衷誠團結，只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面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只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該文最後驚呼：我們認定大家既然許身黨國，應當大家徹頭徹尾的加以反省，「應該痛定思痛，認清敵友，待罪立功；萬不可稍存意氣，重蹈以往的覆轍，骨肉相殘」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時急矣！寇深矣！華北數十萬方里之土地，已經被敵人侵佔；東南富庶的資源，也已經被敵人攫奪；無數萬的民眾被敵人殘殺；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我們還有甚麼心腸來鬧內部無謂的糾紛！我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61]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當年的《救國時報》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陳獨秀事件使中共威信掃地，不得不做些挽救工作。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74]以免事態的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陳的晚年書信中，稱周恩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部下為：「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75]通觀周的一生，此評價確是入骨三分。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週邊，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76]接着他流亡入川，隨後病逝，沒有得到「算總賬」的機會。在中共眼中，還是帶着「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國學者為平反陳獨秀運動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還想繼續高壓的文件中，才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77]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陳獨秀出獄後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面的努力，是違背托派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斯基的指示。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與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8]托洛斯基在致友人信中也表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意志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他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9]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批評：「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80]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見面，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已成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從此與陳訣別。這時上海托派只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根據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托派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杯弓蛇影，稱之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81]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出現了擺脫他們的機會。他對上海托派的厭惡之辭是：「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已如上述。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陳獨秀「忠實學生與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鄭明確反對陳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面預測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制，沒有大吵大鬧。他太瞭解陳了，吵也沒有用。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志，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面。此後陳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觀點。鄭活到1998年，壽數98歲，經歷了共產黨勝利後給他的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監獄生活，其托派信仰始終未改。陳獨秀知道，在抗戰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張及在武漢與何基灃的接觸及與第三種勢力的聯絡，必不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在南京和武漢「廣泛聲明」，不再代表任何黨派，並於1937年10月21日致陳其昌信中明確告訴托派臨委：「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82]這個聲明引起托派臨委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D. S.同志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主張與他決裂」。[83]代表年輕人的托派中最極端的極左派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階級存在着強烈的幻想據我們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84]最後，臨委在多數人的贊成下，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85]的提綱，嚴厲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稱其：「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接着，提綱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主張：1、「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是抽象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個最進步的階級（是現時的無產階級）又必須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所以單純地說：『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2、「把國民黨政府這次應戰的革命意義儘量加以誇大，同時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3、「D. S.所說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裏十分明顯地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4、「不但不嚴正反駁史大林黨之對於我們整個組織的無恥誣衊，反而公開地宣佈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佈他已脫離了『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5、「D. 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提綱最後提醒說：「D. 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着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 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明白，極左的根子在托洛斯基那裏，於是，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向托氏寫信，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陳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信一開頭就敍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歎：「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例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自己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太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但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駡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着，不但未能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為此，他給托派下的結論是：「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最後，為了打動托洛斯基的心，陳獨秀把托派在中國的發展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他把中共與托派對比，如數家珍似地報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托洛斯基在閱讀報刊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只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佔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麼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86]這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的蔑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面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顯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甚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第一、只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制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無疑更增加了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7]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托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第二、只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信中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問題上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佈「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制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面，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第三、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面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報效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面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嘗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8]他在給陳其昌等人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9]那麼，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甚麼呢？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出爾反爾，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與張西曼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發表聲明表示動搖，前者竟「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後者也表示在簽名時「曾要求過將內容酌加修改」。[90]兩人的公開信一發表，又引起一片譏嘲聲。說明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面對這種風流雲散的悲涼處境，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無限悵惘。尤其是1938年7月，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隻身流亡四川後，生活上又一次飽受磨難。正是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情誼的陳其昌長途冒險來到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給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那種感情和立場，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托派極左派小集團和解，也同樣不可能。因為它不僅「沒有發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這是一種多麼痛苦與無奈的心情。所以，他給托洛斯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從頭做出」的設想，既是一年來努力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扎。大陸學術界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情況證明陳獨秀已經與托派脫離關係。劉在1938年到武昌找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91]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92]原來，劉仁靜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處徒刑兩年半、進入蘇州反省院執行後，擔任了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繼續宣揚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發動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只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制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93]在獄中的陳獨秀看到了這位老冤家劉仁靜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議托派臨委開除劉仁靜。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資料時，在某單位檔案處保存的「陳獨秀手稿」卷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啟事》，啟事寫道：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制資本芻議》[94]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這個《啟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後來經過臨委核實修改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機關報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啟事》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着說：「惟當時僅憑同志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然後寫道：「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佈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95]後來，劉仁靜向李福仁問起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斯基，請求幫助解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說：「全體同志對他表示失望了。」[96]但是，托洛斯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蔑視：「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面手法。」[97]劉仁靜就到武漢來求救於「老冤家」陳獨秀，如同1931年四個托派小組織統一時那樣。但又如上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在回到托派失敗後，劉仁靜公開倒向國民黨。1939年他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歷史真會捉弄人，中國托派中兩位都見過托洛斯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面，還都投進了當年發誓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懷抱。老年時的劉仁靜與家人的照片現在再來談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臨委之一陳其昌（與鄭超麟、王文元一樣，不同意陳的思想，但維持着對陳尊敬的情誼）1938年秋繞道香港到重慶探望陳，向陳展示臨委通過的《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後，由陳獨秀所寫，託陳其昌帶到上海，請李福仁轉寄托洛斯基本人的。當時大半個中國已被佔領，陳其昌再繞道香港回上海時，已經是1939年1月。上海臨委見此告狀信，立即通過了長達11，000多字的第二個對陳的決議《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98]進行反駁。反駁是那樣無力，反而證明陳獨秀是完全正確的，如不得不承認抗戰爆發後，在臨委的刊物上還出現「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這對於外面曾經發生了一些誤會和不好的影響」；但又辯解說：「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疏忽，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負責者中有一人還堅持保留這一口號以為宣傳之用。」然後又自吹上海失陷後即1937年11月通過的托派抗戰綱領（包括對中共的攻擊），稱其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但是根據過去俄國及中國革命教訓，根據列寧與托同志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寫給里維約同志的信）的意見相符，並且由中日戰爭一年餘來的事實，也從反面證實了我們所採取的路線之正確。《報告》也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抗戰以多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能根據我們的政治路線去鼓動民眾，組織民眾起來干涉這次抗戰，轉移這次抗戰，以至抗戰不斷失敗。」「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誣衊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D. S.同志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所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報告》在今後工作的打算中，一面堅持陳批評的做法：「盡可能地經常維持我們的刊物出版」；一面又採取陳的建議：「盡可能使組織接近群眾，在工人及農民中建立新的群眾組織。」這樣的工作最後還是如陳批判的那樣，把一切「歸結為一張報紙」。因為，如果「刊物」上滿是痛駡國共兩黨的文字，那麼就不可能「接近群眾」。殷殷關注——來自托洛斯基的深情厚誼陳獨秀的告狀信和上海臨委極左派自我辯駁的報告，都寄給了在美國的托洛斯基，要求「最高裁決」。這對一直關心着中國如同關心着自己的祖國，特別關心中國托派，而又遠離中國根本不瞭解中國國情的托氏來說，顯然是一道棘手的難題。但是，托洛斯基畢竟是一個形成了自己理論體系的革命家，對陳獨秀也有較深刻的瞭解，這兩點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密切注視着陳獨秀的命運與動向。他與托派臨委李福仁的談話與通信中，陳獨秀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1937年8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要李回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托氏根據自己對史太林的觀察，認為史、蔣可能合作，「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99]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斯基，猜測陳是投降了國民黨才出獄，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困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棱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眾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才回返到革命路線上來」托氏不同意李福仁對陳獨秀作的「投降」猜測，認為這只能作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們的同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但是，他卻「完全同意」李說的「史大林派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這是托氏最早提出讓陳獨秀到國外去的建議，而且態度極為誠懇和堅定。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在當時第四國際籌備會的人物中，像陳獨秀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曾是中共創始人並連任五屆最高領導人，在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風雲人物，最後脫離中共加入托派，給史太林和共產國際以重大打擊——的確是鳳毛麟角。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弄到美國來」。信中說：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所有同志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到片山潛[100]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的好處。[101]托洛斯基猜對了一半。國民黨一則出於陳獨秀是共產黨反對派，二則內部有許多陳的學生和朋友為其求情，沒有殺陳，反而拉攏陳，監視陳。倒是共產黨千方百計誣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正好與托提出這個警告同時，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大肆炒作「陳獨秀是托匪，應該槍斃」的論調，並且出現在延安《解放》雜誌上，掀起軒然大波。由於通訊不便，過了4個月，托氏才知道陳獨秀在中國拒絕發表「脫離托派」的聲明。而他的擔心，也被共產黨誣陷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的各種消息所證實。於是，他再次極其鄭重地給李福仁寫信：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史大林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如有可能，應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家、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家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發生的要大一千倍。同時，陳獨秀發表的「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聲明被中國托派誤認為是「脫離托派」的聲明，對他表示強烈譴責。而托氏對此卻表示充分理解：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着當局的管制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容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絕難忍受，卻已是極端困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102]這封信後，由於陳獨秀隻身入川，與上海托派失去了聯繫，托氏有大半年沒有陳的消息，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甚麼？他的思想如何？」現在，李福仁終於把陳的信和臨委的反駁報告寄來了。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路線是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的，另一方面，對陳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於是，採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托氏不可能像陳獨秀那樣批評中國托派，但他對於陳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顯然深受感動。陳提出的當前只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口號並無不合。陳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中心勢力」，更是托氏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9、10月間他給陳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都強調了這個願望。他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103]關於陳獨秀與中國托派臨委的矛盾，基於他對陳的一往情深和一貫的建議，認為很好解決，就是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來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托派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認為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更遂了他多年來要陳來與他合作奮鬥並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願望。真是一舉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點上還是不瞭解陳獨秀：陳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祖國危難時刻，決不會離開。托洛斯基在寫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被史太林派的克格勃用冰斧刺殺。托氏的殷切期望沒有實現，陳獨秀少了一個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陳獨秀逝世後，王文元寫過一篇題為《托洛斯基與陳獨秀》[104]的文章，對前者為甚麼幾次三番在後者與其他托派鬥爭中對之袒護，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斯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佈『自動脫離』或宣佈『變節』了！」又說：托洛斯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志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着同樣的話；這個評價決定了托洛斯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至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斯基所採取的態度總是袒護的甚至「曲宥的」。文章還說托洛斯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斯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斯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文章甚至認定：托洛斯基相信當革命局勢來臨時，陳獨秀還會與他們「說着同樣的話」；「真實的革命將使我們之間的意見消滅於無形，陳獨秀還會回到革命的第四國際的立場來，他仍舊要在中國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上海托派臨委見到托的回信後，對托氏在陳獨秀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極為不滿，他們又專門作出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 S.同志問題》，[105]實際是憤怒地駁斥了托氏對陳的袒護立場，不接受與陳獨秀調和：「D. S.同志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 S.同志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報告》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 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這簡直是耍賴皮了，其實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條條是真實的，而且是至始以來長期如此。就連《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陳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帶有托派色彩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只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甚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在這裏，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以上觀點原本是陳獨秀批判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卻輪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後排右四）、劉仁靜（後排右五）等，攝于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托派這裏反對的所謂「階段論」，是指資本主義以前的、落後的國家，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把托派堅持的「不斷革命論」或「一次革命論」，即經過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任務分成兩個階級來完成。所以，托派批判這種理論為「機會主義的階段論」。中共歷史上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都與托派的「不斷革命論」相似。毛澤東在批判他們時，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就是以上陳獨秀說的這種「階段論」。但是他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還是估計不足，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不久，又在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束了民主革命，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違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遭到慘敗。中共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重新發展資本主義。由此可見，陳獨秀的「階段論」（即在目前相當長一個階段內實行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引者）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更反對托洛斯基的「調和論」。《報告》說：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採取的冷漠、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同志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面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 S.同志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就這樣，無論陳獨秀或托派臨委，雙方都認為已經分裂。只是臨委中王文元、鄭超麟（1940年從鄉下養病後回到上海，加入機關報《鬥爭》編委會）、陳其昌、樓國華等少數人，出於與陳的私誼和一廂情願地認為以後時局變化、他能回到托派隊伍中來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斯基對陳的「寬容」，反對對陳採取極端的措施，如開除等。[106]為此，又是以「多數」通過的這個《報告》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回避這一鬥爭辯護他並未離開我們的立場。」於是，托派臨委本身，也開始醞釀新的分裂。最後，《報告》還是屈服於托洛斯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 S.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同時，卻又威脅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志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這也說明，這次如果沒有托洛斯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王文元、陳其昌等人出於感情的「辯護」，彭述之、劉家良這兩位陳氏宿敵控制的臨委，又要演出「開除」陳獨秀的鬧劇！注釋[注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注2]汪精衛致胡適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注3]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4]國民政府指令，第184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5]國民政府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6]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注7]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注8]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週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注9]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注10]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注11]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注12]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注13]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注14]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注15]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注16]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注17]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注18]獨秀：〈言和即為漢奸〉，向愚編：《抗戰文選》，第3輯（武漢：戰時出版社，1937年）。[注19]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注20]〈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1981年訪問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注2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注22]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注23]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注24]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注25]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頁32–33。[注26]《我的抗戰意見》，頁31–36，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注27]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1月。[注28]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7年3月19日。[注29]參見：《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6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注30]冰：〈陳獨秀先生到到何處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注31]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注3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注33]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31。[注34]轉引自：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注3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注36]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注37]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注38]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注39]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來由於與近代史所的種種矛盾，特別是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與李新的矛盾尖銳複雜，在學術上，劉主張現代史以1949年10月1日為起點。結果劉大年勝出，「現代史研究所」胎死腹中。[注40]打印件，未刊。[注41]〈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注42]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注43]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3。[注44]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注45]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注4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大陸出版的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斯基檔案，該信英文檔案顯示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斯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麼，「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注47]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注48]〈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發行。[注49]〈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注50]〈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注5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8。[注52]《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7。[注5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2–273。[注5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3。[注5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4。[注5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頁191。[注57]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週刊，第29、30期，1938年2月。[注58]〈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注59]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注60]雷宇同編：《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新東書局，1938），頁3。[注61]〈以大局為生〉，武漢《大漢晚報》，1938年3月19日。[注62]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及《新華日報》的短評《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均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