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 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 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衊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運動漲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如：「滬西區委的意見，頗有價值，應該值得注意，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採納的。」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只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對於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所以「草案」沒有提及。陳獨秀認為「草案」不應忽略：「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佈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儘早能統一起來：《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只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校內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志們說過，沒有集體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呵！[26]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志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27]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儘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4月12、17日，史朝生發起突然襲擊，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只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28]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儘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29]與此同時，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0]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以上二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制裁）」。[31]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跳了起來，被迫撰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無情揭露了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面派手法後，斥責朝生的「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只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2]——陳其昌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正是汲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3]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逐點批駁陳其昌的文章，斥責陳其昌：「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制下級同志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太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準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志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儘快籌備大會，[34]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政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只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35]馮玉祥，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軍事家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36]因此，史朝生他們照樣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強調「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必須馬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文件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只是在我們內部散佈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託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面，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文件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暗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文件指出：目前革命消沉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丁，「實現黨的民主」。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圖窮匕見，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麼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志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37]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面前擺着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着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批判「聯合戰線」（「共同行動」）問題，認為「政治上最嚴重的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於我們的策略問題，同時關係於我們的階級立場。現在組織內以及我們臨委內顯然存在着兩個絕不相容的思想和路線，並指出是「雪衣、商起士、莊、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或『在抗日、反戰、或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他們因此主張『為了提高反對派的政治地位，我們應該正式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史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機關報』等等。」而他們（史朝生、劉仁靜、滬西區委等）「根本反對這種意見」。因為「中國任何的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派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勾結，他們不會實現反戰、抗日或與民眾共同舉行政治革命，推翻蔣介石的軍閥政權。」通告還提出「國民會議的策略、革命形勢的估計及我們工作的重心、『反戰』『抗日』是中心口號與否等重要問題，我們都必須提出來予以明確的決定」。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志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事後，陳其昌揭露此《通告》出籠的不光明的情況是：「自從老何同志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志選補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38]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於是，他如同以往，把反對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兩派，都視為同志，出於組織統一和愛護同志的善良願望，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甚麼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志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昆侖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只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甚麼程度。轉而，陳獨秀批評了昌兄「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準，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39]——陳獨秀用三個警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準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但是，史朝生派對陳的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甚至認為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1935年1月13日（《臨委緊要通告》發出後的第十一天），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0]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只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點名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志，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只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不僅如此，此決議還全面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有意無意中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面批判並威脅要作組織處理——開除。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說法」主要是陳獨秀的，有些是他原來的觀點，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斯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於文字。如王文元所說：「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斯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1]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斯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2]、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着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已與陳其昌同志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志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接着列舉陳其昌三大錯誤：「（a）陳其昌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b）陳其昌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c)「陳其昌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陳其昌然後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志。第二號通告為甚麼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志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通告還點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蔣振東、念茲和陳亮的名，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與此同時，劉仁靜由於公開放棄了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面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着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3]——國內悲觀後，寄希望於世界革命和戰爭。這是當時托派與中共一樣的心態。劉仁靜談會見托洛茨基的經過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沒有點他名，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彙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甚麼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面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制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鑒於他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干涉，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4]陳獨秀的這封短信，也中了史朝生的下懷並被他們所激怒。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九千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45]信中除了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之外，列舉了「五大錯誤」，並說：「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然後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這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最後威脅說：「上面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這是陳獨秀自從遭到史太林共產國際和中共攻擊開除、托派小組織攻擊、「一．二八」事變中托派劉仁靜、陳岱青及法南區委等極左派攻擊以來，第四次最嚴厲的攻擊，而且是引述陳獨秀的文章、文件，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個常委之一王文元出獄到上海，瞭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46]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這些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上述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指出，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斯基為之刷清的甚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47]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斯基遺囑（死後40年開放）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志——（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面）。這個備忘錄於1935年8月3日寫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斯基同志《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志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志，作為戰後（第一次大戰後——譯者）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着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面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着的鴻溝。那封信乾脆對他宣佈：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着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48]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敍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敍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並填補了一些空白。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決議，來不及執行（未及送達陳獨秀），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陳原來只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斯基一再譴責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作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這位陳獨秀的「反對派」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敍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新中央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這個情況，在托派留下的檔案中，沒有記錄。但因為伊羅生是當事人，陳獨秀當時又主張維持組織的團結，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新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是可信的。伊羅生寫完這個《備忘錄》後，把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報告提供給了巴黎的第四國際書記處東方部負責人Sneeviet（荷蘭托派領袖），然後就到挪威奧斯洛拜見托洛斯基本人，宣講他的上述《備忘錄》，以爭取托氏對他、劉和極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托氏與陳獨秀卻從未謀面，但從這次聽伊羅生的彙報托派內部鬥爭後的態度表明：托氏與陳真是靈犀相通，而對劉仁靜這位自稱的「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卻一直很不以為然。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斯基讀了伊羅生寫的《備忘錄》和他帶來的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左派反對派》後，四次接見伊羅生，暢談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場鬧劇，特別談陳獨秀問題。根據伊羅生的筆錄，有關內容如下：他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關於同資產階級聯合戰線問題：對於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機會主義，托氏絕不相信，他覺得把問題說得太不辯證了，太傾向於不加分別地使用含渾的名詞了。例如他覺得必須把（混合組織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區別開來；假使我們這樣地採取一個呆板的公式那我們就有趨向於教派與機會主義的危險。他着重地說：「共同行動」，純粹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一定得同向資產階級投降，混合組織，或不為任何具體任務而建立一種永久組織的「聯合戰線」分開。——這恰恰是陳獨秀在與劉仁靜極左派爭論時的觀點。托氏立場鮮明地站到了陳獨秀一邊。關於紅軍問題，托氏只說：「它的發展證實了反對派的一般的預言：如不得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則它的命運就會依賴於其存在區域中的上層民眾（商人與中、富農），即被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優勢兵力所壓服。」——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一致的。關於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論，伊羅生介紹：「劉仁靜說群眾把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東西』（即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斷了我的話，他說：倒不如這樣說更對些，就是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他接着說，在英法等國的發展中，民主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長時期，是延長了幾世紀的時期在中國，『民主』時期極短，也許完全不存在。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是說，群眾把國民會議或民主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為一個東西』。」——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批判劉仁靜的觀點一致的。最後，關於因這些爭論，中國托派新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托氏鮮明地表示：我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這些爭論，所以還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我想即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把這一切都在生活中體驗過了。他比別人能在更為具體的形式下去知道這些。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而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49]托洛斯基深深信任和倚重陳獨秀，就在與伊羅生第三次談話後，即8月10日，他立即給在上海的李福仁寫了一封信，堅決防止再出現「開除」陳獨秀的事件。首先不得不默認中國托派組織的變化，「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那些思想分歧，我暫時不表示意見」。而對陳獨秀態度卻十分鮮明，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這裏，與伊羅生的談話一樣，實際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兩派爭論的意見。托氏也不顧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最後甚至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說：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諮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甚麼重要分歧；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50]這表明，托洛斯基在陳獨秀最困難和受屈辱的情況下，給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榮譽」。二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關係，一直繼續到托洛斯基1940年遇刺身亡。托洛斯基在挪威聽取了伊羅生的有傾向性——讚揚劉仁靜而批判陳獨秀——的報告後，還能對遙遠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作出這樣的反應和與陳獨秀一樣的判斷，可見他與陳獨秀一樣，的確具有同樣的偉人品質。而且，這件事發生在上次托氏與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失去聯繫近兩年以後，顯得更加難得。雖然二人這時在思想理論的總體上來說，依然是左傾的，即中國經過短暫的民主鬥爭，就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中國需要的是漫長的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後來的思想，終於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變相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羈絆，超過了托洛斯基，即超越了教條主義而回歸理性，從而使他成為不朽的偉人。晚年思想轉變的濫觴陳獨秀被托派開除所以沒有成為事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全體破獲。中國托派從陳其昌時期的穩健保守（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型，轉變為極左派新中央的激進型，急於佈置各地組織，在日本蠶食華北的嚴重形勢下開展革命宣傳和擴大組織，宣稱：「不應該像史大林派那樣誇大，但亦不應該成為尾巴主義。」在六個月工作計劃中，規定做八項工作：（一）《火花》至少出六期，應作一次募捐運動；（二）進行黨內教育的《校內生活》至少出四期，並寫出新的《政治綱領》，重要原則問題，對過去作一個初步的結束；（三）通俗小冊子至少出三種（1、國民會議運動；2、過去革命教訓；3、國際「左派反對派」十年鬥爭史）；（四）上海黨員至少應發展一倍；（五）上海至少應發展三個群眾團體，參加三個群眾團體；（六）派人整頓廣東組織，恢復北平、青島組織關係，準備全國代表大會；（七）國際通訊至少有兩次；（八）成立青年團委員會。如此大膽行動，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托派的動向已經被特務所掌握，正如伊羅生向托洛斯基彙報提綱中所說：特務曾向劉仁靜表示：他們「幾時要他來」，便幾時可以捉他。劉仁靜如此，實際上整個托派的處境也如此。伊羅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後認為工作走上了正軌，於是僱用劉仁靜當翻譯，一起去北平搜集資料，以便寫一部真實的《中國大革命史》。劉仁靜化名為柳鑒明，每天到伊羅生住的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一號收集各種報紙上關於政治、經濟、農村共產黨和國民黨等新聞譯出供伊羅生使用，重要的還做成剪報資料。1935年3月22日早晨，劉仁靜攜妻陸慎之及幼兒二名回湖北應城縣原藉省親。到達前門火車站，警探也隨之而來。搜查行李時，正如伊羅生所說：劉仁靜「表示出惶恐緊張。因為非常緊張，竟致將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帶在身邊。」這裏說「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內部關於「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刊物、傳單和如何「推翻」的討論集。警探於是認為抓到了共產黨，把劉仁靜一家人帶到局裏審問，然後移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北平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得訊，立持公函把劉仁靜調到該會審理稱：「貴院寄押共犯柳鑒明。在偵查期間經敝會提出詢問線索關係，傾奉中央電令為柳鑒明即共產黨托派領袖劉仁靜，案情重大，着敝會負責押解送京辦理。」[51]劉夫婦先轉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直解南京。黨務整理委員會函稱：「貴局之共犯劉仁靜、陸慎之一案，現奉中央電令解京訊辦，茲特派員赴貴局將該劉陸兩犯提回。」[52]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只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受陳反復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觀點。在政訓人員的開導下，重撿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轉入南京反省院後，以其理論知識做別的犯人「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班是包圍延安的胡宗南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然後再把個別「政訓」過來的人派赴延安。據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鋤奸部」負責人康生在毛澤東支持下，借「抓特務」之機實施黨內清洗，迫害大量從國統區投奔「革命熔爐」延安及各地根据地的知識份子，造成無數冤案。不少人自殺或被殺，還美其名曰「搶救運動」！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又被一網打盡。[53]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志（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員警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還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只可云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上之探討。」[54]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斯基十分具體的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這是一本比較客觀的、貫徹托洛斯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與蘇聯及國際代表竭力掩蓋和歪曲真相的中國大革命史觀形成鮮明對照，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系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找到陳其昌，問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李對陳的態度很奇怪，「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55]這哪是甚麼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只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志。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56]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從這次事故中汲取教訓，似乎瞭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前來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儘快恢復，以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尤其是陳獨秀，撫摸着「老毛子」史大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瞭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結果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志，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只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只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甚麼「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志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經過這次溝通，以及伊羅生與托洛斯基見面後，托氏與李福仁及中國托派重新建立了緊密聯繫，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對今後工作的進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王文元就決心推動恢復組織的工作。他說：「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57]王文元以上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斯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58]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斯基彙報時，曾按照托派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將要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劉已經自首，進入「反省院」的消息，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着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是否合适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激烈的長時間的爭論：李福仁指出，托洛斯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志之間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志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李福仁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尹寬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們接受托洛斯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斯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陳其昌說：「我們接受托洛斯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只能簡單的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甚麼保留。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志們批准。」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文元（包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週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的估計，因為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問題的嚴重在於，這份1935年9月4日寫的「萬言書」與陳獨秀的草案一起，以鉛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表明了新臨委的整個態度。實際上，這是整個托派中央的觀點。甚至與陳獨秀關係最密切的原臨委書記陳其昌，也以一貫謹慎的態度保持沉默。這就意味着，陳獨秀的思想正在與托派新臨委乃至整個托派醞釀徹底的分裂。陳獨秀看了這份萬言書後的氣憤和厭惡，是可以想像的，並且他認識到他與托派內部佔優勢地位的極左派之間在革命性質與任務及「國民會議」口號問題上長期的爭論，焦點逐漸明確地集中到民主的問題上。於是他對自人類由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發展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孔甲」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1]一文。這篇文章又在執着於托洛斯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托派內部發生軒然大波。被陳獨秀譏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薰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回憶說：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值得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個中國啟蒙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1936年陳民主思想昇華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起始文章（署名：孔甲）鑒於這種情況，托派臨委決定在機關報《火花》上，針對陳獨秀的文章，開展一場「關於民主主義的討論」。編輯部在前言中說，孔甲的文章登載以後，「已引起許多同志的迴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使同志們和一切革命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起見，我們認為應該進行一場廣泛而公開的討論」。[62]在這一期《火花》上，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思想上的重新武裝》，署名「學文」，對陳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與發揮。「學文」很可能是陳獨秀的又一個筆名。因為，當時他在托派刊物上用的「頑石」、「雪衣」、「鳦兒」，大家已經知道是陳獨秀，再用一個新筆名也是無所謂的事。況且以此可以造成還有人同意他的觀點的影響，而不是大家認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同意」而被冷落。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中點了商起士（即尹寬）的名，批判他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上述「學文」文章，越看越像是陳獨秀所作。王文元說陳獨秀的民主觀點，在當時托派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也許是事實。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外，只有陳獨秀一人。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面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面，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着分離。由於侵略東北後日本又企圖蠶食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鉛印的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所以這時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計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這架印刷機本來是中共的，用於印刷《中國論壇》報的，伊轉向托派時，帶了過來——引者），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廠」，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廠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上海話，即便衣偵探—引者），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63]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上述托派組織名義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64]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請注意：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只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供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志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像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提出的「八一宣言」開始的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對抗。陳獨秀開始也是這個立場。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太林派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還是用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點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65]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甚麼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然後，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寫的又一個綱領性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66]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他猛烈地指名抨擊「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面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可見，經過「九．一八」、「一．二八」、華北事件，日本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他的表現是：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陳為上海托派臨委起草的革命文件，企圖繼續遙控1937年春陳在獄中自題的照片當蔣介石獲釋回到南京時，「他又一次像兒童一樣發出奇談。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67]實際上，陳獨秀真正開始感覺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確是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雖然慢於中共（實為共產國際），但卻遠遠快於托派其他人。結果陳獨秀終於走上了由反蔣抗日，向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一個轉折。被打成漢奸及魯迅評托派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太林策劃的陰謀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1934年12月1日，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公開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接着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當局實施了歷時數年的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殺。據當事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絕大多數被殺，中共的王明、康生為了自保，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根據聯共編造的托洛斯基宣稱「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罪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多達40餘篇，指「托陳派」為「漢奸」，短則千字，長達半版，如「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之類。對此，國內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點名提到「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68]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國內各派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一切政派都以「托派」為罪名加之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一切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隨着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共產國際開始調整政策，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自然難以接受，於是就與翻筋斗似地跟着王明一起轉過來的上海文化界共產黨領導人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內戰起因，是周揚在1936年春天按莫斯科王明的指示，突然解散「左聯」，另組一個包括上海文學界各種頭面人物的「文藝界協會」，並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是他們事先竟不與身為「盟主」的魯迅商量，只是派茅盾將這個決定通知他。魯迅對如此粗暴無禮的做法，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實在難以接受。於是他對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69]托派臨委負責人陳其昌瞭解到魯、周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陳其昌有點一廂情願。因為，魯迅與周揚關係弄壞，只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共產黨蘇區毛澤東派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的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甚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0]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對此基本上是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信中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1]魯迅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對如此不顧大局、赤裸裸地攻擊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又吹捧、拉攏自己的信，他的厭惡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繼瞿秋白走後，為爭取魯迅對處在極端困難中的共產黨的支持，又派胡風、馮雪峰等人長陪在魯的周圍。如紅軍到達陝北時，促使魯迅與茅盾聯名拍電報祝賀；馮甚至自作主張以魯迅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禮物送去陝北，事後告訴魯迅，魯表示同意。所以，接到陳信後，1936年6月9日，馮雪峰趁魯迅病重不能執筆的機會，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進行報復性反擊。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品質好為由，懷疑托派「下作到拿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一面竭力吹捧共產黨：「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72]過去，此信一直被稱為魯迅「病中口授」。後來，親歷此事的胡風發表回憶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73]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崇拜毛澤東的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只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瞭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甚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74]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這段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評價不一致。吳稚暉是陳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四．一二」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陳延年就是吳出賣催促所殺。陳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未變。陳獨秀被共產黨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最惡毒的罪名，又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關進監獄時，魯迅卻不避忌諱，1933年3月5日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也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75]對魯迅作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最後，陳獨秀說：「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着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注釋[注1]〈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注2]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劉海粟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12月，由此可推算，題詩日期應該是12月。[注3]向寧：《堪稱獨秀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作者是中國楹聯學會及江津市作協會員。[注4]轉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89。[注5]昌、文、涅：〈我們對於目前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注6]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注7]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注8]工軍：〈目前應該做些甚麼〉，《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注9]《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冊子。[注10]列爾士：〈福建獨立之前途〉（1933年11月23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注11]振東：〈對於宣傳工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注12]〈常委答復振東同志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注13]《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4]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5]區白：〈評雪衣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再論十月革命的經驗〉，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6]列爾士：〈經濟復興與民主鬥爭——答雪衣同志〉（1934年2月3日），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7]列爾士：〈評區白的政治意見〉，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8]《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19]頑石：《讀列爾士〈評區白的政治意見〉後》，《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注20]頑石：〈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1934年5月12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任務》（下冊），1934年10月22日，手刻油印小冊子。[注21]《給雪衣同志的信》（1934年12月2日），托派內部油印小冊子。[注22]參見〈堅決反對《中國論壇》上偷運反革命托洛斯基私貨〉（提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紅旗週報》，1934年1月；伊羅生：〈為《中國論壇》事給中國共產黨的信〉，《火花》，第2卷，第4期，1934年5月20日，手刻油印。[注23]紀它（陳其昌）：《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小冊子，1935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