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只有擱筆不寫，只前二章了事而已。第三個顧慮應該是他複雜處境中與國共兩黨及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他自傳中的敏感問題。正如他以上致陶信中透露的：「雜誌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佛蘭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能全部發表，至多只能寫至北伐以前也。」不過，在給陶寫這封信時，還沒有完全放棄續寫自傳的打算。翌年（1938年）3月，亞東圖書館將其兩章自傳出單行本時，他還向汪孟鄒表示打算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允許各章繼出單行本。可能是受了這時發生的中共誣陷其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的漢奸」的刺激，對中共完全絕望而徹底破裂，寫自傳已經無所顧忌了。然而，這個「打算」由於至死沒有完成另一部學術著作《小學識字教本》而沒有實現。當時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學，撰述《教本》。汪孟鄒多次催促續寫自傳。但他認為寫《教本》比寫自傳更為重要，答應此書寫好後考慮自傳的續寫問題。沒有想到《教本》沒有寫完，他就病逝了。所以，《實庵自傳》這兩章，成了自傳絕筆，沒有寫到波瀾壯闊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嘔心瀝血的文字學著述陳獨秀把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看作比寫自傳還重要，主要是他認為漢字的落後將貽誤子孫後代。應該說，他這個想法起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激進的如錢玄同，曾主張廢除漢字，陳獨秀則主張漢字拼音化，並在1928年終於完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他曾滿懷希望此稿能出版，許多朋友也都幫忙促成，但終未能如願。於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漢字形成的規律，企圖解決漢字的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監獄的環境和朋友的幫助，給了他繼續研究這個純學術（遠離政治）問題的良好條件。所以，這是他一生中從事文字學研究和著述時間最長、收穫最多的時期。他也希望那些「書生氣」的朋友們學他——「棄政從著」。他曾為魯迅議政而中斷小說的創作而惋惜，也曾為胡適從政而中斷文學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說胡「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並贈以「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相勉，望其從著不從政重新煥發「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青春；甚至具體建議胡從推廣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幫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認為，自己既已被捕，當局就不應再怕他，商務印書館「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學生傅孟真掌管的國立中央研究所出版。希望此書能起到「引龍出水」的作用，「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文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為此殷殷囑告胡適：「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掀起中國拼音文字的運動。[48]但是，胡適對此沒有回應。除了對文言文和愚昧落後的國民性深惡痛絕外，對漢字的改革，胡適似乎不感興趣。其實，在這個問題上，胡適是比較理智的，陳獨秀倒有點像堂．吉訶德。因為，一種文字是一個民族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公器，特別是漢字，是幾千年的傳統產物，要改成像西方拼音文字那樣的東西，豈不與「廢除漢字」相同。這個工作決不是一二人「登高一呼」或搞一二個運動所能解決的。漢字與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孰優孰劣，直到今天還是個頗多爭論的問題。特別是有了電腦以後，漢字的優越性，似乎在某些方面還佔了上風。所以，「漢字改革」的聲音越來越遠去了。陳獨秀最後似乎也理解到這個道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漢字規律上，幫助人們如何較方便地掌握漢字，也就是寫一部通俗的「漢字入門」書，碩果累累。歸納起來，成果可以分為兩大類：音韻學方面，寫就《連語類編》。此稿隨作者輾轉跋涉到四川江津，因北大同學會資助其晚年生活費，1941年春將此贈北大以為報答。但因戰時困難，社會難顧這類生僻的學術著作，到他去世時也未出版。《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在獄中寫了初稿，1944年初重訂，作自序，油印25份，徵求文字學家魏建功、陳鍾凡、顧頡剛（均是陳獨秀北大時的學生）意見，得到評價甚高。抗戰中一直在研究音韻學的魏建功說：「余惟先生實為檢討向來古音分部結果而有此作，其要旨具詳自序，銳思精斷，非依違章（太炎）高（本漢）所可夢想。」（章、高是當時音韻學家最大的權威——筆者）還有其他音韻學論著，一共七種，在陳獨秀逝世後，由何之瑜彙編成第一本《陳獨秀遺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該書排出清樣，大16開本，共271頁。但因改朝換代，共產黨不容已逝世八年的陳獨秀，該書胎死腹中。不過手稿和清樣一直完好地保存着。1993年，筆者把清樣稿推薦給中國最著名的古代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該書領導慧眼識珠，當即決定正式出版。由於在政治思想上陳獨秀一直被當局揪住不放，再加上該書稿不僅是繁體字，而且有許多已經不用的古文字，製版甚難，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為《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人們終於看到了陳獨秀研究音韻學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詣。該書首印30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文字學方面，先後完成《甲戌隨筆》、《干支為字母說》、《實庵字說》、《誤字初階》、《隨筆》等稿。其中《甲》稿出現最晚，人們都以為此稿遺失了。從內容上看，此稿內容相當雜亂，應是1934年（甲戌）（陳獨秀在以上研究音韻文字學時，隨手寫的心得筆記。後來可能由陳自己或何之瑜稍作整理、歸類，並把陳晚年整理的房東楊魯丞文字學著作作為「附錄」一起編入，取名《甲戌隨筆》，以作為《陳獨秀遺著》之一種流傳下來。陳逝後先由其至友方孝遠保存，後其子方繼孝秘藏，待陳獨秀遺著及音韻文字學著作相繼出版之後，它才撩開神秘的面紗，2006年11月，以很不貼切的《陳獨秀先生遺著》這個總稱為書名出版了。實際上，在何之瑜編的《陳獨秀叢著目錄》中，它排在倒數第二位，即遺稿中的第十一種。應該說是陳獨秀文字學著作中的最次要部分。自然，如此說並非要貶低此稿，因為陳獨秀從不「無病呻吟」、「無得而作」，而是以其讀書研究中的偶有心得，記錄下來的，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所以稱為「隨筆」。自然，由於是陳獨秀的心得，它的出版還是有價值的，而且值得紀念，尤其要感謝收藏者方繼孝先生在整理此稿、奔走出版的工作中，做出的極大的努力。《陳獨秀遺著》封面《金粉淚》滄桑陳獨秀在進行以上公開的政治鬥爭和學術研究之外，還進行了一些隱蔽的鬥爭和文學創作活動。這在他這次被捕之初給何應欽和看守人員的題字中已有表現，後來則集中表現在秘密創作的《金粉淚》五十六首組詩中。《金粉淚》是一組七言絕句，全詩感時傷事，情思悲憤。「金粉淚」的命題旨意，是因南京乃舊時「六朝金粉」的繁華古都，而今達官貴人不顧國家民族存亡，人民卻在痛苦呻吟。組詩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從讀報和接待來訪人員中所見所聞的事實，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廣闊領域內，淋漓盡致地揭露、諷刺、痛斥、控訴。試分類舉例如下：飛機轟炸名城墮，將士歡呼百姓愁；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名城」即錦州——引者，下同）長城以外非吾土，萬里黃河慘澹流；還有長江天塹在，貴人高枕永無憂。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憂；幸有安排謝鄰國，首宜統一慶車郵。（「慶車郵」諷刺政府與偽滿簽訂通郵協定）兩載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壯千秋；中華終有新生命，海底弘開紀念周。（「四省」指東北三省加當時地跨長城內外的熱河省。「三民」指三民主義。「海底」乃諷刺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告熱河將士書中說：「諸君打倒哪裏，子文跟到那裏，諸君打到海裏，子文跟到海裏。」）健兒委棄在疆場，萬姓流離半死傷；未戰先逃恬不恥，回鑾盛典大鋪張。（「回鑾」指蔣介石於「一．二八」上海抗戰起第三天，匆忙宣佈遷都洛陽，《淞滬協定》簽訂後，又回到南京。）開門閉戶兩爭持，佝僂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過百萬，威加百姓不遲疑。開門閉戶謂英美與日本之爭持也（英美主張門戶開放，日本主張閉門獨佔。佝僂主人不去抗日，只知殘害百姓。）木鞋踏破黃河北，救國三民有萬能；革命維新皆反動，祭陵保墓建中興。（「木鞋」批日本。「三民」即三民主義。「祭陵保墓」指考試院長戴季陶等到陝西祭奠周陵、茂陵。）四方烽火入邊城，修廟扶乩更念經；國削民奴皆細事，首宜復古正人心。人心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罷兵；中國聖人長訓政，紫金山色萬年青。德賽自來同命運，聖功王道怎分開；懺除犯上無君罪，齊到金剛法會來。（「金剛法會」，當時報載戴傳賢在北京雍和宮舉行「時輪金剛法會」，邀請班禪主壇念經。一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人士還在報上刊出大幅《啟建時輪金剛法會啟事》，宣稱定期在杭州靈隱寺舉行法會。）庶人議政干刑典，民氣消沉受品彈；莫道官家難說話，本來百姓做人難。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只有倒車開；贏家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贏家」指秦始皇。）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只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法外有法黨中黨，繼美沙俄黑白人；囚捕無須煩警力，殺人如草不聞聲。（「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還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黨中黨」指國民黨中還有CC和藍衣社這種特務組織。「黑白人」指沙俄時代反動組織「黑白黨」。）嚴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遲亦大方；暴虐秦皇絕千古，未聞博浪狙張良。（張良曾遣人用鐵錐狙擊秦皇於博浪沙。現代秦皇蔣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卻沒有聽到像張良這樣的人去刺殺他。）此外，陳獨秀還給蔣介石集團中幾乎每一個重要成員畫了像，以詩注的形式，公開點名的有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何應欽、胡漢民、戴傳賢、吳敬恒、孫科、陳公博、張人傑、陳濟棠、李石曾、楊永泰等，如：珊珊媚骨吳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謂汪兆銘也（「吳興體」，浙江吳興趙孟頫，宋朝翰林學士，元朝封魏國公。他的書法以嫵媚著稱，謂「吳興體」，貶之者說「沒有骨氣」。）艮兌成名老運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憐虎子風流甚，斬祀汪汪長歎聲。吳敬恒以子有惡疾繞室長歎，曰吳氏之祀斬矣！（「艮兌」是八卦中的兩個卦名，這裏指宦侍婦妾之行。吳敬恒，即吳稚暉。）故宮春色悄然去，無私王冠只一端；南下明珠三百篋，滿朝元老面團團。故宮盜寶案乃李石曾、吳敬恒、張人傑合夥為之。（陳獨秀逝世時，吳稚暉悼詩罵陳是「阿Q」、「跳樑」小丑，但也不得不承認陳有「高明」和功業之處，說陳「思想極高明，政治大失敗；對社會有功，於祖宗負罪」。[49]）《金粉淚》其他點名國民黨官吏的詩句，多數是揭露他們貪污、腐敗等各種惡行的，而他們對革命者的殘殺和人民的橫徵暴斂卻一點也不手軟，如：貪夫濟濟盈朝右，英俊凋殘國脈衰；孕婦嬰兒甘拚命，血腥吹滿雨花台。（「朝右」位列於朝廷之右，指大官。「雨花台」位於南京中華門外，是屠殺革命志士的刑場。）虎狼百萬晝橫行，興復農村氣象新；吸盡苛捐三百種，貧民血肉有黃金。五四五卅亡國禍，造反武昌更不該；微笑捻鬚張大辮，石頭城畔日徘徊。蔣介石謂五四運動為亡國禍（「張大辮」即張勳，一個瘋狂的保皇復辟派。本詩以反話斥責蔣介石，捍衛了辛亥革命、五四、五卅運動的正義性。）陳獨秀頗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為：放棄燕雲戰馬豪，胡兒醉夢倚天驕；此身猶未成衰骨，夢裏寒霜夜渡遼。（「燕雲」即河北、大同。歷史上的「五代」時期，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給外族契丹，成為賣國求榮當兒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為：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這樣首尾相通，互相呼應，把顯然是平時陸續寫成的五十六首詩，組成一個整體，在「胡兒」（日本）深入國土，國民黨「妖孽」橫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自己參加並領導過的革命組織（一個是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和第三次左傾路線雙雙摧殘下的中共，一個是在極左思潮下爭論不休、力量極度衰微的托派）又那樣不成器，自己又被束縛在獄中，因此無奈地只能在夢裏去做「渡遼」抗日除妖的戰鬥了，無論於國於民，於黨於己，真是滿紙悲憤；所幸是自己「猶未成哀骨」，而且「艱難能煉骨」，這兩個「骨」字，點出了這組詩的靈魂。陳獨秀對我國古代詩詞有很深的研究。他自己愛作五言、七言詩，但不喜歡字句定型的詞牌。就是作詩，他有時也不規矩，七言詩中會偶然冒出一個八字句來，如諷刺張學良、何成浚、張群在日軍深入國土下發起「武漢射騎會」——復古倒退，意志淪喪的《金粉淚》第六首：抽水馬桶少不了，洋房汽車沒有不行；此外摩登齊破壞，長袍騎射慶升平。這裏的第二句，「沒有」二字，雖然用小字拼在一起，以示是一個字，讀一個音（安徽方言）：miu。但用在七言詩中，總有點「不守規矩」。詩如其人，無論他不喜歡詞牌也好，詩中添字擴方言也好，都反映了他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自由奔放、放蕩不羈的性格。這組詩作，在民國時代當然屬於「反詩」，不可能公開發表。但在1934年寫好後長期放在獄中作者的身邊，也不安全，於是，就給了去探監的摯友汪孟鄒保存。汪本來是一個膽子很小，只重生意，遠離政治的書商，沒有想到這次竟敢接受此作。1953年，汪把《金粉淚》陳獨秀手跡原稿作為革命文物捐獻給了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中共「一大」紀念館前身）並附信說：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監獄裏去看托匪獨秀（原文如此，蓋格於當時形勢也——引者），他拿這金粉淚五十六首給我看。後來我和他說「你給我拿了去，讓我的侄輩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給了我。這個冊頁，有一個時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東收西收的，有時連自己也記不得是藏在哪裏了。今天檢出十分難得，故把來歷寫下。獨秀不曾署名，也無印章，我也應該為之證明。請給我一收條。中共「一大」紀念館原副館長任武雄說：《金粉淚》入藏後「命運」不佳。根據上級部門的規定：革命紀念館藏品應分兩類，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參考品，凡是價值不大的或是反動者的墨跡、手稿、實物與書刊等均編入此類；而參考品閱讀、借用較方便，一般不須要上級審核。陳獨秀當時還戴着「托匪、漢奸、反革命」的大帽子，於是《金粉淚》便被打入數萬件價值不大的參考品的「冷宮」中。除任武雄與當時個別經手的幹部知道外，無人知悉。[50]再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陳獨秀還時不時被拉出來鞭屍，連知曉《金粉淚》內情的汪孟鄒侄子汪原放也不敢提起這件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任武雄考慮到是否發表《金粉淚》的問題。他反復讀了《金粉淚》每一個字，認為56首沒有片言隻語談及共產黨，也沒有一字半句說到托派，只是冷嘲熱諷國民黨高官要員的昏庸腐朽，流露出強烈的抗日救國熱情，並不涉及中共政策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公佈的範圍，完全可以公之於世。當時還有一個情況促使任先生考慮《金粉淚》的發表。紀念館的庫房是借用河南路延安中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館的四樓，上海博物館幾次提出要他們搬遷，以便將四樓收回自用。庫房大搬遷是最令人頭疼的事，紀念館原先已經過幾次的搬遷，倘若文物資料萬一有所遺失損毀，那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過去有過這種情況）。而當時黨史學界的學術空氣比較活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與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等開風氣之先河，刊登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與突破傳統觀點的研究論文等，深得史學界讀者的歡迎，但也需要重要的文獻資料，以作為研究者依據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應當力爭發表。恰巧有一天，汪原放突然來找他們問：「《金粉淚》還在嗎？仍在你們館裏嗎？有沒有遭破壞？」答覆：「安然無恙」。汪說：「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過去不交給你們保藏的話，可能我們被抄家，砸四舊，早已付之一炬，灰飛煙滅了。」[51]於是，任武雄將《金粉淚》影本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編《黨史資料叢刊》的郝盛潮、周琪生。汪原放先生，現代出版家、翻譯家。軍閥、軍事家郝等看後，非常高興。但《金粉淚》多是狂草手跡，很難辨認，且有些典故，不僅字難認識，也不懂詩意是甚麼，所以便請國學根底很深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旭麓先生為《金粉淚》詮釋，陳欣然同意。經過潛心研究，幾易其稿，於1981年底交來《簡釋〈金粉淚〉五十六首》一稿。隨即打出清樣，準備在《黨史資料叢刊》上發表。當時意識形態統制權仍在堅持所謂「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手中，嚴禁發表陳作的規定絲毫沒有鬆動，規定必須上報，請示有關部門批准。實際上往往借「審批」為名，不得發表或出版。所以一般的出版社遇到此種問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但上海人民出版社比較有膽識，鑒於《金粉淚》無違禁內容、史料價值珍貴，決定上報試試。然而，事隔半年多，得到的口頭答覆是：地方出版社無權出版。為陳獨秀《金粉淚》和陳旭麓《簡釋》的發表，郝先生寫信給當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學家廖蓋隆先生。廖先生分管中央級出版刊物《中共黨史資料》，他一面是「黨官」，必須遵守黨紀而不免有官僚主義習氣，自然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另一面他又是一位很有學養的學者，保持着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見到陳獨秀這樣好的詩作，也十分讚賞，推薦給《中共黨史資料》，公開發表在該刊1983年第四期上。接着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期也發表了《金粉淚》，而且配上全詩的墨跡。於是闖下大禍。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第13號通告《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內容不長，不妨全文錄下：陳獨秀自一九二九年因與托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並拒絕黨中央對他再三勸告，而被開除出黨。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但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他仍拒絕黨中央對他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毀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有些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刊物，把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監禁時所作詩五十六首，不但全文發表和詮釋，甚至還刊出全部手書墨跡，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這是共產黨掌權以來，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並承認「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乃是一個進步。但是「不能為他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云云，十分荒謬，「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更是無知與霸道！一位該黨創始人，又連續擔任過該黨五屆最高領導職務的人（是目前該黨最高職務任屆期數最多的人——毛澤東也只有四屆），如果不能看作黨內人物，1920–1927年陳被開除前的共產黨歷史豈不成為一段空白！成了沒有領導人的政黨了。至於斥責發表上述《金粉淚》「很不妥當」，更是一個嚴重的自我暴露性的表態：當年反對和嚴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東西，共產黨也害怕了，豈不證明共產黨也成了同類了！於是，廖蓋隆受到批評，《中共黨史資料》進行了檢討，郝盛潮也受到多次斥訓。任武雄是始作俑者，被責令作書面檢討後，免去了「一大」紀念館黨支部書記與副館長的職務（當時無館長）。隔了幾年（1989年），筆者撰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動派》一書出版，發表了全部《金粉淚》，並根據陳獨秀的歷史處境，參照陳旭麓教授的解釋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後來《陳獨秀著作選》、《陳獨秀詩集》等書又收入了全部《金粉淚》56首。到上世紀末，過去連「文物」資格都沒有的《金粉淚》，終於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陳獨秀諷刺國民黨的詩，竟讓共產黨害怕！筆者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出於無知，還是反動，抑或兼而有之。這真是：莫道神州多妖孽，人間正道是滄桑。注釋[注1]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徐恩曾：〈我和共產黨鬥爭的回憶〉，轉引自沈雲龍：〈有關陳獨秀生平的補充資料》〉，台灣《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注2]沈寧：〈陳獨秀一二事〉，香港《爭鳴》，2005年第3期。[注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院密第1277號。[注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天字第16034號。[注5]〈滬上共獄陳獨秀被捕記〉，《晨報》，1932年10月31日。[注6]這些電報、文件都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注7]原件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注8]參見《申報》，1932年10月25日；《晨報》，1932年10月26日；《大公報》，1932年11月1日。[注9]傅斯年：〈陳獨秀案〉，《獨立評論》，第24號，1932年10月30日。[注10]《大公報》，1932年10月28日。[注11]《先鋒》，第4期，1932年10月22日。[注12]《紅色中華》，第37期，1932年10月23日。[注13]唐寶林：〈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未刊稿。[注14]尉素秋：〈我對陳獨秀先生的印象〉，台灣《傳記文學》，1977年（第30卷）第5期。[注15]《大公報》，1932年10月23日、11月1日。[注16]參見：《申報》，1932年10月27日；《晶報》，1932年11月9日；〈陳獨秀致王靈均信〉，轉引自汪原放《亞東六十年》（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主辦《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8期。[注17]《大公報》，1932年10月25日。[注18]《申報》，1932年10月27日。[注19]《社會新聞》，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注20]《大公報》，1932年11月1日。[注21]《陳案書狀匯錄》（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以下所引陳案文件，除另註出處外，皆載此書。[注22]〈陳彭案辯論總結〉、〈陳獨秀案公開審判〉，《申報》，1933年4月15、22日。[注23]劉祿天、李永堂整理：〈陳松年同志談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15期。[注24]《法制週報》，第1卷，第33期，1933年8月13日。[注25]《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出版。陳獨秀托派中央被捕後，新的臨時委員會這時恢復中央機關報《火花》，稱為「第2卷」。[注26]〈陳獨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43。[注27]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注28]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29]徐恩曾：〈我和共產黨鬥爭的回憶〉，轉引自沈雲龍：《有關陳獨秀生平的補充資料》，台灣《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注30]〈陳獨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43。[注31]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覆函，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令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案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計局函開「為據報第一監獄男女共犯、尚萌故態、鼓動煸惑、函請轉令制止，嚴予防範》之附件，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32]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3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02。[注34]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72。[注35]參見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頁263、264。[注36]汪原放：《亞東六十年．獄中書信》，未刊稿。[注37]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附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第一監獄共犯之現狀與活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注38]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注39]〈研究室與監獄〉，《每週評論》，第25號。[注40]轉自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注41]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3。[注42]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224。王森然（1895–1984），河北定州人。青年時結識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受到孫中山特別召見，由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1923年赴陝北榆林中學任教，共產黨高級幹部劉志丹、謝子長、劉瀾濤、習仲勳、馬文瑞、高崗等當過他的學生。後入大學任教，《近代二十家評傳》脫稿於1932年秋，尤稱力作，《陳獨秀先生評傳》則是此書上佳之篇。這時陳獨秀正被關在獄中，可見作傳者的過人膽略。[注43]《東方雜誌》，第34卷，第18、19號，1937年10月1日。[注44]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8。[注45]以下所引陳獨秀致高語罕的信，除另有出處外，均引自《亞東六十年》未刊稿。[注46]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63、165。[注47]陶亢德：〈關於《實庵自傳》〉，《古今》，第8期。1942年10月1日。[注48]《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44。[注49]吳敬恒：〈挽陳仲甫先生〉，重慶《新民報》晚刊，1942年6月8日。[注50]任武雄：〈也談《金粉淚》滄桑〉，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出版。[注51]任武雄：〈也談《金粉淚》滄桑〉，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出版。十七在獄中（下）（1932–1937）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這副對聯，是陳獨秀寫給劉海粟公開表白的心態。關於這副對聯還有一些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與繪畫大師劉海粟的往來。陳獨秀自小受到嗣父陳衍庶影響，對以清代王石谷為代表的「王畫」有深刻的見解。嗣父當時是此畫派一個著名畫家，收藏甚豐。有人認為：「陳獨秀原本是極有條件成為畫家的。」「詩畫」相連，陳獨秀早年創作的詩作甚多，早年在蘇曼殊畫作上題過詩句與跋文，有這種說法並不奇怪。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一幅陳的畫作。在新文化運動中有一項「美術革命」。從他對美術革命的闡述，既可以看到他對國畫的深刻瞭解，更可以看到他不願涉足畫壇的根本原因。1918年歲暮，正值新文化運動高潮時，陳獨秀接到一位名叫呂澂的信，感到此信「對於美術——特於繪畫一項——議論透闢，不勝大喜歡迎之至」，並說「本誌對於醫學和美術，久欲詳論；只因為沒有專門家擔任，至今還未說到，實在是大大的缺點」。這說明他對於美術革命早在考慮之中，並非一時衝動，心血來潮。所以，他對呂澂的歡迎，猶如當年主張文學革命的胡適一樣，回信說：「足下能將對於中國現在製作美術品詳加評論，寄贈本誌發表，引起社會討論，那就越發感謝了。」接着，他把此信和他的回信一起在《新青年》上發表。他的回信中，完全貫徹新文化運動的六原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大力提倡西洋畫的寫實主義，批判中國畫「專重寫意」及「臨、摹、仿、撫」的崇拜偶像的復古主義。他以當年提倡文學革命那樣的勇氣大聲宣佈：說起美術革命，鄙人對於繪畫，也有點意見，早就想說了；如今藉着這個機會，正好發表出來，以供國內畫家討論。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這是甚麼理由呢？比如文學家必用寫實主義，才能夠采古人的技術，發揮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鈔古人的文章。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他敍述了中國畫自南北宋之初到清代的發展後，指出：人家說王石谷是中國畫的集大成，我說王石谷的畫是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的總結束；我家所藏和見過的王畫，不下二百多件，內中有「畫韙」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臨」「摹」「仿」「撫」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倒是後來的揚州八怪，還有自由描寫的天才；社會上卻看不起他們，卻要把王畫當作畫學正宗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1]當時陳獨秀的早年革命摯友潘贊化曾贖出一青樓女子張玉良，繼之納為妾，改名為潘玉良。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那一年，二人舉行了婚禮。此女子有繪畫的天賦，並有執着的追求，陳獨秀讚賞二人追求戀愛自由的叛逆行為，並為成全潘玉良的願望而努力。與潘贊化商量後，介紹她先從師上海美專油畫教授洪野，接受啟蒙教育。三年後，終於考入上海美專，成為劉海粟門下少有的女弟子，後來成為國際上著名的油畫大師。可是，美術學校中以人體模特兒教學已震驚輿論，女子學洋畫，描繪裸體，更不為社會所容。所以，潘玉良的成長之路極為艱難，不得不長期寄居並終老在法國。1928年，潘回國先後任教母校上海美專和南京大學藝術系。她的畫作屬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印象主義現代畫派之一，是相當前衛的。因此，她成為我國留法歸國學子向國人系統傳授這一畫派的重要教授之一，對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家族（主要是潘贊化的大夫人不見容於潘玉良）、社會和政治落後產生出來的壓力，總是越加摧殘天才。潘玉良在國內和法國感受到天地之別的不同生活，1937年不得不再度移居法國，1977年病逝巴黎。這次赴法前，她特意去南京獄中探望陳獨秀，並出示其幾幅近作，請陳批評和題詞。陳獨秀特意在兩張裸女素描作品上題了詞，此舉充分表明二人心靈相通之細和彼此信任之深。這兩幅素描現藏安徽省博物館，改革開放後，曾隨同潘玉良的其他作品在幾個城市展出過。在一幅題為《側身背臥女人體》的畫上，陳獨秀作了以下題詞：余識玉良女士二十餘年矣，日見其進，未見其止，近所作油畫已入縱橫無人之境，非復以運筆配色見長矣。今見此新白描體，知其進猶未已也。另一幅《裸女》的題詞是：以歐洲油畫雕塑之神味入中國白描，余稱之曰新白描，玉良以為然乎。廿六年初夏獨秀。潘玉良的成功，加深了劉海粟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劉海粟1935年6月25日歐遊回國，同年11月遊黃山作《古松圖》、《孤松圖》等。下山後，即攜《孤松圖》至獄中探望陳獨秀。又聽到陳法庭鬥爭的傳奇，劉十分激動，快步上前，又握手，又擁抱，並大聲說：「你偉大！」陳也很興奮，搶着說：「你偉大！敢於畫人體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爭」，接着大聲抗議說：「蔣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甚麼！」就這樣，兩人都忘了是在獄中，似旁若無人，天南海北，談笑風生。臨別時，劉從皮包中取出事先準備好的紙和筆墨請陳題字留念。陳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寫下一副這樣的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陳在獄中為劉海粟寫的對聯劉海粟得到這副對聯後欣喜異常，躲過後來兩個朝代種種劫難，終於保存下來，現在已裝裱得相當氣派，存放在劉海粟後人家中。對於《孤松圖》，劉畫的題記中寫道：「乙亥十一月遊黃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擁火猶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餘株，皆奇古。劉海粟以不堪書畫之紙筆，寫其一。」可見作者此時孤苦伶仃的心境。陳獨秀看了此畫，也觸景生情，大發感慨，竟揮灑出一首打油詩來：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此非調和折衷於孤與不孤之間也，題奉 海粟先生 獨秀書於金陵[2]陳在《孤松圖》上題字與贈劉對聯的意境相似的還有另一副。安徽同鄉朱燦樞當時是南京高等法院的見習書記官，久慕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聲名，更在法庭上領略風采，因此以同鄉之名多次探監。陳獨秀感其誠心，也給其寫了一副對聯相贈：氣概居貧頗招逸 文章垂老益縱橫[3]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人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可惜，幾十年來的政治迫害，使這些得字人不敢長期收藏，所以現在能見到的不多。汪原放回憶說，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時寫一張小屏。不久，陳獨秀送汪兩張條屏：一張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也是表示在孤獨中保持節氣的。一張是含意深刻的題字：「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4]短短數字寫盡了現代中國專制制度扼殺天才的罪惡。中國精英到國外學習或工作，往往成為天才，甚至獲諾貝爾獎，而在國內只能是蠢才或奴才。繼續反極左，企圖遙控托派托派中央全體被捕以後，對於托派組織以極其嚴重的打擊。真是雪上加霜，本來就十分衰微破敗的托派組織，頓陷群龍無首，一片混亂，似乎消失了。真如陳其昌等三人一年後寫的文章所說：在去年十月事變以前，因獨秀同志個人的威信與經濟之維持，上海各區機關勉得飄搖存在，反對派機關報亦經常發行，雖然內部已生腐蝕，但以空架子的存在，社會上還不失有潛勢力。可是事變以後，組織的惡劣面目便充分暴露無遺了！區委機關有的無形消滅，機關報無法出版，同志與區委、區委與領導機關之間，連過去的散漫關係也斷絕起來了。[5]後來許多托派骨幹以中央全體被捕為標誌，說中國托派就此滅亡了。如濮請泉、趙濟就如是說。這個說法大多出於後來中共把托派誣成「漢奸」、「反革命」後，為洗刷自己而編出來的，是站不住腳的。事實是，這次被捕事件後有些托派同志認為組織不能沒有最高領導機關，應該緊急再建。於是「幾天中即有同志作再組活動」，由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恒、寒君和陳岱青秘密舉行緊急會議，協議拼湊幾個人：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陳其昌、任曙，成立「上海臨時委員會」，劉仁靜任書記。陳其昌得知此消息後強烈表示反對，認為「現組（領導機關）雖屬緊要，但以極審慎的態度來計劃再組更屬必要」，應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期選出之人能負起目前的責任」；對於如此草率的舉動，「試問他們有甚麼理由來遞奪同志的選舉權？無恥之至！」[6]由於各委員堅持己見，力爭自己是「馬克思」，各不相讓，相爭不休，「上海臨時委員會」「一事不能作，鬧了幾個月，於是不得已而改組」。劉仁靜和陳岱青退出，北方來的任曙接任書記。1933年9月任曙從北平和廣東召來幾位代表，舉行「全國緊急會議」，補選了幾個外省委員，就把「上海臨委」，改名為「全國臨委」，「便這樣的從上海地方臨委的主腳而一躍為全國臨委的主腳了」。又引起陳其昌等上海同志不滿，「政治運動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學會了」，聲明這次選舉「事先毫無預聞，跡近包辦，不予承認」，並提議開上海大會解決之。上海方面認為：「上海無論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國組織的中心，我們當從本地情況推進工作，不可對別處存過大幻想」。對此建議，新臨委「理也不理」。任曙臨委的第一個動作是，解散作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區委（滬西、滬東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於是，上海組織和工作完全癱瘓。於是，都指責任曙是繼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強千百倍的內部獨裁精神」，[7]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佈：「我們毫不遲疑地宣佈過去的反對派已經死亡！以後的新生命應該『從頭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雞臨委』等名義再來號召一切，則我們毫不客氣宣佈它是工人的叛賊。」[8]任曙就撒手而去，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東、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約在1933年年底，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從而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由於白色恐怖肆虐，中央全體被捕的恐懼症，三人小組未開過一次會，實際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自然是「忙得要死」。即使如此，由於托派組織的弱小和衰微，也開展不了甚麼活動。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二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的文章、意見和信函。陳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尚且未能有效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更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於是爆發了一場時間很長很激烈的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罵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現在思想這麼混亂，怎麼整頓組織？又怎麼能開展活動？不得不先集中力量組織討論，把思想統一起來。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題專號」上開始。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還有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志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甚麼》、《一個提議》、《我們怎麼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目前（包括過去）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題及策略問題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面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面彙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此前11月20日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與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派委員嚴靈峰參加了福建政府。臨委特請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9]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作出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這個宣言，完全是「一．二八」事變時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靈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為了擺脫被「圍剿」的困境，也派去了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托派的目標只在於想利用這兩方面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擺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運動復活起來，各方並無合作誠意，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不過，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仍然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的思想，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值得肯定。彭述之借助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謀劃策。開始時，對「福建事變」的評價與陳獨秀及臨委相似，相當之高。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的樂觀和積極。但是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以筆名雪衣）發表的去年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0]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是全面的，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轉化的主張。其實，當時的托派臨委，由於力量和影響的極度衰微，除了派嚴靈峰去發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極左言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即使陳獨秀來親自指揮，也不會兩樣。「福建事變」的失敗，沒有出於陳獨秀的預料，反而更證明他的九月政綱的正確。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和彭，從而導致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包括前臨委）。陳獨秀受到特別的重視，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3月15日新臨委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彙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共出了三個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這場大爭論，又是圍繞着陳獨秀在上述《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一文進行的。這篇文章主要觀點如下：1、國際形勢：「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2、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歎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運外，還沒有別的舉動。」3、托派的近期目標：「在這樣的國際和中國的形勢之下，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面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中重新發表。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如蔣振東曾寫信給臨委批評：「反對派內部討論問題之傳統錯誤——即只是少數幾個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題雖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襖之文章，因此前者尚不過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新臨委為此辯解說：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題》[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一）民主運動問題（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三）國民會議問題（四）經濟復興問題（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我們走哪條路呢？」[14]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