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52]《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注53]無產者社常委：〈通告第六號〉，《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作者）。[注54]無產者社常委：〈通告第六號〉，《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作者），〈通告第六號〉「附註」。[注55]〈常委答覆閘北區委及學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無產者》，第12期。[注56]轉自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注57]〈常委答覆閘北區委及學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無產者》，第12期。[注58]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注59]獨秀：〈對統一運動的意見〉，《無產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注60]《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87。[注6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1980年8月。[注62]〈劉仁靜給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注63]〈劉仁靜給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注64]〈關於革命性質問題的討論（一）獨秀同志的信〉，《明天》（手刻油印刊物），第1期；〈答列爾士（即劉仁靜）同志〉，《無產者》，第9期。[注65]〈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明天社）給協委的一封信〉（1932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注66]〈周恩來對史太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81、478。[注6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79。[注6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422。[注69]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布林塞維克》第3卷第2、3期合刊，1930年6月15日，頁32。[注70]〈別爾津和圖梅利陶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書面報告〉（1930年8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297。別爾津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局長，圖梅利陶任三處副處長。[注7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29年7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225。[注72]〈史太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00。[注73]《無產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出版。[注74]據何之瑜《獨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記述，該文件由陳獨秀撰寫，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注75]獨秀：〈我們的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陳獨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1931年11月7日。[注76]濮清泉（當時名濮德志）：〈中國托派的產生和滅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集》，第71輯。[注7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89。[注78]作者有幸收集到當時統一大會後散發的這五個議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跡還十分清楚。[注79]《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注80]1940年8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住宅內被蘇聯克格勃特務刺殺，留下遺囑：40年後公佈他的檔案。[注81]電報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譯文，見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頁355、356，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注82]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注83]電報原件影印，見前註拙著《中國托派史》，頁356。[注84]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注85]宋逢春談話記錄，唐寶林訪問整理（1985年10月12日）。[注86]梁幹喬由於來自共產黨營壘，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他們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的內務工作。但此人的個人野心不改，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對延安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破壞活動。[注87]梁幹喬：〈可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注88]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注89]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注9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9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9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注93]曾猛：〈關於《火花》的情況〉，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注94]《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注95]《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手刻油印件。[注96]當時是托派北方區委領導人，在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是代表托派一方與中共對立的代表作。十五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在托派統一頑強地為「國民會議」而奮鬥的時候，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救國」成了當務之急，但陳獨秀的觀點是要「救國」必須更要「民主」而不是「救亡壓倒民主」。這是他從「五四」運動後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的反傳統觀念。但在宣傳和鬥爭上，畢竟要作一些調整。對於陳獨秀來說，這個「調整」是很容易的。由於國民政府起初對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托派就很自然把反蔣與反日結合起來，也就很自然地把反獨裁的「民主」與反侵略的「救國」結合起來，實行「反蔣抗日」。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在第二年「一二八」抗戰中發展到高潮。在這個運動的鼓舞下，陳獨秀興奮異常，鬥志昂揚，以為「等待」、「期盼」的革命時期終於來到了。於是奔走呐喊，奮筆疾書，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積極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據現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資料統計：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誌及傳單上，以個人或以托派組織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64篇之多。主要有：1931年9月24日「九．一八」事變後，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告民眾書》，[1]號召像「五卅」運動那樣，建立反日聯合戰線，「立刻自動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九一八」事變紀念碑10月1日，撰寫《抗日救國與赤化》一文，[2]針對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顏惠慶講話，抨擊國民黨對於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批評資產階級妄想的中間道路，鮮明地維護中共和托派以及蘇聯的「赤化」立場，指出：「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只是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經只有兩大營壘；一面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面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爪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這裏再次劃出一條線，把托派放在蘇聯和中共一邊，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對立。他這時提出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思想，包括「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不包括還沒有表現出抗日救國行動的資產階級。這些思想與當時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明顯表示出一種排斥中間派的左的傾向。與這篇文章同期發表的還有《對於現在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堅定的戰爭》，進一步闡發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民族戰爭的思想。10月2日，撰寫《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3]稱中國借助美國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政策的繼續：用外交政策牽制某方面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制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面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面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依賴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突然出兵佔領滿洲。那麼，「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是甚麼呢？陳獨秀說：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只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陳獨秀提出建立抗日的「武裝民眾」及「持久戰」的思想，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托派抗日救國的主張是與中共基本上一致，在其宣言、文章中都是譴責國民黨「剿赤」和「屠殺農民」罪行，聲援中共的。但是，失去理智的，已經退出城市而又走上極左道路的中共中央，卻在機關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大批特批上述兩篇文章，把真正的敵人放在一邊。10月25、30日，《紅旗週報》第21、22期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滿洲事變中之取消派》、《陳獨秀的「康莊大道」》，批判上述陳獨秀及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的文章和宣言：「陳獨秀在『康莊大道』上做着第二個五卅運動的夢」；主張「工農商學聯合起來」是在「幻想第二個五卅的民族統一戰線」，「事實上是要和資產階級妥協，要引誘工人去投降資產階級，屈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其實，對於陳獨秀及其領導的托派和中共來說，無論是建立沒有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參加的抗日聯合戰線也好，還是「民眾自動武裝抗日」也好，當時都是唱高調，沒有實現的可能。有諷刺意義的是，當1935年以後中共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並最終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時，已經不做托派中央書記的陳獨秀卻表示擁護，而沒有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卻以上述中共那樣的態度竭力加以攻擊。由此表明，陳獨秀對於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理念始終是一致的。前後大變的是中共，其次是失去了陳獨秀領導的托派。如上所述，其實雙方都在「空談」——唱高調。但陳獨秀在外敵入侵、民族危機的時刻畢竟表現出了「護共」、「和共」的誠意；後者卻不顧大義，專打「內戰」。創辦《熱潮》，推動抗日民主運動陳獨秀是一個講究實際而且富有鬥爭經驗的人。出任托派中央書記後，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時，他憑一份《每週評論》和《熱血》小報，曾對運動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鉛印的《熱潮》週刊。當時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和《校內生活》還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見他對《熱潮》傾注的熱情和寄予的厚望。12月5日，「九一八」後開始的各地學生赴京請願團第一次受到血腥鎮壓。先是富有愛國傳統的北大學生300余人在南京示威遊行，高呼「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打倒賣國政府」等口號，遭憲警鎮壓，185人被捕，1人被打死，33人受重傷；然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千餘人結隊至衛戍司令部要求放人，交涉代表反遭扣留，激起更大民憤。汪精衛改組派、國家主義派以及孫科、胡漢民等滬粵反蔣派乘機利用形勢，逼迫蔣介石在15日發表下野通電。在《熱潮》發刊詞中，陳獨秀明確宣告托派要干預時局，宣稱：「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帳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帳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薰涸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記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為內外兇焰所毀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它的命運！」「我們相信，民眾的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為了擴大影響，《熱潮》在廣告啟事中稱「本刊為供給反帝熱潮動力而發行，舉凡工人團體、學生團體、一切民眾團體以及各地公眾圖書館、閱報室，欲置備本刊者，請開示詳細地址並備足郵資，本刊即按期贈閱一份」，並且還「招請外埠代銷人」。可見陳獨秀辦此刊物，雄心勃勃。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辦並主編的刊物。截止1932年1月23日，《熱潮》共出了七期。據當時應陳獨秀之邀經常以「胡年」筆名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劉仁靜說，也就出了這麼幾期，「一二八」抗戰後就停刊了。這七期刊物共發表評論文章48篇，其中陳獨秀以「頑石」、「三戶」為筆名發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頑石」的文章。劉說，陳獨秀所以取「三戶」筆名，用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以示托派當時力量雖小，將來定能推翻國民黨龐大的統治機器，[4]可見其革命氣慨不減當年。此外每期還都有一組似匕首投槍類的「時事短評」，共102篇。劉說也都出自陳的手筆，別人寫不出來的。陳在抗日民主運動中主編的《熱潮》週刊陳獨秀在《熱潮》上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聲討和譴責日本侵華罪行和英、美袒護日本、欺壓中國的行徑，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11月23日，國聯第三次會議通過日本代表芳澤提出的「派遣中立調查團」來華的提案，國人對此產生幻想，以為日本侵略東北事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決。陳獨秀立即發表文章《國聯第三次會議後的局勢》，指出「帝國主義強盜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和美國，都是被壓迫民族的敵人，不是我們的朋友」；要人們放棄「美國是中國之友」的幻想。二、抨擊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東北三省很快淪陷，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提出設立中立區國際共管天津等方案，消息傳出後政府怕激起民憤，放出空氣說是「日方向國聯的要求」。陳獨秀立即在12月12日出版的《熱潮》第二期封面上以醒目大標題形式提出《警告》：「大家還不醒覺嗎？！政府為避免和日軍衝突，不惜提出中立區和錦州撤兵這種賣國政策。」中日就「滿洲中立區問題」談判，陳獨秀又撰文抨擊：「犧牲東北的政策實現了！」「城下之盟實現了！」[5]並號召國人自動起來，武裝抗日。[6]與此同時於12月10日，又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為日帝國主義侵佔滿洲第二次告民眾書》，指出：「國民黨政府絕不能且不願抵抗日帝國主義的暴行」、「國際聯盟和美國都不能幫助中國，只能扶強抑弱幫助日本壓迫中國，乘機奪利。」宣言認為，「滿洲事件發展已走到一個轉變點了，一個極嚴重的危急關頭了！」現在擺在全國民眾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是為國民黨所謂『反動分子』、『赤化』所嚇倒而跟着它投降帝國主義，準備作『亡國奴』」，或是直接的徹底的抵抗日帝國主義，以至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但要走上第二條路，首先必須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堅決抵抗國民黨政府對反日運動的一切壓迫，以至根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宣言表現出「反蔣抗日」——「抗日必須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強烈色彩：國民黨反動統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國主義此次兇殘地進攻中國和堅持強硬態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國聯和美國此次對日妥協、夥同壓迫中國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繼續阻礙中國民眾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唯一障礙物；此障礙物不掃除，在中國任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都不會有甚麼真正效果的。民眾現在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抵抗國民黨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前提！[7]蔣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內」，中共和托派是「抗日必先反蔣」。雙方都把民族共同的敵人、最大的危險放在一邊，熱衷於打內戰。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聲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人寫文章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陳獨秀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和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甚麼不同。」[8]果然，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血案」發生。當時先後到南京請願示威的，有平津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12月15日，上海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當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推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和蔡元培接見，「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並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群情憤激」，有人打了陳、蔡。當場逮捕學生11人（有的說70餘人）。次日，《中央日報》稱學生為「無理搗亂」，一時群情憤怒，無可遏制。17日，各地在京學生萬餘人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記載不實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黨部閉門不納，學生砸毀大門黨徽，逕赴中央日報社，衝進報館，搗毀了部分設施。政府急派軍警前來鎮壓，傷30餘人，被刺刀戳傷者，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更有上海學生楊桐恒死於刺刀之下，屍體被拋入報館門前河中。而河上有座珍珠橋，橋面狹窄，又有多人被擠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稱「珍珠橋慘案」。血案發生後第三天，《熱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專號」。陳獨秀、彭述之（筆名「南冠」）、劉仁靜（筆名「胡年」）分別撰文。陳獨秀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在此次血案發生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哭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上光榮的第一頁。國民黨當時確有犧牲東北以阻止日本南下的企圖。日本利用蔣介石剿共而無暇「攘外」的機會，堅決向中國擴大侵略。蔣、日、共三者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發展的結果，先是日本利用國共鬥爭，收漁利而佔領了中國東部半壁江山，掠奪中國無數財富；繼是共產黨利用日蔣矛盾，也收漁利而奪取中國政權。陳獨秀嚴格地以「黨內反對派」的原則行事的。對內，無情批判中共各種錯誤；對外，堅決維護共產黨利益。這與當時中共把「托陳取消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是完全不一樣的。在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和社會各界始終不明白托派與共產黨有何區別！三、指導學生救亡運動。《熱潮》每期都有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學學生到南京示威時，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警告「時局到了轉變點」：「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面，它立須選擇其一，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面也立須選擇：「或者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血案發生後，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面致電蔡元培，一面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同是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復課書》，認為錦州中立，天津共管「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氏知國是難巨，急流勇退，通電辭職，「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勒馬峻阪，返動為靜」。於是，學生中一部分人產生了動搖和妥協的傾向。因此，陳獨秀對初期的學生和平請願，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態度，指出他們「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當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後，陳獨秀熱情地稱讚：「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9]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保守派集中攻擊的學生「越軌行動」的罪名：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10]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又引導說：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只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的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只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11]但是，他從轉向「亂黨」分子以來，「革命萬能論」的思想慣性具有左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斯基主義極左理論的影響，總希望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這是不現實的。所提出的具體的「反日反國民黨」綱領，有以下致命的弱點：崇拜自發性。鼓吹民眾自發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抗日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反復強調抗日救國只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眾」「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12]當廣大工農民眾在國民黨政府壓制下表現出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時候，他就哀歎道：「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13]抱住不能實現的「國民會議」不放。這時期的陳獨秀論述中國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要歸到他們托派主張的「國民會議」：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14]但是，在推翻政府之前，「民眾代表」怎麼可能「自動集合」湧現出這樣一個「國民會議」——他所嚮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國雅各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當時的中國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的農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幾乎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代表的左傾而強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即使後來國共合作實行抗戰，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國民會議」。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第一人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復出。同日，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群起支援。蔣介石30日遷都洛陽，派其嫡系部隊第五軍參加上海抗戰，致使日軍受到重創。但是，這次蔣介石的抗戰是被動消極的，只求阻滯日軍推進的速度，以爭南京政府後撤的時間。所以，沒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軍的抗戰。相反，政府卻以其違命抗戰為由，給予處罰：停發軍餉，截留全國人民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捐款，並命令其避免與日軍決戰，以便政府再次與日軍妥協，致使第十九路軍最後彈盡糧絕被迫退出上海。同時，民眾抗日救國熱情繼續高漲，如「一二一七」慘案後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達夫、丁玲等30餘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月14日，上海農工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一系列抗日主張，決定於17日召開市民大會，並實行罷課、罷市、罷工、罷稅、罷崗、罷操。此日，30餘民眾團體舉行市民大會，通過反對國民政府出賣東三省、反對政府壓迫民眾運動等14項議案。「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之後，陳獨秀對形勢作出了越來越激進的估計。他認為當時的形勢與1929年他與中共決裂到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形勢完全不一樣了。那時是革命處於低潮，他反對中共採取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主張非暴力的「國民會議」運動。蔣介石下野，政府發生統治危機時，他便認為：「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已由動搖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經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為此，提出了「武裝群眾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口號，並以「決議」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組織執行：「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和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15]1月17日上海舉行市民大會及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事件發生，陳獨秀更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從而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口號。20日，他寫了題為《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16]的長文，先行在群眾中「緊急」散發（然後在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開頭就說：「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列寧說的：「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接着，他大段徵引了列寧在1905年7月寫的這篇文章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後，指出：「我證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我們應「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即「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僅予以民主任務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認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常委《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多數同意，少數反對。值得注意的是，決議案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運動，包含建立超黨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來潮形勢洶湧，陳獨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衰弱，難以擔當領導運動的重任。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斯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確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甚麼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只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17]至於與中共的關係，陳獨秀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合作。1932年1月1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8]苦口婆心地指出：「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面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只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一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這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三人一起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19]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中，他也對托派內部做工作，改變過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加以積極的肯定：「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說明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準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題》一文的觀點，完全相反。在《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在「我們的任務」中，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佔領地方」；「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所有這一切轉變，表明陳獨秀是一個很善於根據形勢改變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自然，以上對形勢的估計和策略的轉變，也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如他估計的那樣脆弱，民眾的抗日運動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估計的那樣強大。恰如大革命失敗時他批判中共中央：「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快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估量的那樣高昂。」更不幸的是，這一次轉變本身遇到了托派內部極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兩個真正的「教條主義者」、而且是極左的教條主義者的反抗。急切的愛國熱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反而受到冷酷的奚落和堅決的抵制。陳獨秀詩稿一幅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干擾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中，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為此，陳獨秀在以重力指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同時，又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進行說服工作，系統地講了以下道理：第一，極左派違背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第二，托洛斯基也是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的：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第四，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不瞭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甚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指出：「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首先，他苦口婆心地從馬、恩、列、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22]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呵！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即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和根本反對革命鬥爭中任何階級聯盟，特別是和資產階級任何聯盟。）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志的討論。應該說，這時的陳獨秀為了民族生存的大義，拋開原來的黨派之見，主張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與中共聯合「反日反國民黨」，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一個政治家和愛國者的偉大風範。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聯合戰線中，究竟由誰來領導？各階級各黨派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領導的托派有沒有力量來實行這種領導，從而實現他們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去的綱領？陳獨秀的「野心」很大，但是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時的陳獨秀猶如大戰風車時的堂吉珂德。至於「恐資病」的民粹派思想，則是這時陳獨秀與中共（包括當時三次連續左傾路線領導人和後來的毛澤東）所共有的。而其根源即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托洛斯基的思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對中共和托派內部極左派的批判，實在是「五十步笑百步」。陳獨秀到晚年才完全擺脫這種教條主義的桎梏。自然，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形勢到來時，應該積極投入，否則就會像劉仁靜、陳岱青等那樣，無所作為而對救國鬥爭消極怠工。陳獨秀的偉大，就在於他是一個血性漢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人生特點，就是抓住一切歷史機遇，去積極參加鬥爭，而不考慮鬥爭的後果（而且歷史的發展有許多偶然性，後果也很難預料），更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制裁托派內部的極左派及托洛斯基的複雜表態由於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極左派思想基礎上的組織，所以以上陳獨秀的批評教育，簡直是對牛彈琴；而且他們根本不尊重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權威性。在上述法區擴大會議《意見書》中就宣稱：「反對派自統一以後，對於一般政治局勢之發展及策略之應用，並無最高大會的政治決議可以領導機關的根據，同時在反對派執委破壞以後，實際負責者只有二三人，且限於環境不能召集全國會議來根本解決政治上一切問題。在此過渡時期內，常委對於一切基本政治路線之決定，必須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見，俾可使政治上錯誤不易發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最短期內召集大會。」法南區委不僅一再公開發文[23]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而且在行動上拒絕散發中央的《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並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區委、特委及全體成員發佈了《通告第六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稱「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特別自上海事件發生以來，在我們反對派內部曾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見和不正確的政治傾向」，批評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的「取消主義傾向」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傾向」，並取消陳岱青法南區委書記的職權。[24]25日，陳獨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區委會議，解釋2月10日常委決議案。彭述之稱：「政治問題保留討論，待擴會（即常委與區委書記擴大會議——引者）解決，但在政治問題未得到結果之前，法南區委必須執行常委區書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及一切日常的決議」；否則，區委須「停止工作」。彭的意見遭到區委反對，彭當即宣佈「解散區委」。法南區委不服，29日，區委發文《趙濟、陳其昌、王平一、陳岱青、李特聯合致函「常委」》，譴責彭述之在5月25日會議上的行為，請求「恢復區委」。6月4日，在《常委復函法南區委》一文中，常委重申只有接受常委政治決議案，承認錯誤，「常委才有再度考慮的可能」。[25]劉仁靜更如前述連篇累牘地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文章，而最令陳獨秀痛心的是處在反日民主運動第一線並曾是托派寄希望的工人運動重心的北方區委，也因為反對常委的路線和政策分裂成兩派，以汪澤楷為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為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以「常委」名義，三次作出決議，批評前者從右的角度對常委《政治決議案》取「取消主義和等待主義路線」，批評後者從極左的角度抵制常委及分裂組織的錯誤，命令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無條件地合併統一起來，積極開展工作。但又遭到雙方的抵制。為此，陳獨秀派劉伯莊為常委「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京特委」，企圖另起爐灶，重振北方托派組織。但是，由於離不開那些舊成員，還是受到抵制，兩度改組「北方特委」。最後，不得不提出對於常委的決議，必須絕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決定，常委就認為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的制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面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26]「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決不姑息地紀律制裁之」。[27]由於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沒有黨內民主而制裁黨內不同意見同志的苦害，陳獨秀這次處理極左意見的黨內同志，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並充分貫徹民主精神，首先把他們的意見，都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機關報上，也把「常委」批評他們的文件和書信同時刊出，進行平等的光明磊落的爭論。同時，又一直沒有採取最極端的措施——開除。這是陳獨秀一貫的領導作風，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時，沒有開除過一個共產黨員，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特例。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所以這樣處理，當然包含着因為陳獨秀為首的「常委」及托派組織太衰弱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組織，再開除這些骨幹，就成為空殼了。然而，悲劇就在於托派組織不是一般可以「爭吵不休的俱樂部」和「百家爭鳴」的學術團體，而是要取代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組織。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凝聚力，即高度集中統一的意志和嚴格的紀律。「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一服砒霜。上述法南區委在受到「常委」制裁後，竟然不服，反過來致函常委：「現在沒有高過常委及我們間之最高機關——例如全國臨時的代表大會——是無力解決我們間之一切政治紛爭的。」「自今天起，我們離開了一切區委的職責」，「一切問題得留到代表大會和國際方面去解決」。[28]這又回到統一前各小組織紛爭的狀態中去了。而且在這種狀態下，「代表大會」又如何能召開？召開了又能解決甚麼問題？托派國際已經行使了一次權威，即促成托派小組織的統一，現在又如何來「解決」。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區委攻擊所謂「常委」「只有二、三個人」，沒有權威性的刺激之時，陳獨秀決心健全常委機構。但他決不吸收極左分子，而把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的原托派中央委員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請進來。二人本來已經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監視中的「保外就醫」，因此不願再「入彀」。但經不起陳獨秀幾次三番的盛情邀請和催促，勉強「入閣」了。陳獨秀終於建立起比較健全的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書謝少珊。老年彭述之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與陳獨秀「常委」的矛盾，前者當然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以。所以，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斯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共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9月22至26日和10月3日，托洛斯基認真地給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29]之所以花這麼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瞭解，他只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作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志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援，但他又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首先他為中國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興，並抽象地肯定陳獨秀在「九．一八」後抗日民主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許久，我們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要說的。雖然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極少，就我們在這裏所能下的判斷說，你們信中所表示的立場是和我們的立場相合的。」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的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斯基寫道：「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佔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他說，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仲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自問自答道：「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着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制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着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意見的立場：當然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個立場與中國托派的立場完全一致。在當時，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托洛斯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是不會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的，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直接談，而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太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關於目前的鬥爭策略和口號，托洛斯基基本上支援陳獨秀。他認為日本的侵略和農村中進行的土地革命證明，「再沒有比革命的民主的口號更適合於中國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勢了」，再加上國民黨「軍事獨裁的無力和軍閥集團的分裂，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號」。於是，他根據俄國許多年革命中匯合的兩個口號——「打倒沙皇！」「立憲會議萬歲！」肯定了陳獨秀托派中央實行的「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這無疑是對因不同意「打倒國民黨」的方針而堅決反對陳獨秀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極左派最大的打擊。三、關於日本侵略引起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與陳獨秀的「反蔣抗日」立場一致的。他強調說：「布爾什維克以革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來援助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主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這顯然與中國托派極左派鄙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對立。所以，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托洛斯基和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陳獨秀，二人的心是相通的。托洛斯基的這兩封信，可以說是繼《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之後的第四個給中國托派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不僅規定了中國托派與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的永遠對立，也規定了被他們視為「農民黨」的中共的永遠對立。其極左的色彩十分強烈。儘管它在表面上是支援陳獨秀的比較靈活的策略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有意思的是，這兩封信的極左精神被陳獨秀以後的托派領導所繼承。因為在這兩封信寄到中國以前，包括陳在內的托派中央全部被捕，陳獨秀也因此永遠離開了托派領導崗位，於是他在擺脫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以後，又擺脫了托洛斯基及極左派的羈絆，更加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了。注釋[注1]《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注2]《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注3]《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8日。[注4]《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注5]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注6]頑石：〈國聯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注7]《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注8]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注9]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熱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注10]頑石：〈談談「越軌行動」〉，《熱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注11]三戶：〈「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熱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注12]《熱潮》發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