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也有失誤。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例如：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當日晚，陳獨秀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要儘量發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陳獨秀為甚麼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由於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買武器的錢。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在上海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莫斯科只給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上述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親自簽署作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志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為甚麼出爾反爾？會議記錄沒有記載理由，但顯然是因為得到了第二次暴動失敗、又要舉行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和需要購買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對中共繼續舉行暴動。因為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同時作出一個決定：「必須提請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人員注意，目前中國革命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經歷一個危機時期，只有堅定不移地實行開展群眾運動的方針才能使革命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受到巨大威脅。」[5]正是這樣，逼得陳獨秀不得不讓工人千方百計地自己奪取武器，在26日的特委會議上，陳甚至說：「不要佔機關，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6]陳獨秀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暴動成功和北伐軍進上海後的政權問題。2月2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第二天發表的《告民眾書》又指出：「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大會，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的政權。」[7]怎樣實現他的目標呢？在2月28日特委會上，陳獨秀提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改選，因吳稚暉擔心C. P.太多。我們可以申明，並不要「五雀六燕」，我們就以名單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訴他，要三個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單；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要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民政府，使民眾格外明瞭。我們要在北伐軍到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政府。[8]關於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作用，趙世炎在3月6日的上海一次會議上有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要參加政權，不是派代表參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須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眾。在政府中力爭民眾的利益，在民眾中要有不斷的公開宣傳C. P.的政治主張。」[9]這個民選政府的方案是當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們建議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動前，國際代表就提出，在忠於蔣介石的部隊到達上海之前，建立保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用以抵制廣州軍隊指揮人員的右傾，深入開展革命運動，促進國民政府的進一步革命化，並稱這一政權「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蘇維埃制度建立起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基本上採取蘇維埃制度。」[10]這個建議在2月25日阿爾布列赫給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他們遠東局的幾個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罷工的時候）」，與中國同志「討論了鑒於事態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提出關於建立由工廠工人、企業職員、大學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革命政權問題。這一建議的目的是：（1）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2）通過這個辦法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幾個領袖和上層階層同將軍們搞陰謀勾當，而實際提出關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實行民主專政並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11]但是，這個建議因暴動很快失敗而沒有實現。現在，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三次暴動時，接受這個建議。2月25日，上海區委發佈《告同志書》稱：「我們應該乘孫傳芳的勢力根本動搖之際，舉行一次總同盟罷工，集中工人階級的勢力，催促孫傳芳勢力之根本覆滅，取得政治的領導地位，並奪取相當的武裝。如此，北伐軍來後，工人階級的勢力已表現並樹立起來，我們自可在政治上佔得相當的地位，引導一般民眾參加政權，防止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12]所以，中共為甚麼不等北伐軍打進上海就進行暴動，與其說是針對當時的上海統治者，不如說主要是針對將要來的蔣介石。陳獨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裝工人對抗即將進上海的北伐軍，二是用民選市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的獨裁政府。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陳獨秀關於建立上海民主政權的設想是真誠的，而且鑒於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行的國共合作總方針，當然知道這個民主政權必須由國民黨人參加，並且必然以「國民黨政權」的名義出現，所以必須與國民黨上海領導人協商。恰巧當時社會上因共產黨工人暴動，說「C. 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的謠言四起。掌握上海國民黨實權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對去協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臨時革命政府」的共產黨代表羅亦農、汪壽華說：「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13]吳、紐、楊還對第二次起義中海軍回應者提前開炮事對共產黨不滿。陳獨秀聽彙報後給吳稚暉等寫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謠「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望吳「萬不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解釋海軍提前開炮，是因「軍閥肆意屠殺，群眾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承認這是個錯誤。[14]吳、紐、楊閱此信後，表示滿意。「吳說從前的確誤會，我們以為C. P.民眾仍有強姦氣，現在我們主張並無不同處。」當時穩定上海的國民黨相當重要，而其中陳獨秀憑地位與影響發揮了充分的作用，別人無法替代。為此中共特委會決定以後仍由陳與他們接洽。陳獨秀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是還想收回帝國主義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根本無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共更是這樣，更何況當時正是帝國主義各國向華大量增兵的時候。而2月2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竟說：「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須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以當時中共和工農的力量，連一個已經在公開反共的蔣介石都制裁不了，還提這樣的反帝行動，簡直失去了理智。自然，作為當時革命高潮中的陳獨秀，在史太林和蔣介石的夾擊下，實在無路可走，才出此下策。今天我們無需指責他這是「左」傾錯誤，因為他如果作相反的選擇，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更嚴厲的右傾錯誤。陳獨秀不過是憑着他的良知再次作了無奈的選擇而已，「知其不可而為之」。其實陳獨秀還是講究「策略」的，主要表現在為建立民主政權而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上。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權不落在國民黨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手中，而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呢？陳獨秀和上海區委頗費心思，最後決定以發展國民黨員的名義，大量發展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而為了對付像吳稚暉、紐永建、楊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陳獨秀親自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沒有找到，但在吳稚暉的3月15日未刊日記中卻保留了一段內容：「夜，開會，到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楊杏佛會內見陳仲甫致余、惕（即紐永鍵）、杏三人書，錄一段如左：」稚暉、惕生、杏佛先生，頃間思及三事謹陳如左：上海市產業、文化均有高度之發展，故不得不取漸進方法，發展民眾政權，而同時忽視了黨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錯誤。惟黨在上海之領導方式，簡單以黨的機關命令行之，已萬萬不夠（因上海民眾已有組織而要求政權了）必須黨之本身在數量上有很大的發展，黨的力量充滿了各方面，使黨的決議都能夠——在一切民眾會議中充分通過執行，如此才真是以黨治國，以如此方式領導民眾，訓練民眾，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訓政之精義。欲成此種訓政方式（約五十人中有一黨員）方能運用，即在蘇省，亦須如此。然此時上海市即江蘇省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萬，為數太少，馬上取得政權後不是黨不能管理政治，便是黨的獨裁，所以此時省市黨部宜發出緊急命令於各下級黨部，大大的徵集黨員，上海市以五萬為標準，江蘇省以十萬為標準（這是可能的，望稚暉先生勿以為我發瘋，要送我到病院裏去！）此時徵集黨員可以來者不拒，因為現在還在軍閥壓迫之下，不似北伐軍到後投機分子紛紛加入也。[15]2月24日，羅亦農在特委會上說：「國民黨毫無力量，連紐惕生的命令都毫無效力。」次日特委會上，陳獨秀則說：「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現在對我們只是說，你們去做好了，沒有一定主張。」[16]3月11日特委會上，羅亦農也說：「楊杏佛現在對於市黨部很橫行，所有市黨部決議案任意更改，現在群眾很反對他，我們決不去抬他在群眾中的威望。」[17]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呢？3月8日，趙世炎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與國民黨左派的組織問題，要使左派有群眾，而且這個群眾是受我們的影響的。」[18]這就是通過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吸收左派群眾。這些群眾，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羅亦農(1902～1928)，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3月9日，陳獨秀明確指出：「在這次運動中，我們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許多領袖人才，將來上海的局面，必為右派與民眾鬥爭劇烈之地，我們要能拿住中小商人，為將來爭鬥時之要具。」[19]幾十年後，中共老資格的黨史專家胡繩在總結國共鬥爭最根本的規律時，也說過類似的話：「現在講這段歷史（指1919–1949——引者）的書，主要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它們間的矛盾和鬥爭；論階級，這是兩極，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其實，在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這就是中間勢力」；「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是第三種人佔大多數。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20]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大量國民黨左派黨員，另一個考慮是大力發展共產黨和糾察隊，把非工人出身的先進分子拉到共產黨的週邊來培養加入共產黨。3月15日羅亦農在活動分子會議上說：「自然隨帶可以發展C. P.與C. Y.的組織」；「黨的內部工作，要加緊嚴密各級黨部的組織，最主要的為發展黨員的工作。從上月二十三日到現在，只發展一千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此為提高黨的威權最主要的工作。」[21]其實，這個原則對於工人也是適用的。如趙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區委召開的活動分子大會上所說：「在產業工人方面，則要以全體工人加入國民黨，工人群眾不能同時有兩個黨，但現在事實上工會不能不加入國民黨，因此工人加入國民黨，可以廣大的加入，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關係。」[22]當時上海國民黨員七千餘人，一有號召即能立刻行動的僅有兩千人，其中一半為共產黨員。這個數字對於進行第三次起義是遠遠不夠的。在3月11日的特委會上，周恩來說：「軍事組織，自衛團可擴充到一千人，預備把他們都加入黨（指共產黨——引者），將來分配到糾察隊裏面去做核心。」[23]為了貫徹陳獨秀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國民黨左派的決定，羅亦農佈置關於「國民黨的工作」時，特別強調了「要趕快發展國民黨員。上海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同情於革命，至少十萬到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國民黨。我們要大大的開放門戶，吸收他們進來，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職員、學生及許多自由職業的群眾。」[24]國共兩黨的鬥爭，從爭奪革命的「領導權」，終於發展到爭奪「政權」。但是從以上陳獨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實際。一是他們沒有強大到足以戰勝國民黨的武裝力量；二是他們沒有一支足以掌握政權、管理國家的幹部隊伍。而且要在一、二個月內發展十五萬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所利用」的國民黨員），根本不可能。即使在數量上達到了，素質上根本不可能達到。要知道當時的工農分子多是文盲，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黨員，怎麼可能掌握政權，管理好國家？所以，陳獨秀的這個主張只能說是「左」得可愛的絕望的掙扎。領導「三暴」勝利，盛極而衰3月1日，北伐軍到達蘇州、松江。張宗昌為首的直魯聯軍乘孫傳芳敗退，也派出三千軍隊爭奪上海。守衛上海、松江、蘇州的畢庶澄部隊動搖，並有欲投降北伐軍的消息。當日晚，特委會舉行會議，分析當時的形勢：「普通人民非常動搖」，「上海將成無政府狀態」，「兵工廠有兵來接洽，可出賣軍械」，決定加緊準備武裝暴動。陳獨秀最後說：「以後口號要規定原則：一、不要籠統，要切實。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號可定：收回租界，民選政府，市民代表大會政府，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四口號。」[25]次日，中共上海區委對工人的宣傳大綱稱：李寶章已跑，孫傳芳已完全倒台，張宗昌的軍隊也四面受包圍，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大暴動，奪取武裝；帝國主義及軍閥都驚慌，一般人民都讚賞；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把孫、張軍閥打倒後，聯合一般被壓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組織上海市政府。[26]這些表明：當時的陳獨秀為首的中共對革命形勢估計過於樂觀。首先，北伐軍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着讓工人糾察隊去先奪取上海。其次，即使共產黨先拿下上海，面對北伐軍，工人糾察隊根本不可能與之對抗。所以，這次暴動雖然可歌可泣，但卻是一次沒有勝算的賭博，而受害最大的是上海工人群眾的鮮血與生命。3月5日，陳獨秀參加特委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時機和指揮問題。陳將時機最後歸納為：等待北伐軍，「一、松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指直魯聯軍）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會議討論了暴動時各區的指揮人，陳決定：「黨的方面士炎代理書記。」（士炎即趙世炎）羅亦農提出整個行動由特委指揮，緊急時由羅亦農、周恩來、何松林（汪壽華）、陳獨秀處理。趙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確定了陳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總指揮」的地位。所以，「三暴」的勝利是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最輝煌的頂峰，以後就風光不再了。關於暴動勝利後的上海市政府，陳獨秀在會上提出：代表人數至少一千人，工人佔一半。工人、學生的負責人，「我們的要先選好。臨時把名單經群眾通過。」會議最後議定了市政府十五名成員名單，其中共產黨員有羅亦農、汪壽華、顧順章、侯紹裘等七人。國民黨員有吳稚暉、紐惕生、楊杏佛、何應欽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曉籟等。[27]關於這個名單，在前一天的特委會上，陳獨秀還提出：「市民政府最後必經過市民公會的選舉，然後打電（報）到武漢國民政府請他批准，事前就用談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8]這個名單後來反復協商，在3月12日舉行的市民代表會議上，正式選出，擴大到三十一人。實際上，陳獨秀對於當時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真心誠意的。3月6日晚，他與羅亦農一起晤見紐、吳、楊。吳認為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二百年尚嫌不足」，否則「急切輕掛招牌，只是贗品」。陳答：現在那裏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麼！吳問陳：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陳答：「二十年」。吳說：「如此國民黨生命只剩十九年了」，「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29]3月19日，北伐軍白崇禧指揮的部隊打到上海南郊龍華。特委決定發動第三次暴動，陳在下午和晚上兩次參加特委會議。當日，羅亦農下達了暴動預備動員令，並開始總同盟罷工。為了吸取「二暴」時罷工與暴動、奪權脫節的教訓，上海區委制訂的行動大綱強調：「此時上海民眾的責任是：總同盟罷工、罷市、罷課、武裝暴動、回應北伐軍，用民眾的力量，最後的根本的消滅反動軍閥的統治，建立上海民眾的直接政權。」[30]次日，陳獨秀在特委會上提議：「市黨部及民眾方面，趕快派代表去見白崇禧、薛岳（同情共產黨和上海工人起義的北伐軍先頭部隊師長——引者），要他趕快來取上海。」同時，上海區委制訂了詳細的「作戰計劃」。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開始。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坐鎮指揮部（施高塔路四達里，原中共黨校）、周恩來（中央軍委書記）和趙世炎（上海區委第二書記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在前線指揮。陳獨秀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住處）通過交通員鄭超麟和夏之栩與指揮部聯繫，掌握情況，提供建議，參與指揮整個暴動。[31]當時的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和張國燾在「二暴」後離滬去漢。蔡和森在莫斯科，只有陳獨秀和彭述之在上海。彭述之總是在陳獨秀發言後，表示「同意老先生的意見」，被黨內視為唯陳命是從、自己沒有主見的人物，沒有威信。由於魯軍在與北伐軍的戰鬥中潰退，上海工人暴動各區的戰鬥較為順利。先是80萬工人總同盟罷工，同時，約有二、三千工人糾察隊與魯軍潰兵及各警署警察進行巷戰。雙方激戰兩日一夜，多數地區被糾察隊拿下，敵人最後集中到北火車站、商務印書館及天通庵火車站一線，由於有白俄裝甲車及英國裝甲汽車的幫助，戰鬥十分激烈。「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請兵。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線總指揮白崇禧方遲疑間，又接駐滬軍事特務委員紐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畢庶澄投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32]次日深夜三時，陳獨秀親自來到指揮部，見閘北天通庵火車站的敵人頑抗，工人久攻不下，犧牲很大，曾寫一字條交人送到前線，建議「把我們的武力撤退到鄉下去」，條子送到時，形勢已經好轉，此議未被採納。最後的北站潰兵大隊逃散時，薛岳的部隊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並進駐北站。至此，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暴動獲得勝利。可見，北伐軍對這次上海暴動勝利還是有作用的，不能像大陸的傳統黨史那樣完全抹殺。對於中共和陳獨秀來說，這是第一次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聯合其他階級階層，取得完全勝利的武裝暴動。當日，在暴動中成立的上海總工會進駐湖州會館公開活動。陳獨秀在慶祝武裝暴動勝利的大會上發表演說，讚揚上海工人階級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軍閥的軍隊。[33]對於陳獨秀個人來說，是他從1902年加入《青年會》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自己領導的革命（雖然局限於上海這個局部地區）；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成功領導的革命活動，而且是在對抗共產國際意志的情況下實現的。從2月23日中共特委會成立至3月22日上海「三暴」勝利，從這期間的特委會和上海區委會議原始記錄及實際運動考察，陳獨秀處於總的領導地位，羅亦農是總的執行者，趙世炎和周恩來次之。所以，在勝利後的3月25日中共上海區委召開的擴大活動分子會議上，在陳獨秀作報告後，有人提議：「陳同志是我們中國革命領袖，我們應一致表示，堅決的表示擁護陳同志的報告（一致拍掌）。」[34]但是，中共傳統的黨史觀點是：周恩來是主要領導者，羅亦農和趙世炎次之，根本不提陳獨秀，而在勝利後的退讓和《汪陳宣言》上做文章，大批「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從「三暴」勝利後的第一天（即23日）晚上特委會會議開始，陳獨秀每天都在考慮如何對付蔣介石，並作出一系列指示，主要是：1、要想法使左傾的薛岳部隊「留在上海」，並同意薛的要求：任上海市公安局長，以保護革命成果，保護工人和群眾的利益；還根據「蘇聯同志」（即遠東局）的意見，發動工人、農民、共產黨員和團員參加該部隊；選一千五百工人，幫助他擴充軍隊。但「不要把薛岳弄得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緊他的政治工作，最後要弄到無論誰都不能來（代替薛），來就同他打，但應盡可能免衝突，同時準備最後衝突」。[35]2、整編工人糾察隊，要調得力者百餘人為幹部，作為糾察隊中心，加緊訓練；其餘複雜分子，實行淘汰；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餘的送交薛岳外，暫時不能交出去；4、因受蔣介石操縱，虞洽卿、紐惕生、陳光甫（大銀行家）、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員不就職，就取消、再選，補選；政府委員要就職，並通知領事團。26日，蔣介石來到上海，共產黨就以上四點與其展開鬥爭。結果是：薛岳部隊被蔣介石輕易調走，代之以投降過來的舊軍閥、反共的周鳳歧部隊。為此，陳獨秀曾主張：「我們要趕快以各區黨部分頭召集黨員大會擁護留薛」，並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領袖，與市黨部代表去找蔣說薛在滬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辦」？但都無濟於事。陳為此歎曰：「留薛未見有效。」[36]26日，根據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發動一百萬民眾起來擁護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國民黨方面主要委員還是不就職。中間派委員就職了也不敢任職，市政府名存實亡。最後的衝突是解散工人糾察隊。陳獨秀和中共作了最頑強的抵抗。25日晚，陳獨秀對所傳蔣介石部隊要解散工人糾察隊事指出：「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這充分說明，陳獨秀是明確主張與蔣介石決鬥的。他在上海區委會議上指名譴責：「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南京慘案，英美打死中國一、二千人，「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兩個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已決定準備防禦戰爭」。[37]但是，如何與蔣決鬥呢？陳獨秀也有顧慮。在3月28日的特委會議上，他說：若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衝突，「太階級性了」，「完全失掉聯合戰線」，即國共合作破裂。為此，他一面提出搞一個反英運動：「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所謂「反英運動」，也如陳所說只是宣傳、英廠罷工和抵制英貨。陳的設想是蔣必不反英，民眾即可反蔣——「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並提出「口號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國兵。」[38]但這對蔣介石是無用的。一面則請示共產國際。彭述之後來回憶：在特委會議上，大家「檢討當前極度危險的局勢，一致認為：除了堅決採取行動反蔣外，別無其他出路」。羅亦農、周恩來也是這個主張。周認為：「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岳（他所指揮的一師駐上海閘北）和嚴重（他的軍隊分駐蘇州無錫一帶）可能站在我們方面來，但舉行軍事行動反對蔣介石，恰好是違反國際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請示外，陳獨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漢，商議這個路線的重大決定。這三項措施，反映陳獨秀內心不可言語的無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的右派軍隊決鬥，沒有勝利的把握。中共發動「三暴」，及其後的反蔣鬥爭，如當初的巴黎公社那樣，乃是形勢逼出來的壯舉，因此，大陸有些學者認為，這時的陳獨秀，說其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筆者認為無所謂左與右，只是做了他無可奈何必須做的事情。辦法也許是有的，如發現蔣介石要動手鎮壓中共和工人糾察隊時，立即轉入地下隱蔽起來，或撤退到農村去。但是，那時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覺悟，二不可能作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拼命中流血犧牲，成了唯一的命運。問題在於，當時的莫斯科卻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作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陳獨秀黨中央請求武裝反蔣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後，3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作出決定：「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39]這就把中共中央逼蔣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蔣的策略完全否定了。3月31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在「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面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一面要求鮑羅廷「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一面向中共中央作出指示：「（1）在群眾中開展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的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40]平心而論，這個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義」上，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沒有指出如何正確地組織防禦，以保護上海的中共黨員和工人的力量。這是一個對業已開始的蔣介石反共政變示弱和挨宰的政策。所以，陳獨秀說：「羅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41]羅還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確反對國際指示。他說：「蔣與我們爭鬥的中心問題，為解除上總糾察隊武裝問題，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後的決鬥」；「我們決定不收藏槍械，堅不繳械，決不投降與退卻。沒有調和餘地，我們不避免衝突，我們唯有與蔣奮鬥，我們有實力有群眾，只要策略應用得好，有勝利的希望。」但是，如何與蔣鬥，他也沒有辦法，只說「以民眾的力量去鎮壓蔣之反動」，「不取進攻的形勢」。[42]——顯示出當時中共的極端無奈。聯共政治局所以作出以上指示，一是他們最清楚這幾年來他們給蔣介石的援助之巨大與給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給一槍一彈），相差是那樣的懸殊；中共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是他們對蔣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價值。就是這只「檸檬」的汁還沒有榨乾淨；三是對陳獨秀揭露蔣介石從南昌開始與敵人的勾結陰謀不相信。這是莫斯科遙控中國革命、不瞭解中國實情的死穴。就在這個指示作出後第三天（4月3日）史太林的反對派托洛斯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指出中國革命分裂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並讚揚陳獨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呼籲立即建立工人蘇維埃。[43]為此，史太林在4月5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在批駁托洛斯基時竭力為他的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辯護，說蔣「是服從紀律的」，他「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44]簽署《汪陳宣言》，百口莫辯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訂《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志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5]陳獨秀從準備反蔣到簽訂《汪陳宣言》，的確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當時的文件看，陳獨秀及上海區委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汪精衛4月1日到達上海，周恩來到蘇聯輪船上迎接，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來向陳獨秀彙報：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僞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志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面。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志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志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志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志，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6]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等國民黨要員見面。陳同意周的意見。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動，更不能限制蔣介石等人與他聯絡。2、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〇」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因乍回國，既不瞭解情況，又無實力，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定如下：（一）由汪精衛負責通知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二）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三）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對於「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制裁」；（四）「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7]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面，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做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的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作書面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面，前面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面。「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面。」[48]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此宣言。宣言稱：「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當時各派對《宣言》的反應很複雜。宣言公佈當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開的談話會上，吳又故意挑撥說「外間誤會甚多，以為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汪大笑說：「僅言兩黨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僅兩黨首領外交上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吳說：「治理中國止（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中共江浙區委、江蘇省委及一些群眾團體紛紛表示竭誠擁護宣言。羅亦農在6日舉行的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分子也可不懷疑」。「所有國民黨黨部及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要特別宣傳我們的領袖獨秀同志」。[49]陳獨秀本人當時也感覺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報紙對鄭超麟說：「大報上好久沒有登載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敗後，才覺悟到這是個「可恥的文件」。陳獨秀以為上海的局勢可以放心了。6日即登船赴武漢，因為武漢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臨時中央，連電催促陳赴漢，認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問題都應集中力量在武漢解決。10日到武漢，蔣介石則於12日在上海撕毀與汪精衛達成的協定和《汪陳宣言》，發動反共政變，史稱「四一二」事件。傳統觀念把這次共產黨的災難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和《汪陳宣言》。因為它解除了共產黨的思想武裝。宣言的確被蔣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說在事件發生前共產黨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有情報來源。據鄭超麟回憶：駐紮在閘北的第一師（即薛岳——引者）調開了，第二師調來。師長劉峙是反對共產黨的。有一天，我在我們新開的書店裏，幫着毛澤民照料生意。一個兵士買了書後不肯走，要同我們說幾句話。他在櫃檯旁邊低聲同我們說：「你們要小心，糾察隊夜裏睡覺把槍和子彈放在身邊。」我問他：「為甚麼？」他不肯說下去。其實，我們早從他處得知蔣介石進攻計劃了。有個黃埔學生蔣友諒是我們的同志，司令部召集軍官開會，政治部主任潘宜雲發表反共言論，蔣友諒起來駁他，立即被他下命扣押了，其他同學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陰謀。自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報告。周恩來寫了一封《致陳獨秀蔣介石二先生信》，很長，很激昂，但未曾在甚麼地方發表。在這局面之下，我很憂慮，曾向尹寬表示我的憂慮。尹寬對我說：「蔣介石向我們進攻，即使勝利了，那也不過是一時的軍事的勝利，在政治方面說則他是失敗的，我們是勝利的。」尹寬主持的省委機關報已經開始暗中攻擊蔣介石。[50]請看，陳獨秀的阿Q精神勝利法——反共勝利是政治上的失敗——幾乎感染了全黨。但這是絕望中的哀號。蔣介石的最後失敗，不在於反共，而在於獨裁，在於國民黨官僚體制的腐敗。注釋[注1]〈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罷工告上海工友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46、147。[注2]〈特委會議記錄〉（1924年2月24日晚），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1–153。[注3]〈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6。[注4]〈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8–129。[注5]〈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88號（特字型大小第66號）記錄〉（1927年月2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型大小第67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注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91。[注7]〈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告民眾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67。[注8]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19–227。[注9]〈中共上海區委各部委各產總聯席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89。[注10]轉自楊天石：〈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百年潮》，2003年第11期。[注11]〈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5。[注12]〈中共上海區委告同志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70–171。[注13]《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77。[注14]《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77–878。[注15]轉自楊天石：〈陳獨秀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百年潮》，2003年第11期。[注1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41、175。[注17]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08。[注18]〈中共上海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3月8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97。[注19]〈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01。[注20]《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3。[注21]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31。[注22]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1、340。[注23]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11。[注24]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1。[注25]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47、249、251。[注26]〈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對工人宣傳大綱〉，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57。[注27]〈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78–284。[注28]〈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277。[注29]《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頁810–811。[注30]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47。[注3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32]施英（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1927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21。[注33]《徐梅坤回憶錄》（未刊稿）。徐是參加「三暴」共產黨骨幹分子。[注34]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03。[注35]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87。[注36]〈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注37]〈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注38]〈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390、392。[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69。[注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67。[注41]《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注42]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8、450。[注4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年），頁16。[注44]蘇聯《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太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1932年紐約版，頁389–390。[注45]《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注4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注47]〈國民黨連日會議之要點〉，《申報》，1927年4月8日。[注48]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49]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9。[注5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十一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不堪回憶武昌城」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這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曲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作為總書記，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作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首先，由於受到「四一二」事件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威望急劇下降，開始失寵於莫斯科。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上海「四一二」事件時的情景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着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志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着他。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氣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我有異樣的感覺。照舊是陳獨秀當主席，列席者照舊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不錯還有譚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這些人的神氣多麼不同！獨秀已經不是有威權的領袖了，不過是一個普通主席，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他的意見只有彭述之贊成，別人則一致反對他。別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後來，回上海，袁昌頤才告訴我，那時一切重要會議以前，平山、秋白、國燾三人都先商議過的。他常住在他們三人常會面的屋子，但是這三人回避他，說話不讓他在旁。[2]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武漢早已成為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去了漢口。張國燾和譚平山跟隨北伐軍也到了漢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在這年4月隨羅易、湯曼、多里奧一路經廣東到了漢口。這幾個人，不等陳獨秀到來，就在漢口成立了中央，指揮一切。所以，陳獨秀已經成了「多餘的人」。二、莫斯科正在醞釀中共「五大」並計劃撤換總書記陳獨秀。鄭超麟回憶：有一次聊天，羅亦農說：「你們知道麼？莫斯科有個決議，擬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做領袖。」據鄭分析：那時陳獨秀代表的傾向已經失敗了；他反對北伐，但是北伐勝利了；他長久拒絕把中央從上海移到廣東來更密切地同國民黨合作，北伐軍到武漢，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漢。現在他不得不來了，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鮑羅廷的主張。但從過去經驗和倔強性格看來，他不會服服貼貼執行「國際的」路線的，必須撤換。為此，莫斯科派人專門考察中共高級幹部，找人談話，發現能夠代替陳的人只有三個：與國民黨接近的譚平山、提出強硬新理論的瞿秋白、中國工人運動元老——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張國燾。「譚平山想當總書記，瞿秋白也想當，張國燾也想當。他們三個人都想搶這個位置。」[3]但是，全面綜合後又覺得陳在黨內外的威信還是最大。在這風雷激蕩的時期，公開攻擊並撤換他，是不合時宜的；同時，這三個候補領袖也各有問題且不相上下。結果決定，保留陳的總書記位子，但剪除一切羽翼，使他不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古代「清君側」的策略。中共「五大」最初提出來的新中央名單中，既沒有過去與陳獨秀接近的人，也沒有過去在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的負責幹部。「改朝換代」的傾向太明顯了，以至國際代表團主席羅易不得不站出來說話：「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羅亦農）兩同志，這名單裏面竟沒有列入。他們過去負了如此重要責任，即使錯誤了，新領導機關仍須他們參加的。」[4]所以兩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畢竟還是被排擠出了決策層。「五大」後，他倆和其他原來接近陳獨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釗的位子；羅亦農任江西省委書記，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省委任宣傳部長，鄭超麟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實際上，陳獨秀本來就沒有決策權，只是貫徹莫斯科的路線而已。雖然有時還想鬧點獨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現在連中共黨內的具體決策權也沒有了。鮑羅廷和羅易不再把陳放在眼裏，有事多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商量，作出決定後再形式上通過一下陳獨秀這個總書記。正如後來毛澤東在跟斯諾談到武漢地區的土地革命時所說：「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羅易「站在陳獨秀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5]當時莫斯科、特別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是神聖不可批評的，陳在提出異議後往往被迫違心執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紀律不允許他向全黨和外界宣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決定、指示、訓令等，於是，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以為一切路線、決定都來自黨中央甚至於陳獨秀本人。即使極少數知道點內情的人，也只敢指到遠東局。例如，4月18日特委會討論中共中央對滬區工作決議案時，認為失敗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於大資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錯誤的責任問題，批評「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等；對於這種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領導全國此次運動東方局也要負責」。[6]關於執行國際執委「七大」路線的爭鬥毛在回答斯諾提問大革命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說：「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着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對於鮑羅廷，毛澤東認為「僅次於陳獨秀」，說鮑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對。[7]吳玉章則說：有一次，陳與吳及汪精衛商談局勢，有人反映，農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親遊街，農協扣留了政府的糧米，汪暴跳如雷：「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也附和說：「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8]這裏牽涉到大革命中後期複雜的理論、路線、政策和責任問題。對這些問題，全黨思想極其混亂；這個混亂本來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而由於共產國際的干涉，又更加劇了混亂。為了澄清混亂，統一全黨的思想，召開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醞釀和主導五大的指導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的。甚至連時間地點、參加人數、議事日程、大會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組織等一系列決議原則的貫徹，等等，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旨意執行的。可以說，這是中共誕生以來，共產國際介入最廣、最深的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在這次大會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從。而在會前的準備期間，他曾作了相當激烈的抵制。首先，五大的指導思想是1926年11月至1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決定的。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制訂了一條180度轉彎的左傾路線，與「八二九」指示制訂的右傾路線完全相反。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一）、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二）、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三）、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四）對土地革命，原來不准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五）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太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於史太林11月30日講話。[9]這樣就使參加革命的人們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瞭解，只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志甚麼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只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甚麼？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甚麼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佈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志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10]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有野心，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要由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劇烈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到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不僅農民運動是如此，城市裏的工人運動也出現了相當左傾的狀況。劉少奇後來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談蘇區工人「左傾」問題時說：劉少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勳之一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和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着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12]很奇怪，工農運動自己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真正的農民並不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亂搞的。所以最後的失敗，與其說是國民黨反共，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或者說工農打敗了共產黨。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面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簡直是亂透了。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非常正確。這樣的革命怎麼可能持久？怎麼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的陳修良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說明大革命後期，由於搞左傾，已經失去了人心。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自我感覺良好！在這種情勢下，怎麼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系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作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着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處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中國黨史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怠工的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只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當時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就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連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當時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所以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武漢成立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但是，執意來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里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法國人國際代表）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儘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陳獨秀終於獨木難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請注意「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強迫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同時，此決議又顯然保留了陳獨秀反對的痕迹，在指示各級黨部討論國際提案時强調：「每個同志如有疑義或意見，都可寫寄黨報登載因為國際此提案之執行，影響到我們黨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在中共的决議中有這樣的似「反對派」的文字，是異乎尋常的。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卻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着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變」。史太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二）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此前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結果，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掌握軍隊者則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只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太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對此，羅易等人不敢去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倒打一耙，把氣撒在陳獨秀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1]從羅易的這個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但是，羅易、瞿秋白、毛澤東以及上述寫《上海來信》的三位國際代表等，不想用「國民革命」來限制當時的運動。後來由於毛澤東勝利，於是，「大革命」的提法就代替了「國民革命」這個當時普遍使用的詞，成為中共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這就完全掩蓋了這場革命的性質，也掩蓋了毛澤東當時的左傾錯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極左的文件，就成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經典代表作，而與此對立、比較實事求是的陳獨秀則一直被釘在「右傾機會主義」恥辱柱上，直到現在。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作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作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舉辦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〇」事件時，他說：「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大革命前期的那些路線、政策、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莫斯科及當時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他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機智地暗示當時的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當時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向全黨暗示，「三二〇」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黨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關於退出國民黨，他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當時他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