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創建中國共產黨（1919–1921）獄中思索，一度信仰空想社會主義脫離北京大學前後，陳獨秀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既然在巴黎和會上，西方的民主主義已經被認為破產，於是大家就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時，十月革命後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了中國，滿足了這個社會需要。就陳獨秀而言，五四時期受到的打擊和壓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實際上，從創辦《每週評論》開始，他就已經開始了這個轉變，從啟蒙轉向救亡。陳認為，國家不獨立富強，談不上個人的民主與自由。此外，胡適等人還是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軍閥統治是阻礙當時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勢力，而認為國民性的落後是主要原因，只要堅持做啟蒙工作，國民性先進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每週評論》第1號照片據胡適說，陳獨秀的這次思想轉變是從獄中悟出的。這應驗了陳獨秀的監獄是「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說法。胡適說︰「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只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着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1]陳獨秀在出獄後一度信仰無政府空想社會主義。1919年11月2日，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2]宣傳美國杜威博士的「民治主義」︰（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世間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馬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思潮及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區別，是要不要進行「階級鬥爭」及「消滅資本家」。為此，陳獨秀在該文中說︰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於是，他就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1919年4月，北大提前實行教務長制、陳獨秀實際被解除文科學長，改聘為教授後，就不屑與小人為伍，萌生去意。到11月，據當時陳獨秀的學生陳鍾凡、楊亮功回憶，陳的早年朋友、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劉申叔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對陳鍾凡說︰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這裏指的「派別」主要是新文化運動內部主張談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釗派與主張談實際問題和實用主義的胡適派，以及在所謂個人道德作風上反對陳獨秀的湯爾和、沈尹默等人。「改組計劃已經實現」，則是指他在北大文科進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並不因為他不當文科學長和接着離開北大而被取消。離開北大後幹甚麼呢？陳表示：「專心從事社會運動」。[3]陳獨秀所說的社會運動，首先是試驗「工讀互助團」運動。這個運動最早是外來的「新思潮」——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在中國青年中影響的結果。運動的最早發起人是原北京中國大學畢業的記者王光祈。他於1919年7月1日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8月，提出把進步青年組織成一個個十餘人的小團體，在鄉村實行一邊種菜，一邊讀書和翻譯外文書籍的「新生活」設想。然後又提出在城市中實行這個設想，並給這樣的團體賦予「工讀互助團」的名稱。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立即得到衝出家庭、婚姻束縛，團聚到《新青年》陣營周圍來尋找出路者的熱烈響應，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給予支持。他們在《新青年》、《民國日報》上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4]為它的盡早誕生籌集經費。互助團規定：團員每人每日必須工作四小時；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也由團體供給，惟書籍歸團體公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他們認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通過逐漸推廣，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當時北京互助團有四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多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佈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就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他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蕭子璋等26人發起的。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面臨饑餓。接着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6、7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列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等人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地說是「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也即稍後成立的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兩大分支。前者執行馬克思晚年的思想︰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則堅持馬克思早期的教條︰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系龐雜的「社會主義」。他迷戀於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擁護接近第二國際主張的階級調和政策。當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5]當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國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6]十月革命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與之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陳獨秀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戲劇性地很快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1918年秋，《新青年》編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7]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陳獨秀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他關心的是︰一、政治體制（德國因失敗君主體制倒了）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制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制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8]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甚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那麼，陳獨秀後來為甚麼明確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呢？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事）。這個宣言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反響，全國三十一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到︰「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9]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晚年，陳認識到，列寧的「專政」比「資產階級民主」要罪惡「百萬倍」。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東方吹來十月的風過去，中國史學界反復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不能籠統而言。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卻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對中國而言，都在大海的東方。也就是說，不是甚麼「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十月的風」其實是從東方吹來的。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只能重複毛澤東的觀點。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利用其在民主國家的方便條件，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後總匯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0]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新文化運動打開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系統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大陸無論官方或民間，一致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動力觀點，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他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1]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12]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只進行物質方面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大陸論著公論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晚於李大釗，官方與學界竭力「捧李抑陳」。因為，過早離世的李大釗對中共有功無害，而陳獨秀的後期和晚年成為中共的反對派。其實，在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上，陳獨秀是中國第一人。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第三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是施存統、周佛海。由於資料缺乏和施存統脫黨、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該組在中共建黨史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它對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和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特別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俄國維經斯基1920年4月底來華後，對這個過程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後到上海，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代替和補充了此前零星的日文資料。這充分反映在5月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停刊、9月復刊，實際成了發起組理論機關報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這期不僅在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而且開闢了專門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這種變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戰友的不滿，特別是胡適，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這個《蘇維埃俄羅斯》的英文詞“Soviet Russia”，過去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注意，有的還譯成「布爾什維克」，並以此證明中共的指導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留學美國多年的胡適是實指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Soviet Russia（週刊）。後經石川楨浩在美國找到當時的幾期Soviet Russia核對，驚人地發現，《新青年》上「俄羅斯研究」專欄上的文章，絕大多數譯自Soviet Russia，內容都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實際情況。而陳獨秀們從這份雜誌中第一次較全面正確地瞭解到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列寧、托洛斯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此外，《新青年》和《共產黨》上刊登的還有美國其他雜誌文章，從美國出版寄到中國，再譯成中文，時間相當的短，表明陳獨秀和發起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復刊號新設計的封面上的圖案，也是模仿美國社會黨的黨徽。茅盾說︰「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大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13]更有甚者，後來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黨內機關報《COMMUNIST—共產黨》，與當時在倫敦發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而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文章譯自該刊。簡直成了它的中譯本。《新青年》第8卷第1號封面與當時美國社會黨黨徽這本來沒有甚麼奇怪的，因為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太晚了，只得從模仿和借鑒開始。這可以說「西方吹來十月的風」了！但這也說明，「維經斯基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帶來了大量文獻資料」，實際上是帶來了一筆經費，使貧窮的陳獨秀們能夠從美國和西方或美國在上海的代理機構購買這一大批英文的《蘇維埃俄羅斯》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和雜誌。這顯然比維經斯基從蘇俄直接帶來蘇俄的「違禁刊物」更為安全、方便和迅速。當時的陳獨秀們懂俄文的幾乎沒有，而英文的資料當即就可以翻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兩股列寧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從此匯合了，陳獨秀們的思想得到了徹底的洗禮。於是，在陳獨秀的思想中，過去的「國民」、「民眾」的觀念，逐漸被「階級」的觀念所代替，開始用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家與社會問題。在一篇文章中，他說︰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象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14]過去，他竭力鼓吹中國實行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根本出路是「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現在，他宣佈︰「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即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15]過去，他宣揚耶穌的「寬恕」、「博愛」精神，現在他說︰「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來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16]針對當時有人用「德謨克拉西和自由」口頭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陳還責問︰「（一）經濟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數勞動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二）經濟制度革命以後，凡勞動的人都得着自由，有甚麼不合乎『德謨克拉西』？」[17]一個曾經對法蘭西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竭力鼓吹、然後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僞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接觸到列寧主義，能無動於衷嗎？從1920年開始，他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捨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政權說成是「最民主」的政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建立共產黨。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人中去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拘禁三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鄉保釋。[18]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准，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乘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最引起注意。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19]陳出獄離京後給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20]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21]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為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以下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一、對於五四運動。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22]陳獨秀此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故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到上海後不久，他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時，他終於放棄此空想，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23]說幹就幹，陳獨秀一面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24]同時，陳獨秀又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佔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來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佈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5月以後，陳獨秀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和中國任武雄（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原館長）詳細考證，這是子虛烏有的事。[25]筆者同意二位學者的理性思考。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高一涵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26]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且在國外——日本，[27]顯然是聽人所說。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的材料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他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也不排除有的人別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正如蔡和森所說︰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東擴張行動的一部分。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各個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瞭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34]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革命的工作。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觸。一見面，就稱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與此同時，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40]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41]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並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梁冰弦等，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李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由於陳獨秀的抵制和不現實，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俄方不瞭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42]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只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43]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7月，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四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44]但是，這封信還表明，他們還沒有放棄在天津、廣州以及漢口、南京等地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在這些城市也建立類似上海革命局這樣的領導機構。他們聯繫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這些努力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們的胃口很大，要陳獨秀等一起在上海和這些城市中的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工會中央局」，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工作」。信中說︰「這一周，我們組織部（即上海革命局組織部——引者）要召開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各出兩名代表的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中央局將派一名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革命局。」對此，陳獨秀又進行了抵制。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制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45]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學生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聯會長狄侃、上海學聯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維經斯基信中承認︰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46]因此，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後來，龔德柏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託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鐘，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47]奠定中共基礎工作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是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志。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面負責黨建工作。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首先，《新青年》復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堅定地表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對於自己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陳獨秀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新青年》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第一批主要有︰《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封面《階級鬥爭》，考茨基著，陳獨秀委託惲代英翻譯；《社會主義史》，柯普卡著，陳獨秀委託李季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原名《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李漢俊譯。第二、出版黨內機關報、制定宣言，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成立。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上海發起組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當時的創建者陳獨秀、維經斯基等都認為，這就是革命政黨，不過是還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較混亂。如後來發現的發起組成員之一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記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那其主義，的確是盲從的。」（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48]8月後，初步定下來時，叫「社會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陳獨秀文章中，有這樣的文字︰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着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49]陳獨秀用「吾黨」的名義表示政見，並且把「社會黨」與「勞動者國家」並列，說明當時已經公認這個發起組是一個政黨，並且名為「社會黨」。用當時參加者之一的俞秀松的日記所記為「社會共產黨」。後來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張申府徵求意見，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最後共同確定叫共產黨。1920年暑期，張申府還特意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討過建黨問題。[50]據當時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的信中說︰《共產黨》的創刊詞《短言》是陳獨秀所寫。在撰寫這個發刊詞前後，他還起草了第一個黨綱性質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的中文稿已經遺失，在五十年代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國的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有它的俄文件。[51]這個宣言是當時作為「臨時黨綱」使用的。其內容與上述陳獨秀撰寫的《共產黨》發刊詞完全一致，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目的和階級鬥爭的最近狀態三個部分。闡明按照俄國的榜樣，由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實現共產主義，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黨》月刊和這個《宣言》廣泛發到各地共產主義者和旅歐勤工儉學的革命者手中，特別是《共產黨》，發行量最高時達五千份。由於1920年5–8月中共黨成立的模糊性及黨名的混亂性（「社會共產黨」、「社會黨」），再加證據《新青年》復刊號的間接性，所以，重於文字檔案資料考證的石川楨浩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正式成立於1920年11月。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根據對中共代表張太雷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供的報告[52]中提到的中共1921年「三月會議」的詳細考證，認定在這年7月被中共當局規定的「中共一大」之前，就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並在會上制定了正式的黨的宣言和臨時綱領，還同意最早（1971年）發現《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志的報告》[53]的蘇聯學者佩爾西茨的觀點︰「中共『一大』只不過基本上審議了『三月會議』事先準備的議題而已。」[54]第三、開辦外國語學社，培訓幹部，建立青年團。由發起組成立，在漁陽里六號（今淮海中路）開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公開掛牌，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生，作為掩護，實際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訓幹部的「黨校」。學員主要是各地革命團體選送來的。如1920年暑假，蕭勁光、任弼時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來的。後來劉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學習過。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響，離開家庭和學校，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陳獨秀謀求出路，投身革命。發起組就把他們安排在外國語學社學習。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主要由他和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文，隨後選拔一部分去俄國深造。學員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少時也有二、三十人。其中約有二十多人先後分三批到莫斯科學習，其他則分配到國內各地工作，為中共早期培養了一大批幹部。1920年8月，上海發起組先派最年輕的黨員俞秀松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共青團員中有位金家鳳，出身富裕，五四運動時是上海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陳獨秀來上海辦「外國語學社」、建團、建黨缺經費，他託言要留法十年，向家要了六千銀元給陳獨秀。陳介紹他和妻子毛一鳴給蔡元培和李大釗，進了北大。1921年跟隨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1922年5月與鄧中夏一起作為北京代表，出席了全國首屆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5]陳獨秀經常參加青年團的會議，上海發起組同時也是全國青年團的發起組。第四、建立工會，重點開展工人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表明，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發起組成立後，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運動，把運動的重點放在籌辦工人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真正的工會上面。影響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創刊的《勞動界》（週刊）。此外還有面對店員的《夥友》週刊。1920年，陳獨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發表了約20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與此同時，即開始在工人中組織工會的工作。10月3日，在漁陽里六號（即外國語學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所在地）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楊明齋、陳獨秀先後發表了演說，陳獨秀還為這個機器工會草擬了章程。這是中共領導下制訂的最早的工會組織章程。陳獨秀出任工會募經處主任，為工會活動募集經費。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近千人。孫中山和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演說。這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工會組織。第五，指導各地建黨。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着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陳獨秀又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共產黨。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進行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鑒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個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二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56]當時在勤工儉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臨去法國勤工儉學時，趙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工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5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在新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他的信任和崇敬，稱之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58]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59]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60]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和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61]那麼，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在《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沒有證明。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於是，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潔披露烈士1920年6月至7月間日記內容時，這個謎就揭曉了。原來，這個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在崇俠面前經常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62]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佈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志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一、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此事件，說明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63]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甚麼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64]出版于1920年的中國婦女報刊史上首份畫報——《解放畫報》從以上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來看，從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人民呼聲是︰「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賣國為對象的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這次行動與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與共產黨結緣的轉折點。毛澤東於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65]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這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還是「大雜燴」。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不是隨便附和的。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66]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67]——從他在信中的敍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所以，毛澤東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68]把毛澤東從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只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是陳獨秀。可能他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由於其他各種思想的干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他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69]如果毛澤東從北京直接回(湖)南，不是經過上海與陳獨秀見面的話，必如傅斯年、羅家倫那樣成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已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麼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着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70]接着，毛澤東又讀了三本上述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1]毛澤東這裏所說的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對），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是果真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汲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72]隨後，毛澤東一面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面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毛澤東7月離開上海，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只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長沙毛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發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73]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週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當時湖南建黨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上海發起組11月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無政府主義，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託我尋覓真同志。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志。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未去長沙參加青年團成立會——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有了《共產黨》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7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同樣的過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着。蔡和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毛澤東也覆信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這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大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新文化運動陣營分裂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思想界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他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制，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引起胡適的不滿。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週評論》。從此，該刊改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只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李大釗則立即作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緊接着，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75]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廳總監吳炳湘把胡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週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算完了。」[76]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週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週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瞭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