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陳獨秀早就關注救亡。從18歲寫《揚子江形勢略論》和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再到《甲寅》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敗以後，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着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陳獨秀在北大國史編篡處一起做編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是使陳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北京故宮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每天有拉玉泉山水御用的黃車，景山前街常看到戴着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特別是1917年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復辟，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復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復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68]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發表《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胡適卻不以為然。1917年7月他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69]看來，他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着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11月14、15、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三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SHEVL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則敏感地感受到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另有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陳在《發刊詞》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週評論》創刊這一天豎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注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德國侵佔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國權的勝利。形勢強於人，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儘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還是捲進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70]《每週評論》創刊後，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71]2月9日，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陳在《每週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前不久的《每週評論》創刊號上，陳還稱他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這種幻滅情緒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調動了他們鬥爭的積極性。隨着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着着失敗和《每週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制中國收回權利，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公開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72]點名譴責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大使）、陸宗輿（幣制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73]——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作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確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來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面長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軍事參贊羅伯遜從殖民者多年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煞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煞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74]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與陳獨秀住宅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面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75]主持。兩天後，「五四運動」爆發。「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在運動爆發的5月4日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發出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甚麼是公理，甚麼是永久和平，甚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76]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人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二條鐵路借款等一系列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77]5月18日，針對北京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和有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界、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78]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要有（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的戰鬥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79]他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價值的文明。[80]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學生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也為了改變北京運動囿於學生圈子、目標只指向曹、章、陸的狀態，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衝上第一線。他親自起草了內容，並請胡適譯為英文，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到鬧市區香廠新世界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人群散發，隨即被暗探逮捕。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宣言》明確提出五條「最低要求」。收復山東權利，「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還要免除當時的實權派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實際掌握當時北洋政府軍權）、段芝貴（陸軍總長、京畿警備總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愛國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據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調查，被訪問者（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國內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81]這樣的歷史地位，充分說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中的作用。八十多年來，不少人以階級和黨派的偏見，極力貶低或抹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他「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援過五四運動」，是多麼的無知和妄說！6月28日，中國代表終於在巴黎和約上拒絕簽字。這個勝利，一方面是全國各大中城市廣大人民群眾鬥爭的結果，特別如上海、天津等地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包括學生、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三罷」鬥爭的結果。陳獨秀提出的運動不應局限於學生，應該最大限度地包括社會各階層的主張，雖然在北京沒有實現，而從全國來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被捕轟動各界，明星如此閃爍從京師警察廳檔案看，陳獨秀在6月11日被捕，並不是初次散發傳單。此前他約李大釗等已經在群眾中散發過。暗探發現傳單後即進行偵察，發現「陳獨秀等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等情，並在大溝頭十八號設立印刷機關實屬妨害治安」。於是，警察廳密令各區署嚴密監視陳、李。6月11日，陳再次約高一涵等上街分頭散發傳單時，自然就被捕了。[82]四年來主編《新青年》，領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已是全國名人。他的被捕立即引起震驚。各界人士和許多社團、機構深為憤怒，紛紛致電致函政府，要求釋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者中既有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反對甚至受到新文化運動衝擊的人。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永概這樣評論陳：「平時激於愛國之忱，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安徽省長呂調元在致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電中也說：「懷甯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絕與過激派無涉。」甚至在北大直接受新文化運動衝擊的守舊派教授劉師培，也為報答當年陳營救自己的恩情，在呈文中說他「誠不免有越軌之嫌，然原其用心無非激於書生愛國之愚悃可否於陳獨秀寬其既往。」[83]新文化運動也借此機會正好檢閱了一下自己的成就，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這顆「思想界明星」如此閃爍！一直不注意群眾運動，只靠少數人武裝起義和地方軍閥進行共和革命的孫中山，受到「五四運動」的震撼，看到了群眾運動的力量。他認識到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給予高度的評價，從此開始改變革命觀。他說：「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84]「欲圖根本救國，非使國民覺悟不可。」[85]——革命救國應該從思想和文化上啟發國民的覺悟入手！這很接近於陳獨秀的思想。孫中山是一個實幹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動，6月8日就指派戴傳賢以《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為榜樣，創刊《星期評論》；8月1日，又指派朱執信創刊《建設》雜誌，加入了新文化運動行列。這兩個刊物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正在這時，傳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與陳素不相識的孫中山立即投入營救活動。他在上海接見北京政府和議代表許世英時，氣憤地說：「獨秀我沒見過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着吧！」。許世英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86孫中山是當時廣州軍政府的精神領袖，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瑄也致電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總理龔心湛請釋陳獨秀。欲與南方謀和，徐世昌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87]這次陳獨秀獲釋，可以說孫中山起了重要作用。最能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中影響以及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地位與份量的，是與陳獨秀一起進行鬥爭的人們如李大釗等，還有親身受到陳獨秀聆教的毛澤東等人。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說有一位愛讀本報的人來信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虧了貴報的『隻眼』，常常給我們點光明。我們實在感謝。現在好久不見『隻眼』了，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88]同期，還發表署名「赤」的隨感錄《入獄——革新》，稱「陳獨秀在中國現在的革新事業裏，要算是一個最乾淨的健將。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後中國的革新事業更當何如？」李辛白的詩《懷陳獨秀》，更是悲情訴說：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上海的李達也對陳深表敬意：「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我們對他應該要表示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吃苦』的人。」[89]1919年3月，毛澤東從正在風起雲湧地醞釀着五四運動巨大風暴的北京，帶着遍訪新文化運動的幹將而陳獨秀對他影響最大的感受回到長沙後，立即發動並領導起響應北京的湖南五四愛國運動。從此正式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治鬥爭舞台。6月14日，得到陳在北京被捕消息後，毛澤東仿效《每週評論》創辦了湖南學聯機關報《湘江評論》，並在創刊號上親自寫了一篇《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充分表達了對陳獨秀精神最深刻的瞭解和最崇高的敬意：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着「賽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加給他。[90]文章結尾，毛澤東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並認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想，使他越發光輝遠大。」五四期間送給日本朋友的陳獨秀像[91]從這篇文章看到，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崇敬，經過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訪時「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已經進入到唯其獨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陳獨秀早已被視為與托派相結合、被莫斯科打入十八層地獄，毛澤東為了不得罪史太林和遷就大多數，只能維持原案。但是同時，還講了前文引過的一大段話，為他辯護，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患難識知己，高山覓知音。這次被捕事件，最深切瞭解陳獨秀人格魅力和思想價值的要算是李大釗。陳在獄中時，李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是為一證。陳出獄後，李又作《歡迎獨秀出獄》詩三首，更富激情，意蘊深遠：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於戰不勝真理。甚麼監獄甚麼死，都屈服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相別才有幾十日，這裏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每週評論》在陳獨秀入獄後的8月31日被當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懾，不必歎惜；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有許多好的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92]謠言如刀，無奈離開北大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在進步青年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舊派人物自鳴清高，不屑置理。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乘輪值編輯第四卷三號《新青年》之機，二人演了那出「雙簧」戲。此作果然達到目的，影響很大，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新高潮。但過分渲染反對者的無知，卻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圍攻：一、反方反撲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也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溟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93]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對壘。黃侃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梁漱溟則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顧及面子和舊誼及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首先是當時的輿論重鎮《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先後推出他自己化名「傖父」寫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文。杜文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歎不已，而污蔑新文化是「猩紅熱和梅毒」；錢文則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94]主要引用德人台里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制優越於美國的民主制。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但卻對多數質問不作回答。1919年2月，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批駁。此後，另一位著名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向新文化派發難。林年過七十，博學多才，早年曾有愛國思想，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着辮子。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95]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個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從姓氏源流上說，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與之類似，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系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1919年3月，林紓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指出教員所反對的只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曲意而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末，宣佈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還明確表示自己支持新文化運動，指出：「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96]儘管如此，為了保護北大，蔡還是作了一些妥協，如在1919年3月1日，召開評議會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後實行「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其目的就在於變相免除陳獨秀學長職務。二、當局鎮壓懾於學生和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國會沒有通過林紓擬議的、安福系議員張元奇提出的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將出面干涉北大的流言卻頗為盛行。有人認為，如果不發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學和其他大學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受到當局鎮壓。「五四」之後，政府雖然窮於應付運動和外交，還是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過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單進行監視。6月11日陳獨秀上街散發傳單，即被逮捕，雖經各種勢力特殊營救，也被關了三個多月，而且出獄後還被監視。三、謠言殺人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開始流行關於陳獨秀等人的謠言，其中最嚴重的是兩個。第一個謠言是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已被北大驅逐，首先出自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之口。此生在徐樹錚辦的立達中學讀書時，是林紓的學生。進入北大後做保守派報紙《神州日報》通訊記者，兼做林紓的情報工作。他收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誹謗性材料，提供給林紓和報刊。此人崇尚舊文化，酷愛舊戲，與主張廢除宣揚舊道德和舊戲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嚴重對立。1918年6月，陳獨秀在答復張厚載用化名寫的來信時斥之曰：「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學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97]這些主張自有一些道理，但是舊戲的各種缺點可以通過改革消除，而增強其有益的教育民眾的一面。過激的思想，促使陳等提出了「廢除舊戲」的主張。對於演劇和歌曲，胡適甚至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即話劇）。張厚載對此恨極，尋機報復。他一面把上述《荊生》、《妖夢》轉寄《新申報》發表，一面向《神州日報》提供謠言，說陳獨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陳獨秀已經被迫辭職，蔡元培也不否認，等等。此說不脛而走，大家信以為真，同情陳獨秀的人士紛紛在各報上發表評論，表示「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當干涉。這些言論雖是譴責政府，但反過來，又擴大了謠言。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於是，胡適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迫使張進行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98]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闢謠，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99]陳獨秀則撰文揭露：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着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00]此後，北京大學教授評議會通過決定，開除了張的學籍。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譴責下，林紓和張厚載不得不公開認錯。「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張厚載寫信給胡適表示「謝罪」。他還對蔡校長表示承認轉發林紓兩小說，「攻擊陳、胡兩先生並有牽涉先生之處歸罪於生」。蔡則表示：「林君作此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101]陳獨秀乘勝追擊說：「像這樣勇於改過，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熱心衛道宗聖明倫和擁護古文的理由，必須要解釋得十分詳細明白，大家才能夠相信咧！」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妓院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洩憤。此謠言最具殺傷力。當時嫖妓是較普遍的現象，妓院業是公開合法的，但道學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況且陳獨秀是蔡元培宣導的北大進德會的成員，「不嫖」是基本一戒。即使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和與陳獨秀私誼很好的人，在聽到「挖傷下體」的謠言後，也表示不能容忍。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沈、湯這兩位兩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謀士，「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提議，決定在4月8日召開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會議，議決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選馬寅初為教務長，陳獨秀、夏元瑮（字浮筠，北大理科學長，也有嫖妓問題）被改聘為教授。陳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這時，蔡的心情該是「揮淚斬馬稷」吧？此後，夏爭取到經費出國遊學，陳則因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自動脫離北大。4月11日，湯爾和回寓途中遇見陳，見其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已。1937年，湯爾和出任侵華日軍扶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1940年死於肺癌。為其致悼詞並且接任其職的，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之一周作人。陳不怕與保守派對立，只恨無理的強權與謠言。他認為，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的對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恆地發展的。在那封因被捕而未及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信中，他說過極深刻而富有哲理的這些話：今日的保守派，從前也做過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要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沒有止境，那保守革新兩派的爭鬥，也便沒有止期。我想就是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久是保守革新兩派對抗的世界，不過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進步罷了。革新派對於保守派，當然大聲疾呼，攻擊他的短處，就是有時動了感情，罵幾句粗惡的話，也都無妨；若是只望消滅世界上新舊並立的現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為革新派自己，對於將來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舊遞變，以至無窮，那新舊並立的現象何時才能消滅呢？[102]謠言止於智者。在陳獨秀被謠言中傷而處境困難的日子裏，在一些「戰友」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時候，胡適這位智者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拒絕信謠傳謠。16年後，他在給湯爾和的信中，譴責他「為理學書所誤，自以為是，嫉惡如仇，故不免為夷初諸人利用也」；責問道：「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他認為，若無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獨秀後來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時隔多年，胡適對陳仍表示深深的同情和義憤。對此，湯爾和承認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103]注釋[注1]《夢舟日記》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歷史博物館藏。[注2]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注3]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注4]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注5]吳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吳稚暉先生文粹》，第1冊（上海：全民書局，1929），頁316。[注6]高一涵：〈李大釗同志傳略〉，武漢《中央日報》副刊，1927年5月23日。[注7]高一涵：〈李大釗同志傳略〉，武漢《中央日報》副刊，1927年5月23日。[注8]參見：〈陳金川在南京全國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載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第3、4期合刊（內部資料）（2002），頁43。[注9]蔡元培〈致汪兆銘〉（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注10]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166。[注11]《孟鄒日記》，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36。[注12]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1輯。[注13]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陳獨秀生平點滴〉，《安徽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1輯。[注14]以上教育部兩件原件皆存北京大學。[注15]馮友蘭：《馮友蘭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39。[注16]北京大學檔案，轉引自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影印件。[注17]斯諾：《西行漫記》，頁130，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注18]〈本誌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4期，第3號(1918)。[注19]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71。[注20]〈朱經農致胡適〉（1916年8月12日），轉自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52。[注21]〈致《甲寅》編者〉，《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61。[注2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以下二信同註。[注23]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3。[注24]〈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1日。[注25]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3。[注26]胡適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台北：遠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137–140。[注27]〈致陳獨秀的信〉，1917年4月9日，《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注28]《胡適來往書信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注29]《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97。[注30]胡適〈給母親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11。[注31]胡適〈給母親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111。[注32]錢、陳二人通信均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注33]〈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注34]〈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注35]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期，第1號，1919年1月15日。[注36]手稿原件殘片，無日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注37]《錢玄同致胡適信》，1921年2月1日，國家文物局藏。此信連同1920–1932年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11封信，是2009年國家文物局從住在美國的胡適兒媳婦手中徵收的。[注38]二文分別刊於《新青年》，第3期，第3、5號，1917年5月1日、7月1日。[注39]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74、75。[注40]陳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7），頁13。[注41]問答二信均載《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注42]〈張奚若致胡適函〉（1919年3月13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0。[注43]〈陳獨秀致胡適信〉，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號。[注4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25。[注45]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注46]《周作人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495。[注47]《陳獨秀致周啟明信》，1920年3月11日，《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注48]《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526。[注49]《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注50]魯迅：〈吶喊序〉，《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4。[注51]《陳獨秀致周啟明信》，1920年3月11日，《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注52]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六十年回憶》（上海：太平書局，1944），頁65。[注53]〈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的演說〉，《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9月21日。下引陳獨秀在北大的活動，除另有出處外，皆載該《日刊》，恕不一一註釋。[注54]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號（1919），頁199。[注55]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注56]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注57]馮友蘭：《馮友蘭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39。[注58]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316。[注59]〈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注60]《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注61]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頁386。[注62]斯諾：《西行漫記》，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頁127。[注63]轉自李銳：《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61。[注64]斯諾：《西行漫記》，復社出版社1948年版，頁127。[注65]周恩來旅日日記手稿，1918年2月6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以下所引周恩來旅日日記出處，均同此。[注66]〈陶孟和書信手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注67]〈高一涵書信手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注68]參見《周作人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306–310、312。[注69]〈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注7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5。[注71]胡適：〈文學革命〉，《胡適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168。[注72]隻眼：《世界第一惡人》，《每週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注73]參見隻眼：《日本人與曹汝霖》、《四大金剛》、《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麼商團又要罵曹》、《陸宗輿到底是那國人？》，載《每週評論》第13、19號，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注74]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頁67。何親自參加了這次會議。[注75]段錫朋直接具體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北京高潮過去後，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聯席會議。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直到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後來段身為國民黨高官，積極反共，但對陳獨秀的尊師之情一直維持着。從陳晚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一直到逝世期間，段對在貧病交加中的老師給予的關切、探望、幫助（包括錢和物），在同輩北大學生中是最多的。[注76]隻眼：〈兩個和會都無用〉，《每週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注77]隻眼：〈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週評論》，第21號，1919年5月11日。[注78]隻眼：〈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週評論》，第22號，1919年5月18日。[注79]隻眼：〈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週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5日。[注80]隻眼：〈研究室與監獄〉，《每週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注81]朱務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注82]京師警察廳檔案：《外右五區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號，北京市檔案館藏。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獄〉，《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注83]以上數件資料，均藏於北京市檔案館。[注84]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卷，頁209–210。[注85]孫中山：〈覆廖風書函〉（1919年8月28日），《孫中山全集》，同上，頁103。[注86]〈沈定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7。[注87]《神州日報》，1919年7月9日。《申報》1919年7月15日。[注88]《每週評論》，第30號，1919年7月30日。[注89]鶴（李達）：〈陳獨秀與新思想〉，《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年6月24日。[注90]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頁3。[注91]關於這張照片：當時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是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旗手，在獲知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後，馬上通過過去的學生李大劍，向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表明了願意與新文化運動合作的意願，提議東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師生互相訪問，互相支持。特別邀請陳獨秀能訪問日本。但是，由於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改由李大釗和吉野作造相互率團訪問。這張陳獨秀親自簽名的照片，是在這種情況下流落到日本的。2004年筆者率陳獨秀研究會代表團訪日時，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か從某檔案機關中複製提供。[注92]《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注93]《密勒氏評論》，1919年7月12日。[注94]《東方雜誌》，第15卷，第6號，1918年。[注95]分別載於《新申報》（上海），1919年2月和3月。[注96]蔡元培：〈答《公言報》《請看北京學界之思潮變遷之近狀》〉，《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注97]〈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注98]《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0日。[注99]《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9日。[注100]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週評論》，第13號，1919年3月16日。[注101]張、蔡兩函，均載《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1日。[注102]手稿，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此手稿沒有署名，但從內容推測應是陳獨秀所寫，因陳入獄後，《每週評論》發生變故，此稿留在了胡適手中，沒有發表出來。[注103]〈湯爾和致胡適的信和胡適的回信〉（1935年12月2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