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儿子也给了失去皇位的父亲一个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两京虽然收复了，但战争并未终止，李亨借回纥兵的助战，这些兵在得胜后从事劫掠，使地方残破更甚，再加上长期战争的经济困难，越来越深，人民的生活很不好过。//---------------《杨贵妃》杨贵妃外传(21)---------------　　于是，人们对新皇帝的能力有了怀疑，李隆基四十多年皇帝，根基深厚，渐渐地，失势的太上皇被重视，也被人尊敬了。一度冷落的兴庆宫，又趋热闹。　　乾元元年(注：公元七五八年，按至德年号，只用了两年)，谢阿蛮到了兴庆宫，报告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事。　　那时，改葬杨贵妃的事曾悄悄进行——李隆基是想公开改葬的，但格于形势，为高力士所劝阻，只命亲信的内侍去改葬，掘开坟墓，没有发现尸体。　　改葬虽然秘密进行，但当挖开坟墓而不见尸体，总是非常事件，人们终于把这讯息泄出了。　　长安市上，传说纷纷，本来就有杨贵妃未死的谣言，如今，这谣言更加盛炽了。　　谢阿蛮就在这样的时候重入南内，见到太上皇。　　李隆基初回长安时，处境自然不大好，但是，时局的发展以及人事关系的演化，他的地位渐渐不同，环绕着太上皇，隐隐地有一个势力圈了，甚至，外国的使臣也会到兴庆宫来拜见太上皇。大臣中，也有了一批亲太上皇的，李隆基本身似乎不想复位了，但形势却有着可能复位的倾向。至少使人们有此感觉。　　在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中的皇帝，对父亲又有了戒心，他把亲近父亲的大臣贬调，用宦官李辅国(注：以前的李静忠，马嵬事变中的主要策划人)来监视太上皇。　　不过，由于内外形势的不佳，李亨不敢对太上皇作进一步的行动，因此，李隆基在兴庆宫有相当自由。　　于是，他派了一个人东渡日本和杨贵妃联络。　　这个人，有人说是四川临邛的道士，也有人说是昔日梨园的乐工马仙期。　　派使赴日本的时间，有人说是乾元元年，也有说是乾元二年。可能是乾元元年的冬日离开长安，到扬州候船，等到乾元二年才出发的。可能，李亨也得知这一秘密。乾元二年，日本国派了大使高元度、判官内藏全成等九十余人入唐，顺便迎接藤原清河返国。因史思明继安庆绪为乱，大唐九位节度使兵败于相州，史思明的军队打垮了郭子仪、李光弼的部队，再度占领洛阳。李亨以道路受阻为理由，不让日本使臣入长安朝见，派谢时和其他人把高元度送到苏州，即命他们归国，另派沈惟岳以唐朝的大船送高元度一行返日。这可能和杨贵妃的事有关连。李亨不让日本使臣到长安，也不让藤原河清(他的中国名字)随之返日。　　但是，传说又谓李隆基派出的使者，的确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见到杨贵妃。另外的传说谓沈惟岳护送高元度到日本，也见到了杨贵妃。又据传说，沈惟岳因见到杨贵妃，又已知道太上皇被囚，故借风阻为借口，留在日本，不敢再回唐朝。沈惟岳在日出仕，赐姓名为清浮宿祢，日本方面传说，他成为杨贵妃在日本的一名助手。　　李隆基派出的私人使者，可能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较久，他们应该是在日本得知长安城内发生的第二次对太上皇的“政变”。　　那是在上元元年(注：公元七六○年，李亨用乾元的年号只两年，便改为上元)，七月间，李亨以自己处境不佳，而太上皇的声势越来越大，不能再任由他住在兴庆宫了。于是，李辅国又担当了对付太上皇的主角，他突然发兵劫持太上皇，迫他离开兴庆宫，往冷落的太极宫，据说准备在太极宫路上把太上皇杀害，但为高力士阻吓住企图行凶的兵士，于千钧一发之间，兵士们放下了兵器，向太上皇行礼。李辅国虽然得势，但对高力士仍有心理上的恐惧，他在无可奈何中，在惘惘茫茫中，接受了高力士森严和亢厉的命令，为太上皇执辔，护送入称为西内的太极宫。　　高力士又救了李隆基一条老命，太上皇被囚禁在西内，而高力士和其他侍从太上皇的人，被流放出去，高力士被流放到巫州。太上皇受到囚徒般的待遇。　　太上皇被囚西内太极宫的甘露殿，连如仙媛、玉真公主都不能再在他的身边或者见他，如仙媛且被流放到归州去。朝中有人不平，刑部尚书颜真卿纠合一批官员上表，问太上皇起居，皇帝李亨大怒，把颜真卿贬为距长安两千三百六十里的篷州当长史。　　可是，朝中清议哗然，李亨又有些害怕了，不久，他只得改善对太上皇的待遇，派万安、咸宜两位公主入西内照顾太上皇(注：这两位公主是太上皇的女儿)。　　那是上元元年秋天，上面的事发生在七月。太上皇被囚的消息传到日本，大约会是在九月底——当时，渤海、新罗两国对日关系不好，但信使大约能仍借道通过，只是日本遣唐使已多年没有借道朝鲜半岛了。　　此时的日本，又有了新的政治斗争，孝谦女皇在敉平奈良麻吕之变的次年，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以太上皇或皇太后的地位，仍握有权力，而且，天平宝字的年号也没有改。不过，这位孝谦天皇放弃了天皇名义后，权力受到挑战，昔日辅佐她的执政大臣藤原仲麻吕在权力上和她起了冲突。她的儿子附和仲麻吕，孝谦太上皇则联合道镜禅师对抗，据说，杨贵妃是站在孝谦太上皇这一边的，时时出入宫廷，有人还说她住在宫中。　　李隆基派到日本去的人，大约上元元年的冬季启程回来的，时间应该在得知太上皇被囚西内之后，行期可能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　　李隆基接到回音，该是在上元春天或是夏天，杨贵妃回国的可能已完全丧失了，太上皇李隆基实际已成为囚徒，要再派人出国承问贵妃自然也没有可能了。//---------------《杨贵妃》杨贵妃外传(22)---------------　　至于时局，又非常不好，洛阳再度沦陷后，依然不能克复，各地又有新的变乱。　　大唐皇朝繁华的好日子似是过完了！老去被囚的太上皇李隆基的心情之坏，由此可以想见。　　次年，宝应元年(注：公元七六二年，上元年号又只用了两年)的四月，太上皇和皇帝先后逝世，先是皇帝病重，而在西内的囚徒太上皇虽老，却无事。但忽然死在儿子的前面，有人说，这是李辅国担心皇帝死后，太上皇再起，因此先把囚禁中的太上皇毒死了。父子的死期相差十三天。　　宫廷中什么事都会发生的，这并不出奇。　　据说，太上皇李隆基的最后岁月很凄苦，他日夜思念着在海外的杨玉环。　　白居易“长恨歌”中，想象这位太上皇的生活，老年失眠：“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寒衾谁与共。”大约是很接近事实的。　　太上皇李隆基和皇帝李亨的死讯传到日本时，日本的政局正趋向非常严重的局面。　　藤原仲麻吕在朝中斗不过孝谦太上皇，他的权力已危机四伏，不过，他又有庞大的势力，孝谦只能在朝压抑他而无法将之去除。　　但是，藤原仲麻吕当权日久，他不能忍受被压抑，他部署着，要动用武力来打倒孝谦。　　据说，在自己国家内未曾干政的杨贵妃，到了日本，转而成为政治人物——接她到日本的虽然是藤原家族的人，但是，她却没有和藤原仲麻吕站在一起。有一项传说是：藤原氏分为四房，杨贵妃并不是由仲麻吕这一房人接待的，日本方面的传说：杨贵妃和藤原永手一房的感情很好，可能受这一房的接待。此外，她和吉备真备的往来也密切。　　李隆基逝世的第二年，日本国终于发生了兵乱。　　藤原仲麻吕以在平城京无法争回大权，便到自己的据点越前(奈良之西的海边城)起兵，侵入越前与奈良之间的近江国，拥立盐烧天皇和奈良的孝谦太上皇兵戎相见，孝谦在军事上是有布置的，近江与奈良之间，有伊势、伊贺和山城三地，环形拱护着奈良都，孝谦派兵出击，自伊势和山城两路作钳形进入近江，把仲麻吕的前锋兵击破。　　这一战，藤原仲麻吕完全失败，他战败，在湖边被杀。　　孝谦在战胜之后，把倾向仲麻吕的儿子淳仁天皇废了，囚禁起来。完全依照唐朝的方式行事。　　大乱平息，是公元七六三年底，日本纪元一四二三，孝谦天皇的天平宝字七年。唐皇朝的代宗皇帝广德元年。　　次年，孝谦女皇正式复位，并改名为称德天皇，但年号仍用天平宝字。到了第二年(公元七六五年)才改年号为天平神护。又发生了一次内战，那是和气王叛变，女皇又将之敉平。　　据说杨贵妃一直和女天皇在一起，而且获得信任。她参与重要的决策，在和气王事件之后，道镜禅师在朝中代替了从前的藤原仲麻吕的地位，独揽大权，和女皇帝有了权力斗争，道镜以太子之位未定，罚谋篡位，自为天皇。公元七七○年，又被女皇所完全击败；女皇任命藤原永手、吉备真备为左右大臣，这一年女皇帝死了，嗣位的是光仁天皇，由藤原百川和永手拥立。中国方面的史书记载，对孝谦天皇一代皇位的变动很乱，对以后光仁天皇朝、桓武天皇朝也乱。　　在日本，当称德女皇死后，对杨贵妃的传说就少了下去，只有说迁都到平安京时，杨贵妃仍然活着……　　公元一九七三年作//---------------《杨贵妃》附录一(1)---------------　　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突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联；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给范蠡作结，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托异国，又总是可悲的。再往下数，历史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我处理中国历史，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传说，完全不能称为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为：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南北朝的大混乱，唐玄宗天宝之乱，蒙古人统治中国，孙文创中华民国。　　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力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让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含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事的人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婉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藉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中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杨贵妃》附录一(2)---------------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上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娶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为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注：即皇帝命令，俗呼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入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　　册寿王杨妃：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缛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最要迟，便少有可能了。　　(注：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杀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在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为贵妃的，“唐大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　　“……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　　“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杨贵妃》附录一(3)---------------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乎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变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更为优雅和风趣一些。//---------------《杨贵妃》附录二(1)---------------　　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联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记》：　　“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兵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着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记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记时和《肃宗纪》记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注：‘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白：‘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　　“……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注：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堂，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详，录如下：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注：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注：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被缢杀于马嵬驿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记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的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而且也是有能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弒帝或迫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率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绝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杨贵妃》附录二(2)---------------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　　“……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句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原葬处掘开来，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处死”，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划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未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盛。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或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者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予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未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未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　　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注：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炬，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可传数百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杨贵妃》附录二(3)---------------　　次日(六月十二)，皇帝上朝，而百官赴朝堂者，人数只及平时百分之二十以下，朝会几无法进行，李隆基见大势不妙，不敢在朝堂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驾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注：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管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避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而奔蜀。(注：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他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官、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注：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唐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要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是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　　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注：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也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则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　　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在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城和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杨贵妃》附录二(4)---------------　　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此一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今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为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值得注意者，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则马嵬之变的时间，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十四日午时，再深入一些，时间应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进而戮毁肢体，悬首驿门，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之后，又有韦见素出，被叛兵打伤头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轮到皇帝闻讯，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李隆基不应，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赐死。如此，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计时当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别行，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当在申时。　　杨贵妃被缢死，执行者是内侍，在逃亡中，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而缢死一个人，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缢至气厥而未毙命。四军以皇命赐死，再或见缢，又或得知执行者报，以杨贵妃而解围罢乱，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如此，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贵妃复苏，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宫女群知了。　　杨贵妃待人仁厚，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事，设法救援，应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寿王李瑁，为至爱杨玉环的，他妻子被父皇所夺，遇此，岂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与贵妃的关系，自更不必说。因此，杨贵妃倘若未死，代为掩饰及协助她另路脱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极可靠的。　　这是杨贵妃可能不死而逃向别处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测。　　其次，是杨贵妃赴日本的问题了。　　当时，在长安有不少外国使臣，日本国遣唐使唐玄宗朝为最盛，人数多，除外交官外，学生、僧侣、商人更众(见日本人本宫泰彦着《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那些外国使臣也随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当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变而取间道行。这有左证可资参考。　　从长安逃出来时，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门后，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晓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权人物，应该早就有知，或早已准备，因此，在当天黎明之后，大约较皇帝出奔迟半个至一二个时辰间，其余的显达，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宫城北禁苑西门出，通过渭水上的便桥至咸阳，沿大路向兴平、武功、扶风而进。至兴平马嵬驿时兵变，道路自然受阻，在后面的人，不少另行觅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进，如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或二)及虢国夫人与子裴徽，皆走别道，逃至陈仓始被杀害。　　据当时的各种史料综合报导马嵬事变时，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其渡渭而南行者，可以分为：渡水至终南，再分路，向西行赴盩厔，向郿、斜谷关——这是继续西行的。次为至终南后，入秦岭山区，转向南行折东而出武关，那是赴湖北的路。　　杨贵妃走哪一条路呢？可能渡渭，至盩厔，再折南入山——她先到盩厔，预备入蜀，大约发现入蜀危险(李隆基已丧失权力，因而无目的地折向南行)，走湖北，也是可能的。她在道路中当然会得到一些消息，她可能选择的亡匿之地应为两湖与江淮地区。　　自同一方向而南行东行的逃难者群，在路上相遇的可能不会太少——杨国忠的妻子与虢国夫人母子，在陈仓被杀，官史对杨国忠的本系子孙的记载，在理论上都有交代，但是，在实际上却太欠详细了。　　杨国忠有四个儿子，依长幼为：杨暄、杨昢、杨晓、杨晞。官文书记录：杨暄与父同死于马嵬；杨昢陷贼被杀，杨晓逃至汉中被杀，杨晞随母死难于陈仓。//---------------《杨贵妃》附录二(5)---------------　　其中，杨暄、杨晞二人之死，殆无疑问，杨昢婚皇室妻为万春公主，位鸿胪卿(等于外交部长)，陷贼而死之说，颇难成立，杨氏一系对皇室西奔的消息，得知自然最早，且其余三子及多数外国使臣均为首及次批逃出者，何以杨昢会不及逃出而为安禄山所俘？此可疑之一。其次，谓杨晓为汉中王李瑀所杀。考李隆基于马嵬事变后，奔亡至散关，改组随行的军队，分四军为六军(注：人数极有限，据“邺侯家专”云：“玄宗幸蜀，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此千人之数，当为被太子夺兵之后所余人数)，其作用大抵为扩充扈从队伍，纳入诸王家甲等，以抑陈玄礼龙武军之势，六军分由寿王李瑁等统率。分六军事在六月二十日，地为散关。同时，再命颖王李璬先行入蜀部署。　　李隆基于六月二十四(丙午)由散关抵达河池(注：河池郡在散关西南，即今陕西凤县，此邑在唐代数易名，或河池，或凤州，为自散关入蜀孔道之一。由道路里程计算，李隆基在散关应休息了三天，盖自散关至河池，一日可达。)　　在河池，蜀郡长史崔圆奉表来迎，李隆基即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由于崔圆之来，报告蜀中丰饶及甲兵全盛(可能崔圆也带了一队兵来迎驾)，如此，情势转佳，李隆基乃任命侄子陇西公李瑀(让皇李宪〔成器〕之子，汝阳王李琎之弟。文人，品学兼优)爵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　　李瑀赴任，自河池至汉中(即今陕西南邻)，其间册命受爵等，虽在非常时期，估计亦要两天吧？赴任途中，计情应先到褒城(属汉中治，汉中隶于梁州，唐时，梁州曾一度易名褒州，州治在褒城，旋又以汉中为首邑)视察一日，再到汉中，则其到达时，当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杨晓如由褒城斜路奔往汉中，应早七八日或竟早十日到，汉中为重镇，要非亡命者可避匿之所，除非有特别的背景，杨晓似不会愚蠢到留在汉中不走而待李瑀来打杀的；何况，李瑀进爵得官，为李隆基所授予，李隆基自散关入蜀，一路任命，都是为重建本身权力谋，李瑀希承叔父皇帝之旨，亦当不致任意处死杨晓。　　因此，杨昢、杨晓二人之死，应该存疑。　　又：杨昢之妻万春公主，后来再婚，嫁杨锜(杨昢从叔)，大历年间始卒。而杨锜前妻则为玄宗太华公主，天宝年间死。万春公主传中未提及杨昢之下落。　　又次：杨国忠四子，最幼者杨晞，据宰相世系表，官太子中允。据旧新唐书百官志：“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在唐代，京官能至正五品下，是要经过相当年月的。杨国忠虽当权，但依法不可能超擢自己的儿子，何况，太子中允是掌实务的中上级官员，要做驳正启奏、总司经典等职，没有相当才学，是不能做的，从出仕至官太子中允，应磨历十年左右，杨家虽特出，六七年时间总要的。无论如何，杨晞死时，年纪总有三十。据此，杨氏四子，均已婚，且都可能有子女，然而史书俱不载国忠的直系孙辈男女。　　杨氏为举世著名大族，天宝一代，宠显之盛，无以复加，杨国忠的从弟，事变后皆获保全，其后且仍能通婚皇室。由此推论，杨国忠的孙辈男女，逃脱马嵬之难的应不在少。　　如果杨国忠的儿子或孙儿女有人逃出，以杨氏之权势，在混乱中，找庇护者要非大难，应知杨国忠虽为史家列入奸邪大恶，但其人有才，能任事，门下士几遍天下，史书不免于受成王败寇观念支配，和当时实情，必多出入。因此，杨国忠后裔逃出者之一二支或一二人，在道路上与杨贵妃相合，再由某种机缘而合于日本遣唐使，因而东渡，在情理上，也不相悖。再者，杨国忠为相日，其子杨昢为鸿胪寺卿，对诸蕃外使及日本遣唐使等待遇殊优，日本使者在长安者，与杨氏亦必有相当情谊，危难之间救助浮海，要为人情之常。　　综合上述，杨氏在日本留有一支，或亦有此可能。但是，至今在日自称杨贵妃后裔之人，应为杨国忠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