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而民间又没有一家NGO组织，不能设立民间基金，更没有一部《基金法》，想做慈善捐助的人得不到政策支持。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们有理想，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就算这样，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选一样，不计任何代价，完全奉献，并且还有经济能力奉献。"张连红说。　　一些大学生经过培训参加到王选的行列中来，但所能参加的时间非常短，并且不是一种经常行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寒暑假进行。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研究生们，参与也只是在就读期间，他们和大学生一样都有就业压力。因此一个南京1644部队真相的调查项目，在执行的三年当中，换了很多人，每一个人在快要成为熟练的调查者时，都为前途与生计而去，最后留下的还是王选一个人。　　于是，王选只能有一个。中国只能出现一个王选。　　"很冷清的。"张连红描述王选身边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各地都很支持，但实际上做的很少，王选每次去推动都很难，王选到了那里，很热闹，很支持，但王选一走就散了，实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没人了。　　然而，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乏的机制。"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值得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目前接受了一笔华侨的资金建立了基金，这个基金是面向社会的，只要有志于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经过申请和考核，就会得到资助。申请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老百姓出版一本自家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或者做一些更小的但有用的事，都可以申请。　　口述细菌战历史已经进入倒计时，再过十年想做也不可能做了。人生不满百，那时候当年的亲历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真的要被翻过去，永远都搞不清了。　　王选非常清楚目前中国的局面，她非常着急。"她走得太快太急了，看到别人不理解，她很急，很焦躁。一急反而让人疏远她，而她就越感孤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要求别人，你只能让他慢慢明白，然后成为同行者。如果你强求，人家只有远离你。"张连红以一个旁观者和相当熟悉王选的朋友身份这样评说王选。　　王选的孤单是因为她睿智，是因为她清醒，是因为她对时局的判断。她永远急急地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她永远少有同行者。　　缺少学术上的后援　　细菌战研究之薄弱成为细菌战诉讼的一大掣肘因素。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中国，对细菌战的了解只是零星的史料搜集，主要是各地文献档案馆、博物馆所编写的文史资料，细菌战受害地区的报刊或是各受害地区当时的防疫会议摘要、疫情通报和上级部门下达的电报令等，远远不能说明情况。就是这些原始资料，相当一部分还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公开的。到了90年代，出了一些研究专著，在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方面的搜集也有了大的起色。但就整体而言，与抗日战争史中其他课题研究相比，还相当薄弱。国家图书馆能够查阅的文献资料，也只有十余种。　　而日本、美国的研究要比中国早且深入。但日本、美国对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资料(如部队配置,试验方案、数据,实施细菌战的原始记录等)未予公开又使历史真相迷雾重重。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　　王选每次国外回来，总是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资料。她说她内心很苦，苦的是没有同行者。"其实，中国的学者是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经费去研究的。"王选说。而王选的花费都来自于自己，那是有限的。　　王选的细菌战诉讼没有中国学界的后援，在历史方面、法律方面她都需要支持，但所能得到的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人，历史的真相需要她亲自去调查，没有人可以给她支援"更多的炮弹"。　　并不是没有人想帮王选，但常常是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实际帮不上。细菌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搞清楚，它涉及到中国20多个省，这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去做，要组织这样的一支队伍就需要钱。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评价王选是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说王选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王选说她已经累到骨髓里去了。　　王选已经不是少年，从四十多岁已经步入五十岁。一个人最黄金的时期已经到了尾声。"一个人的身体是有个极限的，王选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单枪匹马，面对的是日本政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政府，力量太悬殊了。"何必会说。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1节：王选注定孤独作者: 南香红　　王选的孤单是中国民间力量的孤单，他们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发出声音需要更大的力气和勇气。　　一个大学生给王选来信：　　王选老师您好！　　以前看你的信，在你所叙述的那妙趣横生的故事背后，第一个感觉是，你承受了别人都无法想象的艰辛，忍受着凄苦与精神的寂寞。而你的心地是慈善又美好的，你把那些艰难都用你美好的心过滤了一遍，苦的都过滤了，说出来的是有趣中带着丝丝甜味。但你绝不会向别人诉说你的艰辛，你品性如此．　　说实话，自从张纯如死后，我一直担心你，不是担心其他，是担心你的心很累。每次看你精神很好，精力充沛，平常也从没听你说过苦啊什么的，差点以为你真的不累。现在听你说累到骨髓里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或许应该注意心里的健康，把心里的累说出来，释放出来，这样有利于你的健康！　　张华星23May200523:53:42　　王选回信说：　　举一件事为例，你也许会明白疲劳是哪里来的。　　1998年9月，我妈、弟弟、弟媳三人帮我把几乎彻夜完成的介绍原告团活动和诉讼的资料80份复印装订好，我就背着上飞机去长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为了给原告团和诉讼搞"营销"，所有的费用当然都是自己的，还缴了100美金会费。那时候100美金比现在多多了。为了履行民主程序，我把资料如数从旅馆全部传真给常德。　　在那里第三次遇到哈里斯，前两次在美国。他告诉我："吉林人民出版社说：'《死亡工厂》中文本出版了，日本人就不来投资了。'所以书不能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谢尔顿·哈里斯的《死亡工厂》是一本全面揭露细菌战和美国日本联合掩盖细菌战的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日本也翻译了这本书。王选在日本找人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愿意来做的人很难找。后来徐兵最早承担了翻译工作，刘惠明也被强拉了进来。有一段时间刘惠明身体不好，想退出，是被王选逼着坚持了下来。　　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这本书在国内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揭露日本细菌战最深入、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哈里斯还是写得很客观。记得我当时翻译这本书里的悲惨的事的时候，沮丧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些被关押用来做实验的中国俘虏的故事，总是让我痛苦无比，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茫然的水面上的折叠的纸船。"王选说。　　2000年初，经上海学者介绍了一家出版社，终于愿意出了。徐兵翻三遍，王选从头到尾改了三遍。四个译者中三个是留学日本的，还懂英语。王选改的时候是对照英文版和日文版一起改，三国语言一起弄。这部书，不熟悉细菌战的人还翻译不了。　　"我的弟媳每天帮我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译稿送到打字店，然后再取回来，我再在上面改一遍，然后再由她送下去。打字费都要比稿费多得多。"王选说。　　2000年10月，书总算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原来准备媒体宣传报道，但临时又变了，一大堆的海报就那样扔在出版社的地板上。一位译者要稿费，不要书，于是王选就自己掏腰包，把稿费给他。因为出版社只给了王选一大堆书。　　不过王选觉得自己总算有了一个关于细菌战历史的文本了，她在向世界说的时候，有了精神的扶持和依靠，有了学术上的后盾，不用自己全部从头说了，也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怀疑她所说的真实性了。接下来，王选就是背着大袋书，提着大箱书，到处去讲，把书送给别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跑。所有见王选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包，手里拖着两个包，包比人大。　　"今天在东京召开了一个'战后60年'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的国际集会。"王选写邮件向张连红说，"韩国来了两个议员，台湾两个，菲律宾一个，日本四个。中国当然一个也没有。我是不去也得去。在日华人当然也是一个没有。各国都是NGO的身份，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韩国已经通过受害调查法，连菲律宾国会，都在市民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对慰安妇采取救济措施。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精英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尽管把受害者扔在脑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上回我在南京大学给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什么都没有。没有同道，没有身份，没有基金，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王选注定孤独。　　"如此快速的脑子，如此纤细的感官，如此敏感的神经，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性格，如此急躁的品性，这样的人，本来活在世上就累，再如此波起浪涌，我要是不'铁'着，哪里撑得住？早就散成细沙，随风而去，悄然入荒漠了。十年一场官司，许多衣服顾不上穿，连看一眼的功夫和心思也没有。现在翻出来，真有'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觉。"王选说。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2节：被塑造成坚强作者: 南香红　　"我劝王选不要做职业革命家。"记者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辑荣维木时，这位和王选来往多年的学者说，"我多次这样劝王选：生活是生活，事业是事业，不能把细菌战搅进自己的生活。"这位年长的学者，说话的节奏很慢，但作为旁观者，他对王选的生活不可谓了解得不深。职业革命家意味着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对生活的完全放弃，完全的牺牲和献身。　　王选的丈夫说王选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说："别人也爱国，也搞细菌战，但人家是8小时的，或者10小时，再厉害的加加班也就是12小时。但王选永远是24小时，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我是中国人，也认同这件事，但认同不等于是百分之百，认同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的全部都搭上。"　　王选在她一生中最黄金时期投入到细菌战的诉讼与调查中，长期浸淫于极端的情感当中，对王选来说是件残酷的事。但王选的命运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场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当中，王选没有退路。"她从一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学者，已经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她就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何必会说。　　在王选的家里，有一盆花开得很茂盛，是一种并不名贵的草花，开出白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花开了满满一盆，王选把它摆在客厅中央。　　王选的丈夫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盆花，他说："她总是开得很努力。"在记者听来，这是一句双关语，一半说花，一半是说站在花旁的王选的。"的确，她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努力。"　　一句简单的话说尽王选。这样的话，只有和王选如此亲近如此熟悉的人才能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　　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梅陇车站。王选一大早从南京赶到上海，回家拿了衣服，再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从杭州坐大巴到义乌。这是王选走了无数次的路。她知道这是最节省时间的一种走法。这一次她要到义乌去做二审判决前的情况汇报，还有动员和筹钱等一系列的事。　　到了家，没有家的实质生活，在家的时间远远少于在外面的奔波，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这一天是丈夫来火车站接的她，两人一起在外面的小饭馆里吃了饭，王选又要上路了。　　这之前的三天，她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调查》的最后定稿，完成了译作《黄金武士》的最后校定。在这之后她还要去日本。　　奔忙。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　　在去往杭州的列车上，王选说，她的脚上有一双红舞鞋，她爱这红舞鞋，于是就穿了，但只要穿了，就要不停地跳、不停地舞，永远都不能停止，直到累死。也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脱下那红舞鞋。　　这红舞鞋，就是细菌战诉讼。　　在这之前，王选不是这样的。王选的丈夫说："王选以前有时候很静，并不那么善于表达，也没有表现出来有什么领袖气质。她只是比一般的女人更多地关心政治，关心大事，喜欢学习。细菌战诉讼完全改变了她，把她另一面的东西挖掘了出来，并且扩大。她以前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话会脸红的，现在她完全是一个世界级的演说家。是细菌战诉讼改变了王选。"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3节：真实的王选作者: 南香红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一张照片：王选和她一起坐在一个报告会的主席台上，但王选却歪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王丽君说："开庭的那几天王选根本就不吃东西，压力大，吃不下，也没有时间吃。每天只喝一点牛奶，开完庭了，才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细菌战诉讼完全抹去了王选的家庭生活。　　王选丈夫赵善灵的名片正面印着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背面印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　　"但是认同并不等于就接受，"赵善灵说，"自从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永远地成了王选的忠实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你无法改变频道，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能直接和她说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转地说，如果你直接说了，结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渐知道吵架是没有用的，就慢慢改变自己，忍受，接纳，认同。"　　1999年闻黎明到广岛做报告，约好到姬路王选的家里去。大年三十晚上，闻黎明去了之后发现王选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选在东京开庭。　　丈夫和王选老是见不到面，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房间里摆满了书和材料，生活在对付，很不认真。王选在日本的家还是租来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餐厅会客厅工作室兼用的房间，10平方米大小。另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张单人床顶着门，还有一间是卧室。闻黎明去王选家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冷，用来取暖的煤油炉的煤油用完了，没人去买。实际上煤油是每星期两次有人到门口叫卖的，但就这样，家里也没有人去买；冰箱里也是空的。王选正月初二才从东京赶回来。　　闻黎明说："在日本，人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工作后也逐渐融入日本的生活。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后就和所服务的公司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开始为买房、买车、还贷等努力。你只能这样，不这样就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王选是个另类，她有匹夫的责任感。难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当年闻一多是怎么做的？'"　　王选内心里也挺怜惜她的丈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怜的。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其实一直不是一个节奏。我经常太主观了，太不给人自由了，我太强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间就没有了。搞细菌战这十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4节：爱恨王选作者: 南香红　　爱恨王选　　Asstrongasa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Assimpleasachild（简单如一个孩童）　　这是王选对自己的写照。王选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选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成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级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选有着法律的家传。王选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到陆家嘴劳改。王选记得父亲清瘦而忧虑，眼睛望着黄浦江对岸很远的地方，对她说："有些事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分出对错。"　　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并对压迫她的东西进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爱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强烈敏感。她变成了一个鲜明的人，爱就爱，不爱就恨，爱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铭心地恨。她更加敏于行动，像一团跳跃的火。　　"文革"的时候王选家又因为父亲而被抄，王选的初恋也就此断绝。那是王选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一个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弹钢琴，妹妹跳芭蕾，王选喜欢这一家的气氛，常去他家里玩。"他是第一个亲过我的人，我浑身颤抖，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家族变故带来的冲击让王选"想了很多年，恨了很多年，影响了此生很多事"。一直以来，听到"小提琴如如泣如诉的声音心都会颤抖"，王选把小提琴叫作"心弦"。　　王选王选认为，必须给"爱国主义"以一定的边界。日本在战前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时，就是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日本人一听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有点"感冒"，中日之间对话要从中日关系的单线中跳出来，寻找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和平、人权、人类共同的命运。　　"我不是民族英雄。"王选对媒体强加于她的形象进行反驳，"我也不是仇日的，不要将我符号化。"　　王选深情地说：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　　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通过调查，整理出来，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排行老大，性格最烈。妹妹和弟弟没有她那么阳光、暴烈、尖锐和强力。弟弟在王选眼里甚至有些女人气。　　王选与弟弟妹妹相同的是一头来自母亲回民家族的卷发。王选的卷发非常美，她总是留得长长的，平时用一个发卡挽起来。和人放松地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摆弄她的头发，挽起放下，放下挽起。每当她一脸倦容的时候，把长长的头发一挽，立即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力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我想到宇宙上去，我是宇宙人！每当我烦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想宇宙我就好了，就解脱了。"王选说。　　2005年五十三岁的王选说自己感觉就像十八岁一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那时候背着包到井冈山串联，现在也一样，背着包到处走，边走边东张西望。王选的尖锐的性格和她明亮的眼睛很不相称，她说这可能是回族人的血统--热情，简单，敏于行动。　　接触5分钟，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阳光、暴烈、尖锐、强力、雄辩、敏捷的王选。她永远都是谈话的中心。话题的内容也永远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和日本。谈话的每一分钟都能够感受她的强力的性格，她会用直率的语言推搡得周围人尴尬而脸红。不记王选仇的人就会成为王选的朋友，并被她感化。王选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认同王选的事业的同时也接纳她的性情和脾气。时间久了，王选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和这样纯粹的人交往不用设防，不累。　　王选这样的人反而能做成事，因为她无私心，无顾忌，执著而充满热情，这样的人在人格上就具有了一种魅力。　　在王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状态：黑的和白的，对的和错的，坏的和好的。她穿的衣服总是黑白两色，她不喜欢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令她痛苦。日本的一个学者对她说：王选，你这人很聪明，但会断的。王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含糊起来。"不搞清楚就活不下去，"她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可能我们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简单吧。"王选决不会承认混沌的东西，她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一尘不染，清洌。她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选在调查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人性之恶。这件事本身的恶对王选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的双眼整天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东西。我对日本人说，你们怎么会干出细菌战这样的事？这太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了！"　　王选至今都不能面对这些恶，至今731进行人体解剖的照片她都不能直视，这样的话题她都不能听。而她又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每一次王选都会流泪，会愤怒。看恶的东西久了，那恶就会在人的眼睛里沉淀下来。王选的眼睛原本非常清亮，现在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冷冷的东西，时常会闪现出来。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5节：王选感动世界作者: 南香红　　日本老兵松本博在南京1644部队负责看管七个长、高、宽各一米的笼子。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以防止他们自杀。　　王选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在日本，一屋子的日本人，中间还有律师。当讲述者讲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悲伤，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待在里面干什么？"另一个人语气戏谑地说："在聊天。"然后是哄堂大笑。　　"我再也待不住了，我就起身站到屋子外面，我感到我的胸膛都要爆炸了，我想大喊，想把他们统统杀掉！"王选瞪着大眼睛诉说着自己的愤怒。　　王选说，不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够的，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讨回自己的尊严。　　和日本人的交往，让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和中国人有太多纠葛的民族。日本人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人，一片叶子都会好奇，都会研究半天，每道菜都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很可爱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律师，都很震惊："中国那么大！"日本记者敬藤昭二第一次到中国常德采访的时候，发出感慨："啊！日本人怎么会到这么宽的地方来打仗？肯定打不赢的！"　　但是这个民族在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优越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神选民族"，是世界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出于民族的狭隘；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确比中国人优秀。　　"日本人年年举行国家级广岛纪念，终战纪念，靖国神社参拜等等。战争遗迹的保存，历史研究，要比中国好得多。"王选说。于是某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表现出了轻视和傲慢。王选常常感到这种轻视和傲慢，但她并不愿意说出来。当国人问起日本人是不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王选总是支支吾吾的，因为她不想加剧仇恨心理。　　有的时候，轻视和傲慢会针对王选本人。一次，两个日本律师在到中国来的一路上不停地用语言"骚扰"王选。在他们看来，王选这种女人不可思议，这种女人不合日本的"妇道"。　　一天在餐桌上，两人又开始了老话题，王选的愤怒无可压抑。她抄起一瓶啤酒，突然之间向两个律师身后的墙上摔去。啤酒瓶爆炸开来，酒花四溅。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吓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餐桌，从此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王选的"不尊重"。　　王选喜欢卡门，喜欢李香君，勇敢、热烈。她理解女人的美中一定要有刚烈，一定要有柔肠。刚烈和柔肠的结果，是心碎。"心很痛很痛的，世间没有药可以治，痛极了，就要死掉。"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她喜欢悲剧，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人带来的冲撞和打击，喜欢尖锐的痛的感觉。　　王选感动世界　　"王选一个人抵100万的军队，王选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未觉醒的意识，这个民族还没有觉醒，留下一个火种，留下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受王选感动的人对王选的评价，这个人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裁汤世生。汤世生是在电视上看到王选的，当时王选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打着一把黑伞，去看望一个受害的老人，在老人低矮的小屋里，王选和老人一起哭着，王选说："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这个镜头打动了汤世生，从此他开始在网上建立一个叫做"8YEAR"的网站，搜集抗战烈士的事迹。　　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6节：战争与和平作者: 南香红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菌战的认识，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诉讼。　　在中国，人们对于细菌战诉讼"求胜心切"远过于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关注；"民族英雄"的情结替代了对于诉讼本身的认识；爱国者们仍然更多地在网上活跃非凡，以口头论战消耗着热情；远离点击世界的细菌战受害者门庭依旧，媒体成为以受害幸存者为主人公的报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他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争创伤在悄然逝去。我们已经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为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abada-txt上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王选说。　　同样是细菌战，王选说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自己是从人类和平朴素的价值观去做的。这是她能够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选对筱塚良雄充满同情，对一些国人的作法非常不满。她说，筱塚良雄的身体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龄。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多次让他到中国来，让他直接面对受害者，让他一次一次地忏悔。王选认为，这太残酷了。"他的证词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中国下跪？每一次忏悔都是对他的一次伤害，他已经忏悔过了，就应该让他彻底解脱，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而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这样一个下脆的姿态。"王选这样说会得罪一些人，说得有些尖锐，有些不中听，但这就是王选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道出事情的本质。但王选说的是事实，是实话，这句话里充满了同情。王选说：　　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能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从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脱出来。日本老兵通过作证诉说放下了他们的负罪感。他们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加害就让他们下地狱，人不能永远带着负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们就应该宽恕。　　"王选在两个纬度上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和平是永恒的、正常的状态，战争不断地中断和平。王选能够站在和平与战争两个纬度上定义和平，这和现在很多人的和平观念是不同的。现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战争对抗战争，以恶来抗恶。再来一次战争把一切扯平。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模式。用和平来制止战争，这需要全力推动。用和平来制止战争是对战争的否定，对受害者的修复，是限制战争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歌如此评价王选。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7节：用和平对话方法作者: 南香红　　"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本人，他们没有理由来仇恨我们。　　中日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但也是全人类的事。细菌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阐述得比较差，没有高度。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已经积累了六十年，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准关键所在一点点分解。王选认为在搞清战争遗留问题时，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现在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对话。对话，只有用和平对话的方法。对话，要搞清楚是在和谁对话。王选对现时对日的非理性情绪非常不满，她说，战争已经过了六十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跟谁在对话，我们对此不能没有一点感觉。现在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我们跟日本人一讲话，就批判对方，指责对方，日本人听了几十年了，再说听这些话的人大多数是想来跟你对话的人，结果这批人反成了挨骂的人。最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少，这对中国绝对不利。　　"对话还要寻找共同点，不然就不要对话，干脆打仗。"这是王选的话。　　对话，还要有共同的话语。就像大家都调到一个相同的频道一样，在共同的话语相同的理念前提下才能达到一致。中日双方得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坐标，来谈历史问题。　　"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王选说，"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这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为了人类能够找到扼制这罪恶的途径；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细菌武器的伤害。细菌战诉讼一直强调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一定要日本赔偿，所以影响比较大。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到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我们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日本侵略的是整个亚洲。"　　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进行田野调查，她从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里，解读出了细菌战留在老百姓记忆里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　　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　　死了三天无人问,　　亲戚路过不敢进门，　　门口人稀无人走。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主要进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调查，他通过细菌战对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中国目前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目前所说的20多个省100万死难者的数字，只是一个概数。王选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到日本，会遭到右翼的攻击。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对于在战争结束后六十年才统计出受难者数字的作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颇为感慨。他说，历史复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战士的死亡情况还好统计一些，最主要的是民众的伤亡。俄罗斯完成这一工作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中国当时正处于战时，户籍散乱，难度要大得多。但再难也必须做，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做的工作。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它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徐勇说，1928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是8~9%，台湾的学者统计是11.2%，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被学者们称为"黄金时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和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台湾在70年代后才进入现代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以前没有充足的认识。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以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中日双方必须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双方资源，进行跨国合作。　　徐勇说，这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在死去，也许，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了五到十年时间。　　徐勇认为，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国家要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可以利用学界的力量做，但必须有资金的投入。徐勇说，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调查中来。　　国外对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　　日本是研究日军在华细菌战最早也是成果最丰富的国家。据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向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从1950年至2002年8月，日本出版的细菌战书籍多达306部。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8节：国外对细菌战研究作者: 南香红　　早在1993年，日本就联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创办《战争责任研究》，发表了很多高水准的研究报告。比如研究者吉见义明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部教授，森村诚一是作家，近藤昭二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秋山浩所著《731细菌部队》（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1982年8月重印），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秘密部队的青年写的纪实类作品；此外，还有岛村桥的《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原书房1967年）等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85年，松村高夫根据在生儿岛旧书市场上发现的目前仅存的原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原始记录，写成《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1993年，吉见义明发现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1995年，水谷尚子公布了她死去的舅公--原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的有关人体实验的证词；近藤昭二2003年编辑了CD-ROM版《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　　1982年，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饱食》（日本晚声社1982年，当时在中国有多个译本）。作者采访和调查了70名原关东军部队队员，从中取得三十七人的证词，并从美国、中国有关人士中取得大量的证词、资料写成此书。此外还有松村高夫等著《论争731部队》（晚声社1994年）和《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等。　　美国　　美国也是研究日军细菌战的主要国家。美国的研究团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华裔学者的研究。尹集钧在2001年出版《细菌战大屠杀》(美国北极光出版公司2001年7月)是华人研究日军细菌战的第一本英文著作。美籍华人在美国还成立日本侵华研究会并出版《日本侵华研究》杂志。　　美国学者的研究。早在1981年10月，约翰·鲍威尔（JohnW·Powell，Jr.）二世就在《原子弹通讯》杂志上同高莫（Gomer）和洛林（Rolling）共同发表文章《日本的细菌武器：1930-一1945年》；1989年，两位英国新闻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Williams）与大卫·瓦雷斯（DavidVallace）合著《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吴天威译，台湾国史馆1992年），这是第一本揭露日军细菌战的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