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如果那个女人生来是要使肖邦获得纯真的幸福，而特别多虑的肖邦，又拒绝以不同的方式去爱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乔治·桑就会离去，并尽力使自己忘记他。　　其次，情况刚刚相反，如果同那个女人结婚，就是断送艺术家的灵魂，如果肖邦在顾全家庭幸福和严守教规的情况下，能够抽出几小时去享受充满温存、诗意和贞洁的爱情，那么乔治·桑确实愿意继续去看他。乔治·桑绝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妨碍他的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肖邦相应地不责问她的行为：因为"我们将不是每天都见面，不是每天都会有激情；但是，总会有些美好的时光和圣洁的感情……"　　还有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有必要提出来，那就是完全献身的问题。是让人占有，还是不让人占有？乔治·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的态度，实在引人注意和令人吃惊。她承认，关于这一点，她的聪明和她的感情从来没有这样吻合过：因为"在这上面，我既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学说，没有什么定见，也没有下定什么决心……"　　她素来为自己的这种天性感到自豪。她干过不少值得自我责备的蠢事，却没有干过庸俗恶毒的事：　　感情总是胜过理智的，我希望处在这两者的边界上，这对我从来都是毫无益处的。我多次改变主意。我尤其相信忠诚，宣扬过它，实行过它，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些人缺乏忠诚，我也一样，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不忠诚的时候，总是在劫难逃；这是一种理想的本能，促使我去摆脱不完善，追求那些我认为接近完善的东西……　　总之，乔治·桑并不是那种水性扬花的女子，她总是忠实于她所爱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她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而且，她只是由于别人的过错，爱情被扼杀，才不再保持忠贞。　　在当前这情况下，她对自己十分不满，因为确实没有理由怨恨马勒菲依。而肖邦所造成的结果，又使她感到惊愕。如果有时间让她思考和权衡一下，她就会明白，这样做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袭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她自己了。　　卢梭和他的情感伦理理论对此是有责任的。不管怎么说，让别人爱并不会扩大错误，最轻微的亲抚都会使不忠的忧虑烟消云散。"失掉了爱情，就等于失掉了一切……"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想要一起生活，他们不应违背人的本能，在完全结合的问题上退却。和肖邦一起，必要时她将被迫不再保持贞洁，条件是肖邦也不守贞洁，那是出于对她，或者对另一个女人的忠诚，而不是像虔敬的宗教徒一样鄙视人类粗鄙的行为。乔治·桑觉得"蔑视肉欲"这个口号是可怕的：　　我相信肖邦曾说过，某些行为会破坏美好的回忆。这难道是他说的蠢话，是他设想到的事吗？那可怜的女人在肉体之爱当中，竟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究竟是谁？他有过不相配的情妇？多么可怜的宝贝啊！在男人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被绞死，因为她们糟蹋了造物主最受尊敬、最神圣的小东西，亵渎了神奇的秘密，玷污了宇宙生命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　　这就是那封有名的信。它特别以其通情达理引人注目。有人说她想占有肖邦，又保留马勒菲依，还找了些合乎道德的借口，企图使人相信她追求的只是这两个年青人的幸福。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充满激情的人，谁不会绞尽脑汁，使他的生活在感官和感情两方面协调一致呢？乔治·桑在她的《私人日记》中发问：　　那么，所有像你们那样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你们用眼睛、耳朵和记忆来做什么呢，你们说我厚颜无耻，那是因为我看见并记住了使你们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因为我为盲日地追随伪善的德行而感到脸红……　　她错了吗？这个自认道德败坏的女人，道德家接受并宽恕了她。因为她认了罪，她不但不会削弱原则，而是加强原则。放荡的拜伦或者波德莱尔，虽然受到惩罚，仍不失为道德的见证人。　　而正是她心安理得和毫不惭愧的反叛，激怒了社会。那些虚伪的读者，绝对不能容忍乔治·桑的这封信。因为她在信中坦率从容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竟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如果换个男人来写信，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男人，而几乎代表了所有的男人。然而，乔治·桑就像男人一样地生活。这既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弱点。她却认为这正是自己的光荣。　　此外，问题在于肖邦极其谨慎，真实情形乔治·桑是难以想象的，从去年起，肖邦就中止了同玛丽的婚约。那是因为肖邦很痛苦，需要慷慨大度的温存，任凭自己在乔治·桑的怀抱里寻找温柔的宽慰。　　克齐马拉的答复大概给乔治·桑吃了定心丸，因为乔治·桑很快就从诺昂回到巴黎。　　1838年夏天，令人感到幸福。波兰姑娘玛丽的形象在肖邦的脑子里慢慢淡漠了，最后，只剩下一些诗一般的回忆。肖邦工作很努力，并且发表了一本《练习曲》，献给李斯特的情妇达古尔怕爵夫人，他过分腼腆，所以不会将这练习曲献给乔治·桑。　　在这对情侣中，却是男的要求保守秘密，显得不合常理。因为马勒菲依的缘故，乔治·桑这次不得不谨慎从事。她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　　他这个人是这样和善聪明，以致我渐渐地不能引导他领会和知晓一切。这是一块可塑的蜡块，我在上面留下我的印记；而且，当我想改变印记时，只要几分谨慎和耐心，就能够成功……　　这块蜡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像她认为的那样软弱，马勒菲依在被抛弃以后，变得十分嫉妒，并想要抵抗。1838年夏天，他就要与一个来诺昂的朋友决斗，因为这个人曾向乔治·桑献过殷勤。　　乔治·桑事先光明正大地通知这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说他得宠的时间已经结束，爱情从此将转变为友谊。但是，她和另一个男人一有来往，争吵就可能要重演，肖邦尤其不应该是那个第三者。乔治·桑害怕肖邦受到马勒菲依的伤害，因而当马勒菲依到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去时，她赶紧给那个朋友写信求援。信中说：　　当你们谈到女人的问题的时候，请清楚地告诉他，女人不属于使用暴力的男人；两人互相割喉咙，绝不能重修旧好……　　这场风波使玛丽·达古尔感到很高兴："我说，多么可怜的马勒菲依啊！他现在躺在床上，因为虚荣心受到了损害而病倒了，从此不存任何幻想：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她说马勒菲依返回巴黎了。　　马勒菲依，这个可怜的人，一点也不知道乔治·桑又有了新欢，他甚至在《音乐报》上向肖邦表示敬意。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鬼灵感，使他猜疑起来，进而在肖邦的房门外窥视。乔治·桑每晚都要到那房间去，被他撞上了。马勒菲依在那里变成戏剧性的人物，他叫着、吼着，他凶相毕露，想要杀人。朋友克齐马拉扑到这几个出名的冤家对头中间。人们让马勒菲依安静下来，乔治·桑和肖邦一起溜走了。他们去了帕尔马，在爱神木的树荫下，编织美好的爱情了！　　乔治·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编织美好的爱情：如果她不离开巴黎，就会重新引起争风吃醋的风波；另外，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莫里斯的身体会好起来。肖邦整天咳个不停，令人不安；他自己担心和乔治·桑的这种暧昧关系一旦公开，丑闻会使他虔诚的家族大为震惊。　　至于乔治·桑，她在什么地方都能同样有规律地工作；而且，她总是需要同新情人像正式夫妻一样生活。近五年来，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感到很烦恼；希望有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她和肖邦约定，她带着两个孩子出发，每天赶路不多，途经里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肖邦在途中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乘船去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　　1838年11月，他们来到马略卡岛的首府帕尔马。离开巴黎时，天气寒冷；到西班牙时，阳光灿烂，初次印象就十分美好。　　置身在帕尔马的树下，那是棕榈、雪松、芦荟、橙树、柠檬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碧空万里，大海蔚蓝，群山苍翠。空气清新，人们仿佛在天上一般。白天，太阳高照，大家穿着夏天的衣服，天气很热；晚上，整夜歌声和吉他声接连不断。他们住的房子建于阿拉伯人时期，葡萄藤从宽广的阳台伸出，垂挂在墙上。总之，生活在这里，令他们十分愉快。　　但是，肖邦很快就感到失望了。那两个陈设很差的房间，根本就没有怎么布置，只有几张铺着深灰色垫子的帆布床，一把草垫椅子。他们吃的是鱼和大蒜，一种变了质的油把这里的房子、居民以及原野的空气都熏臭了，令人十分恶心。这足以使一个过分讲究而又敏感的人感到不舒服。　　乔治·桑东奔西忙，找到了一个住所。他们想请人装修一下也很难，马略卡人干活既偷懒质量又很差。当地人惯于在大风中生活，房子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门锁。　　最后，一位名叫戈梅兹的先生把一所乡间小屋出租给这对情人。房子座落在山脚下，每月租金为一百法郎。　　因为有甜密的爱情支持，最初的日子倒是过得愉快。他们轻松惬意地闲逛，到了12月中旬还在平台上度过美好的夜晚。乔治·桑常常想起威尼斯：入夜，大理石上汩旧的流水声多么神秘；她也忆及诺昂：成群的夜莺在林中整夜欢唱。　　马略卡岛的夜晚极其安静，只有雌驴脖子上的铃铛和远处微弱的海浪声，有时会打破沉寂。　　但是，好景不常。雨季开始了。大雨滂沱。戈梅兹先生租给他们的小屋，屋里很潮湿，又没有壁炉。建这房子并不是为了抵挡大风暴。墙壁很单薄，房内涂的一层石灰，经雨水一泡，全都如海绵似地膨胀起来。寒冷像一件冰外套，突然罩在他们身上。房里火盆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使肖邦的咳嗽又发作了。　　就从这时起，肖邦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胆小的戈梅兹写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怪不得他叫我们离开他的屋子。"　　城里的三个医生都到这里来给肖邦会诊。一个医生闻他咳出的东西，另一个叩诊他咳嗽的部位，还有一个医生在他咳时，给他听诊。肖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逃脱了放血和服发疱药。　　由于这些西班牙医生明确地指出，肺痨病是传染的，戈梅兹先生就把房客赶了出去。他们只得去瓦尔德莫札修道院落脚。　　旧道院破败荒凉，尚未倒坍，院里的人都被赶走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匆匆离开故土，留下了他的单人小室和家具。乔治·桑他们在十二月中旬穿过灌木丛和阿福花，搬到这个山间的陋室里来往。　　瓦尔德莫札旧道院面积很小，只够十二个修士和一个主持居住。它居高临下，两边靠海。183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修道院的单人小室，由国家经祖。但是，由于可怕的迷信，这里没人敢住。乔治·桑他们孤独地住进了修道院。　　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药剂师，一个圣器室管理人，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姬的老太婆。她替他们干活。但事实上，她要拿走最漂亮的衣服，先尝最可口的饭菜。帮忙做家务的，还有当地大个子巫婆卡达里娜，以及头发乱蓬蓬的小鬼妮娜。　　修道院小礼拜堂和回廊，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镶嵌画。晚上，在月光下，这古老的建筑物就显得十分奇特。索朗芝和莫里斯常常沿着螺旋形的楼梯爬到屋顶上去玩。　　郁郁葱葱的青山，黄褐色的悬崖峭壁，孤零零的棕榈树，都消失在玫瑰色的天空里。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景色雄伟壮丽。然而，他们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的暂住，实在是失败。肖邦吃不惯当地的饭，乔治·桑只得自己做饭。她亲自下厨，还要到帕尔马的店铺买东西。她带着孩子们，顶着大雨，来往奔波，坐破旧的马车，穿过暴涨的激流。同时，她还要修改《莱莉亚》，写小说《斯皮里底翁》——因为她需要钱，布洛兹资助了他们的旅行，可要她交稿——乔治·桑强健的身体，很能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　　老鹰在他们的床顶上方翱翔，浓雾时常笼罩着群山；小灯替他们在荒凉的修道院里照路，看上去像鬼火一般闪烁。从来没有什么住所比这里的更加浪漫。　　肖邦工作在他的修士小室里，房门比巴黎住宅中通马车的大门还要高。他的头发一点也不鬈曲，手上没有带白手套，脸色和往常一样苍白。后来，肖邦终于收到了他的竖式小钢琴，这钢琴一直被扣在帕尔马海关。过去，在钢琴上，常放着巴赫的作品和他自己手写的曲谱。他一直因失去了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熟悉的东西而难过。　　邻居们并不喜欢这几个法国人。他们不去教堂祈祷，引起了邻居的反感。当地市长和本堂神甫说他们是异教徒。农民们联合起来敲竹杠。他们要出高价，才能买到鱼、蛋和蔬菜。索朗芝的衣服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十岁的女孩，不应穿男人的服装。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孩子们的成长。索朗芝容光焕发；莫里斯也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他们的母亲，一惯勤勉地工作，努力教他们学习。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咳嗽使他整日无精打采，十分虚弱。乔治·桑感到很难过，不能使他得到很好的调养。她常大发脾气，因为女仆们偷吃肉汤，又没有新鲜的面包。天气越冷，忧伤的情绪就越妨碍乔治·桑努力使大家快乐和安宁。　　当地的医生诊断肖邦是喉结核，并建议他放血和禁食。乔治·桑觉得放血有生命危险，并且不相信诊断结果。　　尽管肖邦感到很不舒服，他还是坚持工作。在马略卡岛的这些日子里，他创作了不少《叙事曲》和《前奏曲》。据说，其中很多乐曲是他焦急等待乔治·桑夜间散步归来时，灵感大发而写成的。　　每晚乔治·桑都和孩子们外出散步，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加快了步子，"乔治·桑这样写道，"以免病人担忧。这种优虑的确很强烈，而且像是凝固在一种平静的失望里。他流着眼泪演奏一首十分出色的《前奏曲》。看见我们回来，他大叫着站了起来；接着，显得神情失常，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对我们说：'啊！我很明白，你们已经死了！……'而当他清醒过来，并看到我们很好时，他因回想刚才梦幻中我们遇险的情景而感到难过。后来，他向我承认，在等待我们回来时，他像是做了一个恶梦；由于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他就弹起钢琴，渐渐地就平静了下来，昏昏沉沉的，以为自己死了。他好像掉进一个湖里，冰冷沉重的水滴，有节奏地滴落在他的胸前。我叫他听，那雨水真的是滴在屋顶上，节奏分明；他却否认听到过这声音。我用'模声谐音'这个词，他竟怒气冲冲。他极力表示反对，他有理由反对这种幼稚的听觉模仿。他的音乐才华充满了大自然神秘的和谐，是由他的音乐思想卓越体现的，而绝不是外界声音的刻板重复。这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在他的想象和在歌曲中，都已变成了从天而降的泪水，敲击着他的心房。"　　肖邦就这样，在浪漫的环境中，创作了不朽的杰作。但是，他很快就讨厌马略卡岛。暂住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对他是一种折磨，对乔治·桑也是一种痛苦：　　肖邦在社交场合，显得温文尔雅，活泼可爱；但当疾病缠身时，他心里却感到失望，精神上好像被活活地剥皮那样痛苦，一片玫瑰叶子的折皱，一只苍蝇的影子，都会使他感到放血一般难受。除了她和孩子们，西班牙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反感和愤慨；与岛上生活的不便相比，急于离开的念头更加折磨他。　　启程的日期终于决定了。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旅途十分可怕。在轮船上，从货舱里散发出生猪的臭味十分难闻。船长见肖邦咳嗽，怕他弄脏干净的床铺，给他一个最差的铺位。水手们用鞭子来抽打生猪，治疗晕船，猪群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叫。　　肖邦在船上咳出了很多血，到达巴塞罗那时，他差一点死去。从巴塞罗那到马赛，法国轮船上的医生十分细心地照看他这个病人。看来二月份他回不了巴黎。乔治·桑做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把全家安顿在马赛的一家旅馆。　　马赛的风光秀丽迷人，乔治·桑却无动于衷："因为，我只要稍微探首窗外，走到街上或去到港口，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糖、一箱肥皂或一包蜡烛了。幸亏肖邦用他的钢琴赶走了烦恼，并将诗意带到了我们的住所……"　　有闲者、猎奇者和文学乞丐，都围在她的门外。　　乔治·桑说："我的门口总是挤满了，所有的文学渣滓都来纠缠我，所有的音乐败类都尾随肖邦，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让肖邦装死。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四处寄发我们两人的讣告，让别人为我们哭泣，使我们得到安宁。我们想整个三月份都躲在旅馆里，避开那不时刮来的相当猛烈的西北风。我们四月份到乡下租几间好的农舍住，五月份就回诺昂。"　　在旅馆里，尽管孩子们在周围嬉戏吵闹，乔治·桑每天仍旧要写完十五页或二十页小说。她从马略卡岛带来了修改过的《莱莉亚》和一本抽象神秘的小说《斯皮里底翁》。　　她继续慈母般虔诚地照顾肖邦。她不能出门，因为肖邦不能孤独一人呆在家里，周围没有孩子嬉戏和朗读的声音，他就会感到烦躁。肖邦略微胖了些，几乎不咳嗽。肖邦身体好时，她带他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做一次缪塞式的出游，就像当年他带马勒菲依去弗朗夏尔一样。　　玛丽·达古尔，挖苦乔治·桑已经"肖邦化了"。　　乔治·桑给自己放血，我总对她说："换了我，我比您更爱肖邦啊！"省得挨那么多刀呀！后来，她就不可能写《致马尔西的信》，也不可能缠住博卡日了。对一些善良的人来说，那可真是大好了。根据我分别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他们也许是因为同居了一个月，才彼此传染伤风的。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人，但没关系，这可是太妙了。而马勒菲依呢？他在这些纠纷中会怎么样呢！像他所说的那样，再去培养他那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做？乔治·桑常常振振有词地向我证实，马勒菲依特别愚蠢可笑，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从来也不太担心莫里斯的健康状况。不管怎么说，西班牙的阳光对于爱情的冲动来讲，是一种灵丹妙药。肖邦是我唯一喜欢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不仅不会令我生厌，反而使我听得入神。　　这封信被收信人恶作剧般地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果真发火了。由于信的主人要她发誓不要泄露是谁提供这情况的，她认为最简便的办法是不回复达古尔夫人的信："我不愿意假装友好。"这话使玛丽和李斯特大为吃惊。　　李斯特从中撮合，改善情妇和乔治·桑的关系，便写给一位朋友，说："既然我们是她过去朋友，就在我们中间，悄悄说说算了吧．"　　1839年5月底，肖邦和乔治·桑离开马赛，前往诺昂。他们好像市民一样，在沿途的旅馆住宿。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五章　与肖邦的恋情第二节　女人的纤指　　●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久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　　●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六月的贝里，骄阳似火。乔治·桑感到高兴，因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和执掌家政。　　肖邦应邀到诺昂作客的那一天，她在自己卧室一个窗户左边的墙壁上，用铅笔写了个日期：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是不是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呢？　　她早就意识到，那种骑马散步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做为一家之长，她要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肖邦、莫里斯、索朗芝。她将竭力坚韧不拔地生活，只是为了他们和她的艺术。　　然而，她真正的朋友都希望她过另一种生活，充满温柔的爱，带点家长气概。他们把肖邦看作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加以嘲笑和责难。从1839年起，他们给乔治·桑写信末尾都是这样写的："吻肖邦、莫里斯和索朗芝。"　　肖邦的言谈举止极其得体，他只称呼乔治·桑为我的主人或本宅主人。这样，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有利。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第一个夏天。然而，肖邦根本不喜欢农村。他向往诺昂，但同时又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他那乡居的欲望很快就得到满足。他外出散步不多，只是在树下坐坐，或顺手采摘一些花。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里，闭门不出了。他不参加乔治·桑和孩子们十分喜爱的户外活动。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从早到晚弹琴不止。　　乔治·桑写道："自从到了这里之后，他创作了很多欢快的曲子。"　　在这个夏天，他的确创作了降B小调的《奏鸣曲》，第二首《夜曲》和三首《玛祖卡舞曲》。女友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他来说，十分可贵。　　乔治·桑是肖邦敏感的听众。由于对肖邦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与肖邦真正成了心心相印的知己。她听肖邦演奏，并一直跟随着钢琴家神秘莫测的内心活动——只有他的琴声能把内心活动委婉含蓄地表露出来。　　1839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说我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也不痛。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很难过。因为，奥洛拉（肖邦对乔治·桑的称呼）的眼神还是那样的阴郁。她的双眼，只有在我演奏时，才显露出喜悦的光芒。在那里，世界是多么光明美好啊！我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跳，她的笔尖在纸上飞舞。她能边写作边听音乐。四面八方都充满了肖邦的琴声，甜蜜清亮，就像温柔的情话。奥洛拉，为了你啊，我都可以在地上爬行。这一点也不过份，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累的时候，你的眼光，你的抚慰，你的微笑，给我多大的安慰啊！我只是为了你才活着；我会为你弹奏出优美的旋律。亲爱的，你阴郁的目光别太折磨人了，好吗？"　　"别太折磨人了，好吗？"那么说乔治·桑在折磨他？　　当然不是。但是，在乔治·桑的爱情中，含有几分高傲。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大钦慕那个音乐家和诗人。马略卡岛的共同生活，目睹肖邦旧病复发，足以使乔治·桑感到，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早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后来，他完全无此欲念了。　　很多年以后，乔治·桑写信给他俩的密友克齐马拉说：　　我如处女那样，和肖邦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七年了。由于我对情欲是那样地倦怠、失望、无药可医，我已经未老先衰，没费什么力气，也无需做什么牺牲。如果世上也许有一个女人值得肖邦绝对信任，那就是我；而肖邦根本不懂得……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责怪我。一些人说，我强烈的情欲，耗尽了肖邦的精力：另一些人说，我的行为出轨使他很失望。我认为你是知道内情的。肖邦埋怨我剥夺了他爱的权利，等于置他于死地；我坚信，如果不这样做，那才真的置他于死地……　　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肖邦如果不感到痛苦，并且不把它归咎于另有所爱，那么肖邦就显得不近人情。只是在后来，肖邦的嫉妒与不公正，才变得难以忍受。　　秋天，他们要离开诺昂，乔治·桑深感遗憾。在巴黎时，每当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想起农夫们吆喝着的那些耕牛时，她叹息不已："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闹。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　　但是，肖邦要回到他的学生们当中去；乔治·桑自己也愿意在巴黎生活，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诺昂的家庭负担很重。这个女领主，财产披人搞光了，却不愿显出一副寒酸相，以逸被人骂作吝啬鬼。每天，都有些朋友不请自来，一来就是十二个，甚至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每月要开支一千五百法郎；而在巴黎只需一半。因此，这个"家庭"决定搬到巴黎去。　　起初，乔治·桑和孩子们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两间独立的小屋，屋前有个漂亮的大花园与街相接。肖邦住在特龙塞街五号，有一个套间。他仍然需要精神上的依托和精心的照料，最终也住进了皮加尔街。　　他们这样同居了三年。　　巴尔扎克参观过这套房子，并在给他的情妇的信中，以拍卖估价员和小说家独特的观察力，做过精确的描写：　　她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房子坐落在花园的尽头，面向街，首层是车库和马厩。饭厅里全是橡木雕花家具。她接待客人的大客厅、小客厅的墙壁呈浅褐色，里面摆着精美彩绘的花瓶，插满了花。一个花盆架，鲜花盛开。大客厅的家具呈绿色，餐具柜里放满了精巧的摆设。墙上挂着德拉克鲁瓦的油画和卡拉马达替她塑的像……那架竖式黄檀木钢琴十分华丽。此外，肖邦总是坐在钢琴旁。平时，乔治·桑只抽香烟卷。她每天四点钟起床；肖邦刚好四点钟才上完课。要登上又陡又窄的叫做磨坊梯的楼梯，才能到她的住处。卧室呈褐色，床是土耳其式的，即铺在地上的两张床垫。　　1842年，热心而又泼辣的马尔利亚尼夫人替肖邦和乔治·桑在奥尔良花园广场附近找到两套房间。那里是个高级住宅区，具有意大利宫殴式的高雅气派，室内光线充足，室外砾石铺地，绿树成荫。在广场附近，还住着一些艺术家和作家。　　这样，奥尔良花园广场，就成了一个大家庭式的组织了：他们甚至设想过一起吃大锅饭，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开音乐会和朗诵诗文。　　乔治·桑和肖邦与朋友们聚会。乔治·桑的朋友：皮埃尔·勒鲁、巴尔扎克、亨利·海涅、博卡日、玛丽·多尔瓦尔、霍尔滕丝等人和她的所有贝里同乡；肖邦的朋友则是一些音乐家、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和波兰人。　　聚会使乔治·桑成了斯拉夫语的学者，她颂扬密茨凯维支的光荣。　　欧仁·德拉克鲁瓦和肖邦一样讲究时髦，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他们敏感多情，易受感动，言谈举止与思想都具有贵族派头，比起他们同那位民主派女友的关系来，他俩更加亲近。　　亨利·海涅是奥尔良公园广场一个幽默风趣的常客，乔治·桑很喜欢他。他和大家一样，曾钟情于乔治·桑；但是这未能如愿的狂热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称乔治·桑为"我亲爱的表妹"；给她的信，用"我的心拥抱你的心"来结尾；信中常有这样的话："您的小说很美，真是文如其人……我现在还给您……"他跟乔治·桑开玩笑，说缪塞是一个过去伟大的年轻人。他是很赏识这个女人和作家的。乔治·桑的伟大和从容，谁也不如他描绘得那么维妙维肖："乔治·桑多么漂亮，多么温顺。对于一只爪抚摩、一只爪抓伤她的恶猫，以及拼命向她狂吠的狗，她都像月亮一样，在高处温存地望着它们。"　　谈起肖邦，乔治·桑仍旧情深意切："他永远像天使一样善良。没有他纯真亲密的友情，我就会失去勇气，""肖邦慢条斯理地过日子。他是有天才的人中，最和蔼、最隐秘、最谦逊的人……"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乔治·桑没有再把肖邦带口诺昂。1840年，她自己也没回去。但是，在后来的六个夏天里，她又在诺昂为她的"三只小鸡"垒起了小窝。　　在这期间，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肖邦演奏的琴声，琴声伴随着玫瑰的香味和鸟雀的欢唱，一直飘到在楼上工作的乔治·桑那里。她唱起古老而又鲜为人知的歌曲，肖邦替她伴奏。莫扎特的《唐璜》，在这几个朋友的眼里，是最理想的，他们为德拉克鲁瓦在诺昂布置了一个画室。他和肖邦，还有年已二十几岁的莫里斯经常在一起谈论他们的艺术，乔治·桑漫不经心地听着。　　她正在写《康絮爱萝》。这部小说写得很出色，乔治·桑曾这样描述诺昂的那些晚上：　　肖邦坐在钢琴旁，并没有觉察到大家都在听。他好像是偶然地即席演奏。接着，琴声停了下来。　　"啊！啊！"德拉克鲁瓦叫了起来，"还没完啊！"　　"还没开始，一点构思都还没有……只有不定形的倒影、阴影和立体形象。我寻找合适的颜色。我还没想到画面该是怎么样的。"　　"色彩和画面，两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德拉克鲁瓦又说："您都会找到的。"　　"但如果我只找到月光呢？"　　"那您将找到反光的反光。"　　这想法使非凡的艺术家感到高兴。他又演奏起来了。但并不显出是重头来的样子，因为他的构思是那样模糊，好像拿不足主意。我的眼前慢慢浮现出了温柔的色调，它和耳朵里听到的美妙曲调，协调一致。接着，响起了表现蓝色的音符，我们仿佛在澄澈碧蓝的夜空中，轻柔的云朵，形态万千，神奇变幻，布满天空，簇拥在月亮周围。月亮给它们抛去巨大的乳白色光轮，唤醒了沉睡的色彩。我们梦见了夏夜。我们等待夜莺的到来……　　肖邦开创了诺昂的戏剧事业。　　在开始时，当年轻人演戏或跳滑稽芭蕾舞时，肖邦就即席演奏钢琴。他得心应手地引导他们，让他们按照他的想象，从打趣变成严肃，从滑稽变成庄重，从优雅变为狂放。而肖邦自己呢，就是一个真正天才的哑剧演员。　　有时，他站起身来，突然出现在钢琴后面，绝妙地模仿奥地利国王或一个波兰犹太老人的神态。　　当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肖邦骑在驴背上，其他人却步行。在草地上，和着风笛的拍子，村民们翩翩起舞。这风笛声启发乔治·桑写了小说《风笛手》。这些活动使她对那浪漫的乐土和欢乐迷人的喧闹，有一个大略的印象。　　把1840年到1845年间的肖邦，描绘成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倍受一个欲壑难填的荡妇折磨，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乔治·桑对肖邦的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她在事业上，给他的创作提建议；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肖邦尽情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这几个夏天。可惜，他的性格和疾病都不允许他这样长久地愉快生活。很多朋友同情乔治·桑。连肖邦的同乡密茨凯维支也说：肖邦对于乔治·桑来说，是祸根，是精神上的吸血鬼和苦难的十字架，而且他最终也许要把乔治·桑置于死地的。　　肖邦心地是好的。但是，他像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总是过分挑剔，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在政治上，他与乔治·桑观点不一致，他既不能容忍乔治·桑所赞赏的某些人物，也不能接受这些人判断事物的激烈方式。譬如：他责备自己的学生玛丽和沃德赞斯基伯爵的关系大显眼。他猛烈攻击他们，尤其是因为乔治·桑袒护他们。　　乔治·桑已经知道他病态的偏好与厌恶。她就像对孩子讲话一样，改换话题。否则，他会整天沉默不语，伤心难过，做出些古怪的举动。在诺昂，乔治·桑邀请了肖邦，就不敢再邀请自己袒护的诗人一起作客了。　　乔治·桑的哥哥伊包利特喧闹的玩笑和熊一样的举止，时常会激怒肖邦。在巴黎，乔治·桑的客人的衣着和态度，往往引起他的反感。英国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曾这样描写过他们：　　她喷烟吐雾，唾沫横飞。一大群没有教养的男人，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希腊人亲昵地用你称呼她，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一个男演员，庸俗极了，竟扑倒在她的脚下，称她为最了不起的女人，于是高傲的女人不慌不忙、温柔而又轻蔑他说：友情使人忘乎所以。　　戏弄乔治·桑的这帮人，激怒了肖邦。然而，很久以来，不同政治观点、各异的兴趣和嫉妒心，却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和乔治·桑之间深厚的友谊。在肖邦，那是爱恋之情；而在乔治·桑，则是母爱与钦佩之情。　　乔治·桑继续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病人。肖邦单独去巴黎，她就赶紧通知马尔利亚尼夫人，使肖邦能洗上热水，找到通风的房间。"这是我的小肖邦，我把他托付给您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请多加照料。我不在时，他自己照管自己的能力很差。他有个好心的佣人，却很笨。我并不担心他的饮食，因为各方人士都会宴请他的。但是，早上匆忙去上课，我担心他忘了喝一杯巧克力或一碗汤。我在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我总是要灌他喝一杯的。现在肖邦身体很好，只是要像大家一样吃好睡好就可以了。"　　肖邦还没痊愈，但经过乔治·桑的照料，好多了。乔治·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随时准备放下一切去照料他。肖邦对她始终忠诚。因此，当她卧床不起时（她也常有病，她一生都说肝痛和肚子痛），肖邦热诚地履行护士的职责，忠心耿耿，动作机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爱美这一点上，他们继续保持一致。在诺昂，有一天晚上，乔治·桑对肖邦叙述了乡间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妙，她讲得好极了。　　肖邦说："您讲的这些多美啊！"　　乔治·桑回答道："您感觉到了吗？那么，请把这些用音乐表达出来吧！"　　肖邦马上即席演奏了一首真正的田园交响乐。　　乔治·桑站在他旁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甚至，谁知道他是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五章　与肖邦的恋情第三节　女人间的冲突　　●李斯特的情妇玛丽·达古尔既想恢复与乔治·桑的关系，又忍不住肆无忌惮地议论她。　　●"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人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在诺昂和皮加尔街的来访者中，肖邦和乔治·桑这对情人先前的朋友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不再露面。自从那封信的事发生以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因为乔治·桑答应过不透露提供消息的人。所以，她就不能抱怨。玛丽因不知道自己已被出卖了，完全不理解诺昂方面为什么缄默不语。她说这沉默无法解释。她继续肆无忌惮地议论乔治·桑。在给朋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根据什么我不能爱也不能理解我的朋友们？而且，这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容易了解的人啊！怎么能要我对她自己都不能严肃对待的事严肃对待呢？这不都是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诗兴大作，才使她将石头看成钻石，把癞哈蟆看作天鹅的吗？我只想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当我在她家里时，我都尽量不去打听她生活的某些细节。这和我对她的情感毫不相干。此后，我从公众舆论中得知一些情况。此外，乔治·桑又是那样愿意让人知道！　　对于我来说，唯一真正严肃的事情，就是我要当面跟她讲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变得迟钝麻木了。自从她写了《致马尔西的信》以来，她只写了些毫无价值的小说。显然，激动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她今天必须做进一步研究、深思熟虑和集中思考。然而，博卡日、马勒菲依和肖邦，都不能帮助她，也不能引导她走上新路。　　她在激情的驱使下，极尽疯狂之能事，竟至认为爱情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当她不可能保持贞洁时，她把一个不能对她施加任何影响的人做为情人，她不欺骗他，而这个人在她的生活中也微不足道。她终于干出了一心满足自己肉欲的男人才干的事。　　她一边干丑事！一边悲叹她肌体的需要；由于她完全自觉和绝对忠诚，比男人显得更高明。　　1837年8月，玛丽感到惊讶，有些担心再也得不到乔治·桑的复信。她请人转达了最后的呼唤。　　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了信：　　亲爱的乔治·桑，您也许对我坚持给您写信感到很惊奇吧，因为一年半以来，您完全沉默了，尤其是我最近写信请您来和我们一起避暑，您也不回答。这一切足以表明，您觉得我们的交往使您厌烦。　　但是，既然我认为我们的交往是件严肃的事，既然我们彼此交换过的一些意见对我具有始终不变的意义，哪怕是出于自尊，我都不可能听任我们的联系无缘无故地结束。我想，这种联系应该与我们同在。　　我认为，您没有什么好怨恨我的。因为，即使这样，您也应该赶快告诉我，好让开诚布公的解释尽快地消除暂时的误会。这是友谊中最容易而又最应该尽的义务。　　此外，我也反复地想过，但都枉费心机，找不到一点错误的表现。弗朗茨也自问，怎么您和一个他自认有权称作朋友的男人亲密了，就马上要断绝同我们的来往呢？　　说实在的，您第一次和我们朋友中的一个亲密起来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结果。从那时起，您就表示不想常给我写信。弗朗茨那时跟您谈话，使您把头脑中早已决定了的事住后推：慢慢地疏远我们，并且最后中止同我们的交往。对您古怪的做法，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仍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过去，您在爱情上经历了很多挫折，使您心灰意懒，您受到过多次的提醒。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还都不足以得出如下悲观的结论：您不可能有持久的感情；初次短暂的爱情，总是压倒经过考验的爱情；对您来说，说话不一定算数，您将思想最深处的隐秘，付诸偶然吹来的风；而且，您喜新厌旧，旧人在您的心上早已没有地位，任凭新人辱骂。　　请让我告诉您，我还是满怀希望。我衷心希望得到一个您和我都相宜的解释，以了结这难以忍受的痛苦状况。　　要是您仍然坚持沉默，那我将明白，您一心要断绝关系。您多变的性格竟使您背叛了神圣的友谊；它大概同样促使您把友谊忘得一干二净。至于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虔诚地把友谊铭记在心，并把一切冲淡、破坏友谊的想法默默地埋藏在心底。　　弗朗茨想给您写几个字，但他的信也不过是重复我要说的话。我阻止他提笔写信，以免使您厌烦和伤心。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不能相信您会满心喜悦地同两个经得起考验的朋友绝交。玛丽　　由于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委托人未能送达乔治·桑。最后，信又回到了玛丽·达古尔的手中。　　九月，她连同另一封信一起寄给了乔治·桑。　　乔治·桑收到信后，考虑选择什么方式和玛丽绝交。　　她决定答复玛丽，首先是要证明肖邦是无辜的。因为玛丽·达古尔可能会在音乐界里向肖邦挑起不必要的冲突。她完全明白，见面将是不可避免的。　　乔治·桑在给她和玛丽·达古尔的中间人马尔利亚尼夫人的信中写道：　　然而，请注意，我承认有必要心平气和地见见面。但是，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没有解释清楚，就不可能会面。不然，她会大吵大闹，一有机会，就要演一场大闹剧的。我了解她！在维护其尊严的争吵中，她是很出色的演员。除了您这个东道主和我之外，大家都会觉得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乔治·桑要求三个人在一起澄清事实——态度十分坚决。而马尔利亚尼很厌烦，她要向玛丽承认自己不谨慎。　　1839年10月，马尔利亚尼给玛丽·达古尔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丽，有一件事，我应该对您，也对我自己解释清楚。我一直打算等您回到巴黎后亲口对您说。但有一个特殊情况，使我决定现在就开诚布公地跟您谈谈：那就是，乔治·桑马上要来我这里。而您坚持责问她对您沉默的原因；您还告诉我，已经把给我看过的信寄给了乔治·桑。您在去年十一月九日和今天一月二十三日给我写了信，我想您还记得吧？您在信中冷酷无情、轻率唐突地挖苦我的朋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给您回了信，后来闭口不提那令人难受的事，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直到那时，我都相信您对乔治·桑的友情，而正是通过她，我才有幸认识您。　　她从此不把您当作她的朋友，而我出于对她的深厚友情，尽了朋友的职责。乔治·桑对我说起过您，并说没有及时给您回信，我写信对她说，我认为她不应该指望您的友情，我觉得有责任告诉她，并且要她不必多问，因为我不会回答她的。乔治·桑从来没向我提过一个问题。我也从未向她说起过您的信，也没给她看过信。　　如果说我通风报信，不够慎重，对不起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做了错事，那是可能的。总之，我能让您放心的就是我的作法，除了上述原因，没有别的动机——我的作法，您也许会抱怨。但是，根据我对真诚友谊的义务之理解与认识，我不会后悔。　　这样，乔治·桑和玛丽·达古尔直接通信恢复了。乔治·桑对老朋友毫不宽容，她一直视玛丽为敌人。她给玛丽的信写得很出色，文笔斩钉截铁，分析细腻入微：　　玛丽，我并不确知最近马尔利亚尼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我只对她埋怨您……您却向很多人埋怨我，他们便怨恨我和诬蔑我。要是说我是生活在一个流言蜚语的世界，我可不是创始人，我试图尽量少学您这个榜样。　　我不知道您想求助于我们过去的是什么。我很不明白。我是很自然，甚至是很热情地投身到您亲切的友谊中的。您嘲笑我迷恋于友谊，滑稽可笑。当您毁坏了我对您的一片痴情，这就不够宽厚。　　您对友谊的理解跟我大不相同，您大肆吹嘘友谊，让别人对您讲友谊。您对友谊不抱幻想，毫不宽容。然而，对待友谊应该具有无可指责的赤胆忠心。当面评论别人与背后议论别人，都要一样严格。大家将会习惯这种态度，尽管它不那么讨人喜欢，但至少是可以利用的吧。　　学究气对某些事总有用处，用心恶毒就毫无用处。　　而您只会对喜欢您的人，讲些甜言蜜语，给以温存的抚慰，甚至泪如泉涌，深表同情。过后，在您谈到他们，特别是写到他们时，您就傲慢无情地对待他们……您嘲笑他们，蔑视他们，贬低他们，甚至诽谤他们，还带着优雅和轻浮的娇媚态度。这使您如此对待的那些人猛地觉醒，感到吃惊和相当不愉。至少应该允许他们在某些时间里好好思索，保持缄默和难受。您那时做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难以解释。您责备他们。而这责难，却使认为彼此相爱的人感到骄做和快乐；也使互相仇视的人感到悲伤和可怜。您对他们破口大骂，在友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您显得痛苦和懊悔。但是，在另外的情况下，您只是流露出恼怒或者憎恨。是的，是憎恨，我可怜的玛丽！　　不要试图自我幻想了：您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您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恨我。一年来，我只有承认您一直恨我，才能对您作解释。至于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怀疑。这只是本能的反感；我就是这样解释您从那时以来的行为。　　总的来说，我喜欢看到事物好的方面，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怪癖。您对李斯特那样忠诚，看到他对我的友谊由于您的讽刺挖苦而受到严重损害时，您想向他体面地表示爱情，试图做出巨大的努力。您让他相信您爱我，也许您也想使自己相信……因此，您突然地、一阵一阵跳跃式地爱我，有时也许是被我给您的友情征服了……但是，当我不在的时候，或者您想吐一吐长期压在心里的苦水，您就又厌恶起来。　　我相信，如果您在内心深处仔细想想，您会明白这一切的。　　至于我，既原谅您，也埋怨您，就是这样。如果我不是您这种倒霉的试验的牺牲品的话，我也许会赞赏您：但是我应该感到遗憾，自己轻率匆忙地犯了错误；我特别应该遗憾的是，您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直爽地恨我——因为我不了解您，这对我毫无害处——要么坦率地爱我。这也许证明，您不仅没有高尚的理想与愿望，而且也没有能力具有这样的感情。我正是抱有这种理想，或者照你说，有别的理想。　　嘲笑我具有如您所说的指鹿为马的能力，剥夺我最珍贵的理想，这对我未免有点残酷。　　现在，您为我大动肝火是正常的。不过，玛丽，请冷静点！我并不怨恨您，也不责备您什么。我已经尽力而为。请和我一起，用您的感情代替您的理智，理智又会占上风。当心！理智的成分不要太多了，我可怜的朋友！如果过分仁慈——像我时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会使大好的晴天变成阴天；那么，过分远见卓识就会导致寂寞孤独。既然我们己和人类一起被迫来到了这个世上，在战争与和解不断交替中生活，这与永远地同人类闹别扭，也许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怜的玛丽，就此停止，别的就不用操心了。忘掉我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最终摆脱了我。不要试图爱我——您永远也不可能爱我——而要试着克服对您有害的仇恨心。如果我根据痛苦引起我的怜悯来判断，那该是很痛苦的。别再苦苦地构想奇幻的小说，向您周围的人们解释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冷淡。　　当李斯特来到这里时，我根本不接待他。为的是不堕人您奇谈怪论的圈套：他在我们之间，好像是个争夺的对象，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这只是巴尔扎克的一种想法。而且，我向您保证，即使有办法实现，——我现在还不相信——任何怨恨的情绪也不能使我那样去想，因此，相信此事，谈论此事，甚至任由别人去谈论，对您都是不适宜的。　　我接受——我承认，感到某种自豪——您对我品德的嘲讽。但是，我只对含沙射影的攻击予以有力的还击。　　醒醒吧，玛丽！这些可悲的事有失您的体面。至于我，很了解您。我知道，您的聪明才智需要高贵的气派，而一种女性的忧虑不断地同它作对。　　您希望有绅士派头与骑士风度，但是您却不能靠牺牲和压倒别的女人，来显示自己才貌双全。正因为这样，您不难称赞我为"好男子"。而您，从女人的角度出发，还没有足够的狠毒来污辱我。总之，您有两种骄做，一种渺小，一种伟大。尽量让后者占上风吧。您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赋予了您很高的天分，而且您要上帝交待是怎样对待上帝赐与的美貌、才智和诱惑力。　　以上是您从我这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的说教。请原谅我的这些话，就像我原谅您说了我的许多坏话，而又没有告诉我一样……　　在巡回演出的李斯特，从他的情人那里得知这场激烈的争论。马尔利亚尼夫人也因此受到了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丈夫的责备。明知一些话会令人伤心，却偏要传出去，其罪过大于轻率他说长道短，几乎每个人都染上这有害的恶习。为了开脱自己，马尔利亚尼太大证实说，是拉姆奈怂恿她将这两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的。　　当这三个女人1839年11月在巴黎重新见面时，玛丽·达古尔对马尔利亚尼夫人很冷淡，对乔治·桑却如先前曾许诺的温和友好。　　乔治·桑显得恼怒，更显得忧郁，她说，她对玛丽的思想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从未停止钦佩。但是，她知道玛丽根本就不爱她。至于那些信……　　玛丽打断乔治·桑的话，说她请求乔治·桑原谅，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就这样，乔治·桑向她伸出了手；以后见面不应该再提彼此的爱慕与友谊了。　　"我同意这样的关系，"玛丽说。"因为我相信，它是会改变的。时间是伟大的主宰，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您会对我说，是您错了。"　　"这也可能，"乔治·桑回答说。"我是很容易受诱惑；况且，玛丽，您又很有魅力。"　　李斯特同意自己女友的态度，说："您对乔治·桑的态度使我非常高兴……您应该耐心和适可而止。您能做得到，因为，您是很坚强的……与乔治·桑断绝来往，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对许多事，不必过问；而对别的事，要宽容。如果你们断绝来往，一定要有肯定的、明显的益处……"　　但是，表面上的和解，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流言蜚语继续到处传播。　　1840年1月至3月，玛丽·达古尔给弗朗茨·李斯特的信中说：　　昨天晚饭时，乔治·桑相当阴郁。　　在吃饭时，她让克齐马拉直接地抚摩她那像香摈酒一样红光闪闪的膝盖，并且说："模吧，唉，克齐马拉，告诉我，我的膝盖长得怎么啦？"　　克齐马拉说："皮肤已经变成玫瑰色了。"　　乔治·桑说："啊！那么，别摸了，你弄得我痒痒的。不然，我可要抓破你的皮……"　　谈话无精打采而又不自然，一直进行到深夜。我不能再见到这样的人了。　　维尼来了。他仍是很温柔，他对我谈了很多关于多尔瓦尔夫人的事。他说是乔治·桑使多尔瓦尔夫人堕落！他从那里知道我看不起乔治·桑，打心底里叫了声：太好了！　　我同马尔利亚尼的关系重新好起来。我相信肖邦那一对不久就要分道扬镳。一般的朋友要他假装得了嫉妒症，假装失恋，自欺欺人。乔治·桑感到厌烦，她只担心，一旦离开他，他就马上夭折……　　1841年2月至5月，玛丽·达古尔在给一位画家朋友的信中说：　　拉姆奈神甫经受得住牢狱生活。他不愿在那里接待女人。我想这是为了不愿见乔治·桑……　　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弗朗茨在巴黎音乐学院举行贝多芬作品演奏会。会场充满庄严的气氛，他俩当之无愧。乔治·桑对这些成功感到厌烦。她促使肖邦开了个音乐会，只邀请朋友参加。李斯特就那个音乐会写了一篇文章，好得出奇。我想，这使他们很恼火吧！想想看，她是多么疯狂地和我作对啊！她竟对弗朗茨说：您过去也是我的情人！弗朗茨很机智地作了回答，他善于这样做。仇恨只能是越来越深了。我已完全脱离了马尔利亚尼的小集团了……　　拉姆奈神甫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让我们和解；我们互相拥抱；从此，我们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此话用在乔治·桑与玛丽·达古尔两人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五章　与肖邦的恋情第四节　秋风淫雨　　●女演员玛丽·多尔瓦尔成了于勒·桑多的情妇。　　●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　　●《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　　1843年，乔治·桑："过去诺昂充满欢乐和笑声，它现在变多了。我快满四十岁，让严肃主宰诺昂……此外，最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身体不好，使大家习惯于忧愁，或者至少是沉思……"　　1845年，乔治·桑："生活是个大伤口，它很少愈合，也从不见好。我很伤心，也很忧愁。但是，我因此更喜欢那些值得人爱的人……"　　时间的长河把乔治·桑和她曾热爱或仇恨过的人，都带到死亡的瀑布。　　1837年，卡西米尔就从嫡母杜德望男爵夫人那里，继承了吉勒里的领地，条件是要偿付遗留的大量债务。他成了一个拮据的大业主。　　他生活在加斯科尼省，住在城堡里，很少外出旅行。他喜欢这里茂密的树林、碳类植物和葡萄园。邻居们把他看作是当地的神甫和好上帝。　　同奥洛尔一起生活，他学到了很多他的朋友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他喜欢引用名言，谈起自己的不幸很有分寸。吉勒里的居民很难相信妻子离开他是因为他平庸和粗野。大家觉得他态度温和，息事宁人，身材相貌都不错。　　有个名叫布瓦斯马丁的中年妇女爱上了卡西米尔，试图获得他的爱，却是枉费心思。因为卡西米尔太了解热情女人的危险。一天，他给儿子莫里斯写信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布瓦斯马丁夫人死了……"　　话说得绝情，但是卡西米尔过去受到过绝情的对待。　　孩子们每年都到吉勒里来过一段假期。从1844年起，他和女管家姘居。她给他生了个女儿罗斯。他本想正式娶罗斯的母亲，而且一直深深地爱她。但是，因为奥洛尔还活着，合法的手续都不能办。　　由于姘居的原因，卡西米尔不能参加宗教仪式，他感到很痛苦。然而，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撤，还尽领主的本份，参加圣诗班的合唱。他承受过可笑的重压，而不失体面。　　于勒·桑多继续在世上走他的路。　　痛苦的初恋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他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发生过的事。然而，桑多完全是多亏了乔治·桑的帮助。与乔治·桑相识时，他只是个没有才华的无名小卒。1839年他出版了小说《玛丽安娜》，读者们这时才承认这个真正多情的作家。这本书的成功，抵消了他以往在情场上的失败。杂志社、出版商纷至沓来，向他约稿。　　女人也找上门来。他成了玛丽·多尔瓦尔的情人，因为多尔瓦尔对维尼另寻新欢表示厌倦。但她仍是乔治·桑的女友。说来也很奇怪，钦佩这位狂热可爱的女喜剧演员，成了小于勒和第一位情妇之间的唯一联系。　　初与桑多有来往时，多尔瓦尔是总想着维尼："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我痛惜我的爱情。我不能用别的什么取代它。我并不喜欢桑多，只是尽力地爱他而已。但我觉得难以成功。"　　后来，她觉得自己逐渐老了，就热烈地爱于勒。多尔瓦尔给桑多的信中说："啊！我是多么爱你啊！你使我的双眼迷惑，精神愉快，感官兴奋，内心欢乐。"1831年乔治·桑由诺昂寄出的信，内容大体也是如此。　　1840年，他陪情妇巡回演出时，曾这样写道："我们亲爱的玛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小于勒最希望的是娶一个富家小姐。他对海军军需官的女儿波利娜·波蒂埃的嫁妆垂涎三尺。　　于勒的姐姐是玛丽·多尔瓦尔的知己，她收到了多尔瓦尔的一些哀怨的来信，信中说："我伤心，而又无法解脱。两个月前，他把我留在外省，回来写他的书。我回来了。我得知波蒂埃夫人和小姐也在巴黎。我极度心烦意乱，对您的弟弟说起这事。他对我说，那是真的，我心灰意懒地回到家，整整三天，我都极其焦虑不安地等待于勒！他来了，并对我说要跟我分手。我很惊讶。我叫道，我不能活生生地与亲爱的人分开啊！他回答说，他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菲莉茜，请把我对他的爱同我的痛苦加以比较吧！我不得不把这些告诉您。"　　1842年，于勒在南特结了婚。当时，玛丽·多尔瓦尔正在巡回演出。　　收到桑多的结婚请柬后，她到乔治·桑那里痛哭一场。这两个女人痛苦地谈起有关往事。　　这个金发鬈曲的青年，头已早秃，写了些道德小说。人们说他要进法兰西学院了。　　拉杜什继续在欧内村过着孤僻的隐居生活。他从远处痛苦地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既有辉煌成就，也有屈辱失败。他写信给表弟杜维纳，谴责一个女人竟然把他的痛楚写进小说。但是，他希望和解。1840年，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小说。　　乔治·桑没有读她启蒙良师的小说，但是，她让别人去读，并且知道他对自己并无恶意。因此，不久之后，在创办《独立杂志》时，她请拉杜什先生合作。　　乔治·桑致杜维纳的信中说："我见到了拉杜什。他仍然优秀迷人，现在我们完全和解了。如果他不那么任性的话，那他就是贝里地方报社最严肃、最有才华、工作最出色的编辑。但是，怎样才能让他相信，我们没有合伙拆他的台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怀疑和故作姿态后，他几乎是轻易地重新感受到了这种友谊。但是，乔治·桑觉得他被激怒，满是暗伤，对当时的政治、风俗与文风表示气愤。这种极度的精神苦闷持续了十五年。　　有一些人被生活所困扰，但有些人却是自寻烦恼。可怜的拉杜什是后一种人。　　奥洛尔·杜德望的第二位良师是圣·勃夫。他已是权威的批评家。初出茅庐，他的威望即被承认，视为合法，如今更加声威大震。他在贵族圈子里大受欢迎，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与他过往甚密。他向贵妇们透露文学界的内幕，讨她们的喜欢。　　乔治·桑冒失地让圣·勃夫保管她与缪塞的来往信件。圣·勃夫把那些信放在一个大信封里，背面写上贵妇的名字，然后分别转寄给她们传阅，且他几乎不擦去她们的名字。那些信就这样传遍了贵妇的小客厅。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娇媚的霍尔滕丝就投入过他的怀抱。　　禁欲主义以男子的睿智，　　回报那无比温馨的礼物，　　只有您，或者阿斯帕西　　才能梦想起那些话语，　　夜晚的抚爱，或早上的幽会。　　他擅长于写这些拉封丹式的诗句，比过去题献给阿黛尔·雨果的哀歌写得更好。　　他对乔治·桑显得彬彬有礼、谨慎和冷淡。实际上，他对乔治·桑不再表示敬重。　　当一个朋友对他说："啊，给缪塞的信写得美极了！乔治·桑女士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却回答说："是的，她有一个很好的心肠和一个很大的屁股。"　　而且，他很风趣地引用了一句话："她吞下了她的情人之后，并没有把他们扔下河，而是让他们都到了她的小说里去了。"　　这都是私下偷偷说的。而他评论乔治·桑的文章，仍然谦恭有礼，甚至加以颂扬。　　至于皮埃尔·勒鲁，是圣·勃夫亲自把他介绍给乔治·桑的。而现在他却说："这个勒鲁搞的哲学，像在沼泽地行走的水牛一样粗野。"　　维克多·雨果也说："要是皮埃尔·勒鲁善良，那他也许是最好的男人。"　　乔治·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勒鲁渐渐地丧失了威信，乔治·桑却继续支持他。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门生的情人了。而乔洽·桑却矢口否认，并很肯定他说："某些人声称，爱情产生了奇迹。我很愿意在思想上仰慕他，至于哲学家浓密的长发，我一根也没动过。这头发跟土耳其皇帝的胡子一样，与我毫不相干。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东西就是严肃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像一个平庸的女人，暖昧地迷恋医生或仟悔师。"　　乔治·桑拒绝做为男人的勒鲁，而做为哲学家的勒鲁太感激她了，不能不原谅她。　　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您真好，您的友谊对我大有裨益！没有一个词不直透我内心深处，没有一句话不使我白天黑夜反复回想与思考。我多么感激您的信任啊！啊！不！恶狗不应沿着您的血迹跟踪您。您的痛苦是神圣的。要活下去，并且要取得胜利，至于我，很悲伤，我讨厌的只是您信中写的再见这个词，尽管我吻过这个词，并因此而感到欣喜；因为它胜过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就十分喜爱它。您说，'心和思想都属于您'。我本来就很模糊地喜欢这个'属于您'，我对您说过，感情、理智和行动这三个方面，都是虚假的。没有什么'存在'，更真实的了；'存在'包括这三个方面，并在友谊和爱情上同样表现出来，只是两种表现有所不同罢了。那么您的'再见，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个'属于您'，最好是不确指的，可以加上一些限定词'也许'、'勉强的'、'今生或者是来世'等等。而我呢，我要用尽气力，由衷地对您说：'属于您。'"　　虽然乔治·桑不是属于他，但是她尽力为他做事。不然，她怎么会撇开慷慨的出版家布洛兹的《两世界评伦》，而去和这个没钱的勒鲁创办什么《独立杂志》呢？　　拉姆奈嘲讽地评论他俩的合作：　　"据可靠消息透露，乔治·桑和勒鲁主办的一本新杂志，就要出版了。他们想要和《两世界评论》展开竞争，他们也许是只承认一个世界吧。恐怕还不到这地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们将要改造这个世界；而且，当这个世界被改造之后，我们大家在那里将会如鱼得水。我要说：谢天谢地！但是，哎呀！我们的人已经破坏了这个世界。除非他们的杂志饶有趣味，我也许从中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安慰。至于说新的宗教，那令人发笑的新玩意，在这讨厌的年代里，也许是会取得一些成功的。"　　"有人刚把勒鲁和《独立杂志》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个人比以往更加陷入创立一种宗教的构想之中，而且相信会成功。据他说，十年后，私有制在法国将会被完全铲除。他的杂志将按照这思想去办，他把自己的著作，起码是著作的某些部分，第三次重印后塞进创刊号里。除了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之外，人们还从中看到耶稣基督明确地允许通奸。因此，很多原来约好的撰稿人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乔治·桑。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乔治·桑对这个启蒙者十分忠诚。她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真担心，她原来的才智在这本小说里表现得太少了。怎么能随便去糟蹋这样罕见的天赋呢？"　　乔治·桑的天赋，根本没有被糟蹋。《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她早期的作品《印第安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拉姆奈说得有道理，勒鲁对乔治·桑在政治上颇有影响。乔治·桑自青年时起，就错误地认为，世界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勒鲁自称能提供公式，使乔治·桑喜出望外。　　布洛兹原则上要发表乔治·桑所有的稿子，却提了很多反对意见。勒鲁批评乔治·桑尤其不应该同意布洛兹改动她小说的文字。乔治·桑于是收回了她的稿子。　　乔治·桑写了一本《奥拉斯》。在这部小说里，她把一个珠宝首饰工人保尔·阿尔塞纳同一个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照。奥拉斯像青年时代的于勒·桑多，有时像马勒菲依。这个年轻人聪明，有才干。但是，他空谈伟大的事业，却不脚踏实地去干，并且尽情玩乐，耗尽了贫穷的父亲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他抛弃了出身贫贱、为他怀了孕的情妇，去追求夏依子爵夫人。这位夫人的形象完全是冷酷的玛丽·达古尔：　　她干瘪瘦削得吓人，牙齿长得不好，但她有一头难得的秀发，常常饶有兴致地特别细心地梳理。她的手干瘦细长，却像大理石一样白净，手指上带着世界各地制造的戒指。她有某种风韵，博得许多人的欢心，总之，她具有称之为矫揉造作之美。她自炫博学多才，标榜与众不同。她涉猎群书，甚至阅读政治和哲学书籍。她把早上从书本上看到的，或者昨天从几个严肃的人那里听到的，重复给其他尚未知晓的人，好像是谈论自己的看法。说真的，听她这样一讲，真是稀奇极了。总的来说，可以把她的表现称之为装腔作势，不懂装懂。　　夏依子爵夫人出生于银行家的家庭。她家的爵位，是在摄政时期买来的。可是，她却要显示自己出身贵族世家，甚至连扇柄上都饰以花环和盾形纹章。和少妇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傲慢无礼，令人难以忍受。她眼红女友们以金钱为目的的婚姻。此外，她相当热情地款待年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和他们在一起时，她无拘无束地大摆贵族架子，还在他们面前假装不着重功罪。反正她的牙齿、乳房和心肝，都具有人为的贵族气派……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既然李斯特宽容了《贝阿特丽克丝》，达古尔也能装出与《奥拉斯》毫不相干的样子。李斯特相当严峻地加上一句："可以肯定，乔治·桑描绘夏依夫人卖弄才华、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显然就是要刻划您的尊容。"这证明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说得有道理，李斯特长期以来不喜欢《贝阿特丽克丝》。　　《奥拉斯》发表在《独立杂志》上。布洛兹擅自删改乔治·桑的文稿，乔治·桑决心摆脱他。同时，乔治·桑也是为了帮助勒鲁获得成功。第一期，她送去了《奥拉斯》和一篇研究诗人的文章；第二期，送去《奥拉斯》的后半部分和《乌托邦主义者拉马丁》。后来，又献上《康絮爱萝》。她确是极其慷慨地献出了她的财富。最妙的是，她认为《独立杂志》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勒鲁的学说。　　《独立杂志》只有李斯特等几个朋友感兴趣。杂志没有人订。勒鲁销声匿迹了二十几天，校样没有修改。可是，乔治·桑认为勒鲁还是有威望的。　　"最近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很长的信，他极其悲伤。我知道，他为了完成事业，也许还为了维持家庭生活，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他恐惧和忧虑的原因。今天，我给他寄去了五百法郎，我们不能让他倒下去，他思想的光芒不应该在这场战斗中熄灭。不应该因为缺少几张钞票，就让惊恐和失望征服他。让他讲出真情，道出沮丧的秘密吧。"　　在拉夏特尔，乔治·桑和朋友创办了《安德尔侦察兵报》。肖邦给报纸捐赠了五十法郎。这份报纸起初打算在巴黎印刷，但是勒鲁买了一个印刷厂，乔治·桑就把《侦察兵报》委托给他办了。肖邦十分怀疑地观看，并嘲讽地评论他的东道主的善良举动。　　在乔治·桑和肖邦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他们彼此相爱，有坚实的基础，肖邦爱乔治·桑，而乔治·桑以一种温柔的母爱对待他。乔治·桑很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而肖邦很敬重这位大作家。　　然而，"这不再是爱情了"，这对情人的熟人玛丽这样写道，她是个成熟的少女，而且是肖邦的学生，她说："这不再是爱情了，至少对于乔治·桑这一方来说是如此，而是体贴和忠诚，其中随着时间的不同，夹杂了惋惜、悲伤和懊丧。"　　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的话，这体贴与忠诚本来已经足够，并能保持下去。乔治·桑总是感到同她的这个孩子和朋友密不可分。而非常敏感的肖邦，又不能忍受感情的不专一。　　莫里斯这时已是个大人了，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经常和肖邦在一起，他觉得是件大丑事，心里很痛苦。　　1844年，索朗芝已满十六岁。她在混乱的家庭纠纷中成长，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有时嘲笑肖邦，有时向他卖弄风情，并且还很成功。因为家中只有她不把肖邦看作是惯坏的孩子，她让肖邦着了迷。　　索朗芝的脸型和肤色，都很像她的曾外祖母玛丽。这个有男子气概的美人，生来就冷酷和古怪。她总是随心所欲，前后矛盾。索朗芝有点疯癫，像母亲一样大胆，才华却不及母亲。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性情太暴躁了。"当索朗芝还是个孩子时，乔治·桑就这样写信责备她。　　性情乖戾依然如故，好的心肠却难得见到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情人之间，都同样地关系紧张，富有戏剧性。孩子长大了，独立自主，使父母惊讶和气愤。以前讨人喜欢、任人摆布的孩子，现在成了冤家对头。　　像乔治·桑这样的母亲，期待着孩子们顺从和尊敬，做为对自己无可置疑的牺牲精神的报偿。莫里斯给予了她期望的一切，而索朗芝则染骛不驯。母亲不能容忍女儿的独立性，而她自己在少女时，就强烈要求这种独立自主。因此，母女亲情破灭就会导致仇恨。　　在一段时间里，乔治·桑再也不能容忍索朗芝，试图离开她，把她托付给肖邦的学生玛丽小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玛丽出身名门望族，却缺乏金钱。她被肖邦未婚妻那个不专一的哥哥勾引和遗弃。这使她变得情痴迷迷，好说谎话。她喜欢说长道短，谈论丑闻。　　乔治·桑很生硬地禁止玛丽小姐对索朗芝谈论某个先生的身材怎样，另一个先生的小胡子又怎样。乔治·桑认为，爱情的挫折引起的愤恨，决定了玛丽小姐令人不快的变化。　　"要我全都对您说了吗？那时您是个风骚女人，现在您的眼睛仍然可怕地闪烁着淫荡的光。男人们都注意到了，要是您对这无所谓，那我也一样。但我要把您同索朗芝分开，一直到那阵轻微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过去，直到您任意选择了一个情人或丈夫。"这是给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封信。　　她太伤心了，绝不原谅乔治·桑。　　然而，玛丽小姐要挑起肖邦对乔治·桑的反感实在太容易了。为了主办《安德尔侦察兵报》，皮埃尔·勒鲁把一个赞同他的政治观点的年轻人带到拉夏特尔。这个年轻人叫维克多，常在诺昂逗留。肖邦因此不由得嫉妒起来。两人之间产生了摩擦。　　1844年，肖邦的姐姐和姐夫在诺昂暂住，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两个女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是，这次来访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持续很久。肖邦的情绪变得更坏了。他越来越阴郁、敏感和嫉妒。乔治·桑写道："他比往常更加作弄人，更加吹毛求疵。"　　乔治·桑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把自己的痛苦写进一本书，以此宽慰自己。她的对头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了，写了一本《内里达》的小说，撕碎了李斯特的心。乔治·桑则在她自己的小说《吕克里齐姬·弗洛利亚尼》里，用改头换面和前后颠倒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她和肖邦这一对古怪的情人。　　女主人公吕克里齐姬有过很多奇遇，她像乔治·桑一样原谅自己。她不是一个妓女，因为她献身于情人们，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甚至对朋友们也一样。她爱过很多人，但从未真诚地希望共同生活，也从没幻想永远忠贞。她的热情持续八天，甚至只有一小时。但是，每次她都以为是白头偕老。　　然而，在她以为自己情场生活就此结束时，却遇上了一个令人爱慕、温柔、敏感和善于办事的青年，一个漂亮的天使，脸蛋长得像忧郁的美人，单纯、轻盈，显得贞洁热情。他的名字叫卡罗尔。卡罗尔王子喜欢自己幻想出来的女人。别人爱他胜过他爱别人。他迷人的脸蛋使人产生好感。他身体虚弱，使充满母爱的女人对他感兴趣。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思想偏狭。　　当然，卡罗尔钟情于吕克里齐姬，而吕克里齐姬照顾他像照顾自己的一个孩子。卡罗尔羞怯而狂热地爱着她，对她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吕克里齐姬相信，这种上天注定的爱情是永恒的。她献身给这个王于，他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幸福的时光。后来，令人喜爱的卡罗尔暴露了他自私的性格，变得嫉妒、偏狭和令人难以忍受。　　但是，卡罗尔越是气愤，越显得彬彬不礼和自我克制。　　经常赌气，终于损害了不幸的吕克里齐娅的健康。她的美貌消逝了，变得又黄又瘦。情人不尊重她，虐待她，使她未老先衰，令她痛苦不堪。她不再爱卡罗尔了。一天早晨她突然去世。　　因此，小说结束得艰涩、生硬，比起现实生活，显得不够真实。这是对肖邦的一个教训与警告。奇怪的是，肖邦竟一点也不觉得小说写的就是自己。一天晚上，乔治·桑给德拉克鲁瓦和肖邦朗读《吕克里齐娅·弗洛利亚尼》。　　后来，乔治·桑否认吕克里齐娅就是她的形象。但是书中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年轻时就到乡下隐居，抚养孩子，这情形很像她本人。　　德拉克鲁瓦谈起那晚的事说："我听这部小说，感到很痛苦。刽子手和受刑人都同样使我感到吃惊。乔治·桑显得十分自然，肖邦也不住地称赞小说写得好。我们午夜一起离开。肖邦要送我一程，我抓住这个机会，深听一下他的印象如何。难道他真的对我装样子？不是的，他确实没听懂。这个音乐家仍旧热情称赞这部小说……"　　某些熟悉的朋友抨击乔治·桑。　　1847年5月，霍尔滕丝在给圣·勃夫的信中说："我没有告诉您，我对《吕克里齐娅》多么气愤……乔治·桑完成了牺牲钢琴家的丑行。她向我们抛出肖邦，透露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可耻细节。她态度冷淡，翻脸不认人，真是毫无道理。尽管女人变心会使情人远离，但她们不会过分加以指责。现在看来，吕克里齐娅冷酷的愤慨是不可宽恕的。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天才人物，怎么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霍尔滕丝直率憨厚。她写信告诉乔治·桑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了圣·勃夫，乔治·桑却很自然地否认在他创作卡罗尔王于时想到肖邦。她写信说：　　您的责备比称赞更使我感动。因为，我认为称赞是朋友们的一点礼貌与爱恋的表示，而责备则是出于真诚关心的忧虑与坦率。因此，我赶快回信告诉您，您的信使我感到很难过，我应该读它两遍。　　哪个魔鬼使您产生这种想法呢？是玛丽·达古尔？……要是她了解肖邦，她应该明白，那不是肖邦。如果她不了解肖邦，从何而来这样肯定的解释呢？　　但是，您怎么会了解他，并在这小说的人物中认出他呢？应该说，是某些用心恶毒的人搬弄是非，给了您这个错误和荒谬的消息吧！　　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要轻率地离开我的朋友，八年来，我们肝胆相照，他对我的友情是无法估量的。我是在他身旁写成这部小说的，并且，逐段逐段念给他听的。在创作过程中，我俩共同工作。接受或者拒绝他的意见，是常有的事。　　表面上看，我们相互了解，但是还不如公众对我们的了解。故事的确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您，而是别人批评我，那么，我只是付之一笑。但是，您严肃地责备我，我因此也严肃地答复您。卡罗尔王子可以是十五个不同的人，就像是所有完整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那样。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给热衷于文学的艺术家，提供艺术实践中的一个对象。　　我相信我曾对您讲过这些；而且，我很惊奇，您也是一个艺术家，竟同平庸的读者一样，有这种幻稚可笑的看法：他们总想在小说中看到真人真事，希望主人公的面貌是按照他们熟悉的人描绘的。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五章　与肖邦的恋情第五节　儿女的婚事　　●索朗芝才十八岁，情窦未开，她想结婚只是为了能有夫人这个称呼。　　●索朗芝很清楚，自己能对肖邦施加影响。玛丽也不满乔治·桑。她俩合谋煽动肖邦来反对乔治·桑。　　●乔治·桑和肖邦分手，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回头。　　爱情开始于伟大的感情，但又往往因一些小的争吵而结束。　　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婚姻和家庭之爱，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一切都得到解决。在自由乱交的情况下，一切联系都会中断。因此婚姻就成了唯一的联系，时间能使婚姻关系密切。　　在诺昂，一切似乎很愉快，富有诗意。大家读书、作曲，在田野里玩耍，在小河中游水，做舞台造型，猜字谜，在肖邦即兴的伴奏下跳芭蕾舞，等等。　　但是，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　　1845年，乔治·桑邀请奥古斯蒂娜·布洛特到诺昂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乔治·桑收养了这个年轻的姑娘。　　布洛特是乔治·桑外祖父家的远亲。她的父亲是个裁衣工人，母亲阿黛尔是个卑鄙无耻的半老徐娘，靠情人供养，她想把美貌的女儿当作摇钱树。乔治·桑出面干预，给了那个女人些钱做为补偿，收养了奥古斯蒂娜，让这个姑娘做自己孩子们的伙伴。　　对这个漂亮的姑娘，莫里斯很自然地表示欢迎；索朗芝却摆出一付男爵夫人的架子，对这个表妹傲慢无礼。两条阵线就这样形成了：乔治·桑和莫里斯保护奥古斯蒂娜，索朗芝和肖邦则攻击她。　　索朗芝野蛮粗暴，奥古斯蒂娜温顺听话，乔治·桑更喜欢奥古斯蒂娜，称她为自己真正的女儿。　　1846年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　　肖邦出汗不已，甚感惊奇。他因此很沮丧，抱怨说洗澡都是白费劲，总是浑身臭哄哄的！这个纯洁的人竟然不赞成人们出汗，大家忍不住笑得流出了眼泪。园丁偷东西，乔治·桑便把他辞退了。肖邦对这严厉的做法，感到很吃惊。他不明白：人们已经忍耐了二十年，为什么不能忍耐一辈子。　　秋天时，索朗芝宣布她已经订婚了，她征服了附近一个年轻的领主。此人出生殷富人家，有威严的绅士气派，莫里斯给他画了一幅古典式半身肖像，把他画得很漂亮，又有点可笑。　　乔治·桑没有反对女儿的这门婚事，也不急于成事。　　索朗芝才十八岁，按她母亲的说法，她情窦未开。她想结婚只是为了能有夫人这个称呼。　　乔治·桑喜欢某种意义上的爱情，胜过这种没有意义的婚姻。她说："这个青年很漂亮，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但他没有什么头脑，特别是说话不清……至于我呢，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他不能在巴黎飞黄腾达，光彩夺目。他不懂得现代文明。他在树林子里打发日子，和马、野猪以及狼打交道，用鞭子柄敲碎这些动物的头……可是'公主'，爱上了他，并且操纵他。"　　还有另一桩事，乔治·桑更希望促成实现，那就是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的婚事。但是，莫里斯对结婚没有很强烈愿望，下不了决心。乔治·桑肯定，在这两个青年人之间，存在着友谊，一种神圣的友谊。　　鉴于莫里斯有过两次失败的情事，乔治·桑劝儿子"不要再犯严重的错误，不要匆匆表态，你再也不应该像小孩子那样"。　　莫里斯曾对奥古斯蒂娜寄予很大的希望，而后来却拿了父亲卡西米尔的话来做挡箭牌，明显是撤退的借口。　　这时，索朗芝很嫉妒这个褐色皮肤的姑娘。她毫无证据地对肖邦说，这个年轻的姑娘是莫里斯的情妇，害羞的肖邦就加以指责。诺昂就又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　　晚秋季节令人难受。两个表姐妹亲密地手挽着手散步，却互相勾心斗角，彼此怀恨。　　肖邦还是那个坏脾气。除了索朗芝，他对所有的人都冷眼相待，大发雷霆。他对索朗芝无比宽容，对可怜的奥古斯蒂娜却惊人地严厉刻薄。　　莫里斯声称要离家出走，因为肖邦不断地斥责他和表妹有暖昧关系。　　"这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是这样的，"乔治·桑写道，"肖邦不容许我对这件事做公正的和必要的干预。他低着头，并说我不再爱他了。这是什么混帐话，我以母亲的诚心，和他一起度过了八年啊！但是，这颗可怜的破碎的心，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说胡话。"　　1846年11月，肖邦离开诺昂。这天，他根本没有想到再也不会回来。他继续给乔治·桑写信，每封信都很友好，而且常常是令人愉快。但是，在他写给其他人的信中，他开始放肆地挖苦那个把他奉为上宾的家庭。新的、令人气愤的事是索朗芝的婚事。肖邦过去同意索朗芝订婚，因为这个贵族求婚者与他很相投。　　但是，1847年初，索朗芝和她的母亲到巴黎去订嫁妆，一个喧闹的、不修边幅的人，突然闯进了母女俩的生活之中。此人从前是个骑兵，现在当雕塑师。他到处窜，从营区的咖啡馆到雕刻室都可见到他。他叫奥居斯特·克莱森热。1846年3月，他曾给乔治·桑写过一封很古怪的信。大话连篇，白字成堆。　　1847年2月，母女俩来到巴黎，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退伍骑兵，就跑去找她们，并请求能荣幸地为她们在大理石上雕塑半身像。　　他把索朗芝的像塑成女猎人的模样：鼻子微微颤抖，双肩袒露，头发在微风中飘荡。　　让人塑像这件事，莫名其妙地扰乱了姑娘的心。她突然决定，在订婚的前一天终止与子爵的婚姻关系。　　索朗芝选定了那个退伍骑兵。　　乔治·桑说："被抛弃的可怜人是一个高尚的孩子，真正具有法国骑士风度。"　　但是，乔治·桑也对退伍骑兵感兴趣。　　然而，有人把克莱森热的缺点告诉了她："他疯疯癫癫，很粗野，欠了别人很多债，而且酗酒。"　　乔治·桑竭力想分开索朗芝和雕塑师，赶紧把索朗芝带回了诺昂，但完全无济于事。大胡子骑兵追到拉夏特尔，像真的疯子一样，硬是逼得乔治·桑同意了。　　因为那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刻不容缓。他甚至不吃饭不睡觉，也要马上达到目的。　　没过多久，索朗芝就病倒了，因为她是第一次强烈地爱上了一个人。　　克莱森热简直是把火，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乔治·桑告诉朋友们，这么匆忙地做出决定，是因为那个无法无天的退伍骑兵征得了索朗芝的同意，拟定了一个抢亲的计划："这婚事要很快地进行，突如其来地完成。"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乔治·桑对肖邦只字未提。因为这和他无关，而且采取了断然的行动。生米已煮成熟饭，多说也无益。她自己则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并不理想的选择，她慷慨地给新娘陪嫁，还称赞新郎将为他妻子增光，也将为自己增光。　　因为索朗芝尚未成年，必须征得父亲卡西米尔的同意。克莱森热因此马上跑到吉勒里去。这个性情暴躁的人和宽厚的卡西米尔讨论的结果对婚事毫无不利影响。最后，就是要尽可能迟地通知肖邦了。　　这时肖邦正病得厉害。他对克莱森热十分看不顺眼，特别是克莱森热裸身若狂。肖邦忧伤他说："明年，我们将会在客厅里看到，那个小人就在索朗芝的身后！妈妈是挺可爱的，但她缺乏做一个伟人的常识。莫里斯赞成克莱森热，因为他讨厌彬彬有礼的世家子弟。"　　婚礼于1847年5月20日在诺昂举行。卡西米尔从吉勒里赶来参加；他对女婿和乔治·桑都很亲热。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索朗芝和丈夫作了短期蜜月旅行后，回到诺昂。这时莫里斯邀请了一个叫泰奥多尔·卢梭的朋友住在家里。他是一个擅长画草木、森林和草原的画家。　　他爱上了漂亮的奥古斯蒂娜。乔治·桑觉得欠了她一笔债，竭力让卢梭去向她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