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给哥哥的信　　亲爱的哥哥：　　提笔给你写此信，真是百感交集。亦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屈指算来，弟弟妹妹们各自成家，哥哥入院，十五六年矣！这十五六年间，我竟一次也没探望过哥哥，甚至也没给哥哥写过一封信，我可算是个什么样的弟弟啊！　　回想从前的日子，哥哥没生病时，曾给予过我多少手足关怀和爱护啊！记得有次我感冒发烧，数日不退，哥哥请了假不上学，终日与母亲长守床边，服侍我吃药，用凉毛巾为我退烧。而那正是哥哥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前夕呀！那一种手足亲情，绵绵温馨，历历在目。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吃，只要吃“带馅儿的点心”，哥哥就接了母亲给的两角多钱，二话不说，冒雨跑出家门。那一天的雨多大呀！家中连件雨衣连把雨伞都没有，天又快黑了，哥哥出家门时只头戴了一顶破草帽。哥哥跑遍了家附近的小店，都没有“带馅儿的点心”卖。哥哥为了我这个弟弟能在病中吃上“带馅儿的点心”，却不死心，冒大雨跑往市里去了。手中只攥着两角多钱，自然舍不得花掉一角多钱来回乘车。那样，剩下的钱恐怕连买一块“带馅儿的点心”也不够了。一个多小时后哥哥才回到家里，像落汤鸡，衣服裤子湿得能拧出半盆水！草帽被风刮去了，路上摔了几跤，膝盖也破了，淌着血。可哥哥终于为我买回了两块“带馅儿的点心”。点心因哥哥摔跤掉在雨水里，泡湿了。放在小盘里端在我面前时，已快拿不起来了。哥哥见点心成了那样子，一下就哭了……哥哥反觉太对不起我这个偏想吃“带馅儿的点心”的弟弟！唉，唉，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弟呀，明知天在下雨，明知天快黑了，干吗非想吃“带馅儿的点心”呢？不是借着点儿病由闹矫情吗？　　还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哥哥刚上高中时，我将家中的一把玻璃刀借给同学家用，被弄丢了。当时父亲已来过家信，说是就要回哈市探家了。父亲是工人。他爱工具。玻璃刀尤其是他认为宝贵的工具。的确啊，在当年，不是哪一个工人想有一把玻璃刀就可以有的。我怕受父亲的责骂，那些日子忐忑不安。而哥哥安慰我，一再说会替我担过。果然，父亲回到家里以后，有天要为家里的破窗换块玻璃，发现玻璃刀不见了，严厉询问，我吓得不敢吱声儿。哥哥鼓起勇气说，是被他借给人了。父亲要哥哥第二天讨回来，哥哥第二天当然是无法将一把玻璃刀交给父亲的。推说忘了。第三天，哥哥不得不“承认”是被自己弄丢了——结果哥哥挨了父亲一耳光。那一耳光是哥哥替我挨的呀……　　哥哥的病，完完全全是被一个“穷”字愁苦出来的。哥哥考大学没错。上大学也没错。因为那也是除了父亲而外，母亲及弟弟妹妹们非常支持的呀！父亲自然也有父亲的难处。他当年已五十多岁了，自觉力气大不如前了。对于一名靠力气挣钱的建筑工人，每望着眼面前一个个未成年的儿女，他深受着父亲抚养责任的压力哪！哥哥上大学并非出于一己抱负的自私，父亲反对哥哥上大学，主张哥哥早日工作，也是迫于家境的无奈啊！一句话，一个穷字，当年毁了一考入大学就被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的哥哥……　　我下乡以后，我们还经常通信是不哥哥？别人每将哥哥的信转给我，都会不禁地问：“谁给你写的信，字迹真好，是位练过书法的人吧？”　　我将自己写的几首小诗寄给哥哥看，哥哥立刻明白——弟弟心里产生爱了！我也就很快地收到了哥哥的回信—— 一首词体的回信。太久了，我只能记住其中两句了——“遥遥相望锁唇舌，却将心相印，此情最可珍。”　　即使在我下乡那些年，哥哥对我的关怀也依然是那么的温馨，信中每嘱我万勿酣睡于荒野之地，怕我被毒虫和毒蛇咬；嘱我万勿乱吃野果野蘑，怕我中毒；嘱我万勿擅动农机具，怕我出事故；嘱我万勿到河中戏水，怕下乡前还不会游泳的我被溺……　　哥哥，自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以后，和哥哥的通信就中断了。其间回过哈市五六次，每次都来去匆匆，竟每次都没去医院探望过哥哥！这是我最自责，最内疚，最难以原谅自己的！　　哥哥，亲爱的哥哥，但是我请求你的原谅和宽恕。家中的居住情况，因弟弟妹妹们各自结婚，二十八平米的破陋住房，前盖后接，不得不被分隔为四个“单元”。几乎每一尺空间都堆满了东西——这我看在眼里，怎么能不忧愁在心中呢？怎么能让父亲母亲在那样不堪的居住条件之下度过晚年呢？怎么能让弟弟妹妹们在那样不堪的居住条件之下生儿育女呢？连过年过节也不能接哥哥回家团圆，其实，乃因家中已没了哥哥的床位呀！是将哥哥在精神病院那一张床位，当成了哥哥在什么旅馆的永久“包床”啊！细想想，于父母亲和弟弟妹妹，是多么的万般无奈！于哥哥，又是多么的残酷！哥哥的病本没那么严重啊！如果家境不劣，哥哥的病早就好了！哥哥在病中，不是还曾在几所中学代过课吗？从数理化到文史地，不是都讲得很不错吗？……　　我十余年中，每次回哈，都是身负着特殊使命一样，为家中解决住房问题，为弟弟妹妹解决工作问题呀！是心中想念，却顾不上去医院探望哥哥啊！当年我其实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豁出自尊四处求助，往往的事倍功半罢了……　　如今，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哥哥了——我多年的稿费加上幸逢拆迁，弟弟妹妹的住房都已解决；弟弟妹妹们的工作都较安稳，虽收入低，但过百姓日子总还是过得下去的；弟弟妹妹们的三个女儿，也都上了高中或中专……　　如今，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哥哥了——父母二老还都健在，早已接来北京与我住在一起……　　望哥哥接此信后，一切都不必挂念。　　春节快到了——春节前，我将雷打不动地回哈市，将哥哥从医院接出，与哥哥共度春节……　　今年五月，我将再次回哈市，再次将哥哥从医院接出，陪哥哥旅游半个月……　　如哥哥同意，我愿那之后，与哥哥同回北京——哥哥的晚年，可与我生活在一起……　　如哥哥心恋哈市亲情旧友多，那么，我将为哥哥在哈市郊区买一套房，装修妥善，布置周全——那里将是哥哥的家。　　总之，我不要亲爱的哥哥再住在精神病院里！　　总之，我要竭尽全力为哥哥组建一个家庭，为哥哥积攒一笔钱，以保证哥哥晚年能过无忧无虑的正常的家庭生活！　　哥哥本来早就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过家庭生活的啊！这一点是连医生们心中都清楚的啊！只不过从前弟弟顾不上哥哥，只不过从前弟弟没有那份儿经济能力……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实实在在是受了天大委屈！　　哥哥，亲爱的哥哥——耐心等我，我们不久就要在一起过春节了！　　哥哥，亲爱的哥哥——紧紧地拥抱你！　　你亲爱的弟弟绍生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于北京　　(注：十年前失去了老父亲，去年又失去了老母亲，我乃天下一孤儿了！没有老父亲老母亲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好。特别的不好！我宁愿要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而不愿以永失父子母子的天伦亲情，去换一份卸却沉重的轻松。于我，其实从未觉得真的是什么沉重，而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福分，现在，没法再享那一种福分了！我真羡慕父母健康长寿的儿女！现在，对哥哥的义务和责任，乃我最大的义务和责任之一了。对哥哥的亲情，因十五六年间的顾不上的落失，现在对我尤其显得宝贵了。我要赶快为哥哥做。倘在将做未做之际而痛失哥哥，我想，我心的亲情伤口怕就难以愈合了。故有此信。)过小百姓的生活　　——给妹妹的一封信　　妹妹：　　见字如面。知大伟学习成绩一向优异，我很高兴。在孙女外孙女中，母亲最喜欢大伟。每每说起大伟如何如何疼姥姥，善解人意。我也认为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学习努力，并且爱学习，不以为苦，善于从学习中体会到兴趣，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要由做父母的克服一切生活困难，成全孩子的学志。否则，便是家长的失责。前几次电话中，我也忘了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了。两年前动那次手术，愈后如何？该经常到医院去进行复查才是。　　我知道，你一向希望我调动调动在哈市的战友关系、同学关系，替你们几个弟弟妹妹，转一个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谋一份较稳定的工薪，以免你们的后顾之忧，也免我自己的后顾之忧。不错，我当年的某些知青战友、中学同学，如今已很有几位当了处长、局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我不经常回哈市，与他们的关系都有点儿疏淡了。倘为了一种目的，一次次地回哈重新联络感情，铺垫友谊，实在是太违我的性情。他们当然对我都是很好的。我一向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视为“不动产”，惟恐一运用，就贬值了。所以，你们几个弟弟妹妹的某些困难，还是由我个人来和你们分担吧！何况，如今之事，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我吞吞吐吐地开口了，他们也往往会为难。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好比捏的江米人儿，存在着便是美好的。但若以为在腹空时可以充饥，则大错特错了。既不能抵一块巧克力什么的，也同时毁了那美好。更何况，如说友谊也应具有相互帮助的意义，那么也只有我求人家帮我之时，而几乎没有我也能助人家之日。我一个写小说的，能指望自己在哪一方面帮助别人呢？帮助既已注定了不能互相，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封唇锁舌，不吐求字了。　　除了以上原因，大约还有天性上的原因吧？那一种觉得“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天性，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我从北影调至童影，搬家我也没求过任何一个人。是靠了自行车、平板车，老鼠搬家似的搬了一个多星期。有天我一个人往三楼用背驮一只沙发，被清洁工赵大爷撞见了，甚为愕异。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以为我人际关系太恶，连个肯帮我搬家的人都找不到。当然，像我这么个性极端了，也不好。我讲起这件事，是想指出——哈尔滨人有一种太不可取的“长”处，那就是几乎将开口求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本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之事，也不论值不值得求人，哪怕刚刚认识，第二天就好意思相求。使对方犯难自己也不在乎。遭到当面回绝还不在乎。总之仿佛是习惯，是传统。好比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碰巧踢着的不是石头，是一把打开什么锁的钥匙，则兴高采烈。一路踢不着一把钥匙，却也不懊恼，继续地一路走一路踢将下去。石头碰疼了脚，皱皱眉而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轻松，我以为反而会活得很累。　　我主张首先设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帮不上忙的，主张首先自己将自己置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这么一来，结果却很可能是——我们发现，某些困难，并非我估计的那么不可克服。某些办成什么事的目的，即使没有达到，也并非我们估计的那么损失严重。我们会发现，有些目的，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企望怎样而最终没有怎样，人不是照活吗？我常想，我们的父亲，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父亲，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山东汉子，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啊！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言，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我此话不是指求人要给人好处，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志气。没了这志气，人活着的状态，往往便自行地瘫软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牢牢抓住这一种生活，便不必再去幻想别的某种生活。最近我常想，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字。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富贵不是温馨。温馨是那豪宅中的小卧室，或者小客厅。温馨往往是属于一种小的生活情境。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他们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大追求奢追求华糜。而温馨甚至是可以在穷人的小破房里呈现着的生活情境。温馨乃是小百姓的体会和享受。我说这些，意思是想强调——房子小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主人勤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好。工资收入低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自己善于节俭持家就好。只要小百姓善于为了贴补生活再靠诚实的劳动挣点儿钱就好，哪怕是双休日在家里揽点儿计件的活儿。在小的住房里，靠低的工资，勤勤快快、节节俭俭、和和睦睦地生活，即为小百姓差不多都能把握得住的温馨日子，小百姓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生活，绝对是我们想过上便能过上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将一个破家粉刷得多亮堂，收拾得多干净啊！每查卫生，几乎总得红旗。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又是多么的困难呀！但不也有许多温馨的时候吗？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绝对的胸无大志之人。但愿你们也是。不要说小百姓只配过小日子的沮丧话，而要换一种思想方法，多体会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温馨。并且要像编织鸟一样，织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将小百姓的每一个日子，从容不迫地细细地品咂着过。你千万不要笑我阿Q精神大发扬。这不是在用阿Q精神麻痹你，而是在教你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情况之下，只要不是苦役式的命运，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那么人至少可取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至少可实际地选择两种不同的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较乐观的生活和非常沮丧的生活。而这也就意味着获得同一情况之下两种不同的生活质量……　　哈市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严峻的，令人堪忧的。东北三省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状都是严峻的。这是一个艰难时代。对普遍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尤其艰难。据我看来，绝非短时期内能全面改观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难处不是一位英明人物的英明头脑，或一项英明决策所能一朝解决的。这个体制的负载早已太沉重了。从前中国工人的活法是七分靠国家，三分靠自己，现在看必得反过来了，必得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国家了。那三分，便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责任。它大约也只能负起这么多责任了。这责任具有历史性。　　既然必得七分靠自己了，你打算怎样，该认真想想。你来信说打算提前退休或干脆辞职。我支持，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惯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毕竟有别于年轻人。而且得清楚，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届时你的心态应该平衡。不能被某种“吃了大亏”的想法长久纠缠住。而最主要的，是你做出决定前必得有自知之明，反复问自己什么是想干的，什么是能干的。在想干的和能干的之间，一定要确定客观实际的选择。　　总之，你一旦决定了，你的困难，二哥会尽全力周济帮助的。　　过些日子，我会嘱出版社寄一笔稿费去的。　　抽时间去医院看望大哥。　　今天，我集中精力写信。除了给你们三个弟弟妹妹写信，还要抓紧时间再写几封。告诉大伟，说二舅问她好。也替我问春雨好。嘱他干活注意安全。　　余言后叙。　　兄晓声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于北京读的烙印　　真的不知该给正开始写的这一篇文字取怎样的题。　　自幼喜读，因某些书中的人或事，记住了那些书名。甚至还会终生记住它们的作者。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书名和作者是彻底地忘记了，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但书中人或事，却长久地印在头脑中了。仿佛头脑是简，书中人或事是刻在大脑这种简上的。仿佛即使我死了，肉体完全地腐烂掉了，物质的大脑混入泥土了，依然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存在于泥土中，雨水一冲，便会显现出来似的。又仿佛，即使我的尸体按照现今常规的方式火化掉，在我的颅骨的白森森的骸片上，定有类似几行文字的深深的刻痕清晰可见。告诉别人在我这个死者的大脑中，确乎的曾至死还保留过某种难以被岁月铲平的、与记忆有关的密码……　　其实呢，那些自书中复考入大脑的人和事，并不多么的惊心动魄，也根本没有什么曲折的因而特别引人入胜的情节。它们简单得像小学课文一样，普通得像自来水。并且，都是我少年时的记忆。　　这记忆啊，它怎么一直纠缠不休呢？　　怎么像初恋似的难忘呢？　　我曾企图思考出一种能自己对自己说得通的解释。　　然而我的思考从未有过使自己满意的结果。　　正如初恋之始终是理性分析不清的。　　所以呢，我想，还是让我用我的文字将它们写出来吧！　　我更愿我火化后的颅骨的骸片像白陶皿的碎片一样，而不愿它有使人觉得奇怪的痕迹……　　一　　在乡村的医院里，有一位父亲要死了。但他顽强地坚持着不死，其坚持好比夕阳之不甘坠落。在自然界它体现在一小时内。相对于那位父亲，它将延长至十余小时。　　生命在那一种情况下执拗又脆弱。　　护士明白这一点。　　医生更明白这一点。　　那位父亲死不瞑目的原因不是由于身后的财产。他是果农，除了自家屋后院子里刚刚结了青果的几十棵果树，他再无任何财产。　　除了他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再无任何亲人。　　他坚持着不死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　　他也没什么重要之事叮嘱他的儿子。　　他只不过就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再握一握儿子的手……　　事实上他当时已不能说出话来。　　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两阵昏迷之间的清醒时刻越来越短……　　但他的儿子远在俄亥俄州。　　医院已经替他发出了电报——打长途电话未寻找到那儿子，电报就一定会及时送达那儿子的手中吗？即使及时送达了，估计他也只能买到第二天的机票了。下了飞机后，他要再乘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来到他父亲身旁……　　而他的父亲真的竟能坚持那么久吗？　　濒死的生命坚持不死的现象，令人肃然也令人怜悯。而且，那么的令人无奈……　　夕阳是终于放弃它的坚持了，坠落不见了。　　令人联想到晏殊的诗句——“无限年光有限身”，“夕阳西下几时回”？　　但是那位父亲仍在顽强地与死亡对峙着。那一种对峙注定了绝无获胜的机会。因而没有本能以外的任何意义……　　黄昏的余晖映入病房，像橘色的纱，罩在病床上，罩在那位父亲的身上，脸上……　　病房里寂静悄悄的。　　最适合人咽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种寂静……　　那位父亲只剩下几口气了。他喉间呼呼作喘，胸脯高起深伏，极其舍不得地运用他的每一口气。每一口气对他都是无比宝贵的。呼吸已仅仅是呼出着生命之气。　　那是看了令人非常难过的“节省”。　　分明的，他已处在弥留之际。　　他闭着眼睛，徒劳地做最后的坚持。　　他看去昏迷着，实则特别清醒。那清醒是生命在大脑领域的回光返照。　　门轻轻地开了。　　有人走入了病房。脚步声一直走到了他的病床边。　　那是他在绝望中一直不肯稍微放松的企盼。　　除了儿子，还会是谁呢？　　这时脆弱的生命做出了奇迹般的反应——他突然伸出一只手向床边抓去。而且，那么的巧，他抓住了中年的男医生的手……　　“儿子！……”　　他竟说出了话，那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一滴老泪从他眼角挤了出来……　　他已无力睁开双眼最后看他的“儿子”一眼了……　　他的手将医生的手抓得那么紧，那么紧……　　年轻的女护士是和医生一道进入病房的。濒死者始料不及的反应使她呆愣住。而她自己紧接着做出的反应是——跨前一步，打算拨开濒死者的手，使医生的手获得“解放”。　　但医生以目光及时制止了她。　　医生缓缓俯下身，在那位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接着又将嘴凑向那位父亲的耳，低声说：“亲爱的父亲，是的，是我，您的儿子。”　　医生直起腰，又以目光示意护士替他搬过去一把椅子。　　在年轻女护士的注视之下，医生坐在椅子上了。那样，濒死者的手和医生的手，就可以放在床边了。医生并且将自己的另一只手，轻轻捂在当他是“儿子”的那位父亲的手上。　　他示意护士离去。　　三十几年后，当护士回忆这件事时，她写的一段话是：“我觉得我不是走出病房的，而是像空气一样飘出去的，惟恐哪怕是最轻微的脚步声，也会使那位临死的老人突然睁开双眼。我觉得仿佛是上帝将我的身体托离了地面……”　　至今这段话仍印在我的颅骨内面，像释迦牟尼入禅的身影印在山洞的石壁上。　　夜晚从病房里收回了黄昏橘色的余晖。　　年轻的女护士从病房外望见医生的坐姿那么的端正，一动不动。　　她知道，那一天是医生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亲爱的妻子正等待着他回家共同庆贺一番。　　黎明了——医生还坐在病床边……　　旭日的阳光普照入病房了——医生仍坐在病床边……　　因为他觉得握住他手的那只手，并没变冷变硬……　　到了下午，那只手才变冷变硬。　　而医生几乎坐了二十个小时……　　他的手臂早已麻木了，他的双腿早已僵了，他已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是被别人搀扶起来的……　　院长感动地说：“我认为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而医生平淡地回答：“我不是基督徒。不是上帝要求我的。是我自己要求我的。”　　三十几年以后，当年年轻的护士变成了一位老护士，在她退休那一天，人们用“天使般的心”赞美她那颗充满着爱的护士的心时，她讲了以上一件使她终身难忘的事……　　最后她也以平淡的语调说：“我也不是基督徒。有时我们自己的心要求我们做的，比上帝用他的信条要求我们做的更情愿。仁爱是人间的事而我们有幸是人。所以我们比上帝更需要仁爱，也应比上帝更肯给予。”　　没有掌声。　　因为人们都在思考她讲的事，和她说的话，忘了鼓掌……　　在我们人间，使我们忘了鼓掌的事已少了；而我们大鼓其掌时真的都是那么由衷的吗？　　二　　此事发生在国外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小首饰店里。　　冬季的傍晚，店外雪花飘舞。　　三名售货员都是女性。确切地说，是三位年轻的姑娘。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才十八九岁。　　已经到可以下班的时间了，另外两位姑娘与最年轻的姑娘打过招呼后，一起离开了小店。　　现在，小首饰店里，只有最年轻的那位姑娘一人了。　　正是西方诸国经济连锁大萧条的灰色时代。失业的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到处可见忧郁的沮丧的面孔。银行门可罗雀。超市冷清。领取救济金的人们却从夜里就开始排队了。不管哪里，只要一贴出招聘广告，即使仅招聘一人，也会形成聚众不散的局面。　　姑娘是在几天前获得这一份工作的。　　她感到无比的幸运。　　甚至可以说感到幸福。虽然工资是那么的低微。　　她轻轻哼着歌，不时望一眼墙上的钟。　　再过半小时，店主就会来的。她向店主汇报了一天的营业情况，也可以下班了。　　姑娘很勤快，不想无所事事地等着。于是她扫地，擦柜台。这不见得会受到店主的夸奖。她也不指望受到夸奖。她勤快是由于她心情好。心情好是由于感到幸运和幸福。　　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迈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他一肩雪花。头上没戴帽子。雪花在他头上形成了一顶白帽子。　　姑娘立刻热情地说：“先生您好！”　　男人点了一下头。　　姑娘犹豫刹那，掏出手绢，替他抚去头上的、肩上的雪花。　　接着她走到柜台后边，准备为这一位顾客服务。　　其实她可以对她说：“先生，已过下班时间了，请明天来吧。”　　但她没这么说。　　经济萧条的时代，光临首饰店的人太少了，生意惨淡。　　她希望能替老板多卖出一件首饰。　　虽然才上了几天班，她却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判断一个人的身。估计顾客可能对什么价格的首饰感兴趣。　　她发现男人竖起着的大衣领的领边磨损得已暴露出呢纹了。而且，她看出那件大衣是一件过时货。当然，她也看出那男人的脸刚刮过，两颊泛青。　　他的表情多么的阴沉啊！　　他企图靠斯文的举止掩饰他糟糕的心境。然而他分明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演员。　　姑娘判断他是一个钱夹里没有多少钱的人。　　于是她引他凑向陈列着廉价首饰的柜台，向他一一介绍价格，可配怎样的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