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7)　　将谈话的内容一一复述未免小题大做，因为记者的提问常是具体琐碎，而苏、张二人的回答也是顺水推舟，随意漫谈，不似为文时那样经意和深入。但是写文章做不到这样直白而及于细微--尤其是张爱玲，而在这里，即使从小标题我们也能更具体地察知“世俗的进取心”、“生活情趣”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同时这些标题本身已经明确地向我们透露了她们的态度，即接受、认同女人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　　新文化运动以后，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妇女解放当然是其重要的方面，贞操、女子就业、离婚、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曾是激起热烈讨论的话题。作家常是社会感应的神经，女作家身在局中，更有不可不言者。冰心、绿漪、凌淑华、沅君、丁玲、白薇等人，或颂扬女性的伟大，或描摹女子的心态、处境，或抒发受歧视、被压迫的愤懑，总之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皆含着女性觉醒的题旨。二三十年代在侪辈中领风骚的冰心、丁玲恰好也代表着女性觉醒的两种路向。当时就有人给二人分别冠以“闺秀派”和“新女性”的头衔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收入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并不跳出礼教之外，在既成规范以内张扬女性精神的伟大崇高，后者则与男权中心的社会正面对抗，要成为像男子一样的强者；前者接受性别角色而加以神化，后者则挣扎着要摆脱这一角色取得与男子一样的社会身份。　　张爱玲对这两种取向都不能接受。“女作家座谈会”上被问及喜爱的女作家时她说道：“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说的是创作风格，然结合她对苏青的赞赏来看，里面也含着对妇女问题的见解和对于女性角色的判断。她不愿对了母爱的祭坛顶礼膜拜：“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他对于女性的神话她也一概看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奉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些议论尖刻犀利，见出她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简直是标准的女权主义姿态。但是她又绝对讨厌西方人称做“蓝袜子”的那一型的女人。苏青有次说她看看自己房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所置，但并不觉得有何自豪，细想回头倒有几分伤心。张爱玲对此大表赞同和理解，那些梗着脖子称自己如何自立的女人，她只觉那是负气。她称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在她看来，那些从《娜拉》学会了“出走”的人往往不过是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不管是对女性神话的不耐，还是对负气姿态的不屑，里面都有一种不肯自欺的理性精神。她对“男性化女人”的拒绝说明她接受女性的角色，但她并不以为要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是接受的条件，她有她自己对女人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认知。另一方面她须面对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处境。身为女人，她时时感到这是一个男人中心的社会，像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表明的那样，她一语道破对母爱的膜拜后面藏着的男性话语，在《借银灯》一文中她亦看破所谓“妇德”，实质上乃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尊行一夫一妻主义”；现实中女人的命运则更令她“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然则如何既坚持了女性传统的权利，又能摆脱加于女性身上的非人性?张爱玲不会开药方，也不相信有什么简单的又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和苏青谈妇女问题，她持的是极其务实的态度，比如关于妇女走出家庭寻找职业，似乎是“解放”的一条途径了，她赞成妇女走出去，可是她的理由却是很实际的：“常常看到一种太太，没有脑筋，也没有吸引力，又不讲究打扮。因为自己觉得很牢靠，用不着费神去抓住她的丈夫。和这样的的女人比起来，还是在外面跑跑的职业女性要可爱一点，和社会上接触得多了，时时刻刻警醒着，对于服饰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说别的，单是谈话的资料也要多些，有兴趣些。”谈到女人的早婚，她说道：“早婚我不一定反对。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轻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轻，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这些议论的前提似乎是接受男性中心的事实了，但是对于张爱玲，断然的理论是空洞的，关键是如何就近求得实在的幸福。即此而论，重要的就是各人的自处之道了。三人行(8)　　事实上，她与苏青对谈之时，她自己正结结实实地碰触着普通女人感到困扰的、往往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中心的那个问题--恋爱、婚姻。那么，她何以自处?“撒手”以下三章的材料多取自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文如其人，此书虽写于晚年，应是“不惑”、“知命”之作，而仍大言不惭，沾沾自得之意随处可见。书中《民国女子》等章详写与张的关系，虽然裁剪、渲染，有刻意制造佳话之嫌，亦且不脱自我标榜之意，但以他的为人行事及张的性情判断，书中所述及张爱玲的部分大体可信，笔者所为是对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理解。以下凡从该书引录者不再一一注明，读者度上下文之意当可知何者出诸胡书。“撒手”(1)　　张爱玲与苏青对谈时，记者还曾问到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依照女人的观点，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苏青不假思索，从第一直数到第五，第五条是“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张爱玲不作具体回答，声称她不要框框，独对苏青的第五条她是附议的，而且以为男方的岁数还可加码：“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是否真的“一直”这么想，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张爱玲当时正品味着婚恋带来的欢欣爱悦，而那位令她深陷情网的丈夫恰好比她大了十几岁。那么此话是“夫子自道”，是经验之谈吗?她当时沉溺其中--这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飞扬”，最大胆的一次“撒手”，她也许真的忘记了或者是不愿去想未来“惘惘的威胁”，即使她想了，想遍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她也未必会想到，这段恋情竟会以那样的方式收场。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台湾畅销作家三毛以张的这段恋情为素材写成了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很快搬上了银幕，张爱玲再度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贵族的出身、非凡的才华、怪僻的性情，加上这段很快夭折的恋情，构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张爱玲传奇，而不幸的婚恋无疑被当做了这传奇中最富于戏剧色彩的部分。作为张爱玲的崇拜者，作为一个愿意相信感情至上的女子，三毛也许愿意相信，即便结局归于苍凉，这恋情也是生命中真正的华彩乐章。电影里的传奇加进了三毛的想象--那是她的一种诠释。换了张爱玲，即使里面有传奇的成分，她亦将以她清洁的理性将奇归于不奇。但是，尽管人物被笨拙地敷上了公式化的理想色彩，人们仍然知道而且对他们的原型感兴趣，他们知道女主人公写的是张爱玲，而那个叫做章能才的男主人公就是胡兰成。　　胡兰成生于1906年，浙江嵊县人，家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幼时随母亲过活，家境贫寒，然他读书聪明，是个乡间才子。小学毕业后到杭州蕙兰中学念书，二年级时考取杭州邮务局邮务生，三个月后因与局长作对被开除。二十一岁赴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工作，又旁听该校的课程。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萧山湘湖师范学校任教。这以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　　但胡兰成显然不能安于教书生涯，他对政治、时局皆有兴趣，且以雄才大略自负。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兵谏中央政府抗日。他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即在报上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引人注目。事件平息后曾因此在桂林受到第四集团军（桂系）司令部的军法审判，被监禁了三十三天，后白崇禧送了他500元钱，算是礼送出境。　　胡兰成虽因文字惹祸，却也因此引起各方的注意，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撰稿，他的几篇政论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他亦因此更被《中华日报》器重，曾邀他出任总主笔。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胡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又供职实为汪派机构的“蔚蓝书店”，每月为其写一篇报告。此时胡兰成写政论文章已颇有名气，俨然是个知名的政论家。汪精卫有意栽培他做自家的笔杆子，曾派亲信慰问他，后陈璧君到香港亦与他见面，将他的薪水由60元港币加到360元港币，另给2000元机密费。这以后汪精卫搞所谓和平运动，胡自然地成了入幕之宾，而且是骨干分子。　　和平运动初起时，实际的活动还止于宣传鼓吹造声势，弄笔杆子的胡兰成成了要角。《中华日报》成立社论委员会，决定宣传方针大计，该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总主笔胡兰成，撰述则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胡在回忆录中开出这张名单，俨然他只在一人之下，而在众人之上了。汪政府成立，他先后有过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等头衔，又在一段时间里当过汪精卫的机密秘书，常向汪精卫进言，而汪亦时常问计于他，故他又是“公馆派”（与周佛海派相对）的一分子。“撒手”(2)　　胡兰成以一介布衣，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教书匠居然爬上政府大员的高位，出入民国元老汪精卫的公馆，真可说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交上这样的好运，事过多年他说起“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犹透出得意之情。胡兰成骨子里是个旧式的中国文人，满脑子进退出处、江山新朝、布衣卿相之思。他在柳州撰写政论就有秀才纵论天下事的派头，那时还无人拔识，而今一朝得道，便颇以新朝人物自许。旧文人入世的最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一个个又都自以为是文韬武略安邦定国之才。才略要“货与帝王家”，无人赏识就是“不才明主弃”。不论是在治世里“学而优则仕”，还是在乱世里充幕僚、当师爷，建功立业的关键在遇到一位明主。胡兰成自认遇到了一位“明主”--汪精卫，汪精卫称他“兰成先生”，殷殷垂询，岂不是待以卿相之礼了?他由议政而参政，由幕僚而智囊、心腹、入幕这条道走得顺当，比起来，他在汪公馆里的地位或者还要在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陈布雷之上。胡兰成自言他曾相信过共产主义，但他真正相信的还是“明主”，相信他这样的“能臣”治世，相信成则王败则寇。所以此时他不能不受宠若惊，不能不感到踌躇满志、意气扬扬。　　虽然他知道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政府实在算不得“新朝”，但他何曾这般风光?况且以他的狂妄自负，似乎只要汪精卫对他言听计从，虽是危难之局也可扭转乾坤，开出“新朝”的。但是胡兰成很快又失意了。　　和平运动到组成“政府”，一个大摊子渐渐铺开来，舞笔杆造舆论已非首要之事了，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冒出来，胡的位子往后靠了许多；在尔虞我诈的权力倾轧中，文人又毕竟是文人，不是实权人物的对手，加上他的狂妄自大、自说自话常惹得“故主”汪精卫不喜，到1943年下半年时他已被晾到了一边。但是胡不甘寂寞，还是舞文弄墨论天下事，或是为了日后证明他的见识，或是再因此而令新主赏识。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他又和日本政界军界的少壮派人物接触频频，其文章也译成日文发表，在日人中造成颇大的影响。这文章与汪政府的口径不一，而此时汪政府与日本人之间正矛盾重重，一时不知此文有何背景，如临大敌，将胡兰成抓了起来，胡甚至以为命将不保，后因日本军人出面施压，终获释放。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恰在胡获释以后不久。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胡兰成已知张爱玲其人。《天地》创刊后，因胡是有名的文人，而且不仅是文人，还是要人，苏青大约也想请他写稿，故每期都给他寄上。胡兰成平日不大看报章杂志，现在失意赋闲，不再涉足官场，也便拿了《天地》消遣。他对杂志主持人苏青的文笔颇为欣赏，说是“女娘笔下这样落落大方，倒是难为她”，也仅此而已。不过看第二期《天地》《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说他在创刊号上读到《封锁》，又称他在第2期上见到张的另一文章及照片，显然都是误记。，翻到一篇《封锁》，署名张爱玲，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这一篇却是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就坐直起来，而且居然细细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再读一遍。过后犹觉不足，又让画家朋友胡金人看。　　意下未足是读其文还想知其人，他便写了一封信去问苏青，苏青回信告诉他作者是个女子。也不知信中有无更详的介绍，反正胡接信的感觉是“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后面几期《天地》来，上面除张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之外，还登了张的照片。有照片，散文又不比小说，是写实，胡兰成感到“这就是真的了”。他的旧文人气里还有一面是名士的风流自赏，多有才子佳人的绮思。也不知是刻意要制造佳话，还是当真兴奋得颠颠倒倒，他在回忆录中记他看了文章、照片后的情状，如此这般地写道：“见了好人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地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撒手”(3)　　这应该是1944年1月胡出狱以后的事（登有张爱玲照片的第四期《天地》是1月份出版）。2月初他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和平运动是以上海为基地，《中华日报》报社也在上海，胡的家即安在那里。后伪政府成立，他到南京去做官，又在南京大石桥石婆婆巷有一住处，但家室仍在上海，时常两边走动（汪政府官员多在两地皆有公馆）。胡兰成未及归家即去寻苏青，固然是对苏青的文章及所办杂志颇为赏识，然此番匆匆而来，主要动机却是向她打探张爱玲其人。苏青告诉他张爱玲等闲不见人，胡心有不甘，还是一意要访她，便讨她的地址，张的住处向来秘而不宣，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她又是不大管对方身份的，所以苏青迟疑了一阵才将地址写下。　　其实此时张爱玲对胡兰成其人也已略有所知了，而且听说胡在南京下狱，还同苏青去过一趟周佛海家，想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他。后来胡兰成说她此举是因“动了怜才之念”，但胡的“才”见于他的政论，张爱玲素不过问时事，未必会读他的文章，何以知道他的才?即使略知他的才名，读过几篇文章，以她的性情，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奔走也是不可想象的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与她关系密切的苏青曾将胡写信打听她的情形（或许还有赞语）一事对她说起，她对胡有了印象，有了好感，因其知己而心存感激，这才在他落难之后随苏青--苏青那时显然比她更知道胡兰成，与周佛海一家也更熟一些--一道去周佛海家打探情由。　　但是，尽管已知胡兰成其人，尽管已经有过“救人”之类，张爱玲觉得来访得突然，她没有准备，也还是不见：第二天胡兰成找到张的寓所，果真吃了闭门羹，张爱玲不开门，从门洞里朝外张望，他只得了个通报姓名的机会，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纸条。胡扫兴而归，但是隔了一天以后，张爱玲又打电话给胡兰成，说来看他，而且她的住处距胡的寓所不远，说来很快也就到了。　　胡兰成读过张的作品，见过她的照片，但是在他客厅里出现的张爱玲与他想象中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全然不合。《天地》上登的那张照片是正面头像，只有面部，文静清秀的样子，看上去会让人以为是个单薄纤巧的人，胡兰成没想到她竟是个子很高，而且“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张爱玲的文章从容老到，令人猜想她会是个深通世故，应对自如的人，胡兰成此刻见到的张爱玲却是没见过世面怯生生怕见人的样子，有几分不知所措，似乎“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更不像是个作家。想象与实际相去太远，胡兰成一时也感到愕然，只觉客厅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张爱玲生活圈子狭小逼窄，并没有与多少人打过交道，她在有些场合似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但她出现的场合多是于她有利的，或是有亲近的人呵护左右，或是众人群星捧月似的围着她转，轮到她一个人应付局面，特别是骤然面对不大熟识的人，她还是怯场，感到窘迫，不会寒暄，亦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怯场的人不必为冷场负责，也更耐得住冷场。胡兰成见状倒生怕伤害委屈了张爱玲，不住说这说那，问这问那，用滔滔话语填塞可能会出现的冷场。他议论时下流行的作品，谈她的文章好在何处，又讲他在南京、在伪政府的种种，还问她每月稿费收入之类的具体问题。张爱玲曾说她习惯于当听众，人说她听，她便感到很自在。现在也是如此，她一言不发只管坐着静静地听，唯问到自己头上才答上几句。　　二人头一次见面，竟一坐坐了五个小时，也不知是双方都不无恋恋之意，还是张爱玲曾想告退又不知如何不着痕迹地告退，而胡兰成一时竟也不知如何收场。天色向晚时胡兰成送张爱玲出来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似有诙谐玩笑之意。张爱玲听了很觉诧异，一则初次见面，此话实在问得突兀，二则以她受的淑女式教育，以她孤傲冷僻的性情，何曾有哪个男人这样随便唐突地对她说话?她几乎要起反感了，但到底也没有怎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当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胡兰成对他“涉笔成趣”的轻言撩拨颇为得意，从后面他与另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在没有经验的女子面前他常有这种从容自信，若即若离的撩拨也是他的惯伎，甚合他落拓不羁的名士做派；而后来他与张爱玲有了那样一层关系，忍不住回过头来自赞一回，说“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似乎这一问也是他在两人关系中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撒手”(4)　　这一问也只是出于他的名士派积习。第一次见面之后，胡兰成有惊奇之意而并无多少爱慕之情。他甚至并不觉得张爱玲漂亮--张爱玲貌不惊人，看上去似还不及照片给人的印象；他也不觉得她有何招人喜爱之处，她的文章才华毕露，在人前却毫不聪明外扬。假如没读过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家世，即使在街上擦肩而过，胡兰成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她。但是胡兰成此前满以为读其文已知其人了。他走南闯北几十年，见过些场面，阅人颇多，当然自负知人论世是虽不中亦中的，而今张爱玲的出现将他的既成概念统统打翻。张的文与人，他的猜度与实际之间的反差皆过于触目，令他惊异。不言其他，单是这份惊异就已经足以促他第二天急急地再度去叩张爱玲的家门了。　　这一次张爱玲是在自己的房里迎他，穿了宝蓝绸的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她请周瘦鹃喝茶，她姑姑坐陪，周说那是在一间“洁而精”的客室，或许是她们姑侄二人共用的客厅。张爱玲的房间更见她的口胃性情，自又是一番景象。“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令满室陈设俱显出华贵之气。加上她的一身装束，胡兰成见了心中大感惊讶，大约前一天他得到的印象与此情此景又对不上号，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回是轮到他感到不安了。据说偶尔有文化人到这里来勉强坐得一回，也是但觉“不可逼视”，不可久留。胡兰成更觉这里有“兵气”。　　不过胡兰成倒是一坐坐了很久。仍然是他侃侃而谈，大谈理论，又讲他的生平。张爱玲只管坐着静听。但这里是她的天地，她熟悉的环境，她到底不似上次的拘谨。胡兰成也在文人圈中，当然知道《孽海花》中影射李鸿章、张佩纶的那段掌故，遂问到此事。张爱玲把她祖母亦即书中那位李家女才子的诗抄给胡看，辨正说她祖母作诗并不高明，这一首也是她祖父改过的。胡兰成听了对张又有一份佩服，觉得她肯这样破坏佳话，这才写得好小说。　　然而胡兰成自己是喜欢而且愿意制造佳话的。他出身寒门，做了高官也是贫儿暴富，如寻常旧文人一般，对门第出身暗自还是有讲究。他虽要做脱略状，不止一回称他更不自比张佩纶云云，骨子里却是不能免俗。后来他逢别人夸耀门第，便要抬出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来镇人，颇为自得。在南京时他又曾专门去踏看张家老宅，于废池颓垣、残砖瓦砾之中遥想张家当年的亭台楼阁之胜。他当然把他同张爱玲这位不世才女又兼名门之后的情缘视做可风可诵的佳话，常常在人前说起。他之倾慕张爱玲，她的家世令他惊羡，觉得脸上有光，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诱因。　　这次会面，张爱玲还说到她听说胡入狱后与苏青一起去周佛海家打探奔走的事。胡兰成听了又是大感诧异，感激之情还在其次，他没想到张对政治会这般幼稚可笑，异想天开：且不说他与周佛海素来气味不投，身属两派（周自领“周佛海派”，胡是“公馆派”；后周暗通重庆，胡却是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宦海风波又岂是她能过问插足的。他又没有想到与他素昧平生，很少出门的张爱玲会对他大起关心。而今他刚刚出狱，正当落难之际，不禁要想到当年张佩纶发配热河归来，一介囚徒，待罪之身，却有中堂大人的千金做他的红颜知己，他这一番过往，正堪比拟。以他风流自赏的名士习气，日后他还要想他与张佩纶一般，也是已届中年，比小姐大了许多，也是已有妻小（只是张原配已过世，而他的发妻虽亡故，却已经续娶），同时他主持《中华日报》，书生论政，时时搅起轩然大波，似乎也是个“言官”的身份，“直言不讳”，又俨然是个“清流党”，而他两次下狱，似乎也像张佩纶一般命途多舛。　　那日回到家中，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第一封信。前次相会他将人比文，印象大跌，“竟是并不喜欢她”，惊异、怜惜，多少有居高临下之意；此次相会，张在她的背景中出现，二人的位置纵不说是互为颠倒，至少也是大大调整，而谈话亦由浅渐及于深，他惊异之外更有了欢喜，竟也生出攀附爱慕之心。这封信写得有似“五四”时代的新诗，张是才女，他又满腹苏小妹三难新郎一类的佳话，要博张的好感，在信中卖弄才情是可以想见的，写毕胡亦自感得意。“撒手”(5)　　张爱玲读信后大为惊奇。她素不喜“新文艺腔”，嫌其矫揉造作、幼稚可笑，换了别的人写一封“五四”新诗味道的信或情节来，她会弃之不顾，或者大大地寻一番开心。然而写信的是胡兰成，并非文学青年。他年近不惑，是有名的政论家，又是在政坛上打了几个滚的人，写出这样幼稚笨拙的信来，这又当做何解?但是信中称张爱玲“谦逊”，却很中她的意。认识张爱玲的人对她都有冷漠孤傲的印象，没有谁会道她谦逊，她却自有--至少是自认有--一种对现世、对人生的虔敬，这也就是她所解的“谦逊”。胡兰成才见了她两面即出此语，也许与张的怯扬、静默不语给他留下的印象不无关系，但张爱玲是高兴的。她在回信中说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懂得”二字在张爱玲的词典里非同小可，似比寻常所谓“理解”还更深一层，她对“懂得”犹为看重，轻不许人。茫茫人海，又有几个解人?--她对胡兰成已是油然生出知己之感了。　　这以后胡兰成每隔一天必要登门去看她。可是去得三四趟，张爱玲忽然变得烦恼，且生出凄凉之意。她显然已觉难以把握自己的情感和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向自己解释也无力面对两人的这段交往--交往既深，她已是难以淡然处之。也还谈不到长远的打算，也未及顾到具体的问题，单是澄清自己的感情就大是难事。张爱玲不是苏青，很难做到全部投入，临事必要想个明白，求个“恩怨分明”，这一次却是身陷其中，难以决断。　　她送了张条子给胡兰成，要他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阅人既多，对男女之间自然更有经验，对张情绪的骤变不难猜出大概，但他是个脱略自喜的文人，不愿负责任，也无心为张设身处地。他权作不知，接条的当天就又去看她，不解释，也不作表白。张爱玲对胡兰成已萌生恋情，请他不要登门出于心烦意乱，对自己的感情无奈，见他仍来看她，心里只有高兴，似乎不言中亦有一种证明。以后胡兰成索性天天都去看她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二人见面时，胡兰成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第二天张爱玲便取出这张照片相赠，她在相片的反面题了辞：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在张爱玲，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她对现世生活有端然的虔敬，对世人也自有一份敬重谦逊，但这“现世”、“世人”皆是无方之物，面对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她多的是矜持。以她的矜持，她何曾在哪一个人面前有过如此的谦卑?这张照片直可视做她以心相许的定情之物。　　从初次见面到赠送相片，胡、张二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三岁，尽管笔下皆是痴男怨女恋爱婚姻，本人却是从未有过恋爱的经验。她寻常足不出户，极少与男人打交道，也许她头一次与胡见面，与一个男子单独在一起，面对面坐了五小时，在她就是前所未有之事。胡兰成比张大十五岁，至少已经结过两次婚，但都是家长之命，媒妁之言，从未有过这般浪漫颠倒的恋情。两人出身不同，经历悬殊，性情互异，生活在全然不同的圈子，其相逢相赏相爱亦有偶然。最初的交往简直就是相互间一连串的惊异。惊异之中有吸引，有莫名的兴奋，二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实的。　　然而恍惚的兴奋中也透出凄凉之意，张爱玲宛转幽怨说“懂得”，说“慈悲”，说自己“低到尘埃里”，细若游丝地泛出悲凉之音。难道她在爱意没顶之际已经预感到未来的结局?--已得其情，哀矜难喜?欲仙欲死(1)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这篇题作《爱》的小品空灵飘忽，不着痕迹。她给了我们一个辛酸的故事的梗概，却是为了替她所理解的“爱”（比“爱情”的意思更丰富?）作注脚。这里当然没有新文学作家赋予爱情的神秘浪漫的色彩--爱不过是偶然的相逢与相逢留下的遗响，只是这个故事是否也意味着，爱本身就包含着悲苦与怅惘?　　谁也不会将故事中的女孩去比张爱玲，但对爱的理解以及这里面寄托的遐思、感慨又千真万确是属于她的。“千万人”、“千万年”中的邂逅相逢亦不过是偶然的巧遇，然而遇见的居然正是所要遇见的人，“偶然”也好似成了宿命，成了奇迹。纵然是聚而又散，纵然不过是擦肩而过，对这千万千万中的巧遇也应有无以明言的珍重与感激--这也许就是张爱玲对现世的虔敬?巧的是，此文发表于1944年4月，也就是说，它写在她与胡兰成刚开始恋爱的那段时间里，而且那个故事她正是从胡兰成口中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胡的岳母（因她是胡发妻玉凤的庶母，胡又算是入赘俞家，故又称她“庶母”）。参看《今生今世》。胡兰成岳母的经历与《爱》中那女孩的身世一模一样。　　但是她对恋爱，对恋爱中的人还有其他的解释，有未来的迷惘，也还有今日的良辰美景，“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为她只写男女之情辩护，拿恋爱和战争、革命作比：“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的和谐。”恋爱本于人性之常，是人而非超人，所以“素朴”；她又几次用“放恣”，因为恋爱中至情至性得以无所顾忌地展露，本于常却又能超于常，逞意而行，不知所止，这里面就有“撒手”、“飞扬”之意。张爱玲还曾对友人这样谈到爱情：“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见林以亮：《张爱玲语录》。与胡兰成的热恋正使张爱玲体验到一种她从未领略过的飞扬的喜悦。　　张爱玲到底不比她笔下那些恻恻轻怨、脉脉情思的女子，她也曾为爱而烦恼，有过凄苦之意，但一旦有了决断，也便不管不顾。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在二人最初的接触中已经定下了。张爱玲不像一般新派的人物，要以亲近自然来证明情调的高雅浪漫，于都市的街上“道路以目”，在她要比游山玩水，刻意去寻胜搜奇，还更来得自然、惬意；而不必花前月下，不必山盟海誓，单是共处一室，相对笑语，也就有不尽的喜悦。胡兰成也不喜出游，于风景不留心，且二人在一起谈艺论文，也令他温习到一种他所喜欢的才子佳人的情调。所以他们在一处哪里也不去，多的是一席接一席的长谈，只是说话说不完，一次次见面从早到晚就这样过去。胡兰成虽宦海失意，但不甘寂寞，还同“朝”中有千丝万缕联系，又要与日本人保持密切的接触，所以平日还是住在南京。但他每月必要到上海住八九天，而一到上海，不回美丽园家中，先就去看张爱玲，一直要盘桓到黄昏时分才打道回府。而且他现在已是反认他乡作故乡，一踏进张爱玲的房间便要说道：“我回来了。”欲仙欲死(2)　　张爱玲在大欢喜中，没有了初见时的拘谨，在胡兰成面前她可以比在外人面前更多更自如地袒露自己：从孩童似的幼稚到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世故，从女学生式的零碎喜好到对于尘世生活庄严的感念，从大俗到大雅；知道胡倾心于她的聪明才华，她更有自信将她的奇思妙喻、如珠好句一一搬演；既然许为知音，从人生到艺术、历史、戏文、凡人琐事，无不可谈，她也皆有可谈。胡兰成不再唱独角戏，张也不再专司听众之职。而一旦张爱玲打开腹笥张了口，胡兰成便顿觉自己言语乏味，毫无机趣，一次又一次领教张爱玲一开始就让他感到的惊奇。　　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艺术。胡兰成说张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的最多”，张也时常将萧伯纳、赫克斯莱、劳伦斯等人的作品讲给他听，胡没有喝过洋墨水，张的洋文又是极好，他自然惊服。张又与他一同看画册，谈音乐，她自己的画就别有意趣，音乐和钢琴她从九岁学到十五岁，不论喜与不喜，她皆能谈得头头是道，活色生香，而单是这份淑女式的教养，也就令胡兰成羡慕。　　但是他没想到讲论他自以为可以自恃的中国古代文学，他竟也不是张爱玲的对手。张读小说心细如发，一些传神的字句，躲在套语滥调的旮旯里旁人万不会留意，她却是脱口便出，她知道《金瓶梅》中写孟玉楼是“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就为“淹然”二字好；她又一口报出《水浒传》里描写九天玄女娘娘的句子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谁看《水浒》会注意到玄女的长相?胡兰成自愧不如。他古书读的不少，时而也作旧诗，两人一道读《诗经》，有一首才读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张爱玲惊道：“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读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张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读子夜歌，有两句是“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二字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胡不得不叹服，枉读诗书，竟是都未读懂。这也不干学识，尽有名家的考订解读，他是不知也还有这样不阻不滞、直见性命、与世人万物照胆照心的读法。　　张爱玲读书又如游戏，《诗经》中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看了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写一男子身在异乡，店家主妇替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念到这里就笑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下面是“语卿且忽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她又诧异感叹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她单是目接神遇，解来皆是无由而皆能得其神韵，胡兰成不禁要叹她“其人如天”，两人同看一书，书上的字句竟是“像路上的行人只是和她不住点头打招呼”。　　但是最令胡兰成吃惊的还是张爱玲不受名词术语禁治，不为定型情感态度拘囿的头脑，对于常人思想中的应该不应该，对于种种来头大的或是时髦的理论，她好像已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胡兰成尝与炎樱谈话，炎樱也是思想没有多少束缚的，他听了也觉新鲜，但那似乎是真正的“童言无忌”，他说事实是如此，她道：“真可怕!”他说社会本来如此，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全是孩童式的责怪，与他的逻辑不接茬。张爱玲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却不是出于无心，也不是年轻人盲目的反叛，它们有其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完整，有她过人的理性为依凭。　　张爱玲不喜理论，不喜体系的严密，但她要理性。胡兰成吃政论的饭，自称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凡事“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所仗恃的也是理性。但他发现，张爱玲的理性比他还更来得彻底。真正的理性面前没有偶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绝对”的存身之地。胡兰成面对她的这个没有高下森严秩序，没有只能如此、不可如彼种种规矩的自由世界，开始是惊异瞠目，不习惯，后来却是循循受教，觉得自己也得了解脱。欲仙欲死(3)　　他在香港时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后不喜，但不敢说音乐不好，因为贝多芬被尊为乐圣，他只能怪自家水平低，把唱片拿来一遍遍硬着头皮下工夫听，必要听出道道，做文化人身份的证明。张爱玲坦言她不喜，不仅贝多芬，西洋隆重的东西如交响乐、壁画、悲剧她都不喜，举世公认的大作家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都不好，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不喜不好。看西洋画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古典大家她一页一页不停地翻过，偏是看到塞尚画中那些小奸小坏的人物，她却要细加玩味，对着画家不同时期为妻子作的几幅肖像，她更要登堂入奥体贴入微猜度猜度二人的心理。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文坛西风劲吹，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名家代替曹雪芹、吴承恩、施耐庵，成为作家心目中的偶像。胡兰成素不敢对权威质疑，此时大约受了张爱玲那种百无禁忌的态度的鼓舞，有一次竟大着胆子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战争与和平》或《浮士德》，自以为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不想张却无需这种戏剧性的夸张姿态，只很平常地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胡兰成后来悟出张爱玲的大胆，她的理性原也简单，她的理性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理性，二者打成一片，底子就是“不自欺”--忠实于自己。她为人行事也是如此。历来读书人耻于言钱，孔方兄讥为阿堵物，正经说来便浑身不自在，张爱玲“一钱如命”，声称只知钱的好处；文人雅士不愿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肯于抬举“第四阶级”的激进文学青年也还要对小市民表示鄙薄不屑，张爱玲则向小市民认同，对那些被视为垃圾的小报、章回小说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理直气壮。文人的另一标志是多愁善感，古人临风洒泪、对月长叹，“五四”以后则换了西式的浪漫感伤，又有一套规定情境。应该说张爱玲是敏感之人，甚或可说是病态地敏感，但她不要做作藻饰。胡兰成因与妻子离异，要做感伤状，那一天到她处面上有泪，似是对夫妻一场而至于分离，终觉可伤，张爱玲却不肯勉强自己，不陪他落泪，也不为言宽解，她不同情就是不同情。　　胡兰成竟是对张爱玲入迷了，他简直看她是无所不晓，无般不能。而且他的向往之诚形之于外，一篇《论张爱玲》写得天花乱坠，把张爱玲描画得有如天仙，迥非政论家的手笔，实在令外人大感惊讶：“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一向两眼向天的胡兰成何以如此神魂颠倒，如醉似狂?　　胡兰成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又言那些赞她，喜她文章的人如同逛灯市，她是她，我是我，终不能像他“喜欢她到了心里去”。这都是真话。他是才子，有那份聪明领略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好处；他又是名士派的人物，他塌得下架子拜倒石榴裙下，而且要演为艳异的传奇佳话。他的周围官僚政客、儒雅君子、骚人墨客尽皆有之，又多是已届中年之人，官有官的威仪，雅士有雅士的清高，君子要摆君子的端方。他当然知道周围的议论窃笑，但他只有更得意，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有文人的脱略，做过高官亦可以到小户人家吃青菜豆腐，亦可以随了苏青到街上吃一客蛋炒饭，至于他的这段“奇缘”，旁人的私议笑谈好似只是给他提供风流自赏的机会。　　胡兰成的喜欢也并非是浮面的，真有所知所识，他也就有真的拜服。他听张爱玲讲谈时如承大事，好似她句句皆是在泄露天机。与张同看画册，“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听张说民间的戏文好，他本来不喜，也就觉得有意思。张文章里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江山一统的安定，他对这些东西也就另眼相看。他将他写的论文给张爱玲看，张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他当真就不再去为体系操心。　　《论张爱玲》一出，立时就有人发现胡兰成的文风有变，而他与张相识后放下专写政论的笔，勉力追随张爱玲的感悟方式，写下许多随笔。他有一篇《瓜子壳》，开头有一段“破题”文字写道：欲仙欲死(4)　　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是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是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给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见《天地》月刊八、九期合刊（1944年5月），署名“兰成”。　　命意笔致都追摹张爱玲的路数，虽然没有张的神采亦且显得嗦。他在此时对文艺感兴趣，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而其中观点几乎是对张爱玲见解亦步亦趋的演绎。这当然还是细小之处，最重要的是，张爱玲的百无禁忌使他得了解脱，影响及于他的思维方式、人生信念，以至于他要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自传开首的序中就要交待“《今生今世》是爱玲取的书名”，书中又有对张的感激之言，说没有她，他亦写不出那部《山河岁月》。《山河岁月》是胡的一部纵论中国历史文化与“天下大势”的书，他避居温州时曾以化名将其中某些部分寄给梁漱溟看，梁颇为赏识，亦以此有邀他北上之议。胡对此书的自矜自得，自不待言。而他自谓没有张爱玲他写不出这样一部看似与张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亦可见张对他的影响之大。　　张爱玲年岁比胡兰成小了许多，经历的事情少，生活的天地狭窄，按照常理，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她应该是受影响更多的一方。事实却恰好相反。胡兰成时常发一通议论过后想想不对，便告张爱玲：“照你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张笑答：“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还是爱听。”他又能影响她什么呢?热恋或许多少改变了一点她的孤僻冷漠，但是至少从人生观到审美趣味，我们看不到胡兰成影响的一丝痕迹。　　然而热恋中的张爱玲是欢悦的，她需要的不是一位导师--不管是人生导师还是文学导师，以才女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能欣赏她、懂得她的知音，以女人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疼惜、呵护她的男人。有研究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张爱玲一派内省内倾，恰似“水仙子”型人物，水仙子临水自照，顾影自怜，心理学范畴的这一概念除自恋之外又有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利己、自私等意。李焯雄：《临水自照的水仙》，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103页。而前面对张的描述相信已能使人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不仅孤芳自赏，也希望别人欣赏她。就张爱玲对婚姻恋爱的态度而言，如果是一桩平实的婚姻，她也许不会过多地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恋爱与婚姻不同，恋爱是生命的“飞扬”与“放恣”，能够让她“放恣”的人应该助她完成临水自照的心理环境，具体地说也就是应该接受一个出色的欣赏者的角色。欣赏她的什么?当然是她的全部：她的才、她的貌、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　　她最可以骄人的还是她的聪明，胡兰成恰是个聪明人，不仅懂得她，还能将她的意思引申发挥。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听众，而且还不仅仅是听众，因为懂得，他的欣赏赞美之意就格外地令她感到熨帖。与他接谈，张爱玲喜之不胜，以至于有时忍不住要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他是她的崇拜者，又岂是寻常的崇拜者可比?历史上尽有男人仰慕才女的佳话，但有几人似他这般颠倒?20年代有李惟建崇拜黄庐隐，终成佳偶，那人才情稍逊，年岁也比庐隐小，圈内人说笑要戏称“小男人”，胡兰成不比毛头小伙子，纵不是伟丈夫，也是自有身价的人，何况他又是个两眼向天的才子。欲仙欲死(5)　　张爱玲曾说女人在男人面前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大约没有把自己算入其内，但她毕竟也是女人，至少她不要在她面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只知做低伏小的男子，若是俯就，做女皇也还是委屈，哪来“飞扬”?这个人必得也有她可以欣赏可以仰慕之处--胡兰成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倜傥不群，正是合适的人选。在他面前她可以有欢然的顺从，这样的顺从在她恰是女性需求的满足，于是顺从也成了“放恣”，屈抑怨意中也有欢喜。所以她有时不无快意地将自己安排在爱慕谦卑的位置上，说自己“很低很低”，要从房门外悄悄窥看里面的胡兰成，写出虔敬的喜意：“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漓，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唯其她对胡也有顺从，有爱慕，甚至有屈抑，接受他的香火供奉才更令她喜不自胜。她不是那种一味浪漫的女人，她也要一个平凡的女人要求于一个好男人的那些东西。胡兰成则是风流秉性，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是一个讨女人欢心的能手。他但凡有空就守候张爱玲身边，与她谈笑，陪她逛街散步，拿她喜看的书籍画册玩物来与她同看，张将她的小玩意搬出来看，他虽要表明自己是男人，不喜女孩的把戏，也还是陪侍在侧。他喜赞张爱玲的美，有次接了张的话说她就是“正大仙容”，又称张的绣花鞋漂亮，偶然瞥见张接茶的动作，也惊叹她姿势的艳，他赞是赞得有来头，决不肯落俗套。他挡去许多无为酬酢，将张什袭珍藏，不让俗人来扰；每肯介绍识面，他在一旁则又都是“如承大事”。张爱玲从小到大，何时得到过这样的宠爱?而这一切来得又是这样突然，令她由欢喜生出恍惚之感，有时禁不住只管问：“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又要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欢喜疼惜，情见乎辞。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同胡兰成热恋的这段时间里，张爱玲逸兴湍飞，意气扬扬，她的写作维持着高产，而且可以说是高质。小说又有《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上乘之作，而这些作品在《传奇》诸作中也最能体现她小说风格的独特完整（《沉香屑》、《金锁记》等借用旧小说的套路，尚食而未化，不能说完全是自出手眼）；散文最见性情心境，更是手挥目送，议论风发，《流言》中除初以英文写成的几篇外，重议论而最洒脱自信，最见才气的几篇如《谈音乐》、《谈跳舞》、《谈画》等篇均作于此时。将这些文章与《今生今世》中胡记下的某些内容相对照，可知文章的议题也就是那时两人谈论的，这些谈话显然给张带来了灵感，激发了她的想象。胡兰成的许多随笔无疑也是源于这些谈话。她本是有笔如椽却口齿艰涩，而今正当大欢喜中，她的不善言辞也不见了踪影。与胡兰成接谈，她感到轻松欢然，时有灵感忽至，好句如珠。胡兰成的惊羡也给她更多的自信，她在他面前相信任何物象意念她都能用词语形容尽致。　　谁也不会荒唐到以为张爱玲的才情要依赖胡兰成的爱情和赞美才得以维持不坠，但这段热恋带来的欢悦使她更加才气焕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男欢女爱，一个以为得了红颜知己，一个以为得了闺中良伴，其乐融融，不似人间。胡兰成似乎在一个绝妙好词中找到了对这惊喜、欢然之情的最佳表述--“欲仙欲死”。　　但是他们毕竟是凡人凡胎，身在红尘。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以传奇的眼光去看，是天上人间，艳异佳话；以政治的立场去断，有人要觉得有玷清白；而从世俗的眼光看去，在冷眼旁观的世态剧里，它不过是一场婚外恋。以她对政治的态度，胡兰成的身份她可以不以为意，甚至对他日后的处境暂且也可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面对胡已有妻室这一事实。在胡兰成、他的妻子、张爱玲这个准三角中，胡以他一贯的名士派作风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其妻是不能忍受，张的处境却是最为尴尬。不管表面上如何，她不可能不想。胡曾问起她对婚姻的态度，她答不去多想，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但那是过去，现在她是在恋爱，当然有别样的期待。欲仙欲死(6)　　有一次她不无幽怨地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伤感了。”她也想到婚姻，在信中写道：“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又有许多女友，乃至于挟妓游玩，张也表示大度，不会吃醋，倒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他。愿天下女子都喜欢他是真，但爱情是排他的，过了界她岂能无动于衷?后来她与炎樱在《双声》中就说起过，在男女关系上，她免不了妒忌之心。　　张爱玲的难堪之处在于她做不到胡兰成那种无可无不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洒然，她还是企望世人幸福安稳的婚恋，但是以她高傲的心性，以她的矜持要强，她再不会去勉强胡兰成，那样即使如了她的愿，她也会感到是委曲求全，如此又何谈“飞扬”，何谈“放恣”、生之浪漫?矛盾之中，她只能以对当下的忘情挡开种种不快的念头。胡兰成把张的态度全解作她的不同凡俗，大赞她的“慷慨”--他乐得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他便无需负责，无需歉然，保持他脱略不羁的一贯作风。　　准三角中的另一角却不堪忍受了，终而提出离婚。胡兰成在回忆录中对离婚的原委过程含糊其辞，只写他与张爱玲“都少曾想到结婚，但是英娣竟与我离异”，倒像是实际上已被他抛弃的妻子的态度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胡兰成的离异使二人的关系不可能维持现状了--他们从恋爱走向婚姻。二人由“少曾想到婚姻”转为议婚嫁，当然是因为没有了那个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都不以结婚为意，他们也可以维持现状。二人中显然张爱玲更希望结婚。胡兰成说：“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不能如此。”多少也透露出这一信息。结婚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经济，为名分，为爱情，为安全感，第一条张爱玲无需考虑，第二条或者是一因素，但她也是可以我行我素的人，第三条则她当然知道爱情无需婚姻来证明，也不待婚姻做保证，所以最关键的是第四条--她素来缺少安全感，她需要一个家，不是要拴住男人，是一种家的感觉。胡兰成无疑是“有志气的男人”，是“都可以”的，而在离婚之后，按照常理，他若不主动提出此事倒是反常的了。总之，相恋大半年之后，他们结婚了。胡兰成担心日后时局变动张会因这桩婚姻受连累，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旁边写炎樱为媒证。　　这是1944年，再过一年日本人就要投降，在此情势下，他们结婚时会作如何感想?张爱玲真敢存有天长地久的心念?假如是这样，时间也很快就会告诉她，那是枉然。一语成谶?(1)　　张爱玲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家，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感觉。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依然维持着原先的情形。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喜欢上海，离不开上海，而且也习惯了与姑姑一起住公寓的生活方式，也就尊她之意（当然他也乐得有个自由身），他虽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后又去武汉，但从未想到过要搬动张爱玲随他一道。他还是每回上海就去她那里盘桓，她只到胡兰成在美丽园的家去过几次，只住得一个晚上。在张的房间里，二人一起读诗品画，谈笑风生，间或也一同逛街漫步，用胡兰成的话说，他们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银钱上他们也未合伙，张爱玲的书很是畅销，稿费比别人高，用不着胡来养她。所以二人婚后的生活竟像是仍在恋爱当中。　　但是感觉上到底不同了。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丈夫”与“知音”、“同志”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它须给她带来保护、宠爱。她因自己能自食其力而自豪，可她不拒绝丈夫的钱，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胡兰成给过她一点钱，她自出心裁设计了样式，用来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心里欢喜，因为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不放弃这“女人的传统权利”。她还要别的，她希望讨丈夫的欢心，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时局于她是耳旁风、身外事，但她也高高兴兴陪着胡兰成去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一同出入给她一种一家人、得了依靠的满足。　　座谈会上她只顾孜孜地看着胡兰成，那些关于时局的议论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声音，那天正开会时便有盟军的飞机来袭，警报响起，随即听见炸弹的爆炸声，但她没有日军轰炸香港时的惊恐，仿佛有一种新的安全感。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说他虽逃得过此劫，头两年却要躲起来，改名更姓，张爱玲只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仍是一味的儿女情长。身外事管不了，她也不管，她且仍然是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存在”便是患难夫妻中妻子忠贞不贰的形象。　　胡兰成却清楚地知道时局的变动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大势已去，等待着汪伪政权的也只有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他很明白这一点，而且他自负尽知天下事，常持异端之论，好似张佩纶一类所谓“清流”的，又与日军中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对中国罢兵的官佐过从甚密，此时便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当然，如果日本能体面地撤兵（而不是弄到无条件投降），他也较有出路。但是此论调在日本，在南京政府均不成气候。胡兰成更感大难将至，也曾同张爱玲说起。张爱玲想起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的诗句，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其实她哪里又真懂了，她对“大难”并无切身的感受，单知怜取眼前人，在她自造的封闭小世界里，她仍然有不尽的喜意。　　也许是与张爱玲在一起引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加上此时已是在野之人，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性的杂志《苦竹》。张爱玲当然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苦竹》上有她三篇作品，《自己的文章》已如前述，《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当数上乘之作--她是把用心之作留给了《苦竹》。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的小说似乎都是由《杂志》包办的，或者好稿先给它。眼下她却藏起《桂花蒸阿小悲秋》，与登该小说的那期《苦竹》同时出版的《杂志》只得到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也见得远近亲疏不同了。张又拉了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她手），炎樱的文章都需她来翻译，所以她等于每期都要出两三份工。能够“帮夫”她当然是欢喜的，只是《苦竹》仅出了四期，而从第三期已经没有张爱玲的文章了。其中原委不得而知，但从所登文章的内容判断，很可能是刊物的性质由文艺转向了时政。全份的《苦竹》很难找到，不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列出了《苦竹》各期的目录，从中不难看出该杂志的方向转换。一语成谶?(2)　　胡兰成毕竟是“有志气的男人”，最热衷的到底还是政治。事实上在办《苦竹》的同时他已经谋划准备着东山再起了：他的日本朋友池田笃纪想让他能有一块自己的地盘，为他活动，由他到湖北接受《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实际上是去掌握湖北的实权，且幻想日后搞所谓大楚国。　　11月，胡兰成到了武汉。他在报社上班，却是与同僚都住在汉阳医院。医院里有六七个女护士，胡这一干人家室不在身边，时生绮念，见了不免评头论足，都觉土里土气，不及北平、上海那种淑女或前进女性吸引人，其中唯有一位周小姐，众人觉得还过得去。这位周小姐名叫周训德，是位见习护士，年方十七岁。胡兰成每日下了班就到病房里在护士堆里说笑厮混，很快心猿意马，对周小姐做起桃色梦。他使周小姐陷入情网，最后委身于他的一番做作--从有意无意、似真似假的轻言撩拨到油滑无赖般的胡搅蛮缠--酷似张爱玲笔下乔其乔（《沉香屑：第一炉香》），尤其是范柳原（《倾城之恋》）追女人的伎俩。不同处是他是才子，少不了又有一番传奇佳话的自况与类比，用来形容张爱玲的一大堆礼赞之词，有一些如今献到了小周的头上。虽是时局就要大变，他也还有闲心沉醉温柔乡里。小周得空时来他房中，他便教她读唐诗，张爱玲在《银宫就学记》里讥刺中国读书人老来喜教姨太太读书的嗜好，胡兰成似乎是在提前享这“红袖添香”的艳福。他要小周送他照片，又让她题字，小周题的便是他教她的隋乐府：“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他对这似嗔似喜之语喜之不胜。他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又喜欢周小姐的本色天真，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各种美都能领略，他不无沾沾。　　他自称曾经“憬然思省”：这么做对张爱玲是否不应该?“但是思省了一大通，仍是既不肯认错，又不能自圆其说”，他有绝妙的解释：男女相悦婚配之事，“乃天意当然也”，天命难违，他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到了年底，他已经在要求周小姐嫁给他了--当初与张爱玲好，他也没有这般主动。他此时的情形与那时是一样的，不同处只是在周小姐面前他有更多的优越感，甚至可以以恩人自居（周小姐的母亲听她说起胡兰成，就嘱她要知报恩），因此他可以在小周已知他有妻室的情况下仍然面不改色地大谈婚事，而一嫁一娶事实上是将她摆在了妾的位置上。在胡兰成，做恩人有时候还比找良伴来得更惬意，而周小姐后来果然竟也默然应了这桩婚事。　　次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相伴厮守了一个多月。一般人对婚外私情、第三者之类皆要隐瞒，胡兰成偏是喜欢表演他的堂皇正大，找得到好托词，且又沾沾自喜，把他同小周之间的事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听了耸然动容，面带幽怨惆怅之色，但也不说什么。她对胡说起有个外国人向她姑姑致意，希望同张爱玲发生关系，每月可贴一点小钱。她说此事没有一点反感之意，胡兰成听了就不快。假如这不快是冲着张的态度来，那也许正是她希望看到的--她受伤的情感多少可得到一点平衡。她说出此事当然是因为觉得不必避这个嫌，但也未尝不是摆出高姿态，表示自己对胡与周小姐的私情不往心里去。　　胡兰成说张爱玲“糊涂得不知道妒忌”，事实上她却不可能不介意。凑巧的是，这个月出版的那期《天地》上有她的一篇《双声》，记她和炎樱的对谈，其中正说到了妒忌：“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也就是这一回，她同炎樱以极理性、现实的态度谈到多妻主义：理论上她甚至可以赞成多妻主义，只是心理上她是无法接受的。她又说道：“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张爱玲是否也有“那样的心理”?她此时是不是也在忍?或者是要维护她的高傲自尊，或者是不愿毁了相聚的短暂时光，总之她没有追究，至少在表面上，两人还是一如既往。一语成谶?(3)　　5月，胡兰成又回到汉阳，下得飞机，他觉得“真是归来了”，离开张爱玲他并无愁绪，显然他更是视这边为他的家了。自此后他便不再叫周小姐“小周”，而唤她“训德”，或是一处逗乐调笑，或是让她服侍，江边漫步，湖上荡桨，俨然已是夫主的派头，而且周围的人也已尽知二人的关系。他与周小姐谈婚事，却不行结婚仪式，理由极是冠冕堂皇：“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倒似他已将一妻一妾的格局安排定了。只是他偶尔也会感到“此事其实难安排”（此事在他是一个技术的难题而不是伦理的难题），然而也还是他一贯的洒脱，听其“自然”。　　他的大限到了。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降诏书，胡兰成在街上听到广播，惊出了一身大汗。但他不甘束手待毙，积极活动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拥兵数万，拒绝重庆方面的接受，还曾打算成立武汉军政府。此时国民党方面要他归顺，送来委任状，中共将领李先念也曾遣人奉劝他弃暗投明。胡兰成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且亦担心投过去无出路，两边均未答应。他自负料事必中，以为他还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大势已去，不几天他手下的人马便已分崩离析，大都归顺了重庆，武汉“独立”了十三天，直似一场闹剧，胡兰成见势不妙，扮成日本伤兵，乘一艘日本伤兵船逃离了武汉。　　他由武汉到南京，由南京到上海，一直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东躲西藏。此时全国都已开始搜捕汉奸，他在上海难以藏身，又潜逃至杭州、温州一带，化名张嘉仪，隐匿不出。逃离上海前，他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胡兰成与周小姐分手时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自传中对此也是不惜笔墨，而此次与张爱玲分别的情形，自传中只字未提，只含混地写道：“唯对爱玲我稍觉不安，几乎要惭愧，她是平时亦使我惊……我当然是个蛮横无理的人，愈是对爱玲如此。”是胡兰成逃亡途中，惊魂未定，一反常态，对张爱玲恶语相向，还是张爱玲觉察到他对自己的态度大不如前，因此不肯假以颜色?否则素来自以为是、大言不惭的胡兰成何以会有内疚愧悔之意?反正胡的话是不知所云，也无从索解。　　张、胡二人匆匆一别，直到第二年（1946）2月才又聚首。这一次是张爱玲由上海千里迢迢来温州寻夫。胡兰成逃离上海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根本不知最终会逃到何地，也未留下地址。他换过好几个地方，终觉难以藏身，最后总算在温州落下脚来，但他还是未与张通消息。张爱玲是从他的一个密友处打听到他的下落，自己一路寻来的。过去二人也常是身处两地，胡在武汉时更是一别数月，但如今胡身在难中，生死难料，而且还有因小周出现二人感情上存下的芥蒂，因此张爱玲盼相见的心情格外的急切，一路上想着念着的，都是丈夫：“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珠宝在放光。”她也许还想象过患难中相逢会是何种情形，只是任是怎样富于想象力她也不会想到，胡兰成身边已然又有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名叫范秀美。胡兰成出亡，一开始是避在杭州乡下的斯家，斯家是大户人家，范秀美便是斯家的姨太太，十八岁即守寡，后读蚕桑学校，年纪比胡大一岁。胡在那一带藏身不住，即是由她不避嫌疑，自告奋勇送他到温州去隐匿。一路上胡问这问那，时相撩拨，而范守寡多年，也有意思，二人未及到温州就做了夫妻，张爱玲来到时，胡已在范的娘家安顿下一些时候，称其母为外婆了。　　张的出现大出胡兰成的意料，他“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几乎要粗声粗气地骂她回去。他的解释是，他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已将张爱玲视为多余。他与范秀美结合原就存着利用之意，为的是成了夫妻他的身份多一重掩护，而范又是出身卑微，很会理家过苦日子，自能把他服侍照顾得妥妥帖帖。反观张爱玲，当初她谈艺论文让他兴奋，一言一动不同凡俗，令他心醉神迷，她的家世、才华也令他可以向外人炫耀，而凭他眼下的处境，这一切不折不扣，皆成为奢侈。他过去爱她并不掺假，但至少是暂时，她于他是无“需”可取，他宁愿她不来搅他的局，安安生生待在上海，他这边则可以对了范秀美大谈她的才华盖世、小周的天真喜人，心里逸逸当当，仿佛身拥数美，艳福不浅。一语成谶?(4)　　张爱玲到温州后住在城中公园旁边的一家旅馆，胡兰成怕警察查夜，不敢留宿，只每天白天去陪她。胡未将他与范的事以实相告，二人表面上好像又回到了昔日在一起的那种生活，一同在城里走街串巷，逛道观，逛店铺，一路议论来去；又听张爱玲说旧约，品评西洋文学，有时也并枕躺在床上四目相对地说话。胡兰成听张的议论，复又感到她的灵机妙悟，自己终不可及，但又感与他落难的“此情此景”，终是不切题，有时不免心神不属。他来旅馆偶或又是同范秀美一道，留下他与张二人在房里时，常是各怀心事，生分到如同宾客相待。　　胡兰成虽然不明说，张爱玲对范秀美的身份不可能没有猜疑，只是以她的矜持，以她的愿望，她都不肯问出口，猜疑愈是挥之不去，她反愈是勉强自己发现对方的好处，她就曾对胡兰成说范生得美，又替她画像。但她想不求甚解也办不到了。一日清晨她同胡兰成在旅馆里说话，胡觉腹痛，却未吭声，后范秀美来到，胡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张爱玲当下满心都是惆怅酸楚，因为胡显然把她当成了局外人。她为范秀美画像，画到一半，好好的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范走后她对胡兰成说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阵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　　但是张爱玲更大的心事还是胡兰成与周小姐的关系。以她的敏慧，她不难看出他对范、周二人的态度还是有别，前者青春已过，胡只是借她聊避一时，对后者却有更多的喜爱，对她的体贴照顾还更在自己之上。胡从报上得到周小姐因与他的关系在武汉被捕，甚至声称要赶去出首，只求开脱她。当真如此，张爱玲将被置于何地?她也是忍了多时，最后还是忍无可忍，要向胡兰成讨一个完整的爱。她与胡兰成摊牌，要他在自己和周小姐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搪塞道：“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但是张爱玲不接他这一套玄远之论，这一次她是万不得已，方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只说道：“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她而且头一回作这样的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虽是责问，却是情急之言，她已无心再按胡兰成的牌理出牌，细论曲直。不想占上风，也已顾不得素日的矜持，甚至强自镇静也做不到，直如溺水者在没顶前方寸全乱的强自挣扎，心里似乎也分明觉着事情已无可挽回，此语一出，只有更糟，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如同骨鲠在喉。胡兰成果然不应，只含糊说世景荒荒，与小周未必有相见的一日，你不说也罢。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态度不可能全无所料，但即使有所料，她也不愿相信，而假如胡兰成终于应下，她对他必也还要作其他的想法，无论怎样，二人间的这条裂痕已是难以弥合。然而一旦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她便觉眼下再没有什么是比这更难以接受的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其乔对薇龙直言他不能答应同她结婚，也不能答应给她爱，只能答应给她快乐：“这和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点眩晕。”张爱玲此时或者就有这种“向后猛跌”的眩晕恍惚。她心气高傲，虽然冷眼观世，将世间男女之情的华丽外衣尽皆剥去，还其本来的凄凉，但她决想不到，也不肯相信这种事会应在自己的身上。与胡兰成的热恋更垫高了她对婚姻的期望，谁料到她将从这期望一次又一次地“向后猛跌”。得知胡与小周有染她隐忍不言，已是退了一大步，觉察到他与小周的关系，在她又是一跌，如今她千里寻夫，总以为可以要回一份完整的感情，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每一次后退前她必以为那是不可想象的，更想不到还有更大的让步在等着她。她又何曾想到会落到这种地步，如同自己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一样，最终处在了“怨女”的地位。也许她此时会想到自己的句子：“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当下她就怀了这样的惨伤对胡兰成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一语成谶?(5)　　张爱玲在温州呆了二十天。临行的前一天，她去了胡兰成与范秀美的住处。胡兰成依了范秀美的意思，在人前只说张爱玲是他的妹妹。他并不觉得有负于她，还又有一番自欺欺人的解释：他待张爱玲，如同对待他自己，宁可克己，倒是要多顾顾小周和范秀美。张爱玲虽已心灰意懒，也还是情有不舍，与胡、范二人坐在房中说话，直到深夜。她知道与胡的情分是到头了。　　第二天张爱玲在雨中登船，满怀酸楚、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温州。几天后她从上海寄胡一信，信中道：“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立涕泣久之。”她知道胡兰成逃亡中生活拮据，又寄了钱去，叫他不要忧念，她不论怎样也会节省，为他设法。　　此后八九个月，二人偶或还通音信，胡兰成均是有人去上海时带个字条，张爱玲则信之外还不时捎些东西，有次信中还称胡如王宝钏，虽在寒窑，过的日子亦如宝石的川流，说明她还是意有恋恋，但昔日的“放恣”、“飞扬”已如隔日黄花，凋然萎谢。她与胡也就剩下一面之缘了。　　胡兰成因躲避温州的户口检查，又到诸暨斯家，数月后风头过去，他取道上海乘船返回温州，因船是第二天开，他到张爱玲处过了一宿--倒又不怕拖累她了。此行是斯家的老四送行，待将他送走，胡兰成转过身来即摆出夫主派头，责备张不会招待亲友，连午饭也不知留人一留。张爱玲一直被他捧着供着，从未受过这样的气，而且因二人感情的纠葛心力交瘁，神经绷得紧紧，一听此话便立时激动起来，自卫道：“我是招待不来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　　胡兰成的一通责备实际上是蓄之已久。张爱玲上次去温州看他时曾在斯家住过几日，她过惯公寓式的生活，且又不会与人应酬打交道，不知入乡问俗也不肯随俗，如把自己的面盆也用来洗脚之类，不免触犯乡下人的生活习惯。胡兰成听斯家人对他说起，就觉张扫了他的面子。二人的此次争执虽由细微之事而起，暴露出来的东西对于二人的婚姻危机却具有探本的意义，那就是：“欲仙欲死”的热恋迟早要降落在现实的婚床上，当天上人间的氤氲之气散去，生活回复到日常的平实琐碎时，胡兰成就发现他要的还是“宜于家室”的女人（他在广西时有一叫李文源的女人爱上她，他对她也颇喜爱，但同事说此女不宜于室，他想想便作罢，很快经人介绍与另一女人成婚）。他常说他看他与张的关系与世人之情无干，又称他视张为启他神智的“九天玄女”，这都不是虚语，但是一旦景况不容许布置“仙境”，他终而还是不能不以世俗的要求来要求她。以他的自我中心和大男子主义，最如意的算盘也不过是天下男人都有的隐秘愿望--也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理想，理想中的女人和世俗的女人他都拥有，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犯，秩序井然。如若这样，他自愿意在心里划一块地盘，把张爱玲当仙女供起。　　所以，以他到处留情的名士作风，没有小周他也定会有其他女人；假如他只守着张爱玲一人，则他迟早会拆了他的香火，将她拉回到凡间。而这两种情形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她毕竟是现代女性，一双两好之类的佳话她不能接受，她也不会被哄着安心欢喜地坐在仙女的宝座上，她要“放恣”要“飞扬”，要天上人间、欲仙欲死，但这与完整的、着着实实的人间爱是连在一起的，是人间爱的极致。另一方面，她虽然时常也想讨丈夫欢心，喜滋滋要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但那须出自她的欢喜，她不能允许所爱之人以世俗的标准来评判、要求她，一旦有评判，爱即不复是绝对，她的地位也便摇摇欲坠，因为以世俗的标准看，她显然不是一个好妻子。　　那天晚上胡兰成还在大做他数美并陈的好梦，他将他与秀美的事据实说出，又拉张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这里面到处写着小周的事。他装痴卖傻，对张的气苦作不解状，说是觉得他们二人是不可能被世人妒忌或妒忌世人的，实则他的一番做作直似有虐待狂心理，无异于当面侮辱人。张爱玲当下怔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看那篇《武汉记》。胡兰成还不知趣，想以玩笑化解冲突，在张手背上打了一下，张爱玲惊骇震怒。当晚二人分房别寝，张细想从头，满腹怨愤，同时也在强自振作，要斩断情缘；胡则是“心里觉得，但仍不以为然”。一语成谶?(6)　　次日天尚未亮，胡兰成起身趸到张爱玲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张从被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五内沸然只叫了一声“兰成”，再说不出别的话。她虽然犹有不舍，满面愁怨之色，却是正因心里此时已有了决断。　　胡回到温州后二人偶或仍有书信来往，张也还是照样寄钱接济他的生活。抓汉奸之风渐渐过去，胡又在做“再出中原”的美梦，写信与梁漱溟论学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当然是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得了梁的赏识，又结识词学名家夏承焘，更经温州名耆刘景晨介绍到温州中学任教，处境转好，他给张的信又多起来，述他的心境，又还忘不了提到有时邻妇来灯下坐语之类。张爱玲渐已看透胡兰成其人，更多的已是反感，有次回信中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到了1947年6月，她知道胡已脱险境，终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张爱玲等到胡已过难关之后再来同他摊牌，同她不管胡的身份与他热恋一样，皆因她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做人的道理。张爱玲对朋友说的一番看似不相干的话或可使我们对她在已经对胡失望之后仍在生活上尽妻子之责的举措有所帮助：“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爱情小说为什么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林以亮：《张爱玲语录》）这封信里还附了30万元，那是她新近写电影剧本得的稿费，胡亡命两年，均是张寄钱去，分手在即，她也还是如此。这也是她处世的态度，必要求个恩怨分明，她在此时以这种方式与他决绝，可以无遗憾，无愧怍（这都是对她自己的原则而言），爱既消失，则唯存义务，义务既尽，再无人欠我，她可以有彻底的解脱。　　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曾描述高更画作《永远不再》中那个“想必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的女人，拿她与现世里的女人作比照：“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她未必已能做到“心平气和”，但她决意要挥去“龌龊的刺恼”；她可以妥协，可以委曲求全，但到最后关头决不肯孤注一掷，拿自己的自尊心去做抵押；她笔下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傅雷语），她自己甚至也落到了与薇龙、流苏相去无几的境地，但是她断不肯逆来顺受，与流苏、薇龙们为伍。她有她的尊严，不会允许自己看不起自己。　　用胡兰成的话说，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去意徘徊之时哀怨满腹，真正下了决断之后则果决干脆，义无反顾。胡接到那封信后情知事情不妙，也知张说得出便做得到，去信必是不复，便影影绰绰、花花哨哨写了一封信给炎樱，托她代为陈辞。炎樱汉字识不了几个，他当然还是存了侥幸之心，指望张看到，张果然不回信。又过一年，祖国大陆已遍插五星红旗，梁漱溟在北京筹建文化比较研究所，邀胡去做副手（当然是还不知道胡的真实身份），胡即动身北上，启程到半途又觉苗头不对，遂改变主意经香港去了日本。此行经过上海，胡兰成对张爱玲还是不能忘怀，“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他自言“明知”张爱玲未必肯见他，也明白二人的一段姻缘已是覆水难收，只是“为了一种世俗的礼仪”，最后还是登上了那幢公寓的六楼。出来应门的是一陌生女人--张爱玲已搬走多时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姻缘是乱世之恋，二人的相逢、聚散也是偶然又偶然。对张爱玲之谜怀有浓厚兴趣的人有时不免要悬想，设若不是遇到胡兰成，她会同什么样的男人走到一起?她的矜持拒人千里，未必有多少男人敢去追求她，她也不见得会主动追求别人。她能倾心相许的人应该有成年男子的魅力，需得有学问（当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要聪明有才情能懂得她的好处，忠厚诚笃她从未要求--她要的是一个“解人”，不是一个“好人”，然则这岂不是又一个胡兰成?去掉那份才情，胡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过是范柳原、乔其乔一流的角色。张在小说中将他们觑得分明，在现实生活中却为情所迷，难以自拔。唯其曾是心里雪亮，这才更令人生出宿命之感，也正因如此，其中包含的讽刺才更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如果说这是一段传奇，那也只能是张在《倾城之恋》中定义的那种反高潮的传奇，即使没有“倾国倾城”的大背景，即使是在承平之世，它也必以悲剧收场。说到底，传奇不奇，张爱玲的遭际不过是历代妇女面对婚姻爱情时都会陷入的窘境：男人中心、理想与现实的难以相合。张爱玲胜于白流苏们的地方是她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可以“全身而退”，感情上的挫败感则并无二致。她与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她是个风华绝代的才女，是个水仙子式自我封闭的人物，与现实更来得扞格不入。十七岁时她就曾写：“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难道真是一语成谶?一语成谶?(7)　　但是还有后话。　　50年代初，与胡交往最密的日本人池田笃纪去香港，胡知张爱玲已离开祖国大陆到了香港，即嘱池田去看她，池田赴港后往访未遇。半年后胡收到张爱玲的明信片，没有抬头，也不署名，只写：“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后写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胡兰成此时又已经同流氓、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见张来信索书，得意非凡，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及不得张爱玲，前时香港小报曾提到有人问张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不置一词，而今居然来信索书。胡回了信，信中还附了新近的照片。及胡的自传《今生今世》上卷出版，他当即寄去，后又写信，信中他又自作多情，竟有撩拨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最后才写一短笺断他的念：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她是不肯稍假辞色，连通信的可能也予杜绝，既无伤往之情，也无怨愤之意，恩怨已了，心胸湛然，借书也只是借书罢了。　　但这真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