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岁月(4)　　以他对张爱玲的赏识、抬举，以及在打油诗风波中对她的回护，汪宏声可以算是张的一位“恩师”的，可是他似乎与圣玛丽亚女校一起，都在张爱玲不想提起、愿意忘却之列。不知她对这位老师作何感想，她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过这段师生之谊，也从未表示过感激之情，她肯定读过老师写自己的那篇文章，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反应。不过我们也不妨把涉及到她中学时期习作的那篇《存稿》看做一种含蓄的表示：她否认自己从她的国文教师那里得到了什么为文之道，她把那些受到奖掖的作文都给否定了。——既然她对新文艺已渐生不满乃至鄙薄之意，她对热心鼓吹这种“新台阁体”的汪先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敬意了。　　中学毕业以后，张爱玲在家温书准备考大学，我们在此可以回过头来补接上前面写到的她在母亲家的那段生活，等她母亲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过去，她已经准备着启程去香港念大学了。她母亲的两年计划宣判了她最终是一个不合格的淑女，但她在另一种考试中是合格的——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她考取了。也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去不成，她这才改入了香港大学。　　自从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开始，张爱玲就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因为要好，上进心强，她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先生为她的读书操过心。小时候因为背不出书，她自动加班加点，枯燥乏味的课程她也学得用心尽力。似乎只有沾上淑女味的科目她才会偷懒耍滑，比如钢琴。她喜欢钢琴正是她醉心母亲那种生活情调的那一时期，“其实喜欢的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当她明白了学钢琴是怎么一回事，而琴先生又因为她偷懒常打她的手之后，钢琴在她眼中就成了“苦难”，常在应当练琴的时间坐在钢琴后面的地板上看小说。但是对于那些于她的前途有影响的课业她从来不敢怠慢，不管喜欢不喜欢。　　似乎从中学时起，她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像周围的同学一样，走“女学生——少奶奶”的路，中学毕业后她母亲更是明确地让她自己做过选择。她称她母亲提出过“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就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这同她在逃离父亲家之前母亲捎话让她想明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不用说，张爱玲选择了后一条路。不论走哪条道，好的成绩当然都需要，但对于走“女学生——少奶奶”路线的人，好成绩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装饰的意味，对于张爱玲，好成绩、高分数却有更实际的意义——她是要仗恃它们去获取深造的机会，最终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与名声，所以她格外地用功。到了香港大学以后就更是如此。她的目标很明确：争取在毕业后能到英国继续深造。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教授曾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给过他给张爱玲的分数。于此可见她对分数的看重，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三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直到日本人进攻香港，她的计划被打断，她才在旧小说中陶然忘情了一回。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也还是在战事发生之后。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踏时间。　　后来她承认，在香港的三年，于她真正有益的也许还是学业之余的这些与山水、人，与环境、社会的接触。此话当然不难从她后来创作的那些香港“传奇”中得到印证。香港对于张爱玲是个全新的天地，这里的接近热带的地理自然环境，蓝的海、红土的山崖、长得泼辣妖异的植物，总之是浓得化不开的景物，还有殖民地的怪异的风俗人情，无一不给她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在她这个外来者的眼中，这一切都化为一种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这里的人也是令她感到新鲜而又陌生的。她的同学多半来自英国各殖民地国家，印度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南洋华侨的子弟、英国移民的后裔、欧亚混血儿都有，种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她中学的那些同学与她的背景纵有不同，相去亦不至太远，何况大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现在的同学，则其心理、行为方式对她都有几分谜的味道。读书岁月(5)　　她的计划、她的上进心抑制了她的好奇心，那时她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探究这块地方、这些人，而且她恐怕也没想到这里的一切会进入——至少是那样快地走进——她的小说。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已经使她对这里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于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她自己所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必先有个存心。所以一旦回到上海，提起笔来写小说，不久前她还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她在那里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都在她的意识中鲜活地蠢动起来，迅即为她的想象力照亮。她最先写出的“传奇”都是香港传奇：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有时为了营造特异的气氛，她想象着让她熟悉的一些人物原型来到香港的舞台上上演他们的悲喜剧。《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孱弱、萎靡的形象的塑造部分地来自她对弟弟的追念和印象，传庆的父亲与后母则有她父亲和后母的投影，而故事发生在香港。　　同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爱玲的香港传奇比她的上海传奇带有更多“怪力乱神”的成分，这恰好是因为面对着香港，她有更多的好奇和惊讶。她说她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而她可以采取这种立场，当然因为她是一个上海人。在她的眼中，香港的生活充满了怪异和不谐调，与日常的经验不相衔接。我们可以感到张爱玲在小说中用力捕捉并刻意地要传达出她对香港的种种印象，她在创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快感也来源于此。虽然她更大的兴趣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刺目、犯冲、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少传统的小小殖民地是她小说中一个潜在的角色。在她的香港传奇中，这块地方的色彩、情调与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同样鲜明，在某些篇章中，前者给我们的印象之强烈，甚至超过了后者。　　事实上，即使撇开外部环境给她的新奇感不论，如果不是心里时时牵挂着学业、成绩的话，单凭她自己的小环境的变化，她也有充分的理由尽情地投入到课余的那些活动中去。须知从小到现在，她一直是在家长的监护，或是教会学校的严格规矩的管束之下，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自在的滋味，甚至长到十七岁，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上街买过东西。大学不比中学管束得严格，她一人在外也没有了母亲家中的清规戒律，正是可以逞意而行的时候。可是为了她的计划，她心甘情愿地把到了手的自由大部分都捐弃了，她在户外的有限时间，绝大部分倒是抱着书在教室、图书馆、宿舍这几个点之间的路途上来去匆匆。　　虽说她留学深造的计划未能实现，她付出的代价却不能算是白费，且不提她门门第一的成绩，她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是在这三年里打下的底子。她的人生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形，证据是，她离开香港不久后即走进文坛，而她一出手写出的作品（不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已经显示出她对人生的独特而稳定的把握（其后很少变化，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转换）——那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人生态度，中学时代她与这样的成熟相去还很远。只是不论在美学趣味方面，还是在人生观方面，她得自教师的地方很少，多半是自己的揣摸钻研。这也是她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的不同之处：她虽为了高分可以费神去揣测教师的心思，但从中学到大学，其实没有几个教过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所以没有几个教师能对她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包括将她视为得意学生的汪宏声。也许只有一人是例外，这就是她在港大时的历史教授佛朗士。　　据张爱玲的介绍，佛朗士是个豁达随便、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英国人，“彻底地中国化”，会写中国字，而且写得不错，爱喝酒，爱抽烟。他在人烟稀少处有三幢房子，一幢专门养猪；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备有一辆汽车却是给佣人买菜赶集用的。他的不修边幅和三分玩世使他没有多少英国人惯有的道貌岸然的绅士气，倒有几分中国文人的名士气。校中纷传的关于他的一件趣事即可见出他的名士气的一斑：他曾与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的玩世也见于他对英国的态度。他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却没有多少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这是张爱玲的推测）。读书岁月(6)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风带到了课堂上。他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及四平八稳的历史书显然是不满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从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她曾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而她在佛朗士这里听到了。佛朗士的授课即使对张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启迪和支持了她后来的态度：“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张爱玲称学生（当然也包括她自己）从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并且说“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还很少对别人表示出这样的敬意。　　这位教授讲的是哪一段历史，他究竟向他的学生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也点明了张爱玲把握、认识人生的独特方式以及人生观构成上的特点。她厌恶理论，并不追求观念上的自相一致，而希望在对历史、人生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之间求得平衡与统一。所谓“扼要的世界观”，作为对人生、对世界的粗略看法，本身也许分量不够，却因为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显得丰厚。在粗略的一条条看法之间，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貌似矛盾的见解皆消融、调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态度之中。唯其如此，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港战中的印象(1)　　张爱玲一心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说地来影响她的命运。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她埋首书本的学生生活，几年前因为欧战，她未能如愿去英国读书，这一次她毕业后赴英国深造的计划再次受挫。不过对她不久以后就将开始的写作生涯而言，学业的中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时为止，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社会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她的人生经验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战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从战争爆发到她离港返沪，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以她的内省与疏离的倾向，她依然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关键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如果说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前，张爱玲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经验世界，一个稳定、成熟的人生观，那么可以说，港战中的经历为之补上了最后的，也是重要的一笔。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开战的消息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内地那样激起高涨的民族情绪。张爱玲是个冷眼的旁观和体验者，像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映现在她眼中的战争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灾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她和同学们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机关枪响着如同雨打残荷，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几天禁闭过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张爱玲随了一大帮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此举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学校已关门大吉，离开学校她便无处可去，吃住都无着落。可是领了证章也不见得就得了保险，战事期间到处都乱作一团，像她这样的防空团员只能分到米和黄豆，没有油，也无燃料。张爱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对付过这种日子，也许是无从措手，也许是懒得动手，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　　她对饥饿的体验毕竟是肤浅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她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只是它现在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粹个人遭际的基础上，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景。同时，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与一己环境中的不和谐相比更是无从捉摸、无从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来得分外强烈。就在这样的感受中，张爱玲升腾起自己关于个人命运的玄思：社会、历史的运作有如天道无亲，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觉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这样的想法后来成为她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确里说，也可以讲是她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战争、社会性的运动等等非个人的人类行为在她皆表现为惘惘的威胁，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地将个人裹挟而去。此后张爱玲还将通过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证这样的认知。比如，1949年以后到她离开祖国大陆这段时间里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就肯定再次对她证明了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世界的安稳是如何难以守护。所以她的小说尽管大多不是社会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闭世界的浑然不觉的人物的视界之外，读者总能隐约意识到故事后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不管后来她如何深化和丰富她的认知，她的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是在港战中获得的，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借着对白流苏命运的议论，将她在港战中的感受直白地表达出来。港战中的印象(2)　　可以让她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个具体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这是港战期间对她触动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张爱玲还记得开战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豁达幽默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佛朗士回到兵营里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令她感叹的还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决无“求仁得仁”的壮烈，而是这位有几分玩世的教授其实对保卫殖民地并无多少热情，他之入伍亦无多少“志愿”的成分，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不欲有异于众而已，谁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换了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或许会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牺牲之类来解释此事，但是对于张爱玲，理论是从来没有说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类行为的荒诞、不可理喻，也不能不从佛朗士的命运去怀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谓因果的法则。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她述及此事时用了“枪杀”一词（“我们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枪杀的消息”），或许她觉得这个字眼犹能传达出某种荒诞感，以及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讽刺？无论如何，此事给她印象之深是显而易见的。她颇有几分动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除了对胡适之，我们还很少看到她对谁有这样的追念之情。　　但是张爱玲在更多的时候当然仍是保持着她冷眼旁观的一贯作风，她将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围的人，同时也投向自己，于众人的种种反应与行为中张看着人性。她发现了人性的盲目和偏执，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壳里，对现实的处境浑然不觉：“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飞机在天上扔炸弹，门洞子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地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受轻伤的年轻人因暂时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落在她眼中的这一切都让她相信战争并不带来真正的震荡，人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一边对情势的严重性毫无意识，虚荣心、贪小利、自我中心等这些世态剧中最常出现也最易受到嘲讽的内容在战争的灾难背景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搬演着。　　张爱玲亦是她平日的疏离态度。她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是有一次飞机扔炸弹，轰然一声似乎就掼在头顶上，她将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阵才知自己没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员，但那身份与她似是不相干的，她称自己是个“不尽职的人”，她还是在局外。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张爱玲在这里找到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房顶上架着高射机枪，成了日军的轰炸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落下，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她大约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书也能让她读得如醉如痴，浑然忘我。虽然外面战火纷飞，围城中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能在躲空袭的人群中找到一个角落，埋头读她的《官场现形记》。她那时已经因用功过度患了深度近视，光线不充足，书上的字又印得极小，她还是“在炮火下”把书读完了。一边读，她一面担心的还是“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倒不担心她的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然则若是炸死了，读书又有何用呢？这个她却没自问，读书在她已成一种本能行为，以后她去当看护，也还是躲在一边看书。港战中的印象(3)　　十八天的围城过去，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应该说是沦陷了，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战事的平息好似灾难的过去，人们反倒沉浸在莫名的兴奋、狂喜之中。——“我们暂时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张爱玲还记得和她的同学一道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唇膏，挨个闯进每一家店里打探是否吃得上冰淇淋，得知有一家第二天可能有卖，这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次日居然步行十多里路去饱这点口福。而且她们天天带了莫名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后来称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做一件消遣”。在街上逛着，她看见这里那里触目皆是小吃摊，三教九流的人，包括衣冠楚楚的体面人都改行做了饼师。有时她们立在街头的小摊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就这也不能打消她们的兴致。　　一面没在狂喜的人群里，一面她却也有众醉独醒的冷眼观照：“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一个重大的事件过去，在人们的意识中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没有反省，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了悟，有的只是动物式的本能的庆幸，一种延续生命的可能，一个重新吃东西的机会，生存的最起码条件一下变得有如上天赐福，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满足，这不能不使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和人的可怜可笑。　　她的一位叫苏雷珈的同学倒是因为战争变得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苏雷珈来自马来半岛的偏僻小镇，原先受的是修道院式的教育，她学的是医科，无知到会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是否穿衣服，校内传为笑谈。用张爱玲的话说，她是“天真得可耻”。虽然她不大可能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愫细的原型，我们仍可以从小说开始时带了夸张神秘表情向“我”讲述“秽亵”故事的那个女孩身上瞥见她的影子。开战后苏雷珈念念不忘她的时装，炸弹就在宿舍的隔壁爆炸，舍监在催促众人下山，她仍力排众议将衣服收拾了一大箱冒了炮火运下山。箱子里的衣服在她当临时看护时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她因此得了男看护的注意，自信地与男看护们混在一起，她胆子大了，能吃苦，能担风险，也会开玩笑了。张爱玲的冷眼引导她去发现苏雷珈的转变其实是虚荣心的作用，她还是她。她叙述此事固然有戏谑之意，里面却有真实的心理观察。　　与大多数学生的漠然、空虚相比，有位叫乔纳生的同学可以称得上是有为的青年了。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停战后众人庆幸狂欢，唯独他充满鄙夷和愤恨，他鄙夷的不是周围人对战争的漠然，愤恨的不是未能打赢这场战争，而是计较原先许给他们这些志愿兵的特别优待条件没有兑现。打仗时他受命与另一学生出壕去将受伤的英国兵抬进来，他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张爱玲揶揄地称乔纳生“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出生入死，他仍然是他素来的自我中心，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战争实质上丝毫没有让他对现实有所认识。　　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港大的学生开战之初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平白免去了一场大考。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他们多少改掉了不切实际的作风，用张爱玲的话说，是“比较知道轻重了”。只是这由务虚到务实的转变令她悚然，更让她感到人的空虚。困在学校里的学生无事可做，成天就是买菜、烧菜、调情，无聊地在玻璃窗上涂满“家，甜蜜的家”的字样，或者是进入更直接的“男女”。这是否就是人现出的本相？张爱玲不禁要怀疑人是否真有所谓“进步”：“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这种怀疑态度成为张爱玲张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个稳定的视角，她总是能够发现现代人的机智、装饰后面的空虚，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港战中的印象(4)　　不过最令张爱玲感到不耐的，还是乔纳生式的“热血青年”。在她看来，他们慷慨激昂的调子空洞苍白，而且可笑，因为与真实的人生毫不相干。内地的青年在抗战爆发之初对未来充满幻想，相信战火将给民族带来生机，人亦将成为崭新的人。张爱玲执著于她的所闻所见，同时也受她独特的视角的指引，对“炮火的洗礼”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她看到人们在现实面前退缩、屈服，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同情，因为以她的观点，那毕竟是对真实人生的某种趋近。　　香港战事中，许多人受不了无牵无挂的空虚绝望，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没结婚的人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挤满了结婚广告，张的同学中提早结婚的也有。她在防空总部的办公室里曾遇到过一对准备领结婚证的男女，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他或者是个范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可是现在到这里来借汽车，一等几个小时，却是不时地与新娘子默默对视着，眼里满是恋恋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环境教他学会了怜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东西。这一幕给张爱玲极深的印象，或者她由此得了创作《倾城之恋》的灵感也未可知。至少我们可以说，她替白流苏、范柳原安排下那样一种结局时，脑子里一定想着那些匆匆结婚的人们，尤其是那对男女。放弃人生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封闭小天地，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范柳原态度的转变在她看来乃是“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假如说“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那这悲剧中也贮满她乐于寻觅的人生的苍凉意味，而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正是要传达出这种意味。　　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倒又同她的许多同学一起，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去当看护。与她去做防空员一样，她做看护也还是出于不得已——张爱玲从未对社会服务表现出什么热情。这医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环境原是她所熟悉的，现在住满病人，对她成了一个陌生的、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她的病房里住的大都是战事中中了流弹的苦力，或是战乱中趁火打劫抢东西被击伤逮捕的人，断胳膊断腿，沉默、烦躁地躺在那里。脏乱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流血流脓的伤口、奇臭的烂蚀症、残损的肢体、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这一切与张爱玲熟悉的充满布尔乔亚气息的世界相去实在太远，仿佛是现实的肮脏的某种呈现，逼着她注视。虽然她在另一场合说及中国人的生活时曾说“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在病房里却全无这样的宽宏和从容品味的心绪，她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恶、恶心。　　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如果有痛苦，那也绝不是这样穷形尽相的、赤裸的痛苦——她受不了这种痛苦。病房里有一个尻骨上得了烂蚀症的患者，痛得受不了，常常整夜整夜地大声呻唤，张爱玲没有同情，唯有厌恶，“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生命应当是华美的，是尽情的享受，不该有这样的惨厉。她时常上夜班，那个病人的呻唤成了她的一种折磨。她给我们记下了某天夜里的情形，那时她的同伴都昏昏欲睡，唯她一个醒着，去厨房烧牛奶：　　……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一幕极准确地传达出张爱玲自己的形象，她于脏与乱之中仍能为自己布置起一个“澄静、光丽”的封闭小世界，她亦拼命地闭上眼睛拒绝、抵挡外面的肮脏现实，而那个现实如同病人悠长、痛苦的叫声，执拗地挤进她的世界，侵入她的意识，令她心烦意乱。　　对肮脏现实厌恶、惧怕的情绪驱走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时可能会有的同情心，她称她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对于病人的要求，能不理会的她尽量不理会，烂蚀症病人不停叫唤着，直要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醒了，看不过去帮着一起喊，她才烦恼万分地出现。屏风后面是她的避难所，大部分时间她躲在那里看书，用书挡开外面发生的一切。她的同伴也和她一样冷漠。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她有更多的恼恨，不光是恨那个病人，因为她一边逃避着责任，一边也在通过同伴和自己的行为、态度究诘着人性。那个病人的死使她们如释重负，同时我们又看到她以怎样的并不超脱的语气叙述她们的反应：港战中的印象(5)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尖刻的讽刺后面是压抑了的悲哀。在这里，她和同伴的态度皆成为一种人性的证明，向她证明着人的孤独与自私，其中包含着人生的讽刺。张爱玲的冷嘲并无多少自责之意，她无意于道德上的判断，假如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假如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自责又有何用？对于她，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原则的重申，而是人性的真相必须接受。战争的特殊环境使得这真相骤然地以某种较平时更为触目的形式暴露在人们面前。在《烬余录》的结尾，我们看到张爱玲带着难以明言的复杂情绪接受她所发现的真相：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张爱玲在香港战事中感受到的一切，全都浓缩在这儿了。　　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乔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见《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76页。这肯定不是绝对真理。假如可以将“童年”的时限大大放宽，或者干脆改作“早年”，那此话对张爱玲至少是适用的。不愉快的经历使她早熟，使她养成内省的倾向，早熟、内省使她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更多的东西，所以她有一段并不算坎坷复杂的经历，却拥有一份并不简单肤浅的人生经验。对于不觉者，再丰富的阅历亦无用处，张爱玲的早熟早慧则使她有可能将有限的阅历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直至借此构筑成一个虽然狭小却相当深邃、完整的经验世界。她早年的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并且可以当做一个自足的世界来对待、把握，不仅因为这是她创作《传奇》的灵感源泉，更因她以此为依托，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人生观，其后的发展并未溢出这个基本的框架；同时她亦由此形成了张看人生的独特视角，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视角，纵使她求助于其他的经验，纵使她后来延展、扩大了自己的视景。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与她的经历，准确点说是与她的经验世界关系密切。这里所谓经验指的是个人经历中一些富有典型意味的事件里所凝聚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是事件对当事人的影响或者说是经历中已经为主观感受渗透、溶解了的部分。张爱玲不是那种天马行空、更多凭恃想象力的作家，她恋恋于事实的人生味——所谓“事实的金石声”。对于她，“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尤其重要，有了鲜活的感觉她才能自信地复活人生的原汁原味，而这感觉当然最好是向她的经验去寻找。另一方面，她的生活天地狭小，阅历并不丰富，所以她对自己的经验格外珍惜，力求使其涓滴不漏地转化到虚构世界中去。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在《传奇》里，她无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她早年所经验到的一切，尽管它们在小说中出现时已经被高度地艺术化了。　　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经常会发现她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世界、她的个人经验与人物的感受之间的奇妙对应。没落的贵族之家是她小说中最常见的场景，不论我们将“场景”理解成环境、气氛，还是情调——张的“场景”通常具有三者打成一片的浑然一体的效果。我们在《金锁记》、《花凋》、《留情》、《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未完成的《创世纪》，乃至以女佣为主角的《小艾》中一再发现了它。在她小说中另一频频出现的场景是香港，而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她在香港的经历正是她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常常喜欢将这两个场景组合到一起，把她的两段生活放到一处来处理。她的人物大多在生活中是有其原型的，除去《茉莉香片》中传庆及其父母有她家人的影子之外，她小说中的许多其他人物也往往取自她熟悉或是有过接触的人，比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及女婿，其原型麦唐纳太太、潘那矶先生她都见过。《〈张看〉自序》。而据她自己后来所言，范柳原和《留情》中的米尧晶也有所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在同水晶的谈话中称《传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差不多都‘各有其本’”。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她说明男主人公和白玫瑰她都见到过，红玫瑰则只是听到过。虽然张爱玲创造人物的习惯做法是“杂取多人为一人”，她却喜欢从某个特定的原型开始，因为特定的原型（哪怕只见过一面也好）可以帮助她比较容易地找到她所需要的感觉，使她的想象有一个给她踏实感的凭附。港战中的印象(6)　　她笔下人物的许多感受经常来自她本人的具体经验，她也乐于将自己的感受寄植于不同人物的身上，借助人物对各自所处特定情境的反应表现出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作为一个穷亲戚的许多心理活动都传达出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的感受。《十八春》中顾曼桢在禁闭中的恐怖感与张在父亲家被关禁闭时的感受显然也存在着某种对应，白流苏在意识到自己在那个没落之家必然的悲剧命运后发出的“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恍惚的自语，更无疑是她出走前在父亲家一段亲身体验在虚构世界的回声。张爱玲甚至也愿意让一些与她相去甚远的人物分享自己的人生体验。比如《金锁记》中七巧在姜季泽离去后对因与果的困惑反映了张爱玲对人生遭际复杂性的感慨，《留情》中米尧晶“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痛惜”的叹谓是张对人生忧患意识的流露。　　如此这般“拆碎七宝楼台”，将艺术还原为材料，当然是煞风景的事情。事实上张爱玲决不肯像郁达夫一类的作家，径直把文学当做传记来作，亦不肯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她的自我形象。她的种种人生体验于她是共时性的存在，是相互渗透重叠的完整“世界”，旧式家庭与香港两个场景的嫁接，将自己的情绪、感受寄植到不同类型的人物身上都是明证。找出张爱玲的生活与创作之间某些可以指认的关系并非要做索引，虽然它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轶闻轶事的趣味，其真正的意义却是应该帮助我们感知她的经验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的整体的对应。英国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言：“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验赋予一书架的小说以一种体系上的统一性。”所谓“经验世界”可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验的总和。这是张爱玲意识的深层结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不论她在某篇小说中直接描绘的是哪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在她想象力的深处蠢动，当虚构世界完成时，便化为弥漫其中的空气，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但却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一个优秀作家的真正考验，当然是看他能否将个人性的经验真正地艺术化，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不过在走入她创造的世界以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张爱玲早年的另一种训练——写作基本功的训练，也追踪一下她回到上海后一举成名的经过。少作(1)　　张爱玲自称“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流言》1945年版中收有她的第一封投稿信的手迹，是一封稚气有趣的信：“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原信无标点），但几次投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的稿子是投给《新闻报》的本埠副刊，这一类副刊大约同晚报的副刊无大差别，总是以写当地之事，以当地人的眼光看人、看世为特色的。张家十有八九订了《新闻报》，盯准了这家报纸投稿，是张爱玲自作主张，还是家中大人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多半是家里人帮忙寄出的。生在高门大户，她不见得会有小户人家孩子的乐趣，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踮起脚把信件丢进高大的绿色邮筒。　　十几年过去了，张爱玲红遍上海，当年的那位副刊编辑一定在大卖后悔药——他错过了一次当伯乐的机会。这时候是众编辑开始围攻张爱玲了。张爱玲无从应付，编辑便出主意让她翻箱底，拿些旧稿来用。她没有应命，但是却下决心去搜罗一番，来了一次自我回顾。回顾的结果是一篇题作《存稿》的散文。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张爱玲的少作。　　如果刻意把张爱玲描绘成一个神童，如果想证明她天生就是个小说家，我们可以说她的写作生涯七岁时就已经开始。她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这小说未写完，一些要用到的字她还不会写，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便跑去让厨子教她。故事的内容与当时小报上的鸳蝴派小说很相似，她或者是从小报上得了灵感，或者更可能是从某个佣人那里听来的。编个故事，用笔写下来，这事本身于她就是个大大的诱惑。她还是个七龄幼童，我们大可不必牵强附会，说她日后对家庭纠葛的兴趣在这篇涂鸦之作中已见端倪。　　这小说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她被另一个念头吸引住了：她要写一篇历史小说。篇名也没有想好，她就写起来，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大约是背唐诗时诗中那些大气华丽的字眼给了她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印象，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认定隋唐“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年代”，所以也不要问这故事的情节，单是发生在隋唐这一点就让她兴奋。小说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她用毛笔写满了一张，恰好有个比她大二十多岁、唤作“辫大侄侄”的亲戚走来看见，半调侃地夸了一句：“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听了很是得意。可是终于也只写了这么一张——起句套的是章回小说的句式（虽然“的”字搅在里面有点夹生），要从头到尾维持住这腔调，在一个女童实在不易。　　八岁时她又换了个花样，尝试写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张爱玲描画这个世外桃源就像别的儿童搭积木盖房子一样兴致勃勃。《天才梦》中记叙她还为这理想社会绘了许多插图，“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为自己的文字配图似是她的一种嗜好，《更衣记》英文本及《传奇》中的许多小说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都配有精致、传神的插图。她肯定还有一些兴之所至为自己作品作的图释是没有发表的，此亦可见所写内容在她心中之明晰生动。十二三岁时她继续玩空中楼阁的游戏，这一次起了个名字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看她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少作(2)　　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废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满脸皱纹地笑着，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扑通扑通跳下水去的时候，好快乐地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沿路上都是微笑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耽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这乐园满是布尔乔亚的气息，点缀在这里的舞厅、游泳池，还有比喻中出现的时装，反映出那时的张爱玲对西式生活的向往。至少在这时候，我们还看不出日后成为文坛奇人的那个张爱玲的任何征兆：她的理想国恐怕也是她的许多女同学的梦想，她的文字刻意雕琢，我们只能说小学生搜罗到这许多漂亮字眼、连成如此浓艳的句子实属不易，但充其量也只是好作文而已。学校里有学校里流行的读物，其时张资平就正是中小学生中走红的作家之一，既然流行，做作文时不免就要模仿，张爱玲是同学中才华较高的模仿者。翻检旧稿，她对这个“昨日之我”大为不满，她可以轻松地调侃她写“历史小说”时的稚嫩可笑，而对这里的矫情造作却禁不住要“恶言相向”：她称这是她“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一种新的台阁体”。她有过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多年后还能记得，自然是当时得意的佳句，说不定还是同学中传诵的名句，但是现在张爱玲真不愿意认这个账：“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事实上即便在当时，张爱玲对这种文体也觉得别扭。她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也姓张，两人各有所好，一个喜欢张资平，一个喜欢张恨水——张爱玲从那时起就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取悦老师，她私下里宁可循着自己的喜好去写曲折的言情故事——多一点情节，少一点抒情。她写成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结局是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这手抄本在同学中传观，众手相摩，以致弄得字迹模糊。张爱玲还记下了一桩趣事：故事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犯了一个同学的讳，那姓殷的同学便来兴师问罪，责问“他怎么也姓殷？”自作主张就给改成了王梅生。张爱玲坚持作家的权利，复又改回去，几个回合下来，纸都擦穿了。　　此后她开始尝试大部头，写了个纯粹鸳蝴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一共是五回，回目由她父亲代拟，前面已经提到。这小说显然写于中学时代。张爱玲对《红楼梦》一往情深，这时候情节、人物已是烂熟于胸，她把贾府中人引到现代的环境里上演喜剧，让宝玉、黛玉住楼房，让贾政坐火车，让贾琏摆出洋气派、洋礼节，但是人物仍按照原书中的性格行事：黛玉的小心眼、宝玉的惧怕父亲、贾琏的公子哥儿气……尤二姐并未吞金自逝，这会儿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始乱终弃；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了歌舞团，又被贾珍父子追求；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负气出走，家里无奈，终于让步；最后是宝黛拌嘴闹翻，一时挽救不及，宝玉只好一人独自出国。故事情节不连贯，也别无寓意，是地道的游戏文章。可注意的是张爱玲现在驱遣章回体已经相当自如，她向我们出示的几段文字，无论叙事抑或人物对话，都已像模像样，见不出多少硬挺的痕迹。看她写贾琏得官，凤姐置酒相庆的一段：少作(3)　　凤姐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吧！”贾琏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胚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道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这与《理想中的理想村》用的全然是两副笔墨，她的同学看了一定也觉得有趣的。但这是通俗小说，上不得台盘，在学校里她还得写新文艺腔的东西。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她在学校的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好几篇习作，有散文，也有小说。最初的一篇叫《迟暮》，千余字用来抒发一个“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如今红颜已老的中年妇人“黄灯青卷，美人迟暮，千古一辙”的叹喟。其中的妇人或许有她母亲的影子（正合着她那时对母亲“辽远而神秘”的想象），情调、意境则像是从李清照、朱淑真一流女词人那里借来，由初二的学生写来，自然带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高二时写的一篇《秋雨》纯粹写景，捕捉具体物象的努力开始悄悄取代浮泛的感伤。字句虽是一般的雕琢，取譬设喻已见出些许奇特，比如“天也是阴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　　此外校刊上也有她的议论文字，几篇读书报告和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些文字显示出张爱玲准确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评林疑今《无轨列车》和丁玲《在黑暗中》的两则写得尤其好。她称丁玲有着“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评《无轨列车》的一篇这样写道：“这是一篇不甚连贯的漫画式的小说……中间插入二十余段与故事没有密切关系的都市风景描写，体裁很特别。全书开端以厦门鼓浪屿为背景，也许这地为作者所熟悉的吧，描写颇为真切流利，然而不久便不幸地陷入时下都市文学的滥调里去。写上海，写名媛，写有闲阶级的享乐，永远依照固定的方式，显然不是由细密的观察得来的……作者笔风模仿穆时英，多矫揉造作之处。”虽然寥寥数语，却要言不烦，是够格的书评。当年许广平向鲁迅请教为文之道，鲁迅称女性作文长于抒情，议论则是所短，往往说到一大篇仍击不中要害。张爱玲中学时的议论文字却比她的抒情散文更成熟老到。有趣的是，她评论的都是小说，而且对小说这样式已经颇有研究。　　她更大的兴趣当然还是自己写小说。中学快毕业时，她在校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五四”以后，人道主义思潮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主流。30年代，“阶级”观念流行，对下层的同情态度还是保留下来，知识分子视这态度为道德良知的标志，若发现了自己的漠然便要感到内疚。因为有太多“应该”的成分，那同情往往缺少诚挚的感人力量。但是在文学中表现对下层的同情已成半强制性的风气，很少有人能抗拒。身在教会学校高墙内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也顺着这路子写成了一篇《牛》。这篇小说写的是贫穷：农人禄兴因家道艰难卖掉了耕牛，春来没有牛耕田，打算送两只鸡给邻居，租一条牛使，禄兴的女人伤心反对，挡不住要过日子，最后还是借了牛来。那是条蛮牛，不听使唤，反把禄兴顶翻刺死。禄兴女人成了寡妇。“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少作(4)　　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30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颇为热闹过一阵，作家们往往喜欢挑选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或作翻案文章，或以现代意识重新给予解释，重头戏是作家的新眼光，历史背景描画的是否真切倒在其次。张爱玲的这一篇多少也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它或者可以划入女性文学。仍然是英雄美人，仍然是垓下被围气短情长的一幕，这里的诗眼却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一场酣战后项羽沉沉睡去，虞姬走出帐篷，倚着营寨的栅栏凝神结想：“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果真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终将被冷落、被遗弃。她对自己的思想“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围攻上来，项王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王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是以此斩断无穷的烦恼，还是幻想用死换得冥冥中对项王的永久占有？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于是虞姬的自刎成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这篇小说的确没有多少中国味道，不唯古装的人物披挂着全副现代思想的甲胄说话，而且虞姬在四面楚歌声中不想眼下的处境，却要多此一举地对另一种看来她已经不会有机会碰上的命运想入非非，实在也有几分蹊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借这个古装的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解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霸王别姬》当然还有太多观念演绎的痕迹，几年后张爱玲将为我们勾画出女性的种种“苍凉手势”，那时她已经在其中注入了难以明言的人生感慨。　　上学以前，张爱玲的家人是她的读者，在学校里她则有了更多的读者。老师对她的作文大加称道，同学中传观她的小说，这一定是校园生活中最让她愉快的时候。她没有可恃的美貌，也无活泼的性情，交际场中肯定不是个活跃人物，但是她的文章却让她小有名气。学生时代无忧无虑，正是容易醉心于文学的年纪，她的中学同学中试着写诗写小说的也不在少数，像她的同学张怀素，写的《若馨》已是篇幅颇大的小说，而校刊上也尽有名字出现得比她更频繁的作者。可是张爱玲仍然是最受老师、同学看重的一人。　　学校的性质很可能也助成了一种文学的气氛。因为是女校，又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家境优裕，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倒是造就有教养的淑女，日后好做称职的夫人、太太。文学虽然不像钢琴那样可以充作标准淑女的金字招牌，但也是教养之一端，于陶冶性情大有益处的，当然也受到鼓励。这是说文学在校中也可受到鼓励，与重英文轻国文是两回事。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出几个闺秀派的作家，她们的写作颇多消遣自娱色彩，并不指望以此谋生，也不把文学当做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嫁人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都可轻易地使其放弃写作，出现在校刊上的大多数作者便是如此。所幸张爱玲没有踏上这条路，她有更浓厚的文学情结，当一个作家是她最绚丽的梦想，这个梦有时做得近乎痛苦，如她在《天才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　　从中学毕业到一举成名，这中间数年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追踪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演进轨迹，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那就是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的《天才梦》。据张在《杂志》社主办的“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一篇述冒险经历的英文散文，登在《大美晚报》上。但此文似乎在尚未被张氏“打捞”的极少数作品之列，也不知此文在发表的时间上与《天才梦》孰先孰后。因为它是一位被视为“天才”的敏感少女早熟早慧的告白，更因为它已然是一篇近乎“流言体”的散文，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少作(5)　　《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轻松、随便、家常，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她选了梦做文章，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这两年里，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她怕见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不会做人，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啮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用来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少作(6)　　在《天才梦》中，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文章的前面部分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调子，作者挂了会心的微笑叙说她幼时一本正经的做作，诙谐地调侃揶揄她的“天才”、她的可笑的自信心。可是渐渐地调子低下去，说到她等于废物，说到她的愚笨，仿佛真的便有些烦恼，就好像局外人慢慢走入了局中，到了结尾处，竟是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是，烦恼虽如同蚤子挥之不去，写作却是令人愉快的，造出了那样的佳句，她一定得意非凡，一开始她也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等待却是漫长的，等到征文揭晓，她已在大学里发奋攻书了。　　1940年4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685名应征者中有13人得奖，照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设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叨陪末座，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同年的8月号上，《天才梦》与另一篇获第二名的文章一同登了出来。　　任何评奖终不免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天才梦》在杂志文里是奇文，亦可说是偏锋文章，得不到头奖也是意料中事。令张爱玲高兴之余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前几名获奖文章与《天才梦》相比实在平平，而是在刊出之前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对她的文章大加删削：征文启事原本限的字数是5000字，但是结果公布之后却没有一概全文照登，名誉奖带安慰性质，自然被打入另册，《天才梦》压缩到了2000字。《天才梦》收入《张看》时张加的附记中有“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等语。但征文启事上规定的字数是5000，想必张寄去应征的稿件比发表者长得多，中奖后编辑依名次分出三六九等，要求张压缩至2000字再行发表也未可知。至于“可信性”云云，可能是指为求行文方便导致某些细节的夸张，或是文章所取的断然的对照方式未免将她的“怪”与“才”弄得过于戏剧化了。几十年后张爱玲提起此事犹有不平，因为压缩影响了它的“内容与可信性”，而第一名或者是全文照登，就长出了许多。那篇文章是《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一篇悼亡之作，内容、文笔俱是平平。　　《天才梦》的获奖照理应激发张爱玲的创作欲，再接再厉地不断写出新作，可是此时她已在大学读书，正做着留英深造的美梦，无暇分心于写作，直到三年后自香港归来，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作，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卖洋文，谈中国人(1)　　1942年的下半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其时距她完成学业还有一年时间，在港大三年苦读，她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本来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深造的，如今大洋上兵舰战船多于客轮，英国也正日子不好过，留学梦是做不成了。叫人沮丧的事还不止这一桩，战火让学校遭了殃，所有的文件记录全被毁掉，她的门门功课第一如今又在哪里？三年苦读，直似春梦一场，了无痕迹。这一切很难不让她生出世事无常的怅惘。　　但她正年轻，年轻人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她不是学成归来，但也说不上是铩羽而归，天高地广，前面的路也正长。回上海的途中，她也许正是这样的心境，在轮船上，她已经同炎樱谈论着上海的繁华摩登，想象着将要成就的一番事业，如同一切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即将踏入社会的莫名的兴奋。她有过许多梦想，但在她的日程表上，那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现在大幕提前拉开，她也一样地跃跃欲试，何况这舞台是她感到亲切而又刺激的上海。　　那时的上海非香港可比，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上海滩霓虹灯闪烁，大高楼林立，好似一个繁华梦，一如今日上海人心目中的香港。而香港弹丸之地，不过是英国治下的边陲小城。张爱玲九岁来到上海时就对这里的摩登、洋派喜之不胜，其后十年寒窗，一墙之隔，她无暇尽情领略这都市风光，一方面也不免习而相忘。在香港呆了三年，有了一番比较，隔着时空的距离，对大上海的记忆分外诱人，也分外明晰。不仅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不仅是各种各样的时髦，这里更有她感到亲切的上海人。香港人是犯冲、刺激、不调和、不平衡的，上海人则世故、聪明（即便是小聪明）、有根底、有他们的一套完整和谐。有这份世故、这份聪明的人才能懂得她张爱玲，张爱玲愿意把他们设想成她的读者。　　回到上海，张爱玲同她姑姑住在一起，那是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以后她很长时间都是和姑姑一同生活。自从出了张家的门，张爱玲几乎就和张家的人断了来往。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小时候与她一同嬉戏的弟弟几次去看她，她也显得很是冷漠张的弟弟张子静在张走红后的那段时间里写过一篇《我的姊姊张爱玲》，想是当时张已成新闻人物，编辑向他约的稿。文中除记琐事之外，当然要突出张的才。他在张面前显然感到自卑，至于张对他冷漠，除了因其不争气看不起他以及对张家人无好感之外，也是她的性情所致。，尽管她在《私语》、《童言无忌》等文中提到这个弟弟时颇有做姐姐的一份亲切。她与母亲的关系也相当疏远，唯独与这位姑姑还算亲近。她姑姑虽是张家人，与嫂嫂的关系却比同她的亲哥哥的关系好。姑嫂二人曾一同出洋留学，张爱玲母亲离婚后两人有很长时间住在一处做伴，张爱玲有一次挨父亲打骂离家出走，也是这位姑姑出面去说情，结果说情不成，张的父亲反出手打了她。张爱玲戏称“她对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我自动沾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　　这位姑姑走的是职业妇女的路，似乎一直在外国人的机构里做事，有一个时期还做过电台的播音。她一直未嫁，是个“单身贵族”。张的姑姑一直没有离开祖国大陆，独身数十年后，却在晚年放弃了独身生活。80年代张在祖国大陆再度走红，提到她的文章多起来，《新民晚报》上曾有文章也顺便谈到读者于她散文中熟悉了的这位姑姑的暮年婚姻。老姑娘的身份看来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性情，使之变得孤僻、冷漠。从《流言》中对她的描述推想，她的脾气要比张的母亲好得多，随和、平易、不乏幽默感。张爱玲与她有近十年的时间里朝夕相伴，而两人相处得甚为融洽，有一种亲切的戏谑的气氛。张常常“押着”她读自己的作品，又喜向她“嘀嘀咕咕”地“唠叨”家常话，她也是张遇事可以与之商量，帮着拿主张的唯一一位“家里人”。卖洋文，谈中国人(2)　　张爱玲称她姑姑是“轻度知识分子”，“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在她的散文中姑姑是出现频度最高的人物之一，而且每出现必出以亲切的、会心而笑的笔调。姑姑和炎樱似乎组成了张日常世界中轻松愉快那个部分。她在《姑姑语录》等文中流露出的欣赏之意，一望而知。对姑姑的欣赏恐怕也包含了对姑姑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欣赏，那种生活方式的要点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住在公寓里，清清静静，没有牵牵绊绊的人事纠缠。总之是一种清爽、利落的生活。当然，要做到自食其力，才有这一份开心和理直气壮。　　张爱玲一直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她直白地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并不是每一个生在高门大户里的人都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但是张爱玲的以往的遭际、眼下的处境、她的敏感、她的心性，都使她对这条道矢志不移。如今学生时代已告一段落，她当然不愿向家里伸手，再去看人眼色，再去品尝她已尝够了的寄人篱下的滋味——该是她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靠什么谋生呢？也许她可以在教会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像《封锁》中的翠远；也许她可以到某个机构里做个职员，像她的姑姑；也许她面对的可能性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她后来成了那样一位杰出的作家，那样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以致其他的种种可能性似乎统统没有存在过——就好像命里注定只能选择作家的饭碗。不管怎么说，张爱玲决定用笔来谋她的衣食，她开始卖文了。　　她最初卖的是洋文。头一个对她大加赏识、为她戴上“天才”冠冕的是一位洋人。　　1941年10月，上海出现了一份英文月刊，刊名《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是德国人，当过驻苏联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尚存的最后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还没有被交战国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敌对情绪也不像别处那样严重，梅奈特便想借这夹缝中的真空地带来实现他的新闻自由，对时事战局作公正客观的分析报道。虽然如此，《二十世纪》却是一份“软硬兼施”的综合性杂志，时事报道之外，也有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它的主要对象是羁留亚洲的西方人，尤以上海外国租界为重点。它的作者亦是五湖四海，创刊号各文章的撰稿人便分属八个国家。　　1942年年底，梅奈特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Eileen Chang，她送来的是一篇万字长文，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有十二幅作者本人所绘的发型、服饰插图。此文行文流畅典雅，从容自如，有英国小品文的风致，不仅见出对中国人生活和服装的独到见识，而且见出不凡的英文造诣，加上简洁有趣的插图，真是图文并茂。梅奈特一见之下大为惊喜，很快将其刊登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第4卷第1期上，并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誉作者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个“天才”就是张爱玲，而此文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张迷读张爱玲的散文，读到《中国人的宗教》，起首一句是“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没了下梢，细心的人不免就有几分疑惑，收进《流言》以前，此文是登在《天地》月刊上的，难道洋人会去读这中文杂志？答案就在《二十世纪》，事实上《流言》上的好些文章最初都是以英文形式在这里发表的。　　张爱玲对文字有特殊的爱好，也有过人的感受力，对方块字如此，对蟹行文字也是一样，《天才梦》中说到她对色彩浓重、音韵铿锵的字眼的喜爱，“珠灰”、“黄昏”、“婉妙”之外，她也举出splendour、melancholy这样的英文词汇。　　上中学，教会学校对英文的重视当然更在中文之上，校刊《凤藻》既登中文，也登英文的习作，张爱玲的英文习作Sketches of Some Shepherds（《牧羊者素描》）、My Great Expectations（《心愿》）就登在上面。港大三年，张爱玲苦修英文。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张爱玲不喜欢，她是揣摩里面的为文之道。过人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砥砺，成就了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她姑姑的评价是，她的英文“好过中文”。迷张的人听了此话当然不会怀疑她姑姑对她英文评价过高，但却不免要为《传奇》、《流言》中那花团锦簇的文字抱屈。卖洋文，谈中国人(3)　　不管怎么说，此时英文张爱玲正用得顺手，而单从“卖文”的角度讲，英文杂志的稿费自然比中文杂志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发表后颇受好评，这信息自会通过梅奈特反馈到张爱玲那里，而梅奈特也肯定要向她约稿，于是张爱玲一鼓作气，又为《二十世纪》写了好几篇文章。写得最多的是影评。1943年底的5月号上登了她的Wife, Vamp, Child（《妻子，荡妇，孩童》，即《借银灯》），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自此开始到1943年底，几乎每一期《二十世纪》上都有张爱玲的影评文字：6月份题为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的是《万世流芳》。7月份的一篇没有题目，仅在On the Screen（影评）栏下评了《秋之歌》、《浮云遮月》两部影片。　　8、9月份《二十世纪》出的是合刊，张以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婆婆和媳妇》）为题评了《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等三部片子。10月份的一篇又是无题，评的是李丽华、严俊、王丹凤主演的《万紫千红》和刘琼自编自导自演的《回春曲》。10月的影评题为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中国的家庭教育》)，这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银宫就学记》。　　张爱玲的影评本身就是上好的小品文字，不过梅奈特更推崇的还是那些大块的文章。1943年6月，张爱玲发表Still Alive（直译是“依然活着”，中文本更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梅奈特在编者按中指出，元月份的张文“备受称赞”，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这年12月，张爱玲又在《二十世纪》发表Demons and Fairies（直译为“神仙鬼怪”，中文本即《中国人的宗教》），在刊于《二十世纪》的文章中，该文最长，它也是张爱玲“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的最具雄心的尝试。因为题目太大，处理起来似乎不像《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那样举重若轻，但仍是一样轻灵的风格，而且时而淡言微中。梅奈特在编者按中又加推荐：“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神仙鬼怪》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她的英文写作便暂时告一段落，直到1952年离开祖国大陆。所以她卖洋文只卖了一年。不过读者万勿以为她在这段时间里专卖洋文，事实上到1943年底她已用中文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小说。像现在这样从张爱玲的创作时间表上把她的英文作品提前集中起来，除了其他的便利之外，还因为它们隐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人。谈京戏实际上是要“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说的是已成为思想背景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原题“依然活着”就出自文中这样一句话：“只有在中国，历史（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评电影，下力最多的，也还是评中国人，《借银灯》里声明说“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谈时装，配上十二幅插图，似乎要做“专论”了，但是她之感兴趣，还是因为衣中有人，呼之欲出，她不能不联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趣味。　　大体上讲，张爱玲走的还是林语堂的路线，用轻松而饶有风趣的文字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半也是为刊物的性质所决定，《二十世纪》的对象是租界的外国人，对于身边这个纷攘、神秘、滑稽的国度自有了解的兴趣，但是他们并非汉学家，了解也是以初级教科书的程度为限，若诉之以纯文艺，会有多少读者就十分可疑，所以《二十世纪》像大多数西文杂志一样，不愿给诗歌、小说之类留下一席之地。梅奈特推崇张爱玲的天才，却不道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亦无缘得见她这方面的才华——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卖洋文，谈中国人(4)　　正是世界大战战况正烈的年头，中国的行情似乎又看涨了——不是在租界，是在中国的那些西方盟国。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格局，中国这个素来被欺侮的弱国忽然间成了反轴心国列强的盟友，贫富强弱的悬殊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大有同仇敌忾、共赴胜利的气象。英、美诸国的民众渴望了解盟友的情况，介绍中国的文字一时间多了起来。林语堂在美国标榜中国的哲学，萧乾、叶君健在英国或报道中国的战况，或描摹中国乡间百姓的苦难和他们的勤劳善良，加上这之前赛珍珠那部颇为流行的《大地》，西方的传媒多少在改变着西方人心目中原有的那个滑稽可笑的中国人形象，而战时的气氛似乎也使西方人乐于接受现在这个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在国内，日本人的侵略使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至此全然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人传统美德、中国文化优异面的肯定和褒扬。可是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却使它于国内外的一片大气候中保持了它的特殊，而这特殊正好容许张爱玲以一种在别处不允许有的从容超脱的态度品评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她笔下浮现的国人形象虽不可直指为“丑陋的中国人”，但轻松调侃的语气见出这里面更多的是批评针砭，这是无可怀疑的。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由京戏的热闹说到中国人生活的拥挤，落脚在中国人因缺少私生活带来的毛病：“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更衣记》写到古中国服饰上繁复无谓的点缀，转而讥刺中国有闲阶级的趣味：“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的一贯态度。唯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银宫就学记》原名《中国的家庭教育》，谈的是两部“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道出的却是中国式教育的荒唐。《渔家女》的男主人公是个时代青年，也是时代青年习惯并喜爱的那种形象，张爱玲则张见了他骨子里的“中国人的脾气”：男主人公声称他不喜受过教育的女人，但却情不自禁地要教渔家女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个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男主人公不过是借了编导“稀有的恬静风格”提前（年纪轻轻）温习中国多少代读书人的桃色梦。“‘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先生的享受。”一石二鸟，夹枪带棒，中国读书人的恶习被抖搂出来示众，那位编导也被挖苦得惨了。　　《中国人的宗教》谈的是中国人的信仰，结果发现的却是中国人并无真正的信仰，有的只是怀疑主义：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迎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卖洋文，谈中国人(5)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因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中国人的世界终成为一个拥挤的人的世界，“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五四”大潮一来，中国人崇信的这些基本关系都被动摇，“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分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这种信仰使中国人注定要把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当做表现人之“性本善”的唯一舞台，“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 。这样武断的分类，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你说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模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　　这些文章中颇多可圈可点的妙语，在在反映出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洞见，而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道来，自然要让梅奈特啧啧称奇。然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并非她对中国文化作了如何了不得的探本的分析，而在于她以其慧质灵心从日常生活的幽微处张见了现代中国人身上蠢动着的那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她的材料不是儒、释、道的哲学，而是大众文化，中国人日常的行为方式。　　能有如此的洞见，张爱玲的本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的家庭背景，一是她受的西式教育。她的身世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她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喜爱使她的举证左右逢源；她受的西方式教育则使她有了另一个支点，跳到圈外，借洋人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一番反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就没有她鲜灵、生动、活泼的感觉——租界的洋人读罢或者但觉有趣，熟知张爱玲的人读了却要悟到里面非个中人不能道的奇特感受；没有后者，张爱玲或者会像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对中国的一切习而相忘、浑然不觉——至少她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她现在保有的那重有利的旁观者身份。除了梅奈特说到张外来者的旁观眼光之外，沦陷时期颇为活跃的一位散文作家周班公对张的小说、散文都有类似的印象，称张的笔法虽在模仿《红楼梦》、《金瓶梅》，他仍模糊地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并说这一点使他想起赛珍珠。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载《杂志》，1944年9月号。　　或许就是这重身份让她的这组谈论中国人的文字掺进了更多惊异好奇的成分——这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生活的不失好奇心的张看，而不是价值的评判。虽然挑出了中国人的不少毛病，有挖苦，有针砭，但是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重要的是了解、知道、懂得——好奇心总是导向“知”的。　　然而并非单单是好奇心的满足。或者说，对于张爱玲，好奇心当中自有严肃的因子。从给洋人看的《依然活着》到给国人看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大堆的反语当中就冒出了一段箴言式的劝导性文字：“多数中国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仔细地看了，她就不能不看到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几十年后与人谈起鲁迅，她最推崇的便是鲁迅对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暴露，而在她看来，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没有批判，只有褒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卖洋文，谈中国人(6)　　那么，有了惊异，有了明了，有了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清醒意识之后，她还有“靠得住的爱”吗？或者“爱”这个字眼还过于简单，她没有指向未来的中国梦，没有“改造国民性”抱负，有的是“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有的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仿佛是要为这情结，为这依恋做注脚，1947年《传奇》增订本问世之际，张爱玲写下了一篇《中国的日夜》。这是她买菜路上采下的一个个不相干的镜头——又一回“道路以目”。穿了打补丁棉袍的小孩、抱着胳膊闲看景致的小贩、敲着竹筒沿街化缘的道士、向亲戚絮絮数落小姑的女老板……最寻常的中国城市的街景，最寻常的中国人，最寻常的中国生活的节奏，她的内心却有异样的悸动，陌生、震惊，然而没有厌倦憎恶，有的是异样的亲切：“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了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张爱玲写作向来斟词酌句、惨淡经营，这一次，不相干的街景却让她以令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速度写下了一首看似更不相干的诗：　　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