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宙合》：“贤人之处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避罚，静默以谋免，避之也。夏之就清，冬之就温也，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武帝嬉戏上林，似采此道以避太皇太后。］　　春，黄河决口，大饥，人相食。　　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赐予“命田”）　　7月，闽越攻东瓯，告急于汉。　　天子问计于田蚡。时田蚡虽以窦太皇太后之命，去官家居，但“太尉”之官号似仍未去。田蚡曰：“不足与救。”　　武帝乃与严助等为谋，阴遣严助发兵救东瓯。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独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　　建元3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　　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拒，不为发。助乃斩郡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引兵罢。］”　　［何按：此是建元新政失败后，刘彻所作为之一件大事。所谓“不欲出虎符发兵”，托词也。当时虎符实未在武帝手中。田蚡已废黜家居，太尉之职空缺。兵权在诸窦手中矣。借此，武帝乃取得征用天下兵之权，从而避开太皇太后之控制。］　　9月，丙子晦，日食。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史载：招贤前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等多人，并引在左右。是时帝将欲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故国家急需人材。　　上常令严助等与朝廷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帝特优礼其亲幸者，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之属。相如有宿疾（焦谒症即糖尿病）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严助与寿王特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发布招募“使月氏勇士榜文。”　　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　　［何按：张骞此行主要使命是寻找大月氏，并探查西域之地理人文情况。为打击匈奴作外交准备。］　　新建期门军，以卫青统帅之。　　［何按：此又一件大事也。更改军制，任命卫青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新军。至此，表明刘彻已开始谋求恢复其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　　［《汉武帝内史》：“建元三年，仲春，太后王氏偕帝登长乐宫游台，帝感极而泣，慷慨作歌。”　　武帝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者以千计。上择其优异者宠用之。此后立为辟察举制，实际是有意培养一个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以事功封侯，形成后来之庶民封侯，布衣卿相。从此之后，读书士人出身之官僚阶层，乃形成古典社会中一个新阶级，而与世官世禄之贵族阶级成为制衡。］　　［西汉初年，汉帝国之统治集团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由创建西汉王朝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的，其主要成员，乃是刘邦军事集团的将校吏卒及其家属。这个社会阶层的中坚约有60万人，合其家属约30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0%左右。由于高帝五年诏等一系列优待军吏卒的法令之颁布及实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形成了一个以军功爵名为基础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经济力量，高等的社会身份的新的统治阶层。　　汉代行政为郡国制。西汉初年，以旧秦国之领土（关中）为基础的汉王朝与关东各诸侯王国并立，共同组成一种四级制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汉王朝，其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即所谓三公九卿。诸侯王国亦皆各有其政府，其政治的运作，则以王及国相为中心。此以下，汉王朝及各王国之地方行政，皆为郡县制。各郡以郡太守为中心行政，其下则为县乡亭里。　　从高帝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据统计，其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三者之和中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即高帝期的97%、惠吕期的81%、文帝期的50%。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其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部，渐次波及于上。具体而言，该阶层支配汉朝中央政府最为稳固长久，直到景帝末尚占46%。在郡守中的占有率，开始就较低，衰退速度则较快，高帝期88%，惠吕期60%，至文帝期间，下降至40%，可以说已经不居支配地位。诸侯王国的状况比较特殊，文帝期间，该阶层在王国相中所占之比率突然下降（86-29%），这种突变反映了其间汉王朝之政策有重大变动。就其整体及部分的变动幅度而言，都以文帝期间较为引人注目。　　秦有以军功为吏——即以有军功的军人补充吏员之制度。此种军吏与文吏相互补充的制度，皆为汉所继承。汉初，长年战乱之后，不仅中央、王国、郡之主要职位由军吏担任，县之主要职位，乃至郡县掾史乡亭里之吏也以军人出身者为多，应是没有多大疑问的。汉初之文职官吏常可世袭。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所载王嘉上疏中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　　景帝期，军功受益阶层出身者已从郡太守一职中消失，稍早于此，在文帝后期左右，他们就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县及县以下的官职的支配。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乃是在汉初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随着该社会阶层的衷退而出现的政治真空，将由谁来填补？汉武帝设立地方推选贤良及中央考试制度，以儒学经义立为取士之标准，培养了一个出身儒家的士人官僚集团。　　汉代官僚，从其来源，即所以出仕任官的途径而言，不外亲缘型和贤能型这两种类型，即所谓“亲亲”、“贤贤”二途。亲缘型，即凭借与皇室的血缘婚姻关系而出仕任官的类型。进一步可分为两类，即宗亲（皇室外戚）和宦官（拟亲缘）。贤能型，即凭借个人能力而出仕任官的类型。个人赖以出仕任官的能力，就汉代而言，从选举类的名目当中，如从军、明法、明经、德行、文学、出使、治河、射策等，即可见一斑。　　持有各种可赖以出仕之术学的人，称之为士，贤能型官僚则简称为士吏。汉代士吏之中，主要有三大子类，即军吏、法吏、儒吏。］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归降，处庐江郡。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0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0岁　　建元四年（b137，甲辰）20岁　　南越王赵佗死，孙赵胡立。　　六月，大旱，有风赤如血。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1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1岁　　建元五年（b136，乙巳）21岁　　置《五经》博士（五经：易、诗、书、礼、春秋）。　　（置“五经博士”。表明武帝再度推行重儒政策也。）　　［何按：五帝所立五经，皆为今文。经文释义，本于子夏、荀子一派学说。不久，复有古文经书及传授出，形成古文学派。　　儒家经典，内容复杂，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不是成于一个时代，很容易引起争论。到两汉末年，争论逐渐达到高峰，有所谓经今文派和经古文派。今文派和古文派中，又各自有派，尤其是古文派中的小派特别多。就经今文和经古文两大派而言，历来有学者加以研究。］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尊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秦焚书，书藏民间。至汉初，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记述，有两种，一本《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晃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另一本是鲁恭王在孔子故居中发现的古文传本。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乎顾问。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牛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茫所传。《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类似现代国立大学中国家所聘请的教授。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井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　　《公羊》传又说“复五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行三铢钱，行新铸半两钱，以此统一币制。（《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谓本年行三分钱。“集解”徐广曰：“《汉书》云半两，四分曰两。”）　　［何按：汉初诸侯国有铜者皆可自铸钱，富民亦可私铸。币制混乱，轻重不一。至此国家收回金融权，统一币制。］　　5月，大蝗。　　秋8月，广川王、诸河王薨，国除。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2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2岁　　建元六年（b135，丙午）22岁　　彗星见。　　太皇太后病危。　　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　　春3月乙末，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庙便殿灾。上畏惧，为之斋戒素服五日。　　5月丁亥，窦氏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6月癸巳，免许昌丞相职，以田蚡为丞相。　　（“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　　［“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田蚡聚财揽权，多任私属为重臣。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乃稍逊。］　　8月，闽越击南越。南越使求汉援助，武帝命大行令王恢等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　　闽越王弟杀其王骆郢，汉兵还。　　淮南王上书反对武帝用兵闽越。　　遣司马相如入蜀告谕宣民。　　［司马相如，蜀人。妻卓文君。卓氏先祖，蜀中之巨富，以盐铁致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是岁，以汲黯为主爵都尉（司授爵事）。　　［黯为人耿直，武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洗马。曾当面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可得乎？］　　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封东越王。命唐蒙入夜郎。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招抚多同。多同的夜郎原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对中原不甚了解。问特使“汉孰与我大”？其实夜郎仅有汉一州之地那么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比喻人妄自大。　　唐蒙对多同晓喻大汉“威德”，并赠送丰厚礼品，双方约定在此地依汉制置吏。唐蒙回长安后，汉朝就在此设置犍为郡，汉对西南夷的管理也从此开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3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3岁　　元光元年（b134，丁未）23岁　　夏4月，赦天下，赐民丧子者（无子者）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诏天下献书。命郡国举孝廉者为吏。每岁由诸州举秀才，成为常制。　　［刘歆《七略》：“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纳秘室之府。］　　5月，诏贤良曰：“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生，广川董故庄，（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土。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复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得仕。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诏曰：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可以率先帝之洪业休德？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略引）　　《武帝纪》：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广州人也。景帝时为博士。“及其去位居家，绝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国家大议多仲舒发生。”　　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　　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入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庸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汉时匈奴王廷直代、云中。左方王将直上谷，以往至岁貊、朝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略也。（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以司马谈任太史令。　　［何按：本年，乃汉武帝于建元改革失败之后，重掌权力而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可称“元光决策”。　　汉武帝之政略设计，一来之于汉初之贾谊，二来之于董仲舒。贾谊乃荀子隔传弟子。（荀子传《左氏春秋》于张苍，张苍传贾谊。（清汪中云：“《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传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救，救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　　贾谊上文帝之“陈政事疏”，曾提议“更化”、“改制”。更化即悉更秦法，变法也。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传》）。建议：贾谊还向文帝（1）裁抑诸侯王国，（2）抗御匈奴（此二条为晁错建议汉景帝实施），（3）教育太子及王子（针对于当时贵族列侯家政之腐败），（4）尊礼大臣，（5）阐扬文教，（6）转移风俗（钱穆谓：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而美）。故武帝时代复古更化之变制，贾谊开其先声。　　董仲舒建议武帝：（1）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2）为博士立弟子员，启以学入仕之途。（3）设郡县察举官吏之制，（4）禁官吏兼营商业，（5）限民名田，强化土地之国有民营之制，杜塞土地兼并之途，（6）废除奴隶制。“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食货志》）　　董仲舒闲居在家，凡朝廷有大议，武帝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武帝命张汤受令更改制度律令也。］　　鲁恭王刘余得古文经。　　［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包括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何按：据《史记》恭王以景帝前三年徙鲁王，历26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则其作宫坏壁发书，似应在元光年间。故系于此。］　　冬11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演变，成为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其基本命意在于举贤用贤，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遂被破除。］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设《春秋》、《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五经的博士。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重用儒士的时代来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京城长安出现了武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天气。万物在这适宜的季节充满勃勃生机，长安的街巷里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这几天，京城显得尤其的繁忙。因为汉武帝改元之后，向全国发布了第二个征召贤良的通令。这是一个有为时代来临的预兆。全国各地成百的读书人，紧张地聚居京城的馆驿，等待汉武帝的考试。　　所谓贤良，是指在某一方面治学有造诣的大家或饱满学之士。他们中有一些人虽享受国家提供的很微薄的俸禄，但都没有现职。贤良是汉代进仕的一种资格条件。　　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接到被征召的通知后，即从家里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准备接受策试。　　董仲舒清楚，这次策试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很重要。对他自身来讲，这是一次机遇。他早就是《春秋》博士，但一直未被重用，满腹的抱负至今未被明主发现，无法实施。对国家来说，这是西汉有为时代的开始，它将一改以往无为而治的清明如水的过谦局面，变成一个激进、拓展的大帝国。　　这次策试对汉武帝也相当重要。它既是一种标志，也确是新时代的开始。策试虽然已被几代人所使用，但这却是他即位以来真正能按自己的意志来做的第一件大事；接待、考问天下贤才良能之士，以便找到适合的人物帮自己出谋划策。　　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结束了。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一改前代“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积极有为，想成就伟业。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他所求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正可以作为政治一统和社会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董仲舒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巩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但同时，儒家思想却正好摇身一变而成为汉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还是是综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家思想与道、法、阴阳学兼容。　　刘向（汉代大学问家）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也有人称仲舒为“儒者宗”，这是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　　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前就是社会中流行的一股思潮。　　在石渠阁考试，石渠阁是汉代政府的皇家图书馆，也是学术会所，是皇帝召集天下贤才、专家，集中研讨问题的地方。　　汉武帝表现得很谦虚，他志在直接获得较为理论化的、系统的和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4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4岁　　元光二年（b133，戊申）24岁　　冬10月，行幸雍，亲祭社神，祠五畤。　　方士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遣方士入海求神仙。　　［何按：方士之兴，是对天命论之反制也。方士可祈禳灾异，延长人寿，故人主信之。］　　任公孙弘为左内史。擢拔主父为大夫，“岁中四迁。”　　［“主父偃欲因卫将军（青）入荐。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听。乃自行上书阙下，朝奏，暮入见，言九事。八事关律令，一事谏慎伐匈奴。　　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议备受重视，遂举为郎中。一岁中四迁。］　　［是时，徐乐、严安亦上书言世务，上召见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何按：时武帝疏远亲贵，急于用人，求贤若渴。）］　　夏6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伏击大单于于马邑。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侵盗不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议宜击。汉匈数十年之战遂以此为序幕展开矣。］　　［吕思勉云：　　“匈奴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亦作‘俨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俨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径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昆夷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遗文集》下，匈奴名号考）］　　（何按：匈奴乃汉时匈奴人之蔑称。（匈古音通浑、荤、胡。匈人即胡人。奴，那，匈奴语“人”也。“匈奴”即汉语匈人、胡人。然胡人实又为西域异族之总称。）日本学者内田吟凤云：“匈奴两字古音被拟为flong-nah，被认为与希腊语phrounoi之匈人有联系。4世纪时粟特人称匈奴人作xwn，拟汉音为胡。汉字匈奴与phrounoi,xwn音近无疑也。（《匈奴史研究》，日本创元社，1953）　　汉时匈奴称“荤允”，或荤（读近“玉”）。见《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史记》三王世家：　　“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　　［《汉纪》：　　“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古曰淳维（混夷）。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鲜虞）、猃狁是也。始祖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徙，居无城国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法，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射猎，急则习战。长兵则弓矢，短兵则矛铤。见利则进，不利则退。食肉衣皮，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父死则妻其母，弟兄死则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讳，无文字。自商周以来，世为中国患。至匈奴王，姓孪韑氏，国人称之曰撑犁孤涂若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谓（男）子为孤涂，若言天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凡二十四长。其大臣皆世官职。左贤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之东北，接秽貊、朝鲜。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西，按氐、羌。而单于庭直代郡、云中。岁正月，诸王少正会单于庭。五月，大会龙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会带林，校阅人畜。其法，拔刃者死，盗者没入家财。单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尚左而北面。日尚戊已。　　其送死者有棺椁衣衾，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妄从死者，多至数十人。举事常随月，月盛壮则进兵，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则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得人因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趋利。秦始皇时，使蒙恬将数十万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临河，徙遣人民以充王。因山险溪谷缮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是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头曼太子名昌顿，杀父而立。东灭东胡，两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夺地，遂入侵燕代。高帝有平城之围。高后时冒顿为书戏慢，大不敬。自是数侵扰，寇边无已。］　　［考诸汉史，“匈奴”实非单一种族或民族之称，而是秦汉时代中国北部一个庞大的成分复杂之多种族之游牧民族之政治集合体。其众推之首领即大单于。其中有黄种民族如诸羌及东胡（鲜卑、秽貊、高句丽、扶余），亦包括非黄种之塞人（斯基泰）、苏末（突厥前身）、黠戛斯、柔戎等。］（《诗·六月》：“玭狁匪茹，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这是典籍中始见的匈奴之名（王国维以玭狁为匈奴号）。《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号亦其一也。（北方名朔方，疑朔疑即索语转也。）　　《魏志·鲜卑传》裴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兹，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魏乃鲜卑，则鲜卑实为匈奴之后裔也。　　《晋书·北狄传》：“匈奴十九种，有翔渠（羯）种。”其人高鼻多须。陈寅恪谓即康居与月氏种。）　　［gavin hanbly《中亚史纲要》：　　巴克特里亚五国与印度——巴克特里亚在中国的蒙古草原边界，有一支以匈奴命名的强大的游牧民族。将匈奴比定为若干世纪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匈人，对这种观点一般还存在争论，但我们认为匈奴即匈人这一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确切地说，匈奴人在语言和各族上究竟与哪个民族相近，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一般认为，匈奴与突厥在某些方面有关系。在东西史料中，对于匈奴的记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强调匈奴在战争中的析端的暴行。应该承认，史书作者们总是倾向于将匈奴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灾难戏剧化，其中有些记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对匈奴暴行的描写如此普遍，读来又那样自然入理，所以这类记载中肯定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成份。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很快就对中国北部的统治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中国古代遗址中最著名的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而建造的。但是随着秦王朝（公元）221—前206年）的崩溃，削弱了中国的防卫力量。而与此同时，在匈奴的头曼单于（最高首领）统治下，匈奴的力量则得到了增强。到了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匈奴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冒顿征服了鲜卑、契丹以及东胡等与匈奴相邻的部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宰。　　在甘肃西部，也就是后来以敦煌闻名的地方，有另外一支被称作月氏的，成份相当混杂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了月氏，又复击溃北部的乌孙，并将乌孙赶到了西方。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再次向月氏发起进攻，击败月氏，并杀死了月氏王。最后一次失败，使可怕的月氏部落（他们是与匈奴相似的游牧民族）开始举族向西方迁徙。月氏人可能是越过伊犁河谷而下，沿着伊塞克湖南岸向西进发。在伊塞克湖地区，月氏击败了一支塞种部落，并将后者赶到了西南方。《前汉书》将这支塞种称为“塞王”。但是，月氏在进军途中，又与乌孙部落遭遇，乌孙这时转而在后方袭击了月氏。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落荒而逃，继塞种之后，被赶到了费尔干纳地区。这样，在公元前160年之后不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锡尔河边境地区，受到了来自塞种和月氏这两个强大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但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汉文史料中的月氏，显然就是西方文献中叫做“吐火罗”的部落。　　到公元四世纪，蒙古草原的匈奴游牧帝国已经久已分裂成了两个各不相属的部分，它们就是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北匈奴这时都动乱不已。公元311年，南匈奴部攻陷和烧毁了中国北部都城洛阳。洛阳城当时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终点，在罗马人中间，洛阳城以“sera metropolis（丝都）而著称。　　与此同时，鲜卑部落日益强大，成为北匈奴的主要对手，并将北匈奴从贝加尔湖地区附近赶向西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匈奴很明显地是向天山山脉北部迁徙，但是古代东、西方史学家对于北匈奴这时的迁徙情况，都没有加以记载。最终，北匈奴出现于索格底亚那北部的锡尔河草原。从公元350年以后，到达锡尔河的匈奴中有许多分枝入侵了萨珊帝国东方诸省，在这里，他们以“匈尼特”的名字为人所知；后来，其余的匈奴部落则出现于阿兰人和伏尔加河西部南俄草原的哥特人中，这些匈奴部落以欧洲“匈人”著称。　　在公元前360年，他又返回了西方，重新与罗马帝国开战，而匈尼特人的军队则作为沙布尔的同盟者，跟随分开朗军队出征。　　这时有伊朗东部，兴起了股新的势力，这就是匈尼特人及其继承者寄多罗人和厌哒（hephthalites或ephthalitds）。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最初在呼罗珊地区出现的匈人，可能就是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提到的匈尼特人，他们的出现，比到过欧洲的匈人大约早25年左右。匈尼特这一名称可能是由中部伊朗的xiyōn（hun），加上希腊文部族的词尾——ιται 构成的。但是亨宁认为，ephthalitds（厌哒）这一名字的词尾是粟特文的复数形式。当匈尼特人最终与沙布尔二世结成联盟之后，他们参加了沙布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反对罗马帝国的战役。那里，匈尼特王伽楼巴提的儿子在围攻阿美达（diyarbakr）的战斗中阵亡。　　虽然从厌哒的名称与种族来看，厌哒人是匈人，但他们过的并不是游牧生活。厌哒人肤色白皙，王官端正；对死者实行土葬，而且厌哒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要埋葬20名生前好友来陪葬。与匈尼特人实行火葬的习俗有明显的区别。　　公元五世纪与六世纪早期，即厌哒人在巴克特里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后期，根据印度史料记载，旁遮普地区频频遭到入侵，而且某个以“匈奴人（hunas）知名的民族也在这时侵入了西印度。　　这些入侵者就是匈人，但他们究竟是匈人中的哪一支，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些入侵者中，最重要的一支是疾布里提。早在公元458年，笈多王子塞建陀笈多就被召来，抵抗入侵者的猛烈进攻。这些入侵者很可能就是匈奴人。　　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年，笈多帝国就衰落了。到公元510年，匈奴人首领头罗曼已经在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他的统治。　　我们对于亚洲匈人的语言，象对他们欧洲同胞的语言一样，完全一无所知。究竟哪个民族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匈人相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现在有两种主要的假设。第一种假说是由科什曼和厌一雄主张的“伊朗语”说，这一似说的主要根据是草体希腊字钱币题铭。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新的发现所排斥，人们发现这些题铭实际上是东部伊朗当地的巴克特里亚方言。苏科克塔尔巴克特里亚铭文的发现，使这一结论成为定论。毫无疑问，这种伊朗语言偶尔确曾被匈人为了管理的目的而使用过，但是匈人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呢？现在能够自圆其说的假设，是米诺尔斯基提出的“突厥语”说。然而，“突厥说”也并非尽如人意，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周书》说，厌哒人实行一妻多夫制，这一记载对于主张厌哒源于印欧语系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与其说他们接近突厥人，倒不如说他们接近藏族人。从大英博物馆一个银盘上所画的东部匈人（很明显是寄多罗人）的军事装备上，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他们的种族起源有关的问题。从银盘上所见，匈人的装备有一柄笔直的双手握宝剑和一张复弓，但是没有马蹬。匈人装备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特点，很明显地将他们与后来的阿哇尔人区别开了。阿哇尔人具有特色的装备是弯曲的剑和马蹬，而一般则认为阿哇尔人属于蒙古人种。　　当众多东部匈人部落统治着巴克特里亚以及现代阿富汗的其他地区时，在蒙古地区的草原民族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王朝更替。实际上，正是蒙古草原的这些变动，最终导致了厌哒帝国的垮台。鲜卑将北匈奴从鄂尔浑灌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赶到巴克特里亚以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统治了蒙古草原。但是到公元六世纪，有一支称作柔然的部落在蒙古草原崛起。这些柔然人，可能就是后来以阿哇尔的名字在欧洲出现的部落。公元560年这后不久，阿哇尔人就已经君临匈牙利草原。虽然无论是对阿哇尔人在蒙古草原的情况来讲，还是就其到达匈牙利居地后的情况来讲，我们对阿哇尔王朝的历史都所知甚少，但是阿哇尔民族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具有某种强烈的兴趣，因为可能正是阿哇尔人，向欧洲传递了骑兵战争的两种重要器械，马蹬和马刀。公元五世纪时，大概在介于中国和草原之间的地区，发明了马蹬和弯曲的骑兵剑。当这两种发明被阿哇尔人传到欧洲之后，很快就被拜占庭采用了。像马蹬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象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蹬为何物，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诧不已，然而看来实情确是如此。　　突厥兴起的结果，将柔然王朝驱逐出了蒙古草原，在此过程中，突厥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到公元552年，柔然已经完全败亡。突厥帝国的开国君主是汉文史料中称为土门（突厥文铭文中称作“布民”bumin）的首领。突厥可汗的驻地位于库车北部的白山（aq dagh），但突厥帝国的领土则往西一直达到了阿姆河和里海。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突厥汗国的西部实际上是在土门可汗的兄弟，室点密的独立统治之下。］　　夏6月，从大行王恢之议，令五将军伏兵三十万于马邑，谋诱击匈奴，计泄未果。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绐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人聂翁壹，奸阑出物（走私）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万伏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单于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微，见寇，保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　　王恢以失机沮兵，下狱死。　　［汉将军王恢谋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与匈奴绝和亲。但边贸则未绝。　　［自是匈奴绝和亲，攻挡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嗜汉财物，汉亦尚炎帝不绝以中之。］　　秋，诏全民大哺五日（过年）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5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5岁　　元光三年（b132，已酉）25岁　　窦、田为争夺田产相争。　　［丞相遣籍福请窦婴城南田。窦婴怒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田蚡闻之，曰：窦婴子杀人，吾活之。何爱数顷田？］　　［窦婴景帝时为大将军，田蚡当时位列诸郎。未贵，往来侍酒于窦婴，跪起如子侄辈。及元光后，田蚡借王太后之势，专权骄姿跋扈，遂蔑视诸窦。］　　［何按：此案表明王（田）氏新外戚势力的兴起，旧窦氏势力已大削弱。而武帝正处于矛盾之中心。　　武帝以“无为（不介入）之道处之，此乃武帝以外戚制外戚之策也，甚高明。］　　［《汉书·卫青传》记卫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五月丙子，黄河于瓠子决口改道，注巨野，通淮泗，泛郡十六，改道从顿丘东南入海。　　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5月辄复坏。决口濮阳，淹十六郡。丞相田蚡反对治河，云：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史记·河渠书》）因其封地俞县（今山东平原）在河北、河夷南流对其有利。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6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元光四年（b131，庚戍）26岁。　　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颖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乃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阴谋语。宾客居间调节，暂和解。　　夏，田蚡娶燕王刘泽子康王刘嘉之女为夫人。王太后诏，命列侯、宗室皆往贺。窦婴邀灌夫俱往。灌夫骂座。田、窦家族矛盾激化。　　［《史记》：灌将军夫者，颖阴人也。父张孟，尝为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吴楚反时，从军平叛，有功，为中郎将。后家居长安，坐法去官。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资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宗族宾客为权利，横行颖川。民间歌之曰：“颖水清，灌氏兴。颖水浊，灌氏族。”窦婴失势，乃与灌夫交，倚其客报复平生有睚眦，先慕其势后弃之者。灌夫亦倚窦婴，以结交列侯、宗室、亲王。两人相利用，其游如父子然，恨相知晚也。］　　［何按：由此可知，灌夫本为颖川恶霸，窦婴则为失势之贵族。其与田蚡之争，实乃贵戚与暴发户之争也。］　　主父偃盗书陷害董仲舒。　　［“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火灾。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阴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免诛，复为中大夫。董氏告老免归。大臣皆畏偃口，赂遗累千金。］　　［是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火灾。上素服五日。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主父偃窃之以上奏天子。记中推说灾异天意，认为应诛刘安及田蚡。　　武帝览之不悦，下董仲舒于狱，后复释之。（此似与田蚡授意公孙弘陷害董氏有关。）］　　［最早建议武帝除掉刘安和田蚡的是董仲舒。事起于本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先后发生两起火灾。（一说在建元六年。）董仲舒著文论之。论收入《汉书·五行志》：“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不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而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所言“在外而不正者”指刘安，“在内不正者”指田蚡。　　草稿未上，主父偃私见，嫉之，窃其书而上奏。武帝不以为然。召示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元朔六年，淮南、衡山王谋反事觉，武帝乃“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 。（《汉书·五行志》。）田蚡已死，不及诛，武帝忿忿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史记·武安侯列传》。）］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5月，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御史大夫韩安国行丞相事。堕车，蹇，因病免韩安国官职。　　9月，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病愈复起为卫尉。　　窦婴，田蚡廷辩。　　王太后命族灌夫，并案治窦婴。武帝听之。　　［何按：田窦之争，实乃建元以来刘窦两大家族权争之继续。但建元初之争，关系重大政策方针。　　王氏、田、窦之争，则重在家族财产利益之攘夺。武帝乃表面超然中立，而阴施以外戚制外戚之策，使其两败俱伤。　　灌夫为一时豪强游侠之首。此事件后，窦氏、王氏、田氏三外戚及豪家俱败。］　　10月，灌夫弃市。　　12月末，窦婴弃市。（“将相名臣年表”以元光四年12月田蚡死。五年10月族灌夫、窦婴。而蚡传记蚡死时病狂，见灌窦鬼事。表误。）　　［《魏其武安侯传》记田、窦、灌三家相斗事甚详，此乃元光年间一大公案也：　　元光四年夏，田蚡娶燕王刘泽子康王刘嘉之女为夫人。王太后诏令列侯宗室皆往庆贺。窦婴挟灌夫俱往。至酒席上，田蚡不为敬。灌夫乃借酒骂座于临汝侯灌贤，并辱与其耳语者卫将军程不识。灌贤乃灌婴孙辈，灌婴则为灌夫父之旧主人也。　　田蚡曰：“你辱骂程将军，程李俱为御林军卫尉，亦不为李广将军留面子乎？”灌夫曰：“今日愿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田蚡乃令家中骑卫扣留灌夫。籍福欲救解之，按其项令向田蚡谢罪，灌夫愈怒，绝不肯低头。　　窦婴起去，欲麾灌夫同出。田蚡乃令骑卫押灌夫置警署（“传舍”），召长史（掌事）曰：“今日召亲室饮宴，乃奉王太后诏。灌夫骂座，是大不敬。”遂以大不敬论罪，当斩首弃市。灌夫被系于狱中，乃不得首告言田蚡“阴事”。　　窦婴乃以金使宾客请托于廷尉，惟诸吏皆为田蚡耳目，莫可得解。　　窦婴决志救灌夫。其夫人劝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岂可救邪？”窦婴曰：“侯位自我挣得，即自我丢之，无足恨悔！我绝不令灌夫独死，而我独生”。遂转移家人、变散家产，然后潜身出家上书皇帝。　　武帝见书召人，窦婴哭诉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失言，而丞相因他事诬罪之。上然之，赐窦婴食。曰：“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至太后朝宫（东朝廷）申辩之。”　　至王太后宫前，武帝主持，双方陈词。窦婴先为灌夫辩护。田蚡则大毁灌夫平素横行不法事，目无君后大逆无道。窦婴辩不过，自度已不可挽回，因揭露田蚡与淮南王交往受金谋变之阴事。　　田蚡跪拜武帝前，曰：“当今天下太平，作为肺腑之臣，所好非权力，只好音乐、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之属。而窦婴、灌夫则招聚天下勇士、豪强，日夜讲论政局，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即俯画于地，睥睨东西两宫之间，希图天下有变，而欲以废立大功。臣乃不知窦婴究欲何为！”　　于是武帝问在座大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灌夫旧有军功，若非有大罪，仅争杯酒不足诛也。但丞相言灌夫通奸猾，侵小民，家资亿万，横行颖川，凌犯宗室，侵欺皇家骨肉，此乃枝大于本，不折必劈。唯明主裁断之！　　内史郑当时欲暗护窦婴，见势不敢坚持。其余大臣皆不敢发言。武帝乃怒斥郑当时曰：“公平日数言窦、田长短，今日到朝廷公论其是非，局促竟如新驾辕之小马驹！我要一并斩灭汝属！”遂罢朝。　　帝入东宫请食并汇报于太后。太后盛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已敢如此欺吾弟。我死后，皆鱼肉之矣！难道皇帝是无态度之石人木偶乎？今日皇帝主持，辩论竟无结果！若在你身后，大臣还有可信者乎？”　　武帝谢罪曰：“因双方都是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之事耳。”于是召郎中令石建，分别议双方廷辩事。（郎中令，主禁军也。）　　田蚡退朝出，候韩安国于宫门，召其同车，怒责曰：“窦婴已是老秃翁，何为惧之，首鼠两端？”安国曰：“今人毁君，君亦毁人，如贾竖妇女争骂，何其无大体也？”田蚡谢曰：“争时慌急，不计所言。”安国任御史大夫，乃田蚡之力也。　　又安国曾为梁王相，为梁王事联络长公主，以有能力曾为窦太后及窦氏长公主所倚重。故其临事，两面讨好。　　于是武帝命御史，以窦婴当廷所言不实，欺谩君上罪，下狱。窦婴再求见皇帝，皇帝不见。在景帝临终时，曾有遗诏赐窦婴，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窦婴乃使子侄通过陈皇后上书言之，皇帝再召见。　　武帝乃命调阅尚书大行（秘书处档案），不见此遗诏原件。惟有诏书藏于窦家，家丞封存，报上。大行乃弹劾窦婴伪造先帝诏书，罪当杀头弃市。遂以十二月晦日，弃市于渭城（咸阳）。］　　十二时丁亥，地动。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7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7岁　　元光五年（b130，辛亥）27岁。　　“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其次续食，令与计偕。”　　春正月，河间献王刘德薨。　　［“德好学。修礼乐，造次必于儒者。道术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书。来朝，上策问三十余事，具推道术以对，文约旨明，上甚重之。］　　诏立其子。来朝，献雅乐。帝命下太乐官（乐府）存习。　　春，田蚡病狂，号呼上名服罪、谢罪。上使巫能视鬼者往视之，见魏其、灌夫鬼守之。　　3月乙卯，田蚡死。子田恬嗣侯。　　使唐蒙通夜郎。使司马相如通西南夷。　　夏，以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发巴、蜀卒筑路，从棘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安边场）指牂柯江。初唐蒙问蜀商，知枸酱由夜郎（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输南越。蒙上书请通夜郎，欲浮船牂柯江，直抵番禺城下，以取南越。武帝遣蒙赴夜郎，夜郎侯多同问：“汉孰与我大？”遂置犍为郡（治棘道），开通道路。士卒筑路者多死，逃亡者受军治惩治，蜀人惊恐。武帝遣司马相如责唐蒙等，慰喻蜀人。相如于武帝初年因善辞赋被召拜为郎。］　　秋7月，废陈皇后阿娇。斥疏长公主。　　［收其皇后玺绶，置退，废居长门宫。捕为巫蛊者，皆斩。］　　8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通先圣之术者，具次贤良，令与计偕。”　　诏征文学之士，淄川国复推举公孙弘。对策，天子擢为第一。召入见，拜博士。　　［《西京杂记》：“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尚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著冠履以与之。］　　［“弘每朝会议，并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谨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悦之。元朔中封弘为平津侯。以布衣治经术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是年，江都易王刘非上书请伐匈奴，武帝不许，以诸侯干政责之。　　决改革法律。以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议更定诸律令。　　［“务在深文。拘守职之责，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深刻自此始。］　　［纳大农令郑当时议，命水工徐伯督卒数万人，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溉田万余顷］。　　［是年江都王上书，愿击匈奴，武帝不允。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家。武帝初年，公孙弘曾以贤良文学士被征为博士，并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年，复被征为贤良文学，并在对者百余人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8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8岁　　元光六年（b129，壬子），28岁。　　始征商贾车船（对商品征收运输税、财产税）及缗税。　　［“初算商车，租及六畜。”以税赋补国用。 “一岁之中，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子用饶。］　　［算，即税也。汉初施行财产税，收訾算。服虔说：“訾万钱，算百二十七。］　　［何按：汉初实行抑商政策。《平准书》：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景帝欲变之，后元二年诏曰：“有市籍不得官，无赀不得官，朕甚悯之。”至武帝盐铁令下，民得以金买官遂废旧制。《食货志》：“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春，开渭渠、龙首渠。　　［邛（今四川西昌一带）、作（今盐泽一带）君长请内属。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为使，置县十余。始税商贾车船，令车“筑”。用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由长安沿终南山到黄河，全长三百余里，三年完工。从此，关东到长安漕运时间省去一半，并溉田万余顷。］　　6月，行幸雍。　　匈奴入掠上谷。　　秋，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将军出兵入草原分击匈奴。　　［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　　卫青兵至龙城，斩首700余级。余军皆失利。　　［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赎为庶人。］（云中郡治在今呼和特市西南，距狼山口五百多里。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不远。）　　冬，匈奴数盗边报复，渔阳尤急。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何按：是年改革对匈奴战略：（1）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御，（2）长程运动，而非屯兵待战。（3）以骑兵取代步、车成为主力军队。］　　钱穆谓：汉武击匈奴，采用三种步骤：　　（1）远出东西两翼自侧面迂回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应与兵员援助。（2）正面击其主力。（3）进一步则为渡大漠远征。］　　［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主父偃窃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董之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又“诏赦之”，并“复为中大夫”，但从此，“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瑕丘江公治《谷梁春秋》，与仲舒并，因而“上使与仲舒议”，江公呐口，“不如仲舒”，“卒用董生”，“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光兴”，并诏吾丘寿王“从中大夫仲舒受《春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9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9岁　　元朔元年（b128，癸丑）29岁。　　冬11月，诏议二千石不举孝廉者皆有罪。　　［冬11月，诏公卿、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春，3月，立皇后卫氏。　　皇子刘据生，乃卫皇后子。卫氏遂以子贵。卫氏出身卑贱，事帝甚谨。（尊立卫皇后事，主父偃有功也。）　　［《枚乘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立皇子祝》。”师古注：“高媒，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媒祠。］　　秋，匈奴二万骑攻入辽西。杀辽西太守，杀略三千余人。　　以卫尉韩安国为将屯将军，军代。匈奴重兵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　　［安国时仅千余骑，且尽，会燕救兵至，匈奴乃去。］　　复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以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远击匈奴。青斩首虏数千人。　　［何按：此汉军与匈奴作战以来，第一次杀敌数千人。］　　鲁恭王刘余、长沙定王刘发死。　　东夷秽君南闾纳质归诚。从主父偃议，初置辽东苍海郡，以备御匈奴之东翼。　　［元朔元年（128）秋，东夷秽（又称秽貊）君长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附汉朝，武帝置为苍海郡（今朝鲜临津江、北江原道间）；（或说地在朝鲜半岛中部，即今日之“汉城”。）元朔三年（前126）春罢（完成）。灭卫氏政权后，武帝在其在地置四郡：真番（今朝鲜礼成江、汉江间），临屯（今朝鲜咸镜志道并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市），玄菟（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道一带，治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志道咸兴）。　　自东定朝鲜后，武帝又将汉帝国的影响一直推展到日本。］　　［元朔元年（前128），徐乐上书：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寸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吉；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0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30岁　　元朔二年（b127，甲寅），30岁。　　募民能入匈奴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赀为郎，始于此。　　冬，赐淮南王、淄川王几杖，毋朝。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诏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遗。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期然后罢。（《汉书·淮南王传》）］　　正月，纳中大夫主父偃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由皇帝定其封号。自是，藩国裁分，诸王子弟毕为侯。　　［仲长统《昌言·损益》：“汉之初兴，公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姿，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肉，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规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籍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坐食俸禄而已。］　　匈奴攻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韩安国卒。　　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取河南地。尽逐白羊，楼烦诸部，远征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至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音斗）辟县造阳地予胡。］　　经此役，卫青全部收复秦河南地，置朔方、（此乃用主父偃之计。《史记》：“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戌漕，广中国土，灭胡之本也。”）五原郡。遂据之以为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　　［钱穆谓：“是时汉都在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威胁。卫青取河南、置朔方，自是长安始无烽火甘泉之警。”　　汉与匈奴东西横亘，匈奴单于庭偏在东，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军便于出西。建城朔方，同时弃上谷之渔阳地予胡，此为汉庭弃守为攻之大战略。此后匈奴于两翼皆大受汉军之威胁。］　　［元朔二年卫青夺取河南地后，汉武帝曾颁诏嘉奖，道：“今车骑将军事，度西河，至高阙……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奚旧塞，绝梓岭，梁北河。”　　《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地理志》云：“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汉临戎县在今日内蒙古磴口市北，其北的“连山”非狼山莫属。汉代“土俗”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说明高阙地名在河套一带行用已愤愤　　久，不是史家新造。《水经·河水注》说今狼山口“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汉代至北魏河套一带的居民一向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正是高阙在狼山的强证。　　高阙是一处军事要塞，《史记》所述与高阙有关的战事，反映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高阙与河南地区关系十分密切。赵武灵王古领高阙前后，大约河南地已归入赵国版图；战国末年赵国失去高阙，河南地也同时丧失，所以秦统一后有连取高阙、河南地之举。奏末河南地再度为匈奴占据，直到汉武帝元二年才重新收复，而收复河南地的关键仍是高阙的夺取。司马迁把古据高阙当作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功极盛的标志大书特书，字里行间实寓有高阙得则河南地安的含义。战国秦汉时“河南地”的中心区域在河套一带。］　　夏，募民十万口徙朔方。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从主父偃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灾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时选强豪大姓不得族居。（《后汉书》郑弘列传注引《谢承书》）］　　关东大侠郭解亦在徙中。郭解拒命，乃族郭解。王太后为郭解请托，武帝从公孙弘议峻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