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宣读并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有张春桥亲笔批示、由“二四四”小组头目游雪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这些材料里有这样的话：“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问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王芳在发言中说：“这里的特殊战线和隐蔽斗争，就是特务活动。这一点，张春桥自己比别人更清楚。法庭上出示的游雪涛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笔记本上记录的张春桥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记的原文说：‘春桥同志指示：你们要小心，谨慎，人不要太多，但是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一点你们要格外地清楚。’这就给张春桥作了死证。”　　张春桥再次挑衅性地扫了审判台上的法官和公诉人一眼，嘴角撇了撇，既是不服气，是也蔑视这些他认为一窍不通的法官们的无知。在他看来，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这样的。　　这时，法庭传来了参加过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昆剧团演员庄瑞云，让他对游雪涛特务小组的内幕进行揭露，他的证词说：“张春桥感到自己从事政治夺权斗争，需要一支如同蒋介石门下的戴笠那样的特务人马，便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其用合法化的身份来掩护其非法的秘密活动。这个小组进行活动的手段十分卑鄙，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等等手段搞情报。”　　人们很奇怪，这个游雪涛怎么能叫“二四四”的代号呢？其实，这只不过是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在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办公的一幢独立的小楼。　　公诉人王芳发言道：“游雪涛的原名是‘扫雷纵队’，一九六七年初因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这个组织合法化，用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组织设有活动的据点，有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备着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等特务活动器材和工具。游雪涛严格地挑选人马，共有三十五个人员，其职业五花八门，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根据公诉人的要求，法庭出示、宣读了证据，主要有：　　侦察所渭江苏“老人串联会”，诬陷华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装”，诬称后台“可能来自陈丕显，并且有迹象表明，总根子一直通到陶铸、谭震林身上”等等；诬陷江华、魏文伯、陈丕显等“合谋对伟大专政手段”以及“江华密谋兵变”；诬陷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九十七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　　证词表明，张春桥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共制造了廿六起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证据里，有张春桥当年的秘何秀文的证词，他说：“游雪涛为张春桥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情报，他和游雪涛的谈话，经常背着我，一九七○年十月，张春桥做贼心虚，让我亲自烧掉了游雪涛的那些材料，说是过时了，没用了……”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里，眼睛虽然闭着，脑子却在活动着，他想起了游雪涛这个人……　　游雪涛，生于一九三五年江苏无锡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上海《青年报》的记者，担任了文艺组的副组长。他造反后不久，给张春桥提供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材料和消息。开始，张春桥对这个年轻人表示了重视，提议他当了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后来发现他提供的材料里水分越来越多，甚至搜集起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材料，连姚文元的材料也开始搜集了。于是，他在一九七○年初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作出批示：　　“游雪涛这个人到处搜集材料，究竟是要干什么？如果只是在运动初期，给我们提供一些走资派的材料是可以的，但是他后来的活动显然离开了应该规定的范围，使我越看越像搞什么情报工作了。这就离谱了。你们对他的活动应该警告，让他下厂去锻炼锻炼。”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代表张春桥约见了游雪涛：“经市革委研究决定，从明天起，你下厂劳动去！”但是，游雪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接连给张春桥写信，大骂王洪文、徐景贤等那些文革新贵，终于激怒了张春桥等人，于是他被王洪文亲自派的人秘密逮捕了……　　游雪涛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中后来的两年里，他给张春桥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反对王洪文、王秀珍等市委领导人的……　　春桥在抓起游雪涛的时候，在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游雪涛最后发展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宣战的地步，很令人们深思。他的头脑里是怀疑一切的，目无政府主义的毒太深了，谁也不相信，谁也敢反对，甚至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统统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呢？所以他的教训应该值得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们吸取……”　　后来，也在对游雪涛的材料上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地和他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我们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对他的教育，事情一切就都清楚了。”　　现在，把他的问题统统栽赃到我的头上，岂不是有点颠倒是非吗？张春桥这样想道。有几次他真的想开口说几句话，用来驳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蔑，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回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给自己找什么样的罪名，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彻底，打倒而搞臭，即使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那样的问题，欲加之罪，是总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的……　　张春桥听到法庭调查所谓游雪涛搞特务活动的调查结束以后，审判员曹理又开始审理所谓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犯罪事实。　　法庭出示了一件件证据证实，张春桥伙同姚文元，在各种会议和讲话里，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黑班子”，说陈丕显是“反革命两面派”，“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定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张春桥的指示和同意下，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有十七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对这样的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嘲弄态度。他在法庭上对所出示的证据，连看都不看，一概斥之为：“你们胡闹！”　　一直到休庭后，张春桥出了法庭的大门，他才对押送他的战士说：“搞这些反革命的丑剧，只能说明了我的光荣和正确。我在法庭上不置一词，就是对他们的蔑视！”　　张春桥，终于在这时才说了句心里话。　　这，才是真实的张春桥！　　　　第二十二章　我不认为这是结束……　　　　在几名被告的法庭调查中，只有张春桥的时间是最短的。张春桥的闭口不言，使得对他的调查只是公布若干的证据，于是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本来是很有意思的过程。这，使得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千里万里赶到北京，就是为了听听或看看张春桥的表演，他坐在那里连个屁都不放，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看吴法宪哭鼻子有趣呢！”　　监管员奉命几次给他做工作，劝他在法庭上行使他自己的权利，进行公开的辩护和陈述自己的理由。他说：“不管你的辩护起不起作用，这都是你留给历史的痕迹，后人研究你的历史时总会有个比较。你应该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会有辨别能力的。”　　“你还是以为今天的法庭是代表人民的吗？”张春桥突然对他开了口，“你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哪一个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本身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又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以，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我们的头上，在这种显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我怎么能在我的对立面前寻找公正的答案呢？我在他们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用不予回答和理睬来和他们进行斗争！”　　监管员根本说服不了张春桥，更无法完成改造他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罪犯面前，他的能力显得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经过了几次开庭，张春桥已经熟悉了特别法庭的程序。他认为，这样的法庭其实完全是个假样子，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们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本子来进行表演的，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些人处理的决定权。真正的导演是幕后的那个决策人，为首的就是自己的老对手邓小平。　　他很清楚，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围绕在周恩来的病床上，一直请求周恩来带病去见毛泽东，要求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要求在总理百年之后接替那个位置。王洪文亲赴长沙和周恩来分别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王洪文有句话：“你们不要多说什么，中国的大局我很清楚。有人想试一试，就让他试一试嘛，我又马上死不了，你们着什么急！”　　王洪文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一系列内容后，张春桥发现邓小平等人只是关心着对他有利的那些东西来传达。他对张春桥说：“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张春桥负责，我们这些人只抓具体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是全党的大事呀。”张春桥说，“我建议你在讲话里强调一下，以示党中央的声音是一致的。现在外面已经有了种种谣言，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避谣呀。”　　“谣言算什么？”邓小平漫不经心地说，“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谣言就更多了。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是要看我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只要我们干的是人民群众欢迎的事情，我们就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否则，就是再讲什么理论也是不行的。春桥同志，你明白这点吗？”　　张春桥已经听出了他的话意，就说：“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继续沿着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的方向，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岂不就是半途而废了吗？”　　邓小平摇摇头：“这个我管不着。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　　张春桥感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和尖锐。那时，他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像邓小平这样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不住，而且一定要走回头路。华国锋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一个邓小平，一个叶剑英，他们都是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人，现在他们俩几乎把总理包围住了，天天往总理那里去，干扰得总理不能好好地休息。他们要干什么？是要权呀！”　　江青当时还表扬华国锋：“国锋同志的讲话讲到了点子上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主席，他是会明察秋毫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提出问题，最后的决定听主席的。”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让王洪文等人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他们的意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上去了。毛泽东在各种场合，都给了他们明确的答覆。其中布置一系列重大任务，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来说并不利。　　张春桥想到，邓小平终于达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把党政军的大权交给了他，他一上台就对江青、张春桥大打出手，几次开政治局会议对他们进行围攻。一九七五年的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把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司马昭之心暴露得淋漓尽致。于是，毛泽东忍无可忍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从稳定形势的大局出发，选择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这个文件里，还有一句话：“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一惯的斗争艺术和技巧。他的决定里充满着深远的意义、复杂的内涵。他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极大地缓解着党内相当大的多数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和气愤。他用这种手段在平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也是给江青、张春桥扩大着他们的队伍和力量。这片苦心，直到张春桥进了监狱之后他才悟了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历史老人对匆匆来去的政治家们非常苛刻，他给人们的机遇从来是一带而去的。当你不善于及时地捕捉住它时，它对你的嘲弄和惩罚往往是最为残酷的。本来，毛泽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也是很好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敏感和政治家的手段并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习惯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那一套对各种政治势力所熟悉的斗争策略。那套东西，就连毛泽东的对手们也已经了如指掌了，遗憾的是江青还在那里当作新鲜武器来玩弄。这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成功，利用了他们耍弄阴谋的秘密活动，也利用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这两者的结合，迷惑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也迷惑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些人面前，张春桥自己感到自己的确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说老实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张春桥写上那篇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日记，即《三月二日有感》，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发泄。他还有更为重要的日记，可惜当局不敢给他公开出来。他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全部公开，那样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显示他的远见和才干。在他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在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其实，他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在过高地估计着自己的力量。他是既不善于依靠自己的，也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他昏头昏脑地想凭着过去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来在中央的全会上获得胜利，正好中了华国锋的缓兵之计。　　“张春桥，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完蛋了。我看你还是面对现实吧。”监管人员大概是在例行公事，总是在张春桥思考问题的时候来打扰他一下。“如果你现在能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对你的最后处理是会有帮助的。你的问题中央很关心，邓小平同志也对你的处理很关心。上头一再给我们说，只要你有丝毫的悔改之意，法庭在处理时都会体现出来的。”　　张春桥铁青着脸，好大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做梦！”　　其实，他自己就常常在梦中来打发日子的。尽管他清醒后觉得很荒诞。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刘少奇重新修改、增删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了。毛泽东批判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说来也是叫人莫名其妙。这本书出来时，全党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批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识别出它的问题。到一九六五年，仅在北京，书就印了廿二次之多，并译成五种文字大字大量发行。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林彪的天才论也是这样。如果他不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鼓吹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的死党们不在会议上跳出来反对我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林彪事件，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现在这样的局面，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坐在桌子旁边，费尽心机地思考起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了……　　他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往往会有反覆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如果不警惕，迟早要吃大亏。现在有人要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些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我们中央的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这样下去，还不出修正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断定：今后的斗争会有反覆的！　　当然，这只是张春桥自己的一厢情愿。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给他们定了性，都觉得他们要想翻案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给他们判刑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同江青集团的斗争究竟结束了没有？许多的人似乎还有问号。林彪集团，翻案不翻案，似乎没有什么风波，大家对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对江青集团，有人总是心有余悸。因为这个集团是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生前很信任的几个人。似乎只要是毛泽东定下来的事情，总会有反覆。这个问题，我和陈云等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不在于是谁定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正确不正确。江青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了。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有幻想呢？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他这么一讲，许多政治局委员就上来了。陈云说：“我记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张春桥那个小组里参加讨论。张春桥和我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这些老同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该让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这些新生力量提当大任的时候了。你应该支持他们出来工作，不要给他们拖后退。新生力量总是要战胜腐朽的、落后的力量的，这是一个谁也扭转不了的历史规律。请陈云同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然还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句话，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如果是，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失败？如果不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历史再倒退呢？为什么现在一些人提起江青和张春桥总还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就是他们还有市场。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替他们翻案？我看很难说。但是我们应该有一条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判刑要扎扎实实，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和我们的后代的鉴证。”　　到了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议论就更多了。　　“必须依法办事，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江华这样说，“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条原则，就不要担心以后什么江青和张春桥翻案的问题。我们这次判决，给江青、张春桥挑起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是不是我们党和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呢？还要看我们这次的审判是否成功。这一条是肯定的。”　　于是，这个委员会里，围绕着量刑和适用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一时很难最后下结论的讨论……　　张春桥可以看报纸了。他的第六感觉使他意识到在对他们的判刑上，必然会出现争论。别看法庭上那些法官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他们难道不清楚，起诉书里对他们的指控其实不都是针对着毛主席吗？放在毛泽东生前，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还不是很清楚的吗？在中国法律的天秤总是随着权力而倾斜的。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群体意识，使相当的多数都是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真理的标准往往就是以权力来作为衡量是非的尺码的。这一点，不是用理论，而是看事实就清楚了。要是邓小平不上台，不使华国锋失去了权力的重心，他能这样地发号施令吗？　　于是，他这样设想：权力是否永远姓邓？换句话说，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集团是否能永远地掌握中国的权柄？这就是这次斗争会不会有反覆的根子。他不相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就永久地落到了他们这些人手里。他相信。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重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于是，他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手里。哪怕是等上十年、几十年，他也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后的。　　说老实话，能够使张春桥建立起信心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多次引用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讲的话：“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既然苏联是如此，那么中国也一定会是这样的。张春桥这样地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到九月初，毛泽东多次这样讲：“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深深印在张春桥的脑海里，斧头也砍不掉了。他就是凭着这些东西作为支柱，拼命的挣扎着，挣扎着…　　　　第二十三章　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审理进入了法庭辩论的阶段。由于张春桥拒绝对任何事情进行回答，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辩解。所以，使得这次法庭辩论完全成了公诉人在唱独角戏。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未能看到张春桥的精彩的表演而感到遗憾。　　张春桥来到法庭的时候，嘴噘得高高的，竭力要显示出自己的凛然正气。但是他的模样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仿佛像一尊石雕，蜡黄的脸上毫无血色，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僵尸。　　这时的审判长曾汉周，已经坐到了主审官的席位上，他宣布了辩论的开始。　　公诉人马纯一是在没有对手情况下发表他的辩论词的。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导到中央，党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污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他们正是在这个纲领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地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一提到夺权，张春桥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泽东把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对他讲的话：“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要把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海要做这个工作的带头人。对于你们的夺权，我们的敌人肯定是要攻击和造谣的。我看，让他们骂上一个世纪他们就不骂了。那时我们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会得到举世的公认。”　　对上海的夺权斗争，毛泽东亲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了祝贺。张春桥至今记得里面的内容：“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那时的张春桥，面对全国各界的欢呼和学习，是何等的风光呀！　　公诉人讲到这里时，特意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点摇晃。其实，他是为他陷于回忆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马纯一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多次诬陷人大常委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污蔑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定了调子……”　　张春桥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发出黄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使人们很难猜测他的内心究竟是在想什么。他的两条腿在不停地交换姿势，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重新调到要害部门去，像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火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造反派的队伍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的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局长找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点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风暴’的说法才出来……”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突然发出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指名攻击我是陶铸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去吧，不要管他。闹了几天，越来越不像话。我和姚文元是参加他们的会的，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他们不听，要开‘打倒张春桥大会’。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覆考虑了两天，到底发不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学生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了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有抓。‘红革全’的战士们造了头头们的反，要开万人的批判大会，我们明确地表示不要开。就是对‘赤卫队’这样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把它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它打垮的。革委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　　“你们提到了陈丕显，对他的争取实在是难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会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辟谣的时候，陈伯达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很大的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那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铙漱石。我一月份到上海，和他谈话，而且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你经受得住考验。’但是不行。这个人，过去我们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也发出来了，但是他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到十六日还给‘红革会’签发了一万元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不多吧？陈丕显却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等，转移到毛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给他打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但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家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过去总觉得他是红小鬼出身，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但是毫无结果……”　　“我和上海警备区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的意见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我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传单不敢看，这是上级规定。红卫兵给我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现在转变了，因为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支持了造反派，那我们也要支持，感情就变了。’同志们，只要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就觉得他们可爱了……”　　邓小平仔细地看了这个讲话，对张春桥这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危险分子。如果把他放出来，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工人和其他群众煽动起来。他自称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造反派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对这样的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他永远地镇压在雷锋塔下，一旦他们再出世，那可真要造成天下大乱了。　　邓小平的思路通过这次审判，竟想到这里来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张春桥也想到他的这个讲话。他想点点这个讲话，提醒当局注意一下基本事实，但是他忍住了。他相信他的这个讲话迟早会被历史家们所公开的。就在这时，他打开了《毛泽东选集》，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这一篇上，认真地研究起毛泽东关于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起来了……　　他认为，今天当局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广大造反派头头的镇压，决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反动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从运动一开始，刘邓就把成千上万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现在，他们在“揭批清查”的旗号下，以清理三种人为名，实际上继续迫害和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广大群众。如果那时人们还不理解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话，那么通过这次反覆，应该是看得更清楚了。　　张春桥始终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他多么希望在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神州大地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呀！　　看到这里，浮想联翩，张春桥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估计着马上到来的宣判的结局……　　　　第二十五章　张春桥被判死刑时……　　　　张春桥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判决结果。他对监管员说：“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无非是判我死缓，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死去的。邓小平不会那么简单地处理我。他们的这套把戏不过如此而已。人，最大的解脱不过一死罢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既然死都不怕，奈何以死惧之吗？”　　话是这么说的，真正到了开庭之前，张春桥的情绪还是显得紧张了。那几天的报纸显然透露出了对他十分不利的预兆，已经暗示出他的罪行是属于“情节特别恶劣，性质特别”的范畴，这就是要判死刑的信号。虽然华国锋在接见外国人的时候，说过对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人不会判处死刑的承诺，但是根据报纸上的宣传动向来看，华国锋显然已经失势，他的话已经被后来的许多行动打得粉碎，连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否定着他自己的说法，就像天天在自抽自己的耳光一样。　　也许，就义时刻到了。他暗暗地准备好了上刑场时的那一刻的最后表演。他决定到临终前的枪响之前，他要高呼两句口号，一句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句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悄悄地把这两句口号演习一遍，以防在那紧张的最后一刻而忘记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掉泪了，当然是背过身子，面朝墙壁而流泪的。他实在不愿意使自己是这样的下场，但是历史偏偏要给自己选择这样的下场。　　他只有用毛泽东的话来安慰自己了，那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份和他、江青、华国锋谈话时讲的话：“人的一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有的平平庸庸，有的慷慨激烈；有的悲壮，有的宏伟；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去了，你们也总有这样一天的。死，有什么可怕呢？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死得应该有意义罢了。我们这些人，死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人民。”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自己作为一个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死得这样悲泣。没有花圈，没有悼词，没有任何的赞扬更不会有什么溢美之说。有的只是叫骂，唾弃，批判和攻击……　　张春桥想到这里时，连自己都感到了脸上流下来热辣辣的液体。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的深夜，监房外面的哨兵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监管员也不停地在那个小窗口上往里窥望。与其说是担心自己自杀，不如说是观察自己在临终前的动态。哼，想让我自杀门也没有！我张春桥堂堂的血肉之躯，浑身上下都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细胞，我只能倒在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枪口之下，就是死也知道是你们把我害死的。我不能白白地自己死掉，落一个死了都无人替我报仇的结局。张春桥想到这里时，再也睡不着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上午，张春桥刚刚放下饭碗，三、四名法警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突然袭击，所以并不着慌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整了整自己那并不清洁的衣服。说老实话，离开了公务员和警卫员，他自己对生活的调理极差，甚至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所以，他被捕之后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对生活的适应。好在善于运用精神安慰法，不知道自己默背了多少回他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过的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才咬着牙齿挺遨过来。好在他对生活的好坏并不太讲究，所以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和生活。　　走出监狱的大门时，张春桥才感觉到，这天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北京的气温为零下十五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零点的新闻里已经播送出今天开庭的消息。所以，他临上汽车时，还是反抬起头来，观察了一遍天空。他在企盼什么呢？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的附近，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人群，连上下班的工人和干部也都停留下来，想目睹一下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法警和武装哨兵封锁了特别法庭的四周，筑成了一道森严的人墙。张春桥从汽车的窗口看到这些时，竟然想象出这是人民群众在为他和江青送行……　　九时整，特别法庭的警铃第三次响起。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的声音响彻大厅：“现在开庭！”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被告人被押了上来。　　张春桥到了法庭上，他和江青等人齐刷刷地排成一行。如果从右数起的话，他是第一名，以次是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他看到江青依然满不在乎，左顾右盼地用眼睛看什么人，他知道是在寻找他。因为他已经得知，在这场决定生死命运的考验中，真正经得起风浪的，只有她江青和自己了。昔日那个口号喊得漫天价响的王洪文已经在法庭上吓得面色如土，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了。他认的是什么罪呢？难道毛泽东多年来的一直称赞你的功勋统统都是罪吗？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至于姚文元，虽然认错不认罪，但也表示要和自己，还有江青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在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要各自为战，来个笨鸟先飞了……　　法庭的气氛紧张得叫张春桥透不过气来。室内的温度，就象盛夏似的，使他的额头不住地冒汗，他擦了一遍又一遍，别人以为他是在恐惧。其实，他才不害怕呢！　　张春桥注意到审判台上，三十五名法官和二十四名检察官分坐两边，使他大开眼界。他甚至在幻想：有朝一日轮到我们审判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比今天有更大的场面！　　江华开始宣读那份修改了不下四十多遍的特法字第一号判决书了。　　张春桥关注着有关他的部分：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押……”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张春桥审批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里，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多次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上海的民兵是我和春桥同志搞起来的’；‘你们可给我抓好’；‘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要准备打游击’；要他们加紧发展‘民兵武装’。江青反革命集团计划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这支武装力量，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暗暗感到好笑。这和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你们发动了反革命右派政变，难道不许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你们进行斗争吗？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岂有此理到了极点！到现在，把自己关在囚笼里的事实，也扣到自己头上了，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这时，判决书还在念道：“一九七六年八月，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最不放心’‘这个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由他们所控制的武器弹药仓库中发给民兵枪支七四二○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廿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徐景贤汇报丁盛谈话和发给民兵的枪支情况后，对徐景贤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九月廿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所组织的武装叛乱班子进入了指挥点，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络。他们还调集和部署了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十月九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携带各种枪支二万七千余件。十月十二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钟定栋制定了取名为‘捍一’、‘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　　张春桥听到这里，心里连连呼喊：“遗憾！遗憾！太遗憾了！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样来写了。上海的革命，必定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即使坚持几个月，也是对他们的迎头痛击呀！”想到这里，他感到这次失败实在太窝囊了……　　“本庭经过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张春桥看到这里，江华把他手中的判决书递给了伍修权，让他来接着念。　　伍修权开始宣布江青的具体罪行。轮到自己了，张春桥反而有点听不清楚了。但是，他隐约地听出那些东西，都是两次审讯中讲过的老生滥调。他所关心的绝对不是这些。　　张春桥感到他的身后出现了两名法警，那是随时准备采取动作的预兆。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看到江青拢了拢她自己的头发，也像临别这个世界似的在作准备。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不知是什么原因，张春桥觉得有某种惯力牵引似的，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他实在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好像已经由不得他了，所以，他竟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判处被告江青死刑……”　　江青立刻高呼和喊口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反革命右派政变集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人民万岁……”　　不等他醒悟过来，江青已经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这回听清楚了。既然不是就义，所以他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口号咽到肚子里去了。只觉得自己的胳膊被人扭住了，他也被法警强行戴上了手铐。他亲眼看到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拖了出去。那个令他一生最敬佩的女人一直在喊口号。完全是一副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张春桥这样念叨着。他认为他选择了一条符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春桥早已预料到了这些。他始终站稳了身子，直到法警押他下去交付执行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身后响起了早有准备的掌声……　　他认为，在人生的考试面前，他是合格的。　　　　第二十六章　彭真连问他三次　他还是……　　　　张春桥被带进了他所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后，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中央的那个人，在审判过程中始终没有露面的那个人。啊，彭真！他没有过分的吃惊。当把他往这个方向带的时候，他就知道有那么几个人要见他了，他们是以得胜者的姿态来为见他的。不，与其说是见他，不如说是最后地在戏弄戏弄他更准确一点。　　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讲了。这个特别法庭对谋杀毛泽东的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判得那么轻，而对真正同林彪集团进行了生死斗争的我们，却恨得咬牙切齿，判得如此严重，已经表明他们从政治上是和林彪集团完全相一致的。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所讲的话，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们怜悯林彪一伙是毫不奇怪的。　　十多年不见，彭真显得苍老多了。他还是原来的那副神态，只不过比以前更加沉稳、老练。他和这位文革新秀本来就认识，这回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四只眼睛足足地看了有好几分钟。最后还是彭真打断了张春桥的冷对。　　“张春桥，今天的这种局面你过去没有想到过吧？”彭真低沉地说，“我们党的规矩你也是了解的。你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你的机会，终于把你自己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尽管你对我们这些人依然是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我们还是要按照法律来办事，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和看法，在这里可以坦开地来讲一讲。”　　张春桥打量了彭真几眼。突然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的通知里的话在他的耳旁响起：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习讨论的汇报提纲》。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张春桥记得很清楚：当初通过这个通知的时候，包括彭真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举手赞成的。可是事后他们又都要变卦。这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需要整别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赞成，甚至还要站出来痛骂别人一通。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就又都不愿意了。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翻案。不惜推翻他们当年所举手赞成的东西。这样的所谓老革命，究竟怎样能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真正的威信呢？这还不是令人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能说什么呢？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很清楚，究竟哪些是毛泽东讲的话，哪些是中共中央过去所通过的东西，他一概心中有数。现在他们把一切罪名都扣到了自己身上，完全是明知不是而故意为之。　　张春桥冷笑道：“我要说什么，其实你完全清楚。还需要我再开口吗？我看还是省下时间吧！我可不是某些政客，会在群众面前演戏。提起当年的事情，我看最不光彩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　　彭真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从这次审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人民群众对你们倒行逆施已经是恨之入骨了。这次审判就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我们的政府始终体现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你能够改恶从善，回到人民的道路上来。张春桥，你可要三思呀！”　　张春桥站在那里，思绪在急剧地转化着。他本想狠狠地把他们骂上一顿，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何况彭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后来他和这个人几乎再没有见面。想到这里，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暂时压了下来。　　这时，彭真再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张春桥的眼睛盯着他，毫无惧色地摇摇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是的，他知道，尽管这个人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理，使他必然地要和一切自己的对立面们站到了一起，而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派别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提出任何的条件，都只能是与虎谋皮，而不会有任何的满意的答覆。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解决彭真等人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曾经用很严厉的语言批判过彭真，他说：“彭真这个人是最不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初中央制定了社教的《二十三条》，他就到处做关于四清的报告，借贯彻《二十三条》之名，大搞翻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那年的一月底，在彭真的指挥下，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依靠北大陆平和彭佩云，对北大的社教进行污蔑，为有问题的人翻案。这两人的发言传到北大后，左派纷纷起来批判，彭真于当年的二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北大社教工作队五人小组‘立即停止辩论’，‘消两肚子气’，‘要求工作队和党委都坐下来，各自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就混淆了是非。这个问题对彭真同志来说，完全是对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人自以为聪明，多年来一直是在反对我的。同志们在批判他的时候，也要联系实际，对他的这些问题和罪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事实上，那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都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而现在，他们都不讲详细的过程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了，对他们的历史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对我们这些人则是把一切罪名都统统扣在身上。这能说成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怎会有公正的结论呢？　　彭真当然不知道此刻张春桥的内心活动，第三次问他道：“张春桥，你现在虽然成为罪犯，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你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你也知道，我们党在建国后，把末代皇帝都教育过来了，对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希望你放弃你过去的立场，对政府采取配合的方针。”　　张春桥感到彭真这个人太婆婆妈妈了。明明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他还要继续做无谓的努力，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时，张春桥倒想起几起类似的一些事情来：　　一九七六年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对中央机关和部队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们作过一个也是劝降的报告。当时，他记得要求中央办公厅，特意把他的报告给彭真发去一份，再次对他提出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们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存在着一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过关的故事，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战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明末农民起义军闯过居庸关，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同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许多同志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又要过一关了。究竟怎么过？会不会像邓小平那样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就要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从个人迷信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已经发展到并不盲从的地步，于是，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时，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究竟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有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的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公开提出：“这种说法太左、太左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在充分的经济条件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四化！没有这些，什么都是空的！”　　彭真也公开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搞了多年的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倒陌生起来了。孙悟空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真假之别。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这个人确实糊涂了。”　　其他的许多老革命家，也都陆续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针对着这些认识，张春桥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理论，邓小平和彭真这些人一开始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他们的见解就更加成熟了。彭真对邓小平和陈云等人说：“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是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从解放十七年来的事实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来就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组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加强。我国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动不动就提到什么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呢？怎么能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什么走资派呢？这个走资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看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没有说清楚。张春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只会给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提供理论根据，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从现在必须要给予驳斥和反对。”　　这种看法自然和邓小平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马上说：“现在我国的大量矛盾不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的某些犯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问题，党和人民应用批评教育和党纪国法来解决。可见，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动群众搞什么继续革命的必要，也不存在进行夺权、推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的政治基础。那种文化大革命煞有介事地说我党有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者我们这些人是走资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造，必须统统推倒。”　　这样，张春桥苦心研究和帮助毛泽东总结的那套理论，就被邓小平事实上主持工作以来的实践所彻底推翻了。　　现在，站在彭真面前，张春桥感到了格外的尴尬。他很想挺一挺胸脯，表现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气氛，还是没有再作什么表演。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注重的是实际，而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的东西。他知道，面对像他这样的人物，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政权，始终会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在短时间内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出来的。所以，再和他们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王洪文的上当，就在于他还是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力量，没有看到自己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个事实的威力，所以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所以，当他的目光再次和彭真相遇的时候，真正感了这些老政治家的可怕和力量的所在。他们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长期斗争的准备，所以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选择一条最为对自己有利的策略。现在他们的时机成熟了，所以，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彭真坐在那里，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你看他是多么的得意呀！张春桥觉得自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在这种强权面前，他不能自己低头，不，绝对不能！到了这个时候，他只能以视死如归的勇气来完成他的最后亮相了！　　彭真连问三次，都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正面答覆。于是，彭真笑了笑，说：“张春桥呀张春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认为你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呢？作为政治家来说，你首先应该看看世界的大势究竟是什么？人民的要求现在究竟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在监狱里重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真正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　　这，显然是带有很大的嘲弄的。在张春桥听来，比狠狠扇他两个耳光还要感到难堪。在场的人都不会知道彭真的这话，是对当年张春桥挑衅的一种反击。但是，张春桥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场合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彭真被迫在会议上作检查。他的检讨总共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被几个人打断了几次。他说：“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批判：“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会后，张春桥奉命和彭真谈话，要求他按照会议的精神写出一份像样的检查来。当时他就说：“彭真同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到现在犯起糊涂来了呢？一个领导人应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首先看看世界的大势，中国的大势，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继续顽固地坚持你那一套了。我希望你能在你家里好好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要搞那些空空洞洞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彭真把他当年讲的话，稍加修改，用到他的身上来了。这岂不是一种很绝妙的讽刺和回报吗？张春桥想到这里，把身子一转，给了彭真一个屁股，大声说：“现在我的归宿是监狱。请你们送我回监狱去……”彭真对此，一脸木然……’　　　　第二十七章　他望着毛泽东的画像　仿佛在说什么？　　　　死刑对张春桥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对他的监视已经久了，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发生。他的生活平淡而单调，起了床后，稍加活动就吃早饭，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郜是他自己来干，然后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报纸和他所需要的书籍。到了中午就是午饭。然后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起来还是看书和读报纸。一直到晚饭后，出来放风。除了固定的时间，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电话的干扰。偶尔和监管员谈话，都是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新闻。而且他的口封得严密，对过去的往事几乎都缄口不言。　　“你说，政府会对你减刑吗？”监管员故意这样问他。　　张春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上简单的几句话。不高兴的时候就闭目不理。除了给他拿来了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若干刚刚出版的著作后，他高兴地表示几句感谢的话外，一般的时候他都是用某种警惕的眼睛观望着人们，和谁也交不了心。　　他对看电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偶尔看一看，也是图个新鲜。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政局始终是关心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后，他把那天的电视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的报纸刚到，他就仔细地阅读起来，而且轻轻地读出了声音，调子是那样的特别：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春桥念完这段报纸，站起来，又开始在囚房里走来走去了。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从心里高兴的。他认为，这样就更加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审判，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全面的反对和倒退。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桌子上，凝望着毛泽东的面容，好一阵地沉思和遐想……　　监管员从小孔里往里窥望，隐隐约约地听见张春桥在说什么：“毛主席呀毛主席，经过了这场斗争，你看到了谁是真正高举您的旗帜的人，谁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两面派了吗？你这时才看清楚所有人的真面目了吗？在你生前，多少人口口声声地高叫着忠于您，紧跟您，多少人在您面前甜言蜜语，竭尽了奴颜奉迎之能事，例如华国锋。但是，你的遗骨未寒，他们就原形毕露。到了今天，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　　张春桥的声音虽然小得像蚊子一样，但是监管员还听清楚了。张春桥的声音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凄惨，这样的悲哀，这样的低沉。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孤狐野狼般的政治家才露出了他的本相……　　大概是张春桥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马上恢复了那副板着面孔、紧绷脸的伪装。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无索求，其实他的心里仍然暗藏着很深很深的机密主意。尽管这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计划……　　一个哨兵见张春桥没完没了地反覆看刊登全会公报的报纸，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对华国锋辞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听出他是山东口音，对他自然产生了某种亲切感。这个人从来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多少警惕的，于是他就信口开河地说：“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允许邓小平站出来以后，我就断定他要有这样的下场。从邓小平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在这点上，我同意邓小平的态度，他搞资本主义是公开的。华国锋口头上也说他要搞什么‘两个凡是’，其实他一个凡是也不是真搞，而是为了盗名欺世。华国锋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　　“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说毛主席在晚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张春桥想了想，说：“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的人本身实际上是在犯错误。当然，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不可避免地要在认识上和判断上，会有错误。但是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错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的考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论的伟大意义将会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你认为你就没有错误吗？”这战士的脸上露出了某种红晕。张春桥凭着他对人们的观察，认为这个战士绝对不是怀有某种目的而接受任务来对他试探的，于是就打开了他的心扉，坦白地说：“我非圣贤，怎么会没有错误呢？如果让我来总结自己的错误的话，我能够总结一篇大的文章，很长很长的文章。但是我对我的错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我的错误属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暂时的错误；而不是他们给我强加的这些东西。我可以无愧地说，现在报纸上批判我的那些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没有错误的，有的则是地地道的诬蔑和迫害。”　　说到这里时，张春桥的眼圈竟然发红了，他说：“我看了报纸上对江青同志的批判，他们把毛主席的夫人说成了那个样子，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江青固然有她的弱点，但是她基本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收受别人的礼品，就连我们有时给送点东西，她也要拒绝，并劝我们不要沾染资产阶级那一套歪门邪道的东西。她对同志，批评起来很严格，但是处理起来并不心狠。她是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的。就拿对邓小平、谭震林等人来说吧，只要他们肯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总是给他们出路，江青同志从来没有阻拦过。老实说，江青同志要是真正地反对他们，他们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但是，江青同志从来没有那样去做。刘少奇的死和江青没有任何的关系。真正要整刘少奇的人并不是江青，而是别人……”　　那个战士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大吃一惊。按照他的这番话和中央的结论截然相反的解释，整个现状就该彻底翻个底朝天了！对此，谁敢公开地讲这些话呢？只有这个不怕死的张春桥！　　其实，现在的张春桥已经是豁出去了。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张春桥用了好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嚣张。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还不敢一下子公开，还要偷偷摸摸地进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然在毛泽东逝世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勋，远远地超过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　　张春桥一字一句地推敲了这个文件。文件否定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临终之际，对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说过：“我一生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一座孤岛上去了。第二件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否定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说长道短的人有不少。我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那场大革命。它的历史意义越到后来越能看得出来。”　　现在，他们把毛泽东已经否定了一半。这还不是彻头彻尾的搞反革命翻案吗？这难道不充分证明了当年批邓、反击或倾翻案风是完全正确的吗？这些难道不是充分证明我们给华国锋、邓小平定的罪名都是准确无误的吗？这些不是充分证明华国锋等人说我们在批邓上另搞一套是无耻的捏造和陷害吗？如果现在翻开当初我们的报纸和讲话，处处都证明了我们的先见之明，处处都证明了我们是高举和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时间越长，越能够证明我们的正确！　　张春桥归纳了一下《决议》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条依据：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切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遭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张春桥研究完这个他认为是来晚了的反面教材后，连声说道：“太明确了，太具体了，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从打倒对象到批判内容，统统否定，彻底打倒，而且全部推到了江青和我张某人头上，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张春桥在一张报纸上批道：“究竟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搞？是不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周恩来同志有几个讲话。看看他的讲话也许就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是一个两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物。”　　张春桥所讲的周恩来的讲话材料，是他在九大前后的会议上的发言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那些讲话里，周恩来这样说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中国要向何处去？毛主席和刘少奇等走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但是，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梦想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四月，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对资本主义无限向往的讲话；解放以后，他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要‘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联合资产阶级’，‘实现四大自由’，‘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等等资本主义的纲领。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判……”　　周恩来强调：“在我国完成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后。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则提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过渡时期有积极的作用’，并强调‘先有工业化，才能农业合作化’，他伙同邓子恢，一下子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证明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志们，没有毛主席的坚持斗争，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呀！”　　周恩来从历史时期系统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他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进人一个新阶段。以刘邓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他们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他们支持彭德怀大刮右倾机会主义歪风，疯狂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领导，妄图在苏联的支持下篡党篡国，他们利用我们国家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大刮单干风、翻案风，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他们在军队里也积极地搞什么大比武一类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目的也是为了夺权。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更清楚了，他们压制不同意见，镇压革命左派，制造白色恐怖。这些赤裸裸的东西，不是充分证明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吗？”　　张春桥认为，周恩来的这段话，基本上击中了刘邓路线的要害，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当局能否定的了这些铁的事实吗？张春桥凝视着毛泽东的画像，一边走着小步，一边在暗暗地骂着中央的现行领导人……　　张春桥思维非常发达，他能在瞬间里想到了许多的事情。就在他散步的空儿里，他回忆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毛泽东研究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后，把他和江青、周恩来、纪登奎等人叫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谈话的情景和内容。　　看得出来，毛泽东对林彪计划给所谓“一切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击的人以政治上的平反”而十分的震怒。他说：“我早就估计到，将来肯定有人会给我们打倒的一切反动势力平反或叫翻案的。现在好了，林彪和他的死党们已经公开讲话了。他们就是要那样干。我看不仅仅是他们，将来刘少奇的势力，或者要从我们手里夺权的政治势力也会那样干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周恩来马上接着说：“谁将那么干，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那也不一定。”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得势于一时，因为他们提出那样的口号，容易得到许多反动力量的支持。就像蒋介石那样，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他们一反共，全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势力都拥护他们。赫鲁晓夫一反斯大林，就得到了过去受过斯大林批判的那些人的拥护。林彪是没有得势，如果他没有死，他胜利了，他要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翻案，照样全国有人跟着他们跑。因为林彪也好，刘少奇也好，他们不是个人或几人的问题，他们代表一个阶级，代表着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所以，他们翻案的基础是存在的。他们也是可以招兵买马的。总有人会跟着他们跑的。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搞好大批判的目的。”　　“这场批林整风一定要搞好，搞彻底。”江青说，“要联系孔夫子的思想一块儿批。这是斗争的深入。总之，我要抓几个搞右倾翻案的典型，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点点头：“右倾翻案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只能因势利导，把那些企图复辟的翻案的人批倒批臭，使人民看到他们的嘴脸。人民是不赞成翻案的。他们在工人、农民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所以，他们终究是要失败的。”　　现在这个《决议》，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上大翻案风的纲领。要是张春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话，他是一定要写出所谓很有力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这个《决议》的。　　现在的张春桥，该把“企图翻案”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了。这个历史的遭遇，难道不是同样有趣的吗？　　　　第二十八章　好多问题　并不是那样……　　　　审判完毕后，张春桥才开始系统地看这一段来的报纸。通过报纸上的介绍，他了解了整个审判过程的种种情况。他感到自己没有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也许是个遗憾。他料定江青的发言和她的那份辩护词，是将来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而自己的无言抗议，也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典型。　　他已经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最有性格的人物塑造，完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命运的急剧变化，往往把人们的性格搞得不伦不类，难以捉摸，但是张春桥的思想是统一的，完整的。他不是那种两重性格的人，左来左得可笑，右来右得出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信仰，从而把别人的许多成果也掠美了。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谁也难以知道他此刻究竟在想什么？他把自己心灵的窗户封得死死的，没有任何人现在能和他交流什么思想。原先和他谈过话的监管员，现在即使和他坐下来，也只是看着他坐在那里读报。他讨厌任何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说起来，你简直想象不到，他在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批判他，其实并没有把他真正看透。后来和他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把他的全部掌握。即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阵子，他以为已经了解了邓小平这个人了，事实证明，不但是他，就是所有的政治局的成员也没有真正认识了他。他们都轻视了他！现在，如果再不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来研究，那就要继续犯历史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时候，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批判：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林总组织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是形式主义’、‘适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　　“他主管中共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在许多部门，安置了许多坏人。旧中央组织部都是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的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一直是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呀，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议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议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小平的老婆跑到罗瑞卿的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杨成武几个人叫作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以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挂钩，去部署什么。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不过硬的，一件一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和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污蔑和造谣，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人的关系不正常，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毛主席的具体实例，不准写罗瑞卿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三鞠躬了。”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的那些人，都是邓小平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要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有点阶级立场吗？”　　“邓小平在历史上也不是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机的关头，身为政委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搞百团大战，邓小平是支持彭德怀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邓小平很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的战功最大，可是他的态度最谦虚。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国际上的反修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以至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的头上……”　　张春桥看了那个发言稿后，觉得把邓小平说得有点过火，问道：“萧华同志，这样写邓小平是否有点过火？”　　萧华说：“只有不足，没有过火。邓小平这个人就是有点小聪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别把他看得怎么样？”　　现在看来，这个总政主任的结论完全错了！　　一九七四年底，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　　那时，他经常翻阅过去的材料，对邓小平的东西非常注意。但是，他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力量。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对这个人有所认识了。但是，已经晚了。　　历史是不会给任何一个政治家第二次重大的选择的。许多从材料和文件上看到的，其实事实并不是那样。现在轮到了自己时，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张春桥，一直在思考着邓小平这个人……　　　　第二十九章　历史　将会替我辩护　　　　两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对张春桥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两年啊。他和江青的死缓，会不会改判？那得取决于整个形势和政治斗争的较量结果。如果形势对中央当局不利，他们是会把自己和江青摔出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对象的。张春桥有时这样想，而且也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死虽然不可怕，但是任何革命者也不能去作无谓的死。张春桥这样认为。所以，只要有一分生的希望，就要追求。但是绝对不能以牺牲革命的原则和利益为代价和条件。他对监管员说：“杀我容易，但是要我自己去想着活可难了。我知道，我生存的权力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这些呢？我也不想在公众面前为我作什么辩护，这同样不是我的权力了，我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争取呢？我相信，历史将会替我辩护的。”　　“你难道不想回到人民和政府的立场上来吗？”监管人问他。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人民，所以谈不上回来的问题。”这回，他回答得很干脆。　　监管员再次问道：“你对你的后半生考虑过吗？就打算在监狱里渡过吗？”　　“我再次说一遍，这不属于我自己所能决定的问题，我回答完全多余。”　　“党和国家都让我转告你，政府对你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都是会欢迎的。我们希望你能为人民再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你能配合政府。”　　“我已经把我应该回答的问题讲过几次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很累了。”　　监管员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张春桥，实在感到无能为力了。他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注意自己的名节和面子，他极强的自尊心会使自己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去屈服和作他认为是投降变节的行为。哪怕是在整个信仰崩溃的时候，他也不为之所动。他曾经带有蔑视的口气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为了达到自己重新工作的目的，争先恐后地写检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玩弄虚假的骗局，说什么‘永不翻案’，可是站出来以后，又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是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我实在难以苟同。至于在革命中充当叛徒，写《反共启事》的人，我更不敢认为他们就是什么共产党人的榜样和化身。”　　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是服从纪律的表现。”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现在，这些人居然一个个都平了反，重新担任了中央的高级领导职务。张春桥几次哼道：“这样的中央还能拥护吗？这样的中央还能服从吗？现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义的天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宁死也不屈服的！”　　随着两年时问的临近，张春桥再次做好了就义的准备。因为他知道，规定的改判条件，是死刑犯在服刑期间有悔改或立功的表现。而他，既没有悔改，也没有立功，连一点他们所需要的认识都没有，岂不是必死无疑了吗？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五日，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到了张春桥面前：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江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缓刑执行期，到一九八三年一月甘五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审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和172之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张春桥，我们履行给你送达裁定书的义务，你应该在回执上签字。”法警和书记员把回执存单递到他面前。　　张春桥铁青着脸，依然是那副面孔：“不签！”　　“这只是一个手续，我们好回去交差。你应该签字！”　　“我已经说过了，不签！这是我考虑好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张春桥的态度依然是那么固执和顽强。　　法警和书记员只好注明：“罪犯拒绝签字，交给监管员代签字”。　　他们走后，监管员对他说：“张春桥，你这样做不好，这是给你的改判裁定书，应该由你来接受嘛。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这种处理，这是一种法律的手续。”　　张春桥把脑袋一扭，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这套什么法律手续，对他们的胡闹，我就是不接受！”　　“现在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的一切都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嘛。”监管员对他说，“你不要再这样硬顶下去了。江青虽然和你一样，也对政府和中央领导人抗拒，但是她对法律的各项规定还是要执行的。她是利用法律的条文来和政府斗争。这还是聪明的做法嘛。你不该采取这样的形式。”　　“我是我，我不是江青。”张春桥生硬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况，我就是要这样！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有我自己的做法。我只会选择我自己的斗争方式！”　　话是这么说，从这时起，张春桥的心明显地比以前轻松得多了。他在放风的时候，用一根树枝默写着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他的字流畅、刚劲，充满生气。监管员没有见过他的书’法，但是他相信，如果给他笔墨，让他在监房里练字，他的书法一定是名列前茅的。监管员看出了他写的内容：　　“某启：昨日蒙教，藕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呀见恕也……”　　他佩服张春桥的记性，竟能把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答司马光的那封历史上有名的信几乎是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微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为天下理财，不为微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血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止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响往之至。”　　“张春桥，你以王安石自比吗？”　　“只是心有相同之处也。并不是简单地比照古人。”　　“你以为司马光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微利、拒谏四条问题，和你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是不是你和当年的王安石有同样的处境呢？”　　张春桥笑了笑说：“北宋著名法学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冒力，改变国贫兵弱的状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他建议宋神宗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对他进行攻击和威胁，王安石于是写下了这封著名的信，对司马光给他强加的罪状一一驳斥，表示了他变法的决心。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多次引用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把信的内容背了下来。我也是受了主席的启发，才认真地研读了这封信。现在，我对法家有了新的理解了。”　　“可以讲讲吗？”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张春桥说，“我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休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后，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现在也许是个机会了。”　　张春桥谈到历史时，拒绝和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现在，他也只好如此了……　　　　第三十章　他是否会走向新起点？　　　　改判以后的张春桥，并没有显得有什么变化。当改判的判决书下发给他的时候，他连看都没有看，只是嘴里咕囔着说了句谁也没有听清楚的话，脸上露出了冷漠的笑容。　　“张春桥，你现在没有死亡的后顾之忧了。可以安心地改造了。无期徒刑对你来说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只要你能对过去的错误和罪行有所觉悟，党和政府会给你一定的机会的。这个主动权可是随时地掌握在你的手里呀。”监管员突然地对他说道。　　张春桥的眼睛盯住了他，好一阵地凝视。看得出来，他对任何对他的劝降，都有一种深仇大恨般的敌意，他在自己判了死缓之后，曾经高昂起脑袋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终于干完了一件伟大的义务。我感到兴奋，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我自己的使命的。同这样一个伟人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已经在肉体上死亡了的人，看到了我的身后的这些，我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　　他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看过的《毛泽东选集》上，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每当监管员和他谈话，要他对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形势进行表态的时候，他都摇摇头说：“审判我时，我还没有向当局低过头，现在倒想让我低头，简直是异想天开！能否让我对你们说几句话，那得看看你们是否作了什么好事。这也是用事实来证明的问题，而不是要我或什么人给你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社会和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场革命的。随着刘少奇的平反和宣传他的事迹的文章不断出现，他又回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那天……　　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到了那里还是受到了他们的赶出和打击。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地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个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向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是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张春桥是在录音里听到这个报告的。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刘少完全摆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架子，几次在报告里贬低毛泽东。他见到江青的时候，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你看到了吗？他说话可是太随便了。”　　江青注意了他一眼，似乎是在随口而言：“我才不管他呢。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我看看他能有多长时间的得意忘形。”　　这年的九月一日，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的报告。在中央的批语里，刘少奇写道：“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江青在和张春桥谈话时说：“那是什么报告，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吹牛而已，没有任何的积极之处。你可以看看这个东西，从里面会发现许多的问题的。”　　又是十天后，即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刘少奇搞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出笼，江青在上海时连看都不看，随手一丢说：“是要和毛主席比比高低嘛。可以比呀，他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有把握了。”　　张春桥感受到了江青的不满情绪，但是没有想到这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联系。两年后，一切都清楚了。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人谈话时，提起了当年的那些事情，说：“从刘少奇的报告到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及和他们炮制的那个后十条，都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都是为了把毛主席赶下台而大造舆论的。那时，刘少奇也是要把他的老婆抬出来造舆论。不过她没有什么水平，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黑货。这时，毛主席才对我说：‘江青哪，你该出山了。你在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就从文化上打开缺口，给资产阶级一个措手不及！’有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才敢组织春桥和文元同志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我是做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的。”　　那天，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谈话一直谈到天亮。他有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江青同志实际上处处都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紧跟江青同志就是紧跟毛主席。”　　江青口头上虽然说：“不能这么说，传出去好像我江某人要怎样怎样了。还是应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讲话。”但是，张春桥看得出来，她对这句话实际上是很高兴的。只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确实不能那样讲而已。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是想利用王光美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块风向舵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完全把江青作为自己推行政治路线的先锋了。他多次在张春桥等人面前说：“江青要比王光美在政治上成熟得多，她根本不能和江青相提并论。江青在政治上的敏感比我有时还要看得准。革命，是要有风险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革命。究竟叫什么，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来作评论吧。”　　现在他们当时所说的话，竟然千真万确地变成了现实。他和江青的这两颗脑袋，虽然没有掉下来，但是已经判了死刑。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动作而已。他甚至在出奇地想到，假如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局面，会发出什么样的评论？　　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仿佛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人了，丝毫没有半点负罪感和内疚感的表情。人呀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表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太少了！　　监管员对他说：“你快把你的改判判决保存起来吗，这是你一生最有意义的纪念呀！”　　张春桥说：“这不是我保存的东西，是历史需要保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选择历史所需要选择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给历史留下一个共产党人的清白和立场。”　　“你难道就不会有一个崭新的自我了吗？”监管员继续和他盘旋。　　张春桥说：“历史上只会有一个张春桥，而不会有第二个。我就是要保存着完整的我的形象，不需要搞那么多虚假和伪造。我丝毫不隐瞒我的观点。我过去是怎样的人，现在也就是怎样的人，今后的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倒是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番曲折后，会更加感受到昨天究竟是意味着什么的。”　　张春桥的这种信念一直在伴随着他，走过了中国改革的一场场艰难历程。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张春桥从报纸上看到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报道。他多年来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好好，这才是真正的事实胜于雄辩呢。如果邓小平不当总书记，我看还有第三次这样的事件。如果说华国锋还斗不过邓小平，那么胡耀邦这些人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我看除了毛主席能把他彻底制服住，其他的人都很难了。这个人将是中国最后的一个……”　　他知道他说出这些话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没有把他的下半截话说完。　　是的，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到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了中央一级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突发性的批评和指责。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检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所以，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的请求，一致推举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并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议；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张春桥对看管他的人发表了评论：“现在的事实继续往下发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的防范完全英明，我们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是诬告他，也不是陷害他，他完完全全是在走着一条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道路。而且这个人很霸道，很不民主，总是要在中央搞他个人的权威和地盘。他对华国锋和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和刘少奇曾经想对毛泽东所采取的办法。只不过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一眼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而已。他对我们的指责，越来越证明是为了和毛泽东同志清算的。他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所以迁怒于我们。另一方面来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将来会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的。”　　张春桥想起了他和邓小平交锋时的一段往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作了批示后，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事实证明你又错了吧？你这个人总也吸取不了教训。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你张春桥的水平高，你给咱们总结总结吧。”　　张春桥说：“你这个人老大思想特别严重。你是不会甘心屈服于人的。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你时刻都想复辟过去的天堂。你看到了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心生歹意了。我的这话说的不错吧？你除了毛主席外，其他的任何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我看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在主席百年之后，充当新的领袖。我看你有这个欲望。”　　他看到邓小平的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光亮。随之即逝。他笑了笑说：“小平同志，我看你这个野心是不会得逞的。因为你那一套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前经受过检验，人民不赞成你们那一套。”　　“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邓小平说，“政治上的许多事情不是能够通过争论来说明的。而是要实践和时间。这个道理我想你能够接受得了的。中苏大论战了好多年，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列宁主义，还没有最后能说得清楚。你我在这里说得再多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只希望你能在主席面前多说我的一些公道话就行了。”　　现在究竟是证明了些什么呢？张春桥想，起码说明了他过去说的那些民主和自由是骗人的，他自己从来就不想真正实行。他所追求的是他自己的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他的自由和民主是建立在镇压别人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的。这就说明了自己对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能瞒得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瞒不了我张春桥！　　中国改革前进的步伐迈得越大，所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风险也就必然要大。到一九八九年初春，张春桥通过报纸，饶有兴趣地看到了如下消息：　　二月十三日以来，西藏的一些人制造了四次游行，有关当局一直采取了克制，进行劝阻和教育。三月五日，他们再次制造了骚乱。他们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进行游行，并对一些商店、单位和饭店进行砸抢活动，并向武警和公安人员开枪。在骚乱中，一名武警死亡。四十多名公安干警受伤。在混乱中，六十多人的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十人死亡。为此，国务院总理李鹏于三月七日宣布：自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戒严……　　张春桥感到中国不平静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和态度注意着局势的发展。　　就在这年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还没等张春桥从这一事件中醒悟过什么来的时候，便从十八日至二十日爆发了要为所谓胡耀邦平反和悼念胡耀邦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　　张春桥特别注意研究了四月廿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　　张春桥对监管人员说：“看到了吧，这也可能就是邓小平自己导致的后果。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从此就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呢？说什么也晚了。”　　从这年的五月十三日开始，首都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从而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　　张春桥这时反而出奇地沉默了。不知道他对当前的形势是感到难以预料还是另有什么企图，他不再发表什么看法了。哪怕是对着来看望他的亲人们，他也不再发表什么意见。　　但是，当他在这个时候听到江青自杀身亡的消息时，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面对着中南海的方向，默默地低头为江青致哀：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六位亲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毛主席再次献出了自己的妻子、侄儿和女儿等亲人。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代伟人。我还是那句话：我张春桥这一生能和你联系在一起，虽死犹生。”　　这是张春桥说的话。　　究竟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呢？只有将来问历史和时间吧！　　张春桥每天还是像刚进来时那样散步，散步。只是他的步伐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吃力。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躺倒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什么也不会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