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设法进入南韩的人所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如果他们有钱或者有关系，他们会弄到假护照，飞往南韩。或者，他们会从逃出中国，到其邻国如蒙古或者越南，在那里的南韩大使馆对于接收脱北者还不是很限制。还有一小部分是闯入欧洲国家驻中国大使馆或者联合国驻中国办公机构，并寻求庇护。在中国的十万或者更多北朝鲜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想方设法到了南韩。在一九九八年，只有七十一名北朝鲜人要求南韩公民资格；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一百八十四名；二零零零年，有三百一十二名；二零零一年，有五百八十三名。到了二零零二年，多达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北朝鲜人被接纳。在此之后，人数就一般稳定在每年一千至三千人之间。到宋女士到达的时候，南韩官员已经对机场里突然出现没有任何身份文件的北朝鲜人习以为常了。她到达仁川机场只引起了一阵忙碌，而没有恐慌。下了飞机后的头几分钟里，宋女士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她之前只到过一次机场–那就是那天早上在中国登机的时候–而且那个和这个完全不同。耗资五十五亿美元的仁川机场一年前刚刚落成启用，机场距一九五零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登陆的地点不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它是一个玻璃和钢架的庞然大物。阳光穿过玻璃，照射着长长的抵达走廊。人们毫不费力由各个到达口前面的自动传送带运送着。宋女士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她就跟着其它的乘客同时又与那个护送的男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其它的乘客在移民局柜台前排起长龙的时候，她躲进了女卫生间，在里面她发现那里同机场其它的地方一样让她不知所措。她不知道怎么让马桶冲水。洗脸盆上的水龙头是自动开关的，不用接触。她把头探出卫生间看看那个男的走没有，但是她从后面看见他还在排队，所以她又缩了回去。她又重新整理了下头发，补了补妆，看见镜子里一个不太熟悉的脸正盯回自己。第二次，她看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她壮了壮胆，从卫生间出来，想找个警官。她差点撞上一个很高的男人，他的徽章、名卡和宋女士的眼睛一般高。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就像恳求一个官老爷一样，然后按照事先安排的那样说。“我来自北朝鲜。我在这里寻求庇护，”她说。这个人是个警卫。他看上去被吓了一跳，但是他知道该做什么。“你一行几人”他问道，一般脱北者都是集体抵达。她告诉他，就她一人。他领着她到了移民柜台傍边的一个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几分钟之内来了一些从国家情报局nis的探员，nis是南韩类似于美国中情局cia的机构。对宋女士的审讯持续了近一个月。之后她被转移到了位于机场附近的一个由nis设立的专门收容新到脱北者的住所。她不允许离开那里，但是玉熙可以来看她。nis的第一个工作是确定宋女士既不是间谍也不是诈降，以作为北朝鲜特工的卧底，任务是监视那些多年前被捕叛变的叛逃者。nis还要筛除那些中国籍朝鲜人，他们冒充北朝鲜人，要求获得南韩公民资格，以及领取价值两万美元的安家费用。宋女士每天早上进行两个小时的谈话，然后把所谈内容写下来。她被要求把清津的主要地标标记出来–劳动党办公室，书记办公室，gu里和dong洞的边界，里和洞是朝鲜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乡和村–译者，即地区和邻里的边界，北朝鲜人按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她发现她很喜欢这种谈话：他们给了她一个反思自己生活的机会。在下午，她就会打个盹，再看看电视。那里有个小细节让她很开心–冰箱里堆满了免费的果汁，每个都**包装带有吸管。她后来回忆在nis的日子，那是她生命里的第一次假期。在那之后，艰苦的工作又开始了。对于每天只赚取一美元的人来说，要融入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绝非易事。南韩的人均收入大概在两万美元每年，是北朝鲜的十四至五十倍。非军事区两边大量的宣传都致力于宣传北、南朝鲜人是怎么的一样–hannar,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六十年的分离使得他们之间又是如此不同。南韩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大多数的北朝鲜人根本不知道因特网的存在，南韩家庭宽带网络的覆盖率比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高。北朝鲜的文化、经济水平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他们的语言也不再一样；南韩的版本现在大量的借用英语。身体上也是，双方的差别越来越大。由于大量食用牛奶和汉堡，南韩十七岁男性平均身高比他们北朝鲜的同龄人高出五英寸。北朝鲜人的语言及饮食和南韩在一九六零年代类似。随着脱北者人数在一九九零年代节节攀升，南韩政府对他们能否成功融入社会的忧虑也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智库分成不同的小组包括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一个计划。虽然脱北者数量不大截至二零零八年后期，总计四千四百万人口中，有一万五千零五十七名脱北者。，然而某天当南北统一之时，这个数字可能是成百万。“如果这个数量相对很小的脱北者群体不能适应，那么我们统一的前景就很暗淡，”一位涉及此项研究的南韩社会学家，尹麟鎭yooninjin说道。“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在这里开始新生活，我们就有希望融合。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努力帮助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他们的实验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些南韩学者研究了很多历史模式。他们参观了以色列为来自前苏联和北非的新抵达的犹太人设立的学校，这些人行使了他们回归犹太国家的权利，但是却对它的语言、文化知之甚少。他们也研究了在统一的德国里东德人如果调整他们的生活。一九九九年，他们在汉城以南五十英里的一个僻静的园区里设立了名为“统一院”hanawon的临时难民所。那是兼具培训学校和进入社会前的过渡之所功能的一个机构，这个中心教授北朝鲜人如何靠自己在南韩生活。他们教授如果使用自动贩卖机，如何付电子账单。他们还教罗马字母，使他们可以阅读夹杂一些英文的广告。北朝鲜人还要从脑中剔除他们先前被灌输的东西–关于朝鲜战争和美国在二战中的角色。脱北者还要上关于人权的课程和学习民主机制。在教室里，一切看上去都合乎情理，但是一旦到了统一院hanawon外面，宋女士就变得超级困惑。她的课程里有买衣服的现场实践。他们剪了头发。他们去食肆，那里每个人付钱买自己的午餐。然而他们都买了面条；没人闹得明白其它吃的是什么。有时候宋女士离开园区，外面喧闹的简直要让她晕过去。太吵闹了，到处都是灯光，让她目不暇接。她的眼睛流连于建筑物上那些生机勃勃的巨大荧光屏之间–有些有二十英尺高–都是宽荧幕。但是大多数播放的东西她都不明白。什么hdtv，v，3，4，xp，tgif，bbq–看上去像个代码，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让她最感到最神秘的还是人们自身。她知道他们都是朝鲜人，但是怎么他们看上去完全像另外一个种族。女孩们穿着那么短的裙子和真皮的长筒靴。很多人还染了发–男男女女都有，有红的，有黄的，就像洋人一样。他们耳朵上都戴着一个塑料的塞子，还有电线连到他们的口袋里。最震撼的还是，男孩、女孩手挽手的走在大街上，甚至还会当众相互亲吻。宋女士赶紧左右看看，但是没人注意他们。有一天，她去汉城的一个地铁站，在哪里她看见人潮乘着扶梯，沿着走道行进，在不同的线路之间换乘。她很惊奇于他们是怎么知道该往哪儿走啊。宋女士在统一院hanawon待了三个月。在居住期的最后，还有个毕业典礼。后来，她被给了两万美元的安置费用开始新生活。之后，她就要靠自己了。当我二零零四年遇见宋女士的时候，她已经离开北朝鲜两年了。当时，我正在为洛杉矶时报采访来自清津的人。我们安排在汉城的文件室里见面。我在门口欢迎她，她穿着得体，个子很小，浑身散发着自信。她戴了一个很大的玉戒指，粉红polo衬衣的下摆整洁的扎进米黄的裤子里。她身上的一切，从令人愉悦的清淡色彩到精心做的头发，都揭示这是个生活顺心如意的女人。在离开统一院hanawon之后，宋女士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她习惯于在北朝鲜的全日制工作，因此在全新的生活里，如果闲在家，她会很压抑。她决定不和玉熙生活，而是有个自己的公寓，并且在水原市的一个大楼里租了个工作室，水原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那里的租金比较便宜。生活上节俭一些，加上不断的工作，她很快就负担的起旅游的费用–这可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她加入了那种专门针对年长者并提供餐饮的旅游团，逛遍了南韩的每个角落。她甚至还回了趟中国–这次是作为观光客。她也随着一个去人权大会上发言的脱北者团体去了波兰。她交了很多朋友。她甚至还开始约会。她喜欢逛市场，尝试各种新鲜东西–芒果，猕猴桃，木瓜。她很喜欢在外吃饭。但是她还是培养不来吃披萨饼或汉堡包的胃口，但是她爱上了南韩式在桌子上烤的牛肉、猪肉。大概每六个月，宋女士和我就要聚一下，吃顿饭。当我写关于北朝鲜的文章时，我发现她成为我特别可信的评论者。她从不为北朝鲜政权辩护–“那帮腐朽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的时候这么说，这是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她嘴里冒出不敬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其它遭受苦难的脱北者不同。她还怀念着关于北朝鲜的一些–邻里之间的友情；崩溃之前的免费医疗保障。她怀念年轻时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每次谈到她前夫，她的眼睛会湿润，她的圆脸也会温柔。“当我看着眼前这些好吃的，就会让我流眼泪，”一天晚上，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吃涮牛肉shabushabu的时候，涮牛肉就是把切成薄片的牛肉放进清汤里煮熟后蘸着芝麻酱吃，宋女士这样道着歉。“我禁不住想起长博最后的话，让我们去好点的馆子，点瓶好的红酒。”当话题来到她儿子的时候，她就泣不成声，完全开不了口。如果我提起这个话题，她会移开她的目光。玉熙后来告诉我，她母亲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反对他爱上年长的女人，并且她不能设法让他活下来。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是宋女士不愿详述的记忆。现在她能好好的品位自由和安度剩余时光。她对很多的事情都好奇。“我觉得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也更大胆了，”她告诉我。当我问她很多关于北朝鲜的问题时，她也几乎问了我同样多关于美国和其它我去过地方的问题。每次我们的约会，她都是充满激情活力的出现，总是穿着崭新的，明快的，愉悦的套装。在多年的为他人牺牲之后，现在她开始为自己着想了。她甚至还长出了小肚子–这让她大吃一惊，这么多年的匮乏之后还能长胖–她开始节食了。她总是化妆。有一次，我坐火车去水原碰她，我们穿过拥挤的候车室相互看见。一旦我们走近到说话可以相互听见的距离，她就叫出来了，再也掩饰不住她的兴奋。“看看我，我做了眼睛”她去做了美容手术，在眼睑上加了一道褶皱双眼皮使得她看上去更像白种人的眼睛。这在南韩非常流行。宋女士完全融入了。一心想着逃离的玉熙却不如她母亲在南韩生活的那么快乐。玉熙是个更容易惹麻烦的人，很快发现自己又有麻烦了。母女两在一起时，总会让人惊奇：一样的心形的脸型，一样的小小个头，但是他们的个性却又是如此之不同。玉熙总是穿黑色–黑牛仔裤，发亮的黑衬衣，黑色高跟靴子。带着多角的那种金属边眼镜而且修了眉，给人感觉不苟言笑。宋女士和女儿感情很好，一见面总是相互抚摸着头发和拥抱，就好像她们刚刚团聚一样，但是她们仍然会就政治话题斗嘴。吃完午饭，我的一个在援助机构工作的朋友问她们是否认为人道主义救援能否抵达那些预想接受对象的手中。玉熙认为那些援助都被抽调去给军队和党干部，加强金正日对北朝鲜的控制。“但是如果那也能救些生命–”宋女士说。玉熙打断她。“你在替邪恶政权说话。”宋女士把嘴抿成了一条直线且在接下来的吃饭时间里不太说话了。玉熙看上去总是笼罩在怨恨之中。自从她来到南韩，她一直被钱的问题困扰，事实上甚至在她离开中国之前就有了。她总是身处一些底层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之中，那些人生活在靠伪造、走私和放高利贷过活的阴暗世界。而且，通常他们还贩卖人口。他们将妇女偷运过河，进入中国，然后他们用偷来的护照将一些人弄进南韩。当玉熙最后一次离开北朝鲜，她没钱让自己从中国去南韩。一个走私贩同意给她一本护照和飞机票，作为回报，她则要从南韩政府支付给她的安家费中拿出一万四千美元给他。他们签署了协议，因为无从知晓相互的真实姓名，他们按了手印。从统一院hanawon出来的一个星期后，这个走私贩的电话就打到了玉熙的手机上。她刚刚才买的手机–通常手机不可避免都是脱北者首先买的东西–她怎么也想不通那些人是怎么找到她，并弄到她的号码。他坚持她要马上付钱。“我在汉城。我会在你公寓门口碰你，”他告诉她。玉熙很惊慌。安家费比预想的要少。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脱北者的安家费比年长的人要少，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去工作。她已经付了三千美元的押金租公寓。她同意在警局门口见这个走私贩。在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她终于让对方同意降低收费，八千美元，差不多是她剩下的所有钱。在那之后，玉熙在殡仪馆找了份工作，希望籍此能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回到正轨。她可能已经做到了，如果不是陷入了深深的思念。她想妈妈。一直以来，玉熙都有着一个念头，把妈妈也带过来，在到了南韩之后，这个念头就变得愈发的强烈。她自己也很吃惊的发现，在这里年长者能得到多么好的对待。“在北朝鲜，当你太老不能工作的时候，没人会想要你，”她说。“他们恨不得把你一脚踢开。在南韩，我看见老人在唱歌、跳舞。我想到我的母亲，她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我想她应当过的轻松一点。”知道宋女士不容易被说服离开北朝鲜，于是玉熙又求助于同一伙人。在一起，他们制定了计划诱使宋女士跨境到中国。玉熙很担心如果什么地方出了岔子，母亲会被关进劳动营，而且希望母亲用最安全、最不可怕的线路。整个叛逃被安排的像个包价旅行，而且宋女士走的是头等舱。她的打包服务包括私人汽车载宋女士从清津去边境，买通北朝鲜边境警卫送她过河，及一本偷来的南韩护照。我可以选择更便宜的，”玉熙解释，“但是，我想让她像个贵宾一样的来。”玉熙因此也深深陷入债务泥潭。她签约殡仪馆做额外的工时，但是加班也不足以偿清债务。她又想其它的法子赚钱。她已经是个三十八岁的妇女，唯一的专业技能就是勉励人们为了金日成而努力工作–这在南韩可鲜有市场。她转向卡拉ok的生意。他们叫noribang，字面意思就是唱歌房，是用于客人，通常是男性客人，放松唱歌的地方。俱乐部里有私人包间，里面有音响系统，麦克风，视频屏幕，软饮料和小吃。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女招待，她们可以陪唱，陪跳，陪酒，甚至可以吃点豆腐–或者再多一点。在这种娱乐场所，玉熙的角色就是招募年轻女性，带她们出入俱乐部，确保她们不与顾客惹上麻烦。她的地盘就在水原周边。大部分来卡拉ok吧的客人都是建筑工人，他们住在临时工棚里，晚上没什么娱乐。玉熙手下有二十个姑娘，她们都是北朝鲜人。她们大部分都是二十出头，一出统一院hanawon就被招入。“她们来到南韩，没什么技能，”玉熙解释。“他们很快就知道，在办公室或者工厂做，一个月赚个九百美元。而这里，她们一晚上就可以赚一百美元，”有一天晚上，当我陪着她们到处转的时候，玉熙解释道。当时，她正开着一部现代面包车，车厢地板上满是揉瘪的香烟盒和赞美诗的盒式录音带。时间是下午五点，玉熙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她随着下班高峰的车流出了水原城，然后下了高速，开上了一条两边布满田地和温室的两车道小路。之后路旁出现个小镇，她停下车，接了个女人上车，她看上去像个女学生的装扮，穿着鞋跟像钉子一样尖的凉鞋。虽然，在警方看来，她的工作是非法的，但是玉熙坚称她的女孩不是妓女。“我不强迫她们做什么。我告诉她们，你所要做的就是唱歌和跳舞，再从客人那里弄些钱。”这里的生意比在大城市好做些。“在汉城，她们要做的比这儿多。在汉城，那些穿西装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他们还总是期待着从姑娘那沾点便宜。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鲁些，但是很幼稚。”这份工作给玉熙带来不错的收入，因此她也有足够钱以一万美元一个的价格，将她的两个妹妹都带来南韩。她最小的妹妹还把五岁的女儿带来了。而二妹则把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带来了。现在姐妹几个都在做卡拉ok的生意。玉熙唯一带不出来的家庭成员就是她的挚爱–自己的孩子。对此，她深怀负罪感。“我为了自己的自由，牺牲了我的孩子，”她这样自责道。我最后一次遇见她是二零零七年的夏天；她的儿子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女儿也十六岁了。然而自从一九九八年在清津，当她穿着睡衣从家庭出走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虽然，她会定期的通过在中国的中间人给他们送钱，这些中间人收取佣金，然后再偷偷的越过边境把钱送进北朝鲜。她离开北朝鲜后不久，在北朝鲜边境离中国足够近，以至于可以扑捉到中国的移动电话信号的城市里，开始有非法的电话服务。因此，玉熙每隔几个月就能同她分居的丈夫通话。他会去茂山，用一个偷运进去的中国的手机，但是他不许她同孩子通话。他还拒绝了玉熙把孩子带去南韩的提议，因为他怀疑正确的一旦玉熙有了孩子，她就不会再送钱了。“我前天晚上做了个梦，关于我孩子的，”她告诉我。“我握着我儿子的手。我背上背着我的女儿。我们都在跑，试图逃离北朝鲜。然后有一个很高的人，穿着铁路列车员的制服，同我们一道走。我不确定，但是我想应该是我丈夫，而且他试图阻止我们。”然后她醒来了，回到了现实世界，这里她没有儿女。第十九章故乡里的陌生人金赫，二零零四年在南韩最看重的质素是–个子高，皮肤白，财富，声望，学位，名牌服装，流利的英语–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些新抵达的脱北者所缺乏的，这造成了在这些脱北者当中普遍的自卑，例如玉熙。其实南韩人五十年前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当北朝鲜人提醒南韩人的过去时，他们更愿意选择忘记。脱北者也意识到一个令他们惊骇的事实–南韩人害怕金正日政权的垮台，那将导致在他们的国家里泛滥着两千三百万人，要吃的，要住的。声称所有朝鲜人都渴望着他们的离散亲属，是政治上正确的“统一是我们的渴望，做梦都想”，但是有些人却对这些的未来感到恐怖。汉城的智库也定期的发布报告，估计统一的费用，这个数字通常介于三千亿美元至一点八万亿之间。生于战后多年的年轻人，对于失去的另外一半的朝鲜也没什么伤感。他们宁愿忽略，在北边张牙舞爪的这个赤贫的、装备有核武的独裁政权。纵观他们繁忙的生活，有着发达国家最长的工作时间，他们疯狂的玩乐，他们驾着现代车狂飙，他们听着ipod的咆哮，其它的都很容易被忘记。对于政府提供的所有支持，脱北者们能够感到这是南韩人对他们的可怜，害怕，歉疚和尴尬。这样感情复杂的欢迎，让他们觉得在自己的祖国里就像是陌生人。金医生本没什么意愿逃亡南韩。当她于一九九九年跨过图们江时，她的目的地只是中国。她计划按照父亲死前写的名字和最后知道的地址找到在中国的亲戚。她想他们会帮她找些事情做。她可以吃的好些，恢复体力，然后再给儿子存点钱。最终，她还是要回清津，回医院工作的。虽然吃不饱，同劳动党也发生争执，但是她仍然认为自己亏欠给她以教育的国家。当真的跨越国境后，金医生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小时，看见一大碗给狗吃的混着肉的白米饭，她的决心就动摇了。每过一天，就有新的见识，也让她更深一步对自己被灌输的谎言感到愤怒。所有事物都在驱使她与自己的祖国、曾经的信仰渐行渐远，直到再也无法回头。当她推开农舍的大门时，那只狗开始拼命的狂吠，随后走过来它的主人。他们都是朝鲜族人，一个老妇和她成年的儿子。他们从金医生冻结的衣服和憔悴的神情就知道是新到的难民。他们请她进屋，给了她干衣服和一顿热食。这些陌生人本可以把她以几百块的价格当新娘卖了–她才三十四岁，还比较吸引人–但是相反，他们却收留了她两周，并帮她找到了父亲的亲戚。在亲戚那也是，她受到了让人惊讶的慷慨招待。她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立刻把她当家人收留了下来。起先，金医生毫无困难的融入其它朝鲜族人。她还学了一点点中文。她在一家饭店找了份工作，为工人做盒饭。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中国警方加强了搜捕脱北者。金医生被抓了三次。每次都是亲戚们贿赂当地的警官，把她放了出来。在最后一次被释放后，金医生认为继续待在中国东北太危险了。她坐上火车去北京找工作。称自己是来自于延边的朝鲜族，她应征了一个需要说朝鲜语的保姆工作。金医生的雇主是个在职母亲，一个南韩的教授带着五岁的孩子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金医生很喜欢这个教授，籍此她也有机会住在舒适的公寓里帮她带孩子。她证明自己是个非常称职的保姆和管家。在一年的交流即将届满时，这个教授建议她随他们全家去南韩。很多富裕的南韩家庭都雇有中国朝鲜族作为保姆。因此，金医生觉得别无选择只有坦白。她把自己的故事全盘托出–离婚还有失去儿子监护权，父亲在金日成死后也自杀了，多年的食不果腹，医院里垂死的孩子。“我的天啊，你是个医生”这个教授惊呼道。两个女人抱头痛哭。“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对你另眼相待了”“如果你早知道，我就没有机会给你工作。我需要这份工作。”坦白很快终结了金医生的保姆生涯，但是教授言出必行。她允诺无论如何都要带她去南韩。走了几个月后，她让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了金医生。在二零零二年三月，金医生抵达仁川机场，心满意足的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金医生被一个在教堂认识的人说服，将两万美元的安置费投入一个传销活动，就是向熟人兜售肥皂和化妆品。金医生在自己的培训计划中没有学习如何识破骗局；销售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的骗术，她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的政府给的钱。之后，她又遭到另一个挫折：她得知南韩政府不承认她的医学教育。如果想行医，她就必须从头开始，申请医学院，再自行支付学费，因为她年纪太大而得不到政府的奖学金。金医生沮丧至极。七年的医学院学习，八年的行医经历，这一切归为零。她变得自艾自怨。内心里对于离弃北朝鲜也感到隐隐的愧疚，甚至还想到了自杀。当我二零零四年遇到金医生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对于来到南韩感到后悔。“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我是不会来的，”她回答道，这是我所遇见的脱北者里唯一这样承认的，虽然我怀疑很多其它人也有类似想法。我也禁不住注意到金医生看上去仍然像个北朝鲜人。她的头发梳到脑后，用一条天鹅绒丝带扎起来，她仍然用一九六零年代印染彩色电影里那种明红色的口红涂抹她那弓形的嘴唇。她让我想到了在平壤城区见到的劳动党党员。几年后，当我又遇见她，她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二零零七年的夏天，我都不敢认走进汉城一个新开张的日本餐厅的那个时髦女人了。她留了一个蓬松的披肩发，穿着蓝色牛仔裤，耳朵上吊着长长的耳环。“我已经厌倦了俗气的北朝鲜装扮，”她告诉我。她看上去年轻多了，像个学生，实际上她也确实是。在同南韩卫生部抗争了多年后，她忍受着巨大痛苦，并且在四十岁的时候开始了她的四年医学培训。她同那些几乎小她二十岁的同学们住在宿舍。关于她的学习，她告诉我，很艰难，不是因为她在北朝鲜接受的培训使她准备不足，而是在南韩医学院里用太多的英文术语，而她对这些完全不熟悉。她学过的唯一外语就是俄语。然而，这个过程让她好像得以重生。在毕业后，她计划重操旧业，这次她专注于老年保健。她的母亲因老年痴呆症，死得很痛苦。金医生还梦想开个护理中心，甚至可能是连锁的护理中心。她希望有朝一日，当北朝鲜政权垮台后，她可以将南韩照料年长者的观念带回清津。也许这是白日梦，但是这帮她在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建立起一个桥梁，而且缓解了自己对所辜负的那些人的负罪感。不幸的是，脱北者群体往往是些麻烦缠身的人。很多人离开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在家待不下去。而且他们的麻烦也常常会如影相随，即使跨过了边界。这在金赫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他十九岁的时候到了南韩，他和以往一模一样–贫穷，矮小，无家可归，也没有家庭或亲戚朋友在生活上帮帮他。金赫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从第十二劳动营感化所被释放。此时，他因营养不良身体非常虚弱，以至于走上个百多米就要休息一阵子。在恢复到能进行下一步行动前，他一直待在一个朋友家。起先，金赫计划从新开始他走私的营生，然而劳动营的经历彻底碾碎了他的信心。十八岁了，金赫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十几岁时可以为所欲为、不惧艰险的护身符。他不想再次被抓；他不想再挨打。他对于逃跑已经厌倦了。他对北朝鲜也没什么眷恋了；如果他逃去中国，他会一直被追捕。他认为唯一的机会就是逃往南韩。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到那儿，但是他听说过一些南韩的传教士会帮助像他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于是，当他二零零零年平安夜最后一次度过图们江后，他径直就去找教堂。作为菲律宾之后亚洲第二大天主教国家，南韩派遣的传教士遍布亚洲，非洲，中东，传播着福音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大多数南韩人对脱北者矛盾的态度不同的是，这些传教士积极帮助北朝鲜人脱困。其时，数以千计的南韩传教士–有时候兼有韩裔美国传教士–成群结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他们很小心低调以免触怒中国当局，在一些私人住宅里运作着一些小的、未经注册的地下教堂。在夜间，他们那红色的霓虹灯十字架在黑暗的乡村里透着一股阴森。其它的一些北朝鲜人的安全之所只是口口相传。由于联合国难民事物高级专员和一些主流的非政府组织无法公开违反中国反对为北朝鲜人提供庇护的法律，这些传教士就通过提供食物和庇护所给难民填补了这些重要的空白。金赫在沈阳，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找到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由一个开家具厂的南韩商人运营，听说这里能提供联系和资金安排一个安全通道去南韩。“我想了解基督教，”金赫撒谎道。金赫把自己交给了循规蹈矩的日子。他和一些其它的脱北者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祈祷。之后是早餐，锻炼，学习圣经，晚餐，然后九点就寝前还要祈祷一次。除了周末，日子每天都这样，周末他们偶尔踢踢足球。像其它他这个年纪的北朝鲜人，金赫从未听说过基督耶和华。清津的教堂在他出生的几十年前就关闭了；老一代的人仍然会祈祷，但是都是私下里。在小学的读物里，也几乎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即使有些，那些传教士也都是以恶棍的面目出现，奸诈且残忍。金赫也对基督教心存芥蒂。他认为南韩教堂迫使他吞进他们的教化以换取食物和住所。然后另一方面，他觉得有点愧疚于自己假装成为信众来欺骗他们。慢慢的他的态度有所软化。在过了一段时间，当喃喃的念着那些祈祷词时，他觉得一种安逸，一种自年幼背诵关于金日成的诗歌以来从未享有过的安逸，以及一种高于对自身的信任。只在此时，当他说“uriabogi，”我们的天父时，他意指上帝，而不是金日成，当他说圣子时，他意指的是基督，而不是金正日。在教堂待了五个月后，教长建议金赫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了。教堂现在处于中国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们担心这些难民的安全。这个人给了金赫一千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一百二十五美元并要求他带领一队难民前往蒙古边界。从那里，他们可以去南韩。如果宋女士拿着伪造的护照坐飞机的线路是贵宾头等舱的话，那么蒙古线路就是统舱散席了。但是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离开方式。不像中国人，蒙古人允许南韩驻乌兰巴托蒙古首都，的大使馆接收脱北者。实际上，如果北朝鲜人想方设法溜出中国进入蒙古，他们都会被蒙古的边境警察逮捕，之后就会移交、驱逐–去南韩。在蒙古被捕实际上就等于一张去汉城的机票。因此，真正意义上蒙古成了北朝鲜人前往南韩的地下铁路在线的主要补给站。金赫和其它一些难民乘火车抵达了二连浩特，这是前往蒙古边境的最后一个中国城市，一个骆驼，牛羊多过其人口的沙漠前哨地。他们一行六个北朝鲜人，包括一个三岁，一个十岁的男孩，他们的父亲已经在南韩了。计划是在一个安全地点同另一组，乘另外一趟列车从大连来的北朝鲜人汇合。另一组里有个人熟悉地形，会带领他们穿过边界。但是出了岔子。还在火车上的时候，金赫接到个令人心悸的电话，通知他另外一组人被捕了。他们这组人别无选择–现在回头为时已晚。他们不能去那个安全地点，因为那里可能已经处于监视之下。他们不得不丢掉手机，因为那可能会向警方暴露他们的行踪。金赫和其它的成年人们商量着。他们曾被简单的交代过行进路线，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最后，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自行前往蒙古边界。这些人躲在二连浩特火车站附近直至晚上九点，等着夏日长昼最后一缕光线褪去之后，他们就可以乘着夜色赶路。他们曾被告知沿着向北通往乌兰巴托的主铁路线，用铁轨当向导，之后要穿过一个分割两国边界的七英尺高的铁丝围栏。从二连浩特火车站到第一道边境围栏只有区区五英里，从那里再走一英里就到了蒙古第一个观察哨，在那里他们要向当局投降。他们应该能在天亮之前走到那里，但是沙漠到了夜间很容易让人迷路–只有星星可以引导他们，而且一路上遍布荆棘，岩石和深褐色的沙土。大人们不断的因为走哪条路而发生着争吵。他们应该沿着铁轨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选择了向东，后来证明是大错特错。边境线先是向东北延伸，之后突然向北急拐；就这样他们一直沿着与国境线平行的方向走，而不是靠近国境线并穿越过去。当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错误。戈壁沙漠上的气温一下子窜到了华氏九十多度。当他们改变方向，发现勾勒出两国边界的围栏，并穿过去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们的鞋被崎岖的地表磨得破破烂烂，很多人的脚都在流血，一个个都被晒伤。他们带的六升水也早就喝完。金赫和其它人轮流背着三岁的的孩子，但是当十岁的孩子跟不上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拖着他走。最终他们发现了个位于一个小水塘附近废弃的一间小木屋。当金赫跑去取水的时候，一个女人待在孩子身边。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女人的恸哭。孩子死了。蒙古的边境警察在晚上发现了这些北朝鲜人。出现死亡的孩子让这个案子变得复杂起来。法医需要核实死亡是由脱水导致的，而不是谋杀。对他们的调查延续了十周，在此期间金赫和其它成年人都被关押在蒙古的监狱中。对于金赫刚刚开始的自由世界的生活，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金赫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乘坐从乌兰巴托起飞的航班抵达南韩，同行的还有一打其它的脱北者。仁川国际机场移民局官员在他于蒙古获颁的临时护照上盖章后对金赫说，“欢迎来到南韩”，此时金赫几近虚脱。同很多脱北者一样，金赫的的欣喜很快就消失了。由于曾经被关进监狱，对他的聆讯进行的异常折磨人。南韩政府对脱北者中的犯罪分子越来越警惕。之后，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他被释放，送入统一院hanawon的营地待了一个月。他忍受不了被限制自由。金赫的个性在南韩同在北朝鲜一样成为障碍。他易怒。他对当局不感冒。他不能安静的坐会儿。在一个崇尚高大的社会里，他的身高也成了不利因素。他的腿发育不全，他的头相对于他的身体也显得很大–这是对于那些在身体发育时，没有足够食物的人典型的身体特征。当没有营养时，身体就会引导资源优先供应给头部和躯干，而且牺牲四肢。在饥荒相关文献中，这种症状成为“发育迟缓”。在二零零三年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百分之四十二的北朝鲜儿童由于这个原因，身体受到永久性的损伤。当我们二零零四年第一次会面时，金赫住在扶余，汉城以南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省会城市。在那里周围没什么脱北者，也没人帮他安定下来。他说他的神经受不了大城市的噪音和拥堵。他一文不名，两万美元的安置费用几乎一到手就损失殆尽。他把钱给了一个声称可以找到哥哥的中间人。在被愚弄了近一年后，金赫估计自己的哥哥可能已经死了。“我哥哥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他很难活下来，”他告诉我。身材矮小的一个好处就是你需要的食物会少些。金赫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有段时间他送冰激凌，之后他发现自己公司的南韩雇员薪水更高，于是他就生气的辞职了。他参加了一个汽车机修工的培训，之后作为实习人员做了几个月，但是也没有坚持下来。之后，他又认为自己的真正命运是成为一个职业的拳击手，但是当他去汉城的一家拳击馆后，因为太矮，而被拒绝了。这严重的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使得他开始担心自己永远找不到女友。他孤独至极。他同生人沟通很难。如果南韩人很同情他，他就觉得他们很有优越感。即使他憎恨北朝鲜政权，当南韩人批评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会为它辩护。这是脱北者之中很普遍的困境。一些南韩基本的礼仪也让他无所适从。北朝鲜人没有习惯与陌生人闲扯几句，如果有人这么做，会让人侧目的。无论何时当金赫出门时，邻居随意的一句招呼都会吓他一跳。作为响应，他只是转开视线或者有时候皱皱眉。“我不知道当人们同你讲几句话的时候，你该如果应答。我不明白怎样才能同邻居们或者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建立起友谊。”金赫后来回忆起在南韩第一年的那些社交过失时会哈哈大笑。当我在二零零八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去汉城并被一家学院录取，希望能获得历史和商业上的学位。那时他二十六岁了。虽然令人遗憾的还没找到女朋友，但是他有了很多朋友，包括一个来自茂山刚刚抵埠的表亲。带领一个生手熟悉各方面情况的过程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一个在大学附近开了间私人英语学校的人。他们就在街头攀谈了起来。没有逃走，相反金赫告诉这个人他是脱北者，而这个人则邀请他免费去他的学校学习。他融入了。第二十章团聚俊相于明洞步行市场，拿着一本1984，汉城，二零零七年。曾让美兰在北朝鲜注定身处边缘生活的不洁之血在她跨过了边界之后却变成了最大的财富。家里有南韩的亲属被证明是无价的。不像其它的脱北者，要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了，独自完成脱胎换骨的重生，美兰却有着亲属张开双臂等着迎接她。在南韩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之下，儒家传统仍处于支配地位。美兰的父亲，是家里的独子，是延续家族的继承人，如果他去世了，那么家族就应由他的儿女来延续。当美兰一家于一九九八年跨过图们江来到中国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父亲的出生地，忠清南道，西山市sosan的市政厅。然而作为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村子里的人几十年前就全部搬到城市里去了。在建了水库后，这个村子的所在地大部分被水淹没，村子自身也早就消失了。但是按朝鲜习俗，家乡就是自己父亲出生地，而不论是不是还有人生活在那里。市政办公室仍然保留有泰宇两个妹妹的地址，她们都还健在，住在汉城附近，而且市政厅也主动提议会将信件转送给她们。于是美兰二十三岁的弟弟，虽然是家里最小的，但是作为唯一的男性，由他提笔起草此信。他用很正式的用语写道：我作为你们哥哥唯一的儿子给你们写信。我希望通知你们，我父亲于去年在北朝鲜咸镜北道镜城县去世。他同时在信里写明了他们在延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延吉是他们当时所在的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几周之后，他们接到了个电话，电话是其中一个妹妹打来的。她将信将疑的。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电话，信件，甚至传言说她们的哥哥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在一九六一年，战争结束后八年，南韩国防部将他登记为在一九五三年的行动中战死。就家庭而言，他死在二十一岁上，没有子嗣。他的名字也被刻在国家公墓阵亡者名录上。妹妹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不是个恶作剧，或者一个粗鄙的把戏，目的就是想从她们那里骗点钱呢电话是美兰的姐姐接的，她告诉了姑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些家里曾经的轶事，生日和小名。南韩的亲戚建议来个dna测试。美兰和兄弟姐妹们都同意。两个星期后，一家人团聚了。两个姑姑由家人陪同，都飞来中国，一行十人。当他们一见面，他们都目不转睛的相互盯着，意识到dna测试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就这样一直盯着。我们惊叹的嘴都咧到了后脑勺，我们手的形状，我们说话、走路的方式是如此相像，”美兰说。“我父亲的妹妹认为她们家的香火完全断了，因为我父亲是独子，”美兰的弟弟回忆道。“当父亲的妹妹来到中国，我看见她们时，我的身子一震。她们是女人，但是和我父亲长的一模一样。”现在无法回头了。美兰的母亲想回清津，想和留在家的两个女儿和她的孙子、孙女们在一起，但是她们害怕北朝鲜当局会发现她们在中国的时候曾同敌国的亲属联系这就足够杀头的了。除了南韩，她们无处可去。他们的姑姑去了沈阳的南韩领事馆，询问如果将北韩的亲属带去汉城–对南韩战俘的遗孀和子女目前他们至少能做什么–然而领事馆对这些问题也是吱吱呜呜，说不出个所以然。金大中，他于后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于一九九八年二月正式成为南韩总统，当时发起了“阳光政策”以缓和与北朝鲜的关系。而且，南韩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敏感。那些官员害怕接纳美兰一家会导致严重的外交后果。幸运的是，亲戚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问题。姑姑们经营着一个小酒店，她们有个儿子在汉城郊外有间浴室。他在中国与南韩之间来来回回，帮北朝鲜的亲戚们弄了些伪造的非常真实的护照。他还把和美兰差不多大年纪的一个表妹的护照给了她。表妹的照片被拿掉，换上了美兰的。一个姑姑不巧“丢了”自己的护照，这样那本护照就可以给美兰的妈妈。实际上，这些都是非法的活动，后来表妹还因伪造护照被关了一个月，但是这起了作用。美兰，姐姐，弟弟，和妈妈都于一九九九年一月都安全的抵达了南韩。由于有家庭接纳她，美兰没有被太多的认为是外来的人，一个曾经在其它地方度过了人生头二十五年的南韩人。对北朝鲜人来说，她出类拔萃，但是对南韩人来说就不会了。她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对北朝鲜人来说属于身材高挑的，对南韩人来说也就过得去吧。她还有着让俊相在剧院外迈不开步子的高高的颧骨和直直的罗马式的鼻梁。姣好的面容，家庭的系带，镇定，和天资聪颖还是使她与众不同。她很快被一个教育学位项目接纳。她口齿清晰，能以很简洁明了的方式叙述一个事情，因而她经常被邀请去做关于北朝鲜教育系统的演讲或访谈。就在快要三十岁的时候，她被介绍给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憨厚的笑容和圆圆的眼镜传递着热情。他有份不错的工作，作为文职人员供职于军队。在双方家庭的赞许下，他们结婚了。在二零零四年末，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以传统的朝鲜方式庆祝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宴请了将近一百多位亲戚朋友。餐厅的房顶以蓝白气球装饰。美兰，她丈夫，还有小婴儿都穿着华美的韩服hanbok，一种在庆祝场合下穿的传统服饰。美兰的外套是闪亮的乳白色丝质面料，配有绣花的红丝带，和黑色的领圈。她看上去容光焕发，而又端庄沉稳，一个非常优雅的女主人。她已经实现的她的朝鲜梦，事实上也是我认识的所有人的梦想–帅气的丈夫，男婴，及其口袋里的大学文凭。从穿着，说话方式，她已经和一个南韩人没什么区别了。她已经改掉了喉咙音口音，那种会泄露身份的北朝鲜人的发音特征。她和丈夫在水原这个卫星城买了个公寓，夫妻俩刚刚起步，他们还承担不起在汉城动辄百万美元的公寓。她住在一个楼盘里，这个楼盘就是个千篇一律的混凝土森林，除了侧面印着的楼层数字外，每一层都是一样。在小区里转转，其实也还不错。建筑都很新很干净，立面都刷着令人愉快的奶油色。阳光穿过大型落地窗，照在美兰位于二楼公寓的起居室里。公寓里明亮，宽敞，有专门给宝宝的浴室，一间桌子上配有三星计算机的书房，一个电器配备齐全的开放式的厨房。当我去拜访时，她正在做午饭，而她的儿子，现在是个圆嘟嘟、蹒跚学步的小孩，正在起居室看着动画片。“如果我是在北朝鲜生的他，我现在只能用米汤加点糖喂他，如果买得起的话，”她说。我们谈论着她现在生活的变化。她正纠结于家庭和学位学习之间的冲突。她的婆婆希望她做个传统的朝鲜主妇。请人照看孩子很贵；她发现现在很难完成功课。她现在也去做有氧运动以期进行产后恢复。她总会觉得皮肤很紧。显然，她身上的问题与我认识的其它在职母亲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内心里，美兰还是那个在北朝鲜身处底层社会，贫穷，不洁之血的女性后代。她曾被一种彻底的教化塑造，并且经历着背叛的痛苦；多年来，她不敢说出内心感受，那些藏在心里的出格的想法。她曾经坚定的从死人的尸体傍走过，而不曾停下脚步。她学会闷头吃自己的午餐，吞下最后一勺的玉米或米饭，而不会停下来去可怜那些她教的，快要饿死的孩子。她一直被内心的负罪感所困。负罪和羞愧在脱北者中间是很普遍的；很多人憎恨自己那些为了生存的所作所为。在美兰的例子里，负罪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直到我认识她两年后，她才告诉我，留在家里的姐姐们的遭遇。在一九九九年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她们抵达南韩六个月后，国家安全警察几乎同时在家逮捕了她的两个姐姐。美兰的大姐，美熙，嫁给了一个军官的家里最漂亮的女儿，她是如此的慷慨，在饥荒时给他们食物；还有姐姐美淑，曾经有着平凡的生活；她们忠于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也忠于金正日。她们都在半夜被带走–多么类似于美兰听说过的梦魇般的场景，除了孩子被留下给丈夫，他们被强制指示离婚。据推测，姐姐们可能被送去一个劳动营服长期的徒刑。考虑到一九九九年严重的食物短缺，她们很可能已经死去。姐姐们的命运深深的牵动这全家，也使任何一个欢快的时候都蒙上一层阴影。即使是美兰生了个健康的宝宝，而且她的弟弟，锡柱，被澳大利亚的大学录取，家里都不能尽情欢乐。这看上去非常不公平。几年后，脱北者可以送钱回去，他们的亲人也被放回家，没有遭到报复，甚至生活的比一般北朝鲜人还要好。可能姐姐们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是因为美兰家是第一批逃离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好的成分。美兰的母亲，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想方设法的度过饥荒，在抵达南韩后，也倒下了。虽然抵达时才六十二岁，她的身体和精力已大不如前。她请了一个巫师，一个传统的算命师，他告诉她，女儿们还活着，但是即使如此，这只让她更焦虑。美兰的母亲开始信教。在清津在**之前的时期，她就参加教会，现在她恢复了儿时的信仰。她不断的祈祷，祈求宽恕自己背叛了女儿们。由于没有成为信众，美兰没有这样的慰籍。她的负罪感影响着她的睡眠而且不时的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不应该浪费时间的时候闯入脑海。姐姐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让她现在可以开着现代车。她还想到了落下的男友。她对于他敦促自己去反抗出身低的命运，给她以作为女人和教师的自信。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说这个政权一个字的坏话，但是他已经教过她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而这最终使她保持开放及清晰的思维。当我们相会时，美兰经常提及俊相。我怀疑她很享受追忆自己的初恋–而这些是不能同母亲，当然也更不能同丈夫谈及的。当她回忆俊相是怎么第一次在剧院外遇见她，或者她们如何整夜的在黑暗里行走，那些话语就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兴奋的就像个女学生在和朋友闲话着。“你能相信吗三年才牵手，六年才接吻甚至都算不上是个吻，真的，就是碰了碰脸颊。”我们开玩笑的说那是不求回报，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是未完成的，爱情是唯一永恒的。看上去，好似她对先前自我清白的渴求更胜于对她的前男友。我问她是否知道后来俊相怎么样了。“我猜他现在应该结婚了。”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并且耸耸肩装作漠不关心。她并不后悔她们最终没在一起，她告诉我–她爱她的丈夫–但是她感到很遗憾离开的时候没有机会去道别。她记得在清津的最后一天，当她认为在街对面看到他，但是却因害怕泄露离开的计划而不敢走上前。“对吧，他和我，我们有个特别的约定。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重逢的。我们是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旬的时候进行这一番的谈话，那是在她孩子生日聚会后的不久。三个星期后，美兰给我打电话，她的兴奋在听筒里是显而易见。她告诉了我个消息：“他在这里”我们一周后，相约在汉城的星巴克喝杯咖啡，那里离我的办公室就几个街区。按照美兰曾经描述过的他，我想象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有点英雄主义色彩。然而，眼前的却是个穿着牛仔裤，戴着眼镜，骨瘦如柴的家伙。然而，他身上也确实有不寻常之处。他的牙齿非常亮白，像个电影明星的。他平平的脸颊，和夸张的鼻孔让他看上去像个异族的鞑靼人鞑靼是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晚清特指满人–译者，看着他让我想起了鲁道夫纽瑞耶夫一个芭蕾舞大师–译者。当我们叫的卡布奇诺好了的时候，他跳起来去柜台把它们取了回来。他小心的移动着；动作很自然。另一方面，美兰却看上去很紧张。她穿着一件粗斜纹布的短裙，妆化的也比平常的浓。当我正要说，作为来自一个从完全没有咖啡店的国家、刚刚抵埠人，很令人意外的是，他看上去对这些很轻车熟路，但是实际上俊相已经在南韩待了差不多一年了。当他得知美兰结婚了–从一个给他做聆讯的国家情报局的探员那里得知–他就决定不去打扰她，这样对两人都好。事实上，对于她的离开，他伤心至极，程度远远超出她的相像。她的叛逃引发了他对自己信心的一个巨大危机。他内心被他们彼此之间的荒诞关系煎熬着。为什么他们要相互保密为什么他们两人内心都在渴望离开，但是却没有相互吐露更严重的是，他觉得自己很懦弱，没有先行一步。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她离他而去，而是因为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勇敢的人。“我以前认为我考虑的总是比她更远一步，但是我错了，”他承认。为了安慰他的自尊心，这个时候美兰插话。“那个时候，我对政府一直都是都怀疑及不信任的，但是他比我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朝他笑笑，然后让他继续他的故事。在美兰离开后，他埋头于自己研究所的工作，之后他得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有机会加入劳动党。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欢欣鼓舞。这在北朝鲜可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了。他在平壤的生活很惬意。他租住的房子很暖和，吃的也足够。但是他却不想定居在那儿。他也不与那些被认为和他很般配的大学女生约会。他也不再参加那些能增大他成为劳动党党员机会的额外讲座。每天晚上下班后，他就回到家，把窗帘拉的严严的，这样他就可以看南韩的电视节目。二零零一年，俊相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他告诉他的领导和同事们，自己父母身体不好，作为家中长子，他要回家去照顾他们，这是听起来很合情合理的解释。然而他想回到清津的真实目的是，在那里他的行为所受到的监视会少些，而且那里距离中国边境也更近些。回家后，他打些零工，有时还会去他和美兰夜间步行时常去的那个疗养院工作。为了不浪费钱，他晚上绝大多数都是同父母待在家，即使那意味着要忍受父母那责怨般的沉默，辞职让他们对这个曾引以为豪的儿子大感失望。即使深思熟虑，计划周详，然而，俊相事情进展的并不如美兰的那么顺利。为了逃脱，俊相攒了三年的钱。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考虑。他谨慎的计划着每一个细节，甚至细到那个时候要穿什么–一件昂贵的、有泡泡图案的，叔叔从日本寄来的衬衣。如果在清津穿就太扎眼了，但是他想如果在中国穿，就没人认为他是个从北朝鲜来的乞丐。他把自己最好的日本裤子和背包装入塑料袋。他选择跨境的时间是六月，其时正值雨季水位很高。他选择了河水最深的一段，这样那里的守卫会松些。伴行的中间人带了些空的塑料瓶作为漂浮物。俊相和另一个逃亡者，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都脱的只剩内衣，虽然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他们都下意识的微微相互转过背去。俊相把所有的衣服扎进塑料袋保持干燥。河水很快来到了他的下巴，而且水流也比预想的要来的强。水位却没过了另一个逃亡者的头；她不会游泳。俊相紧紧的抓住她的手，并抵抗着激流。突然他光着的脚碰到了沙子，之后他穿着湿漉漉的内裤爬上了岸边。那个妇女也跟着上来了。他在中国了。他回头看看河对岸，在早晨第一缕亮光下，北朝鲜那参差不齐的山峦的轮廓在天边时隐时现。他觉得有点刺痛，但是没时间停下来细查。他穿上衣服，衣服虽然放在塑料袋里，但还是弄湿了，跟着中间人离开河边走向大山，直到北朝鲜再也看不见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六月天会这么冷。湿漉漉的鞋子磨得脚板生疼，打起来不少水泡。当他们终于到了计划在那里休息、吃饭的小村庄时，却发现一个北朝鲜人几天前因为偷窃被抓，而且当地人对脱北者开始比较敌视了。由于害怕当地人报告警方，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了那里。那个同行的妇女建议他们去她的目的地，那是个她曾经和一个中国农民居住的村庄。在路上，她告诉俊相她的故事。她同这个男人待了几年，她们还有个一岁大的孩子。一个月前她被逮捕并被送去北朝鲜的劳动营。现在她很急切的想回到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她向俊相保证她丈夫会收留他直到他准备好离开。然而那个农舍被证明不是个避难所。当他们抵达时，那个中国农民对这个妇女是拳打脚踢，愤怒的叫喊着，并且还打了俊相一锄头。很明显，他误以为俊相是她的相好。再次独自一人，又迷了路，俊相游荡于乡野之间。最后他看见一部人力车并坐了上去，反复的重复他从中国中间人那里学来的中文–sichang，市场。他到了一个小型的露天市场，然后找到个卖泡菜的妇女。她一定是朝鲜族，他寻思，然后他问她是否认识人可以雇佣他。她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下他的眼镜还有他那艳俗的日本衬衣。“你看上去像个没干过粗活的年轻人，”她轻蔑的告诉他。尽管如此，好说歹说反复保证之后，她把他介绍给一个开砖厂的朝鲜族商人，那人给了他份工作。之后，俊相开始了在砖厂搬运沉重砖托盘的日子，那些刚刚烧好的砖非常烫，如果靠的太近，眉毛都会烤焦。晚上，住在工人宿舍里，他在自己买的一本本子上写日记。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开始写日记–在北朝鲜，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在纸上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他写自己在大学的时光。他写诗。在工厂里那令人无法想象的辛劳工作之后，在日记里，他提醒着自己离家的原因。他在砖厂待了两个月，存了些钱，用于实现自己的南韩梦。他乘了一部巴士南下去了青岛，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南韩商界，还有个领事办公室。南韩在中国的领事馆都被严加把守，为的就是阻止像俊相这样的人，但是他想如果自己穿着得体的话，应该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去。他用剩余的钱买了套西装，换了副眼镜。自信满满的，出现在大楼面前，穿过底楼的保安，走进电梯，按了领事馆所在十七楼的按键。但是电梯里，十七楼，十八楼的按键要插卡才能有效。停在十六楼的时候，他看到另一个保安，因此他又回到了电梯。最后他在十九楼出了电梯，然后沿着楼梯往下跑。当他出了大楼时，他甚至能听见保安们用急促的语调在对讲机里通话。他非常幸运没有被逮着，安全从那跑出来了。现在，俊相走投无路，也没什么钱。他甚至在考虑回北朝鲜–如果不是后来发现因特网的话。虽然身为北朝鲜最好大学的精英学生，俊相却从未听说过互联网。他的大学里有很多计算机，ib容奔腾四处理器，而且他也登陆过北朝鲜的“互联网”，一种只供学习使用的封闭系统，可以用来查阅学术论文和经过审查的外购百科全书，但是这个国家在因特网世界里还是个黑洞，也是世界为数不多的选择离线的国家。在清津的计算器中心，孩子们能玩些游戏，但仅此而已。俊相听说过因特网，一旦到了中国，他对此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他甚至冥冥之中就觉得互联网能解决他的难题。但是怎么用当他在青岛汽车站闲逛的时候，他听见一个说朝鲜语的人，然后他走近那个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个人是南韩的交换学生。“没问题，我教你怎么用。很容易，”他告诉俊相，并领他到了一个网吧。网络世界对于俊相就是启示。伴随着每一次的点击，世界正一点点向他开启。他第一次非常肯定的感到自己逃往中国是个正确的决定。作为这个国家最好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最能使用计算机的北朝鲜人，然而在互联网方面他的知识却像个孩子一样。他在南韩的一个搜索引擎里键入北朝鲜人权和脱北者。在随后的几周内，俊相都在网吧里待到深夜，边吃方便面边阅读。他知道其它的脱北者都有类似的如何抵达南韩的问题，而且研究他们所用的策略。哪些有用，哪些失败。他自学了南韩关于管理北朝鲜人的法律和那些让南韩不能在其中国境内的大使馆、领事馆接纳脱北者的外交后遗症。他研究了中国地图，飞机、火车时刻表，和如何离开中国。有一天他读到了关于仁川的一个牧师，他很同情的写到将脱北者送往蒙古的那条地下铁路线。此时，俊相在那个南韩学生的帮助下已经有个一个电邮地址，他马上激动的发了一条信息：我在青岛。你能帮助我去南韩吗俊相的线路和金赫的是一样的。此时，数以百计的脱北者沿着这些线路跨越国界，而且安全屋的位置都已经很清楚的标记了出来。俊相所需要的只是为此行支付两千五百美元，而这笔钱在日本的叔叔已经电汇给他了。他先是坐火车到了二连浩特，之后跨越边境的沙漠地带，进入蒙古，在那里蒙古边境警察会把他们交给南韩大使馆。他于二零零四年十月抵达南韩，旋即被交给国家安全局进行聆讯。之后，轮到俊相发问了。这不是他第一个问题，但是也是第一批问题中的一个：你能告诉我如何联系到美兰吗他非常确信她在南韩，因为他在青岛的网吧里曾经搜过她的名字，而且读到了对她的采访。国家情报局nis的人密切保持同脱北者的联系，他们肯定有她的信息。那个nis探员却有点犹豫。按照规定，由于担心可能的北朝鲜间谍，脱北者不能被给与其它脱北者的信息。“我们不能透露这个，除非你们是直系亲属。对不起。”“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初恋，”俊相申述道。这个探员有点为难，并答应做个请示。第二天，他来了，告诉俊相他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他，但是他觉得俊相应该知道，她现在已婚。他非常吃惊。再回顾的时候，俊相认为怎么自己会那么愚蠢的想她会是单身，甚至还想着她可能还在等着他。美兰此时都已经三十一岁了。他们失去联系已经六年多了。“老实说，那个时刻，我从来不曾想过她可能已经结婚了，”俊相回忆道。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记得自己在跨越图们江时背诵的，由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山多尔裴多菲写的一首诗：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很早以前还在平壤读大学的时候，这首诗就深深的打动了他，而且那时就记下每一个字。他为了留在平壤，牺牲了于美兰的爱情。他从不曾将她置于生命里的第一位。为了自由，他来到南韩，独自一人。随后的几个月里，俊相经历着其它所有脱北者要经历的过程。他离开培训计划后，得到了一个公寓和一部手机，之后徘徊于令人迷乱的街道、市场之间，他努力的使自己不要晕头转向。他只有寥寥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也会后悔不知道怎样找到美兰。在他得知她已婚后，他告诉那个安全局探员他不想要她的电话号码了。“还是不要联系好，她已经结婚了，”他告诉自己。一天晚上，他去一个在统一院hanawon里交的朋友的家。脱北者们偶尔会聚一聚，喝喝啤酒，交流些信息。人群里有个不太说话的年轻人，他一眼就认出他是美兰的弟弟。为了让自己讨人欢心，俊相曾经给过他一些糖果。锡柱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不认得俊相了。那天晚上他们开始聊天，而且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中又聊到了一起。过了一会儿，锡柱起了疑心。“你怎么会知道我和我家的这么多事情”他问道。然后，在俊相回答之前，他拍着自己的膝盖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哎呀，你就是那个经常来找我姐姐的那个家伙”一周以后，俊相一幢幢高层住宅前的人行道上来回踱着步。他和美兰约好在汉城东部一个地铁站前见面。当锡柱想起来他是谁的时候，俊相就不能不给她打电话了。一旦美兰在电话里听出来是俊相后，他马上就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愠怒。“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美兰说。“我们可以帮帮你。”他觉得很傻。他在南韩几近一年了，这是挣扎的一年，令人绝望的失落，孤独。他可以有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了解他，而且熟悉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自己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被抛弃了的男人，但是最终却是他道了歉。现在，他一遍又一遍的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他认识的人里面已经没有人戴表了。他闹不清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地铁线或者等错了出口。他仍然对汉城城区那些不断膨胀的地铁线路网感到头疼，每一个站都比上一个大，走不完的连接走道，多个出口看起来都是一样。这个站是建在新的公寓区，听美兰说，她妈妈住在这。俊相扫视着路上的行人，想看看在涌向他的人群中，有没有认识的人。天空晴朗，时值湿热的夏天和冬天之间那短暂的好天气。人行道上很拥挤，大多数是女人，因为那天是工作日，大多南韩妇女有了孩子后就不工作了。俊相看见妇女们，一个个穿着紧身牛仔裤，对着挂着毛绒玩具的手机，喋喋不休的讲着。还有些推着精美的婴儿车，那可能比一部自行车还要昂贵。而婴儿车在北朝鲜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些还不会走的孩子被用一块长布绑在妈妈的背后。俊相想知道美兰是不是和这些娇气的女人一样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慌乱，他怀疑是不是美兰走过了而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喊着，他转过头来，吓了一跳。“你等了很久吗”美兰边说边摇下了汽车窗户。俊相还在臆想着那些好莱坞的场景。多年来，他期待着他们的重逢，甚至他还没有抛弃那种男女在雾气蒙蒙的火车站的站台上相互跑向一起的情景。他还想象过各种可能的相遇场景，但是从没有想到会有车–当然也就更想不到美兰就坐在方向盘后面。此时她正停在公交车道，然后斜过身子把乘客一侧的车门打开，示意他坐进来。她说的很快，为她的迟到道着歉，还是交通，她找不到停车位。当他时不时的瞟一眼她时，她的眼睛只是一直盯着前面的路。她还是没有变–他不敢相信，他甚至曾想象他可能认不出她来了。可能，尽管，她不如自己记忆里那么光彩照人，或者可能她的美在自己多年的思念中被放大了。她的气色透露着抚养一个一岁孩子的辛劳；下巴上冒出的痤疮勉强的被化的妆盖着。他可以看出ajua朝鲜已婚妇女在她身上的痕迹。她穿着一条杏色的荷叶裙，一件宽松的短袖衬衣。衣服很复杂，就像她的生活；那个单纯的少女早就不见了。“你很平静，”他打破沉默。“不，不，我心里很紧张，”她回应道。他们驱车到了城市郊外一家僻静的餐厅。开始他们礼貌性的问了问各自家里的情况，但是关于这个，就不可避免的会将话题引向悲伤。俊相不敢问起她姐姐的事情。他听说她们被带走了。而她也不能问起他那有可能再也无法见面的父母。他们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美兰的突然离去。当他们谈及的时候，他感到怒火在一点点升起。“你应该给我点暗示，”他告诉她。她辩称自己那个时候不确信正在叛逃–那可能仅仅是出个门，去中国看看亲戚–虽然他还是不怎么相信她，但是听她这么一说，心里也好受了一些。她也得知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当她离开的时候，他不在清津–那一瞥认为在马路对面看见了他只是她自己的幻觉。“如果你计划来南韩，为什么不早点来”她问道。俊相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当谈话到了这个时候，美兰哭了起来，她的话暗示的很清楚。她结婚有孩子了。一切太迟了。数月之后，重逢的新奇慢慢褪去。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听起来总是对另一个不耐烦。俊相总是有点恼怒的抱怨美兰不如以前那么漂亮了。美兰也许诺给他介绍一个女孩，但是她却从没有兑现。现在他们的联系，一般是发电邮或者传简讯。现代通讯方式在便捷的同时也扼杀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奇妙。在北朝鲜恶劣的通讯条件下，他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很明显，当他们用手写在珍贵的纸张上，再由正在耗光燃料的火车慢慢的递送，那上面所附的情感会更多。“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的给他打电话，或是发简讯，但是我却没什么兴致，”美兰承认。“现在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年迷恋这个家伙。”社会地位的转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北朝鲜，俊相有着更好的家庭成分，经济条件上，他有华丽的日本毛衣，还有平壤的教育。现在，他刚刚抵达这里，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他的北朝鲜教育在南韩也没用。他曾学的科学、技术都是过时的。短期看他没什么好的职业前景，也就做做骑摩托车送外卖的工作。有一天在他出去送外卖的时候，被一部出租车撞倒了。当他从地上自己爬起来后，看看人和摩托车都没什么事，就骑走了。后来回到店里，他讲述发生的事情时，他老板哈哈大笑。如果俊相不是个傻傻的新人，他早就从出租车司机那拿到些赔偿款了。俊相耸耸肩。他不会为这点小便宜让南韩人看扁他。他的自信很深，他坚信自己能出人头地。他从不自顾自怜，虽然担心以后再也看不到父母，但是也从不后悔叛逃。现在哪怕是极小的自由，对他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他穿着正宗的牛仔裤，而在北朝鲜是不能穿的。他把头发留到肩膀。“我总梦想着留个长发，我想要在我四十岁之前做，这样不至于看上去像个失败者，”他告诉我。他贪婪的读著书。在北朝鲜，他要想方设法从图书馆借阅一些艺术、教育的书，但是经常是没有。我也经常拿一些书给他看。他最喜欢的就是1984的译本。他惊奇于乔治欧文对北朝鲜的极权主义理解的是如此透彻。上一次我去见他，我们在乐天世界见面，一个位于汉城南部的巨大的购物、娱乐中心。那是个周日的下午，就在农历新年之前，那里人满为患。我们艰难的穿过人群，试图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之后我们在一家最近在南韩风行的回转寿司店里找到了座位。从转动的传送带上取了些寿司，俊相告诉我，他现在回学校念书，想拿个药剂师执业资格。在学校假期的时候，他在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安装通风系统。对有他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奇怪的选择。我怀疑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又会告诉我，他在做某些其它的事情。脱北者常常发现要完全融入真的很难。对于从极权国家逃出来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里不是件易事。脱北者必须在有着无限可能的新世界里，重新定位他们自己。选择在哪里居住，做什么，甚至是每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做选择的人来说都很困难；那么这些事情对于那些习惯于一生里国家替他们做所有决定的人来说，就简直是梦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