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2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2-24　08:05:28　　第一百零八回　　坎坷加共盛誉国际精神，民主参政不谋暴力革命　　其实，加拿大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寻求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我们以前谈到过的1837年上下加拿大的叛乱、草原区路易斯.里尔领导的梅蒂斯人起义，以及英属哥伦比亚的大罢工，都属于一个民族或阶层的人民群众，为了追求利益平等而发起的反抗斗争。　　随着加拿大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一个新的阶层出现了，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各国历史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工人阶级。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加拿大人开始研读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他们的理论不仅仅诠释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还在于提出了改变世界的方法。　　加拿大的社会主义者政党在1904年已经建立了。后来，北美社会主义政党合并，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斗争也日益兴盛起来。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产生的根源。　　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财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的巨大伤亡和无以言状的苦难。大战带给加拿大的则是，富人们利用战争贪婪地攫取财富，而有6万多年轻的加拿大人成为了战场上的炮灰。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征兵政策，肆意践踏着魁北克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所有加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接着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俄帝国，夺取了政权，把这个国家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拯救出来，首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加拿大在战后失业率高居不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加拿大工人阶级从温哥华到新斯科舍，爆发了遍及全国的工人阶级斗争，表现最突出的是1919年温尼匹大罢工。　　在这种革命热情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很多激进的工人渴望成立工人自己的党派组织，同占据财富的统治阶级展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最后加拿大的工人阶级开始寻求建立一个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新党派，号召对社会秩序加以改革，但明显不同的是，加拿大人并不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形式的改革主义。　　加拿大共产党也是于1921年成立的，大概天性使然，成立大会秘密地在安大略省桂湖市（Guelph）的一间草屋里举行，同时成立的还有加拿大工人党，与会代表有三名共产国际的成员和21名加拿大人，具体名录不祥。1924年工人党成为加拿大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之后，被政府很快取缔。　　工人党的纲领正是采用了1919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首次会议上列宁同志的教义。列宁同志的教义是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增加了21条革命纲领，显然与当时风靡全球的其他社会主义原理有所不同。　　加拿大工人党一开始就遭受当时已经升格为皇家骑警（RCMP,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的极力阻挠。按照皇家骑警的说法，则是依据刑法第98条奉命行事。反正，皇家骑警没少给工人党制造麻烦。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会多，因此开会的时候，动不动被骑警们破门而入，办公室被捣毁，会议文件被没收。1931年的一次，一些主要工人党领袖还被悉数逮捕。　　加拿大刑法第98条是温尼匹大罢工之后，为了禁止“非法集会”而制定的一条法律条款，主要适用对象自然是30年代的加拿大共产党。1919年温尼匹大罢工之后，罗伯特.博登政府的司法部长阿瑟.梅根对加拿大刑法提出了一个议案，并在议会通过，其内容大抵如下：　　任何结社（省略若干字），其结社目的（省略若干字）若是在加拿大范围内通过武装、暴力或给别人或财产造成实质伤害（或者提出上述威胁），从而导致政府、行业或经济秩序的任何改变，或者为达到这种改变为目的（或因其他任何目的）而教唆、倡议、规劝或使用武装、暴力、恐怖或对别人或财产造成实质伤害（或提出上述威胁），或者以任何方式从事或追求这类目的者，应当视为非法集会。　　该法律条款适用范围宽广，收监处罚可长达20多年，主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成为骚扰共产党分子、其他左翼党派和组织，及劳工组织的有力依据。刑法第98条最著名的一次应运，应该是1931年8月份皇家骑警和安大略省警逮捕了8名共产党员，这些被捕人员先后都被判处最高达到5年的囚禁处罚。这次事件甚至被一些人描述成“专门为了给共产党以致命打击的一次镇压行动”。　　但是，这次判决之后，公众舆论明显倾向于共产党，呼吁废除这项法律条款。在自由党、左翼温和派人士以及极左团体（如“加拿大劳动者保护联盟”，其实是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个法律辩护委员会）的提议下，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得到提前释放，而这项法律条款被刚刚当选的麦肯齐.金在一年之后给废除了。　　对加拿大刑法第98条的逆转是加拿大历史上左翼人士开展人权运动的重要行动。虽然这项条款被废止了，但却成为加拿大《战时条例》中“国防条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70年“十月危机”期间抑制外国人和异见分子的范例。　　1937年麦肯齐.金任职总理期间，刑法第98条最终被议会宣布为不符合法律。而当时魁北克的统一民族党通过了一条禁令，授权检查总长可以禁止任何房屋或建筑内从事共产主义宣传。1957年这条禁令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为“超越权限”（Ultra Vires, 貌似跨省司法）而被取缔。　　其实，加拿大共产党的很多领袖级人物都是工会领导和新生工会的组织者，特别是工业领域和非技术工人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产业工会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Unions, CIO）的领导下成功地组织了大批工会组织，在“向渥太华进军”和加拿大青年大会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共产党还招募了1500多人参加到对抗西班牙弗朗科、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行动中。　　1932年10月，在加拿大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英属哥伦比亚省大约1500多联邦失业救助站的人发起了大罢工，两个月之后，罢工队伍乘坐火车和卡车来到温哥华。大家一致认为，政府应当拿出合理的工作和工薪方案，临时组织的救助站根本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罢工人群最后形成决议，团结一切市民、工人、少数民族和政治党派，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与政府官员对话。长达两个月的抗议行动中，游行队伍曾经占领了哈德逊湾公司在温哥华的商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五月份向斯坦利公园的大游行吸引了两万多名罢工和支持者。　　当地政府拒绝了示威者的要求之后，示威人群已经怒不可遏。6月3日，超过1000多人的罢工人群开始“向渥太华前进”，决心向全国人民表明他们的奋斗目标，要把他们的诉求提请议会和总理贝内特做出答复。罢工队伍指挥开往东部的火车，沿途经过卡尔加里、激流镇、麋鹿口等地，最后到达了里贾纳。贝内特总理受不了罢工火车继续向东开进，答应只要罢工列车不再往东行驶，就可以和罢工代表谈判。浩浩荡荡的罢工游行列车停在了里贾纳。罢工队伍派遣了八名代表，前往渥太华与贝内特对话，其余两千多人滞留在里贾纳博物馆场地上，萨斯卡彻温省政府好吃好喝招待着。　　很快，渥太华的谈判破裂，代表们空手而归，做出了解散长途游行示威的决定。可是，政府并没有因为他们自动解散而放手。里贾纳市警和皇家骑警冲进示威人群，逮捕了几名罢工领导人，导致了里贾纳暴乱。当时，里贾纳大街上冲突四起，罢工人群用石块和棍棒对付警察，但到子夜时分，暴乱平息，130多名暴乱分子被捕，但一名市警死亡，另有几十名示威者、骑警和市民受伤。四天之后，里贾纳政府帮助示威队伍上了开往温哥华的火车。《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3节作者: 漫游国际　　加拿大共产党另一场轰轰烈烈的事迹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这场内战爆发于1936年7月，一直到1939年4月方告结束，几乎长达三年。对垒的双方是西班牙的共和政府（The Republicans）和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共和政府的右翼国家主义以佛朗哥为首的军人集团（The Nationalists）。这两派势力各有国际上的支持者，共和党人的后台是苏联和墨西哥及世界各国的左翼份子；德、意两国为弗朗哥的国家主义者军人集团撑腰，实际上西班牙内战是共产主义和纳粹及法西斯之间的代理战争。这场内战打得举世瞩目的原因是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三万名“国际纵队”战斗员为共和政府助战。其中，加拿大就有1500多人自愿加入国际纵队（包括麦肯齐-帕皮诺营和林肯营），支持共和政府，同法西斯政权在西班牙的代理弗朗哥军人集团战斗。　　麦肯齐-帕皮诺营大约有1300多名加拿大自愿者，组成了以英裔加拿大人为主的国际纵队，于1937年1月曾在西班牙的阿巴斯特（Albacete）与弗朗哥军队发生过战斗。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加入了林肯营以及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纵队，包括医疗和运输增援部队。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这些加拿大人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创立并领导了输血医疗队，参加过五场大的战斗。加拿大人为主的国际纵队由多伦多记者爱德华.塞西尔.斯密斯（Edward Cecil-Smith）领导，林肯营则由来自纽约的工会组织者索尔.威尔曼（SaulWellman）率领。最后，加拿大国际纵队于1938年9月撤出战斗。　　当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加拿大自愿者回来后，并没有受到官方的热情欢迎，只有区区一些好心人士前来祝福。1937年4月，加拿大政府曾公布了一条“国外服役法案”，宣布私自到国外参战为非法行为。还出台了一项“海关法案”，把对外武器输出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加拿大人受到了官方的打压，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后来，到七十年代始，才陆陆续续有一些书籍、电影和文献介绍这段历史。　　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参战者大多为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加拿大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当苏联号召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加拿大共产党立刻做出了响应。平民合作联盟、自由党和其他无党派人士也都同情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纷纷应召入伍。　　加拿大政府对于那些有参战倾向的加拿大人拒发护照，并派遣皇家骑警监视左翼分子的活动。参战者不得不采用假护照，他们首先来到多伦多共产党的总部。并不是谁都可以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的，他们要通过审查，只有为左翼组织工作过的人，真心为反法西斯事业做过贡献的人才能应征入伍。然后，这些经过选拔的人从蒙特利尔或纽约出发，穿过大西洋，抵达法国后，再乘坐船舶到达西班牙的皮热尼斯（Pyrenees）。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加拿大人，其回家的道路同样异常艰辛。加拿大政府仍旧实行不理睬的政策，或者加以迫害。政府冻结了他们回国的经费，有的甚至在法国遭到逮捕。直到1939年1月，政府才允许他们回国。即使回到国内，很多人受到皇家骑警的调查，不让雇主雇佣。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也与法西斯国家浴血奋战，但参加国际纵队的贡献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加拿大官方历史学家也不太爱提西班牙内战这档子事。这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很多人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仍有一些人由于其“政治上不太可靠”被禁止作为加拿大军人参战。　　死于西班牙内战的加拿大人是不能记入渥太华和平塔中的功劳簿，他们的牺牲也不列入联邦战争纪念日或其他纪念活动。那些幸存者无法享受老兵福利。鉴于加拿大政府的冷处理政策，那些曾经的战士和那场战争几乎被人遗忘，不过还是在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克托利亚找到了一座纪念塔。当然，2001年时，渥太华为那些国际纵队的老兵修建了一座国家纪念碑，上面记载着1546名到西班牙打仗的加拿大人名字。这个数字包括参加了所有国际纵队的加拿大人，其中有医疗服务、运输、通讯、翻译或随同他国纵队的所有加拿大人。　　1930年之后，加拿大共产党人还成功当选为市政和省级政府要员。弗雷德.罗斯（Fred Rose）一度被选为联邦议会的议员。其他诸如雅克博.佩纳尔（Jacob Penner）和约瑟夫.祖肯（Joseph Zuken）就从1934到1983年一直担任温尼匹的市政官员；马克莱奥（MacLeod）和萨尔斯伯格（Salsberg）于1943年入选安大略的立法会成员；卡尔达什（Kardash）于1941年进入曼尼托巴的立法会。在这期间，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蒂姆.巴克（Tim Buck），其名声响彻全加拿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医生不仅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反法西斯英雄，而且在后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加拿大共产党一开始是支持向希特勒开战的，但仅仅十天之后，由于接到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旋即改变了立场。正因为这个原因，加拿大共产党在加拿大受到人们的质疑，并被勒令解散，超过100多位领导人被拘。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攻击苏联，东线的战争开打，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死在隆隆战车之下。加拿大共产党决心调整立场，以劳动进步党（Labour-Progressive Party）的角色出现，再次发表支持向德国宣战。　　1945年，前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机要秘书伊戈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听说，他和家人将要被送回苏联，本来就对生活不满，对苏联在西方国家的间谍勾当深感可耻的古琴科决定投诚，他带着109份复印好的秘密文件投奔加拿大皇家骑警。结果骑警无法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没有接受他。古琴科吃了个闭门羹，无奈之下，他来到《渥太华日报社》，也被编辑支应了出来，还是出门右拐找加拿大司法部吧。可是加拿大司法部的老爷们哪有晚上上班的。古琴科这下有点失望，带着猛料居然没有人感兴趣。古琴科再也没辙了，苏联特工克格勃可不是好惹的。他连忙回到家里，藏好妻子儿女，就这一个晚上，他都有点熬不过去似的。果然深更半夜，克格勃的特工如期而至，古琴科连忙报警。多亏皇家骑警警惕性很高，虽然没有接受，但绝对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也密切关注着这位破天荒主动送上门的苏联情报官员。就在克格勃特工快要破门而入之际，骑警赶来救下了叛逃的古琴科。　　古琴科供述的材料涉及苏联特工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为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偷取核武器技术。他揭发了一些加拿大知名人物在战争期间为苏联提供情报。结果，弗雷德.罗斯被捕，被判从事间谍活动，服刑六年。还有多年的共产党领导人山姆.卡尔（Sam Carr）也被判刑，不过大多数被捕共产党人士，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被释放。古琴科事件被认为是上个世纪苏美冷战的导火索。　　古琴科不愿意回苏联并向西方国家投诚是有原因的。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苏维埃共产党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权力斗争，结果斯大林于1928年彻底取得了胜利，开始了对苏联长达25年的统治，是公认的全球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53年去世。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政府、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们一致谴责斯大林同志反民主的行为，特别是1936年的莫斯科审判事件，直接处决了一些苏共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苏联入侵芬兰、苏联劳工营，以及苏德条约等，但共产党世界指责西方国家进行反共宣传，回应这些谴责。后来由于苏联决定对德宣战，西方国家的谴责才得以缓和。　　1956年苏联的第20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野蛮统治，很多人辞去了苏共领导人的职位，或者另组新党。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中苏关系交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共产党的分崩离析。这种局势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导致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解体。　　在加拿大，随着苏维埃集团国家的解体，加拿大共产党也分裂成两个党派，一个支持斯大林,一个反对斯大林。同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在加拿大也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加拿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可是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切格瓦纳（Che Guevera）的，他们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都有自己的书店，在纽约出版发行《军事》刊物。其他的一些共产党组织也发行过一些类似的刊物，如《民众之声》（The Peoples Voice）等。　　不管怎么说，加拿大共产党也算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政治党派，只是由于党派太小，构不成大选所要求的50名候选人（50名候选人制曾经是布里安．穆尔罗尼（Brian Mulroney）政府制定的一项选举规定）。为此，愤怒的共产党人决心上诉法院，结果，上诉成功，取消了这一限制，所有小党派也粘了光，从此跃跃欲试屡次参选。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加拿大共产党的热情再度高涨，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如获青春。　　正是：激情燃烧遍地红，峥嵘岁月举世醒。疑似劳苦要翻身，无奈权道古今同。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4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1-01-19　13:31:12　　第一百零九回　　钦佩歌赞白求恩，英雄医德传佳名　　上个世纪的中国人说起加拿大，无不首先想到白求恩。这位当时世界上的顶尖外科医生，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心系中华，伸张正义，飞渡关山，万里赴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当时中国国内谁和谁在内斗，白求恩先生，作为一名加拿大人，他毕竟是在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单从这一点讲，诺尔曼.白求恩先生就值得全中国人民尊敬。再说了，白求恩先生眼里的中国共产党，的确就是当时中国的希望。　　1890年3月3日，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出生于一家显赫的苏格兰裔加拿大家庭。白求恩的祖上曾经是蒙特利尔长老教会的创始人，祖爷爷还是经营毛皮交易生意的高手，是历史上著名的毛皮交易商西北公司的骨干，并在两家死敌公司合并后，成为哈德逊湾公司在休伦湖区的掌门人。白求恩的这位祖爷爷即使在1839年退休后，仍然十分活跃，随后就步入政界，成功当选为多伦多市议会的议员。从白求恩的爷爷开始，他们家开始从医。他爷爷取得过加拿大国王大学、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848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成为皇家外科医生大学的会员。回到加拿大以后，白求恩爷爷创建了上加拿大医学学校，与多伦多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合作，最终组建了多伦多大学。可是白求恩的父亲却是一名地道的小镇牧师，这个小镇就是安大略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Ontario），这里也是白求恩的故居，现在已经开辟为白求恩纪念馆，一年大多时候游人不断。白求恩的父母是非常严谨的宗教人士，父亲对他要求非常严厉，母亲则对他非常专制。因此白求恩在成长阶段，始终担心自己会平庸地度过一生。　　白求恩1907年毕业于南欧文职业学校（即今天的OSCVI学院），1909年注册多伦多大学，但1911年时就停止学业，到安大略北部的林业矿业营地担任自愿者教学员工，教一些移民矿工如何说写英语。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白求恩再次停止医学学习，加入了第二野战医院，服役于法国。不过很快白求恩就负伤，在一家英国医院治疗。1916年，三月后伤愈出院的白求恩回到多伦多完成了他的医学硕士学位。　　1917年，白求恩加入皇家海军，任职中尉医官。1919年， 白求恩成为伦敦一家儿童医院的儿童疾病专家，不久就在爱丁堡获得皇家外科学院的 FRCS 资格。1920年，32岁的白求恩遇到了21岁的弗朗西斯.佩妮（Frances Penny）。尽管两人相差11岁，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斯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这对恋人的生活非常甜蜜，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旅游，度过了一段激情浪漫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然而，白求恩和弗朗西斯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斯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亲密无间的关系受到损伤。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斯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相当于得了不治之症。一天，白求恩对弗朗西斯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斯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于是两人离婚了，但白求恩与弗朗西斯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　　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斯发了一封电报：“病愈，今日离开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弗朗西斯自离婚后也一直牵挂着白求恩。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斯28岁。　　不幸的是，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老外的爱情很轰轰烈烈，可他们不懂爱情的真谛。中国的古人就已经说了，“两情若要长久时，就不能朝朝暮暮”。你看看，彼此分开些，还知道什么是爱情，一旦朝朝暮暮地在一起了，爱情就要变味。　　这不，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斯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　　“肉、菜买了吗？”　　“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　　“就买这段破肠子？”　　“别动，那是人的肠子！”　　弗朗西斯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斯实在忍受不了。两人友好协商后，于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斯再次离婚。白求恩唯一一次婚姻的失败，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离婚后的白求恩一直想离开加拿大，3年后，他终于离开了。　　那还是在底特律诊所的一段时间里，白求恩发现这个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城市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底层穷人付不起医疗费。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到病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才来看病！　　这一时期，白求恩在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发觉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严密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我送病人来，我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护这个制度。”　　背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始行医的白求恩深感不安，他有时会到贫民区去免费治病，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找回被玷污了的医生理想”。　　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白求恩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又写下这样的文字：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作为医生，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就在白求恩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白求恩的家庭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白求恩渐渐地对他的外科手术感到失望，而更多地考虑到产生这些疾病的社会深层原因。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白求恩经常外出为穷人治病，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白求恩敦促他的同事们和政府在加拿大实施彻底的医疗改革，但他的努力归于失败。《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5节作者: 漫游国际　　1935年，白求恩来到苏联，亲眼参观了那里的医疗服务系统，回来后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开始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起先，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会解决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拒绝担任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但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决心医治病人也要医治社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来。　　在上一回里，我们提到加拿大共产党轰轰烈烈地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正是在这段时间，辗转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他在这场法西斯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代理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创立并领导了输血医疗队，参加过五场大的战斗。　　据了解，白求恩在西班牙的时候，本来已经成绩斐然。白求恩、他的助手和司机已经成为三个英雄，三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在马德里战场上代表着无私和不怕牺牲。当时加拿大国内的报刊上充满着白求恩医疗队的英雄事迹，在那辆送血车辆上，赫然标着“加拿大”字样，加拿大人无不感到自豪。然而，一名瑞典女记者的采访，完全葬送了白求恩继续为共产国际阵营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愿望。采访白求恩的女记者在采访中和白求恩情意绵绵，此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原来这名叫“卡莎”的女记者被怀疑是敌人派来的间谍。白求恩被莫名其妙地勒令离开西班牙。　　从西班牙回来后，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热情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一直致力于介绍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写的《西行漫记》（也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就在那个红星照耀的地方。白求恩深信那个地方可以让他放弃一切。他向美国共产党要到了5000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1月到达中国。　　从此，这位学术界顶尖医生，在中国的抗日前线，出没在枪林弹雨中，奔波在炮火连天的浓雾里，把生命置之度外，不分昼夜抢救伤病员。他曾经为重伤员献过血，曾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他发明了晋察冀边区独特的野战医院，创造出许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以精湛的医术，使一批批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他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军民。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时日才仅仅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他给中国的贡献却是无价之宝。他放弃了加拿大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带着国际主义的红心，毅然来到中国，在抗日最前线救死扶伤；他在医疗条件极度恶劣之下，同中国铁匠木匠一起制造手术器械、将包装箱改装成手术台，创下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动手术的纪录；他因地制宜，组成流动医院，发明了奇特实用的药垛子，在枪林弹雨中挽救抗日将士。他随时随地免费为老百姓看病、诊疗，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他创办卫生学校，编写战地医疗教材，培养出大批中国的医疗人员。　　毋庸置疑，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位最可爱的加拿大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党人，他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千百万外国人之一。其实，在1941年11月，为了保卫当时还是英国属地的香港，加拿大政府也曾派来两个营的援兵，共1975人。这批加拿大军人与日寇激战黄泥涌山峡，有557名官兵阵亡。　　从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开始，白求恩大夫就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日寇疯狂袭击的目标。白求恩一行三人于1938年1月带着大量医疗器材来到中国，先到武汉会见了周恩来，便北上山西前线，在临汾差点与日军遭遇，在八路军掩护下才脱险去了延安。在那里，白求恩会见了毛泽东，一番通宵达旦谈话后，白求恩被那精辟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所感染，当天便在日记上写道：“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虽然延安是中国革命最古老的城市，但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　　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白求恩曾建立过一个非常象样的模范医院，在落成典礼上，白求恩热情洋溢地说，“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　　在八路军中，白求恩成了真正的神医，他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虽然缺少药品、器械和各种条件，可白求恩本人已经成了伤患的信心、成了八路军心中的天使，可是这个天使心中，却有旁人难以了解的痛苦，这痛苦就是孤独。　　“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我憧憬那些美妙的食物！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享受着被爱的幸福？”　　1939年10月时，白求恩大夫已经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了一年零七个月。然而，由于药品短缺，尤其手术用的麻醉剂不够用，八路军的伤员们纷纷在手术中拒绝麻醉，以省下麻醉剂，留给更需要的伤兵，这使得白求恩大夫非常震动，他心中充满了无药的苦闷和对日寇敌人的愤怒，他看着八路军战士心如刀割。于是他不断给加拿大援华组织写信，渴望从那里得到药品和援助，在迟迟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决定亲自回国筹备药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摩天岭的一场战役将他永远留在了中国。　　1939年10月20日，就在白求恩准备回国的时候，日寇发起了冬季大扫荡，于是他主动申请推迟了回国的日期，决定继续留在前线帮助救治伤员。　　做手术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命令，说是有一部分残暴的日寇正在向作为临时医院的小庙靠近，命令这个医疗队马上转移。白求恩走出这个小庙，如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用大拇指一比划，就能目测到敌人的距离。据说，当时日寇到达小庙的行程应该还有十里路。为了不耽误抢救伤员，白求恩就让其他医护人员给轻伤员做了一些急救处置，让他们先行转移，自己留下为10名重伤员就地做手术。最后一名伤员叫朱德士，他是大腿粉碎性骨折，白求恩在给这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他为了加快手术动作，在掏取这个碎骨的时候，被碎骨刺到了，当时白求恩就“哎呀”一声，把手指拿出来以后，在碘酒里浸泡了一下消了消毒，接着继续把手术做完。　　这原本只是手术台上极其普通的一次小意外，伤口一般都会在手术后自动愈合，然而，手指受伤的白求恩紧接着又为一个患颈部丹毒并发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手指伤口被丹毒感染，原本靠西药就能消炎的小伤口，却因药品极度匮乏，加之环境极度恶劣，迅速恶化，白求恩持续高烧，昏迷不醒，腋窝等几处淋巴腺化脓，最终转为败血症。　　11月的黄石口村早已寒气逼人，就在70年前的这个季节，身患败血症的白求恩被抬到了这里。这间房子是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而且地理位置也方便必要时紧急转送。听说白大夫病重，全村的百姓纷纷前来献血。晋察冀卫生部也在各处寻找救命的药品。《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6节作者: 漫游国际　　因为缺乏治愈败血症的药品，医术高明的白求恩最终也没能战胜病魔。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诺尔曼·白求恩在黄石口村邸俊星家北屋走完了他生命最后的38小时。有亲历者说，逝世前的白求恩看上去像一个60多岁的老人，须发花白，一脸沧桑，而他当时只有49岁。白求恩病逝后，因为黄石口村是日寇扫荡的据点，为了给他寻找一片理想的安睡之地，一队八路军战士连夜护送白求恩的遗体穿越敌占区，他们在大雪中走了五天五夜，沿途村民日夜等候，泪别他们心中的异国英雄。　　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医生，用他短暂的一年零八个月的岁月，将自己年仅49岁的身躯永远留在了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民70年以至永远的、无法忘却的记忆。　　据说，白求恩大夫逝世时，表情安详，他终于在中国实践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他给聂荣臻司令写信，要把遗物一一分给战友们做为留念；他忘不了生命中唯一的爱人弗朗西斯。白求恩在信中说：“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生活费，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十分抱歉；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愉快的。”这位与他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的英国姑娘成为他唯一乃至永远的牵挂。　　白求恩大夫也是一位性情中人。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有时脾气也会十分暴躁，有些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正如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所说，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性格火爆，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只要面对的是病人，他的性格似乎会突然转变。”　　的确，白求恩会发脾气，但在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时，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稍有不同。据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八路军回忆，白求恩曾发过两次大的脾气。一次在延安，讨论医疗队该不该到前方去，在讨论中白求恩急了，抡起一把凳子扔出窗外，建议最终获得批准，白求恩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前线。第二次是在晋察冀，为了抢救一位团长，后方医院送错了手术器械，白求恩气得发抖，将器械扔了一地。起初，他总被扣上火爆老头的帽子，然而相处中人们发现，为了能够多挽救一条生命，白求恩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死神赛跑。到前线做手术是白求恩在中国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凡是抬伤员不上夹板的，在白求恩那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白求恩从不摆专家架子，只要伤病员需要，他大小事都乐意做。他对军民伤病员怀着极大的热忱，坚持深夜查房，为伤员复诊、盖被倒便盆是家常便饭。为了在火线动手术，白求恩化妆冒险深入敌后。战士有伤有病时，最信得过白求恩大夫，他能从病人的痛苦中感到自己的痛苦，从患者的死亡中体验到自责羞愧，他不能容忍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对完美治疗的渴求永无止境。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无论多忙，白求恩对伤员都非常耐心、和蔼，他开口就说“我的孩子，你怎么样了？”，“孩子，让我看看你”，然而他对医护人员的工作却严格到挑剔的程度。那时八路军中出身科班的医务人员少得可怜，多数人都是参军后边干边学，不懂严格的规章制度，也存在马虎敷衍的习气。一个军医在手术间隙削梨吃，白求恩一把抓过来扔出门外。他发现医生竟忘了给伤员上夹板，气得当场就是一巴掌！不过在发火之后，白求恩又会耐心地讲解医护要领，并亲自示范。受过他批评和训斥的人，多年后仍心存感激，因为白求恩的一言一行，让他们学到真正的医德。在前线，白求恩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工作，对医疗工作提建议。敌后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聂荣臻司令每月5块钱，卫生部长拿1块，毛泽东专门致电聂荣臻，要他每月发给白求恩100元津贴。白求恩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不少受过他治疗的群众送来鸡鸭水果，伤愈归队的指战员也常把缴获的日本罐头和奶粉捎来，几乎都被白求恩转送给伤员。　　70年来，每年清明节，河北唐县白求恩的纪念碑前总有扫墓人和鲜花。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中国河北抗日战场病逝。他临终遗言是：“人生很好，很值得为它活上一回，但也的确值得为它去死”。白求恩是个画家，诗人，理想主义者，医学的圣徒，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到战乱贫穷的中国，为了救治他人，也为治愈自己人生中的伤口。一个加拿大历史学家说，这是白求恩一生中最成熟的决定。延安所营造的简单、纯粹和质朴的气息让总是与上流社会冲突的白求恩终于找到了契合自己的精神归宿。白求恩在家信中写道：“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白求恩与中国军民的关系，在他的救赎之路上，将生命留在了异国的土地。　　白求恩的逝世，边区军民无不落泪。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庭成员很不悦。白求恩不但做事方式与众不同，他加入共产党更让他显得有点非主流。加拿大和美国在政治上几乎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白求恩家人一度处于恐慌之中，有关白求恩的物品及其与共产党有关的资料也因此被家人销毁，所以今天人们在安大略的格雷文赫斯特参观白求恩故居时，看到的遗物是很少的。　　还是白求恩的战友兼传记作家阿兰.泰德等人，不遗余力地撰写白求恩的事迹，于1952年出版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然而，虽然该书畅销全世界，但加拿大人买的很少。196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一部电影《白求恩》，在学生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70年中加建交后，《白求恩传》在加拿大的囧境开始改观。1971年再版发行，连当时的特鲁多（Pierre Trudeau）总理也看了这本书。1972年，也就是白求恩大夫去世33年后，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今天，人们看到的白求恩故居，1939年白求恩在中国去世后，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70年代初，这里还有一家七口人住着。自1971年开始，房子的主人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而来。一开始，这些中国人还以为房子里住着的是白求恩家人，还会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中国人发现此处是别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直到1973年中加建交后，加拿大政府买下这所住宅，改为白求恩纪念馆，1976年8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的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为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蒙特利尔的康大旁边就是白求恩广场，每次经过，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正是：红心天使情深切，万里赴戎抗贼寇。白衣永驻修圣道，频施妙手斗伤魔。英雄热血书侠骨，将士忠魂谱颂歌。不朽人生留赞誉，医德后世美名播。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7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1-01-28　11:27:46　　第百一十回　　二战爆发绝非偶然，加国上下忐忑不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各国受不同国情的制约，寻找不同的道路来摆脱危机。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渡过了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则利用经济危机建立起法西斯专政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以英国张伯伦政府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了牺牲他国利益，苟且偷安，姑息纵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绥靖政策，慕尼黑会议把绥靖政策推到了顶峰，加速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再来看加拿大。一战付出的惨痛代价 – 巨大的伤亡数字、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征兵政策对国家统一造成的紧张局势 – 使得加拿大人，特别是各党派的政治领袖们，极不愿意再玩一次这样的战争游戏。因此，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中，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时，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还公开表示支持，普通加拿大人也肯定十分赞同。然而，随着德意日邪恶轴心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侵略不断升级，这种害怕战争的思绪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加拿大这个自认为向来捍卫正义的国家，决心再次参与到另一场大战中。对于麦肯齐.金来说，当英国卷入了战争，他本人毫无疑问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要极早地做好准备。纵容和逃避往往就会引火烧身，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且看看东亚特别是中国是如何纵容和逃避日本这个战争狂徒的。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一战和二战都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开始不断挑衅滋事，逐渐实施着他们妄图占领中国大陆的幻想。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明目张胆地入侵中国，到1937年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是疯狂至极，全线侵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真是“神欲其亡，必先使其疯狂”。面对日寇的残暴侵略，当时所谓的“国军”为保存实力，欲依靠“国际联盟”予以外交斡旋，放弃正面抵抗，结果东三省沦陷，热河失守，置整个华北于日寇的铁骑之下。接着，日寇攻陷上海，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迫使党国政府三迁其都。　　说到这里，不得不点评一下蒋介石的党国从一开始应当如何处理入侵日军和所谓内乱。蒋介石被视作中华民族的罪人一点都不冤枉。即使在以往的明清两朝，都有把日寇拒之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和行动（不论后果如何，明朝三大征一败二胜终逐日寇于朝鲜半岛，清朝甲午海战完败纯属在软体实力上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较量，骨气尚存），而听命于蒋介石的东北军却放弃正面抵抗，退回关中，关内也无任何兵力开赴东北，一开始区区一万多的日军很快登陆攻占多处重镇，继而更多的日军鼓噪而进，白山黑水的大好河山随即沦陷。这是为什么？是共产党作乱吗？国军没实力吗？战略战术吗？都不是，原因只有一个，蒋介石就从来没有作为全国统帅的眼光，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之魂，在民族危亡之秋，幻想依靠当时本身就四分五裂的“国际联盟”给其说话，却不知国家间丛林法则的深浅。他置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于不顾，却紧盯着闹革命的一些“共匪”，生怕这些土匪会抢了他的饭碗似的，其见识和能力不过就是一个省主席的档次，却委以民国“委座”重任，奈何中山先生之后中华无人之故。倘若蒋在当时亲提一旅之师，乘日寇还处于贼眉鼠眼之时，阻日寇于国门之外不成问题，即使东北战事吃紧，全凭国人之一腔热血，在民族危亡关头，全军全民的注意力必然会聚集到国军抗日的壮举上，壮士豪杰们定然会扼腕涌向抗日战场，若此，何有三千万东北同胞遭受日寇蹂躏，何愁日寇不能驱除，何以民心大失，何用费力劳神五次“剿匪”而不绝，何有共匪流串几万里而后席卷全国？相比之下，本朝太祖不顾刚刚建立的政权之不稳，视米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如草芥，傲视敌共之群雄，组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长驱联军到海，划线三八为界，国人振奋，国势陡强，何等气势胆略，一代伟人，中正可有比否？　　无独有偶，欧洲的轴心国意大利和德国也是铁翼鹰扬。1936年，意大利吞并北非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德国重占莱茵兰区（Rhineland），西班牙弗朗哥军人集团在德意的支持下进攻马德里的共和政府，次年10月，德意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构建柏林-罗马轴心，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世界各国左翼人士齐聚西班牙，同以轴心国为代表的弗朗哥军人集团战斗，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4万多人的意大利军队登录利比亚，同时，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　　1938年，奥地利退出国际联盟，并与德国合并。而英国和法国则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和平协议。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访问希特勒。随后，张伯伦、达拉迪尔（Daladier，当时的法国总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会议，把捷克划归德国。由于英国法国的这种助纣为虐，美国和英属自治领也只能闭目不见。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英国当时确实处于军事薄弱时期，没有足够的飞机大炮对付德国的轰炸。在美国，孤立主义和纳粹的影响也处于巅峰状态。而波兰占领捷克的铁路线虽然切断了德国南向匈牙利的联系，但波兰的厄运和二战的导火索也随即点燃。　　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令世界震惊。8月底，德军入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时期，加拿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实际上和所有其他工业国家的人一样，加拿大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全身心地忙于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过去十年里，撤出国际事务已经是加拿大的主流意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这种呼声愈发高涨，而主张担负国际安全的支持者变成了非主流人群。　　贝内特的保守党政府，虽然是大英帝国的支持者，但奉行的却是一战后加拿大自己的外交路线。当1931年日寇入侵满洲里时，加拿大政府声明不愿意为任何主动抵抗提供支持。1933年战争狂热分子希特勒上台，加拿大国内也是一片平静，新的自由党政府仍然噤若寒蝉。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国际社会要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加拿大在日内瓦的代表准备发表支持态度，也被加拿大政府收回成命。麦肯齐.金的自由党政府完全是看欧洲大户脸色行事。西班牙内战期间，有53个国家卷入这场世界大战的前奏曲，而加拿大政府则是紧闭双眼，即使有1500多加拿大左翼人士参战，加拿大政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反而处处阻挠。　　当然，麦肯齐.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反映了众多魁北克天主教徒对弗朗哥的同情心，也说明他个人对于希特勒抱有一种天真的认识。在麦肯齐.金看来，纳粹独裁者只不过是“头脑简单的德国佬”，心中只有自己国家的一些家伙而已，他们的欲望很快就会得到满足。麦肯齐.金这种自欺欺人的判断，甚至在他于1937年造访了希特勒之后还有所加强。一种观点认为，德国在一战末期遭到严重创伤，现在给予一些必要的调整也属情理之中。希特勒的独裁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虽然有问题，但为了对付斯大林的红色苏联，一个稳定的德国显然是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无论如何，纳粹要强于共产党。持这种观点的人尤其在魁北克为最。　　“国家统一”则是麦肯齐.金政府支持绥靖政策的另一个因素。不要说魁北克人的态度，很多加拿大人也对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置若罔闻。诚然，加拿大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根本不足一提，没有人希望再次卷入战争。特别是魁北克人认为，只要战事一起，英国肯定会用他们的苏格兰裙子把加拿大拖入泥潭。这样以来，就像一战那样，肯定要实行征兵政策服役于海外，1917年出现的征兵闹剧绝不允许在魁北克再度出现。再说了，自由党也发现，在大选时期，这出闹剧还可以用来恶心一下积弱不振的保守党。　　就这样，当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濒临奔溃之际，麦肯齐.金，就像一位将士，还在捂着上一场战争中留下的伤疤，他怎肯继续打仗？麦肯齐.金极力避免加拿大卷入任何冲突之中，他甚至拒绝逃出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入境。“议会将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决定”，一而再，再而三，这一措辞屡试不辍，简直成了麦肯齐.金政府外交政策的口头禅。　　当然，麦肯齐.金心里始终十分清楚，一旦欧洲战事爆发，加拿大难免独善其身。只不过为了延长和平，他巧妙周旋于国际事务中，把他的国家和他的政党摆放在一个清楚明了的位置：当1939年9月，那恐惧的一刻到来时，加拿大仍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　　为了不至于仓促应战，1939年8月，加拿大政府把私人拥有的所有加拿大商船全部纳入皇家加拿大海军的管理之下。果然，一进入9月份，开往蒙特利尔的一艘客船 “SS 雅典娜”号在爱尔兰西部被德国潜艇击沉，看来，战争真的找上门来了，你能躲得起吗？　　正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旧伤还未愈，又要动干戈。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