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爱国”行动遭镇压，历来反叛多舛运。要知上加拿大反叛结果，且看下回分解。2010-02-09　12:52:27　　第六十五回　　上加拿大麦肯西举事，美加边境‘爱国者’犯界　　上加拿大的激进分子也是紧随下加拿大叛乱分子的步调。1837年夏，麦肯西在多伦多（1834年约克镇正式改名为多伦多）周围做巡回演讲，想组织一次从农村到城市（首府多伦多）的抗议游行活动。当下加拿大已经举事的消息传来之后，麦肯西一看形势运气不错，上加拿大就那么些正规军还都派去了蒙特利尔，他决定自己不能做壁上观，也要给上加拿大现政权来一次震撼的打击。　　12月5日，麦肯西带领着大约500名游行抗议积极分子向多伦多前进，准备夺取武器弹药库。麦肯西刚到多伦多，便遇到一队人马迎面而来，却是一伙讲和劝阻的招安人士，麦肯西随即借这些没有战意的说客们转达了现政权下台让位的要求。　　下午，麦肯西的人马已至扬戈街（Yonge Street）继续向城里进发，这时由威廉.波茨福德.贾维斯（William Botsford Jarvis）带领的约27名效忠派志愿者组成的阵营在前面不远处挡住了去路。效忠派一看麦肯齐的队伍过来就举枪齐射。由于人数太少，效忠派的阻截队伍只能全部放枪，第一次射击之后，就没有后续阵型连续射击，只好停下来装弹。这期间，麦肯西的大队人马冲了过去，欲把效忠派区区二三十人碾为齑粉，不料就在反叛者冲到效忠派排阵前面时，效忠派的人已经装上了弹药，又是一阵近距离射击。　　反叛队伍急忙四散奔逃，数百人的阵容顷刻瓦解，做鸟兽散躲了起来。夜幕降临，来自汉密尔顿（Hamilton）的效忠派援军赶到，效忠派队伍声势壮大。次日，效忠派队伍已经扩大至1500多人，这些志愿者里就有未来加拿大总理联邦之父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　　此时，反叛者在安托尼.范.艾格蒙德（Anthony Van Egmond）的指挥下重新聚拢于蒙哥马利客栈（Montgomery’s Tavern）。这次反叛者采取稳守反击的策略，艾格蒙德派遣150来人安插在客栈后面的树林里，另60人占据铁路护栏后面的有利地形。大约300多人的麦肯西支持者也已从城里返回，蚁聚客栈。不过这伙人都手无寸铁，一旦受到攻击，毫无抵抗能力。　　12月7日，詹姆斯.菲茨格本（James Fitzgibon）上校带着大约1000多名正规军和民团组织开到扬戈街，向盘踞在蒙哥马利客栈的麦肯西反叛人群开火，用大炮轰击客栈。菲茨格本接着指挥步兵压上，艾格蒙德布置的两处伏兵根本无法还手，没有枪杆子，只好四处逃散，引起了据守在客栈周围的反叛阵营极度恐慌，仓皇逃跑。二十分钟之后，反叛者已全部撤离。效忠派军队把蒙哥马利客栈番了个第朝天，然后放火焚毁，返回多伦多，叛乱正式平息。　　蒙哥马利客栈今天已经变成了k邮局，当年镇压现场，即k邮局以西已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天主教中学（Marshal McLuh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为了纪念威廉.莱昂.麦肯西和蒙哥马利客栈，该校校队命名为“麦克卢汉叛乱者队”。　　与此同时，伦敦定居地（上加拿大西部）的叛乱者在查尔斯.顿库伯（Charles Duncumbe）的带领下也向多伦多进发，前来增援麦肯西。但在12月13日经过汉密尔顿时，效忠派人士阿兰.麦克纳布（Allan MacNab）率军阻拦，伦敦定居地的反叛者被驱散。　　反叛行动被镇压之后，托雷（保守党）支持者焚毁了叛乱者的房舍和农庄。直到1860年，这些曾经的反叛者才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平反，当年所遭受的损失才得到补偿。　　游行反叛队伍在蒙哥马利客栈做鸟兽散后，麦肯西带着身边的追随者200来人逃往尼亚加纳河上的海军岛（Navy Island），于12月13日宣称建立“加拿大共和国”，任命斯蒂芬.范.伦斯勒（Stephen Van Rensselaer，1812年战争指挥抢渡尼亚加纳河和昆士顿战役的美军将领）的侄子伦斯勒.范.伦斯勒（Rensselaer Van Rensselaer）为将军，从美国一侧获得军器粮草资金一应供应，美国蒸汽船SS卡罗来纳号忙不迭地来来回回提供一切服务。　　12月29日，加拿大效忠派阿兰.麦克纳布上校和皇家海军中尉安德鲁.德鲁（Andrew Drew）带着一队民兵，越过美加国界，抢获卡罗来纳号，拖入河水急流，放了一把大火，推向尼亚加纳瀑布，整个过程美方有一名黑人愤青被打死。随后的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蒸汽船带着熊熊大火沿河而下，从尼亚加纳瀑布掉落，一头扎进瀑布下面的巨大水潭里。事实上，该船并没有立即漂向瀑布，而是搁浅在河边，随后船身破损，碎片从瀑布上漂流而下。　　有假消息报道说，有12名美国人被困在蒸汽船上无法逃脱而丧命水潭。实际上，该船漂向急流时船上所有人员都已经撤离。美国舆论对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群情激奋。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美国第八任总统）向伦敦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报复性极强的美国人也于1838年5月29日烧毁了一艘在美国水面上作业的英国汽船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号。不过，布伦总统也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专程坐镇尼亚加纳，严防美国人犯界加拿大。同年后期，爱尔兰裔加拿大人本杰明.莱特（Benjamin Lett）谋杀了卷入这次行动的一位效忠派上尉。（后来看了这段历史资料以后，才明白了看冰球比赛时，一位爱尔兰朋友总是支持卡罗来纳冰球队，遭到身边一大堆其他加拿大朋友的耻笑之事来）。　　这件事最后导致英美双方于1842年达成了《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承认了美国当时确实调用了军队，调集军队是为了自卫目的，但韦伯斯特随后又说“美加边境还有什么必要来自卫呢”。阿什伯顿勋爵（Lord Ashburton）虽然坚称当时势态谁也控制不了，但还是向美国就一些加拿大人侵入美国领土道了谦。　　国际政治上所谓的“防御性自卫”就是以这件事而确立的一项普遍性原则（美国奉行这项原则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颠覆了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即一个国家在预期会遭受敌方武装攻击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是合法的。依照这件事，国际法第五十一条并不限制这种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必须要等到遭受武力攻击后才能行使，因此对于第五十一条的广义解释认为，预期性自卫应属合法，这种解释也受到学者支持，此后各国在实践中也广为应运。　　（待续）2010-02-10　13:40:53　　（上接第六十五回）《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0节作者: 漫游国际　　与下加拿大相比，上加拿大叛乱从一开始就缺乏组织性，连起码的武器装备都没有，注定是要短命夭折的。不过，此后的英国政府对反叛事件极为关心，特别是美国有那么多人还很支持加拿大的叛乱，就不得不引起英国政府的警觉。1837年邦德.海德被召回，代之而来的是乔治.阿瑟（George Arthur），并专门派遣达拉莫勋爵（Lord Durham）就那些改革派激进分子提出的诉求进行调查，并提出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拉莫勋爵不辞辛苦，于半年之内完成了凝聚着心血的《达拉模报告》，在随后几年内指引着加拿大人终于取得了殖民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及把上下加拿大合并成为加拿大省。　　只有少数反叛者被处以绞刑，或发配到其他地方，但大多数人还是免于追究责任。1845年大赦令发出，唯麦肯西不得赦免。直至1849年，麦肯西才得到政府的眷顾，允许他回到加拿大，自此继续从事其政治生涯。麦肯西反叛失败后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也是幡然醒悟。在给其子的信中有言辞为证，“凡于此亲眼目睹者，诚以肺腑相告，若早九年于此而非祸乱之后，我本当最后一人为此事者！”　　而政府对下加拿大抓获的反叛分子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参与下加拿大叛乱活动的总共有92名美国人和58名法裔加拿大人遭到逮捕，经过审讯证据确凿，于1838年或1839年初被发配到澳大利亚。这些人搭乘HMS水牛号客轮于1839年9月从魁北克出发，于1840年2月抵达范.叠曼（Van Dieman）的领地霍巴特（Hobart）港。美国人全部被赶下了客轮，而法裔囚犯继续向前航行直至抵达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的悉尼，在今天康考德（Concord）郊区登陆，此地名称因此也叫加拿大湾（Canada Bay，或叫法国湾和流亡湾）。法裔囚犯的待遇要比美国人好一些，很快就获得自由，返回家园。92名美国人当中，14人死于押送过程中和服役期间。到1844年年底，凡在范.叠曼领地的囚犯得到豁免，到1848年时除了5名服役期未满之外所有流放的囚犯都得到豁免，这些人最后都返回了加拿大和美国。　　上下两个加拿大的这两次反叛活动根本就没有给殖民地构成真正的威胁，特别是上加拿大的叛乱简直就是一出喜剧演出。这件事反馈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两个省的老百姓并不支持以暴力手段达到诉求的目的，很快就被扑灭的反叛活动仅限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市里和周边地区。　　反叛活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危险依然存在。逃往美国的下加拿大叛乱分子被美国捧为英国暴政的受迫害者。而麦肯西在多伦多惨败后逃到了美加边境尼亚加纳河上的一座海军岛（Navy Island）上，立刻迎来了致力于以民主和自由为名义解放上加拿大的美国同情者。这时，在边界那边的美国领土上，就有一个叫做“猎人小屋”（Hunter’s Lodges）的秘密组织十分活跃，积极宣传武装入侵英属加拿大的言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加边境地区始终处于被袭扰状态，但唯一的结果就是加重了加拿大人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最大的一次对抗行动发生在上加拿大的普雷斯科特（Prescott），当时政府军抓获了100多名美国“爱国者”，处决了爱国者组织的领导人尼尔斯.范.舒尔兹（Nils von Schoultz）。参与边境袭扰活动的加拿大人中也有两人被处决，大部分人被发配到范.叠曼岛（Van Dieman’s Island）。　　所谓的“爱国者之战”也降下了帷幕，美国政府这才开始装模作样地对其公民展开了教育，要求美国公民在加拿大事务上要保持中立立场。就这样，加拿大的内忧外患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彻底烟消云散，但如何处理殖民地不稳定因素和如何看待滋生反叛的土壤，终于摆在了大英帝国政府的议事桌上，自此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权重心逐渐向殖民地人民倾斜。　　正是：内忧反叛才剿除，南邻美国闻风动。防御自卫成范例，从此弱国不安宁。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2010-02-15　12:57:37　　（新年第一帖）　　第六十六回　　达拉莫报告指明路，追随者郝伟任先锋　　却说麦肯西在上加拿大举事之时，反叛事件的始作俑者上加拿大总督佛朗西斯.邦德.海德已被召回到英国，而且就在蒙特利尔大街上暴乱发生的同时，帝国首相墨尔本已经着手调查整个殖民地的问题。说实话，墨尔本本人私下里并不反对殖民地的独立，他更关心的是北美殖民地的乱局会在英国内部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而这样的反响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会产生积极作用呢还是负面影响。　　英国政府派往殖民地的调查专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乔治.兰姆顿（John George Lambton），人称“激进杰克”者是也。兰姆顿家族祖籍兰姆顿城堡，通过开发附近的矿产而变得家产万贯。兰姆顿于1812年大选中当选达拉莫郡的议员，六年后跻身达拉莫帕拉丁达拉莫男爵。1830年老丈人格雷勋爵（Lord Grey）担任帝国首相期间，兰姆顿戳升为枢密院掌玺大臣，起草了1832年大英帝国的《1832年改革法案》，至1833年离任。同年，兰姆顿获得了达拉莫子爵和达拉莫伯爵（Lord Durham）荣誉。达拉莫伯爵曾于1835年出任驻俄罗斯大使，被授予“夫斯基勋章”（Knight of the Order of Alexander Nevsky）等一系列荣誉，1837年获得“霍顿巴斯大骑士十字勋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这位达拉莫勋爵长相英俊，家境阔绰，富于情感。受任调查加拿大殖民地问题时，达拉莫勋爵已是帝国发言人和外交官，是公众认可的“激进保皇党人”，即辉格政府里面主张”在新的帝国框架内自建殖民地政府”。　　达拉莫勋爵顶着前所未有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督头衔来到加拿大，只在下加拿大逗留五个月，上加拿大才十一天，几乎没有去过海洋殖民地，但他完成的殖民地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成为了英联邦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达拉莫勋爵到了加拿大后，选拔了一些殖民地管理高手作为他的智囊团成员，听取了上下加拿大两省各个派系的公众舆论，接受了大西洋诸省的事实汇报，包括有关反叛事件的恐怖描述。起初，达拉莫勋爵打算建议让所有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组建一个联邦，但他考虑问题非常清楚，在当时通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组建联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殖民地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等于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于是，达拉莫勋爵提出上下加拿大立法议会首先合并，基于两省英裔占绝对多数的席位，保证英裔代表在合并后的立法议会占支配地位。由于立法议会中会有来自下加拿大的一些英裔议员，如此计划将会使英裔人士控制加拿大政局。　　随后，达拉莫勋爵提出建议，强调了确立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把省议会从沉重的帝国政府管理费用中解救出来，他还提出了专门针对爱德华王子岛的司法改革及新的土地领有制度。达拉莫报告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建议殖民地政府同宗主国政府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殖民地政府根据帝国政府的委托管理殖民地内政。　　达拉莫报告中唯一保守的地方是，帝国政府继续控制殖民地的制宪权、贸易和外交权，后两者要作为帝国统一考虑的范畴。除此而外，达拉莫报告还推荐了他的一位秘书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的计划，即帝国政府控制所有殖民地公共土地的所有权作为建立自治性殖民地政府的条件。　　按说，达拉莫报告中的建议在当时情况下是全面而富有创造性的，但有些事好像不太切合实际。比如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分开注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制宪权、贸易和外交权还掌握在帝国政府手里，各殖民地的利益与所有殖民地的共同发展捆绑在一起。另外，帝国政府控制公共土地也似乎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好点的土地早已经授让出去了。这份报告中最严重的漏算是达拉莫本人的想当然所致，他本来以为法裔人口是可以英国化的，况且八年了，英国政府一直对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还是比较宽容的，那么仅仅一项政治决策能否把法裔之瓜强扭过来还是个未知数。《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1节作者: 漫游国际　　不管怎么说，达拉莫报告关于帝国新概念的提法还是相当有成果的，即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应当是联盟式的而非从属性的关系。研究达拉莫报告的历史学家认为，达拉莫并没有接受鲍德温曾经提出的建立责任政府的建议，但达拉模报告中关于殖民地政府接受帝国政府的委托管理殖民地内政的建议一度成为后来殖民地改革家们捧若神灵的法宝。没过几年，这些改革家们就想办法把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外延加以扩大，最后演化成为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家联合体（British Commenwealth of Nations，俗称“英联邦”）。　　1839年，当达拉莫勋爵回到英国后，达拉模报告陷入吉凶难卜的境地。虽然当初达拉莫勋爵被授予总督和高级专员的头衔，但他在1838年夏把一些反叛人士流放到百慕大，从权限细节上说，他是没有司法权的，这件事的处理有点越权嫌疑。当政客就是这样，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他的政敌以及墨尔本政府的反对者马上就在帝国议会对达拉莫发起了攻击。本来首相墨尔本始终不太信任堂吉诃德式的达拉莫，认为他个人脾气古怪有点癫狂，因此面对如此刁难，墨尔本明哲保身，没有卖力为达拉莫做辩护。　　失去了顶头上司的保护，达拉莫赌气地宣布自己要离开加拿大，并且于11月1日乘船回到家里。就在他刚刚离岸起航时，下加拿大的一些乡村爆发了第二轮叛乱。当然这些叛乱活动很快就被扑灭，在加拿大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　　达拉莫回到英国后，墨尔本政府一下子被戴上了紧箍咒。如果达拉莫勋爵不想背上百慕大事件的黑锅，他完全可以站在反对者一边，摇摇欲坠的墨尔本政府必定会垮台。可是达拉莫出身世家，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客，为人处世尽显贵族本色，这位高级专员选择了保持沉默，埋头撰写他的不朽之作《达拉模报告》。　　1839年2月，达拉莫终于完成了他的报告，殖民地的各大报纸迫不及待地在各自的专栏文章里连载了这部文献，达拉莫勋爵的见解立刻引起了各殖民地的共鸣，政治氛围马上出现了热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出最后裁决，骑虎难下的墨尔本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政治勇气，一如既往地支持达拉莫，支持他的建议，并根据达拉莫勋爵的建议制定出一项积极的政策呢？要知道，如果支持达拉莫勋爵在报告中的建议，就等于革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保守势力的命。　　且不说墨尔本政府左右为难的境地，先来看看海洋殖民地最近的表现。在上下加拿大的反叛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海洋殖民地却一如既往地冷冷清清。这些个殖民地本来与英国保持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本土政治表现的十分温和，似乎满足于现行殖民地制度而不能自拔。象新布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根本就没有发展到要改革政府的地步，恐怕连改革思绪都还没有捋顺。　　可是新斯科舍不同，这里有一位高人叫约瑟夫.郝伟（Joseph Howe），是新斯科舍印刷大王效忠派约翰.郝伟（John Howe）的儿子，自幼苦读自学成才，学识广泛。自从买下了《新斯科舍人》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人气较高深具影响的人物。郝伟广泛报道新斯科舍议会的辩论内容，足迹遍及该殖民地全部，报道那里的地理和人文现状。　　1835年1月1日，郝伟曾经因为报道哈利法克斯政客和警察沆瀣一气侵吞公款而深陷官司，被控诽谤罪名。法官被他在法庭上的豪情万丈慷慨陈词所感染，为加拿大新闻自由而战的勇气所折服，最后免除了对郝伟的起诉，集体全部辞职，郝伟因此而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此后，郝伟当选议会议员，成为自由党改革家，开始了漫长而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甚至到今天，约瑟夫.郝伟仍然享受着新斯科舍省最伟大最受人们爱戴的政治家的荣誉，他那口若悬河般的演讲天赋和作为记者作家的人生经历使他在新斯科舍颇具传奇色彩。　　郝伟从本质上说是一位保守派，他的信念就是“宪制，统统都是宪制，除了宪制别无选择！”这也是他面对反保守派言论“人民被误导的热忱和统治者危险的侵蚀”所做的辩词。但是，他很快就相信“人民”要比统治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寡头更值得相信。　　1830年后，新斯科舍殖民地的执事会与议会发生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对立之势，给殖民地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两方的关键人物郝伟得出了一个结论，新斯科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实行政治选举，特别是要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郝伟的横空出世和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更像是灵感突现，他提出的十分具有创意的政治改革措施即使在他长期作为作家的以往言论中从未涉及过。　　郝伟不能说是一位政治领袖，因为那时新斯科舍还没有出现政党，但他自己开始探索组建一个反对宪制的党派。1836年举行的大选中，郝伟赢得了议会席位，从此开始了他的改革之路。　　1837年初，郝伟和其他改革派人士抛出了“十二条解决方案”，列举新斯科舍存在的弊病，要求皇室政府同意通过选举产生立法议会，或者“以其他形式重建政府，保证新的政府对皇室负责，为这个省的人民谋福利”。新斯科舍的弊病和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没什么差别，郝伟抓住了殖民地的实质问题，即缺乏一个对当选代表负责的政府。不过，郝伟并没有象鲍德温那样明确提出创立内阁政府的解决方案。　　郝伟后来撤销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思想自由开放的殖民地秘书格来内尔格勋爵（Lord Glenelg）还是同意议会可以控制所有的岁收、执事会和立法议会相互独立的建议。这时，郝伟的思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认为即使这样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1939年4月，当郝伟读到了《达拉莫报告》时，他变得茅塞顿开，原来还有不但与效忠皇室不冲突而且还有所加强的办法：　　“就让多数党组成政府吧，让每一任总督从那些想人民所想、替大多数人说话的代表当中挑选他的领导班子。”殖民地责任政府的理念终于找到了约瑟夫.郝伟这位最具能力的倡议者。　　正是：往昔北美殖民地，如今政体失通途。勋爵报告指明路，原来有道藏书中。要知殖民地政府如何变革，且看下回分解。2010-02-17　12:49:13　　第六十七回　　汤姆森毛遂自荐任总督，加拿大分而又合建政府　　1812年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加拿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重要时期。战后大批移民来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的工业化革命需要大量的食品和木材，这两个因素促使上下加拿大成为当时世界贸易领域的粮食和木材出口基地；新布伦瑞克的林牧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也以出口鱼类资源和粮食变得繁荣昌盛。　　但从另一方面看，伴随着殖民地经济稳步发展的却是不断加剧的政治动荡。在上加拿大，政治动荡还夹杂着宗教冲突；而在下加拿大又混合了英裔法裔之间的“种群”矛盾。上下加拿大在政治上的这些不稳定因素终于导致1837年以激进分子为主的反叛高潮。　　那么，回头再看这段加拿大的历史，不免有许多疑问凝聚心头无法得出答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政治因素上升为暴力行动？殖民地人民是否对大英帝国实行的殖民地政治制度提出了合理的诉求？英国对海外殖民地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才会避免自1776年占领魁北克以来不断重复的悲剧，才会满足殖民地自治的愿望，才会在帝国框架下促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和平发展？《达拉模报告》（统一的加拿大，在所有殖民地也实施英国宪制的原则）是否真的是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有效法宝？英国宪制真的能在麻烦不断的加拿大实行下去吗？　　回顾历史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什么是英国宪制？那个时期英国王室的地位是全世界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的全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享有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如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九五之尊，是不可随意侵犯的人上人。此时的英国是全世界的第一强国（老牌资本主义），是实行君主制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那样的帝王统治制度）。《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2节作者: 漫游国际　　然而美国独立以后，美国总统制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关于那个时代的英国宪制，英国人白哲特（Walter Bagehot）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一为尊荣的（dignified）部分，一为效用的（efficient）的部分；前者产生权威，后者利用权威进行治理。英国宪制的奥秘和真谛正在于这二者完美而隐秘的结合与运用。此后，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治家领悟了这个奥秘和真谛，在这样两个层面上不断完善英国的宪制，一方面使国王所承担的尊荣的部分越来越神秘、遥远、尊贵，宪制在这个层面的意义在于满足和回应民众情感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效用的部分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真正的英国宪制 ── 在日常状态下，民主社会、市场经济、政党轮替，这些理性化、现代化的事务统治着民众的生活；但在非常状态之时，非理性的民众必须寻找感情上的依赖，这时就需要女王站出来，像旗帜一样召唤民众的认同和团结。前英国首相布莱尔（Blaire）在号召全军反恐的讲话中一语道破真谛：“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2010-02-17　13:04:30　　美国独立战争摧毁了大英帝国在北美大陆的宏伟蓝图，剩下的这部分帝国殖民地在老式政治和经济制度下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1837年上下加拿大叛乱再次向帝国在各殖民地的权威发起了挑战。到了1840年，老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终于解体了，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些殖民地维持“依附于帝国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殖民地如果宣称自己完全独立的话是否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帝国任命的执事会还是地方当选的议会，殖民地当政者从来没有有过占山为王的私心杂念，也没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狭隘思想，虽然南边的近邻美国已经为加拿大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无论自由思潮也好，还是责任政府也罢，就算为祸不浅的反叛活动，殖民地这一方水土的父母官们所考虑的完全是如何让殖民地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陈旧的帝国殖民地政策注定要成为殖民地发展历史上的绊脚石。　　那么，墨尔本勋爵的辉格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达拉莫勋爵提出的改革建议？1839年6月，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约翰.罗素勋爵声明了帝国政府计划就上下加拿大统一之事拟定一项法案，准备给两个殖民地相同数量的席位来强化英裔人口在新立法议会中的支配地位。当时下加拿大的人口显然多于上加拿大，达拉莫的建议加强了立法议会英裔化的发展局势。罗素还宣布各殖民地所倡导的责任政府是不能容许的，他解释的原因是，每个殖民地的总督通过殖民地办公室的秘书长向王室负责，至于殖民地组建内阁政府的事也是无法回答的，因为王室不能在拥有两套内阁班子的情况下维护帝国统一。主权不容分裂，殖民地不能同时既是殖民地又是主权国家。　　究竟殖民地是否走向独立，除了达拉莫勋爵而外，帝国内部谁也看不到任何实际可行的其他办法。帝国政府仍然面临着既要满足殖民地的不平之声又要维护帝国权威的原则。到底谁能够挺身而出为了大家的利益趟殖民地政治危机这潭浑水？　　尽管帝国政府的主事者桌上摆满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起主管北美殖民地的任务。1939年夏末，曼彻斯特（Manchester）首任工业议会议员、杰里米.边沁的门生查尔斯.普莱特.汤姆森（Charles Poulett Thomson）毛遂自荐愿意出任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督一职。　　汤姆森家族是通过对俄贸易而新兴起来的商业家族，与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关系密切。汤姆森这年才三十九岁，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个儿子，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专攻家族生意。汤姆森是英议会下院商业领域无可争议的掌门人，虽然辩论能力一般，但他在商业事务方面不可匹敌的能力终究瑕不掩瑜。汤姆森其实代表的是十九世纪典型的新主流一代，他们手里的圣经就是公司账本。从他个人的特点来看，汤姆森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能力超群者往往高傲自大，因此在当时更有贵族气质的其他同事眼里，汤姆森虽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但绝不是受人爱戴之人。　　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有力争夺者，汤姆森满怀信心地答应要解决“加拿大问题”来赢得封侯赐爵。在前往加拿大之前，汤姆森多次拜见达拉莫勋爵，似乎对加拿大问题和达拉莫方案已经了然于胸。汤姆森于10月抵达魁北克，随身带有私下承诺的150万英镑帝国贷款，用以先期解决殖民地经济瓶颈的燃眉之急。这次汤姆森出马，手里还拿着一份形同尚方宝剑的急件，授权他可以在“公务所需的任何时候”撤换殖民地执事会成员。　　本来这份急件是于1839年10月16日签发给南澳大利亚总督的，汤姆森也请求一份同样的签发令来有效控制加拿大的执事会。最后，汤姆森的这份授权令反而成了创立政党政府，解开殖民地非责任政府之结的尚方宝剑。但在汤姆森上任伊始的这段时间，他必须在责任政府问题上“把自己排除在取悦任何主张之外”，或者甚至不做“任何解释”。作为殖民地总督，汤姆森的任务是要维护“皇室的荣誉”，在任命执事会和当选议会之间“维护和谐”。但罗素并没有明确建议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奇迹，只是告诉他“以我的理解，按照达拉莫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创建一个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殖民地政府”。　　汤姆森在下加拿大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叛乱过后，宪制倡议已被搁浅，殖民地按照达拉莫确立的特殊理事会负责管理，不存在任何障碍。但在上加拿大，由于议会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情况比较困难。殖民地合并问题在下加拿大迎刃而解，但在上加拿大必须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汤姆森在下加拿大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于12月赶往多伦多，亲自会见上加拿大议会成员。汤姆森施展拳脚，使用多种政治技巧，通过个人吹捧、恳求效忠皇室、大摆私人酒宴、模棱两可地应付责任政府的倡议、暗示提供150万英镑的贷款，以及搞一些北美传统的密室政治活动等手段，总算出台了一项有利于加拿大统一的解决方案，即上加拿大拥有在立法议会的相同席位，而且把上加拿大沉重的公共债务全码到合并后的加拿大省头上。汤姆森还达成了为地方政府设立区域理事会的法令，通过在各教派之间均分收入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教会储备金问题。唯有在新近划拨的多伦多教区，“惊慌失措的主教”斯特罗恩发出了微弱而毫无效力的反对声音。汤姆森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向皇室政府索要给他的爵位。1840年夏，汤姆森终于收到了加封为西登汉男爵的口信。　　这样的统一自然引起了大多数下加拿大人的不满，英国化的意图也太明显了，不但大省的代表人数减少了，而且还背上了上加拿大的债务包袱。然而，两次叛乱失败，被搁浅了的宪制倡议和对激进言论的打压，下加拿大唯一能够说话硬气的也只有蒙特利尔的商人势力了，而这些人早在1820年就提出要合并加拿大的。　　不幸的是，当1841年2月宣布统一之前，西登汉男爵（汤姆森的新头衔）的新问题又出来了。他的上加拿大教区储备金法案从法律上讲是缺乏依据的，而且储备金的分配方案让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感到不满：英国国教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储备金与别人分享而愤愤不平；长老会为自己得到太少的分头而怨声载道；唯意志论者（政教分离的倡导者）抱怨这样一来，国家资助的教堂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多。　　这时，新斯科舍的副总督与议会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盛，殖民地总督不得不跑到海洋殖民地寻求妥协方案。1841年，统一后的加拿大第一届议会会议举行前夜，罗伯特.鲍德温由于强迫保守派退出政府的图谋没有得逞而不得不辞职。其实，鲍德温完全是被西登汉男爵给玩弄下去了。一开始，鲍德温被任命为西登汉的执事会成员，让鲍德温的感觉非常好，忘乎所以地把他追求的建立责任政府的主张和盘托出，结果被西登汉男爵嘲笑为愚笨和不合作，殊不知西登汉男爵正是利用鲍德温的天真，给保守势力施加了巨大压力，结果鲍德温和保守势力两败俱伤。《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3节作者: 漫游国际　　西登汉男爵和他的前任海德一样，在新近选举中为了赢得议会中温和派的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总理和党领的翻版。谁反对“总督的党”，谁就会站在加拿大统一的对立面，当然大家并不都是对他俯首帖耳，上加拿大的“家族盟约”、下加拿大的托雷党人、法裔加拿大改革派和一小撮鲍德温追随者等依然不卖他的帐。尽管如此，西登汉男爵还是在1841年夏不费吹灰之力把组建地方政府、公务工作程序和初级教育等事项制定成为法律条文。他坚信加拿大人需要的是从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他甚至信心满怀地认为，凭他个人的影响定会让所有的人都团结在统一和进步的事业上来，新的宪法也将会如出一辙顺利出台。西登汉男爵已经准备好了要凯旋返回伦敦的计划，不幸的是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随后并发症发作，竟然于9月份与世长辞。　　大多数加拿大人对于西登汉的去世表现出了忧伤之情。不管怎么说，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西登汉男爵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挫折，殖民地人民现在似乎已经看到一个美好的前景，他们骄傲地谈论着很快将要属于他们自己的繁荣发展。公平的法律、理性的制度和开明的领导已经给他们的责任政府一路绿灯。至少在西登汉临终之时他还是听到了这一切赞美的话语，但现实情况很快就证明，西登汉男爵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也过分忽视了英属北美人的政治抱负。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未必都能称英雄。政改风波平又起，大浪淘沙现真容。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10-02-22　11:08:04　　第六十八回　　法裔政团成心病，两任总督命归西　　却说大英帝国摇摇欲坠的墨尔本政府在西登汉男爵归西之前就在大选中败北，新任首相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与他的搭档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y）派遣查尔斯.巴格特（Sir Charles Bagot）爵士出任加拿大总督。巴格特是职业外交家，曾于1817年代表英国与美国签署了《拉什-巴格特条约》，确立了美加边境在大湖区一带不设防原则，结束了美加敌对状态，奠定了美加两国关系的基石。　　巴格特一来到加拿大就发现，西登汉男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这位已故总督在加拿大政坛上强行个人干预的成分起了很大作用，加拿大议会中的反对势力也是被一时糊弄过去了。巴格特看明白了，西登汉通过人事任免铁腕控制的那一套办法是自掘坟墓，所谓加拿大统一其实就是在巨大的裂缝上面糊上了一层纸而已，难道这位已故总督就不想想被剥夺了权利还要保持沉默的下加拿大人是什么样子。在巴格特看来，西登汉政权早就深深地埋下了祸根。　　面对西登汉留下的这副烂摊子，目光犀利的巴格特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佛朗西斯.辛克斯（Francis Hincks）。出生于爱尔兰的辛克斯是一位改革派记者和金融家，他与鲍德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亲自加入了西登汉的政府，而且通过在政府内部工作，悄无声息地把改革派倡导的责任政府理念付诸于实践。而鲍德温尽管深谙责任政府的运作原理，但也只是在1841年最后一期议会上提出了加拿大殖民地应该建立责任政府的解决方案而已，理论和实践对于过于温和的鲍德温来说有点脱节。　　1839年和1840年期间，巴格特把鲍德温和他在下加拿大改革派中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拉方丹（Louis LaFontaine）柔和成联盟关系，虽然是为了稳定加拿大政局而不得已为之，却也为加拿大政坛出现清一色改革派政党铺平了道路。巴格特能够让拉方丹相信责任政府可以确保法裔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也能让鲍德温感到，下加拿大改革派在责任政府理念上是与鲍德温保持高度一致的。当1841年拉方丹大选失败后，鲍德温还给拉芳丹在上加拿大（1841年后普遍叫做“加西”）约克郡议会中找到了一个席位。如此这般，法裔和英裔改革派未来合作的基石就奠定下来了，巴格特愣是在杂乱无章的加拿大政坛上给自己拉起了一面统一的政党大旗，而这面旗帜是西登汉根本看不见或预见的。　　1842年，巴格特还在为加拿大政治背景做调查之际，他准确地把握到一个事实，即威廉.亨利.德雷伯（William Henry Draper）领导的西登汉联合政府基本上得不到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也根本无法与鲍德温和拉方丹的混合势力相抗衡。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联合，把法裔加拿大人也包含进来。而这一点是西登汉男爵过分执泥于达拉莫报告中加强英国化的保留意见而有意忽略的。　　巴格特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帝国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勋爵的答复，斯坦利要求巴格特在吸纳法裔政党和有反叛嫌疑的领导人进入联合政府之前首先要尝试“一切其他方式”。看来如果形势允许，帝国政府还是想把法裔和激进分子排除在外的。　　帝国政府的指令来的太迟了。没有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巴格特政府就玩儿不转。为了争取到拉芳丹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巴格特已经被迫接受了拉方丹开出的条件。其实拉芳丹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要把鲍德温也一并吸收进来。这两人现在是捆绑销售，巴格特想要得到下加拿大法裔反对派的支持，就必须一同接受上加拿大的反对派。巴格特自己觉得办了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第一次承认了法裔加拿大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定位，他的这一妥协办法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件“伟大举措”，就连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斯坦利也都私下里承认此举无法避免，可是大英帝国的皮尔政府还是对此心存顾虑。政府所顾虑的就是拉方丹本人，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此人领导的法裔反对派就曾因参与反叛事件而受到过指控，因此根不红苗不正，政治上靠不住。　　巴格特坚持认为，加拿大的政治方向不是责任政府。巴格特也是一再声明过，他所做的改变不过是扩大了西登汉联合政府的范围而已。当然，查尔斯.巴格特爵士没有活着看到“伟大实践”的第二阶段，他被繁重的工作压得趴下了，和西登汉一样，巴格特于1843年春离开了人世。　　其实巴格特早就身体不好了，帝国政府也已经为他选好了接班人。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于3月抵达魁北克，正好赶上巴格特撒手人寰。梅特卡夫在印度和牙买加担任民政官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加拿大众议院大会（House of Assembly）这样的事情来。梅特卡夫和巴格特一样，想在统一的框架下真诚而公正地对待法裔加拿大人。梅特卡夫宣布，巴格特的“伟大举措”已经产生了“很多有益的效果”，同时谴责了达拉莫关于加强英国化的政策导向。　　根据达拉莫报告中的建议，上加拿大的金士顿应当选为政府所在地。但梅特卡夫出于对法裔加拿大人的同情，恳请执事会考虑把首都迁到蒙特利尔，还采用并完善了巴格特关于赦免37叛乱者的建议。梅特卡夫成功弃用了英语成为《统一法案》唯一官方语言的规定，代之以“统一后的加拿大根据实际情况应当成为双语省份”。　　在责任政府的问题上，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他和斯坦利勋爵的意见不谋而合，两人的主张就是“不能比巴格特的方案走得更远”，也即政府的范围不能无休止地扩大。他坚信，鲍德温-拉方丹的联合是基于两人之间的友谊，而非是对责任政府运作原理上的认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如果法裔加拿大人的政治报复得以实现，这样的联合也将随之解体。因此，梅特卡夫对于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定位和蒙特利尔为首都的定位，实际是为了拉拢双语统一战线中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目标的英裔改革派，把这一部分改革派从纯粹意义上为法裔文化为政治纲领的议会大多数席位中分离出来。《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4节作者: 漫游国际　　而在执事会里，梅特卡夫和改革派勉强走在了一起，但改革派之所以是改革派，就是因为改革派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加拿大自己的责任政府。他们之间迟早要在如何实施责任政府的问题上爆发两种可能的冲突：第一种可能的冲突是关于《统一法案》规定的永久性皇室费问题，要知道在反叛前的那些天，改革派曾利用“永久性工薪”法案，一度控制了权限以外的执事会和公共服务领域。为了避免麻烦出现，梅特卡夫打算一旦议会制定出新的“工薪计划表”，他就马上废止原来的条款。然而这个问题直到1847年才得以解决。　　梅特卡夫与改革派可能发生的第二种冲突是关于政治恩惠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要与“责任政府的倡议者”做斗争。难道党领要以官位来厚憎其追随者，或者说总督要以整个国家的利益随意安排高官厚禄吗？简而言之，难道总督必须接受顾问的建议，正如鲍德温在1836年对佛朗西斯.邦德.海德要求未果的那样？　　在梅特卡夫到达金士顿后，他很快就断定鲍德温在责任政府问题上是一个决不妥协、无法容忍、高傲自大和狂热的人，并且已经在巴格特患病期间篡夺了政府的权力。令鲍德温绝望的是，梅特卡夫着手以他自己的方式组建政府。这样一来，总督和殖民地政客之间的角逐开始了，一方面总督觉得他要为总督这个职位和伦敦顶头上司的适当政策负责，而另一方面是象鲍德温这样极具能力和影响力的殖民地政客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爱国者，应当主宰这个国家的政局。　　两方高手之间的较量历经几个月。这期间，梅特卡夫极力阻止鲍德温势力在政府权力中的渗透，和对皇家效忠派的打压。1843年11月底，公开的对决开始了，梅特卡夫拒绝了鲍德温和拉方丹提出的一项要求，就是总督在未经向他们俩征询意见的情况下不得任命政府官员。这时，不利于梅特卡夫的事件接踵而来。一名执事会顾问的退休立刻引起了一场加拿大的政治危机。当时政府拟议要实施几项措施，其中一项是宣布俄勒冈人的游行为非法行为，一项是消除宗教在省立大学中的影响力。这些措施本来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反对浪潮。正好那位执事会顾问在政策的实施面临流产的时候提出退休，于是联系这几件事的发生，似乎退休成了政府官员逃避责任的最佳途径。改革派阵营抓住了梅特卡夫政府的命脉，大造公众舆论，似乎梅特卡夫不值得加拿大人信任。　　面对改革派的责难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梅特卡夫巧妙安排温和派德雷伯和法裔加拿大人喜欢的且是37年叛乱者的D.B.维日尔（Viger）加入他的另一个议员多米尼克.大力（Dominick Daly）的阵营，分化了改革派的势力，排除了组建政府的阻力。令所有人感到奇怪的是，梅特卡夫组成的政府在最初运营的几个月里，平时吵吵嚷嚷的议会却出奇的风平浪静。可是最初的一阵休克现象过后，改革派开始攻击总督，居然给他起了一个恶毒的绰号叫“老女人”（old squaw），意指由癌症引起的色衰症状，面部慢慢老化，视力逐渐衰竭，久病不治，最后痛苦死亡。面对这样的责难，公众舆论开始重新鼓噪起来支持总督，更多同情总督的人也被这种恶毒的绰号感到义愤填膺。　　1844年秋，由于不能得到改革派把持的议会的支持，梅特卡夫组成的政府无法继续运转，总督只好举行大选。梅特卡夫有点得意地觉得，拉方丹这面大旗终于要倒下去了，法裔加拿大人手中的选票将要变得不重要了。但大选的结果令他十分失望，法裔加拿大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领袖，以法裔为主的改革派仍旧在议会中构成了比较大的多数席位。梅特卡夫面临着困扰巴格特的同样处境：没有相当数量的法裔支持，如何总督加拿大。他错误地以为拉方丹将会和鲍德温分道扬镳，没成想法裔加拿大人现在也认为责任政府才是保存法裔文化的唯一法宝。　　梅特卡夫虽然依靠拉拢改革派中的温和派组建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往往是在各派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方是面内部倾轧，一方面是改革派的外部阻挠，政府实施的政策还受到公众的普遍反对，被搁浅在自己制造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无法顺利运营。要改变政府这种微弱难支的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着吸纳法裔加拿大人政团。可是1845年，梅特卡夫向拉方丹伸出的橄榄枝被拒绝了。如果没有鲍德温，拉方丹拒不接受任命。而梅特卡夫同巴格特一样，也不愿意承认鲍德温。这些大英帝国任命的总督向来都不喜欢在自己的任期内让加拿大人建立自己的责任政府。　　这样一来，英裔改革派和法裔改革派自然又拧成了一股绳，旨在建立加拿大殖民地责任政府的改革派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党派派别，加拿大历史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党派在上下加拿大改革派队伍里出现了，尽管维系这个党派的唯一纽带是他们都拥护责任政府的理念。　　1845年后期，当梅特卡夫这位不愿成为“有名无实之人”的总督返回英格兰直到很快去世，加拿大政治势力始终保持在不稳定的平衡中。看来加拿大总督这个差事从一开始就很能折腾人，前前后后已经有好几位高手栽倒在这个岗位上了。下一位继任者很快就确定下来，他是卡斯卡特勋爵（Lord Cathcart），一位高级将领和临时行政官。卡斯卡特总督在加拿大的一年里，还没有触摸到加拿大政治的任何神经就打道回府了。　　正是：老姜虽辣汤未换，政坛痼疾难去除。只因不负王庭愿，苦心枉自去如烟。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2010-02-24　11:49:58　　第六十九回　　商本位失宠不列颠，大萧条侵袭加拿大　　自1791年《宪法法案》把魁北克殖民地一分为二之后，1843年的《统一法案》再次把圣劳伦斯河流域又一次统一起来了，人口不多的上加拿大如愿以偿地在立法议会上得到了与下加拿大相同的代表人数，这样统一后的加拿大省至少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开始向前发展。下加拿大的农民们不再抵制交通系统的建设，为上加拿大的运河开凿提供了经济后盾。此前，上加拿大政府还在到处寻找资金，正考虑到国际市场上弄点投资进来改善水路交通系统，否则根本无力与美国领先一步的商业环境一争高下。　　自1825以来，加拿大的粮食与面粉在大英帝国很有市场。虽然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打仗，但北美就这么两个宝贝，两国的经济往来无论如何不像边界和政治那样说割断就割断了。美国人的水力资源欠缺，只好把大量的粮食拿到加拿大来磨成面粉，加拿大正好拿着这些面粉做出口。1843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加拿大玉米法案》更是把加拿大产的大麦和面粉的进口关税降至最低程度，更加刺激了加拿大的出口贸易。　　这样一来，加拿大从美国中西部进口大量的粮食，然后磨成“自产面粉”出口给英国。只在一年之内，加拿大的面粉出口就达到26万夸特（重量单位，英国为 28 磅，美国为 25 磅；四分之一英担），从美国进口的大麦番了一番，达到6万7千夸特。美国人一看自己兴修埃利运河，水路运输效率提高了那么多，还是不如圣劳伦斯运输通道会抢生意，美国国会于是通过了一项《1845年退税法案》（Drawback Act in 1845），允许运往加拿大的商品如果经过美国运输的话，可以享有零关税的待遇。这个举措是为了提高埃利运河的利用率，促进美国境内水路运输量。预见到加拿大的贸易额将会大幅上扬，加拿大的磨坊主不失时机地投入了巨大资本提高了磨坊的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5节作者: 漫游国际　　对于殖民地人民看来，只要大英帝国的《加拿大玉米法案》能够长期不变的话，形势将会一片大好。可是好景不长，1846年英国政府对于有利于殖民地的整体关税政策做了180度的大调整，结果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了一场灾难。原来，引起英国政府调整加拿大关税政策的原因超出了加拿大圣劳伦斯盆地所能控制的范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政府内部一股新兴势力正在叫嚣着说，重商主义带给殖民地的利益要远大于带给宗主国的利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是英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潜在原因，用于修建里多运河的80万英镑帝国贷款就是前者的例证，而1837年加拿大人的反叛行动以及后来的“爱国者之战”自然为后者提供了铁的事实。积蓄已久的反殖民地情绪终于在1839年酝酿成“反玉米法案联盟”。　　曼彻斯特纺织企业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领导的“反玉米法案联盟”坚持认为，本来为了保护英国农民而限制大麦进口，实际上英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却增加了，导致全体消费者的食品价格上涨，结果出口下滑。既然英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生产效率取得成功，那为什么还不能让英国的农业生产自生自灭呢？若此，英国农民自然会以同样的效率投入到到与殖民地的贸易上，免得殖民地那帮家伙躲在复杂的关税盾牌后面偷偷发家致富。　　对于“曼彻斯特派系”来说，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施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把边沁的“功利”尺码应用到经济工作中。　　毫无疑问，“反玉米法案联盟”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使得英国政府在40年代末终于回心转意，但归根结底，大英商业帝国的真正终结者还是马铃薯疫病，而不是来自各种舆论压力。这里简略描述一下当时发生在英国的马铃薯疫病的情况：从1845前起，连续三年马铃薯庄稼得上了黑腐病，作为几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爱尔兰佃农的日常主食，黑腐病把他们的生活全毁了。灾荒和饥饿蔓延了整个爱尔兰，据估计大约有70万爱尔兰人因此而死亡。　　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应对这起灾难所采取的措施是废弃了严格执行的《玉米法案》，尽最大可能把进口面粉的价格降低。当然，不利于北美殖民地的这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只有能到两年之后才显出效果来，比如加拿大殖民地的大麦才是在过去三年慢慢失去了抢手货地位，经济明显回落的感受直到1848年才变得真实起来。　　大英帝国的皮尔政府调整了重商主义经济结构之后，接着减少对殖民地木材的优惠政策。经过实施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在短短几年之内大英帝国的整个重商主义体系已经被拆卸得七零八落。废止《玉米法案》意味着加拿大的粮食和面粉要与美国的产品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而美国的粮食和面粉产品从大西洋到大不列颠的运输路程短运输费用低廉。　　在殖民地经济陷入困境的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也于1847年开始了。这时美国更是给殖民地经济的伤口撒盐，颁布了一项新的《退税法案》，减少了经过美国港口的加拿大出口额。旧的殖民地制度面对如此致命冲击，圣劳伦斯经济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饥荒对英属北美殖民地造成的影响绝非只是经济上陷入困境。爱尔兰的庄园主们为了缓解粮食危机，利用装卸木料的空船把十多万爱尔兰人运往殖民地。这些可怜的爱尔兰移民挤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货船里，很多人都患上了传染性斑疹伤寒（船热病），随后被带到魁北克城下的隔离站，五千多人因此而死于非命，一些前来帮助的自愿者也成了这种传染病的受害者。即使侥幸未被感染的爱尔兰移民也是身无分文，他们分别被运送到蒙特利尔、金士顿或多伦多上岸，只不过加快了这种传染病的传播速度而已，在当地居住民当中引起了极度恐慌。总共有两万多移民死在加拿大，另有一万七千多人还未抵达就在大西洋上一命归天。　　这些爱尔兰移民从英国老家被连根拔起，在新世界也鲜有资助，只得成群结队来到一些新兴城市，被迫从事最低下的非技术劳动，在这些城市里最低廉最压抑的地方生活着。一时间，处于赤贫状况的寡妇孤儿流浪在加拿大的城市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施舍度日，当时加拿大政府既没资金也没专门的机构来应付这样的贫穷人口和疾病传染。　　加拿大人为这批移民所遭遇的不人道待遇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帝国政府禁止把这些并不需要的过剩人口倾销到加拿大领土上来，可是抗议行动徒劳无益，根本没人理睬。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还没有争取到阻止境外移民流入的任何权力，尤其是来自宗主国英国的移民。　　《玉米法案》的废止和爱尔兰农民的饥荒带给加拿大殖民地的唯一好处是缓解了劳动力紧张的局面。残垣断壁似的老殖民地制度现在需要完全摒弃阻碍殖民地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残余势力的时候了。　　正是：重商政策遭颠覆，殖民经济遇挫折。农灾雪上又加霜，沿革旧制成出路。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2010-02-27　10:37:55　　蒙特利尔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女性篇　　玛格丽特.包热瓦（Marguerite Bourgeoys）　　昨天有幸再次参观了位于蒙特利尔 Dublin 广场的加布雷尔农舍（Ferme St. Gabriel），亲身感受了当年法国殖民者在蒙特利尔的最初生活。加布雷尔农舍的历史与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玛格丽特.包热瓦是分不开的。而玛格丽特就是北美最为重要的天主教教堂蒙特利尔圣母院教会（Congregation du Notre Dame，请参见本文第二十七回相关内容）的创始人，她在蒙特利尔开创学校、教会、帮助新定居者，被当时生活在新法兰西的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殖民地母亲”。　　玛格丽特.包热瓦于1620年4月17日，在一个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出生在法国香槟省（Champagne），在总共1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则是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徒，属于中等水平的家庭。玛格丽特十九岁时，母亲去世，她帮助父亲拉扯众多兄弟姐妹。二十岁时，玛格丽特突然感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召唤，从此投身于为上帝服务的事业中，在贫困地区从事慈善和教育儿童的工作。　　就在担任神职期间，玛格丽特了解到加拿大的玛丽镇（即今天的蒙特利尔），再次感受到神要她到新世界传教的召唤。1642年，她认识了当时的蒙特利尔殖民地创建者和总督梅桑纽夫（de Maisonneuve）。梅桑纽夫也正在寻找能够到北美殖民地无偿向殖民地的法国人和印第安儿童提供教育的自愿者。当时，玛格丽特即可答应的这项神圣使命，坚定地说“去，这是神的召唤。”　　1653年2月，玛格丽特离开法国的老家，于第二年11月16日辗转来到新世界的蒙特利尔。刚一到达，玛格丽特就开始为殖民地的宗教和教育发展注入了全部心血。实际上，玛格丽特.包热瓦应该和简.芒斯（Jeanne Mance）和主要创建者梅桑纽夫都被认为是蒙特利尔的奠基人。　　玛格丽特恢复了被易诺魁人摧毁的皇家山十字架，建起了蒙特利尔圣母院教堂。1658年，玛格丽特利用总督给她提供的一张桌子上，开办起了她的第一所学校。正是玛格丽特认识到女人对于新法兰西的重要性，组织法国老家的女性也来到殖民地，扩大了殖民地的教育队伍。从1659年开始，玛格丽特逐渐接待“国王的女儿”（参见本文第二十八回），帮助她们在殖民地组建家庭。由于大批妇女的到来，玛格丽特构建起了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网络，并逐渐延伸到整个新法兰西，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殖民地母亲”。　　玛格丽特曾三次回到法国，寻求法国国王在教育和宗教上的支持。1671年，蒙特利尔圣母院教堂获得路易十四的特许状，1676年得到魁北克主教的法令许可。1700年时，已经有四十多位姐妹在玛格丽特创设的圣母院教堂工作。不幸的是，玛格丽特.包热瓦也于当年2月与世长辞。《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6节作者: 漫游国际　　后来，玛格丽特的圣母院成员达到2600多位姐妹，工作在学校、大学、学院、促成家庭、教区和教区学校等领域，她们在加拿大、美国、日本、拉丁美洲、喀麦隆等地履行她们的神圣使命，最近还在法国也成立了她们的组织。1950年11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为玛格丽特行宣福礼，并于1982年被约翰.保罗二世封圣，成为加拿大教堂第一位女性圣徒。　　圣加布雷尔农舍是玛格丽特于1662年获得圣劳伦斯河边一块土地之后，由圣母院教堂的姐妹所建。从1668年起，玛格丽特和姐妹们获得第二块土地，圣加布雷尔农场逐渐发展壮大。她们努力适应了加拿大极端寒冷的气候，学会了殖民地艰苦的生活，在她们成家之前，都有能力成为殖民地独立的女性定居者。　　最初1668年所建的农舍在1693年时被大火夷为平地，今天所见到的农舍牛奶场才是最初的建筑。随后，玛格丽特和她的姐妹们花了五年的时间在原来的农舍基地重建成今天所看到的圣加布雷尔博物馆。这是一座用散石建成的大型建筑，有陡峭的斜屋顶，由地下室、两层楼房和阁楼组成，1826年曾在西端建成了一处厢房。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圣加布雷尔农舍已经有315年的历史，是当年典型的法裔加拿大人农舍。　　走进里面，通过讲解员的解说，人们都能看到当年定居者的孩子们上学的桌椅、培训“国王的女儿”学会手工劳动和基本的生活手艺的工作间。但圣加布雷尔农舍的主要目的还是为圣母院姐妹提供农场运营和管理的场所。自1850年两者分离之前，总占地面积有212英亩。　　三百年来，圣母院的姐妹们通过运营农场，与定居者一起分享社区生活，为提供免费教育的圣母院教师提供生活和资金来源。　　到1965年时，实际上原来的房产已经所剩不多，1950年之后也不再有农场活动。由于世事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块土地被用于工业和城市开发。后来有专门机构对圣加布雷尔农舍做了精心细致的恢复工作，才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当年玛格丽特和她的姐妹们生活的场景。　　恢复工作始于1965年。农舍的每个房间，从地下室到宿舍到阁楼，全部恢复成原来的状态，包括家具、餐具、雕塑和墙画等。1722年挖掘出来的原始资料成为这次恢复工作的重要参考，农舍内部的全部物品都是按照这一原始资料布置一新，最终还原成了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展现当年历史的活景。　　1966年，圣加布雷尔农舍向大众开放，形成了专门的解说程式，勾起了人们的历史感，穿过时空隧道，把人们带进历史的现场。听了讲解员精彩的解说，为当年玛丽镇早期定居者不由产生了肃然起敬之情，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著名的玛格丽特.包热瓦那极具魅力的人生。从圣加布雷尔农舍看到的内容大概有：　　17世纪发裔加拿大人的典型建筑结构；　　17世纪到18世纪制作而成的手工家具；　　多种艺术和人类生活的手工艺术品。　　厨房里的长凳历历在目，岁月磨蚀的餐具，古代揉面桌和搅面工具，盛放食物和食盘的壁橱，带有深坑和磨损痕迹的板凳，所有的东西都展示给人们当年玛丽镇的定居者真实的生活图景。　　玛格丽特.包热瓦三百年前所选的这块土地已经成为历史保护遗迹，这所房子和旁边的谷仓已经被魁省历史遗迹委员会宣布为国家级历史文物。原物虽然是恢复过的文物，但结构和建筑都没有改变，1860年所建的厢房也是原来的状况。　　由于是冬天参观，农舍管理人员安排的馆内实景活动自然无法进行，比如打水、纺线和制作面包等。还有一间屋子陈列着极具价值的展品，都是从过去时日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工艺品。　　下面是圣加布雷尔农舍的地址，离沙乐瓦（Charlevoix）地铁极近。　　Maison Saint-Gabriel　　2146 Dublin place, Pointe-Saint-Charles　　Montréal (Quebec) H3K 2A2　　Tel: (514) 935-8136 Fax: (514) 935-5692　　加布雷尔农舍正面图　　农舍仓房　　当年外景艺术图　　外景　　地图2010-03-01　01:31:04　　第七十回　　侵华罪魁加拿大修炼，殖民主义十字路徘徊　　如果说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那么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英国政治结构也随之走到了尽头。皮尔爵士的政治生涯算是结束了，从地主阶层吸取能量的托雷党遭到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1846年6月，贸易保护主义者向皮尔的领导权威发起了挑战，最终推翻了皮尔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　　皮尔政权给大英帝国取得的最后一个成就是同美国签署了《俄勒冈条约》。该条约签署于1846年6月15日，规定美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边界以49度纬线为准，除了温哥华岛仍然作为英属领土整体的一部分由英国政府管辖之外，该线以南的所有领土都归美国所有。该条约对海洋边界上的规定含混不清，结果导致1859年就圣胡安岛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不流血战争”，即所谓的“射猪之战”（Pig War）。　　原来圣胡安岛位于温哥华岛和北美大陆之间的乔治海峡，49度纬线以北的水域及岛屿自然属于英属哥伦比亚，而以南的岛屿到底怎么划分一直没有说清楚。比如圣胡安岛若按中心航线划分应该属英国管辖，而实际美国人也在该岛屿上经营农业生产，事实上也被美国人占领者一部分土地。之所以称“射猪之战”是因为该次战争是由于射击了一头猪而引起的英美冲突，那头幸运的猪成了这次战争中唯一的“伤亡”者。　　这是后来于1859年6月15日发生的一件边界争端，也就是《俄勒冈条约》适用整整十三年之后的那一天，条约内容的含混不清终于导致冲突发生。有一位名叫卡特乐尔（Cutler）的美国农民来到圣胡安岛，依据1850年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捐赠土地要求法案》声称有权居住在该岛上。这位农民看到一只巨大的黑毛野猪正在他的花园里啃吃他的花草根茎，旁边一人倚在栅栏上大笑不已。卡特乐尔非常生气，拿出枪瞄准豪猪就是一枪。那人立刻跑进了树林。　　事后发现，那头猪的主人是爱尔兰人查尔斯.格里芬（Charles Griffin），受雇于哈德逊湾公司在此经营牧场。爱尔兰人还有其他几头猪，都是放任田野乱跑乱吃。这两人此前还算安分守己互不干涉，于是卡特乐尔提出给格里芬十美元作为补偿，但格里芬对这点补偿没看在眼里，要求必须偿付100美元。一看这架势，卡特乐尔干脆连补偿也不给了，并声称猪是非法闯入他的领土。还有一种更加玄乎的说法，当时卡特乐尔对格里芬说，“你的猪吃我的土豆。”格里芬回答说，“你把土豆放在那里让猪吃，这是你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英国当局威胁要逮捕卡特乐尔，美国定居者要求政府派兵保护。　　一开始美国俄勒冈指挥部的威廉.哈尼（William S. Harney）准将指派上尉乔治.匹克特（George Pickett）带领第九步兵团的66名士兵来到圣胡安岛上防止英军登岸。而英国当局考虑到如果不给美国人点颜色看看，一批一批登岛上岸的人将会最终实际占领圣胡安岛，于是派遣三艘战舰在上尉乔弗里.霍恩比（Geoffrey Hornby）的带领下对抗美军。结果事态不断扩大，到1859年8月10日时，美军已有461人带着14门大炮和英军战舰上的2140人70门舰炮对垒，但始终没有交火。　　温哥华岛殖民地总督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下令英军登上圣胡安岛与美军开战。而美军威廉.哈尼准将拒绝开战，因为他觉得“两个伟大的国家仅仅为了一头猪而开战”显得十分愚蠢。双方的当地军人也都曾经得到过相同的命令：自我防卫，但绝对不能首先开枪。几天来，英美士兵相互辱骂，都想激怒对方首先挑起战争，但双方士兵都严守纪律，始终没有开火。《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7节作者: 漫游国际　　当边界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和伦敦以后，两国大员都感到十分震惊，赶紧采取措施平息险些引起国际争端的爆炸性事件。9月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同道格拉斯总督商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局部紧张局势升级，内战即将爆发。斯科特将军也是马不停蹄刚刚解决完其他几处边界争端，这次他于10月份来到圣胡安岛上，开始同道格拉斯洽谈。　　协商的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驻军圣胡安岛直至最终达成解决方案，把岛上部队减少到双方各100名士兵以缓解敌对状态。考虑到供应和进出方便，英军大营驻扎在岛北端，而美军大营则安排在南端迎风的牧场上，但适合于对海上船只的攻击。今天，当游人来到圣胡安岛上时，就会看到仍然飘扬在“英军大营”上空的米字旗，由公园护林员每天升起降下，使这个地方成为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政府人员定时定点地为另一国升降国旗的几个场景之一。　　在双方驻军的那些年里，圣胡安岛上的英美驻军维护着一种非常和睦友好的社会生活，他们互相造访，一起庆祝节日，经常举办体育活动。公园护林员告诉来访者说，这些年里对和平最大的威胁是“大量的酒精饮料”。　　就在这样的和谐环境下，圣胡安岛一晃就是十二年。在随后十多年的冲突和军事对抗之后，争议最终和平解决。本来英国殖民地当局游说伦敦乘着美国忙于内战全部拿下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位于今天美国境内乔治海峡以南）。1871年英美两国签署了《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对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争端，包括新近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的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其中就包括把圣胡安争端提交给国际仲裁机构，最后仲裁机构倾向于美国，把圣胡安岛西端的哈罗海峡（Haro Strait）作为英美两国的海上边界。　　1872年11月25日，英国人从英军大营撤出，美军随即跟上。上加拿大政客们和公众舆论早就痛恨《俄勒冈条约》，现在再次被领土的沦丧而愤愤不平，逐渐寻求在国际事务上的自主权。如今，圣胡安岛上的国家历史公园里就有关于“射猪之战”的纪念场所。　　且说1846年之前的一年中，美国总统波尔克（Polk，第十一任）支持美国扩张主义者所谓“要么54度40分，要么就打”的叫嚣，高调宣称美国对太平洋沿岸直至俄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一带的所有权。　　自1818年以来，英国和美国共同占领着有争议的俄勒冈地区，但随后美国定居者大量进入这一片土地，美国因此拥有了对这片土地声称主权的最大砝码。不过这时，美国正陷入同墨西哥的领土之战，美国不得已同意了英国提出的以49度纬线为美加边界的建议。　　俄勒冈争议解决以后，英美冲突的潜在根源消失了。这样，加拿大新任总督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所面临的任务就轻松多了。此时埃尔金才三十五岁，以前担任过牙买加总督，在政治上倾向于温和保守派，本来是被皮尔政府任命的，皮尔政府倒台后由约翰.罗素领导的新自由党政府确认了这次任命。埃尔金勋爵的妻子是已故达拉莫勋爵的女儿，是罗素政府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格雷伯爵的侄女。　　此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带领英军武装入侵北京，臭名昭著的“火烧圆明园”正是埃尔金的勾当。当然是在结束加拿大总督任期之后，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此先来回顾一下这段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的旧日往事：　　却说埃尔金勋爵于1854年结束了加拿大总督任期于12月返回英格兰之后，徘徊在大英帝国的政坛之外。1857年埃尔金作为大英帝国高级专员带领英军入侵中国，派兵轰炸广东，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8年6月26日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1860年6月，埃尔金再次来到中国，帮助其兄武装入侵中国。1860年10月18日，因中国人拒不投降，埃尔金欲凭借其先进的枪炮独吞北京，下令烧毁清政府在北京外围的老夏宫圆明园，据说是为了报复清政府关押了二十多名欧洲人和印度人，包括两名英国使者和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北京老夏宫是一处集皇宫和园林于一体的复合性建筑群，距北京西北城墙约八公里，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修建而成，是清庭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还有一种说法是，埃尔金本来考虑烧毁的是紫禁城，但由于《北京条约》正在紫禁城举行谈判会议，他担心使他们的野蛮行径合法化的《北京条约》受到干扰，所以才选择烧毁了圆明园。埃尔金带领3500多英军点燃了北京老夏宫，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前，埃尔金带人对这所清庭皇宫洗劫一空，大量中国仅藏的古物宝贝流失。　　英国人的行径完全是属于故意毁坏艺术文物，借此抢劫其中的大量财富，对中国人来说是外敌入侵的奇耻大辱。这次英国人还侵袭了圆明园附近的颐和园，只是遭受的损失没有圆明园大。1998年，圆明园夏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文物保护遗址。　　1860年10月24日，清庭在埃尔金的淫威下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和香港外围领土割让给了英国。埃尔金在两次中国之行间期，还到过日本一趟，于1858年8月同日本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自动成为英国的半殖民地。　　有人说，埃尔金对于英国强迫远东国家进行非法鸦片交易持迟疑态度。如果不是大英帝国的内部争斗，他也不会履行英政府派下的任务。在轰击广东之前，他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道，“在我的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而感到可耻。”此人随后于1861年被大英帝国派往印度担任总督，结果上任伊始就死于非命。这位此前还是加拿大总督的埃尔金勋爵在离开加拿大后的“政绩”大抵如此。　　且说埃尔金勋爵于1847年春到达加拿大之后，立即投入到“把加拿大政治从泥潭中拉出来”的工作中。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埃尔金宣布他要采用“正直诚实明确无误的达拉莫勋爵关于组建殖民地政府的建议”，但埃尔金却没有说出该建议的具体内容。他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法裔政党的支持，任何一种殖民地政府都将无法运行下去。　　从一开始，埃尔金就通过各种途径向法裔加拿大人表明他是信任法裔政党的。他打算通过A.N.莫兰（Morin）把法裔政党吸收到联合政府中，并相信法裔政团是一个非自然组成的政党，不太喜欢“英国人党派”所要奉行的根本性纲领。结果不言自明，埃尔金还是无法把法裔政团联合起来，因此在埃尔金的心里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结论：法裔政党不了解责任政府的真正含义。　　“法裔加拿大人似乎无法理解宪政的原理，而宪政就是要给他们而且是针对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认为时机一到，他们就重新祭起他们老掉牙的民族大旗，强调他们的权利，在政府的管理部门分到属于他们的那杯羮。这不是因为他们所拥护的这个政党有什么优点值得去遵从，而是因为这个政党代表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法裔族群。”　　埃尔金努力装扮成总督对所有政党都保持中立的姿态，也赢得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格雷勋爵的全力支持。1847年6月，当省际议会刚刚召开不久，埃尔金的政府同样没有逃脱难以运营下去的处境。德雷伯卸任成为一名法官，垂死挣扎的殖民地政府落到了托雷党内常青树但毫无创意的两位领导手里：亨利.谢伍德（Henry Sherwood）和多米尼克.大力。《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78节作者: 漫游国际　　在两位托雷党常青树的主持下，加拿大政府稀里糊涂地运转着。其中一项议案的命运就足以说明这届政府的糊涂本性：由年轻的金士顿律师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哦！他可是未来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不过现在被德雷伯任命为加西的总检察长）提出的一项旨在解决省立大学经费问题的摊派方案居然在第二轮宣讲时被淘汰出局。这项议案本来是困扰加拿大政局的一件大事，却没有得到当时加拿大政府的重视，执事会不知孰重孰轻，没有表现出积极地支持态度，而由反对派把持的议会自然也都不会赞同。那么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呢？　　当时的公众注意力集中到因马铃薯而闹饥荒的爱尔兰人身上，这些人的到来和处境成为了殖民地政府和大英帝国殖民地政策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无序的议会任期在仅仅过了八周之后也因为大选谣言四起而被迫结束。实际上这次大选直到12月才开始。大选中，上加拿大改革派过分强调大学捐助金问题，却把责任政府的议题放在一边不顾；下加拿大阵营则被“臭名昭著”的反叛者帕皮诺所提出的共和主义声明而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　　计算选票的结果是，这个国家拒绝共和主义，也不欢迎梅特卡夫勋爵倡导的英裔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政府，而鲍德温、拉方丹和改革派在上下加拿大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看起来，以倡导建立责任政府的反对派终于上得了台面。但是，这样的结果也是责任政府这个理念的胜利吗？　　在评价新的政治形势时，埃尔金意识到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势在必行。他再一次得出结论，帕皮诺在法裔加拿大人当中仍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而拉方丹对宪制的理解值得怀疑。总而言之，埃尔金担心的是大选的胜利者将会“以美国佬为榜样，用粗糙简单的方式”行事，1836年和1843年出现的政治恩惠怪事可能会再次灵光闪现，来考验他独立于政党之外的豪言壮语。埃尔金坚决主张要么政府立即解散，要么议会即刻换届。政府选择的是碰碰议会的运气，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败北。最后，1848年3月11日，拉方丹、鲍德温和他们的同志们受命组阁，发誓入主加拿大省第一届得到认可的由党派组成的政府。　　正在这时，大英帝国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格雷勋爵向新斯科舍副总督发出了一份公开函件，秘书长在函件中说道：“殖民地内政的方向应当托付给那些对省议会充满信心的人。”这份函件使埃尔金如释重负，他立刻接受了反对派们组成的新内阁政府。　　这位秘书长还给埃尔金写道，“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执事会，因为新当选的议会将会支持他们，尽管他们的做法可能不太明智……你就默许他们组成政府，除非公众舆论明白无误地朝着反对他们的方向发展。”　　责任政府的理念就这样被加拿大选民和英国当局承认了，也就是说只要内阁政府的部长们得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总督就必须接受这些部长们的提议。但如果出现反对派大肆加官进爵，施享政治恩惠的现象，或者大英帝国政府还要插手加拿大政务的话，由反对派组成的责任政府到底要怎样去做还需要等拉方丹和鲍德温的“伟大内阁”于1848年上任之后才能看到庐山真面目。　　正是：边界射猪起争端，殖民政治续统难。责任政府鲜出炉，改革派系上台面。要知加拿大政治何去何从，写看下回分解。　　俄勒冈争议区　　圣胡安岛位置　　圣胡安岛鸟瞰图2010-03-04　11:19:42　　最近蒙城天气平均都在零度左右，预示着春天已经不远了。早就有传闻说枫糖屋现在变成了美食屋，大概当地魁北克人觉得以上那些吃法已经不错了，才冠之以“美食”称号。不过人家吃的很经济，桌上基本上留不下什么残汤剩菜，碗碟收拾起来流麻利索，只见服务员风风火火来来往往几趟的功夫，游客们就吃得差不多了，逐渐离开座位。看他们门票上的菜单，应该还有几样吃法没有上。　　吃完后游客们可以到真正的炼糖屋去吃太妃糖，实际上是工作人员在熬煮枫糖的工作间也摆下了一条长桌，上面铺了一层雪，然后把刚刚熬制而成的枫糖滴在雪面上，游客们可以安顺序拿上木签卷起一块枫糖和雪，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妃糖了。　　枫糖屋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农家饲养的动物们可供游人参观。你道是什么？原来是山羊，大的山羊和驴一样高，脖子十分有力，还没等摆弄好相机，大山养早就扭头不照了。几只小养长得那个可爱，绵绵的叫声入耳乖巧，仿佛告诉游人田园如此多娇，远处鸡鸣狗吠，山坡上柴火成堆，枫树成林，每棵枫树的根部一米处都装有一只或两只铁桶，接盛树上流出的枫糖汁液。现在的农民采集枫糖汁已经很现代化了，专门设计的枫糖汁铁罐整个装置在车厢上，由小型拖拉机从山林间运送到炼糖屋。　　他们当地人安放枫糖汁采集铁桶也很有意思，其实一个完全做完的活，三个人像模像样地成队在树林间穿梭，象程序设计好一样，第一人专门负责打孔，手里拿着个钻机，在枫树根部起一米处钻个孔；第二人排队跟上，马上装入一个槽型铁嘴；第三人就有点惨了，他不得不拿着高高的一摞铁桶，先放在地上，几次放在地上的铁桶摞倒塌，然后另一只手在装好的槽型铁嘴上挂上铁桶。　　对了，那个先上的沙拉叫做凉拌卷心菜，与枫糖浆一起吃，不，还要加上西红柿酱和面包一起吃非常不错。对于魁北克人来说，如果把枫糖浆弄得满处都是或者浪费掉的话，就有点亵渎神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