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入门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战略入门》是法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博福尔1963年出版的一本战略理论著作。　　博福尔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50年代末，他先后担任驻德法军副司令、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法国代表。60年代初，他退出现役，专心研究军事理论并著书立说。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1940年法国的陷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洲》和《历史的本质》等。　　本书探讨了战略的内容、分类、原则和运用等问题。作者认为，战略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他这里所说的“力量”是指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各种力量。他十分推崇“间接战略”，即“使用军事胜利以外方式取得某一结果”。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中颇有影响的一种流派。为了使读者了解这种理论的内容，现全文译出。书中有些观点是片面的或错误的。请读者在阅读中分析、鉴别。　　中译本是根据1965年版R·H·巴里少将的英译本转译的。译文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89年9月序利德尔·哈特 [英国][出自《战略入门》]　　在当代，没有一个撰写战略专著的人，具有比博福尔将军更为丰富的实际经验。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对这个问题曾写过如此全面而出色的理论研究专著。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他那时是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的一个最年轻的军官。但是他敏锐的洞察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下了那一次访问法国我遇到4位最有希望的军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4个人当中有3个还活着，都在法国陆军中升到了高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安德烈·博福尔已经是法国第1集团军的作战处长。　　当我在1950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倏，他是西欧地面部队的副参谋长，后来去远东，当了越南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元帅的副手。回到欧洲后，他又被派去领导盟军战术研究小组。我在巴特诺因阿尔他的总部访问他时，了解到在这个研究小组他对如何应付苏联入侵西德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以后他又接任法国第2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他成功地研究出一种新的五群制，那就是我早已提倡的概念，而在法国陆军则是首次试行。1955年，他奉派前往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战区，次年又被选派指挥在苏伊士参战的法军。此后升为驻德法军副司令。1958年，又调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主管后勤及行政。两年后又前往华盛顿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中的法国代表。　　这些非凡的经验，给这位好学深思的军人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机会，使他能在实际情况下和作战中研究战略的计划和应用。最近，当他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令人惋惜地退休了。他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个深远的主题上著书立说，这足以实现其经验的最大潜在价值。　　他称其书为《战略入门》，但对于任何有知识的读者或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来说，这明显地是个过于谦虚的书名。事实上，他的书是迄今所出版的一本内容最丰富、写得最严谨的战略专著，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任何著作。这本书可能成为这门学问方面最优秀的一本教科书。诚然，在某些观点上，我和他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在相当多的观点上，我同意他的见解。这本书对于战争基本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杰出的贡献，我非常欢迎它的出版。　　 B·H·利德尔·哈特　　 1963年3月引言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　　在现时（1963年），任何人出版一本讨论战略的书，似乎都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的鲁莽行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战略天才。两次大战的巨变和当前各种事变的压力，已经使那些伟大的战略家销声匿迹。他们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留下他们以其朴素简单的手法和惊人出色的行动所创造的光辉战绩，留下古老文明解体过程中一幅幅难忘的画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和平与战争看来都要以比较复杂的技术为基础：一方面是科学性的技术，它与美国所发动的核军备竞赛有关；另一方面是更神秘的心理技术，那是苏联革命的产儿。战略这个词现在仍然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像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只有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 ] 还能保持相当的威望，尽管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学术界之所以还有人崇拜他，主要是由于列宁对他的推崇。　　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巨大的事变纷至沓来，正如我们所看到，历史以缓慢而庄严的步伐，展示着自从罗马衰亡之后人类所经历的一次最大变动。那些芸芸众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幸福的——毫无疑问，这是自然的一种恩赐，有助于我们度过这个漫长的艰苦时期。也有迹象说明，某些人开始尝试了解这种变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企图对它施加某种影响，但是即令如此，他们的步履还是落后于事变的进展。经过一场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 [ 译者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在其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叙述主人公里普·万·温克尔在山中一睡20年，醒来发现世事全非 ] ，被马克思宣称为支配因素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或至少是一门技术），能够产生相当可靠的预测。社会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渴望在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内，清除各种障碍物。在这种革命中，国防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家正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并且试图建立作为进步基础的知识储备。但是，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这种迟缓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样东西：一是指导性原则，也就是一种哲学；一是行动的思想，也就是战略。这两个学术活动领域虽然最近也受到了某种注意，但总的说来，还是落后的和被忽视的。　　 40年来，当时代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或者是观众，或者就在台上。因此，我深信正是由于缺乏这两种指导之光，我们才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因为缺乏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哲学，我们在变乱中就会随波逐流；当一些较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向我们发动攻击时，我们就会屈从。这些思想本身，不一定有多少正确性，这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在表面上都能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统一体，因而其正确与否就不太要紧了。同样，因为缺乏一种战略，我们就始终未能了解敌人企图打垮我们而采取的行动，我们也就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努力引向死胡同。1936年3月，希特勒第一次证实了我们缺乏反应能力，于是从那一年起，直到1939年止，他作了一连串的跃进。我们先是听任他横行，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孤注一掷，予以回击，结果必然导致我们自己的毁灭，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军事体系是根据错误的假定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以战术为基础，而且是过时的战术！法兰西垮台了，整个欧洲同归于尽。从1942年到1945年，发动反攻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哲学和一种战略。胜利不久，在巨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我们又再度发生偏差。印度支那的丧失，是因为我们为敌人的战略所击败。我们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战略回击，虽然我们的战术可能还是出色的。我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在阿尔及利亚又在更大的规模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苏伊士是一个战术的胜利，却带来了可怕的政治失败，因为我们对于促成这一行动成功的必要战略条件甚至一无所知。以上只列举了法国人的失败，我同样能描绘出在朝鲜、古巴、柏林和北约组织的类似的景象。我认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的无知已经是我们的致命性错误。　　这种无知的原因是有趣的，我将在本书中及时指出。然而重要的事实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对战略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被教给了唯一的一种战略，据说它囊括了这门艺术的全部内容。这种特殊的战略被证明是谬误的。于是，偶像破灭了；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战略之所以使他们失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它。　　我们将会看到的一点是：战略不是能够简单地下个定义的教条；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把事件加以整理，将它们按先后次序排列，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步骤。对于每一种情况，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战略；某种战略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最适当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又可能变为最不适当的了。这是基本的道理。　　至于方法的选择，我自然无意认为，仅限定在军事领域内进行。任何人都知道，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性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换句话说，战争将在所有领域内展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无论其着重点如何不同，这样的战争样式（我在1939年称它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是冷战。同样，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这个要求十分尖锐地引出了政策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自的真正活动领域是什么。更进一步的结果是：战略不能再是军人独占的禁区。我个人对此是欢迎的。因为只有当战略不再是一种奥妙的、特殊的活动时，它才能同其他的思想活动协调起来，才能担当它永远应当担当的角色——是一代代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而不是为眼前的事件所左右的不断随意改变的思想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个太艰难的时代，人类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太大，以致我们不能再象过去漫长时期里已经做的那样顺其自然地继续工作下去。战争曾经是国王们进行的一种竞赛，现在却成为孕育着极大死亡危险的一个行当。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的科学，而在这种科学里，战略能够也应该起关键性的作用。战略应该保证对未来某种政策所作的决定都是自觉的和经过充分思考的。这是任何战略研究都企求达到的目标，也正是我自己所拟定的目标。　　读者们也许感到奇怪，我这本书与大多数战略著作不同，对于历史很少引用。我对于往事的提及往往简单得只用一个词——一个将军或一场战争的名字。主要原因是我试图简化论述，只写出体现思想概念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几乎任何一种结论都是可以用历史来论证的。同样，虽然我非常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对于战争的情感方面却并不那样重视。而从克劳塞维茨和福煦以来，战争的情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主题。我试图掌握支撑战争这一暴力表现形式的“代数学”；其无理成分虽被公认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必须作为有理成分来考虑。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致我也许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那些我认为是合理行动之必要基础的思想概念清楚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只应看成是这个领域的开篇。我挑起担子去写它，尽管写得也许很粗糙，还是希望它成为其他著作的先驱，这些著作将使当代迫切需要的、不朽的战略艺术得以恢复其青春的活力。第一章 战略概述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含义　 战略的目的　 战略可用的手段　 战略计划　 战略的样式　 结论第二节 战略的分类第三节 战略的原则　 理论　 主要概念第四节 战略决定的成分　 （a）动作的因素　 （b）动作的原则　 （c）战略的“调式”　 （d）易变性因素　 小结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第六节 结论　　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统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指挥官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战争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战争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作战行动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王公或将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韦格提乌斯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战争的秘密；到了18世纪，纯理性主义又产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纪，人们仍然迷信拿破仑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19世纪，又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哲学，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尔·马克思之间。造成20世纪战争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14年到1918年的阵地战，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法国（但当时的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战争潜力较之作战行动、工业和科学较之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和装备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法国人在1940年遭到军事上的失败，但德国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　　于是欧洲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显得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对真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投下阴影，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我们只说一切都要归咎于新出现的核武器，但没有真正认清，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苏联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克劳塞维茨，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欧洲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欧洲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装备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装备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国的雷蒙特·艾仑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军人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战役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现象。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战略的含义　　战略这个词作何解释？　　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它应该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这个定义是利德尔·哈特1929年拟定的，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差异。雷蒙特·阿龙在他的近著中，几乎一字不漏地照抄这个定义。　　依我看，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太大，因为它只说到军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不过，这个定义对于整个的战争艺术都可以适用。按照传统，战争艺术分为战略和战术，最近又加上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战略既非战术，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战术显然是在会战中使用武器的艺术，其方式要能使武器产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补给与运动的科学。二者所关心的都是“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质科学的性质，例如工程学。　　劳埃德曾经划清“天赐的火花”与“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而在拿破仑的词汇中“天赐的火花”就是战略。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如果它既不是一种物质科学，又不是政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词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战略的思想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水准上来思考。战略的目的　　一旦开始研究战略的目的，上述定义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认为，战略的目的就是对于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是进攻性的（例如胁迫对方接受某种不利的条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护某些地区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维持政治现状而已。因此，十分明显，象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公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用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己经产生某种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已深信再发动或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　　自然，这种结果可以用军事胜利来获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时，军事胜利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例如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常为事实所证明。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且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思想过程，使其对于战场上的直接军事胜利，以及所谓新的核威慑战略，都能同样适用。　　在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列宁曾经创造了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决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说：“在战争中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延迟行动，直到敌人的精神崩溃，足以使一个致命的打击变得可能和容易时才动手。”不过，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考虑问题的。他把政治行动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炮火准备——这和克劳塞维茨的古典的军事观念恰好相反，后者认为要用军事的胜利来摧毁敌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来，可以拟出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如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战略可用的手段　　当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战略所应用的手段时，这种正确的推理过程就更为清楚了。　　要想达到所要求的结果，战略必须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从核轰炸到宣传鼓动或贸易协定这个范围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选择最适当手段，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敌人的弱点。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决定性精神效果。我们想要使谁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敌方的政府；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领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或慕尼黑的张伯伦）。所选择的论据必须是他们所最易接受的。有时，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针对某一部分舆论做工作，这种舆论可能影响对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国的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如果争执的问题颇小，则这样的压力也就足够了。如果所争执的问题比较重大，也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选择手段时，还需要对敌方的弱点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虑。举例来说，一个传统形式的军事胜利也许是不可能获得的，或是冒险太大的。如果是这样，也还有其他许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国际行动为目的的革命暴动。例如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所采取的行动。（2）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暴动。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政变。（3）经济压力。例如1935年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4）与国际压力相配合的长期游击战。例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对抗。在作选择时，还必须分析：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种最足以对敌人领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最后还是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目标是什么？是否应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则是否应以局部的成功为满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果应当这样，则应在何处寻求成功？敌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国为海军，而在法国则为陆军）？哪个地理区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对其首都的占领是否极为重要或者毫无价值？是否仅作毁灭的威胁就够了？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直到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手段，我们既有能力使用它们，而它们也适用于产生我们所要求的结果。战略计划　　现在就可以做出战略计划来了。我们讨论的是辩证法问题；所以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敌人的反应可能是国际性的或国内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所计划的每一个连续性行动和对于敌人反应的对策，应综合成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其目的是确保执行计划的能力，而不受敌人抵抗的影响。如果计划是良好的，则应无挫折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一种“防风险”战略，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一连串事件，都应有清晰的构想——但过去在法国，无论在1870年或1939年，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情况都并非如此。还应当记住，在国际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两个对手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同盟国甚至中立国的压力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苏伊士。德国人正因为未能掌握这一点，才在两次战争中失败。它入侵比利时而导致英国参战，又采取无限制潜艇攻击的政策，而使美国也投入战争。所以，正确断判国际形势对于我方行动自由的影响，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赖性更加突出了。战略的样式　　依照双方所能动用的相对资源，以及所争执问题的重要性，战略计划通常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样式。下面是最典型的几种。　　（1）如果目标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所能动用的资源比较大（或者所拟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使强大的盟国资源也被引入行动之中），那么，也许只要以使用这些资源作为威胁就能促使敌人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条件。如果只想迫使他放弃其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则可能更为容易。这一战略样式，称为直接威胁，作为核武器出现的结果，在今天最为流行。它也是威慑战略的结构基础。　　（2）如果目标仍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却不足以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威胁，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必须采取比较阴险的方法：那可能是政治的、外交的、或经济的方法。这种战略样式称为间接压迫，曾为希特勒和苏联所惯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德国和苏联缺乏实行压制所需的资源，而是由于敌方力量的直接威胁产生了威慑效果。当行动自由有限制时，这种战略样式最为适用。　　（3）如果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动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目标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要想达到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系列连续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威胁和间接压迫与有限度使用武力相配合。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一系列连续行动，为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9年所使用。不过仅当其目标的重要性显然较小时，他才能够获得成功。一旦这种“蚕食”的办法可能影响到主要目标时，他就还是不免陷入大战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国的岛国形势使之通常都是采取这种间接实现的战略，这是利德尔·哈特曾经详细分析过的。那些据有坚强的防御地位（或受到自然良好保护）的国家、那些想动用较小的攻势资源并采取缓进的方法以期达到重要结果的国家，采取这种战略特别适宜。这种分段前进、间接实现的方法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那时各国所能动用的资源通常都是相当有限的。　　（4）如果行动自由很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不足以保障军事胜利的实现，那么，也许就须求助于一种长期斗争的战略。其目的是使敌人士气低落、身心疲惫。为了保证这种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使用的资源必然是极为原始的，但其技术却要迫使敌人作极大的消耗，以至于无法持久，这通常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用游击战术为主的总体战争。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低军事强度的持久斗争。通常应用于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并已取得成功。其主要的理论家是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战略需要战争的参加者有相当的精神忍耐力，其先决条件就是在斗争中必须有强烈感情因素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团结精神。因此，这种战略在解放战争中最为适用。不过，要能获得成功，则所争的目标对于作战一方的重要性必须远比对于另一方重大（在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就是如此）；或者必须获得正规兵力的援助，而游击兵力只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例如1944年到1945年的欧洲解放战争，和1813年到1814年的西班牙战争）。　　（5）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很充足，则可以通过军事胜利来解决问题。冲突将是很猛烈的，但应设法使冲突时间尽量缩短。只要在会战中消灭敌方的兵力也许就足够了，尤其是当所争执的问题对于敌人并非绝对重要时，更是如此。如还不够，则必须进一步占领其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使舆论认清失败的事实，并强迫他接受我方的条件。自然，如果胜利者早就埋伏了一支第五纵队在敌人的后方，那就更易于促使失败者认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例证。第五纵队在支援军事行动方面当然也可以起重要作用。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猛烈冲突，那也是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战略。其主要理论家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他的理论却经常为其门徒所曲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段，欧洲的战略思想也以这种样式为主流。它被误认为唯一的正统战略。所以才产生了1914-1918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证明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的局限性。军事胜利很象外科手术，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则当时的军事能力必须足以保证军事胜利的迅速和彻底。在整个战术和作战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稍后在讨论作战战略时将加以评论）。撇开这些特殊的时间，使用克劳塞维茨战略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斗争，最后形成僵局。例如，从1914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打的都是阵地战；德国人在1940年虽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胜利，但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并且终于陷在毫无希望的俄国战争中，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都是仅在长期耗消之后，才确定胜负，而巨大的消耗比起战争的目标，完全是得不偿失。其结局是，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完全筋疲力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拿破仑的战争中已早见端倪；拿破仑正是因为同时与英俄两国作战而终于失败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和他的门徒们，却似乎是只注意到那位皇帝的胜利，而不曾认清其战略的局限。很可能就是这种思想上的错误，才使欧洲丧失其世界霸权。结论　　以上所讲的5种战略样式，只应看成是几个例子，而不是说战略的分类仅此而已。　　这些样式的主要价值在于使我们认清，战略可能选择的行动方案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战略思考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应用在战术或后勤上的思考过程几乎完全是有条理的，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合理使用现有的军事资源，以产生预想的结果；政治思考过程则必须能够判断何者是舆论所希望的，或何者是其所能接受的；因此，心理学和直觉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战略思想是一种精神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须能够综合心理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资料。一个战略家必须具有分析和综合这两方面的巨大能力；要搜集资料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就必须进行分析，而综合则是为了根据资料产生出判断来。而所谓判断，事实上就是在许多不同的行动方案之间作一个选择。　　上述5个例子也表明，有许多战略家认为天下只有一种战略样式，那是错了。上述每一种样式都各有其提倡者，而且也都建立了一套理论，宣称那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至少也是最好的答案。事实上，每一种样式都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不过那只限定在某种环境中。如不对支配战略的各种因素加以适当的分析，则选择行动方案时，往往以习惯为依据，或为当时的风气所左右。结果是各国政府不能控制事变的发生，目标的冲突终于引起可怕的国际灾难。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再调整危机，与此同时，科学、工业化和心理作用对于军事艺术的影响日益增大。所以，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我们都更需要发展一种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控制事变，而不受事变的左右。这就是战略为什么在当前如此重要、如此值得研究的缘故。第二节 战略的分类　　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战略可以是一个统一体，但当谈到应用时，则必须再加以分类，使每一类战略仅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事实上，战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动领域中物质因素的特点彼此不同，从而产生出只能适用于那一领域的一连串特殊结果。例如海军战略一直是与陆军战略分开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金字塔。必须明确规定它们的含义，才能使它们结合成为一系列协调的行动，指向同一个总目标。　　在金字塔的顶端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是总体战略 [ 作者注：“总体战略”这个词当用于“总体战争”时，在我看来比英国人（特别是利德尔·哈特）有时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用的“国家战略”要明确。“国防”这个词除了制造思想混乱之外毫无意义，也达不到任何目的。 ] 。其任务是决定总体战争应如何进行。此外应替每一类特殊战略规定目标，并决定如何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协调在一起。　　这个层次的战略毫无疑问应由政府的首脑亲自掌握，由国防部的一位参谋长以及某些高级国防委员会或一般的委员会辅佐之。前面所说的5种战略样式，都属于“总体战略”。这些样式表明，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的相对重要性会根据情况而有一定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样式内（第5种），军事才居于主导地位。　　在总体战略这一层之下，每一个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其功能是在某个特殊领域内分配任务并协调各种不同的活动。应该注意的是，在军事领域内，这种全面战略的概念早已存在；其目的即为协调陆上、空中和海上的行动。不过在政治领域（例如一般政治策略、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宣传的协调）尚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经济领域（例如生产、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协调）也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但是在这些活动领域，战略又几乎每天都在应用而不为人所认识。由于不认识它，人们就不是通过有条理的推理过程得出一种概念，据此采取行动，而许多机会也就因此错过。事实上，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由有关的部长来执行，辅佐他的是其参谋长或常务次长。　　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活动的每一个分支应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类别。这是一个思想概念与实践结合的层次，这时必须根据技术的限制，把条件尽可能调整到最佳。在军事领域，德国人把这种结合的重要过程称为“作战战略”。不管人们是否已有这种认识，事实上，活动的每一个分支都早已有这种作战战略。其目的不仅要使全面战略所拟定的目标同有关分支的战术和技术能力在使用中相配合，而且还应能使那些战术和技术朝着指定的方向发展，以求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战略要求。所以，作战战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常为人所误解。以陆上战争的传统战略为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战术的和后勤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与作战地区面积相比的兵力大小，战略和战术机动力，进攻和防御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战争所应采取的形式（阵地战或运动战，速决战或消耗战，等等）；因此，也是这些因素决定战略可能性。由于对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和结构缺乏了解，我们在1914年的陆地战面前惊惶失措，在1940年我们更遭到出乎意料的失败。而二者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在战略这个层次上还有一种平时战略；它主要涉及新装备的生产，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居于落后的地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战略变得非常重要；它已被称为“后勤战略”。在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真正的战略（而不是预算和财务计划的大杂烩）之前，在它在这个战略金字塔中占有应得的地位之前，这种战略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执行，因而我们还不能以最低的代价保持我们的威慑作用。　　很明显，以上对于各类战略的分析，并不能使问题简化，反而证明这个主题的复杂性。不过，必须认清，战略虽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却能产生实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被发现，就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将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维持和平。第三节 战略的原则　　当选择行动方案时，是否有某些战略原则能作为思想的指导路线呢？传统的军事战略曾经拟定了这些原则；甚至于还有人相信它们是可以普遍适用和持久有效的原则。所以，与随着装备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战术相比，战略被认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艺术。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战略是否永远不变。尽管如此，假若这些原则是能够发展演变的，则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固定点，让战略思想环绕着它旋转，而只有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跟着演变的进程变化。　　对于这个重要的主题要想作精密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我打算就这个问题的主要思想概念作迅速的审视，但是读者们不久会发现能得出的结论实在不多。理论　　若干最负盛名的战略作家所提出的原则，有相当大的差异。我在下面对它们的综述太简短，以致在某些方面也许曲解了它们。但我的综述至少表明，这些原则可以归为3类。依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略一共只有3条主要的原则：（1）集中兵力，（2）狠狠打击敌人的主要兵力并在主战场中求决战，（3）若可能，应采用先守后攻的战术。这些原则都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二者都是军事战略。它们主要应用于我在前面所举的第5种战略样式。与克劳塞维茨相对立，利德尔·哈特提出了6条积极的原则和两条消极的原则，实质上可以归并成为下述4条：（1）使用间接手段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2）选择意想不到的行动方案获得奇袭的效果，（3）打击敌人的弱点，（4）必要时通过次要战场上的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原则也象克劳塞维茨的一样，只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但一般应用于上述第3种战略样式。毛泽东制定了6条原则：（1）敌进我退，（2）敌退我追，（3）战略上以一当五，（4）战术上以五当一，（5）补给取之于敌，（6）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这些也还是只与全面的和作战的军事战略有关，但应用于上述4种战略样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了3条主要原则：（1）在总体战争中，国家与军队必须在心理上团结成为一个整体，（2）后方非常重要，（3）心理行动应替军事行动铺路。这些原则与总体战略有关，那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适用于许多战略样式。现代美国战略思想也产生了2条原则：（1）分级威慑，（2）灵活反应。这又是总体战略，但把重点放在威慑和对武装冲突的限制上，这些主要应用于上述第1种战略样式。回过头来看，马汉也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原则，即公海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麦金德却认为大陆战场是至高无上的。到了30年代，杜黑预言空中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以福煦为代表的法国传统战略学派也曾总结出两条高度抽象化的原则：（1）兵力的节约，（2）行动的自由。这些原则都是如此的抽象，所以可应用于一切的战略样式。主要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在性质上往往是对某些特殊情况的一般指导路线，而并非可以普遍应用的法则。这就解释了它们的多样性。只有福煦的那些东西还称得上真正的战略原则，但它们表述得太一般，以致初看起来很难从中引出具体的结论。不过我们将会发现，在战略问题的分析方面，它们提供的框架还是不坏的。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精确的意义。作为一个起点，值得温习一下本书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在这种意志的战斗中，两个大致相似的体系将彼此对抗；每一方都将尝试采取准备的动作，以求打中另一方的要害，其目的是想造成恐怖，使对方瘫痪和惊惶失措。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心理上的，过去也早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任何战略中都有两个相互有差异而又同等重要的成分：（1）选择所应攻击的决定点（这取决于对方弱点之位置），（2）选择有助于达到决定点的准备动作。因为双方都会采取这同样的步骤，所以两方面的准备动作将发生冲突。哪一方能阻止对方的动作，至使自己的动作达到目标，哪一方就将获胜。这就是福煦所谓“保持行动自由”这一传统战略术语的意义。所以意志的战斗就变为争夺行动自由的斗争，每一方都企图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不让对方有行动自由。　　如果我们远较敌人强大，则保持行动自由就容易；我们只须使用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敌方的动作，同时保留适当的资源，以供决定性打击之用。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事实上是很少遇见的。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资源必须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护自己不受敌方准备动作的妨碍，实施自己的准备动作，又要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资源的这种最佳分配，在传统的战略术语中叫作“兵力的节约”。　　所以这种抽象的分析可以简化成下述的公式：“必须合理地节约兵力，才能获得行动自由，然后才能达到决定点”。但是在实用时，我们又必须研究使用何种方法，才能达到节约兵力和行动自由的目的。　　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从来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研究，也许就是这些问题具有一种神秘感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为战略决定原材料的各种可能性。第四节 战略决定的成分　　任何战略决定抓必须在下述3个“主要坐标”所形成的框架之内采取。这3个坐标就是：（1）时间，（2）空间，（3）所能动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质。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支配任何情况。不过还应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说的“动作”。左右连续情况的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就是这个因素。（a）动作的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句话说，是双方之间的抽象对抗。拿击剑术作比拟，很明显，有许多可能的行动方式和反应方式。在进攻方面共有8种态势：“攻击”，攻击可在“威胁”之前或之后实施，“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追击”。在防御方面共有6种态势：“戒备”，“挡开”，“反击”，“摆脱”，“退却”，“脱离”。至于说到实际使用的力量，则有5种可能的决定形式：“集中”，“分散”，“节约”，“增加”，“减少”。　　这样一共获得了19个单元，可根据时间和空间关系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弹动这些单元组成的键盘，就能奏出战略的组曲。　　下列表1把所有这些行动都列举了出来，给予定义，说明其应用的条件，指出所期待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行动自由，或者是想要获得和重新获得它，或者是想要敌人丧失它。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保持主动，这也正是动作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表1、以击剑术做比拟行动 定义 条件及评论 可能结果攻击 企图击中敌人的弱点 这个弱点必须是致命的，或接近致命的，必须有适当的资源可供利用 取得决定性胜利或取得主动 以获得行动自由为目的奇袭 攻击一个敌方未加防御的弱点 这个弱点必须是无防御的，而且是足够敏感的 使敌人的部署瓦解，精神崩溃，取得主动 同上佯攻 威胁一个选定的弱点，使敌人在挡开攻击时暴露真正的攻击目标 这个所威胁的弱点必须是防护不周的，而且对敌人有极大的重要性 迫使敌人防护受威胁的弱点，取得主动 同上欺诈 就狭义言：似乎威胁某一点，实际上攻击另一点 与上相同，不过威胁的目的不是引诱敌人挡开，而是造成一种不确定的气氛 为取得主动的准备措施 同上就广义言：似乎处于某种态势，实际并非如此 增强不确定的气氛以使敌人产生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同上 同上突击 不顾敌人反抗而直攻其弱点 资源必须适当，以保证足够兵力的需要。一旦获得主动，这又是一种扩大主动的方法 剥夺敌方的行动自由或其实力耗尽 同上消耗 迫使敌人消耗其精力和资源去防御弱点 与上相同，但消耗总是相互的。只有我方的资源较多，或者能使敌方比我方消耗得更快，才有价值。 目的是使敌人丧失其精力和资源，而丧失取得主动的可能性 同上追击 回到攻击敌方弱点的态势。 如果敌方摆脱战斗以求恢复其已经丧失的行动自由，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段 保持主动 同上戒备 采取一种态势使一方能及时防御其各个弱点 以对可使用的兵力和时间的判断为根据 目的是保卫自己，以防敌人获得主动 同上摆脱 变换部署以引诱敌人去攻击我方以设防的弱点 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利用。摆脱的行动将会摆脱斗争的方向 目的是重获安全 同上挡开 防护一个正在被攻击的弱点 防护必须有效，且不应因此而暴露其他弱点 同上 同上反击 打击敌方的一个弱点以迫使敌人放弃其攻击 这个弱点对敌人必须是致命的，或至少是非常重要的 目的是重获主动 同上退却 移动正在受攻之点使其超出敌人攻击限度之外 必须迫使敌人做新的部署，必须避免暴露其他弱点 目的是重获安全 同上脱离 全面的撤退，包括放弃某些有限的目标 所放弃的目标必须是并非极其重要的。 同上 同上威胁 采取部署使之有可能攻击敌方弱点 必须有适当的资源。被威胁的弱点必须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目的是减少敌人的行动自由 同上　　拿击剑术作比拟，初看起来，似乎与近代战略并无太多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表2给出了由相应的决定产生的各种行动的实例，上栏的决定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下栏取自当前的威慑战略。对于总体战略，间接战略，甚至财政、外交和政治战略，也都可以制成这样的表。例如，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944年的阿登攻势，在威慑战略方面与苏联的洲际导弹计划类似；1943年到1944年间，同盟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行动，与战术核武器的发展类似。在传统战略中，安全的含义是兵力的合理分配，而在威慑战略中，其意义则是获得对敌人的某种技术优势。在传统战略中，行动自由是主动的产物。而在威慑战略中，却依赖潜力的优势（即安全）加上求生能力，再加上与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有关的不确定性（即威胁）。表2、战略类型之间的对比行动 第二次大战军事战略 威慑战略定义 例证攻击 1944年霸王作战 获得某种技术突破以使敌方的防御体系落后 美苏相继发展热核武装。1962年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计划奇袭 1944年德军的阿登攻势盟军在北非的登陆 获得某种远较预期效力巨大的技术突破 苏联的导弹、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佯攻 1940年德国在荷兰的攻击 引诱敌人在技术竞赛中朝向与我方不同的方向追赶 苏联在1955年发展轰炸机欺诈 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对于海峡地区的威胁行动 使敌人相信我方已取得某种技术突破，或隐瞒某种实际上已取得的技术进展 外层空间突击 诺曼底、圣罗、阿拉曼会战 在敌人作主要努力的某方面胜过他 1955年美国增加其飞机的速度和飞行高度消耗 凡尔登（1916年）斯大林格勒及俄国战争对德国的轰炸 强迫敌人在军备竞赛的某一重要领域中，作比我方远要巨大的耗费 整个技术竞赛追击 1940年德军的法兰西战争利比亚的拉锯战 扩张某种技术优势以求获得有限的政治利益 苏联保护埃及和古巴黎巴嫩的行动挡开 德国人1944年在诺曼底的作战 利用调整或技术进步使某种防御体系恢复其效力 远程预警线核潜艇与北极星导弹潜艇“盾牌”部队的增援反击 1944年德军的阿登攻势 用一种类似的比敌人先进的技术来压倒敌人的技术优势 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危机的导弹计划的反应退却 在诺曼底会战后德军向洛林的撤退 -- --脱离 1940年法国的休战 军备协定或避免摊牌的政治撤退 1962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戒备 1940年大不列颠的防御 比敌人领先 技术与情报竞赛摆脱 1942年盟军在地中海的海军作战以孤立在利比亚的隆美尔为目的 获得一种技术突破以迫使敌人改变其态势。 战术核武器威胁 1944年以前盟军对法国所作的登陆威胁 一种可以引起逐步升级的措施。 法国的打击兵力。战术核武器求生战术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b）动作的原则　　对于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固然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在同时，我们又面对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力量的合理应用”。其含义是首先取得可以动用的实力，然后选择行动方案使这些力量产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击败敌人的主力，因为主力若被击败，则其余的部分就会自动崩溃。我方兵力的主体必须集中对付敌方最强之点，决定性的会战也必须在主战场上进行。这就是19世纪末叶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战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国第17号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狡诈”。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视行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所选择的行动方案应有最好的计算，使敌人丧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骗。通常必须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诱敌人也照样去做。目的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获得胜利。必要时可在次要的战场上，甚至可在遥远的战场上采取如此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国式的战争与战略》一书中，对这种战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战略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的解毒药，而且也是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式战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今天都已过时了，例如普鲁士人从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战斗序列中演化出“几何”原则，约米尼以对于拿破仑胜利所作的一种解释为基础产生出“地理”原则。　　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何”原则确已死亡（尽管有人会问，它在30年代的法国军事理论中曾否披着另一种伪装而复活），我们且不去考虑它；其他每一个原则都会导致一个行动方案，它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却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况：（1）当我们远比敌人强大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为理论操心？）（2）或者敌人虽然较大，但兵力分散，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狡诈”原则是在我们自己较弱、获得局部优势极有价值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它要求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过敌人。“地理”原则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采用的条件是：战场上交通困难（例如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情形），并已构成了一种有良好划分的棋盘（现在这个棋盘由洋和洲所构成）。　　所以对于行动方案的选择，务必以对当时情况的研究为基础。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几种不同的原则。（c）战略的“调式”　　当研究行动计划时，通常必须决定总的态势；这又要看哪一个原则对于双方的相对地位最为适用。这就回到如何选择前面所说的某一战略样式的问题上。根据刚刚讨论过的原则，这些样式可分为两种调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种战略样式。其基本概念是：军事力量为主要武器，实现胜利或威慑都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维持。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事实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的重述。这种战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们采用，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两国的领袖所遵循。现在操纵核兵力的潜在冲突的，也是这种战略。不过直接战略也可以应用“狡诈”原则，尤其是在采用间接路线时为然。　　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种战略样式。一切不直接利用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决定胜负的斗争形式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这些斗争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战争），或者虽也使用军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中间夹着政治谈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所采取的战略）。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这种间接战略也就越来越时兴了。不过，这种理论既复杂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战中它正在不断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胁已经使直接战略无能为力，所以间接战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事实上，两种战略调式仍然同时存在，而且相辅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辩证法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在直接战略的调式中，表现为核辩证法，其结果是双方的巨大经济和工业潜力都抵消掉了。与此同时，在间接战略调式中政治辩证法从威慑体系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正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发展着。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d）易变性因素　　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进，尤以当今的时代为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譬如说1963年的德国与1938年的德国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世界的舆论并非受着同一种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应也各不相同。战略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1945年的飞机到1950年就废弃不用了，1950年的飞机到1960年也废弃了。其他不必赘述。　　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历史上的先例，他手头也没有永久不变的度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经常考虑变化中的事实，不仅考虑可以想见的将来，而且考虑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为止，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在过去的长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缓慢，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历史在今天仍然还有价值，但单凭历史不够了。保罗·瓦莱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许多年前就曾意识到那种完全信赖历史的危险。现在，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它必须抛弃那些僵化、危险的假设。例如美国人最近创造的某些理论就利用这样的假设，它们以对概率的数学评估为基础。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所能够说的就是那绝对不能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很不幸，军事演习受“规则”支配，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代战略也象我们的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学拖着向前跑。其结果必然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作彻底的改变。应当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不管是新装备的生产也好，心理气氛的改变也好，国际权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动的时间间隔现在都是按年来计算；但这些却是足以控制将来的因素。　　现在，准备要比执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为一个未来效力有疑问的防御体系耗费成百万的巨资是无益的，而获得充分的情报、培养远见卓识是必要的。这两个要求意味着今天必须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费，以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小段结束时，我可以作一个并不夸张的简单比喻：战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医生，被请去给一个病人施行手术，那个病人的身体正在继续不断地以极高的速度成长着，所以他对于病人的详细解剖部位无法确定；而他的手术台也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同时他还必须在现在就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仪器。小结　　很明显，战略的棋局是复杂的。不同层次的一切战略，都必须拿到一起作为背景以供作出决定。电脑也许有助于选取下棋的步子，但它不能预测一切可能的行动和反应，而只能预测前几步棋。所以任何想使战略“科学化”的企图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少，才会有此种可能性，拿破仑时代曾有此特例。　　通常，战略家必须采取计算的方法选定具有支配性的因素，它们为数可能是很多的，他将这些因素作为推理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没有一位艺术家在绘一幅图画时，会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则。他有时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其作品符合一般标准。　　战略也是如此。那也许就是许多错误都会发生的原因。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　　拿破仑在讨论战略的常识性规则时，说过：“对于这种艺术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实行。”这说明战略执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条都是必要的：（1）坚强的意志，（2）冷静的头脑以保证一切的决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3）坚定的决心以保证始终集中全力去实现选定的目标。同时具备这几种素质的人是不常见的。所以事实上，真正合格的战争领导者很少。他们必须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　　说到思想，在执行中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曾酿成了许多惨重的失败——包括1940年法兰西的失败在内。我所指的是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战略是执行政策的方法，而战术又是执行战略的方法。这就是说，战术为战略所用，而不是相反。　　有一批作者，例如富勒、劳吉仑和托因比——这里只列举现代的几个人——都曾试图证明，战略的演变以战术的演变为基础。照他们的看法，象希腊的方阵、罗马的兵团、蒙古的弓手、火药、速射步枪、机关枪、铁路、坦克和摩托化装备、飞机、原子弹等，都曾经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是：应当集中努力去发明新技术，完善作为其结果的战术。他们又说，尽管战略必须指导战术，但战略却应从属于战术。　　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为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不过是部分真理），所以更是危险。　　在当前的权力平衡中，技术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步枪不足以阻挡坦克，弓箭无法击落飞机。大家都知道罗马人能够征服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应归功于罗马兵团的武器和战术的优越。很明显，哪一方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领先，哪一方就拥有相当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优越的武器和战术给战略增添了更多可供利用的物质。　　不过，技术和战术的优势如果用来执行一种错误的战略，就不会发生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在心中。试想一下，我们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我们有的是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却并不曾使我们获得成功。事实上，那种最理想的战术是没有的，说某些战术好，不过是说它们与敌人的相比是好的。举例来说，在游击战中，飞机和坦克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尽管拥有核武器，但在朝鲜所能获得的不过是妥协的和平。这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来支配战术，事实上也就是选择战术。如果你决定用步枪来对付坦克，象我们在1940年的情形，那就要失败。同样，如果你想要用若干战术据点组成的防御体系来对付游击队的运动战，象蒋介石在某一时期做过的那样，也同样要失败。但是战术的选择，事实上就是战略。战略正是决定斗争进行的方式的：取攻势还是取守势，使用兵力还是暗中颠覆，使用兵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和分阶段的，主要的斗争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原子武器是打算使用还是不使用等等。倘若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用加强财政和工业实力的方法，或采取1940年或1945年的模式用正规战的方法取胜，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选择了游击战术，用拖垮法国人并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办法，来争取胜利。这就是战略的含义，也是为什么战术应受战略支配的道理。　　不过，战术的选择又并非战略的唯一任务。战略同时还应指导战术的演变，使其对于达成胜利能起适当的作用。举例来说，1918年的进攻战术所用的装备太笨重，以致不能实现突破。所以那虽然是“可能”的战术，却不是取得决定性结果所要求的战术。从作战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当时所要求的战术是一种能使运动尽量加速的战术——德国人在1940年利用装甲师才取得这个结果。因为在当时采用了不能配合需要的战术，我们的战略也没有效果了。所以，战略必须规定技术家的发明和战术家的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导行动沿着有利的航道推进，以达到任何冲突中的目标，即取得决定性结果。第六节 结论　　在吉劳道所写的剧本《西格弗里德》中，德国的将军们似乎不时在寻找这样一种万能的公式，好象点金石一样，能够解决一切战争问题。这个描写是对战略的一种歪曲，正好象炼金术是对科学的歪曲一样。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太复杂，不可能凭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控制。现代科学最终还是使古代炼金术想把贱金属变为贵金属的愿望实现了，但所用的方法却与炼金术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现代科学已经把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所以寻找指导人类命运的方法和手段是现代科学的责任。而在过去，指导人类命运只能使用粗糙的经验主义的方法。　　在这种寻求中，战略是一种最重要的思想演练。国际政治是通过战略而行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战略的思想方法将应用到纯政治领域，甚至应用到有对立意志冲突的任何领域。　　只有了解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才能在不可避免的任何未来冲突中，不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对当年欧洲的毁灭曾经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能精通战略的原则，也许将能够避免一切的冲击。说不定（谁知道？）对战争艺术的了解会导致一种和平艺术的诞生，这种艺术不以思想倾向为基础，而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例如今天的威慑战略。　　但是，战略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决定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政策的需要，而政策基本上受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取胜的那种哲学所支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对它所选择的哲学，也取决于它试图保证那种哲学必胜所来用的战略。第二章 传统军事战略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第一节 军事战略的演进性第二节 会战中的战略第三节 陆上作战的战略　 作战的结构　 第一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而各自独立　 第二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但互相联系　 第三阶段：作战和会战合而为一　 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第六阶段：正面小于战场　 结论第四节 作战与战略态势第五节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第一节 军事战略的演进性　　传统军事战略本应是人们最为了解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战略原则经常被当今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挤到了幕后的地位，那些新发现在当时看来似乎都具有持久的价值，而事实上却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存在。在这一章中我只想讨论战争的演进性，并指明其若干要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真正的性质。　　传统的军事战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按总体战要求制定的。譬如说，它总是含有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成分（在欧洲古代，你若没有钱，就不能招到瑞士的雇佣兵）。很明显，它也总含有重要的外交成分（中立、同盟等）。它还时常含有重要的政治成分，通常又具有思想性（例如民主对纳粹之战）。这些因素很少不在一次战争中起某种作用，尽管它们发生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差异。　　战争是个综合的结构，它主要是政府或国王的职务。军队在这个结构内所扮演的角色是常有变化的。虽然一般说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实际上仅在某些最有利的时期中，它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其他时期，它几乎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很明显，军队地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指挥官的相对能力；但不管指挥官的素质如何，军队的地位取决于武装力量在总体上获得完全军事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比较大，有时则比较小。在任何指定的时期内，总体战争被迫使用一切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或军事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当武装力量本身能够起决定性作用时，它才能扮演超越一切的角色。　　纵观历史，武装部队是否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基本上是随着它当时作战能力变化的，而作战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的兵器、装备、战术和补给方法。但对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这种变化，却极少有人给予重视。通常，事态演进的过程使双方感到意外，他们都必须摸索新的方案以求战胜对方。一个真正天才的军事领袖（拿破仑当然是一个最杰出的榜样），有时能够确保暂时性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从而他对各种新发现的把握——超越了他的对手。不过，敌人通常随后学习他的做法，并作必要的调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又一次达到一个水平上。　　因此，传统军事战略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总是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能比敌人更迅速地把握战争艺术中的各种变化，并能够预知新因素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些变化对于诸如要塞防御，决定性会战，或闪击战等等的成功，有时是有利的，但有时又是有害的。战争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各个发展阶段，其间，有的战争是短促而干脆的，有的是长期而造成巨大消耗的，还有的是不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的。每当阶段改变时，当时的人一定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那些老办法不灵了。新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完善的答案，但通常不过是一时有效。所以，要掌握军事战略，关键在于了解武装部队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第二节 会战中的战略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项军事上的胜利就是一次胜利会战的结果。　　会战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会战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陆上会战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道由战斗人员组成的人墙彼此对立地排列着。　　产生这种横线队形是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在他的侧面和后方获得其邻人的掩护。每个人都应掩护他人，同时也应受他人掩护，所以必然的结果是形成这样的横列，其队形的密集程度和纵深的大小根据当时的战术决定。不过，当你达到横列的端点时，那里就不再有侧面保护。所以在整个部署上，侧翼明显是最易于遭受损害的部分。正由于侧翼的易损性，人们企图用迂回和包围对方侧翼的手段寻求胜利，并试图使自己的战斗正面比敌人的长。但是，除非双方兵员的数量相差悬殊，延长正面不得不使战线上的某一点变弱；这就引起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弱点突破敌线，人工造成敌方新的侧翼，这个侧翼当然也是易遭损害的。所以会战的目的就变为以破坏敌方战斗人员构成的人墙的完整为手段瓦解敌方的组织；而实现瓦解的方法或者是包围其侧翼，或者是突破其战线。　　一旦敌方战线被突破，其防御便瓦解。危险威胁着每个兵员，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震动，结果维持其团结的精神纽带松弛了。这样一支被瓦解的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在古代，这种乌合之众很容易为胜利者所歼灭。结果在这一场大屠杀中，败者尸横遍野，而胜者的损失极为轻微。在现代，这种肉搏式的战斗已经很少，突破防御后，往往一方溃败逃走，另一方乘胜追击，其目的是防止敌军重新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　　迂回侧翼的行动比在战线中的行动要求更大的机动能力。因此，侧翼部分通常都是用骑兵组成，近时又改用摩托化和装甲化的部队。一方要想执行一个突破的行动，则必须有远比敌方优越的攻势能力；要获得这种能力，必须使突击部队（例如重骑兵、战象、坦克等）与支援火力（例如箭矢、石弩、步兵及炮兵的支援火力等）巧妙地结合。一方在总体上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才能迅速突破对方的正面。　　在这两种攻击方法之间应如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形以及双方兵力的相对大小，但也受制于一方的攻击技术较之敌方的防御技术的有效程度——而防御能力却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最初，防御的基础是战线中每人使用其武器的技巧，尽管他也许会受到一个防护物的保护，有时还受到一些障碍物如壕沟或栅栏等的保护。不久防御者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投射武器，从弓矢到枪炮。攻击者被迫采取适当的战术来对付，即使用更强大的火力来压制敌方的火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其效力减少到可以忍受的程度），甚或在准备突破的点上，将敌方的人墙摧毁。随着兵器的发展，在某些时期防御占上风，在另一些时期进攻占上风；这就使战争的方法发生很多的变化。　　一个会战的设计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包围或突破行动的准备，还会采取佯攻和扰乱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害怕、疲倦和受损失以动摇其军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击侧翼或中央的决定的点。不过，敌人通常也都有预备队，以抵挡我方的决定性打击。所以在准备阶段中，必须使敌人消耗其预备队。其办法或者是通过佯攻，将它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使敌人将实力消耗在局部性的行动中。所以，一次会战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时间或长或短的准备阶段，一是决定性阶段。　　所以从本质上说，会战的战略是简单的。其所以会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其工具是人而不是机器，尽管有时人也许是为机器服务的。一支军队就是一群有组织的人，而维系其内在团结的因素是纪律和相互信任。所以与一切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计划不同，会战的艺术更多地强调维持和加强我方部队的心理团结，同时破坏敌人的心理团结。总而言之，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它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计谋的基础，例如，出战前以染料涂身、战斗呐喊、或者佯攻和奇袭时使斯托卡俯冲轰炸机投下啸声炸弹，其设计都以产生拿破仑所说的“高潮”为目的，所谓“高潮”就是敌人的崩溃。要产生这种“高潮”，在战略上并无规则可循。其目标有时为敌方行列中的士兵；有时也可能是敌方的指挥官，为的是摧毁他对自己的部署所具有的信心。　　所以，运用优越的战略，从而仅仅采取军事手段，有时即可决定胜负，而不必经过一场严格意义的大会战。　　以上的分析仅适用于陆战。在海上或空中心理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人受其装备的约束而团结在一起——你不能放弃你的船只或你的飞机。所以在海军和空军的战略中，一般说来装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象速度、机动能力、射（航）程、保护、齐射（齐投）的威力等因素通常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更进一步说，在陆上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而在海上或空中却是要使敌人遭到毁灭。海军重视其所击沉的船只数字，空军重视其击毁飞机的数字。由此可以推断，除非双方的实力大致平衡，就一定有一方会拒绝会战。因此，在装备方面如能保持优势，则仅凭此种优势的“存在”，就能构成重要的威慑。海空军的战略与陆军战略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海上和空中不象地面那样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由于海上或空中的会战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或在天空实施的，其仅有的障碍是风向、日光和云雾，因此可以事先作出更好的计划和图解。此外，使用行列队形来进行战斗的观念在陆战中非常重要，但在海战中只是暂时还在应用，在空战中则从来不曾应用过。一次空中会战是许多个别战斗的总和，其目的是消耗敌人的实力，方法是击毁其在地面或空中的装备。所以其观念与陆战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应当注意的是，在今天，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全面战争观念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陆上战略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组织，所以它凭借计划和谋略来实现决定。空中战略则纯粹以物质性的毁灭为目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业潜力作为计算的基础。在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思考中，这两个观念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第三节 陆上作战的战略　　在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战争中，会战的行动时间是极有限的。所使用的兵力必须首先使其达到可以互相搏斗的距离，自然，每一方都试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会战。构成这个过程的部署和调动的总和就称为“作战”。作战的结构　　作战也象会战一样，甚至还有过之。由于武器和装备的改变，作战也处在大范围的演进之中。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企图使作战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地形以及与所使用的兵力及其机动性相比的战场大小。第一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而各自独立　　这个第一阶段包括的时间很长。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末叶。在这个时期中，作战与会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其原因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装备的条件使一个孤立的分队只能具有一种极有限的抵抗能力。要想在行动时获得安全，必须经常保持兵力集中。当时的军队规模相当小，所以在空间中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点而已，其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击败空间另外一个点，也就是敌方的军队。此外，一支军队在摆成“战斗序列”之后，也就是延迟几个钟点到一整天之后，才能开始战斗。因此，当两军遭遇时，一方或双方都经常可以用撤退的方式拒绝会战。一支军队可以向敌方要求会战，也可以接受敌方的会战要求，但也可以拒绝。这就是所谓“互相同意的会战”。　　在这种环境中，作战的目的就是强迫敌人在对他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其方法即为侵入和蹂躏他的国土。为了使这种作战方法归于失败，防御者可以利用一种棋盘式的据点体系掩护自己，而军队则在棋盘上运动。结果，进攻者为强迫防御者出而应战，不得不围攻某些重要的城市，并以占领它们相威胁。这种以筑垒城镇网为基础的作战方法，就成了作战艺术的最高表现，在17世纪尤其是这样。后来人们认为这种战略是胆小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十分明显，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答案。而且，会战总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其结果可能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好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本身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所以一个将军将会作一切的努力，使自己只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接受会战；或者他确认自己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或者他认为在地形上据有高度有利的位置，这些都使他有几乎必胜的把握。其结果是战争往往旷日持久，而不具有决定性，其间穿插着一些围城战。这种观念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沙克斯元帅在其所著《战争艺术总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论述：“我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就是古代作战的性质和目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软弱无力的方法，还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作者过于小心谨慎的表现。这些议论是多么错误！第二阶段：作战和会战有区别但互相联系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有一些最好的军事首脑，例如普希古尔，弗拉德，尤其是吉伯特开始明白，新的武器将使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形式变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滑膛枪的发展使火力大为增强，这就有可能采用三列的单薄战斗序列；同时这转而使筑垒的防线越来越扩大，最后导致一切作战行动的瘫痪。于是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火力的增强意味着一个孤立的支队都能作长久的抵抗。所以现在一支军队可以分开运动，并能从农村取得给养。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理论家所发明的“区分的原则”，这个原则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注定了将在作战的艺术上产生一次伟大的革命。吉伯特曾经呼唤“新的亚历山大”将他的理论变为实践。回答他的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拿破仑作战体系的基础，把以下两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严格区分开：一是由疏开队形编织成的散松的网，这是他用于作战的部署；二是会战要求的集中部署，他的敌人还是依照传统的老规矩行动，或多或少地保持集中的方式。拿破仑的那种广为分散的部署，使敌人无法看出他企图在哪里集中兵力，以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如果敌人静止不动（如在乌尔姆），他就可予以包围，或者做得更好些，即迂回到敌人后方并切断其交通线，从而迫使敌人反转身来背向正面战斗（如在耶拿）。不管怎样，甚至在不利的条件下，他总能够使敌人无法撤退，被迫接受会战。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支配的因素是作战而不是会战。战争又再度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行动。　　在拿破仑时期，作战的技术固然是活跃的，但它还是要以后勤为基础。其基本内容就是一连串的行动计算（是否有集中的可能性，各部队是否能互相支援，敌人能否被包围等等），再加上使这些行动变为可能的后勤计算。此外，拿破仑的军队行动敏捷，所以能很快地投入战斗或脱离战斗。因此他的作战战略就使他能够连战连胜。　　不过，慢慢地他的敌人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他们逐渐地不再跟着拿破仑的曲调跳舞了。结果，在他们这一方也采取散松的网式作战部署，以掩护战场的大部分。因此我方再按拿破仑传统模式行动就日益困难。最后，法国在资源方面的全盘劣势导致拿破仑的失败。　　人们从拿破仑的作战战略中获得的教训，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为在他的行动里可以找到一套普遍有效的答案，而事实上，那些答案只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我们不应因为这位大皇帝的计算所具有的数学正确性而受骗，事实上，他有其他的优势。他的思想远比他的敌人先进，而且法国陆军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战的，这个政治光环增强了他的优势。几乎在任何地方（例如意大利和日尔曼），爱国者们都给予法军以帮助和抚慰。但是，当不再有爱国者的时候，例如在西班牙和俄国，他的那种作战方法所冒的危险就太大了。拿破仑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运用他的那种作战体系。第三阶段：作战和会战合而为一　　拿破仑体系的消亡还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那个体系，对于火力曾一度是最为适应的。但随着火力的继续增强，拿破仑的战略就不灵了。在19世纪时，火力和军队的数量同时增加，使得本来适宜于运动的部署，越来越快地转变为会战所要求的部署。过去为了运动而作的部署，是用平行纵队组成的广为散开的网，现在却变成了“正面”，无论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会战，在地面上的部队都足够密集，可以构成一道几乎连续不断的人墙。在演进的最后阶段，作战和会战合为一体。沙克斯元帅和拿破仑运用的那种古老的作战艺术就完全消亡。而会战的战略变得像过去的作战战略同样重要。火力的突破行动变得困难了。因此，重要的作战变为把正面延伸得宽于敌人，以实施对其未设防侧翼的包围（例如沃尔斯、色当、沈阳之战，以及施利芬计划）。由于武器生产成本日益低廉，加上征兵制的普遍实施和铁路的出现，这就有可能建立和维持越来越庞大的陆军，同时正面日益加宽，而防御的人力可以不断减少。　　这样，就出现了当时人士所不理解的新发展，这就是：要使对敌人侧翼的包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迅速予以实施，不让敌人有时间撤退或动用其预备队。只要正面仍相当狭小，而敌方预备队的机动性并不比我方实施包围的兵力高，这种局面就可以造成。但是到了1914年，这种部署也没有效果了；这时正面已延伸到了两百哩的长度，而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用徒步前进的步兵去包围法军的一个侧翼。在侧面受到迂回时，正面采取撤退的方法自救。忠于这一时期战略学说的敌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迂回运动，结果又受到反迂回。这就是所谓“奔向大海”，它标志着包围战术的最后破产。于是，正面一直从瑞士延展到北海，作战的活跃时期就告一结束。第四阶段：战斗正面与战场共终点　　横跨整个战场，构成一道稳定的正面，这是双方都感到十分惊奇的现象。然而，在美国内战和日俄战争时，就已见到这种现象了。在那两次战争中，野战工事曾大规模地被使用，不过仍存在开放的侧翼，就是说迂回的行动仍有可能发生。出现这样一条连续、固定的战线，是由于下述两个事实：步兵装备了机枪并得到有刺铁丝网及堑壕的保护，其防御能力已非常强；同时所用兵员的数量非常大。因为迂回的行动已不再可能发生，于是作战或会战都只剩下了一个企图，就是突破敌方的正面，以求随之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所以，战争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而是一个火力的问题。其要点是首先集中足够的装备（火炮和弹药），以摧毁敌方的正面，然后再使用大量的步兵来扩大火力所造成的缺口。正如包围行动的失败是由于迂回的侧翼缺乏适当的机动性，现在，突破行动的失败同样是由于以步兵实施攻击，不能象敌方的预备队那象可以利用铁路或公路实现快速运动。于是攻击陷入“口袋”，这使参谋部的军官们大失所望，他们不了解战术机动性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效果。突破既已不可能，于是作战退化成为消耗战（凡尔登和索姆河之战），而人们却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正在消耗敌方的预备队。福煦终于想到一种连续有限攻势的作战观念，其目的是制造许多可以互相支援的“口袋”。不过，在法国这种战术必须使用大量的资源。作战，或者如当时所称的“战略”，除了双方在物质资源上作拼命的竞赛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原则，进入1940年的战争的。第五阶段：会战成为作战的准备　　 1940年的战役显示了上述这个原则的失效。在战术方面的新因素是飞机和坦克的结合，面对着我们的静态直线式的正面，敌人到处都可以实现迅速的突破。其原因是攻击的战术机动性与对方的预备队的战略机动性相比，终于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这样，运动战又再度是可能的了。作战于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短促而猛烈的阶段，这时供突破之用的兵力进入位置，发动攻击；接着就是扩张的阶段，进行深入的穿透和包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说来也奇怪，这恰好是18世纪体系的复归：会战的行动在前，并构成决定性作战的准备。运动因素又再度占有主要的地位。　　不过到了上次大战的末期，这种发展有点过时了，这是因为防御的战术已经使突破的行动变得不那样容易。在苏联和西线的作战都包含一连串的会战，每个会战后面都接着有一个扩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内的主要因素为攻击能力，在第二阶段内则为机动性。几乎没有一次作战象18世纪那样纯粹是运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利比亚，因为在那里的兵力与广阔的战场相比太小。所以作战与会战仍然混为一体。　　此外，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有一个新的作战概念第一次应用于实际，这就是：利用空军所造成的消耗，也有实现决定的可能。在30年代，这个概念各自同时在英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其前提是陆军已不能实现一个决定。事实上，从杜黑的观点来看，由于当时的战术限制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障碍，陆军是软弱无力的。英国皇家空军也希望仅凭空中行动来决定胜负，尽管事实上，1940年刚刚证明在陆上仍有决定胜负的可能。于是英国的轰炸机指挥部以炸毁德国为己任，以后他们又获得美国人的增援。所使用的资源非常巨大，其消耗也很惊人，但轰炸本身却没有决定意义。正象1918年一样，战争的胜利是一连串陆上会战或陆空会战的结果，封锁和轰炸造成的消耗起辅助作用。第六阶段：正面小于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原子武器，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但是就常规战争而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供现代装备而且准备核战争都需要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各国武装部队的数量相对变得较小。同时，兵力的机动性也比过去增大，所以陆上的兵力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疏开以掩护一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大的地区呢？还是相对集中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而宁愿出现由此产生的缺口和未设防的侧翼呢？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只获得一部分的解决；从技术上说，如不使用相当的兵力，要想使大片地区处于日夜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疏开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是能够获得适当防护的地区就太小了。由于摩托化或空运的兵力所具有的机动性太高，所采取的正面若不足以掩护整个的战场，那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从对以往战略演进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在常规战争即非核战争中获得第一次大战式的那种稳定正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战略情况是非常多变的。摩托化和高度的通信已使现代兵力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所以机动变得更为重要。现在非常迅速地决定战争的胜负也许是可能的。　　最后，由于有了空军和空运兵力。陆上会战就有了巨大的纵深。会战将在一个地区而不是只沿着一个正面进行。结论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第四节 作战与战略态势　　在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战略对策只能在一定限制内运用；这些限制是由技术上可行的作战行动确定的。在这些限制内，军事指挥官要决定他应采取何种动作，以执行政治当局所赋予他的任务。　　这种动作种类的选择，显然要根据所指定的任务、敌方和己方兵力的相对强弱以及地形诸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所给的任务可以归并如下：　　（a）征服领土或不让敌人征服领土。　　（b）消灭敌方兵力或消耗敌方兵力。　　（c）采取迅速行动或争取时间。　　在考虑了当时的武器和其他条件加在战术和作战计划上的限制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可能难些也可能易些，但将会严格限制在几种可能性之内。在第一章的战略分析中曾经指出，指挥官必须作出的行动步骤选择就是战略的一个方面。决定在一次战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态势就是这种选择。　　我不拟在这里将有关战略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再重述一遍，因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只准备对战略对策中迄今所应用的几种主要手法略加审视：　　（1）当我方的资源优于敌方，且我方的打击能力适当时，战争应取攻势，其目的是为寻求决定性的会战。这就是使用直接手段的攻势战略；其目的是集中最大量的资源，以摧毁敌人的主力。　　（2）如果我方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或者是由于当时战术条件的限制，攻势行动很少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则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a）先用防御行动消耗敌人，随之进行反攻。这就是直接的攻守并用战略。（b）在主力行动之前，先用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使敌人丧失平衡。这就是使用间接手段的直接战略。　　（3）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不足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则军事行动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时的行动部署将是一种间接“调式”的总体战略，决定胜负有赖于政治、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适当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可用于以有限的作战作局部性的力量比试，或用于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或用于以仅凭其存在的威胁对胜利作出贡献。第五节 作战与战略对抗的关系　　一般性的战略态势一经决定，剩下来的事就是成功地执行计划。由于敌人也同样试图使自己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一种辩证法式的冲突，双方都企图在冲突中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控制这种冲突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的应用在各个时期不相同，所以战略对抗的形式也就纷繁复杂，以致令人几乎不能认清。　　根据当时的条件，这种冲突或象两个剑客用轻剑作灵巧的决斗，或象使用重型马刀互相砍杀，或象用重得几乎难以举起的长槊比武，或象两个徒手者之间的角力。此外，在这种决斗中，双方的战斗人员同古代的斗剑士一样并不限定使用同一种武器。轻剑（拿破仑）可能与重型马刀（马克）对抗。一个徒手的人（殖民地人民）可能与佩有短剑的人（殖民主义者的军队）对抗。又好象一卷影片的放映可快可慢一样，战斗者有时动作神速．有时行动非常迟缓。在斗争性质上的每一变化都是当时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及双方指挥官的才智合成的直接结果。　　 1934年，甘末林将军曾经在为一本书作序时指出，1918年法兰西之战的最后阶段与1914年攻入阿登的第17号计划所依据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于是解释说，在这之间的几年，作战方法已经能同战略的要求相协调，于是战略终于获得了必要的资源，使行动部署变得实际可行。这种观点以地理上的相似作为唯一根据显然是错误的。这两个军事行动，虽然表面上很相似，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域，却处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中。1914年的阿登攻势是一种疯狂的行动，其理由有三点：　　（a）当时法军的进攻能力非常有限，注定了这个行动要失败。　　（b）地形极为不利。　　（c）在中央前进，只留下不适当的兵力对抗德军的右翼，致使我们有被包围的可能。　　在1918年，上面三个情况有两个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尽管地形仍然不利，但是：　　（a）进攻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　　（b）敌人到处被牵制，其预备队早已用尽；因此我们从中央前进时，就能以包围德军的整个右翼威胁他。　　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看出1914年与1918年的另一点差异：1914年的兵力具有显著的机动性，而1918年的却极其笨重。换句话说，在这四年内，战略对抗的原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18年到1940年之间，甚至有更带根本性的变化，而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变化更多。　　所有这些显示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困难，那就是军事艺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过去的军事总能通过有条不紊的推理过程予以解释，尽管可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推测。而在最近的将来，战略思想必定受到极大的关注。因此，我们既要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用有创造性的思想调整过去的经验，使之与新的方法相适应。任何新发明可能都会遭到巨大的困难，但一切例行公事的老办法注定要失败。　　在这种主要依靠猜测、多少有点令人害怕的对策中，理顺思想进程的关键在于了解作战战略的变化。第三章 核战略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所谓核战略，实际上就是核武器发展成果在战略上的应用。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护和平，这种战略都已经使整个武力使用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变化的规模，也许能预测当今这种演进的过程正把我们引向何方。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 作者注：在高空爆炸时，其火球所影响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英里。 ] 。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 [ 作者注：在低空爆炸时，其放射性微尘可沾染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 ] 。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只有极少数人就可以发射和指导。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