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激发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且，他能够看到的，也是他所激发的一切。就像爱国者包围了他的祖国一样，他也包围了世界，使之作为自己性格的物质基础，一座演出的剧院。就像磁铁总是跟磁极保持一致一样，健康的灵魂也总是跟正义和真理的步调统一。这样，在所有的观察者眼中，他就是他们和太阳之间的一个透明物体，谁迎着太阳前进，谁就必然向他走去。这样，对那些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人来说，他就是他们的最高影响和媒介，或者说，他就是他们的太阳。所以，有性格的人就是他们那个社会的良知。环境的抵抗力造化早就按照性别、年龄或人的气质所表现出的某种形式把我们的恶给分门别类了，如果我们会产生恐惧，那么它就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恐怖。环境的抵抗力是衡量这种力量的惟一自然标准。那些不纯洁的人，总是目光短浅，把生命看成是反映在见解、事件和人物中的那个样子。只要行动没有完成，他就无法看见事情的本质。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行动的道德因素早就在行动者身上预先存在了，所以，他的是非性质并不是难以预测的。自然界的一切总是两极分明的：有一个正极，就有一个负极；有男性，就有女性；有精神，就有事实；有南方，就有北方……如果精神是正极，那么，事件就是负极；意志是北极，行动就是南极。我们可以把性格的天然位置放在北方，这个体系的磁性流就来源于它，而软弱的灵魂则被吸引向南极或负极。这些软弱的灵魂啊，他们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行动的利害，却从来不考虑原则性的问题，除非他们已经被一个人所吸纳。他们不知道可爱为何物，却一心希望获得别人的爱。有一类性格，喜欢听到别人谈论他们的缺陷；而另一类性格则截然相反，对自己的缺点讳莫如深。他们崇拜的神灵就是一个个的事件：只要紧紧地抓住一个个的事实，一个个关联，一个个的情景，就再也顾不得其他的了……而那些英雄的人们，却明白：一切事件都是附属物，都是听命于他的附属物。任何一种既定的事件的秩序都无法使他的想像力得到满足。善的灵魂总是逃避任何一组事件，而成功却属于某个心灵，并愿意把那种就是他的天然成果的力量和胜利引进任何一种事件的序列之中。性格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是说，任何的事件的变化都无法使人的性格更加完美或者更加低劣。我们总是扬言，我们已经粉碎了许许多多的迷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有个说法的话，那事情的真实情况与其说是上面那个样子，还不如说是下面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粉碎了一些偶像的话，那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那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偶像崇拜的转移!我们不再宰杀公牛，祭祀乔武、涅普顿；不再捕杀老鼠，祭祀赫克忒；我们不再在复仇女神、天主教的炼狱或者加尔文主义的最后审判日前瑟瑟发抖……可是，如果我们听到别人的意见，或者我们所谓的舆论，或者面对攻击的威胁、谩骂、恶劣的邻居、贫困、残疾、革命或者谋杀的谣言而发抖的话，难道我们能说我们有什么进步吗?如果我是发抖的，那么，面对着什么东西发抖又有什么关系呢?造化早就按照性别、年龄或人的气质所表现出的某种形式把我们的恶给分门别类了，如果我们会产生恐惧，那么它就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恐怖。贪婪或者狠毒使我们心如刀绞，可是，当我们把它归咎于社会时，却掩藏了一个更加鲜明的事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恶!我总是被我自己包围着。然而，另一方面，正直却是一种永久的胜利，它用宁静而不是欢呼来庆祝自己的胜利，而宁静，却是一种固定的或者习惯性的欢乐。为了证实我们的真理和价值而投人事件的怀抱是可耻的。资本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泡在经纪人那里，把自己的利益铸造成流通中的国巾，相反，他却以在市场行情报告中听到他的股票已经看涨为最大的乐趣。最好的事件以最好的秩序发生，这也是我所孜孜以求的事情。我知道，我的地位时刻都在改善着，而且，已经在我所希望的事情中大显身手，所以，我必须学会以一种更加纯粹的方式来体味那种胜利的狂喜。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种东西可以制约这种发自内心的狂喜：对事物秩序的先见之明，因为，这种先见是如此的高明，以至于在它面前，我们的一切成功黯淡无光。自给自足聪明的人既不考虑多数，也不考虑少数，自信是他们活动的源泉。在我看来，自给自足是性格所显露出来的最好面目。我敬重有钱人，因此，我认为他不会孤独，不会贫穷，不会背井离乡，不会郁郁寡欢，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顾客……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永恒的主顾，一个永远的恩主和幸福的人。性格就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不可替代，不能推翻。一个人应当给人一种稳重感。社会是轻浮的，它把岁月撕成碎片，把会话变成了礼仪和消遣。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给我一些小恩小惠和献一些小的殷勤，我会认为他在怠慢我。我宁肯希望他自己岿然不动地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让我去慢慢地领会他。这样我就知道，自己遇到了一种新的品质――对我们俩来说，这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他不会全然接受一些因袭的观点和做法，他的这种不顺从是对社会和他人的一种提醒和刺激，每一个探询者都首先要面对他。然而，不成为斗争的中心就对社会毫无用处。我们的周围回响着欢乐的笑声和闲言碎语，但它们没有意义。而那些看似粗野、格格不入的人也许会对社会造成问题和威胁，社会因此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对他们要么崇拜，要么憎恶――各个层次的人，舆论领袖也好，无名之辈也罢，都觉得与他有关系――他对社会有帮助，他使欧洲和美洲受到人们的责备，并且消灭了怀疑主义――怀疑主义说：“人就是一个玩偶，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有些人只会顺从现有体制，讨得公众欢心。这种人信念不坚定，头脑不清楚，他们只有等一座房子建成以后，才明白它原来的设计。而聪明的人却既不考虑多数，也不考虑少数，自信是他们活动的源泉。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行为应当完全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和现有条件出发。大自然没有估价错误的时候，一磅水的重力在海洋的狂风暴雨中并不比在一个池塘里大。世间万物完全按照它们的质和量在发挥作用，它们不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只有人除外。人往往装腔作势，他总是企图尝试力不从心的事情。我曾在一本英国人的回忆录中读到：“福克斯先生(后来的荷兰勋爵)说，它一定要有财政部，因为他已经为它做了够多的服务了，所以他想要它。”瑟诺芬和他的“万人军”完全能胜任他们尝试的事业，所以人们从不怀疑那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直到现在，它的高水准还是军事史上无法超越的。自那以后，尝试者不乏其人，但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任何行动的力量都来自现实的实际情况。我认识一个和蔼可亲、有所建树的人，他正在进行一项改革，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他所尝试的那种爱的胆识。他靠道听途说和从书本中获得的感悟来进行这项改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试探性的，像一座搬到田野的城市，而且仍然是那座城市，没有新的事实和东西，所以无法激发出热情来。如果他的尴尬是因为身上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或者不为人知的天才，那么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智慧看见了邪恶和补救的方法，然而这是不够的，它仅仅是一个思想，不是一种激励我们的精神，它不会帮助我们直接去占领我们应得的阵地。应该聪明认真高尚的人惟一能够提供和接受的一个信念就是：新的行动仅仅是对旧的行动的辩解和解释。人们应当聪明认真。他们必须感到：他们的面前有着可以控制的幸福的未来，这个未来把一种灿烂的光辉照耀到目前所在的时刻上。一个英雄总是会遭到别人的误解和歪曲，但是他无法等着向任何人去解释，他会继续上路，在他的领域里继续前行，给他的领域增加新的力量和光荣，这会对你的心灵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你在旧的领域里逡巡徘徊、流连忘返，而没有增加你自身的力量和财富以跟他保持关系、跟上他的步伐的话，你就会有破产的危险。高尚的人惟一能够提供和接受的一个信念就是：新的行动仅仅是对旧的行动的辩解和解释。如果你的朋友让你感到不快了，你不能坐在那里整天去想它，因为他已经将这个不快的经过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且他正在以更大的力量为你做一些事情，也许还没有等你站起来，他为你做的一切就给予你无限的幸福了。爱是无穷无尽的那些可以列举出来的，不过是一些低级的功劳。我们不喜欢仅仅靠看得见的成果去衡量仁慈和爱。爱是无穷无尽的，爱是永不停止的，爱是穿越时空的……即使庄园荒芜了，粮仓坍塌了，爱仍然让人们感到欣喜、感到富足。其实，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人类也在净化着空气，他的房屋也在美化着风景，增强着法制。人们是会承认、并且一直在承认着这种区别。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慈善，不是看他捐赠给慈善机构和救济团体的物品的数量，而是应该去寻找其他的识别办法，因为，那些可以列举出来的，不过是一些低级的功劳。当你的朋友夸奖你把什么事情做得很好时，你可能会感到害怕；可是，如果他们站着，流露出犹豫不定的目光，脸上的神情，半是尊敬、半是不满，并且，他们表示，一定要等到多年以后再把他们的看法告诉你，这样，你或许会踏实点，对他们心存希望。在那些立足于现在的人看来，立足于未来的人总是自私的，他们是好心人里默尔笔下的小丑。在回忆歌德的文章中，里默尔罗列了一张关于歌德的捐赠情况详细清单：多少钱给了施蒂林，多少给了黑格尔，多少给了蒂施拜因，给福斯教授找了一个好的差使，为赫得尔在大公爵手下谋了一个职位，为迈尔争取到一笔年金，把两位教授推荐给国外的大学……最长的救济金明细单看上去也是如此的简短。如果这样去衡量人类，那么，人类将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动物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些例外的事情，而一个好人所遵守的规矩和他的现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善行。一位眼明心亮的人，可以从他向爱可曼博士描述的花钱方式中看到歌德真正的慈善举动：“我的每一句妙语都可以值一袋黄金。我自己的金钱，我继承的财产，我的薪水，我五十年写作的大量收入，有一半都用在教授我所掌握的知识上了。”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可以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找到很多。必须承认，罗列这种简单而迅速的力量的特点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就像用碳笔去画闪电一样，然而，在这漫长的夜晚和假期，我喜欢用这个聊以自慰。除了这种力量本身，任何东西都不能模仿它。一句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话会使我富有。一受到这样的话的指点，我就会顺从生命的指引。在这种生命之火面前，文学的天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这些就是振奋我沉重的灵魂的东西，它们还能把刺穿天性黑暗的眼睛赋予我的灵魂。我发现，我在哪里觉得自己贫困，就在哪里发现自己最富有。从而，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只要有一种新的智力张扬，伴之而来的就是某种新的性格的责难。吸引和排斥就是这样奇怪的交织在一起!性格排斥智力，却又激发它：性格进入思想，被表现出来，然后又在道德价值耀眼的光亮面前感到自惭形秽!天性的力量性格是最高形式的天性。模仿它或者抵抗它都是徒劳的。只有在大自然插手的地方，这种杰作才最为出色。小心，将来注定会大有作为的人，将会在阴暗处滑人生命的轨道。雅典没有一千只眼睛，但它注视并炫耀青年天才的每一种新思想、每一种使人感到脸红的感情。近来有两个人――伟大的上帝的两个孩子――给了我思考的契机。当我试着探索他们神性的来源和他们想像的魅力时，他们每一个都这样回答：“没有什么奇特的，主要是由于我的不／顷从。我从来没有聆听过你们这些人的法则，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在他们称之为他们的信条的东西上浪费我的时间。我满足并信守自己的法则，虽然它们简陋而贫困，我也因此感到很甜蜜，在我的工作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像你想像的那种情况――那种情况与它无缘。”大自然在那种人身上替我宣扬：在民主的美国，她不会被民主化，她与市场和丑闻彻底隔绝!就是在今天早上，我才把林神的一些野花，一些美丽的野花，送走。对文学来说，它们是一种很好的调和剂――它们都是从思想和感情的源泉深处吹来的一缕缕清澈的风，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注重优雅和评论的时代，读了一个民族最初的几行散文和诗歌一样。对他们钟爱的作品，他们是怎样的人迷啊!不管是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是司各特的作品，他们都感到那些作品和他们利害攸关，谁触动了那些书，就等于是触动了他们――尤其是触动了批评家们彻底的孤独感，那个他写作所依赖的特莫斯岛――他思想的源泉。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除了他之外，还有人在读这种作品。但愿他们能继续自己的美梦，像天使一样，不会在一觉醒来之后进行一些无聊的比较，继续受别人的恭维的侵蚀!然而，有些批评家的天性十分健全，是不会被捧杀的。思想的血脉在哪里深入深沉的地方，虚荣就不会在那里造成危险。谨慎的朋友会告诫他们：被吹嘘过度，会有被冲昏头脑的危险。然而，他们只是一笑了之。我记得一位神学博士好心地规劝一位雄辩的卫理公会教徒，这位教徒却对这好心的规劝表示了愤怒――“我的朋友，一个人不能受到赞扬，也不能遭受侮辱。”然而原谅这些好心的忠告吧，它们是那样的天经地义。我记得一些有头脑的外国宗教界人士来美国时，我想到问题的是：你们被带到这里来，是否上当了?――或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上当?”大自然的权力就像我说的一样，大自然亲手掌握着一些权力。不管我们的布道和戒律怎样冒失地分配荣誉，怎样宣扬法律来塑造公民，大自然依然我行我素，使那些最有智慧的人蒙受冤屈。她从来就不遵守世俗的信条，且总是蔑视那些先知，就像一个能拿出很多东西、但对哪一种东西都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花费的人一样。有一类人――其中的个人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他们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和美德，人们一致对他们奉若神明，似乎他们身上积聚了我们所看重的那种力量。神圣的人物具有天生的性格，或者，借用拿破仑的一句话来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胜利。人们往往对他们怀有恶意，因为他们标新立异，因为他们限制了人们对前一个神圣人物的人格所做的夸张。大自然从来不使它的孩子们完全相同，也从来不把两个人创造得一模一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伟大人物时，我们便想着他与历史上的某个人物相似，还藉此预言他的性格和命运结局，但我们的一切预言都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他肯定会让我们的预言落空，因为，就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大自然从来不会让两个人一模一样。除非按照我们每个人所独有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使自己成为自己，那么，按照我们的偏见，谁也不会解决自己的性格问题。性格需要空间，它不可以遭受人们的拥挤，也不能从繁忙的事务或几个场合所获得的只言片语和管窥之见来进行判断，就像一座庞大的建筑物，要想看清楚它，就必须从远处、高处观看，它需要远景。崇拜伟人我把雕刻看作历史。我不认为阿波罗和乔武不，可能有血有肉。艺术家用石头所记载和表现的每一个特点，他在生活中早就看见了，而且比他用石头模仿的还要好。虽然我们看见了很多假冒的东西，但是，我们天生就相信和崇拜伟人。我们很容易就在古老的书上读到了创始者最细小的行动，因为，那时侯人类数目渺渺。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在风景中显得非常高大，因为，只有这样，才值得我们把他记载下来，这样他就会站起来，准备行动，并很快获得成功。最能让我们相信这一点的，是图画上的那些人物，他们高大威严，先声夺人，使人立刻感到心悦诚服，就像被派去检验塞尔图什特或所罗亚斯德的能耐的东方魔法家所遇到的情况那样。波斯人告诉我们，当那位尤那尼圣人到达巴而赫时，古什塔斯普指定某一天，每个国家的头目都集合起来，他们专门为这位尤那尼圣人摆了一把金椅子。后来先知塞尔图什特走进了会场，那位尤那尼圣人一看见这位头目，就说：“这种样子，这种气势，不会有假，从那里只能产生真理，没有别的。”柏拉图说，不可能不相信诸神的后代子孙，“尽管他们的话中没有可能性很大的或者必不可少的论据。”如果我不相信历史上最好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自己和同事格格不入，找不到认同感。弥尔顿说，“约翰?布拉得肖俨然是个执政官，权利之棒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从他手中离开，因此，不但在法庭上，而且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你都会觉得他在审判国王。”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能够像中国人所说那样，知天的话，就能够比庸众更为清楚和可靠地了解世事百态，因为他是先知先觉。“君子……质疑鬼神而无疑，自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友谊何其伟大除了深刻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我不知道生命中还有什么能够更令人满意。如果一定要费尽心思，历经磨难，如果朋友们非要走一英里的路程之后才能相见，那么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没有必要去寻章摘句，在故纸堆中找寻远古的例子。一个人的经验，如果没有使他像明白化学的实在和力量那样，明白这种魔法的实在和力量，那么，这个人的观察力一定是非常迟钝的。就连那些最冷静的和最因循守旧的人，一出门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一个人牢牢地盯着他，记忆就会把埋葬在其中的事情交代出来，那使他进退两难的秘密，那无论是保守还是泄露，都会使他处境可悲的秘密，一定要泄露出来。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无法说话，他身上的软骨似乎丧失了功能。可是，来了一位朋友，却给他增加了优雅、胆识和雄辩的气质。还有一些人，他除了对他们牢记在心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拓宽和扩张了他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点燃了另一个生命。当这些严格而又和睦的关系根深蒂固地生长出来时，还有什么比它们更美好呢?怀疑主义者怀疑人的力量和内涵，而人们之间这种快乐交流的可能性是对这种人的最好回答，因为这种快乐交流的可能性造就了一切有理性的人的信仰和实践。除了深刻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我不知道生命中还有什么能够更令人满意。经过多次的相互关照交流，这种理解就能够在两个高尚的人之间存在下来，他们两个既相信自己，又相信对方，那是一种幸福，它让其他的满足都置于次要的地位，使政治、商业、教会都在它面前逊色许多，不值一文。因为，如果人们都能像他们那样相遇、相知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是恩主、明星，有思想，有行动，有才华，那么，那就应该是大自然的节日了。异性之间的爱是这种友谊的首要表现，就像别的一切都是爱的表现一样。我们曾经把这些人们中美好的关系看成是青年的传奇，但在性格的进步当中，它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幸福!如果有可能跟人们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生活，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满意的事情。――要是我们能不向他们要任何东西，不求他们赞扬、帮助、怜悯，而满足于让他们享受最古老的法则的好处，那该多好!难道我们不能按照不成文的法则对待几个人或者对待一个人，并买施一下这些法则的功效?难道我们不能对我们的朋友表示诚挚、沉默或者适度的赞美?难道我们非要如此迫不及待地追求他吗?如果我们有缘分，我们一定会相会的。古代的神话就说，外形的改变不会让一个神瞒过另外一个神。希腊人有这么一句诗：“诸神不会彼此不知道对方”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被这种神圣的必然的规律所支配，他们彼此被对方吸引，而不是正好相反――如果他们彼此回避，实际彼此最为欢喜。他们的关系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被一定的规律所允许和决定的。神们最好亲自坐在我们的奥林帕斯山上，而不是让管家来代替自己，并且尽可能按照神圣的资历排好座次和席位。如果一定要费尽心思，历经磨难，如果朋友们非要走一英里的路程之后才能相见，那么社会就没有希望了。而如果它不是社会，那它就一定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有害的喧闹了，尽管这种喧闹是由一些精英们造成的。在这种喧闹中，每一个人的伟大之处都发挥不出来，每一种缺陷却都在蠢蠢欲动，就好像奥林帕斯山上的神们相互交换鼻烟壶。在生活中，我们往往草率行事。我们追逐一些飘忽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或者我们受一些恐惧或者命令的驱使而不断向前。假如我们遇见一位朋友，我们也许就会停下来。我们行色匆匆，焦虑而又急躁，看上去十分愚蠢可笑。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停下来镇定地想一想，然后用大脑和智慧去壮大时机赋予的力量。在所有高尚的关系中，时机就是一切，就是所有。一个神圣的人本身就是思想的预言，一个朋友就是感情的希望和寄托。我们的真福正期待着二者在一个人身上落地生花。是时代让这种道德力量得以开放。一切力量都是这种道德力量的影子或者象征。诗歌欢快而有力，因为它从那里汲取了灵感。人们把力量的名字写在世界上，因为他们充满了这种力量。历史一直是卑鄙无耻的；我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神圣的人，那种神圣的形体我们还没有见到过，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对这种神圣的人的向往和预言；我们没见过那种只属于他的威严的仪态，这种仪态会使观望者感到欣慰。总有一天，我们将会看到最大的隐私成为最公开的力量，性格的力量和光芒在黑暗中行动，帮助和救护那些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的人们。已经出现的一切伟大的东西，就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对我们的鼓舞。关于神们和圣徒们的历史，世界早已记载下来，并且对它顶礼膜拜，这就是性格的文献记录。各个时代都为这样一个青年人的态度感到骄傲：他不会把一切东西归咎于命运，他被绞死在了祖国的刑场上，他纯洁的天性让一种史诗般的光芒照耀在他死亡的事实周围，对人类的眼睛来说，这种光芒把每一个细节都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象征。迄今为止，这种巨大的胜利是我们最重大的事实。但是思想需要一种对于人们感官的胜利，一种最终将会转变法官、陪审团、士兵和国王的性格的力量，它将会主宰动物和矿物的能量，它将汇人体液、河流、风、星辰和道德力量。如果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取得这样显赫的进步，至少，我们要向它表示敬意。在社会上，伟大的优点往往是作为重大的缺陷而赋予了一个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个人评估时，要更加小心谨慎。我的朋友们如果不能理解一种优秀的品格，没有对它表示感激、欣赏，殷勤对待，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最后，我们孜孜追求的东西来了，从遥远的天国放射出快乐的光辉，照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到那时，如果用粗俗、苛刻，用市井俗人的无聊和怀疑的态度对待那样的一位贵宾，那么就是一种要把夫国拒之门外的庸俗了。当灵魂没有了自知之明，也不知道它的忠诚、它的宗教在哪里时，这就是混乱，就是真正的癫狂。在生命存在的浩瀚沙漠中，我们珍视的圣洁感情已经开成了一朵花，而且是为我而开，除了知道这一点，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宗教吗?假如没有其他的人看见这朵花，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我仍然知道这个事实的伟大。当花儿绽放时，我要安守我的安息日或神圣的时刻，暂时停止我的忧伤、愚蠢以及玩笑。这位神圣的客人来到时，天性得以尽情地流露。有许多眼睛能够看到并尊重那种细微的、平常的美德；有许多眼睛能在星光灿烂的轨道上发现天才，不过不用心的人是做不到的。爱是忍受一切、回避一切、启发一切，它会对自己发誓：宁肯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傻瓜或可怜的家伙，也不屈从一些东西而去玷污自己洁白的双手，当这种爱来到我们的街头和房屋时，――只有纯洁和有抱负的人才能辨别认识它，他们会占有这种爱，作为向它表示赞赏的惟一方式。依靠自我命运空中飘浮着微妙的朕兆惟有孤独的吟游诗人方能真正看到；鸟儿的翅膀预照着祸福吉凶动听的吟唱唤醒人们的迷梦歌声诱人，歌声警人；诗人因而大可不屑于认真不必学作书吏或信使更为宏大的字母在铸写着暗示；在他的心灵上，每当黎明初露，黄昏柔和的影像便已映出它的苗头；因为意味深长的事物同先见之明就是如此这般结成了姻亲；或者且说，等待昭示的先知同创造万物的神灵本来就是一体一事。我们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一定要接受一种不可抵御的意旨作为我们的人生支柱，那么，我们就最好自己开动思考的机器，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们的城市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关于我们的时代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理论纷纷出笼，人们讨论得不亦乐乎。无独有偶，就在那个时候，恰恰有那么几位名人正驻扎在波士顿或纽约，向那里的公民们滔滔不绝地演说着，进行关于时代精神的说教。更为巧合的是，就是在这同一个季节中，有关这个主题的文字充满了伦敦大大小小的出版物，简直就是铺天盖地，从小册子，到花样繁多的报刊杂志，都写满了这样的文字。然而，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我却感到了一丝寂寞。对我个人而言，这个有关时代的大问题却转化成了一个有关生活准则的实际问题：我将如何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无法解释时代的。我们的几何学无法丈量现代流行思想的如意伸缩的轨道，不可能目睹它们的回归，并调和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对峙。我们只能顺从我们自己的感情流向。如果我们一定要接受一种不可抵御的意旨作为我们的人生支柱，那么，我们就最好自己开动思考的机器，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在我们为了使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而迈出了第一步之后，我们就会面对我们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我们总是满腔热情、豪情万里，热切地期望和希冀改造人类，但；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必须从更早的时候开始，――从学校开始!但是，那些处于懵懂之年的少年们并不总是那么俯首贴耳，我们无法将他们培育成人才。我们在心里嘀咕：“他们肯定不是由良好的材料组成的!”所以，我们还得从更早的地方着手，开始我们的改造――从生育期开始：这就等于暗示我们，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命运，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在自己规律的主宰下运行发展的。不过，如果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上帝的手在挥指着世间的一切的话，那么，这个无法抵御的意旨一定理解自身。如果我们决定臣服于命运的宰制，那么，我们也，必须重申自由的意义，肯定个人的价值，高扬崇高的责任，赞美性格的伟大……既然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另一点也必然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的几何学却无法抵达这些极点，不可能动摇它们，使它们妥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率一些，通过服从这两种思想之中的任何一种，通过抚弹或者――假若你愿意的话――重击每一种琴弦，通过它们的回响，我们就会逐渐地熟悉它们，从而最终了解它的威力。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在用同样的途径去服从、把握另一种思想。这样，我们就逐个地认识、把握住了它们。这时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或者希望，能够让它们和谐一致地运转、行动。我们深深地知道，尽管我们还没有洞察其中的三昧，但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与必然确实并行不悖，个人与世界相辅相成，而我个人的情感趋向，也正与时代的精神相吻合。时代这个谜语的谜底无穷无尽，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谜底。如果有谁想研究自己所身处的时代，那么他必须采用这套方法，也就是说，轮番上阵，去涉猎、探索属于我们人生系统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话题。而且，通过坚定地说明所有那些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是愉悦适意的经历，而与此同时，也公平对待在那些其他人看来是绝然相反的事实，那么真正的局限性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一种对于某种因素过分的强调都要矫正，要创造一种真正合理的平衡。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度但是，还是让我们坦率一些吧，让我们大声地说出那些事实吧。我们美国一向就有肤浅的恶劣名声。那些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度，从来就不是自吹自擂的家伙和滑稽舞台上的主角，而是那些对生活中的恐怖现象进行追踪调查的观察者。他们总是在恐怖的时刻挺身而出，鼓足勇气，面对现实。斯巴达人本身就是他们国家宗教的化身，他们面对宗教的威严毫无疑忌，视死如归。土耳其人相信，在他们降临这个世界的瞬间，他们的厄运就已经镌刻在那片铁叶之上，然而，他们却仍然矢志不渝地朝着敌人的骑兵猛冲。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都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就在这两天，最好不必再逃离你的坟茔，有一天并非末日，有一天则早巳注定；第一天，医生或药膏都无法拯救，第二天，也决非是宇宙将你诛戮。”在命运之铁轮滚滚的碾压之下，那些备受煎熬的印度人也同样十分坚强。我们的上一代，那些严肃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一样体现着某种类似的尊严。他们感觉到宇宙的重负将他们牢牢地固定在他们的位置之上，他们又能怎么办呢?那些智慧明达的人察觉到有一些东西无法用空谈和选举而加以消除，它们像一条绳索或皮带束缚着这个世界。命运之神，人世间的主教，处理着上帝所预示的一切祸福，十分威严，世人虽发誓违抗，不论或是或非，只要经过相当年月，仍然显应，千年之中难得重逢。确实，我们在人世的嗜欲，是战是和，是爱是憎，没有一件不由上天守视。――乔叟：《武士的故事》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也传达着类似的意思：“凡命中注定者一定发生。主神朱庇特浩瀚如海的心灵无人可以逾越。”大自然的暴力那些野蛮的人常常对当地某一部落或城镇的神灵顶礼膜拜。基督那恩泽远播的道德，那宽宏大量的胸怀，在他们那里，不久就转化为狭隘自私的乡村神学，以之鼓吹天神的偏袒和遴选。而且，也时不时地有一两位像荣格?斯蒂林或罗伯特?亨廷顿的牧师，他们和蔼可亲，但是却相信、传播小恩小惠式的天道或神意。譬如说，每当有个落魄的善良之人需要一份免费的午餐，这种小打小闹的天意就如期降临，准时的敲响那个好人的大门，给他留下半个银光闪闪的美元。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大自然并非多愁善感之辈，他并不像一位慈祥而软弱的母亲，总是宠养或娇惯我们。他更多的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努力地使我们睁开无知的眼睛，让这个世界的野蛮和险恶赤裸裸地展现在面前。它从来就不在乎击毙一个男子或者女人，相反，它总是吞噬你的航船，就像吞没一粒灰尘一样。寒冷从来就不顾虑人类的温暖问题，那不是它的责任，它的任务是刺痛你的血液，麻木你的双脚，直至将你冻僵，犹如一颗僵硬的苹果。疾病、暴风雨、命运、地球引力、闪电……这一切的一切，决不尊重任何个体。上天的手段是残酷暴烈的。猛蛇与蜘蛛的习性、老虎与其他嗜血如命狂扑乱跳类动物的猛咬、蟒蛇死命缠绕之下猎物筋断骨裂的噼啪爆响――这一切，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之中，而我们的习惯，与它们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你刚刚享用过一顿有滋有味的午餐，而屠宰场虽然被人们小心翼翼而温文尔雅地隐匿在几英里之外的远处，但这并没有掩盖事情的真相：你，这些食肉者，跟那些屠杀者一样，或者，是他们的帮凶。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全都是一些穷奢极欲的动物种类，每一种种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种种类的牺牲和死亡为基础。我们的星球也不是一个安全摇篮。彗星上轻微的震荡和其他星球上的震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星球；同样，他自身也是灾难重重：地震、火山、气候的变化、岁差的行进，都能把它劈开撕碎；还有，大自然和人类也不断地在它身上制造麻烦：森林的过度开发导致江河干涸，大海的海床发生变化，城镇和郡县便纷纷倒塌，葬身海底。在里斯本，一场地震杀人如麻，而且，在它肆虐的威力之下，死亡身轻如燕。在那不勒斯，上万人在三年前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被压成碎泥，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海上的坏血病，西非、卡宴、巴拿马和新奥尔良严酷的气候，都如钢刀一般大肆屠戮着人类。我们的西部平原在热病和疟疾之下瑟瑟发抖，朝不保夕。霍乱、天花对于某些部落而言犹如霜冻之于蟋蟀一样，被证明是杀人于无形的致命的疾病――蟋蟀让夏天热闹而喧嚷，而一夜之间的降温就会令它们死寂无声。即使不去揭示那些与我们无关的危害，即使不去计算有多少种寄生虫寄生在一只蚕蛾的身上，即使不去搜索肠道寄生虫，或者纤毛虫类海洋微生菌，即使不去说这些虫类一代又一代生殖繁衍，究竟有多少代――根本就没人可以数得清――单单是峥嵘的鲨鱼的外形、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的咽颌亚目鱼、布满尖利牙齿的海狼的上下颚、逆戟鲸的利器和其他潜藏在大海之中嗜血的斗士……这一切就足以暗示出大自然内部的凶狠残暴。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达官贵人，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天道神意自有一条野蛮的、崎岖的、难以预测的道路通达自己的目的地。企图用虚幻的手段来美化和粉饰它，或者用一件干净的衬衣和神学院学生白色的领饰包装这位令人畏惧的恩惠者，都徒劳无益，甚至作法自毙。也许，你会这样说：“威胁人类的灾难不过是些例外罢了，所以，我们无须杞人忧天，每天都去思考和斟酌那些天翻地覆的灾变。”是的，你说的是事实，然而，既然灾难发生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而且，只要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躲避开这些打击、屠戮，那么，我们必然就会畏惧、敬畏它。来源于祖先的命运每个人从他们母亲的子宫里降生之时，天赋的大门就已在身后悄然关闭。就让他倚重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吧!不过，与其他那些每时每刻都在觊觎着我们的威胁和那些总是悄悄地作用于我们的威力相比，这些打击和暴力对我们的危害要逊色得多。命运是什么呢?命运是目的对手段的牺牲。只要我们动心想一想，就会发现，动物园里的那些供人观赏的动物，或者博物馆中那些暗示着力量和形式的化石脊椎，都是一部部命运之书：鸟的喙，蛇的颅骨，都粗暴地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命运和局限性。动物种类的大小、气质的等级也是如此；性别、气候以及才能的副作用――它抑制了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活力――也同样如此。每一种精神都建造它自己的房屋，可是，随着那房屋的完备，精神便成为其中的囚徒。即使是那些愚蠢迟钝的人，也能够对粗俗的线条加以品评：出租马车的车夫就是最高明的现代骨相学家，他紧盯着你的脸庞，心中盘算着他的先令是否能稳稳到手：凸起的眉毛是一种表示；便便的大腹又是另一种象征；一次斜视、一个狮子鼻、头发的簇丛、表皮的色泽，它们都能显示性格……人们似乎被深深地囚禁在坚硬的组织结构之中。你尽可以去咨询施普茨海姆，也可以去问问凯特莱，你还可以去问问那些形形色色的医生们，问他们，气质是否并不决定什么东西，或者反过来问也一样，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气质不能决定的?关于气质，在医学书籍中有四种主要的描述，我真诚地建议你去读一读，我相信，你会受益匪浅的，你会认为你是在阅读一些你从未接触过的真正思想。为什么不看看人们的眼睛呢?如果你注意了这个问题，那么你一定会发现，那些黑眼睛和蓝眼睛在人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不同。是啊，一个人怎么能够从祖先的家园中抽身而出呢?或者，他怎么能够把他从母亲和父亲那里汲取来的滴滴精血从自己的血脉中洗涤干净呢?在一个家庭中，前辈所具有的一切素质，似乎都被分门别类地装在罐子里储存起来了――有一些素质，毫无疑问，一定会遗传给家族中的每一位子女；有时候，某种比较纯粹的气质，或者是某种桀骜不驯无法淡化的本性，某种家庭的恶德，会为家庭中某一个个体变本加厉地继承，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因此而得到赦免。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之中，某一位伙伴的表情有所变化，然后，我们就会说，他的母亲或者他的父亲――偶尔，也许是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在他的眼睛里出现了，或者，简直就要从他的眼睛中冲出来了。在人一生不同的时间中，一个人分别代表着他不同的祖先，仿佛在一个人的皮肤里都涌动着七八个他人，最起码，是七八个祖先。而就是他们，为他崭新的生活乐章奠定了各种各样的基调。如果你在街道的角落中仔细地观察每一位过路人，你就会从他们颜面的角度、气色和眼睛的深浅中判断出他们的可能性。对了，是他们的祖先――尤其是父母们――决定了这种可能性。要想回答人们的特性，我们只能回到他们的祖先那里，也就是说，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寻找问题的答案。你可以质问一架纺织毛巾布的织布机：“为什么你不能编织开司米呢?”不要对此哑然而笑，难道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少吗?你看，这位工程师不就是这样要求诗歌的?还有，那一位零工不也是这样看待化学的一次新发现?你可以叫一位挖掘沟渠的工人解释一下牛顿的定律，然而，从父亲到儿子，一百年来的过度劳累和穷苦贫困，已经使他们精妙的大脑器官萎缩……每个人从他们母亲的子宫里降生之时，天赋的大门就已在身后悄然关闭。就让他倚重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吧!毕竟，他只有一双。与此同理，他也只有一个未来，而且，这惟一的未来早就在他的脑叶中预先确定了。还在孩提时代的时候，在他那小小胖胖的脸蛋上、狭小而凹陷的眼睛里和蹲伏的姿势上，他的未来就已经以一种微妙的形式显示出来了。尘世间的一切特权、一切立法，都无法改变人生，都无法帮助或干预他成为一位诗人或是一位王子。天性耶稣基督说：“当他盯着她看的时候，这人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不过，准确的说法是，早在他看到那妇女之前，这人就已经是奸淫者了，因为，在他的天性中有过多的兽性和思想的缺陷。无论是谁在大街上遇见他或她，都会看出他们早就成熟得足以成为相互间的牺牲品了。在某些人身上，事情以一种相互悖反的方式运行着：他的消化力和性欲像烈火一样旺盛，而越是这样，那个个人也就越发的衰弱。他们用自己的消亡为世界增添活力，也就是说这些“雄蜂”消亡得越多，那蜂巢也就越是兴旺。如果从他们那里有某个优秀的个人异军突起，那么，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武装他：赋予这头新鲜的野兽以崭新的目标和到达目标的整套装备。这个时候，他们就欣然地功成身退了。大多数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不过是又一对同类聚集在一起罢了。在人的大脑中，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细胞或者秘室悄然开启，从而，一个个的诀窍，音乐的、建筑的、语言的，油然而生，或者，某些已经迷失的趣味和才能又重新归来，譬如欣赏鲜花、研究化学、辨别材料、叙述故事、舞文弄墨、驰骋舞场，或是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去周游世界……虽然，这些技能决不会改变一个人在自然标尺上的等级，然而，却会让他的生活丰富起来，让时光不再寂寞无聊，尽管在感觉中生命依然如故。最后，这些暗示和趋势会凝聚于某个方面或某个系列之中。每一个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量地吸收食品和力量，让自己成长为一个新的中心。然而，新的才能却迅速地汲取活力，速度之快如雷霆闪电，以至于不再为那些兽性功能留下足够的精气，甚至于不足以维持人体的健康。长此以往，如果同样的天赋又在第二代身上出现，那么，健康必然地日渐萎缩，生殖的能力也与日俱损。在人们出生之时，造化就已经决定了，有的人偏重于精神，而另一些人则偏重于物质――在那些同母异父的兄弟身上，这种背道而驰的目的格外地引人注目。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用高倍放大镜观察的话，在胚胎期，我们就可以辨别出弗劳恩霍法先生或卡彭特博士的党派：这一位是辉格党人，那一位属于自由土地派。印度人说道：“命运无非是前世的所作所为。”谢林有一句更加大胆的陈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某种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永生永世皆如此，而决非是现时如此。”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在个人的历史中，所有的叙述从来就只是关于他个人品质和情况的叙述，他清楚他自己不过是他现世生活状态的参与者。东西方思维中的这种极端的巧合，不过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曾富有诗意地试图举起这座命运之山，试图将这种源于种类局限性的专制特征与自由意志加以调和。政治，与生理有关那些最强大而有力的思想，总是储存在大多数人的身上，而且，总是在那些最健康强壮的人和最刚健有为的民族身上找到自己的化身。我们的政治大多与生理息息相关。时不时的，会有一位富豪，他青春勃发，信奉给人以最大自由的信条。在英国，这似乎成为了一条雷打不变的规律，那些交际广泛的大富豪们，在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总是牢牢地站在进步阵线那里，然而，一旦行将就木，他们就会停止前进的把戏，召唤所有的人马，扼杀那些前进的人们，从而成为可恶的保守主义者。所有的保守主义分子并不是在他们的暮年格外地喜欢这样，我们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缺陷。他们为自己的身份和本性所拘禁，在这种无形的拘禁中，他们的意志和战斗力逐渐地消失殆尽。他们因世袭的奢侈而生来就是生活中的残疾者，是可怜的跛子和盲人，他们只能像老弱病残者一样，消极地抵御着人生的风风雨雨。但是，强悍的天性、粗犷的边民、新罕布什尔的巨人、拿破仑们、伯克们、布鲁厄姆们、韦伯斯特们、科苏特们是不可阻挡的爱国者，除非他们的生命奄奄一息，除非弱点、痛风、瘫痪、金钱这些人生的腐蚀剂抓住了他们，扭曲了他们。那些最强大而有力的思想，总是储存在大多数人的身上，而且，总是在那些最健康强壮的人和最刚健有为的民族身上找到自己的化身。选举也许是依据着常衡制来进行的。假如你能够在某个城镇中随意挑选出100位辉格党人和100位民主党人，让他们走过干草磅秤，用迪尔伯恩发明的弹簧秤称一称他们体重，计量一下他们各自的吨数，或许，你就能确切地预言哪一个党派可以赢得选举。总而言之，这总算是决定选票的最佳方法，那就是把市政委员或市长和副市长们放到干草磅秤上去。力量和环境自然之书是一部命运之书。它不停地翻动着巨大的纸张，一页，一页，又一页，从不回转。如果我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那么，有两件事情是无法忽略的，那就是：力量和环境!从每一次相互关联的发现之中，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鸡蛋的一切就是另一个气泡。即使500年之后，那些未来的观察者更敏锐了，或者，他们的显微镜更加精密了，但他们也只能在他们所观察的那个鸡蛋中发现另一个气泡。在动物和植物的组织之中，情况就是如此：初级的力量和抽搐所起的作用就是新的气泡、气泡……这可真够人受的!是呀――可这就是暴君一般专横的环境。奥肯曾认为，一个处于新的环境中的气泡，一个生存在黑暗中的气泡，就成为动物；而如果它生存在光明之中，那么就会成为植物。生存在动物的母体之中，气泡要经受千变万化，这些变化最终会揭示出那些一成不变的气泡中所包含的神奇的能力。如果这样，那么，这气泡也就会对鱼、对鸟，或者是对四足动物的头、脚、眼、爪开启自身，就像无所不能的魔法师向观众打开他的工具箱。环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本性，而本性，就是你所能做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因为，有两种东西时刻环绕着我们：环境和生命。过去，我们认为，一旦我们进行思考，那么，正面的力量就是一切。现在，我们聪明多了，我们知道，反面的力量，或者说环境，也占了一半的力量。本性是残酷暴虐的环境，是迟钝的大脑、暗藏的毒蛇猛兽、岩石般沉重的颚骨；它是无法避免的活动，是暴力的趋向；它是一种工具的限定性条件――譬如火车头，在它熟悉的轨道上，它可谓马力十足，效用强劲，可是，一旦脱离了它所熟知的轨道，就只能带来无边的灾难。又譬如雪橇，它既是冰雪之上翱翔的翅膀，也是地面上囚禁生命的枷锁。自然之书是一部命运之书。它不停地翻动着巨大的纸张，一页，一页，又一页，从不回转。它放下一页，那是一片花岗石岩层；随后，1000年眨眼之间就随风而逝了，这就是说，又一页自然之书翻过去了，那就是一片板石石床；再过上1000年，那会成为一层煤炭；再过上1000年，那就是一片泥灰和泥土：植物的形状开始出现了。它展示的第一批动物形象丑陋，面目狰狞：植物形动物、三叶虫类和鱼；随后登台亮相的，就是那些恐怖的蜥蜴类动物了――那都是些原始粗糙的物种，在它们的身上，它只画出了它未来雕像大致的轮廓，同时，它也把它未来君主美妙绝伦的形象隐藏在这些沉重的怪兽之下。沧海桑田，大地陆沉。行星的表面逐渐冷却，逐渐干燥。物种不断改良、进化，终于，人类呱呱坠地了，混沌的大地也终于睁开了混沌的眼睛。然而，一旦一种种类的生命达到了极限，它就从这个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永不回归。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它们总是在一定条件的局限下发生、发展的，但是，它们却是现在可以生存的最好的东西。部族的历史也是一部等级史：某个部族总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而另一个部族则垂头丧气，连连败退。这一切，和阶级的重重叠叠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可以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牢牢地占据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每一片海岸和每一个市场，垄断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贸易。我们欣赏、赞美自己家族中这一支系所展现的那种强健、好胜的习惯。我们总是在追随着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费尽心机，决心消灭犹太人，但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徒劳无功。看一看诺克斯(Knox)，这位令人反感的卤莽的作家，告诉了我们多少难忘的真理啊，尽管他喋喋不休，语气尖刻。看看他在《种族残篇》中辛辣苦口的结论吧：“自然尊重纯正的人种，而非杂种。”“每一个种族都有它自己的自然环境。”“将一块殖民地同其种族分开，它就会日渐衰落，如同一棵被人忘却的沙果树一样退化、衰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出这幅画的色调了吧?德国和爱尔兰的芸芸众生，同黑人们一样，在他们的命运中也有着大量的鸟粪。他们坐着船横渡过大西洋，坐着马车来到美国，为的是开沟挖渠，苦干苦熬，使谷米便宜；随后，他们就安静地躺在平原上，只留下一块块青青的草地。统计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统计学是这些金刚石般坚硬的桎梏中的又一种束缚。现在，这已经成为一条熟视无睹的规则，即：即使是最偶然、最异常的事件，只要拥有足够的广泛的人口基础，也立刻会变成刻板计算的材料。确切地说出什么时候会在波士顿诞生一位波拿巴式的上尉军官、什么时候诞生一位詹妮?林德式的歌唱家或一位鲍迪式的航海家，这的确有些困难，然而，依据20亿或2亿人口的意见，某种模糊的精确性似乎可以以此获得。像那些迂腐的学究一样确定某些特殊发明的日期未免轻佻可笑，因为，它们的成功都是经过了不下50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实验之后而确定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机器，根据他自身的原理而制作的那些变形，就是机器的玩具模型。每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强烈的本能就会驱使人们根据需要的程度，模仿和复制自身的身体结构，帮助自己度过困难。在茫茫人海中，要想找出真正的荷马、索罗亚斯德或门鲁，比大海里捞针还要困难；而斩钉截铁地断定土八该隐、武尔坎、卡德默斯、哥白尼、富斯特、富尔敦就是无可置疑的发明者就更加困难了，简直就难于上青天，因为，他们就像落到海水中的雨点一样，再也无迹可求。像他们这样的人太多了，成百上千：空气中到处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