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太上皇病逝，伊江阿首先写信慰问和珅而不是慰问嘉庆皇帝，可见对和珅的一片忠心。嘉庆皇帝也看出来了，很生气地说：“本日伊江阿由驿递到奏折，有寄和珅节哀办事等语。而于朕遭罹大故，并无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论，寄书唁问，自当以慰唁人子为重。在伊江阿于和珅再三劝以节哀，而于朕躬反照常，具一请安之折，转将寻常地方事件承奏，不知是何居心。昨吴熊光一闻皇考升遐之信，即专折沥陈哀悃，敦劝朕躬，情间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义。吴熊光系汉人，又只系布政使，尚有良心。伊江阿身为满洲，现任巡抚，又系大学士永贵子，且曾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者可比，乃竟如此心有膜视，转于和珅慰问殷勤。可见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唯知有和珅一人，负恩昧良，莫此为甚。”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福长安的。嘉庆皇帝很看重福长安的特殊身份，在最终处置和珅的时候，非常希望能把福长安从和珅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但福长安死心塌地，在嘉庆与他谈话时滴水不漏，拒不供认和珅的罪行。嘉庆皇帝对福长安也万分痛恨，所以亲政后连福长安一起治罪。有这样忠心之人，和珅也该知足了。第九章 当个贪官不容易尽管和珅的各种商业经营活动都是靠和珅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血干出来的，但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些活动本身还是非法的活动。虽然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不能叫作贪污受贿，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十一亿的家产一般而言，我们很多读者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和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贪官，他的家产不计其数。因此，我们的读者也就从心理上更加容易接受一些能够证明和珅的家庭如何如何富有的传奇故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影视剧的编者们也就很容易顺着我们广大读者的思路去编写一些和珅本人如何如何贪婪的故事，以满足我们广大读者对于和珅的猎奇心理。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浩如烟海的清朝的野史笔记上，记载着很多的可以证明和珅富有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我们怀疑，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我这里先说一个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很多写所谓“正史”的人都经常为了描写和珅的富有而引用的一个故事。故事中说，宫中的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把乾隆皇帝喜爱的一个碧玉盘打碎了，吓得不知所措。七阿哥的弟弟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说：“不要害怕，去找和珅，他肯定有办法。”于是，兄弟两个人找到和珅说明情况，要和珅想办法。和珅故作为难，说此物并非人间所有，我也无能为力啊。哲亲王永琮急得直哭。成亲王永瑆将和珅拉到一边谈了一会儿，和珅答应想办法。第二天，和珅就给了哲亲王永琮一个比原来的盘子还大、还好的碧玉盘。和珅手中的珍宝之多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野史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令我怀疑。根据我的考证，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应该从来没有发生过才对。为什么呢？第一，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从来没有见过和珅。在《清史稿.卷二二一.诸王七》中，明确记载着七阿哥哲亲王永琮在2岁的时候就死于水痘了。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死的时候，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1747年。3年以后的1750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和珅出生于北京。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七阿哥哲亲王永琮肯定没有见过和珅。这二人是阴阳两隔啊！第二，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也从来没有见过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倒是活得长久一些，他倒是见过和珅。但是，他应该从来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理由如下：在《清史稿.卷二二一.诸王七》中，明确记载着1823年永瑆死的时候是72岁（周岁71岁）。也就是说，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应该出生于1752年前后，他的年龄要比和珅稍小一些。也就是说，七阿哥哲亲王永琮1747年死的时候，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应该还没有出生才对。因此，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也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既然故事中的主角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从来没有见过故事中的两个配角——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和和珅，所以，我的结论是：本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珅的栽赃陷害。尽管上面的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珅的栽赃陷害，但是和珅的家产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尤其是野史上，记载和珅家产情况的有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各种说法不一。现附上三份不同出处的和珅的“抄家清单”。清单一：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十八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磐二十架；古剑两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素珠五十七盘、密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两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箸二百副、金镶象箸二百副；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桌十六张；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磁器库二间（估银一万）、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十五版、五色羽毛六百版、五色哗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件、杂色女衣四百三十七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只；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注意：本清单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应该将本清单作为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史依据。清单二：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新屋一所（六进二十二间）、花园一所（楼台四十二座）、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杂房（一百二十余间）、古铜鼎（二十二座）、汉铜鼎（十一座）、端砚（七百余方）、玉鼎（十八座）、宋砚（十一方）、玉磐（二十八架）、古剑（十把）、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十两）、珍珠十八颗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珍珠数珠（十八盘）、大红宝石（一百八十块）、小红宝石（九百八十余块）、蓝宝石（大小共四千零七十块）、宝石数珠（一千零八盘）、珊瑚数珠（三百七十三盘）、蜜腊数珠（十三盘）、宝石珊瑚帽顶（二百三十六个）、玉马两匹（高一尺两寸，长四尺）、珊瑚树十棵（高三尺八寸）、白玉观音一尊、汉玉罗汉十八尊（长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长一尺八寸）、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个）、砒玺大燕碗（九十九个）、白玉汤碗（一百五十四个）、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个）、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个）、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个）、金镶玉簪（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余枝）、金镶象箸（五百副）、白玉大冰盘（二十五个），砒玺大冰盘（十八个）、白玉烟壶（八百余个）、砒玺烟壶（三百余个）、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白玉唾盂（二百余个）、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银唾盂（六百余个）、金面盆（五十三个）、银面盆（一百五十个）、金面盆（六十四个）、银面盆（八十三个）、镶金八宝炕屏（四十架）、镂金八宝大屏（二十三架）、镶金炕屏（二十四架）、镶金炕床（二十床）、四季夹单纱帐（全）、老金缕丝床帐（六顶）、镶金八宝炕床（一百二十床）、金镶玻璃炕床（三十二床）、金珠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圆（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两（估银二十七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查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查本银二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十板、五色羽缎六百余板）、皮张库一间（元狐十二张、各色狐一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磁器库一间（估银一万两）、锡器库（共估银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七两）、珍馐库十六间、铁黎紫檀器库六间（八千六百余件）、玻璃器皿库（八百余件）、貂皮女衣（六百一十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夹单纱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棉夹单纱女衣（一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双）、药材房（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注意：这个清单选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只是关于查抄和珅的住宅和花园的结果。与我们前面抄录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总体数字大同小异。清单三：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万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共十万两）：小银元宝5.66万个，每个重100两（共566万两）；银锭900万个，洋钱5.8万元，制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珊瑚树11支，均高三尺有余，绸缎纱罗共1.43万匹，毛呢哔叽2万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又各种粗细皮5.6万张，铜锡器36.1万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家人606名，妇女600名。注意：这个清单出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我们依照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合并起来分析如下：查抄时曾把和珅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经估价的有26号，共值银约2.64亿两；未估价的83号，照此推算，又应值8.42亿两有余，全部合计约值11.06亿两。十五年财政收入抵不过一个和珅如果我们认定上述11.06亿两这个数字是真实可信的话，那和珅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呢？不同的历史学家又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15年的财政收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16年的财政收入；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20年的财政收入。尽管这些数字不太一样，但是都在15～20年间徘徊。这些数字都是如何算出来的呢？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清朝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当时满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这还真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满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动态的！我们只能采取一个基本接近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的数字。个别的历史学家认为，大清王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每年应该是6000万两左右。我们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基本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和珅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264000000÷26×109÷60000000=18.4年≈18年当然，有些历史学家习惯于对贪污犯的家产进行夸张，因此，他们在计算出和珅的家产应该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8.4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之后，不是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舍去而是升位之后再把19年这个数字进行再一次整位的四舍五入，便得出了下面这个奇怪的数字：264000000÷26×109÷60000000=18.4年≈19年≈20年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20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的计算过程。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是不能同意这种随意夸张的算法的。他们认为，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应该是7000万两左右。我们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基本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和珅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264000000÷26×109÷70000000=15.8年≈16年这就是有些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6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的计算过程。那么，15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应该说，15年这个数字与16年这个数字是极为接近的。我们可以认定，他们计算这个数字的基数是一样的：都是认为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应该是7000万两左右；都是认为计算的过程应该是：264000000÷26×109÷70000000=15.8年两个数字的关键区别只是小数点以后的数字是应该升位还是应该舍去的问题！认为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大清王朝乾隆年间的15年财政收入的历史学家认为小数点以后的数字应该舍去。原因如下：前面，我们说过，在上述三份不同出处的和珅抄家清单中，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属于野史，不应该作为考证的依据。真实作为考证的依据只能是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而这上面记载的数字与属于野史的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是有些区别的。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关于和珅家里面土地拥有数量的记载，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记载是8000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没有和珅家里面有土地的记载。当然，说和珅家里面没有土地是不可信的。因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也是有严重缺陷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关于和珅家里面到底有多少土地的考证，我们只能查阅所有关于这一时期清朝的其他可信的正史里面的记载——包括《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著作——以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进行修订。其结果是包括《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著作里面，关于和珅家里面的土地加在一起（不重复计算）也只有1200顷左右。与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记载相比，少了6800顷左右。正是因为少了这6800顷土地！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6800顷土地又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和珅的实际家产应该是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5年财政收入才是合理的。15.8这个数字里面小数点以后的数字便应该舍去。当然，由于和珅家产中存在大量的不动产和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古玩、字画等，因此，上述简单的计算也是不恰当的。想要确切地搞清楚和珅家产的折银数量是非常困难的。和珅的家产是否有这么多，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不管怎么说吧，和珅家里面的财富的数量可以有争议，但是和珅家里面有很多财富是没有争议的。与和珅同为亿万富豪的伍秉鉴曾说：“和相为人穷奢极侈，以珠佐食，家中又以黄金为器。吾日进万两，仍不能望其项背。”问题在于，和珅如此众多的财富的来源是哪里呢？只有搞清楚这些，我们才能判断出和珅本人是否是贪官。敛财是项技术活儿实际上，和珅作为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他财产的来源，应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乾隆皇帝的赏赐。也就是说，和珅财产的来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正当的合法收入。除了乾隆皇帝大量的赏赐之外，和珅敛财的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发人情财；二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三是利用吏部勒索百官；四是进行投资经营。首先，我们说说和珅是如何大发人情财的。在朝为官，重要是能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部信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总会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才多见官员巴结、勾结太监之类的事情发生，为的就是能从皇帝身边的人口中得到朝廷上一点一滴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以和珅的地位，他无疑也是追逐者的首要目标。他只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人情财。比如，1780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让和珅发了不少的财。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五次南巡。此前刚刚投靠了和珅的泗阳县县令国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信中说乾隆皇帝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祭孔之后一定会途经泗阳县（今属江苏省宿迁市），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应在距离县城东边50里的地方。和珅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的垂青。国泰马上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在和珅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行宫。乾隆皇帝祭祀过孔林、孔庙后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县境时，果然发现了这座优美别致的建筑，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修建得非常好看，令乾隆皇帝顿生世外之感。乾隆皇帝当即命和珅召见国泰。国泰面见皇上，从容应对，和珅又在一旁赞不绝口。两人博得龙心大悦，马上降旨擢升国泰为道台（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国泰感恩不尽，立即给和珅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员知道和珅略施小计就让国泰擢升为道台之事，心中也兴奋不已，纷纷主动送礼给和珅。从此事中可知，和珅为官有他“好”的一面：他为国泰无偿地提供了一条消息，让国泰抓住了升迁的机会，国泰升迁后一定会回报和珅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也不会觉得和珅收受他的礼品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和珅又是怎样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的呢？从28岁起，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而户部的职责就是管理天下钱粮。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可以”，为什么呢？真的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和珅在利用这个职务进行贪污。我见过一个有关和珅在此任上进行贪污的野史笔记。说的是清朝时规定京师统一在崇文门征税。崇文门监督一职，一向被视为第一等肥缺，自乾隆朝始，任此职者，多为皇帝之亲信重臣。粗略统计，在乾隆朝，即有大学士傅恒、舒赫德、阿里衮、福长安等亲贵大臣兼任过崇文门监督。而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这8年内，崇文门监督一职，则由皇帝的宠臣和珅连续出任。和珅呢，他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也很严格：所有往来的商人、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考生也都一律要收税。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省长）陆中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地进城。他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他才得以进城面见皇帝。进城之后，他又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有的人就认为和珅是在利用职权在这之间进行贪污。在这里，我有几个想法需要说明：第一，在户部尚书任上，和珅是否贪污过无从查考。我们刚才所说的山东布政使的事来源于“野史”，一是不足为凭；二是即使事情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是和珅用人不当，不能证明是和珅贪污——毕竟那是和珅下属的行为。第二，说实话，担任户部尚书，每天看着那么多的钱，钱啊，从自己的手中进进出出，如果缺乏了监督机制，要想做到不贪污，也实在是太难了。除了户部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颜料库、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珅虽然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了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拿来由自己控制了。上述这些，都为和珅贪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利用吏部勒索百官也是和珅进行敛财的重要手段。和珅从32岁起长期担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而吏部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勒索百官。当然，也有那些真的跟和珅较真、不想被和珅勒索的人存在。朝廷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地方上的大臣进京的时候，一般都会携带一些珍稀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有一年，有个名字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天的越南）前线回京述职。总督被称作“封疆大吏”，掌管一省或几省的行政和军事，是朝廷中的大官，一般都是由皇帝极其信任之人来担任。他们在朝中的地位颇高，一般的官员对他们都非常敬畏。话说孙士毅前往金銮殿面君，在宫门之外偶遇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个东西，就向他要来一看。原来那是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儿，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儿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见和珅竟然当面索要，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如实说道：“此物原为进献皇上的礼物，而且下官已经向皇上奏明了，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和大人，不过下官便不好向皇上交代了，望和大人见谅。”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我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孙士毅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被搪塞过去了，谁料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手拿一个鼻烟壶对他说：“孙大人，我也请你看一个鼻烟壶，比你那个如何？”孙士毅一见大惊，和珅手中所拿的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珅得意地笑道：“孙大人不必惊讶，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孙士毅经由此事明白了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此后对和珅再不敢有半点儿不敬。想一想也是，你回京述职，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带些礼品回来，却不给直接提拔你、管理你的人事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带些礼品回来，也是不太像话。从这点上来说，和珅索要贿赂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之常情吧。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和珅收受贿赂的情况。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面，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两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唯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中堂大人。”虽然这两件事情属于“野史”，不足为凭。但是这类事情在和珅身上肯定发生过，这一推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主动索贿的，更有主动行贿的，而且主动行贿的还大有人在。张杰、汪虹在他们的著作《和珅传奇》上提到，向和珅行贿的高官，闽浙总督福长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贵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宗室寅著、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在其中。该书还提到和珅索贿、行贿的两件具体事实：和珅妻子死后，两淮盐政徵瑞送去助葬银20万两，但和珅嫌少，要他再送缎匹珍宝，结果合计送了40万两；皇太极长子豪格爵位可世袭，传到曾孙辈时，应由直系蕴住之子承袭，但蕴住的侄子永锡为了夺取爵位，把两处铺面送给和珅，托他在乾隆皇帝面前说情，和珅接受贿赂，满足了永锡的请求。最后，和珅还通过商业经营活动扩大了他积累的资产。有的人认为，和珅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都是靠贪污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其实，这大错特错了。和珅的钱财，很多都是靠他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取得的。在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中，为和珅带来最多财富的还是兼并土地。野史上说他有8000顷的土地，但和珅有史实可查的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共有1266顷。不过，无论如何，和珅个人拥有很多的土地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甚至在东北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他的土地中，一部分来自乾隆皇帝的赏赐，另外的绝大部分就是和珅自己出钱购的。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土地。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发生后，很多地主都不愿再保有土地，纷纷把土地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大下跌。和珅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入了大量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在买地过程中，和珅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珅，而不是和珅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低于市价了，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珅所有了。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或者不想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财产。和珅为了敛财，还经营着几十家当铺。除了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外，和珅还经营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杠房、鞍毡铺、小煤窑。此外，他还购置了80辆大马车，搞起了长途贩运。在当时的社会，在人人都看不起商人的背景下，虽然和珅身居高官，但他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就这一点，连嘉庆皇帝也骂他是无耻小人。问题在于，大清朝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搞各种商业经营活动的。清朝对旗人有这样的规定：旗人不得从事农工商业，只能“读书习武”，读书只能读皇帝指定的书籍，习武则还要定期考试。每年，皇帝要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木兰围场”进行满、蒙文武官员都要参加的射箭比赛，不及格的要罚俸、革职。不能从事农工商业，旗人要靠什么赚钱养家呢？他们能生活得下去吗？这个旗人绝对不需要担心。清朝对旗人采取“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其目的就是使旗人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为皇权服务，以巩固统治政权。但是，这种政策也造成了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这种“优养”政策的实行不但没有阻止旗人汉化和八旗军队腐化的趋势，反而日渐成为困锁他们自身的樊笼。总而言之，尽管和珅的各种商业经营活动都是靠和珅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血干出来的，但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些活动本身还是非法的活动。虽然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不能叫作贪污受贿，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敛财这一点上，和珅的确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为此费尽了心机，当时所有能想到的敛财途径几乎全被他涉足了。当然，也有一些事情是很难区分和珅具体是用了什么手段敛财的。就如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时候的一件事。乾隆皇帝在第六次南巡之前，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汪如龙已经是扬州境内的一个地方官员了。话说汪如龙收到了和珅的快马密信，随信寄来了“香妃”的图形，告诉汪如龙可以按图形中的样子为乾隆皇帝找寻美女，如若办成这件事，定会有好处。原来，乾隆皇帝后宫中原有一名贵妃，深得乾隆皇帝喜爱，被封为容妃，因她不仅天生丽质，美貌绝伦，而且天生体内有异香，所以人称“香妃”。容妃原是回疆进献来的美女，后来回疆大、小和卓部起兵叛乱，乾隆皇帝派出大军镇压。乾隆皇帝对叛邦之女容妃也不得不日渐疏远。皇帝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南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宝月楼”，并将宝月楼比作月宫，楼中的容妃就像幽居广寒宫的嫦娥。日渐抑郁的容妃很快就过世了，乾隆皇帝很是伤心。和珅正是感觉到了这一点，才命汪如龙寻遍江南，一定要找出一个形容酷似容妃的女子，以解皇上的忧烦。和珅密信的到来，无异于给汪如龙打开了通往财富和权力之路的大门。乾隆皇帝南巡驾临扬州，果然对汪如龙找到的这个女子非常珍爱。从那位女子那里，年迈的乾隆皇帝回想起已飘零远逝的青春，感到很久未有的温暖和幸福。汪如龙被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官职立刻得到了提升。为此他还特地送给和珅20万两白银，乾隆皇帝也更加信任和珅了。和珅心想，对待汪如龙这样的人，必须能够以威势强制于他，不然一定不能去除掉他的野心。于是，和珅私下召见汪如龙，一见面就摆出了一副严肃的表情，仿佛满怀怒气，令汪如龙心中忐忑不安，原有的骄矜、狡猾立马去掉了一半。进而，和珅又忽然对他说道：“恭喜先生讨得皇上如此的欢心呀！”嘴上说着“恭喜”，一双眼睛却如同结了一层寒冰，气势逼人。汪如龙越发不知所措，静静地等待着和珅的教训。只听和珅怒斥道：“你可知罪！对皇上惑以美色，致使君王不朝，论罪当斩！”汪如龙顿时大惊失色，双膝跪倒，口中忙称罪不止，乞求和珅能网开一面，说自己早已心仪大人，定当好好敬奉。和珅闻听，觉得自己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这才缓缓舒展开紧蹙的双眉，换上了一副和气的表情。汪如龙深深感到自己虽然富甲一方，诡计多端，然而，在大清朝的天下，自己还是命悬一线，和珅才是真正能翻云覆雨的人物，如若能死心塌地依附于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忠心，日后定会鸡犬升天、官运亨通。汪如龙经过和珅的这一番威慑，将原有的跃跃欲试之心尽数收敛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和珅手底下做一名爪牙。为了向和珅表明白己的忠心，他将家里祖传的一幅名画送与和珅，还在画中夹带了一张银票。汪如龙的苦心自然没有落空，很快就再度升官为炙手可热的两淮盐运使。从上述和珅敛财的几种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应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贪官！和珅真的是太有钱、太爱财了。他敛财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里也太高明了。他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清朝的利益。应该说，嘉庆杀他，不冤。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乾隆皇帝不杀他呢？难道一代明君乾隆皇帝会对和珅的贪婪一无所知？如果明知和珅贪婪，为什么不提醒和珅或索性杀掉和珅呢？难道乾隆皇帝是真的离不开和珅吗？其实诸位有所不知，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当时的贪污之风已经蔓延全国了。与其自己去收拾局面，还不如等自己的儿子继位后再杀一儆百来得痛快。这样，也好迅速确立未来新皇帝的威信。和珅现在的贪婪，只是给自己的儿子进行储备而已。那么多钱，他又不会花掉，放在谁家还不一样？究竟为什么嘉庆皇帝一亲政就将和珅杀掉了呢？难道真的是和珅太过贪婪这么简单吗？第十章 揭短是有风险纪晓岚绝对不是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群中的一员。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珅同流合污而已。这个御史真厉害我们在前面谈到王亶望案件的时候曾经说到，《乾隆王朝》与《铁齿铜牙纪晓岚》两部电视连续剧关于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事实的真相居然与这两种说法又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乾隆王朝》与《铁齿铜牙纪晓岚》在很多问题的阐述上面，都是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且事实的真相也居然与这两种说法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贪官污吏的处理问题上面，还表现在对于其他正义人士的描写上面。在《乾隆王朝》中，正义人士包括了和珅、阿桂、刘墉、纪晓岚、钱沣等人；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义人士包括了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等人；在其他作品中，正义人士似乎还包括了刘墉、王尔烈等人。其实，我们读者也知道，这些电视连续剧本身就是戏说，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不应该当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电视连续剧这类的文艺作品，虽然高于生活，但是却也源于生活。因此，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很多问题都应该有其出处，应该还有些真实的东西存在。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我们大家比较认同《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和珅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的话——我也赞同这一观点——那么，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等人当中哪些是真正的与和珅斗智斗勇的勇士呢？哪些人不是呢？还有哪些真正的英雄还在等待各种影视剧作品戏说一番呢？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讲到的内容，和珅如何与他的对手相处。在与和珅发生真正的较量的人当中，应该说，较量的成功者为数甚少，失败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英雄不多，烈士不少。我们首先以一个成功者开场。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得宠于乾隆皇帝，曾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聚敛了巨额财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将和珅玩弄权术、施展淫威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朝中官吏大都惧怕和珅的权势，或趋炎附势，或惧而避之。但是，也有那个不怕死的、也有那个不惧和珅淫威的。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形象——烧车御史海升。在《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海升是纪晓岚的部下。剧中说，海升看不惯和珅的所作所为，又拿和珅没有办法，所以以和珅的家人非法乘坐和珅所拥有的一品官员的大轿为借口，在街头公然放火烧毁了和珅的大轿，从而给纪晓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多亏了纪晓岚铁齿铜牙，巧妙地周旋过去。而同样一件事情，在《乾隆王朝》中，却又完全变了味道。《乾隆王朝》第24集和第25集里面，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和珅先是帮助所谓的清官普道昭升了官，而且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又给所谓的清官普道昭题写了一个字——“廉”，以提醒普道昭为官应该永远清正廉明。湖北中丞李矩璨得知此消息后，也向和珅求“廉”字，结果却遭到了拒绝。这个湖北中丞李矩璨怒火中烧，发誓要报复和珅。事有凑巧，和府的管家刘全恰巧非法乘坐和珅所拥有的一品官员的大轿，结果被李矩璨发现，李矩璨借机火烧和珅大轿，并抓捕了和府的管家刘全。后来，李矩璨在和珅的淫威之下，被迫释放了和府的管家、和珅的救命恩人刘全。在真实的历史上，放火烧毁和珅大轿这件事情还真的发生过。不过，放火烧毁和珅大轿的人既不是纪晓岚的部下海升，也不是向和珅求“廉”字遭到拒绝的湖北中丞李矩璨。放火烧毁和珅大轿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被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称为“烧车御史”的谢振定。谢振定，字一斋，湖南湘乡人。他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为人刚直不阿，早就不满和珅的横行不法，立志要杀杀和珅的锐气，灭灭和珅的威风。主子得势，奴才也嚣张。一次，和珅的一个宠奴乘坐一辆豪华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路人见是和珅家的车子，都怒而视之，远远回避。这个宠奴是否是和府的管家刘全，正史上没有记载，只是说他是和珅小妾的弟弟。此时，正在巡城的御史谢振定，恰遇这辆建造、规格远远超出许可的马车疾驰而来，他马上下令命人将车上的人带来。来人来到谢振定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呵斥谢振定。旁边的护卫告诉谢振定，这个人是和珅的手下，他的姐姐还是和珅的一名爱妾，平日横行惯了，劝谢振定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和珅的家奴根本不把谢振定放在眼里，全然不理，骂完之后照样全速前进。谢振定怒不可遏，大喝一声：“给我把这奴才抓起来！”随着谢振定一声令下，随从立刻快马追赶，将这个家奴从车子里揪下并摔倒在地。谢振定令剥去他的衣衫，痛加责打，并当众烧掉了那辆豪华的车子。围观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正史上记载，和珅得到这一消息后，暴跳如雷，认为这是谢振定成心跟他过不去，第二天就指使心腹罗列罪名弹劾谢振定。后来，谢振定还真为这件事被罢了官。但谢振定不畏和珅权势、火烧和珅华车的事迹传遍了京城。从谢振定被弹劾罢官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这里利用了他官场游戏规则中的一条——要在平时建立好自己的关系网。当他遇到一些官职比自己低很多的边缘人物，如谢振定之流捣乱的时候，便由关系中的这些“朋友”来出面处理，这为他省去了许多麻烦。话说几年以后，乾隆皇帝死去，和珅失去靠山，早已怀恨和珅并觊觎其财富的嘉庆皇帝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半个月后他被赐死狱中。而后，谢振定也被重新起用。正史上还记载，谢振定有两个儿子，长子曾考中进士，出任河南裕州知府，道光皇帝曾接见过他。接见时，道光皇帝听他叙述完家世，曾说：“你原来是‘烧车御史’的儿子。”从此，谢振定“烧车御史”的美名便传开了。谢振定的家乡湖南湘乡的人们则称谢振定的后代为“烧车谢家”。“烧车谢家”现在在湖南湘乡还有很多后代。而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出现的英雄形象海升，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不过，他从来没有过火烧和珅华车的英雄壮举。历史上只记载了他的一个杀妻案例。正史上记载，军机章京（军机处的普通工作人员）海升因为素来与妻子不和，一怒之下殴杀了自己的妻子，却上报朝廷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说军机大臣阿桂袒护海升。当时，和珅也是军机大臣，但是资格却远远不如阿桂，而且两个人又素来不和。所以，和珅一见陷害军机大臣阿桂的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教导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那么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珅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自己的姐姐报仇，于是欣然同意。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作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便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借口，辞官归隐，一走了之。最终的结果是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怎样奈何阿桂，阿桂只是被罚去了一年的俸禄（也就是薪水、工资）。和珅只好妥协，继续与阿桂同朝为官。在《乾隆王朝》中，挟私报复和珅的小人湖北中丞李矩璨，《清史稿》上没有相关记载，我不知道他的事迹。别跟和珅斗智斗勇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除了有我们刚刚讲过的“烧车御史”谢振定之外，还有御史曹锡宝（1719～1792年）。曹锡宝的官职是御史。御史相当于什么官呢？就相当于地方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曹锡宝也想扳倒和珅，但是他知道没戏。他想，我敲山震虎，我弹劾你和珅的家人，吓唬吓唬你和珅。我每天搞调查，天天追着你们家的奴才，我调查调查你和珅家的奴才怎么样了。别说，还真让他查着一个事。谁的事？就是刘全的事。作为和珅家的大总管，刘全不但能够在乾隆、嘉庆两位皇帝的圣旨当中多次出现，而且还居然能够进入到《清史稿》中，刘全也算是沾了和珅的光了。话说刘全是和珅家里面的大总管，曹锡宝发现刘全的房子违制。什么叫违制呢？我们到北京，您看，四合院所有的门都不一样大小。有的门很小很小一点点，有的门则很大；有的门口三开的，有的门是两开的，有的门是一开的；有的门上、把手上有红的青铜器，有的是五个的，有的是七个的，肯定没有九个的。九个的那是皇上的家！数字是官位的象征，越多的代表官位越高。曹锡宝调查发现，刘全家的门宽了，房子高了，刘全用的车，有三匹马。和珅可以，和珅的奴才就不行了。你刘全用车可以，你只能一匹马，为什么？你是奴才啊，你不能驾三匹马，你驾三匹马，皇上驾几匹？曹锡宝发现这个事以后，马上给皇上写奏折。皇上当时在哪儿？皇上在避暑山庄过七十大寿。咱们前面不是讲了吗？他正在避暑山庄接待人家班禅六世，和珅在那儿陪着当翻译呢。结果，曹锡宝刚想从北京动身，还没动身，六百里加急的密信一送，人家和珅就知道这个事了。谁告诉和珅的？是曹锡宝的同乡、和珅的亲信吴省钦。吴省钦知道曹锡宝企图弹劾和珅的管家刘全这件事以后，连夜就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到那儿就汇报给和珅。和珅连夜赶回北京训话，告诉刘全得怎么做，然后和珅就回去了，一夜之间，所有事情都办好了。曹锡宝呢，他还在那儿磨蹭，还没走到密云呢。这办事效率赶不上和珅呀。等曹锡宝到了承德，和珅不干了。和珅找到乾隆皇帝，曹锡宝弹劾和珅家的奴才刘全，和珅就在底下看着。等曹锡宝说完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那儿信誓旦旦地说：“皇上，我管理家臣不严，很有可能出现这种事。我天天忙这个，忙那个，我没有时间管理我的家臣。我的家臣很有可能犯此错误，我希望您亲自审判，对他严加惩处，杀一儆百。就从我开始，您就审我和我的家人。”审什么啊？一审不要紧，人家刘全这儿什么事都没有。人家刘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就到承德了。刘全还说：“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知道皇上您勤俭持家，勤俭治国，勤俭办事，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是奴才，我再怎么着也不能忘记我奴才的身份。您瞧，我哪儿有车，我天天走，您看我走得这身汗。”这刘全在皇帝面前装得别提多像了。最后乾隆皇帝没办法，教训曹锡宝说：“你曹锡宝就是公报私仇，甭说刘全那儿没有你说的这事，即使有也是应该的。办多大事，和珅得陪我办这个事，和珅该办的事，在北京该办的事都得刘全去办，超点儿制怎么了？得罪你了？应该的。”最后，曹锡宝弹劾不成，自己反被革职。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纪晓岚与曹锡宝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当曹锡宝要弹劾和珅的时候，纪晓岚虽然为朋友担心，但也仅仅是以宋人的《咏蟹》诗相赠：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这句诗的意思是说，现在弹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书，弹劾和珅。结果乾隆大怒，要将曹锡宝治罪。此时的纪晓岚再也不像上次救卢见曾那样，尽心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皇帝面前竭力表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结果由于他表现得过于露骨，反而使乾隆皇帝认为纪晓岚正是幕后指使者。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出，纪晓岚绝对不是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群中的一员。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珅同流合污而已。为弹劾差点丢了性命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除了“烧车御史”谢振定和御史曹锡宝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礼部侍郎尹壮图。说到尹壮图，我们还要先从和珅创设“议罪银”制度谈起。和珅在乾隆一朝，对朝政的最大的改革也许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官员，即使没有犯错，也会先交上几万两银子，为日后未雨绸缪。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不说，和珅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然而，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礼部侍郎尹壮图。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生年不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书乾隆皇帝，向乾隆皇帝直言“议罪银”制度为朝廷带来的不利。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中有详细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千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唯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奴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他上书说：“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蒙皇恩浩荡，不立即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也有一些官员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胡作非为。即使那些清正的官员，也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有府库亏空等案件，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恶行。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很严格，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乾隆皇帝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下诏书说：“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皇帝的意思是让尹壮图指出他们所说的事实何在。《清史稿》中还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这实际上是对和珅执掌大权十多年以来，贪污营私，贪赃枉法，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控，请求皇上能否派出大臣下去调查清楚。乾隆皇帝看了以后更加气恼了。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的“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更是让和珅也愤恨不已。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皇帝感到和珅言之有理，又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充塞过去，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珅对这件事仍旧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皇帝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皇帝也首肯了。皇帝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会用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在尹壮图还未出发之前，和珅已然做好了铺垫，将事情筹备得万无一失。等待着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和珅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说他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做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严格控制尹壮图的行动，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横生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以下令的方式约束他。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珅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珅，才做到了知府。他接到和珅的密报后，把户部铜厂、锡厂里的白银拿来挪到大同的官库之中，做出了整整齐齐、不缺分毫的样子。等到庆成与尹壮图来了，明保对尹壮图恭恭敬敬，但是在接待上却是粗茶淡饭，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请大人不要见怪。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才把庆成邀到家中，预备下奢侈的宴席加以款待，灯红酒绿，宴饮无度，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查验府库自然是一无所获。尹、庆一行继续前行，以后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切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在一旁。一到晚上，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馆驿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他满心愤懑，却也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词，实是捕风捉影了，没有真凭实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向乾隆皇帝请求回京后处罚自己。乾隆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又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隆“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与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在这种情势下，尹壮图只好说：“沿途绝没有见到商人、百姓有什么不满情绪，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的罪名关进了大狱，判处斩刑。后来，乾隆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了，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才又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与尹壮图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官场游戏规则中的一条——对于一些重要的对手如尹壮图之流的弹劾，如果弹劾内容会涉及许多官员的前途问题，就要动用所有力量，精心准备，设计陷害对手于不仁不义，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有意思的是，在尹壮图案发之后，纪晓岚曾经打算为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关键时刻也要丢车保帅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还有曾经弹劾过国泰的御史钱沣。钱沣（1740～1795年），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钱沣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国泰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皇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他先是任泗阳县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上一时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您说，这样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还别说，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过可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1782年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乾隆皇帝一想，呦，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不会吧？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找个人问问吧！找谁呢？还是找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问问吧！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均为封疆大吏，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