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二号人物-6

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被邀请的老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乾隆皇帝第一次举行千叟宴时,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当时被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已有141岁。乾隆和纪晓岚还为这位老人作了一个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上联中,花甲重开是两个甲子,两个甲子是120年;“三七”是21年,加起来正好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70年,再加1年,正好也是141岁。此对堪称绝对。千叟宴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乾隆太上皇的最后一次千叟宴就是这次大清朝的禅位归政大典。一共有全国各地的5000多位70岁以上的老者参加。这里的问题在于,乾隆太上皇举办千叟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达到提倡尊重老人、孝敬老人的目的,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第二,可以表明乾隆皇帝的功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首肯;第三,可以表明在乾隆皇帝统治的60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这叫一举三得。但是,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是一个大问题。和珅别出心裁,调来了1550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下面燃烧的木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地烘托出喜庆气氛。正月初四,千叟宴如期按照和珅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宴会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单凭这一壮观的景象,和珅的名字便足以载入史册了。挺棒的吧,多暖和啊,多红红火火啊,这才叫禅让大典。咱都知道,北京人爱吃火锅,全国哪个地方的人不爱吃火锅?为什么爱吃?怎么流传出来?那是乾隆太上皇的禅位大典,全国所有的高寿老者都领略到了乾隆太上皇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照顾,全国所有的高寿老者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乾隆太上皇的恩德,从全国所有的高寿老者那里传到了全国各地。和珅的这一安排,为和珅赢得了天下盛誉,令乾隆太上皇大为满意。然而,这次千叟宴结束后,乾隆帝又以太上皇身份继续掌控了3年朝政,直至驾崩。随后,嘉庆皇帝即位。于是,这次宴会便成了乾隆王朝的结束。第六章 成熟的政治家和珅与马戛尔尼之间的几次会面都不算愉快,但马戛尔尼在其回忆录中仍数次称赞和珅,称和珅为“中国首相”,称赞其是“成熟的政治家”。对和珅甘拜下风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乾隆时期,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交由和珅全权处理的。他凭借他的机智与语言天赋,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事务。在这中间,他与大英帝国使臣马嘎尔尼的斗智斗勇尤其出色。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朋友一定会问:此前的中国,与大英帝国没有什么来往啊?马嘎尔尼使团此次来华,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有着什么样的企图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简单回顾一下大英帝国的发展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英国,是中国人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简称。其中,不列颠又被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部分。其实,一开始,这是几个互不统属的政权。早在公元前,原来居住在地中海的伊比利亚人、皮克特人和凯尔特人,先后来到不列颠。1世纪到5世纪,英格兰东南部为罗马帝国统治。罗马人于408年撤走后,欧洲北部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相继入侵并定居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英格兰地区)。7世纪,英格兰地区开始形成封建制度,许多小国并成七个王国,争雄达200年之久,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829年,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最终统一了整个英格兰地区。1066年,来自法兰西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了英国人,此后,不断有更多的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和其他人来此定居。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威尔士虽然常常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堡垒。然而在1282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1536年和1542年的联合法令,则把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当初住在苏格兰的大多是皮克特人。6世纪,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如今的阿盖尔地区定居。洛锡安住着英格兰人,而威尔士不列颠人则继续北上来到斯特拉思克莱德。9世纪时,苏格兰各地区联合起来抵御北欧海盗。在整个中世纪,当时强大的君主国英格兰一直威胁着苏格兰的独立。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之后,由伊丽莎白一世的远亲、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来到英格兰后,被称为詹姆斯一世)继位。到1707年,由于意识到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会带来益处,英格兰和苏格兰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不列颠议会,苏格兰仍然保留自己的司法制度和宗教社区。1169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发动了对爱尔兰的入侵。此后不久,爱尔兰大部分地区都落到了“盎格鲁—诺曼”权贵手中。但在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几乎没有在此直接行使管辖权。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对爱尔兰造反者发动过一系列战役。1607年由于抵抗运动失败以及领导人出逃,乌尔斯特变成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聚居地区。最终,在大英帝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访问不久之后的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为一体。至于英格兰本土,1588年,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第一次在整个大西洋地区树立起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1640年,英格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5月19日,英格兰被宣布为共和国。1660年,王朝复辟。1668年发生“光荣革命”,确定了君主立宪制。至此,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确立了他们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这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英国殖民者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还通过海上劫掠、贩卖奴隶、殖民战争等,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另外,18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盛行。圈地运动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形成庞大的无产者队伍,提供了大生产所必需的大量劳动。与此同时,工场手工业时期还积累了大量的生产技术知识。到18世纪中期,英国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由于英国国内外市场扩大了,商品销售量随之增加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到了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终于首先在英国发生。所谓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阶段到工厂大机器生产阶段的一个飞跃,它是生产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又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过程首先从棉纺织工业开始。这是因为棉纺织工业是当时新兴的工业,受旧习惯的束缚比较少(如棉纺织业没有成立行会组织),对于新方法的采用较为容易。另外,当时棉纺织业比较集中,不像毛纺织业那样分散,因此也比较容易改变为机器化的大生产。在棉纺织工业的技术革新中,纺纱和织布各个环节相互促进。其中最突出的发明分别是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的水力织布机。随着纺织机器的发明,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厂兴建起来了。纺织生产的机器化推动了动力机器的革新。1785年,瓦特改进和制成新的蒸汽机,将其投入使用,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纺织工业的技术革新,促使采煤、冶金、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和机器的使用。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铁资源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工厂越来越多,壮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手工工场时代,与手工工场并立的是行会手工业作坊。工厂制度建立之后,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逐渐被挤垮。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业资本家大量增加并逐渐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无产阶级也正式形成。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兴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推销商品,到全球各地抢占商品市场,强占原料产地,加紧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掠夺,造成了当地的贫困和落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与此同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也猛烈冲击着旧思想和旧制度。正是在英国发生了“静悄悄的”工业革命,为了进一步开拓东方市场,大英帝国的乔治三世国王,派遣了以乔治.马嘎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的使团访华。1737年出生于爱尔兰的乔治.马嘎尔尼,于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1764年,乔治.马嘎尔尼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1775年,乔治.马嘎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乔治.马嘎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乔治.马嘎尔尼的兵力就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乔治.马嘎尔尼便回到了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乔治.马嘎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职位对乔治.马嘎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不过,乔治.马嘎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乔治.马嘎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爵士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这次他担任乔治.马嘎尔尼使团的秘书兼代理、乔治.马嘎尔尼缺席时的全权特使。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13岁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吧。1792年9月26日,乔治.马嘎尔尼率领英国的三艘战舰——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朴次茅斯港起锚。他们的目标,是遥远的中国。在这三艘舰上,装载着大英帝国送给中国的乾隆皇帝的众多礼物。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乾隆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乾隆皇帝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此时的乔治.马嘎尔尼,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希望能同中国建立贸易通商关系,打开中国的大门,开拓新的、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1年),朝臣就下令关闭了宁波、漳州等几处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与外国通商,极大限制了中外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英国的产品迟迟不能大面积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英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这一次大规模出使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新局面。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七百余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嘎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让对手不战而退当中国方面接到英国人的信时,也几乎是在乔治.马嘎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乔治.马嘎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皇帝已经80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乾隆皇帝贺寿来了。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北上,并于1793年8月5日(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廿三日),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地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作“贡”。乔治.马嘎尔尼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辞和礼仪。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后,乔治.马嘎尔尼一行七百余人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可在接待的过程中,大清王朝的钦差大臣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对英国人的行为十分震惊。要知道,这精美的晚宴不是总督而是皇上恩赐的,这些英国人不问问就吃,胃口极好。中国人本以为他们也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菜上来时跪倒在地。钦差大臣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随后在给热河的奏折中悄悄地提了一笔: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这后两字“叩首”是表示磕头的固定说法。但不拜倒怎么“叩首”呢?这两名大文豪把西方式的脱帽和中国式的头捣地两种不同概念糅合成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表示虔诚的隐喻来说明马嘎尔尼是恭恭敬敬的。身为理藩尚书、全权负责接待事务的和珅,敏锐地感觉到了奏折中关于“叩首”中存在的问题,立即提笔写信给钦差大臣和直隶总督,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他在信中写:向闻西洋人国俗不知叩首之礼。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和珅还进一步说明,如果马嘎尔尼真先磕了头,事情也就完了;假如他只是低头,那就应该告诉他,他应该遵守一切朝贡者甚至藩属国国王觐见皇帝时都应遵守的礼仪。和珅要求马嘎尔尼及其所有随从在将来面见乾隆皇帝的时候要按照中方的礼仪行跪拜大礼。1793年8月9日,乔治.马嘎尔尼一行离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与中国礼部官员在礼仪上发生争执。乔治.马嘎尔尼依然认为,自己是代表大英帝国前来的“钦使”,不同意行这么重的礼节。中国政府中的多位官员同英使交涉都无功而返,就连和珅亲自出面说服教育也是无济于事。乾隆皇帝震怒异常,立即发布圣旨。圣旨中说道:此次英吉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托病不到,止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珅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预备,俟照例筵宴,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王大人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几凳,令其旁坐。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求进贡件已谕知徵瑞不必收接代奏。俟其在寓所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徵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将此谕令知之,钦此!1793年9月2日,乔治.马嘎尔尼一行又离北京赴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途中参观了长城。1793年9月13日,乔治.马嘎尔尼使团一行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并同其就礼仪问题再度发生争执。这一次,英使见了和珅之后,在和珅的建议下,采取了折中的主意,在农历八月初十乾隆皇帝万寿节庆典之前,先举行非正式会见。这时,英国公使可以按照英国礼节,行单膝跪拜礼,但等到乾隆皇帝万寿节庆典之际,他们必须按中国规矩,三拜九叩。为此和珅专门制定了一份详细缜密的礼仪程序表呈递给乾隆皇帝御览。臣和珅谨奏:窃照英吉利国贡使到时,是日寅刻,丽正门内陈设卤簿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附,侍卫仍照例在殿内内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三五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等恭逢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此向上行三跪九叩头号礼,毕。其应入座,王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三米,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音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尝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于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尝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从和珅的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气势汹汹的英使面前,最大可能地保障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让乾隆皇帝感到高兴。乾隆皇帝又立即发布了新的圣旨。圣旨中说道:昨因英吉利国使臣不请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遭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很快,接见仪式就按照和珅设计的那样,于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顺利结束了。有关这次庆典,中国史书记载:“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嘎尔尼,副使贡斯当等入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贝勒贝子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后面还附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尽诚。”觐见后,乾隆皇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嘎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随之而来的谈判过程中,更显示出了和珅的机智和巧言善变。英国使节在觐见乾隆皇帝之后,就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如下要求: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第二,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第六,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关于情报工作,他们提出: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乾隆皇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对英使已经仁至义尽,就派和珅去打发他们回去。1793年9月21日,乔治.马嘎尔尼一行回到北京。此时,和珅得到报告说英国人因远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经病了三人。下面这段文字是浙江巡抚长麟(爱新觉罗氏,字牧庵,满洲正蓝旗人)报告英国人患病的原文:臣渡洋至停泊夷船之定海县。据夷官回称:“我们前蒙贡使代奏仰沐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唯因病人尚未痊愈,恳恩准令暂缓数日。”臣验明病夷尚有二十余名,现在医治未痊属实。臣若催行迫促,不唯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矜恤尔等至优极渥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贡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吗庚哆嘶欲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已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忭之情动于词色。觉得时机已到的和珅便以此为借口,企图和蔼地打发乔治.马嘎尔尼一行回国。乔治.马嘎尔尼一行来华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当然不能轻易回国,他说了几句表示谢意的话之后,就拿出了原本早已拟好、现在又经过修改的条约,共有如下的六条:第一,准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贸易;第二,准许英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第三,在舟山附近给英人一个小岛,以供他们停泊船只,存放货物;第四,在广州附近也设立这样一个小岛;第五,免除或减少英国由澳门贩入中国货物的关税;第六,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照章纳税。和珅接过乔治.马嘎尔尼的文书后,不卑不亢地说:“足下不是想在我中国国土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吧?”乔治.马嘎尔尼连忙说:“不是,如果贵国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商量。”和珅接着说:“贵国要求使用中国的土地又不许我们设防,这样的事怎么可以拿来商量呢?”一句话说得乔治.马嘎尔尼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了。和珅见气氛有些僵化,便立刻命人拿来乾隆皇帝赐予英使的礼物一件向马嘎尔尼说其妙处,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礼物,再加上和珅的巧舌如簧,把乔治.马嘎尔尼乐得不知所以,早把刚才的不愉快忘记了,将条约的事搁到一边,暂且不提。和珅等离开英国公使驻地后,马上把他们的要求呈报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这些要求一概拒绝,并且回复了乔治三世一封信。原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赍,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意大利)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富有四海,唯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唯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和珅领会了乾隆皇帝的意思,对英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1793年10月7日,和珅召见了乔治.马嘎尔尼。向其宣读了乾隆皇帝的圣旨: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骁谕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妥协办理,勿任借词稍有逗留。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唯当禀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斤。长麟查出从前乾隆二十一年该国夷商曾至宁波贸易拖欠铺户银1.5万余两未偿,已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毋庸与之交易,借可杜勾引之弊。此事向未闻之,长麟所查甚为周细。若该贡使等向松筠恳请置买物件,当谕以尔等夷船现在宁波停泊,已准就近酌买茶叶丝斤,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致违天朝体制。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极观已经严行管住。著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乔治.马嘎尔尼还在做垂死挣扎,再次草拟曾向和珅宣布过的照会。全文如下: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第一,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第二,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第三,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第四,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第五,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第六,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和珅把乾隆皇帝回复英国的国书交给他,示意他马上率团回国,马嘎尔尼无奈只好带领着庞大的使团回英国向女王复命去了。1793年10月7日,懊丧之余的乔治.马嘎尔尼一行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因为,他们的舰队在那里已经等待多时了。乾隆皇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嘎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皇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唯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乔治.马嘎尔尼一行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东部中国之后,11月9日,乔治.马嘎尔尼一行抵达杭州。12月9日,乔治.马嘎尔尼一行抵达广州,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十九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随后,乔治.马嘎尔尼一行离开广州,两广总督在广州送行。乔治.马嘎尔尼一行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对乔治.马嘎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皇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下来中饱私囊。在这次旅行中,他对中国人从满腔的热情转到极端的蔑视。回到英国以后,他同乔治.斯当东爵士一起,用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来华回忆录《纪实》的写作。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在《纪实》中,乔治.马嘎尔尼对中国做出了评价和预言,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康乾盛世”的神话,看出“康乾盛世”背面的败亡之兆。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所以无可避免地,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但是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是,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从而,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非常不幸的是,不足半个世纪后的1840年,乔治.马嘎尔尼的预言就被证实了。虽然和珅与马嘎尔尼之间的几次会面都不算愉快,马嘎尔尼在其回忆录中仍数次称赞和珅,称和珅为“中国首相”,称赞其是“成熟的政治家”。第七章 只在红人手下工作年纪还不太大的和珅最起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兄弟两个人要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出人头地,应该做到文武双全,才能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要想做到文武双全,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兄弟二人就必须有分工、有协作。兄弟搭配,干活儿不累提起大贪官和珅的家庭,我们的观众就会有一种直觉:他的家人里面,如果不像是传说中的纪晓岚给和珅的题字一样——“个个草包”——都是凭借和珅的官势和权威为生的话,那也一定应该是一个个都是男盗女娼。总之,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这一回,您还真的说错了。据我了解,和珅家里面的人,个个都跟和珅不一样。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和珅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贪官——虽然我们还没有考证他到底是不是贪官,但是他的家人都不是贪官可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不管是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儿子,都不是贪官。第二,和珅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京官。用现在的话讲,他们都不在北京上班,都离皇帝很远很远。在和珅的家人当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弟弟和琳。提起和琳,常常使我们史学工作者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与他的哥哥和珅完全不同。哥哥学文,弟弟学武;哥哥据说是个贪官,弟弟可从来都是清官;哥哥到处得罪人,弟弟到处替哥哥擦屁股。更为奇怪的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居然一生关系都很好。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一起长大的亲兄弟,一起读的书,一起参加的工作,为什么在工作以后会有如此多的不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二人有如此的不同呢?下面我们就来解答这些问题。根据《清史稿》上的记载,和珅有一个弟弟,而且仅有一个弟弟,没有哥哥。关于和珅的这个弟弟,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两次。第一次讲和珅的这个弟弟,我们是在叙述和珅3岁时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谈到在和珅3岁这一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的家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他的母亲在生和珅的弟弟的时候难产死了,他的弟弟活了,他的母亲却死了。话说到现在,有的读者就会问啦,和珅他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呀?叫“钮祜禄.和琳”。“钮祜禄”是姓,“和琳”是名。后面的内容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直呼其名为和琳。第二次讲和珅的这个弟弟是在叙述和珅求学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珅9岁,他弟弟7岁。那年,他们上了一所北京最好的学校——咸安宫官学。有的读者又会问啦,和珅与他的弟弟和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想到,和珅与他的弟弟和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和珅能够很好地照顾他的弟弟,和琳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听他这个哥哥的话的习惯了。他们的关系如此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二人是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很艰难,必须同甘共苦才能出人头地;再加上和珅是兄长,毕竟比和琳大一些,因此从小就懂得照顾他的这个唯一的弟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上学了。他们在咸安宫官学上学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是否一样呢?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国家高级干部培训学校,是一所官员后备学院,更为准确地说,它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高级行政干部管理学院。这所学校在乾隆年间大量招收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在这所官学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名门显贵之后,那一定是达官子弟。在当时,咸安宫官学的名声要比景山官学高得多啦。像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这样的“穷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应该是很少的。他们能够上得起这所学校,也是受益于他们的父亲福建副都统常保。常保在把这两个孩子送到这里上学后不久就死于福建副都统任上了。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介绍过,和珅与他的弟弟在这所学校里面经常受气;我们还曾经介绍说,和珅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很多别人所不具备的知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和珅掌握了四种语言:满语、蒙古语、藏语和汉语。那么,和琳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哪些知识呢?与他的哥哥学到的是否一样呢?您还别说,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还真都是很有心计的人。在和珅的安排下,他们哥儿俩在学校里,还真是有分工、有合作呢。他们兄弟二人学到的东西还真的是有同有异呢。相同的是,在学校里,他们兄弟二人从来不像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游手好闲、恃强凌弱。他们兄弟二人从来不与这些公子哥儿们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们兄弟二人总是互相帮助,共同刻苦学习各种文化礼仪知识。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互相帮助、刻苦学习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如果这条道路走不通,那就没有什么道路能走得通了。不同的是,经过和珅的分析,两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各有分工、各有侧重的。因为年纪还不太大的和珅最起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兄弟两个人要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出人头地,应该做到文武双全,才能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要想做到文武双全,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兄弟二人就必须有分工、有协作。就要有人学文、有人习武。那么,谁来学文、谁来习武呢?和珅懂得下面的道理:严格说来,学文、习武,各有利弊。学文的益处是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弊端是很难做到迅速地出人头地,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百无一用是书生”嘛。习武的益处是只要认真努力,就可以迅速地出人头地;弊端是随时有生命危险。和珅经过反复权衡,还是做出了如下决定:和珅自己侧重于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和乾隆的诗文笔体,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科类,尤其是为官之道的内容;和琳则侧重于学习各种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科类,尤其是军事院校学习的内容。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侧重于,不是仅仅学习这些。有的读者听到这里就会产生新的问题了:和珅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安排呢?是不是因为和珅贪生怕死,就不顾及自己的亲弟弟的死活呢?话可不能这么说。和珅之所以要做出如此安排,是有着深思熟虑的。他觉得,一是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又相貌堂堂,非常招人喜爱,很适合凭借自己的相貌优势与人打交道,因此适合学习文科;而自己的弟弟不但相貌差一些,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和珅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战事发生,习武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和珅还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家里家外的诸种可能性才做出了如此的安排的——虽然这种考虑事后证明还是有很大问题的。正是因为兄弟二人的刻苦好学,所以他们也很招人嫉恨。开始的时候,这些公子哥儿们还敢欺负他们家贫,经常捉弄他们两个人。可是后来毕竟因为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也真是做到了所谓的“文武双全”,还是有些真本事的,所以这些公子哥儿们也真是奈何不得他们,就只能做些给他们起起外号之类的事情。这些公子哥儿们给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起了什么外号呢?“书蠹”呗!“书蠹”就是“书虫”的意思,就是骂他们死读书、书呆子嘛。虽然当时在咸安宫官学里面学习的一些公子哥儿们不太喜欢他们兄弟二人,可这里的老师们都非常地欣赏这对刻苦好学的兄弟呀。欣赏这对刻苦好学的兄弟二人的人物里面,有我们所熟知的人吗?有啊,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曾经担任过刑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的人——英廉——不但看中了和珅,而且还把自己唯一的亲孙女嫁给了和珅吗?除英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看中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吗?尤其是有什么人看中过和琳吗?有啊,多了去啦。最为著名的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袁枚(1716~1797年)是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他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颇有政绩,但40岁即主动解甲归田,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隋氏废园。隋氏废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故改名为“随园”。袁枚留下的文学著作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作为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作为文学家,他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他的笔记小说《子不语》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齐名。此外,他的《随园食单》,是清朝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为和珅两兄弟所感,赋诗颂扬他们:“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这首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主要的认识有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袁枚对于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说他们中的一个能擎天(肯定是日后的和琳啦),另一个要捧日(肯定是日后的和珅啦),平分秋色,都是国家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嘛。有的读者就会问啦,呦,这首诗是不是大诗人袁枚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人生达到鼎盛时期的作品呀?是不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而写作的呀?您还真的想错了,袁枚的这首诗,还真不是袁枚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人生达到鼎盛时期的作品,还真不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而写作的;而是袁枚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尚在咸安宫官学里面学习的时候就写成的。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出生于1716年的袁枚要比和珅大35岁,早在和珅出生前11年就考中了进士。更为重要的是,他只当了10余年的官就辞官归隐不干了,那个时候,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还没有出生呢!从那时直至1797年他82岁去世,这50年间他一直拒绝为官。以他的人格,还不至于沦落到拍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马屁的程度。有的读者又会问了,这个袁枚是在什么情况下赋诗颂扬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呢?前面我们讲到了袁枚只当了10余年的官就辞官归隐不干了,他又喜好旅行,又爱交朋友。根据袁枚的上述特点,我分析这首诗应该是袁枚到北京看望他在北京的老朋友的时候写就的,他的老朋友应该是在咸安宫官学任教的老师,这个老师应该不但教过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而且应该很欣赏他们。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袁枚对于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评价稍有不同。袁枚当时实际上已经看出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并据此预言出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将来不同的前途。这实际上已经替我们初步解答了一些心中的疑问——为什么亲兄弟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造成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学文的人性格容易变得内向,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人际关系,用来算计别人;学武的人则相反,他们必须外向,更加注重与他人在武功上的真实切磋,而不会把大量时间用在算计人上。这就是造成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未来的性格如此不同的重要原因。另外,和珅要比和琳的年龄大一些,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弟弟像自己一样。这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有的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百万富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想法是一致的。从袁枚诗中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在这所学校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为他们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里有人好做官经过在咸安宫官学的学习生涯,厚积薄发的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已经具备了为官处世所有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了。应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机会很快就来临了,首先是和珅被吏部录用,承袭了祖先留给他们家的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职务,正式踏上了仕途。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祖先留给后代的世袭职务,只能由一个人承袭。所以,和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职务后,和琳就不能再承袭这个职务了。但是,很快,和琳也被吏部录用,他以满洲文生员笔贴式这一职务开始了自己的官宦生涯。“笔贴式”是满语,意思是“办理文件、文书的人”,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工作。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速度较快,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由于和琳工作认真细致,政绩卓著,所以更是理所当然地不断升迁。此时的和珅已是乾隆身边的一个红人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和琳在和珅的帮助下更是如鱼得水了。和珅是怎么样帮助和琳的呢?其实,由于和珅在咸安宫官学的内容侧重于文科,又比他的弟弟大几岁,所以为人处世的经验要比他的弟弟和琳多一些。正因为如此,与他的弟弟和琳相比,和珅更加懂得在官场中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现在我们通常称为“官场厚黑学”。在和珅看来,这些官场中的游戏规则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全力以赴伺候好当时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在当时来讲就是乾隆皇帝。要掌握乾隆皇帝的喜怒哀乐和个人好恶,要利用各种时机在乾隆皇帝面前充分展示兄弟二人的才华,这样才能达到迅速出人头地的目的。上述这两种游戏规则,正是和珅本人的强项,在此游戏规则指导下,和珅做出的实际行动,我们在前面领略过一些。此时的和珅认为,自己已经出人头地,现在自己的弟弟和琳还暂时帮不上什么忙,倒是自己应该帮和琳一把。但是,自己应该如何帮助和琳呢?和珅想到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二条。第二,要想迅速升迁,就要充分依靠当朝权贵、国家的股肱之臣的力量。和珅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和珅心想,在当时的朝廷中,最为乾隆皇帝信任的满洲大臣就要数当时任军机大臣的阿桂和当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二人了。因此,若把和琳放到当时最为有本事、最让皇帝放心的大将阿桂或福康安手下,和琳最容易成功。因此,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两个人搞好关系,让和琳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和珅的这个希望会实现吗?很难实现!为什么呢?与阿桂和福康安这两个人搞好关系?在他们的手下顺利工作?这是非常困难的,简直难于上青天。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两个大臣不但非常正直,而且很有些本事。先说阿桂。阿桂(1717~1797年),字广庭,号云岩,姓章佳氏,原籍满洲正蓝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父亲阿克敦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很受乾隆帝的器重。他自幼聪敏过人,“闻人谈史事,即了了,能记其大略”。雍正十年(1732年),16岁的阿桂入官学读书,两年之后补为禀生。乾隆元年(1736年),为副榜贡生,随后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1738年),阿桂中举人后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长期戍守西北边疆。阿桂一生屡统大军,运筹决策,用兵持重,为清帝所器重,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定伊犁、讨缅甸、平定大小金川,战功赫赫,封诚谋英勇公。再说福康安。福康安(1754~1796年),字瑶林,富察氏,清满洲镶黄旗人。他是经略大学士傅恒的第三子,乾隆皇帝的嫡后孝贤皇后的侄子。因为福康安是富察家族的子孙,乾隆皇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早殇的嫡子端慧皇太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的影子。乾隆皇帝追思爱妻娇儿,便把富察氏的嫡侄接入宫中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以求安慰。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他更是被乾隆皇帝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宠臣之最。福康安19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的身份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福康安还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但生活奢侈,他统率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兵营之中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但乾隆皇帝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乾隆皇帝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乾隆皇帝早就想封福康安为王,让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便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作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皇帝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皇帝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阿桂和福康安二人长期征战在外,可以说是出将入相,样样都能,是国家的股肱之臣。这样的人,是一点儿也看不上那种靠钻营起家的人的——尤其是和珅这样的每天都在家里研究乾隆皇帝的诗文笔体的人。他们认为官场中的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应该是全力以赴忠于皇帝而不是伺候好皇帝,为人臣子的就应该在战场上为国立功,而不是每天都想着如何讨好皇帝。可以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里还有些赳赳武夫的味道,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二是这两个大臣素来看不上和珅这样的在朝廷中没有根基的人。各位读者,您想啊,军机大臣阿桂,比和珅大33岁,其父阿克敦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阿桂又是乾隆三年(1738年)的举人;福康安的父亲是乾隆朝的大学士,福康安的姑姑又是乾隆皇帝的皇后,福康安则是乾隆皇帝的内侄。俗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谋”。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能轻易看得上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吗?所以,依照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身份和行事的习惯,他们只要能够做到不得罪阿桂和福康安这两个人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呀。没有根基的人,你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做到迅速升迁吗?三是在不久前,和珅又刚刚与阿桂闹了些矛盾。矛盾从何来呢?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境内发生苏四十三(撒拉族、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首领之一)领导的人民起义。乾隆皇帝下令派一些将领带兵征讨,随后又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前往督师。阿桂身体不舒服,敦促和珅先行。和珅到达甘肃之后,军中的战将瞧不起他,也不听他调遣。等到阿桂到达甘肃之后,和珅向阿桂告状,说这些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不置可否,立即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意思是说,我怎么看不出来谁不听调遣呀?您说应该杀谁呀?后来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迅速调和珅先于阿桂回到京师,严厉地谴责了和珅一番。和珅从此才知道阿桂的厉害以及阿桂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位置。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心想,如果把自己的弟弟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就能达到一石三鸟的功效:首先,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和琳就能迅速出成绩,就能迅速升迁。您想啊,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和琳迅速干出成绩、迅速升迁的话,我们兄弟二人就可以出将入相,万无一失了。其次,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和琳还可以替我监视他们的行动,可以随时为我通风报信,让我干什么事都能提前有个准备,我也可以更快地升迁。最后,我们兄弟二人性格不同,处世方式不同,就如同唱戏的那样,一个演红脸,一个演白脸,一唱一和,互相扶持。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他还可以替我解释解释,替我为为人不是?因此,和珅迅速地利用时机把和琳派到了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问题在于,和琳能够适应在阿桂手下工作吗?阿桂又会如何对付和珅的弟弟和琳呢?抓住对手的软肋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当官已经几十年了。况且,他的父亲又是三朝元老,几经宦海沉浮。在他父亲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给阿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父亲曾经有好几次因为被一些特别年轻的官员弹劾而被削职为民。因此,阿桂从他父亲的经历中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像和珅、和琳这样现在很年轻的、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忽视别人。他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从阿桂临死前说过的话里分析出来。他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您看,阿桂明明是想除掉和珅,可是直到阿桂临死的时候,连这句话他都不敢说,只能委婉地说是“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多么可悲啊!对于阿桂的这一点认识,其实和珅也有同感。只不过文人的和珅对此理解得比作为武将的阿桂更加深刻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而已。在和珅的心目中,这应该属于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三条:轻易不要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皇帝看中的、有真才实学的、像阿桂、福康安这样的国家的股肱之臣。如果已经不小心得罪了的话,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真心去弥补回来。正是因为和珅与阿桂都有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虽然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阿桂肯定会接受和琳在自己的手下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接受你不等于给你发展的机会。和琳在阿桂手下的工作干得会如何呢?阿桂会给和琳大力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吗?这就要靠和琳自己了。前面我们讲过,和琳与他的哥哥和珅的性格完全不同,思维方式、办事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正是这一点帮助和琳迅速得到了阿桂的肯定。这种在各个方面与和珅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也正是阿桂能够把和琳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兄弟俩对于官场游戏规则第三条的认识程度比阿桂要深刻许多,所以在和珅的帮助下,和琳在阿桂手下,工作不但干得相当漂亮,而且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甚至干得比阿桂还要出色一些。在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的和琳有两件事干得都很漂亮。第一件事,处理盛住贪污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受乾隆皇帝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阿桂赴浙江查询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盛住与福康安的父亲一样,也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乾隆皇帝的小舅子是很多的啊!盛住呢,他在进京朝见皇上时携带大量贵重财物,被御史窦光鼐(乾隆七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发现,向乾隆皇帝参了一本。乾隆皇帝当然想包庇自己的小舅子,可又不能做得太过火。和珅深解圣意,向乾隆启奏,派自己的弟弟和琳与阿桂一同去处理。此事的最终结果是:阿桂办事过于认真,被乾隆皇帝责罚;和琳办事妥帖,被乾隆皇帝升为湖广道御史。一年多之后,盛住又被乾隆皇帝重新起用,官复原职。第二件事,处理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假公济私,借进京之机顺路用官船运送私人木料给福康安。此事本来是小事一件,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想抓住这次机会来打击福康安,于是由和琳向乾隆皇帝弹劾李天培。乾隆皇帝正想整顿吏治,于是派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前往调查、处理此事。此事的最终结果是:李天培被流放到边疆;福康安也因纵容部下被乾隆指责,罚总督俸禄三年;和琳迅速地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署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从这两件事的处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习惯都完全不同。但是刚刚这两件事,兄弟二人的想法为什么却又惊人的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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