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安排了这两步棋，只需坐下来看好戏，但贾皇后灵感一来，心想坏事要做就做绝。于是她又在辅政的名单中加上了太保卫瓘，这一招看似随意，却是添花妙笔。卫瓘，字伯玉，先朝老臣，早在文帝时就已被委以重任。当年邓艾、钟会讨伐蜀汉，出任监军的就是卫瓘，钟会图谋造反割据蜀中的时候，幸亏有卫瓘临危不乱，用计平定了叛乱。卫瓘后来又多次出守方岳，先后都督关中、徐州、青州、幽州诸军事，入朝后又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高官显职，“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封卫瓘为公爵，以卫瓘之子尚公主。卫瓘功勋重臣、家势显赫，遭世人羡慕，也招来了杨骏的忌惮，因此在武帝末年被废黜。现在贾皇后重新起用卫瓘，在表面上是遵循先帝的遗愿，由重臣与宗室夹辅王室，其实是一石三鸟。第一只被瞄准的鸟是楚王，他将被更加有力的排挤出权力中枢。试想，一个是叔祖，另一个是两朝元老，两人从政的年纪都比楚王的年龄长一大截，以后楚王的话语权就更小了；第二只被瞄准的鸟是汝南王亮，虽然已经有了下邳王与东安王，但他俩是宗室疏族，并且都是后辈，制肘的力量不大。卫瓘是现存朝臣里资格最老的、声望最高的老臣，给汝南王这么平庸的领导派一个他无法驾御的精明副手，估计两人都会很憋屈；第三只被瞄准的鸟是尚未知情的卫瓘，贾皇后想要杀他。贾皇后有充分的理由想杀卫瓘。当初反对司马衷为嗣君的群臣中，卫瓘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是贾皇后眼里最阴险的一个。当年武帝突发奇想，设了考场测试太子的应对能力，幸亏有贾皇后帮着作弊才蒙混过关。武帝拿到太子的答卷后，笑吟吟地拿给卫瓘过目，卫瓘“大踌躇”，朝臣们才知道这场考试是卫瓘出的险招。一计不成，卫瓘还不死心，又多次明里私里进谏“太子不令”，每次都吓出贾充一身冷汗，他偷偷传话给当时还是太子妃的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这对父女对卫瓘忌恨无比。即使抛开司马衷不论，贾皇后也有理由恨卫瓘。当年武帝给太子选妃，贾南风的最有力竞争者就是卫瓘的女儿。武帝一度钟意于卫瓘的女儿，还作出了比较，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虽然最后在杨艳、荀凯等人的帮助下，贾南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妃，但是被公然说成“丑而短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卫瓘老奴实在可恶，竟敢把女儿生得“美而长白”，可不是该死？史书上说“贾后素怨卫瓘”，现在有个借刀杀人的良机，贾皇后当然不会错过。更妙的是，仅从表面上看，卫瓘的复出表现了贾皇后胸襟开阔、不计前嫌。贾皇后要微笑着将卫瓘推向断头台。二、飞来横福宣诏的使者从官道上奔驰而来，秦王司马柬收拾行装，黯然上路。从洛阳传来杨骏倒台的消息，秦王柬就知道，他留在长安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这份招他赴洛的诏书，完全在意料之中。诏书中，皇帝哥哥很诚恳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并且表示京城有骠骑将军，加侍中、录尚书事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非他莫属。惠帝还让他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这份荣誉曾经被赏给立有大功勋的羊枯、杜预，也曾经赏给被武帝猜忌的齐王司马攸。秦王柬不想去琢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他的母亲姓杨，所以他不可以再占据被称为“天下形胜之地”的关中。接替秦王柬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先是叔祖梁王司马肜，然后是另一个叔祖赵王司马伦。关中以及关中以西的雍、秦、凉三州，是汉族、羌族、氏族、卢水胡等杂居的地方，也是晋朝最先起动乱的地方。在梁王、赵王都督关中期间，羌族、氏族叛乱频起，关中民不聊生。无数流民背井离乡，向南涌入蜀中，重重冲突之后，有氏族枭雄李雄割据蜀中，成立伪朝；为了镇压李雄，朝廷在江南大肆征兵征粮，结果官激民变，又引发荆州张昌叛乱。天下之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八王之乱”未波及江南、蜀中诸郡，但是蜀中最先分崩离柝，江南三度发生叛乱。追溯起源，不得不怪罪于梁、赵二王的统驭无方，也不得不怪罪于中枢用人不当。这是后话，容后详表。秦王柬到洛阳之后进位为大将军，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干涉朝政。秦王柬在洛阳战战兢兢，整日忧虑，他屡次要求还藩，回到关中的秦国去，但他的请求如泥牛入海。半年之后，秦王司马柬突然死去。史书上未记载死因，只写道：“元康元年九月甲午，秦王柬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他的皇帝哥哥也十分悲痛，下诏“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秦王柬生前死后，都享受了与他叔父齐王司马攸相同的待遇。与秦王司马柬的心情截然相反，汝南王司马亮在赴洛途中，绝对是兴高采烈的。晋朝人把意料之外得来的东西叫“傥来之物”，汝南王就被一个天大的傥来之物给砸晕了。所以，他没有去仔细推敲这一份诏书，他也没有在意身边人的议论纷纷，他是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这份诏书的不合理之处：“嗯？为什么辅政大臣没有一点兵权？”说完全没兵那是歪曲事实，汝南王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多少兵呢？一百骑兵加一千亲兵，作用相当于仪仗队，这是惠帝给汝南王的优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卫瓘也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同等待遇，武帝时他就被特许拥有一百亲兵，现在惠帝给他增拨至一千。这种肱股大臣才能获得的浩荡皇恩羡煞旁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不知是否可以很恶意的揣测，这是观众贾皇后为了增加打斗场面的观赏性，而有意布置的背景。不管怎么样，即使反应迟钝如汝南王，也看出来靠这一千兵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让自己说话更有分量，必须手里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拢禁军，他老人家宣称要“论诛杨骏之功”，统计了参与政变的禁军将领人数，然后大手笔，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还有人在先帝灵柩前大赏群臣笼拢人心来着。接下来还有眼熟的，还记得那个尚书左丞傅咸么？当初劝过杨骏不要滥封滥赏的那位，现在他已迁官为御史中丞了。傅咸写信给汝南王，劝诫汝南王不要走杨骏老路。傅咸说，这次政变应该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殿下却如此滥行封赏，“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会使大家以后都希望国家有乱事，好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就很危险了，此前东安王司马繇行赏诛伐随心所欲，已经招来了不满，本以为殿下会矫正这种错误，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还十分替殿下你担忧啊。与当时杨骏的态度相似，汝南王对一切谏言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用来对付傅咸这种文官，但如果将楚王也视为空气，那就很危险了。汝南王偏偏就这么做了。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说的，“在讨伐杨骏的时候，（汝南王）远在许昌，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风平浪静了，汝南王却来抢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绪的。而汝南王不仅不安抚楚王，还插手楚王的禁脔，试图到禁军里面去拉关系，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墙角。楚王还没来得及发怒呢，汝南王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汝南王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宗师”。所谓“宗师”相当于司马家族的族长，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由于职务之便，汝南王对于司马家族内部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王司马繇，兄弟俩一向不合。东安王司马繇的为人，从他杀人如草芥就可见一斑，但是《晋书》还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辞来掩饰，说他“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言下之意，他还算是一个好人。东武公司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连《晋书》都找不到词替他掩饰，只好实话实说，说司马澹“性忌害，无孝友之行”。据说他一直眼红司马繇在外面名声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从小对司马繇的宠爱胜过他。因为这个可笑的原因，他对司马繇“恶之如仇”，经常到处造谣诋毁司马繇。汝南王当政的时候，东武公正在洛阳担任中护军。中护军手中的禁军兵权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东武公也成为汝南王要重点拉络的对象。东武公见缝插针，向汝南王进弟弟的谗言，他说：“司马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汝南王也早就想处置东安王，东安王杀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记忆犹新的。可是，东安王毕竟新立了大功，这么早就过河拆桥，汝南王还是心存顾忌。汝南王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向东安王发难，东武公就将借口送上门来了。在傅咸写给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经提到了东安王滥杀无辜，群臣有不平之声；现在连东安王的亲哥哥都看不过去，不惜大义灭亲，可见东安王确实罪恶滔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汝南王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脸，要替文鸯等人报仇雪恨。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进京辅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诏追究东安王司马繇的罪行，内容包括：矫诏、擅杀东夷校尉文鸯等。惠帝罢免了东安王一切官职，以公就第。后来听说司马繇不服判决，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论，于是又褫夺东安王王爵，废黜为庶人，发配辽东带方郡（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司马繇遭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它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掌握话语权；强者对于弱者，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个法则将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贯穿整个两晋南北朝、贯穿中华几千年一切盛世与乱世。东安王的被贬震动了楚王。楚王与东安王的关系就如当年的韩信彭越黥布，功戚一体，昔日彭越的死激起了黥布的谋反之心，如今东安王的下场肯定也会令楚王兔死狐悲。楚王也许不用担心鸟尽弓藏，但是原本就已愤愤不平的心情再被如此横拉一刀，依着楚王“狠戾”“刚愎好杀”的脾气，难免会有挥刀砍人的冲动。不过楚王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这可以看做是他成熟了，懂得了克制；也可以看做他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或者，也可以猜测为楚王有动手的冲动，但一时找不到动手的借口，毕竟没有诏命擅动京城兵马，那可是谋逆的大罪。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楚王与汝南王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而汝南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刀口上游走，他正心情大好的与卫瓘商议着如何重组政权。也许是因为洛阳城中无可用之人，也可能是汝南王不得人心，得不到群臣的拥护，汝南王觉得人才紧缺。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惠帝下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就是要从地方选拔官员入京任职。汝南王的动机一目了然，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亲信，但是这一措施必然会遭到洛阳那些京官的反感。傅咸就曾劝阻过汝南王，可惜汝南王又来个充耳不闻。如此磕磕磕碰碰地过了三个月，汝南王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在洛阳站稳了脚，他忍不住要对楚王下手了。汝南王与卫瓘决定，撤掉楚王的兵权，起用临海侯裴楷接任北军中候。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知是因为汝南王太昏庸，不知死活；还是卫瓘太精明，兵行险招。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是一个风流名士，善于清谈，可以使“左右属目，听者忘倦”，为人“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称之为“玉人”。裴楷是两朝老臣，但不是先帝的重臣，他更多是以一种名士的姿态优游于朝堂的。当初武帝抽签抽到晋朝的帝位只能传“一”，皇帝很尴尬，众臣大惊失色，谁都不敢吱声，只有裴楷侃侃而谈：“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马屁拍得高雅不俗，龙颜大悦。启用裴楷来掌管洛阳禁军，他性格好是一个重要原因。裴楷“性宽厚，与物无忤”，这样的人肯定无害、让人放心。而且更可喜的是，裴楷与汝南王、与卫瓘都是儿女亲家，裴楷的长子娶了汝南王的女儿，裴楷的女儿嫁给了卫瓘的儿子。前面说过，裴楷还有一个儿子娶了杨骏的女儿，当时高门贵第之间的政治婚姻之多可见一斑。但若说将兵权交给裴楷仅仅是为了自身安全，也许还失之表面。许多政治动作好比兰花拂穴手，看似无意缥缈，实则致命。先前说过裴楷是贾充的政敌，杨骏倒台时，裴楷险遭贾皇后的暗算，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让裴楷掌握洛阳禁军，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莫非汝南王打算一箭双雕？在拔除楚王这颗钉子的同时，埋下以后铲除贾皇后的伏笔？因此这一份任命，不仅震怒了楚王司马玮，连贾皇后也快要在幕后坐不住了。幸好裴楷本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在杨骏主政期间，他担任着太子少师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悠闲职务，现在突然一跃而起要成为北军中候，别说旁人，裴楷自己都大吃一惊。他已过知天命之年，而且身体也不好，患有“渴利疾”，就是一直感到口渴要喝水的病，现代人估计实际就是糖尿病，汉代的司马相如也患有这种病。五十病夫何所求？何必要掺和进杀戮场自寻死路？裴楷坚决推辞任命，他预料到内乱将起，为了避祸，他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惠帝于是任命他去襄阳接替楚王，做安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一计未成，汝南王就打算蛮干，蛮干的策略很老套，当年武帝就曾玩过。汝南王直接上书惠帝，“奏遣诸王还藩”，矛头还是指向楚王，想赶他出京城。贾皇后得知这一份奏折高兴坏了，这就是压垮楚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贾皇后也使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把这份奏折交与朝臣廷议。朝臣们看到这一份奏折，脸色全都变了，此时乱表态站错队，小心日后万箭穿心。所以大家都噤口不言，只有卫瓘站了出来表示赞成。那天朝堂上，楚王的脸色肯定阴沉得可怕，他已经忍无可忍，他仇恨的眼色已经锁定汝南王、卫瓘两人。贾皇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已经成功的把火苗点上，现在只要轻轻煽点风，那烈焰就要冲天而起了。三、洛阳六月又飘血汝南王已走到人生的尾端，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由谁、在何时打开这扇末日的大门？答案竟然是卫瓘。他原本要惩办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想到这个小人物是碰不得的导火索。这个小人物叫岐盛，曾经与杨骏关系不错，现在改投在楚王门下，担任楚王舍人。岐盛据说人品不好，“薄于行”，卫瓘“恶其为人，虑致祸乱”，所以打算将他收捕治罪，不料风声走漏了。岐盛情急之下狗急跳墙，小人物的能量可一点都不小，他与同僚、楚王长史公孙宏商议之后，决定替楚王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俩找到了风头正健的积弩将军李肇，假称是楚王派来的代表，向惠帝秘奏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要造反。李肇收到秘奏，急忙回宫禀报，《晋书》上说“后不之察”，意思是说贾皇后没有察觉这是岐盛与公孙宏小人作祟，所以让惠帝下诏诛杀汝南王等。贾皇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确实受人蒙蔽，这个只有天知道了。整个事件如果仔细推敲，其实布满疑云：首先，卫瓘上书请求诛杀楚王官吏，这种机密怎么会走漏？其次，李肇宿卫殿内，岐盛等人怎么可能说见就见？到底是岐盛、公孙宏主动去找李肇，还是李肇自己送上门来的？再次，岐盛、公孙宏平时“为（司马）玮所昵”，得知了危险，为何不向楚王求助，却采用如此极端的方法，将楚王往火坑里推？综上种种不合理，已经无法得到解答，只能永远沉入历史的河底。后人只知道，当天黄昏时，楚王收到了皇帝哥哥的密诏，密诏言简意赅：“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楚王此时肯定是欣喜若狂，忍了多少窝囊气，今天终于要刺刀见红了。但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楚王心中闪过一丝疑虑。楚王说，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得复奏圣上，再次请示命令。这时宣诏的黄门在历史上定格为一脸奸佞相，他故作神秘，光秃秃的下巴凑近楚王的耳朵，说道：“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皇帝给你下密诏，就是想让你衔枚而动、出奇制胜，你如果要复奏，这种机密可能就会漏泄，有违皇帝的本意啊。楚王被吓到了，心想这机会确实可能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楚王仔细查看了诏书，确定真实无误，楚王于是传令集结本部兵马，并招集北军中候麾下洛阳内外三十六军将领。楚王治军严整，诸军不久即已到位。楚王进行了一番战前动员，随后他矫诏下了两道圣旨，恩威并济。一道圣旨是罢免汝南王与卫瓘的官职，责令二人交还太宰太保的印绶、侍中的貂蝉帽，遣散所有属官，各自回到封国。另一道圣旨是赦免汝南王、卫瓘的属官，说“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最后楚王分配任务。他命令弟弟，担任步兵校尉的长沙王司马乂领兵把守东掖门；派遣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带兵去围攻汝南王的官邸，收捕汝南王；派遣另一个弟弟，担任抚军大将军的清河王司马遐率领右军，去收捕卫瓘。军令下达后，三路人马立即出动，消失在沉沉夜色里。就当汝南王等人在贾皇后欲擒故纵的罗网中被越收越紧，楚王擂动战鼓、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捕捉到了阴谋的气息。公孙宏建议楚王：“当年宣帝废黜曹爽的时候，与太尉蒋济同车前往，以增加威重。如今大王要做大事，最好也请得朝廷耆宿同往，可以震慑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邀请其同车而乘，以正出师之名。”楚王觉得有道理，所以准备拖六十八岁的司徒王浑一起下水。王浑是几年前齐王攸事件里冲锋陷阵的先锋，并因此被武帝狠狠打了一顿屁股，之后他就变乖了。王浑的父亲王昶是魏曹的司空，王昶给哥哥的两个儿子取名，一个叫“沉”、一个叫“默”，给儿子王浑取字为“玄冲”。从这一堆名字就可以看出老爷子为人处世的态度，王昶还专门写了一篇家训，告诫子侄们要内敏外恕，推逊恭让。面对楚王的邀请，王浑突然把老父的家训全记起来了。他推辞说自己突发疾病，要回府治疗，一进家门，他就急忙让家兵把大门封上，任何人不得入内。楚王被耍得没脾气，又不好过分勉强，只好作罢。第二天楚王一死，王浑立刻开门奔赴宫中表忠心，因此没受到牵连。司徒王浑靠嗅觉灵敏躲过一劫，另一个三公成员，时任司空的陇西王司马泰眼光就不如王浑。杨骏死后，司马泰统领了杨骏的营兵，他得知楚王在行动，马上集结麾下，打算响应楚王。司马泰的三个儿子：即日后的东海王司马越、南阳王司马模和新蔡王司马腾，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如果他参与了这次政变，下场肯定与楚王相似，成为贾皇后的弃子，他的儿子们必定会受到牵连，那么整个“八王之乱”历史又将改写。就在陇西王即将引祸上身的紧要关头，祭酒丁绥劝司马泰冷静，他说：“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猝，宜遣人参审定问。”这一劝救了陇西王的性命，司马泰最终没有出兵，从而躲过一劫。大概以为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汝南王不曾想到楚王竟然也会反戈一击。所以当公孙宏、李肇领着禁军包围府第，鼓噪呐喊的时候，汝南王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不理解。当时他并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惠帝给他的一百骑兵和一千亲兵都还在，帐下督李龙对汝南王说，外面这些人来者不善，请求命令发兵拒敌。汝南王慌得六神无主，不置可否。没多久，公孙宏等人展开攻势，禁军爬上府院的围墙，占据了制高点，张弓搭箭，另有一部分禁军已翻墙进入府内。汝南王一看这架势，也知道大事不妙。他很吃惊，对公孙宏说：“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公孙宏一听，这老头果然昏聩，死到临头了还没有认准冤家对头，还以为他们是宫里派来的。公孙宏这人也跋扈得厉害，他已经决心血洗这个府院，所以有诏书也不拿出来，对于汝南王的质问他置若罔闻，只冷着脸命令手下进攻。这时汝南王的长史刘准说：“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可这时为时已晚，战斗呈一边倒的趋势，不多时，汝南王司马亮以及长子司马矩都被生擒。汝南王很委屈，他仰天叹息：“我之忠心，可剖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依着公孙宏的愿望，汝南王最好死于乱兵之中，却没想到是被生擒，这就有点棘手了，公孙宏虽然是个狠角色，但是让他去亲手加害这位皇帝的叔祖、司马家的亲王、朝廷的宰辅，他毕竟还是胆怯。他都不敢，手下人更加不敢了，于是汝南王父子被安置在一辆车旁坐着，公孙宏派人去请示楚王。这一去时间比较长，等到东方既白天都亮了，请示的人没回来；日脚一点一点移向正中，请示的人还是不见踪迹。当时是六月，骄阳似火，汝南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太阳下暴晒，让人看了不由心生怜悯，有士兵把汝南王安置到阴凉处，还有人给汝南王打扇子遮阳。公孙宏心里焦躁无比，他不知道楚王会下怎么样的指令，万一楚王要与汝南王和解，那他以后就危险啦。想到这，他又不禁有点后悔，不该掺和进这权力之争。将近晌午的时候，楚王那边终于有回应了，来人老远就大声叫喊：“楚王有令，能斩司马亮者，赏布一千匹。”公孙宏闻言，大舒了一口气。“赏布一千匹”这个诱饵分量可不轻，看来楚王是铁了心要取汝南王性命的。要知道晋朝承接乱世，币制混乱，铜钱等货币并不被人信任，很多场合大家还是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来进行流通交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一千匹布是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东晋初年，整个晋朝国库的储备也不过四千匹布，东晋元帝悬赏石勒的首级也是一千匹布，汝南王的人头与敌酋同价。利益当前，那些禁军士兵露出了狰狞本相，打扇遮阳的温馨场面瞬间变脸，一群士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将汝南王司马亮和他的长子司马矩乱刀砍死。汝南王父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尸体被随意弃置在府第北门处的墙边。就在公孙宏等人进攻汝南王府的同时，清河王司马遐也领着禁军直奔太保官邸。与汝南王一样，卫瓘对迫在眉睫的无妄之灾也一无所知。当清河王手里拿着圣旨出现在官邸门前时，卫瓘和他的三个儿子卫恒、卫岳、卫裔，还有五个孙子围坐餐桌，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在吃饭。清河王是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据说他“美容仪”，幼年表现出色，所以“武帝爱之”，可惜他“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因此在这次收捕卫瓘的行动中，清河王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真正的决策权在他的助手右军督荣晦手里。楚王给清河王配上荣晦这样的助手是别有用心的。荣晦与卫瓘有旧怨，当年卫瓘担任司空的时候，荣晦是他手下亲兵的帐下督，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卫瓘斥遣了。荣晦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耿耿于怀。楚王派他去收捕卫瓘，那是借刀杀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局中局，荣晦是楚王手中的一把刀，楚王又是贾皇后手中的一把刀，大家都提着寒刃屠戮弱者，谁都不是无辜的。即使是如今已沦为的案上鱼俎的卫瓘，在二十多年前也使过借刀杀人的诡计。那是魏曹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不久，攻灭蜀汉的两大功臣邓艾与钟会，还各自带着军队驻扎在成都。邓艾这人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远逊于他的治国才能。邓艾居功自恃，与同僚关系很僵，这个缺点虽然惹人讨厌但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竟然忠诚过度，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一直盘算着要造反，因此他趁机向司马昭污告邓艾谋反。同行是仇敌，司马昭立刻命令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押送到京城来。邓艾被捕，钟会没了心腹大患，马上原形毕露造了反，但他的叛乱随即被卫瓘讨平。卫瓘诛杀钟会后，控制了蜀中局势，当时邓艾还在押解的途中，许多邓艾的老部下纷纷替主帅叫冤。卫瓘当然明白邓艾是冤枉的，但是，当初污蔑邓艾造反他也有份，卫瓘担心邓艾日后会报复，于是决定斩草除根。邓艾有个老部下叫田续。当初邓艾进攻江由，田续领着队伍没有及时跟上，差点被邓艾斩首。卫瓘知道田续怀恨在心，特意派他去追赶邓艾的槛车，悄悄地示意说：“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结果邓艾父子被田续杀害在绵竹三造亭。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心里也曾后悔。同朝为官的杜预在谈论此事时，批评说：“卫伯玉（卫瓘字伯玉）的结局堪忧！他身为名士，居于统帅之位，既没有德政，又不能御下以正。《周易》上所谓的‘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四、过河卒子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未必！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在这场政变里，楚王看似是承诏行事，是被动的。这实际是个假象，在贾皇后想利用楚王铲除汝南王的同时，楚王也想利用贾皇后，扫清他的障碍。楚王是有野心的，对此他与贾皇后心照不宣。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司马覃也被废黜，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皇嗣的帽子跳来跳去，最终还是跳到了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头上。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才达到了做嗣君的目的。但是在十三年前的元康元年，太子司马遹还没生儿子，横隔在惠帝诸多弟弟与嗣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司马遹本人。只要是司马衷做皇帝，楚王等人就还有希望，毕竟本朝是有“兄死弟及”先例的；但如果司马遹做了皇帝，肯定没有侄子传位给叔叔的道理，那么楚王等人的皇帝梦想就彻底破灭了。第二个疑问也因此解开，贾皇后的完整意思是：汝南王要废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到时候你们兄弟就彻底没有指望啦。所以，一定阻止汝南王。这就是元康元年六月的政变中，楚王对汝南王等痛下杀手的真实原因，这也是楚王被贾皇后看穿的软肋。因为这个非分之想，楚王搭上了他的年轻的性命。楚王丝毫没有察觉，随着汝南王、卫瓘的殒命，他的项上人头也已经开始松动，在某个深邃的黑暗中，贾皇后偷偷露出狰狞的微笑，按着她写的剧本，这幕戏应该要收场了，唯一还欠缺的谢幕工具，就是楚王的鲜血。第二天，楚王司马玮擅自发兵，深夜杀害辅政大臣图谋不轨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洛阳城。三个月前刚血洗过一次，难道兵祸又要降临？洛阳城内的百姓心里充满恐惧，屏住呼吸，看楚王有什么举动。宫城再一次戒严了，不愿意站错队的朝臣们纷纷赶来表明立场。裴楷赶来了，气喘吁吁神情委顿，他已被任命为安南将军，但还没来得及出发去襄阳政变就发生了，随他一起进宫的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名字叫司马羕，是汝南王的小儿子。裴楷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他昨晚的遭遇，他是如何得知楚王要兴兵杀戮大臣，他又如何预料到楚王一定会派人来杀他，然后他如何单车入城，如何在屠刀下救出司马羕，如何带着这个八岁的小孩子四处躲藏。他逃到岳父司徒王浑家，楚王的人就追到王浑家，他赶紧换地方，一个晚上换了八个地方，才侥幸大难不死。裴楷在讲，一旁的司马羕声泪俱下。朝堂上充满了悲愤之情，朝臣们个个表情凝重，义愤填膺。不久，司徒王浑也进宫来，他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裴楷控诉的真实性。最后，司徒王浑正色质问惠帝，有没有下诏命令楚王诛杀汝南王？惠帝一脸无辜，说怎么可能，汝南王德高望重、忠君爱国，并且是朕的叔祖，朕怎么可能忍心杀他？既然如此，真相就水落石出了：楚王司马玮矫诏杀戮大臣。矫诏已经是一项重罪，杀戮大臣更是罪在不赦，两罪合一，即使楚王是先帝之子，皇帝的亲弟弟，也不能免死了。楚王的罪行虽然确定，但朝臣们心情只有更加沉重。他们随即想到，楚王麾下的三十六军占领了洛阳城，宫城之外已经是楚王的势力范围。楚王没有杀进宫来，已经属于万幸。朝廷此刻哪有能力声讨楚王的罪行？朝臣们愁容惨淡，替自己的性命担忧。疾风知劲草，这时太子少傅张华让董猛传话给贾皇后，说：“楚王已经杀害了两位辅政大臣，天下威权都出于楚王了，如此一来皇帝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应该当断则断，用‘专杀’的罪名诛杀楚王，以绝后患。”这是正确的废话，现在的棘手的问题不是楚王该不该杀，而是该怎么样杀？贾皇后假痴不癫，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她问，如今这局势，诛杀楚王谈何容易？张华说有办法：“楚王矫诏擅自加害二公，事发仓促，手下将士都以为这是皇帝的意思，才跟随他。如今可以派人持‘驺虞幡’使禁军解严，必定望风披靡。”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外形像有黑条纹的白色老虎，尾巴有身躯那么长；幡是一种狭长而垂直悬挂的旗帜。驺虞幡就是绣有驺虞图样的旗幡，这是皇帝和经皇帝授权才能持有的一种幡，持幡者如同持节，可以代宣皇帝的旨意，通常用于制止干戈。惠帝于是派殿中将军王宫出宫城，手持驺虞幡，高声宣布“楚王矫诏！”另外，惠帝派车骑司马贾模领二百殿中虎贲，去拘捕楚王司马玮。驺虞幡的威力立竿见影，宫城外的禁军见到此幡，纷纷丢下武器作鸟兽散。不多时，楚王身边的人跑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贴身小厮。楚王没料到局势逆转得如此之快，惶恐中慌不择路，他坐上牛车准备去哥哥秦王司马柬那儿避难。途中楚王遇到了惠帝派来的谒者，谒者传旨令他回到武贲署的军营内等候处分。这时的楚王孤家寡人，已插翅难飞，他乖乖地回到武贲署被逮捕，被交付给廷尉议罪。惠帝下诏，说楚王司马玮矫诏杀害汝南王、卫瓘父子，又意图诛灭朝臣谋图不轨，罪恶浩天，处以斩首极刑。楚王当即被拉到城东牛马市刑场，临刑前，他掏出怀中的青纸诏书，给监刑的尚书刘颂看，哭着说：“我是奉诏行事，以为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杀汝南王等），如今竟然因此获罪，我是先帝的儿子，竟然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希望你能替我申冤。”刘颂何尝不明白楚王是遭人暗算的，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听了楚王的遗言，刘颂唯有陪着他一起哭，“歔欷不能仰视”。据说楚王行刑的时候，天地变色狂风飙起，霹雳闪过天空，雷雨倾盆而下。楚王年仅二十一岁，他平时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楚王的死讯传开后，百姓“莫不陨泪”，甚至有人为他立祠。惠帝也在楚王死后，下了一份诏书表示哀痛：“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至于惠帝是不是真的很哀伤，那只有天知道了。五、从此公卿皆姓贾元凶楚王已经伏辜，帮凶也要追究责任，公孙宏和岐盛都被“夷三族”。清河王司马遐对卫家的惨案负有直接责任，可是他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长沙王司马乂当晚领兵守东掖门，没有直接参与杀戮，却被贬为常山县王，随即被赶出洛阳，奔赴常山国。兄弟俩的待遇如此不同，原因在于司马乂是楚王的同母弟弟。被追究责任的还有一些与此次政变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比如司隶校尉傅祗，他被免除了官职，罪名是“闻奏稽留”，言下之意是听到风声没有及时禀报。司隶校尉是汉武帝时设的官名，在汉朝时职权很大，“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但到了晋朝，司隶校尉已徒有虚名，监察京畿的重任交给了河南尹，司隶校尉只对京城的治安负有限的责任。惠帝的意思是，昨晚闹出这么大动静，你傅祗身为司隶校尉，竟然毫无作为，也没有及时上报朝廷，渎职！当免。惠帝下这道诏书的时候，可能忘了宫城的门禁是最严格的，入夜之后，除非是被宣诏入宫，臣子是没有办法进入宫城的。而且，满大街都是禁军，傅祗一介书生，手下只有可怜兮兮的一百从事官员、三十二名士卒，除了当炮灰还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惠帝确实痛下决心要彻查，任何官员有恶必究，那也无话可说，毕竟傅祗的确有渎职之处。偏偏惠帝一转身又下了另一道诏书，赦免“为楚王所诳误”的人，只要不是与楚王同谋的人都免除罪责。积弩将军李肇等一干贾皇后的心腹因此被免罪，那晚跟着公孙宏等围攻汝南王府的禁军将领也被免罪。最离谱的是，作为制造卫瓘灭门惨案的直接凶手，右军督荣晦竟然也在赦免的范围内。这种只问狐狸不问豺狼的作法，引起受害家属的极大悲愤，卫瓘的女儿给朝臣们写信，质问衮衮诸公：“先父身为公爵宰辅，却死得不明不白，连个谥号都没给，就与普通百姓一样。如此惨绝人寰的灭门冤案，满朝文武却全都缄默不语，难道无人该为这变乱负责？我内心悲愤感慨，特地写信向你们问个明白。”此举可以看出，卫瓘的女儿也是胆气过人的巾帼英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当年差点嫁给司马衷的那一位。如果是她嫁给司马衷，晋朝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如此悲惨了。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楚王一死，贾皇后就全面把持朝政，朝中谁不知道卫瓘是贾皇后的仇人？所以个个敛手噤声，不敢替卫瓘申冤。逼于无奈，由卫瓘的主簿刘繇出面，敲击设在宫城大门旁的登闻鼓，直接告御状请治荣晦死罪，最后朝廷迫于压力，将荣晦夷三族。后来朝廷又给汝南王与卫瓘恢复名誉。汝南王的丧礼如安平献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享尽哀荣，“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袭，钱三百万，布绢三百匹。”汝南王的王爵由长孙司马祐承袭，另外，朝廷施恩加封汝南王的八岁幼子，就是那晚大难不死的司马羕为西阳王。卫瓘生前是菑阳县公，现在无辜受祸，朝廷为表示抚恤，给他增邑三千户，改封为兰陵郡公，赠假黄钺。由幸存的长孙卫璪承袭爵位。该杀的杀了，该赏的也赏了，该抚恤的也已经安抚完毕，元康元年六月的政变正式落下帷幕。不久，朝廷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这也是本年度的第三次组阁。在禁军军权方面：以贾谧为后军将军；以郭彰为右卫将军；以裴兼任右军、左军将军如故；中护军是东武公司马澹；北军中候是琅琊王家的王衍。在处理朝政方面：以张华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以琅琊王家的王戎为尚书左仆射；以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贾谧、贾模、裴、郭彰都任侍中，干预政事。光看名单也许不容易看懂，那阐述一下以上人物的内在联系：侍中、后军将军贾谧是贾皇后妹妹贾午的儿子，是贾充的嗣孙；侍中、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侍中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侍中、右军、左军将军裴的姨妈，就是贾皇后的母亲郭槐；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他的妻子是贾皇后的内妹；尚书左仆射王戎，是裴的岳父；北军中候王衍，他的妻子郭氏是贾皇后的姨妈，后来他的女儿还嫁给了贾谧。看了这份名单，试问谁才是元康元年一系列政变的最终受益者？答案一目了然。细数元康元年的两次政变，有一个人物虽然没有正式登场，却始终影响政变走向。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他是无数人的希望，也是无数人的梦魇。无论希望也好梦魇也好，都让他不堪重负。对于他的争夺与陷害实际从元康元年就已经开始，他俨然是两起政变未出场的主角。爷爷武帝司马炎爱他，所以害了他。武帝亲手制造了一个火山口，让爱孙坐在上面，他以为替爱孙预订的是晋朝第三任的皇位，实际上，他预订的是一把把霍霍作响的屠刀。太子司马遹的存在，不仅妨碍了嫡母贾皇后，还妨碍了他那众多手据重兵的叔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皇后陷害太子的时候，他那些位高权重的叔叔，如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没有能够及时的去拯救他的性命，非要等到他被贾皇后害死了，赵王伦执掌朝政了，才想起了自己的责任，义愤填膺的兴兵勤王。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太子司马遹命运的基调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那注定是个悲剧，而他个人的悲剧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悲剧。元康元年九月甲午，大将军、秦王司马柬薨逝。冬十二月辛酉，京师洛阳发生地震，元康元年在刀光剑影中踉跄而行，最后以地动山摇的剧烈方式完成了谢幕。二个月之后，前太后杨芷饿死在金墉城。至此，一切与失败的杨家、失败的宗室有关的人物，都已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收拾掉残骸，冲刷掉血迹，中场休息过后，这目名为“八王之乱”的血腥历史剧将上演更血腥的第二场。这个中场休息时间安排得比较长，从元康二年（公元292年）起，至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有整整八年。第四章　愍怀太子一、杜锡坐针毡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京兆人杜锡三十岁。在而立之年，他的仕途却跌到了谷底，他的新官职是卫将军长史，这是一个官秩不足六百石的小官，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杜锡是晋朝屈指可数的万户侯之一，虽然他的当阳县侯爵位并非奋斗得来，而是承袭父亲杜预，但是他“少有盛名”，入仕之后起家长沙王司马乂文学，后来又担任太子舍人，总体来说仕途稳健、前途可观，怎么就忽然摔个跟头，由皇子、太子的属官贬为卫将军的从吏呢？杜锡每次想到这个问题都觉得郁闷无比，膝盖隐隐作痛，他当然知道自己遭贬官的原因。那原因就是他的性格“亮直忠烈”，在担任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屡屡规劝太子司马遹修德进善、远离奸佞。他太多事了，上头有人不喜欢。早在贬官之前，杜锡已经受到警告，这个警告来自太子司马遹本人，太子司马遹嫌他太聒噪，就在他平时常坐的毛毡里扎上钢针。晋朝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姿是双膝前跪，坐于大腿之上，屁股及踵。杜锡第二天来到东宫，双膝跪下，钢针入肉当即血流一地。此事流传后世，产生成语“如坐针毡”。太子佯装不知。隔了几天之后，太子问杜锡：“前几天你怎么受伤了？”杜锡很有教养，恭而有礼，他答道：“那天喝醉了，不记得。”太子脸色一变，满脸都是促狭成功、将人一军的得意表情，他说：“谁让你老喜欢教训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是孩童作此恶作剧，可以视为童心无知，一笑哂之，但此时太子年过二十，并且已为人父。身为皇嗣，忠佞不分睚眦必报，这样的人将来如何君临天下？杜锡语塞了，他看着眼前这张俊美，但是杂糅了阴冷、残酷、狂妄诸种表情，因而显得扭曲的脸，想起这张脸的主人曾经流誉天下，先帝曾经以此人为豪，说“此儿当兴我家。”这两人是同一人么？杜锡再放眼看这东宫。正殿里，小孩子的玩具、种种奇技淫巧的稀奇玩意散落一地，这是太子为了哄爱妾蒋美人与爱子司马虨开心，而特地买来或者亲手制作的，与此同时，诗书典籍却堆在角落里沾满了灰尘；后园中，住着一大群出身卑贱的佞人，他们每天陪太子嬉戏，变着法子引导太子荒废时日。耳濡目染中，太子也日渐沾染市侩小人的习气，变得易怒、缺乏自控能力，稍有不称心，就不顾身份地对手下大打出手；太子还时常命令左右宫人驾着车马在宫中奔驰，然后突然割断马鞅，看宫人跌落下马时惊恐的表情，以此为乐；最不成体统的是，太子命令宫人随从装扮成商人小贩，在东宫内扮菜市场玩。太子的生母谢夫人出身屠夫家庭，太子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屠夫，而且他把聪明才智都用在卖肉上，做生意不用秤称，“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太子还把东宫厨房里的蔬菜、篮子、鸡、面等物，拿到洛阳西园菜市去卖，以此牟利。这种事情一百五十年前的汉灵帝也做过，众所周知，汉灵帝是个昏君。种种胡作非为，搞得东宫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杜锡看得心寒，他想不明白惠帝何以对太子的行为不闻不问？他也想不明白太子天姿如此优异的佳儿，肩负着江山社稷重托、祖宗厚望，何以自甘堕落到这种田地？十几年前，杜锡也遇到过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那时他的父亲杜预出镇荆州，总是搜罗奇珍异宝去贿赂洛阳的权贵，杜锡很奇怪，问：“您如今深得皇帝信任，爵至万户侯，洛阳那些人不可能给您再带来什么益处，何必再给他们送礼？”当时杜预很无奈的回答：“只要他们不陷害我，我就已很满足，哪敢再奢求有益处。”杜预是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他扮演过的社会角色用现在的头衔来标记，可以称之为军事家、政治家、工程师、学者以及文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修身励节的名士，还是个书痴，雅好读《左传》。《晋书》上评论杜预“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杜锡则去其父远矣。杜锡在父亲熏陶下，也是个谦谦君子，但他只学到父亲的前一半本事，最为关键的“敏于事而慎于言”，则明显没有学到，杜预又死得早，无人再来指点杜锡政治上的鬼蜮伎俩。而且杜锡还是个“老来子”，他的几个兄长都是庶出，直到杜预四十八岁那年，正妻才生下这个嫡子。在古代四十八岁可以算是老年，杜锡后来也只活到四十八岁。“老来子”都是掌中之宝，贤如杜预也未能免俗，所以杜家父慈子孝其乐融融。杜锡在和煦相爱的家庭中长大，自幼饱受孝礼仁义的渲染，自然不愿意相信世间会有骨肉相残这种事情，自然也无法理解长年生活在阴谋诡计之中，长期受压抑之人的心灵扭曲。上述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杜锡枉比太子年长八岁，政治上却很不成熟。太子虽年轻，却身经百战，早已久病成医。太子对于自己的真实处境观若洞火，表面上来看，他是嗣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份尊贵无比；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软禁在洛阳东宫的待罪囚徒，不知哪一天祸从天降，就会死无葬身之所。这不是杞人忧天。八年前，也就是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太子十四岁，已到了记事的年龄。他应该记得三月辛卯那天，白昼一切如常，太子太保杨济的脑袋还牢牢长在肩膀上；入夜之后风云突变，后来被进爵为王的东海公司马越脸色铁青的出现在东宫，集结东宫左、右卫率麾下五千精兵，严阵以待。没过多久，杨济慌里慌张的出现在东宫殿前，司马越下令关闭宫门，瓮中捉鳖。勇武有力的杨济做了没有意义的困兽之斗，最终受伤被擒。当杨济被拖拽着离开东宫的时候，太子看见他脸上有血、面如死灰。几个时辰之后，杨济就身首异处了。同一天毙命的还有他的哥哥杨珧、杨骏，以及他们的亲信党羽一千多人，洛阳城血花四处开放。十四岁的太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夜晚的意义无比重大，八年之后，二十二岁太子回想往事，痛彻心扉，背上全是冷汗。就在那个夜晚，他的人生被彻底篡改了。太子司马遹五岁时，祖父司马炎一厢情愿地替他编写无比灿烂的命运剧本。按照这个剧本，司马遹将由广陵王、皇太子，循序渐进，最后顺利坐上龙椅御宇天下。可惜司马炎所托非人，由于杨骏的贪权、昏聩，这个剧本演到一半就停滞了。元康元年三月的杀戮之夜，这个剧本被完全抛弃，面目可憎的后母贾皇后接手掌管太子的命运。长得丑并不可怕，要命的是贾皇后的心计比长相更让人不寒而栗。成年后的太子心中雪亮：若非当时年幼懵懂，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前台，和贾皇后刺刀见红。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能否胜过贾皇后？太子手心冒汗，完会没有信心。想想吧，精明练达如卫瓘、德高望重如汝南王、年轻勇猛如楚王，三个不同类型的对手同时陷入贾皇后的连环局一朝殒命。而更恐怖的是，这三人至死都没有认清仇人是谁，遇上这么可怕的一个敌手，真是太不幸了。八年过去了，杨骏、卫瓘、汝南王、楚王等人坟头木拱，尸骨估计也已经腐烂得所剩无几。当今这天下名为姓司马，有一半已经姓贾，若说贾皇后还有什么不满意？恐怕就只有嫌他这个太子晃来晃去，碍着她眼。太子心知肚明，他们母子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恶战。太子脚下是一条流血的帝途，这是他五岁时就被安排好的宿命。祖父司马炎的幽灵在他背后隐现，发出声声叹息，不知道是不是表示后悔。元康九年，武帝的尸骨正在峻阳陵的地宫中腐烂，武帝朝的重臣多数已经死亡，残留的一些老朽也近乎冡中枯骨。晋朝的朝堂已经洗刷一新，武帝时代的痕迹残留无几。贾皇后肯定是不喜欢武帝时代的，对她而言，那个时代标志着委屈、羞辱，一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拿鞭子抽人。横亘在贾皇后面前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太子司马遹，这是武帝的得意之作，也是郁结贾皇后胸口十几年不散的心病。首先，太子司马遹的出生，就是在提醒贾皇后：你曾经失败过。那时贾皇后还是东宫太子妃，在自己生下嫡子之前，她严防死守，绝对不允许其他女人为司马衷生儿育女。贾皇后当年在东宫布满眼线，发现有人怀孕就用尽手段将胎儿打掉，甚至不惜亲手杀死孕妇。此等行为曾经引起武帝的震怒，贾皇后差点因此被废黜。咸宁四年，谢才人突然被武帝招回西宫。对此贾皇后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谢才人年纪大、姿色平常，贾皇后并未将她列为威胁对象。谁曾想谢才人回到西宫不久就生下了司马遹，武帝心思慎细，害怕这皇孙回到东宫遭人毒手，就秘密养在西宫，不仅把贾皇后蒙在鼓里，连司马衷都毫不知情。司马遹在祖父身边长到三四岁，某日司马衷去朝觐，正逢武帝正在宫里含饴弄儿、享受天伦。武帝对司马衷说：“我最近很努力，给你添了好几个弟弟，你们兄弟握握手，认识一下。”武帝在太康年间后宫人数暴涨，儿子数量也暴涨，好几个皇子和司马遹年龄相仿，比如长沙王司马乂只比司马遹大一岁，成都王司马颖就与司马遹同岁，像吴王司马晏、怀帝司马炽等人，比侄子司马遹要小四五年。听了武帝的话，司马衷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握手，司马遹混在众多叔叔的队列里。孩童的手肉嘟嘟，手感还不错，司马衷一路握下来，将到司马遹，武帝急忙喊停，武帝说：“这是你的儿子。”司马衷这才知道自己已为人父好多年，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惊喜。司马衷回东宫一报告，贾皇后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皇孙养在西宫，她鞭长莫及。贾皇后因此恨死了谢才人。惠帝登基之后，贾皇后将谢才人打入冷宫，不仅不许惠帝与她见面，就连司马遹想看望生母，贾皇后也不允许。算起来，他们母子有近十年没见面了。由于武帝的宠爱，也因为司马遹是惠帝唯一的儿子，所以司马遹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如此一来火上浇油，严重损害贾皇后的牙眼，此中原因已在第二章中分析过，不再赘述。因此这近十年来，贾皇后视司马遹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着拔之而后快。除患应趁早，以防夜长梦多。贾后全面掌握政权是在元康元年六月，至今已有近九年的时间，贾皇后为何一直隐忍着不动手？不是贾皇后不忍心，而是老天不配合。贾皇后有苦衷：她始终没能为惠帝生出个儿子来，司马遹是惠帝朝唯一的皇子，废了他，立谁为嗣呢？说来可怜，这十年来，太子的身家性命一直维系在贾皇后的子宫之上。二、洛阳街头的艳遇《晋书·贾后传》里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洛南盗尉部的一个小吏，小吏长得不赖，“端丽美容止”。盗尉部是晋朝城市内一个基层治安机构，归洛阳令管辖。晋朝的普通百姓除了要按时缴纳税赋、服力役，另外还有一项义务就是“补吏”，所谓“盗尉部小吏”并非正式公务员编制，充其量不过是在盗尉部听使唤、打杂，相当于如今在派出所兼作杂工的城管。这小吏长得帅，不过长得再帅的城管也还是城管，家穷，地位低下，突然有一天，人们意外发现他有“非常衣服”。这个“非常衣服”不是指奇装异服，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这衣服很贵，不是城管这种穷小子能买得起的；第二层含义是这些衣服是有身份的人才可以穿的。古代服饰也是礼仪大防，不同出身、不同爵位官职的人穿不同质地、图纹的衣服，穿错了衣服就是“违礼”。“违礼”分两种，一种是身份高贵的人穿了低贱的衣服，这是“失仪”。如果在居家生活中失仪，问题并不大，但如果在正式场合失仪，轻者被呵斥，重者丢官降爵；另一种“违礼”，是低贱的人穿了高贵的衣服，这是“僭越”。僭越的后果一般比失仪严重，如果不是亲王，一不小心穿了带龙凤图样的衣服，脑袋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即使是亲王，那龙的长相、姿态、脚趾的个数，也有严格的规定；在明清两代，穿明黄色的衣服招摇过市，那是要被拖到衙门打板子的。即使是最最普通轻微的僭越行为，也会遭来斥责、笞打、剥衣服的待遇。晋朝法律对于“僭越”有严格的规定，“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朝廷对于百姓的僭越行为检查得相当严格，武帝常常派人微服出宫，观察风俗。《晋书·良吏传》里描述太康年间担任司隶校尉的变态官员王宏，他派遣从吏在大街上拦截百姓，让他们脱衣检查有没有穿不该穿的，连妇女的内衣也不放过。人们发现小城管竟然藏有的昂贵的“非常衣服”，都怀疑这些违禁品来路不正，是偷来的。按照那时的司法程序，如果换了别人，下场估计就是拖到盗尉部一顿暴打，然后盗贼认罪、赃物充公，被盗尉部公务员们瓜分掉。小城管比较幸运，盗尉部的片警一看，嗯，是熟人！就给他机会辩解一下。当时周围已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小城管稳定一下心神，向大家讲了一个晋朝版本的“天方夜谭”。“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行走，”小城管说，“忽然有个老妪鬼鬼祟祟地对我说，她家里有人得了疾病，巫师占卜说，需要城南的少年相助压压邪，病人才能痊愈。老太婆想请我帮忙去邪，说必有重谢。”“我看了一下，这个老妪衣着光鲜，像是个有身份的人。因为一来酬金很高，被她说得心动，二来我也好奇，于是就跟着老妪上了路旁的一辆大车。这车十分华丽，车厢十分宽敞，还设有帷幄。坐了一会儿，老妪让我钻进一个簏箱，车继续行驰大约十多里，经过了六七道门关，然后停下。老妪说，到了。”“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小城管咽了一下口水，“我从簏箱里爬出来，天呐！满眼全是高大华美的殿堂，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远处云端，还有数不清的楼宇，造得精巧好看。我当时就傻掉了，问这是哪儿？那老妪却不知道去哪儿了，来了一个年轻的侍女，嘿嘿，那侍女可真漂亮！侍女回答说，这是在天宫里。她嘴角含笑，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就领我走进一间大殿，呵，那大殿可真是大！比洛阳令大人的府邸还在大。侍女先带我去洗澡，洗完澡又拿来好多漂亮衣服让我换上，然后拿来许多好吃的东西。那真是美味啊，其中有一大半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小城管闭上眼，禁不住回想陶醉一番，周围的听众不停地催他，“然后呢？说下去！”“然后，我就被领着去见一个妇人。”小城管突然有点失落，“那妇人长得不好看，大概是三十五六左右年纪，身体短小，皮肤是青黑色的，眉毛边上有一连串黑色的疵点，总而言之很丑陋……老妪说她家人有病，那是骗人的，那妇人不仅没病，还……”小城管脸红一下，“精力还很旺盛，我被她留住了几天，共寝欢宴，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这些衣物。这就是这些违禁品的由来。”周围听众相当不满意，认为小城管所述细节不够详细，该渲染之处没有好好渲染，不够黄也不够暴力。他们啧啧连声，呼吁：“详细点！更详细点！”“细节！注重细节才能打动观众！”只有一个人边听边退，脸红讪笑地挤出人群，逃之夭夭。这个人是贾皇后的远房亲戚，据说他一眼就看出这些衣服与贾府有关，于是尾随而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现身把衣服要回来。听了小城管的叙述，他确定这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必是贾皇后无疑。那还不快逃？总不能当众揭发国母引诱少年郎吧！《晋书》上说，当天主持审讯的盗尉也是人精，他相信小城管所言，但因为这是掉脑袋的事，他只有斥责小城管胡言乱语，以盗窃罪将小城管收押。《泰始律》中规定官吏盗财物超过五匹布就要处死，按律小城管不死也得残疾，但是他好像没被严格按律追究，只是被收押。不久之后，宫中河东公主生了病，贾皇后大赦天下为女儿祈福，她的这个情人就此逃出生天。惜字如金是历代史官的基本职业素养，唐朝人却在正史里浓墨重彩的渲染贾皇后的野史艳闻，实殊罕见。其实唐朝人这是在行使他们眼里的微言大义，笔伐贾皇后的“荒淫放恣”。据他们说，贾皇后是个惯犯，经常勾引少年入宫淫乱，事后杀人灭口。小城管之所以不死，据说是因为他实在帅得惊天动地，使阅人无数的贾皇后也不禁心神荡漾，不忍心下手。编写《晋书》的房玄龄、褚遂良等的人品毋容置疑，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唐初离晋末相隔三百年，如何得此史料，咬定贾皇后秽乱宫廷？此事例中，洛阳少年姓名、该盗尉姓名、该贾氏亲戚姓名，无一坐实，断然不会取自官方正典，显然采集自民间逸闻。而在民间这种以讹传讹的逸闻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实在让人起疑。此等宫闱秘闻，历朝历代都有流传，大多只是捕风捉影，不值一哂，竟然收入正史，殊为可笑。试想一下，即使此事属实，谁会泄露于后人？洛阳少年、盗尉肯定不会，除非他俩嫌自己命长；贾氏亲戚？他在现场尚且缄口离开，难道会在事后自报家丑？最有可能的是在场百姓，但在百姓眼里，小吏所言荒谬不经，已被官府判定为窃贼收押；即令有百姓认为小吏所言不假，洛阳京师大邑，王侯无数富人上千，何以断定那妇人就是贾皇后？退一步假设，即令贾皇后真的荒淫无度，宫中禁军上万，个个健壮勇武，何必冒险藏人入宫？要知道贾皇后毕竟不是吕太后，也不是后世的武则天，她是皇帝的妻子，权力依附于丈夫。虽然司马家宗室暂时被压制臣服，但一直虎视眈眈，她怎么可能做如此孟浪之事？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真要藏人入宫，又怎么会垂青像小吏这等人？贾皇后从小养尊处优，父亲是万户侯、丈夫是皇帝，她本人也经历风雨，眼界自然非普通妇人所能比拟；小吏出身低微贫贱，平时可能三个月不洗澡，满嘴黄牙，一腔口臭，又不见有何才学，贾皇后委身于这样一个人，是否太自轻自贱？再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与小吏做了几夕欢娱的露水夫妻，以贾皇后的心狠手辣，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后患？如果说小吏真正是天生尤物，令贾皇后情不自禁，以贾皇后的手段、权势，在偌大皇宫里藏一个人，应该不成难题，何不把小吏留在宫中常伴左右？即使贾皇后确实不得已，不能金屋藏娇，保险起见最好让小吏远走高飞，何苦又让他在天子脚下的洛阳街头招摇过市？招摇过市倒也罢了，小吏的生活似乎也未见很大改善。以贾皇后的身份，随便赏赐点金银珠宝都可以令小吏吃喝不愁，又怎么可能用几件破衣裳打发挚爱？而且她似乎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在衣服上留下贾府的痕迹。凡此种种不合理，唐朝人一概不予考虑，铁了心的要将此事写入《晋书》。这种不加甄别、一意孤行的行为多次发生，成为《晋书》为人诟病之处。唐朝人刘知几就曾批评《晋书》的编者选材不严谨，好用“稗官之体”，《旧唐书·房玄龄传》里评价《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这话一点都不冤枉。除了引少年入宫淫乱，唐朝人说贾皇后还和宫中的人关系暧昧，“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太医令程据是晋朝有名的一个佞人。第一章提到此人曾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向武帝献了一件雉头裘，恰逢武帝提倡节俭，正苦于没有反面教材，程据自己撞枪口，被武帝痛斥。太医院的太医都是先成为各地方名医，再被搜罗进宫的，程据进太医院时恐怕已经不年轻，更何况从咸宁四年到元康年间，中间隔了二十年，程据搞不好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牙齿缺落的糟老头。说正当盛年的贾皇后与这么一个糟老头私通淫乱，未免太妄污古人。不过虽是无稽之谈，此谣言却并非毫无价值，它从侧面反映了元康年间的贾皇后求子心切。贾皇后是司马衷嫡妻，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嫡长子，到时候贾皇后废黜太子司马遹，立自己儿子为嗣，名正言顺，没人敢不服。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贾皇后前后生育四次，都是女儿，分别封为河东、临海、始平公主，最后一个小女儿夭折，追谥为“哀献皇女”。西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绝育，为求子嗣，陈皇后求医问药花费数千万。贾皇后的情况虽与陈皇后不同，但是晋朝人不懂生儿生女取决于染色体组合，当时的医学又类同于玄学，贾皇后少不得会让太医进呈种种所谓的偏方秘药，有些药还可能取材怪异、见不得人。所以程据每次见贾皇后总是鬼鬼祟祟的，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谣言遂起。从表面上看，求子心切可以构成贾皇后秽乱宫廷的动机，其实不然。在贾皇后之前相传秽乱宫廷的皇后，有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且不说这些也只是传说而已，就算传说属实，也都事出有因。陈阿娇本来就不育，后来又失武帝欢心不得侍寝，所以有可能求助外人；赵飞燕本身也是不育，她与妹妹赵合德虽然始终得到成帝宠爱，但是汉成帝荒淫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必须借助春药才能行房事，生育能力也大有疑问，赵飞燕求嗣心切，出下策借精求子，也是可能的。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三、晋世宁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四、诡异的母子情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司空陇西王司马泰之子司马略、太子太傅杨济之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之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之子张祎、尚书令华廙之子华恒，轮流到东宫陪太子读书。在此安排下，曾经在武帝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何氏、杨氏、卫氏、裴氏、和氏、王氏还有张华，都去了东宫。这套华丽组合是杨骏替太子配备的，里面虽然包含杨骏排挤老臣的私心，却也体现了杨骏对于太子的重视。他煞费苦心地把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士族当家人与后起新秀都集中到东宫，与太子培养感情，这样等太子登基之后，就能轻易得到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巩固帝位。杨骏确实是太子真正的靠山，可惜太不结实了。杨氏倒台之后，张华、王戎、裴楷、何劭被调任朝中显职，和峤是贾氏仇人，还被留在东宫，元康三年病死。其余各高门士族子弟也先后被调离东宫。在贾皇后的努力之下，太子的属官开始良莠不齐，那些名满天下的高门子弟不再有机会辅佐嗣君。渐渐地，东宫成了真正的官场垃圾堆，有处理不了的人事问题，就往东宫塞，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赵王司马伦，他在元康年间出镇关中，激起民变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洛阳，就被安排到东宫做了太子太傅。到了最后，东宫的官员任命越发莫名其妙。有一次，贾皇后任命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入职东宫。陈匡、韩蔚当时还是年幼的顽童，裴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进谏说：“东宫是培养储君的地方，东宫官员一定要选择有道德的英才俊杰，陈匡、韩嵩年幼无知，不懂君子立世为人的道理与气节。太子天姿优异早慧老成，如今派两个懵懂童子去伴随左右，这可无益于太子的成长。”虽然裴是贾皇后依重的大臣，但是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贾皇后显然与他意见相左。东宫官员泥沙俱下，而贾皇后的手段不止于此，她还有意派许多奸佞之人，去诱导太子学坏。《晋书·愍怀太子传》里说：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据说他们的诱导下，太子原本聪慧过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变成了本章第一节那样令杜锡痛心疾首的人。教育工作颇具成效，但贾皇后对太子还是不放心，经常派贾谧去东宫监视太子。贾谧是个轻浮子弟，与太子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元康九年太子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容后再表。太子越来越不成器，难免会有人劝谏。贾皇后这时又使阴招，谁对太子推诚置腹，就将其调离东宫，并且贬官以示惩戒。杜锡被贬为卫将军长史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与杜锡同病相怜的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原本在洛阳担任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掌管部分禁军。后来有一次成都王到东宫去，正撞上贾谧与太子下棋，贾谧的态度相当不恭敬。成都王与太子同岁，从小一起在西宫玩到大的，感情应该不差。看到这情况，成都王怒了，他厉声呵斥贾谧：“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此事过后没几天，成都王就任命为平北将军，被赶出洛阳，到邺城去了。试想，在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下，如果太子真如武帝所夸奖的那样聪明，他应该怎么做？是表现的像杜锡所希望的那样，做个修身勤奋的好嗣君；还是如贾皇后所愿，成为一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因为贾皇后的作梗，太子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他是果真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在学习勾践在吴国、孙膑在魏国，通过韬光养晦、甚至作贱自己麻痹对方，以求自保？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答，当年吴王夫差正在思量勾践这人是不是真心臣服时，勾践立马舔了夫差的粪便，你说他忠不忠？庞涓也曾压抑不住好奇心，派了一个故识去探孙膑的底，老兄，你是真疯还是假疯啊？孙膑充耳不闻，塞了把猪屎到嘴里，像蚕豆一样大嚼，你说他疯没疯？勾践、孙膑后来都逃出牢笼，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是忍辱负重，我在装疯卖傻。可是太子没那么好运，他至死都没有得到机会自由地施展。若说他是在演戏，那他一生都在戏中，没有等到谢幕的那一刻，所以卸了装的太子司马遹究竟长什么样，这只能是个谜。从常识推断，一个在阴谋中浸泡长大，常年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心理难免会扭曲，历代皇室中人少有心理健康者，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如果一个人不受任何约束，他就容易被欲望操纵，脱缰野马一般不可自制，最后自取灭亡。汉代刘姓诸侯王在自己封地里无法无天，有以杀人为乐的，有奸淫姑妈姊妹的，其荒淫残暴令人发指，所以汉代法律专门有一种罪行叫“禽兽行”，因为“禽兽行”而被处死的诸侯王为数不少。很不幸，以上两种环境太子都经历过，此外太子还有一个心肠狠毒的后妈，老派些不三不四的人去勾引他学坏。按贾皇后的愿望，太子越穷凶极恶、越荒淫无耻，就越让她满意，最好太子再做出点“禽兽行”来，这样她就可以痛心疾首的宣告天下：太子不令，为了江山社稷，只好另立嗣君。甚至还可以握着太子的手含泪惺惺作态一番，岂不快哉？贾皇后想得挺好，可惜太子不配合，太子最大恶行也没超过纨绔子弟的范畴，可见太子内心是有分寸的。但因此断定太子全然不受生存环境的影响，玩物丧志啊、脾气暴躁啊、贪图逸乐啊，种种劣迹都是做出来给贾皇后看的，这也未必。毕竟太子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情绪，长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压抑久了，总要找人发泄。面对杜锡这种看不清形势，看似满口忠言，实则不仅无补于事，并且可能坏事的迂憨无用之人，太子未必会心存感激，那把钢针，未必是扎给贾皇后看的，可能是太子的真实心意。贾皇后肯定也会琢磨太子到底还值不值顾忌？如果她得到东宫卧底的秘报，说太子现在连忠人佞人都分不清了，舍人杜锡劝他弃恶向善，太子竟然用钢针扎他。贾皇后肯定会很欣慰。说来还是杜锡最可怜，无意间被贾皇后、太子两方面利用，结果流了血受了伤还要被贬官。差不多在杜锡被贬官的同时，江统也进谏太子要向善。江统也算是西晋历史名人，原因在于元康九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徙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族人迁徙出境，防微杜渐，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就“五胡乱华”了，后人都说江统有先见之明，因此《徙戎论》与江统一起名垂千古。其实徙戎的说法并非江统首创，早在武帝年间就有不止一人提起过，到了元康年间，关中地区已经发生鲜卑、羌族、氐族数次叛乱，并州的匈奴，幽州的鲜卑也很不安分，江统于是旧事重提，但是“徙戎”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有待于商榷。解决民族问题不是江统的本职，江统当时的官名是太子洗马。所谓“洗马”并不是在东宫马厩里给马洗澡，而是在马前驰驱的意思。江统给太子的谏文被保留在《晋书·江统传》里，文章很长，《资治通鉴》里对此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就用《资治通鉴》的说法。江统劝太子改正的有五件事：第一件事是“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第二件事是“宜勤见保傅，咨谗善道”；第三件事是“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第四件事是“西园卖葵、篮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第五件事是“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这五件事应该与杜锡劝谏的内容差不多，但江统没挨针扎，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杜锡那样不厌其烦的反复唠叨，江统出身寒门士族，达不到让贾皇后嫌忌的标准，所以也没遭贬官。既然有这方面的劝谏，必然有这方面的不足。第二、三、四、五件事，实际就是指责太子亲佞远贤、奢费过度、玩物丧志又好信阴阳邪说，这些已在本章第一节阐述过，不再赘述，并且这些举动很有可能是太子有意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