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看来，非但不是一桩美差，而且是抵死都不愿意干的。想想那个著名的顽固派倭仁，让他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差，他假装坠马受伤，就是不去上班。还有那个徐桐，因为讨厌西洋式样楼房，上朝都绕道儿走。在保守的士大夫看来，自古外国多有来使朝拜上国，岂有天朝遣使出国“和戎”的道理？郭嵩焘尚未成行，就招来一片骂声，有人公开说：“天朝上国，何至换使夷人，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哂笑，徒重辱国而已。”甚至有人以为郭嵩焘操守不谨，实同汉奸。连他家乡的湖南士子都耻于与他为伍，还编出对联来讽刺他，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气得李鸿章都为郭嵩焘打抱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以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谓寒心！郭嵩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雨黄昏中走出国门的。这个在国家民族危机中奔走多日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旦走出国门，立即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西方世界震惊了。他在处理公务之余，出入英国国会，研究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他走访英国的学校和工厂，探求欧洲工业、教育的奥秘；他甚至亲自到朴次茅斯港，视察英国为中国建造的炮艇，并动手试射大炮。冒着“有二心于国”的诽谤，他写下了50万字的日记和考察报告，希望能使自己的祖国由此获得一些警策。而这种微弱的声音除了给他本人招来更多的谩骂之外，能理解其苦心者甚少。《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泰晤士河畔的碰撞(4)就是在这种远方飞鸿中，郭嵩焘向李鸿章提到了日本人在欧洲与中国的竞争。1877年2月他写信给李鸿章：“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以我例彼，中国的处境如“寝处积薪，自以为安”，十分危险。他痛感中国实际上在军事近代化的起跑中，就已经“瞠乎其后”，输在“起跑线”上了。在欧洲，五十多岁的郭嵩焘实际上成了中国海军留学生的长者和领袖。他们聚集在郭嵩焘的身边，一起议论着所学、所见、所闻。中国驻英国公使馆中，时时传出慷慨激昂的议论之声。有时，是“学业冠诸生”的刘步蟾在讲述英舰实习的见闻；有时，是魏瀚等人叙述未来振兴中国民族造船业的宏伟设想；有时，是马建忠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赶来坦言他对中西方政治的理解；有时，是严宗光（严复）借牛顿因见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抒发他对于科学精神的慨叹。从郭嵩焘的日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中国海军的精英们在欧洲学习生活的情景。如光绪四年大年初一，郭嵩焘写道：格林尼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余则方益堂（伯谦）、何镜秋（心川）、叶桐侯（祖珪）、林钟卿（永升）、萨鼎茗（镇冰）。询问读书章程：每日六点钟分赴各馆听讲。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算学、格致学（电学包括其中），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下午无事；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无事。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答还。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之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所以日盛也。这些中国未来的海军将领们，在泰晤士河上往来船只的汽笛轰鸣中，在挂满历代海军将领巨幅画像的学院回廊间，在机声隆隆的船厂大坞旁，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铁甲舰上，艰难而刻苦地学习着海军知识。他们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探讨学问上，时常夜以继日地苦读精研。学习驾驶的江懋祉，聪明过人，求学刻苦，除了驾驶技术外，还攻读火炮、电气等其他学科，由于用功过度，至积劳成疾，吐血不止，只得抱着深深的遗憾返回祖国，不久就病故了。另一个学员何心川，也积劳致病，提前终止了学业。薛福成在出使西欧的过程中，专门考察了这些海军留学生的学业。他在日记上激动地写道：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次之，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又次之。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相等，均堪重用；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自为的精神团体，当时的郭嵩焘也不可能完成引领这群中国19世纪的精英盗取改造中国的“天火”的任务。日后，当这群精英回到暮色苍茫的祖国时，他们的“星光”会显得相当微弱、散乱，或如流星一闪，即消失在天际。在郭嵩焘的安排下，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分布于英法各地。外国教官对这批中国海军留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赞他们“涉猎西学，功深伏案”、“勤敏颖悟，历练甚精”。的确，比起同时出现在欧洲的那数百名“常酗酒生事”、“聚众鼓噪”的日本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了更高的文化素养。但是，清政府对他们的评价却并不令人兴奋，只是称他们“尚不自暴自弃，奋发有为，虽所造浅深不同，而均不为故步所域，可备朝廷器使，勉效驰驱”。他们，并没有像日本留学生那样，成为一个落后国家军事自强的真正能源。他们中的一大批人的生命，终止于1894—1895那个黑暗的年头，还有一批人从1894—1895年起被迫结束海军生涯。那时，他们大多正当四十余岁的盛年。——刘步蟾，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曾在英国皇家地中海舰队“马那杜”号铁甲舰上实习，后任中国北洋水师的右翼总兵、“定远”号铁甲舰管带，1895年自杀于刘公岛。——林泰曾，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曾在英国皇家地中海舰队“勃来克柏林”号铁甲舰上实习，后任中国北洋水师的左翼总兵、“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5年自杀于刘公岛。——林永升，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留学生，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马那杜”号铁甲舰上实习，后任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经远”舰管带，1894年战死于黄海。——林履中，留学于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为人沉静勤朴，后任北洋海军“扬威”舰管带，1894年战死于黄海。——杨用霖，留学于英国，被英国海军军官称为“中国的纳尔逊”，北洋精锐“镇远”舰副管带、管带，1895年自杀于刘公岛。——黄建勋……1894年战死于黄海。——沈寿昌……1894年战死于黄海。——陈金揆……1894年战死于黄海。还有魏瀚、陈兆翱、严宗光、马建忠……他们没有直接参加那场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生死大决战，但也几乎是从那时起，离别了他们青年时代为之奋斗的中国近代海军事业。《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1)骡车上的海军统帅光绪三年（1877年），秋季的一天。通往天津的官道上，一辆骡车由南向北，匆匆而来。大青骡子撒开蹄子，蹚出一路烟尘，脖颈上那串铜铃，丁丁当当，响个不停。车老板儿是个黑矮油亮的车轴汉子，身穿一件紫花布的夹袄，脚蹬一双黑土布柳叶儿牛皮贴帮儿靸鞋，打着绑腿，晃动的长鞭稍儿和脑后尺把长的小辫儿尾巴上，这个面色略带忧戚的中年人，就是大清国为自己挑选的海军统帅——丁汝昌还都系着红绳儿。“再有半天，就该进天津卫了吧？”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从车棚里探出身子，问车老板儿。一张嘴，满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远了，擦黑儿就到。”车老板儿答着，心想，这客官可真是着急，一路上问了多少回？车老板儿是个热心人儿，安慰车中的男人道：“这位爷，甭着急。俗话儿说得好：‘远七十、近八十，车轱辘一转整九十。’我这大青骡子，是关老爷的赤兔马转世，五岁口，一撒欢儿就是几十里地。”安徽男人抬头望望天色，也不和车老板儿搭讪，就缩进车帘儿里，不再言语了。这位匆匆旅人，个子不高，身型消瘦，黑黄寡瘦的一张脸上两撇短须，眉毛疏淡，一对细眼，微微有点肉眼泡儿，神色间隐含着一丝莫名的忧郁。他穿着青布长袍、古铜色的夹马褂儿，双手揣在袖筒里，看上去，像是个科场不得志的乡学究，又像是个郁郁寡欢的小郡书吏。而他，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将主掌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海军的风云人物，未来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于中国海军的建立，丁汝昌确实是个“晚来者”。这一年春天，福建船政学堂的海军留学生已经抵达欧洲，在国外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而丁汝昌，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在几天之内发生巨变，他将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一起，去共同经历中国海军的辉煌与灾难。他必须加快脚步，才能与他的命运会合……公元2001年的12月22日，由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开车的，是上海团市委的司机龚师傅；坐车的，就是我们——本书的两位作者。龚师傅这趟是苦差事，他将拉着我们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的绕城公路转向通往安徽马鞍山的省道，然后沿着芜湖市——无为县——泸江市的路线行驶。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去寻访丁汝昌的家乡。丁汝昌在海军时的主要基地，是辽宁的旅顺口和山东威海的刘公岛。那是我们熟得不能再熟了的地方。有一年，我们还专程乘坐海军的登陆舰出海，走过了当年中日两国舰队黄海大决战的海战场——大东沟海域。记得那一天气象很好，微风、轻浪、小涌，登陆舰方形的船头推开碧蓝的海水，雪一样的航迹从军舰的两舷向后扩展、延伸，很久才归于平静。我们在宽阔的甲板上，聊起了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这座广场上有成群的鸽子，所以，伦敦人习惯叫它“鸽子广场”。在广场的中心，树立着著名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的铜像。这位当年指挥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一举击败法国舰队的英雄，至今仍享受着英国人的崇敬。记得当时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当年那场黄海大决战的胜利者不是伊东佑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而是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那丁汝昌的名字，就将与纳尔逊一起，写进海上名帅的名册。也许，中国人也会给丁汝昌树立起一座雕像。他将以一个指挥舰队奋勇冲杀的威武姿势，凝固在21世纪中国某座城市的广场上，接受无数少女的鲜花和男孩子们崇仰的目光。然而，这只是幻想。我们在威海刘公岛丁汝昌的海军公所，看到过一尊丁汝昌的彩绘泥塑，但彩塑所描述的，已经是黄海大决战后，北洋海军兵困威海时的危急情景了。在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座丁汝昌的居所旧址，他手植的紫藤正吐着嫩嫩的叶芽，而东厢房里他最后自尽时坐过的椅子，已经落满了薄薄的一层尘土。在《清史稿》的目录中，“丁汝昌”的名字，甚至被误写成“丁汝贵”。而这部被学术界讥为“秽史”的《清史稿》，编撰年代为20世纪初叶，距离丁汝昌和他的北洋海军覆灭，最多不过才二十几年。历史的无情，有时会像一把尖利的匕首，把众多过往者像剔肉一样冷酷地剔掉，然后，再把后来者的心刺出血来。我们就是这样，怀着复杂的心绪开始了安徽之行，在泸江，有丁汝昌的故乡；在无为，有他的墓庐。我们不仅仅是要去凭吊，而且是要真真切切地走近这个人。作为军人作家，我们虽然只能“纸上谈兵”，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丁汝昌那已经日渐模糊不清的音容笑貌，重现在人们的面前。为此，这一天我们郑重地穿上了蓝色的马裤呢军服，佩带好海军大校和海军上校的军衔，随着龚师傅的桑塔纳，走向云烟重叠的历史深处。《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2)道路越走越颠簸，进入无为县城，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小县的夜晚异常安静，才晚上9点钟，所有的饭店都关了门，连个卖饼干面包的小铺子也没有。摸黑找到无为宾馆，饿着肚子躺在陌生的旅床上，想象着明天的采访。这一夜，我们久久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县委宣传部的黄招凤副部长就赶来了。这个办事麻利的女部长安排县文物管理所的邹喜庆所长，陪我们前往丁汝昌的墓庐。邹所长是个年轻人，一路上向我们介绍说：无为，至今仍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人口一百三十万，外出打工的有二十几万人。在北京，无为曾有“保姆县”之称。可对于丁汝昌这样遥远的话题，他说得并不多，只介绍说丁汝昌的墓，是去年才修建起来的。当时，县里投资了14万元。这对一个贫困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桑塔纳在泥泞的道路上开了近一个小时，到达了严桥乡。邹所长往路旁一指，说：“到了。就是这里。”路的右侧，有一条石头小路与公路相连，路的尽头，就是丁汝昌的墓庐了。我们沿小路步行过去，登上青石砌就的墓基，一座两米高的石碑出现在眼前，上面刻着“清海军提督丁汝昌墓”，字体和刻工都比较粗糙，显然出自乡间石匠之手。墓碑的背后是丁汝昌的安息之所，墓高三米，以砖石围砌成圆形，墓顶堆土，上面荒草萋萋。往西北方看，可以看见一座建成不久的基督教堂。我们这两个穿海军军服的人一出现，立刻引来了一群乡亲。正在锯树枝的方益成老人从梯子上爬下来，指着远处青青的小山对我们说：“这是块风水宝地。你们看，这南边，是小鸡山；北边，是黄米山，小鸡吃黄米，饿不着，是个‘活龙口’。丁汝昌当年选了这个地方，可讲究了。”我们问：“老大爷，这墓，当年是怎么发现的？”方老人说：“五八年还是五九年呐，平整土地，平出了这坟。严桥公社的干部让社员把坟挖开，看里面藏着什么值钱的宝贝。当时，挖坟的有陈培寿、王茂生、周自全，都不在了，死了。我当时在城里，没赶上。他们每人挖一天，给一斤米。”我们忙问：“挖出了什么？”一个叫周可宏的中年汉子说：“挖出的东西都让公社拿走了，还不让说出去。听老人们讲，当时挖开坟，丁汝昌和夫人的尸体还都没有烂掉，丁汝昌没穿官服，头发胡子都在。后来，就拖到那边的水泡子边上烧了。”我们的心，像被蜇了一下，紧缩在了一起。抬眼看那个水泡子，绿色的污水上，几只麻花鸭子正在悠闲地游动。我们问：“那这里，岂不是一座空坟？”乡亲们齐说：“空的，空的，连个骨头渣子也没留下来。”周可宏说：“其实，当时也没挖出什么，就是那棺木，还结实，被公社拉去，听说后来给公社大食堂打了几条板凳，现在早没有了。任克武的伯伯当时参加了挖坟，老人还健在，你们问问他去。”穿着皮夹克的青年任克武是个开出租汽车的司机，闲来在家休息。他特别热情，主动带我们去找他的伯伯任昌枝，一路走，还一路说：“我伯伯今年86岁了，身体还挺硬朗，头脑也不迷糊。我们这个村，叫梅山村，当年挖坟的，可能就剩下我伯伯一个人了。挖一天给一斤米？那肯定是五八、五九年的事，因为一到六零年以后，三年自然灾害，就没得大米发了。”不巧，任昌枝家灰黑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铁锁。屋后走出一个戴毛线帽子的老人，可能是因为有点儿耳聋，声音特别洪亮，他说：“任昌枝的一个亲戚死了，他一早就出去了。”毛线帽子老人外出做过工，见多识广。他回忆说：“当年我在城里做工，但村里的事情还是知道的。丁汝昌的棺木是好木头，红星木（音）。什么做板凳？是公社食堂拿去做了切菜的砧板。当年尸体没烂是真的，上面盖的被子，是红的，丝绸料子，很漂亮。还有，丁汝昌嘴里，含着一颗珠子，也给抠了出来。棺木里还有一把拂尘，是玉柄子的。都让公社拿走了，公社不让讲，谁敢讲？！”离开梅山村，我们的脚步异常沉重。重新回到丁汝昌的墓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着这座空空的坟墓敬上一个军礼。回望当年焚毁丁汝昌尸身的水泡子，一股莫名的悲哀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那种尖利的痛楚已经变成了压抑和苦叹。我们问邹所长：“当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推罪于自杀殉国的丁汝昌，尸体多年不准回籍安葬，棺木上据说还打了三道铜箍，以示责罚。照乡亲们讲的，并没有提到铜箍，是不是安葬时拆掉了？”年轻的邹所长显然也被我们的情绪感染了，他摇摇头，叹息着说：“那个年代的事情，真的说不清了。不过，我听说，从墓里挖出的珠子玉器，被公社拿到城里卖了，换了一辆自行车。”《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3)无为，小鸡山，我们千里迢迢而来，本是想在你的土地上，看到一个大国海军统帅静谧的安魂之所。他没有成就中国的海军的辉煌战绩，但毕竟勤勉奋斗过，痛苦打熬过，最后用生命殉了这支军队。他生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死后背负了太重的指责，他有理由在他的家乡，找到一块熟睡的角落。没有想到，他死后还会经历如此不堪的遭遇。此刻，我们彼此都想到了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想到了纳尔逊雕像那高昂着的头和被海风吹起的衣襟。但我们像呵护着伤痛一样，不忍提起。一路前往泸江，一路沉默无言。泸江，是丁汝昌的出生地。我们希望在那里，找到他的故老乡亲，找回他无忧的童年。也许，那会驱散我们心头的乌云。丁汝昌，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原名丁先达，字禹廷。准确的出生地，是安徽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一个多世纪前，也许丁汝昌还坐着那辆骡车，奔波在直隶的官道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龚师傅的桑塔纳已经开进了泸江市。因为是星期天，泸江市的市政府里空无一人。我们在市政府对面的一个饭馆里坐下，边喝黑鱼汤，边向饭馆老板打听丁汝昌的故居。老板是个爽快人，说：“丁汝昌？听说过听说过。故居？绝对没有！泸江只有新四军的军部旧址。”说着，他拿出手机，拨着号码说：“市文化馆馆长是我的熟人，我问问他。”遗憾的是文化馆的馆长不在家。和我们原本通过信的市委宣传部许仲香部长也找不到。我们索性直接开车，前往石头镇。石头镇就在公路旁，路两边，都是挑担推车的安徽乡亲。当年，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淮军劲旅，纵横中国，名满天下。从这支最先使用西洋先进武器作战的军队中，总共走出了432名提镇及道员以上将领和官员，其中279人，是李鸿章从安徽老家带出去闯天下的两淮乡亲。他们当年，也是生着这样敦实的身板儿、操着这样的乡音吗？好不容易找到了镇团委的盛书记，他带着我们，穿过泥泞半尺的乡间小路朝前走。前面那座小村，就是丁坎村——丁汝昌的家乡了。我们回首那条翻着泥浆的小路，张望着眼前黑乎乎的茅草房子，怎么也没办法把眼前的一切，和中国近代军队中绝对一流的劲旅北洋海军联系在一起。一个瘸着一条腿的老人成了我们的向导。老人说：“咱们丁坎村，十有八九姓丁。我也姓丁，和丁汝昌同宗同族。我们族里，按‘先、代、发、荣、昌’排辈分，丁汝昌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是‘先’字辈的老人。我小了，是‘昌’字辈的。丁汝昌早就离开村子了，后来回家住过一段儿，建过屋，修过祠堂。你瞧，这块石头，就是当年丁家祠堂的石头门墩儿。”老人指的门墩静静地躺在路边，典型的石鼓墩。蹚着泥水走近一看，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雨的门墩依旧很完整，它十分精美，石鼓的鼓面上雕着狮子滚绣球。我们问：“老大爷，丁汝昌的故居，或者那祠堂，还在吧？”老人说：“在，在。我这就领你们去看。”绕池塘、过小桥、转草垛，走了不远，老人指着一座房子说：“就是这里。”我的天！这就是丁汝昌家的祠堂？这就是他当年住过的地方？推看半掩着的门，霉气扑面而来。里面黑洞洞的，堆着稻谷和杂草。天棚已经漏了，下午的阳光从瓦垄里射进来，照在一铺炕上。炕上堆着一团肮脏的棉被，不知谁还住在里面。我们穿过后门，后面是一片废墟。赶开两条黄狗，蹲身沿着废墟的墙根一路摸下去，终于从墙基的砖石上发现：废墟原来和前面的破屋是连在一起的院落，这座院落的规模真的不小，有好几进院子。和周围的茅草房子比较起来，破屋虽破，但举架很高，用料结实，而且是砖石为墙，青瓦结顶。联想到那精美的石头门墩，可知它当年的气派。老人用手里的柳木棍子敲着颓坏的断墙，说：“都塌了，好多房子，都塌了。石料都拆去修桥了。前面没塌的那间，是丁家住马夫的房子。丁汝昌家原本不殷实。后来出了大官儿丁汝昌，就比较富裕了。现在，村里的小辈，也就知道他的名字。我们老一点的人，没文化，也说不清了。”《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4)我们试探着问盛书记：“镇上没有修一修它的打算？”盛书记沉默了半天，说：“咱们这个地方，穷啊。”在丁汝昌的童年，安徽，当然更是个穷苦地方。有记载说：丁汝昌的父亲，叫丁灿勋。种着几亩薄田，只够勉强养家糊口。丁汝昌10岁上开始自己谋生，他给人放过鸭子，跟族叔学做过豆腐。遥想那个时候，丁家坎村清冷的黎明中，少年丁汝昌一定是睁开困倦的眼睛，跳下床就直奔豆腐房，开始一天的劳碌。豆腐磨一圈圈地转，这个瘦弱的少年一天天地长大。那时的丁汝昌，怎么会像苍白的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表现出“厥性慧敏”的个性呢。据说，为了养活病弱的母亲，丁汝昌偷过东家的豆腐钱。后来，主人发现丢了钱，就改用竹筒装钱。这时，他的“厥性慧敏”也不过是“发明”了用竹竿粘上饴糖，“取之如故”的鬼把戏而已。咸丰年间的大饥荒，夺去了他父母的生命。每天清晨挑着豆腐挑子，赤脚踏着泥泞的小路去镇子上卖豆腐的丁汝昌，从此成了孤儿。如果不是太平军的大旗卷过庐江，丁汝昌将继续他贫寒、平庸而平静的一生。或许，他可以靠着惨淡经营，成为一个小豆腐店掌柜。然而，冥冥中命运的召唤，让他把自己单薄的身影融进了太平军的滚滚铁骑中——17岁的丁汝昌投身太平军将领程学启，在军营里吃上了第一顿饱饭，也学会了骑马舞刀。不久，湘军曾国荃部兵围皖城，程学启见救援无望，率所部三百人逾城投降，丁汝昌也在其中。那时，他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这个临阵投降的程学启并不信任，“每战令居前”，凡是玩儿命的地方都派程学启打冲锋，丁汝昌也因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由于作战英勇，程学启被授予参将，成为“开”字营的首领；丁汝昌也随之做了千总，成了大清国的武职军官。此后，丁汝昌随李鸿章驰援上海，随程学启转战于泗泾、新泾一带，随淮军名将刘铭传在四江口作战。昔日卖豆腐的少年以其谨慎老实，忠于职守，屡获提拔。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的时候，丁汝昌居然已官至总兵，赏穿黄马褂，获赐了“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战后，清廷筹议缩减兵源。丁汝昌统带的先锋马队成为裁军的对象。在当时，一个没有“功名”的二品武职，实际地位尚不及一个科举出身的六品文官。军官的身份就在于手中的兵权，没了兵，这“官儿”就更显得一文不值了。对于裁撤本部的决定，丁汝昌极为不满。他做出了也许是前半生中惟一一次“抗命之举”——致书淮军将领刘铭传，表示不应裁撤他的兵马。刘铭传的脾气，在大清国统兵将帅中是出了名的暴躁，焉能听得进一个小小总兵官的意见？更何况还是一个降将出身的军官。一怒之下，刘铭传传下大令：招丁汝昌来，“秘而戮之”！消息不慎走露，汝昌闻之大骇。三十六计走为上！丁汝昌纠合了十二个亲随，星夜跨马驰奔，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老家——我们眼前的丁家坎。不管怎么说，当年的穷孩子，也算是衣锦还乡了。丁汝昌宝剑悬在了西窗之侧，战马赠给了远行友人，整日里喝酒下棋，斗鸡走狗，不问闲事，在百无聊赖中步入了不惑之年。在萧条的丁家坎，丁汝昌度过了一生中最灰暗、最无聊，也最安逸的三年。三载金尽。此时，恰值甘肃用兵之际，一纸调令发来，朝廷要他远赴西北，军前听用。功业上似乎并无多大野心的丁汝昌，并不想到西北的风雪塞上去“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鞒”。西北，是左宗棠的天下。左宗棠和李鸿章是一对老冤家。去他的军中效力，兴许就成了左李争斗的牺牲品。《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5)这一回，丁汝昌没有莽撞行事。他终于决定取道天津，投奔旧主李鸿章，希望由李鸿章从中斡旋，免趋西北，并打算在李鸿章那里讨个闲差，了此一生。毕竟，李鸿章对当年和他一起闯天下的淮军旧部，还是很念旧情的。于是，丁汝昌登上了去天津的骡车。这一去，他便迈步登上了一场历史大波澜与大悲剧的中心。而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他悲剧的后半生。秋风起了。菊花开了。寒露降了。秋月圆过又缺了。时间对于忙碌的人总是无情的。海防大筹议转眼已经过去两年了，购买兵船炮舰的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少壮精英已随英、法军舰纵横于大西洋、地中海或印度洋，可时至今日，李鸿章还没为他正在创建中的海军寻找到一个合意的提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李鸿章看来，旧式水师的将领个个只知驾长龙舢板，开弓放箭，且不思进取，故步自封，绝对不能再留用；薛福成、周馥等一班新派人物，倾心洋务，机智干练，可惜不是行伍出身，用之于幕中则有余，委之以兵权则不足。远在欧洲学习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将来学成归国，倒很可能有管驾西式军舰的能力。特别是那个刘步蟾，英气逼人，颇有干才，但绝不能重用，这一点在李鸿章的心里异常坚决。在他看来，刘步蟾等人虽通晓西洋军事和驾驶新式军舰诸事，但资历太浅，且从未经过战争的实际考验，平日难免骄纵，战时未必果决。因此只可用其督舰船，不可用其做将帅。尤其是刘步蟾这个人，平日已表现出恃才傲物之色。据说，他还不认养他的继母。倘要重用如此缺乏操守者，焉能不招来议论？自他李鸿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海军以后，朝中一些顽固不化之辈，总想找茬寻隙，攻击留学欧洲的诸生学了西洋末技，忘了春秋大义；花了大清国的银子，养了乱臣贼子。如再贸然以他们为将督军，岂不是负薪救火？这个“险”，他深通权变之术的李鸿章是不要去“冒”的。至于有人向他推荐的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倒是正奉命随时留心照料海军诸事，人也勤谨诚实，可惜……他又偏偏是个浙江人。机遇，给一些人搭好了空旷的历史舞台，等待他们粉墨登场，上演命运的悲喜剧。丁汝昌的骡车，就在这个傍晚进了天津卫。有关丁汝昌拜见李鸿章的全部细节，像19世纪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决策一样，是在密室中完成的。有人猜测，李鸿章初见到丁汝昌，一定如“久旱而见云霓”，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急切。也有人猜测，李鸿章一定向他的旧部讲述了朝廷要建海军的重要，坦率诚恳地请丁汝昌留在天津，与自己共图大计；而丁汝昌也慷慨应允，决心不避艰难，投身海军建设，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李鸿章和丁汝昌——根本不可能这样想、这样做。避居家乡的丁汝昌显然对李鸿章急于寻找海军统帅的心思并不知情，在他的心里，也许从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抛进惊涛骇浪之中。而李鸿章对于这个去职闲居多年的总兵官儿，也不会有多深的印象和寄望。因此，这次会见会显得莫名其妙。或许，丁汝昌会由提及往事扯出话题。他会说：“中堂大人，记得壬戌（1862）年，大人率我等两淮子弟，自安庆起兵，乘西洋轮船，沿长江东行抵沪，与长毛李秀成部战于上海城下。当时，卑职也在大人麾下听命。算起来，十多年过去了，今见中堂大人健朗如故，真是国家之幸，社稷之幸，卑职和两淮乡亲也备感欣慰啊。”李鸿章对这位旧部的安徽家乡口音也许会颇觉亲切，他会问：“当时，禹廷也在军中吗？”丁汝昌忙答：“正是。卑职追随大人旗帜，始于那时。”《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6)往事必须引起李鸿章的一番感叹，他沉吟道：“当年，我带两淮新军到上海，扫荡妖氛。说起来，我这半生事业，皆起之于此行。而知外国火炮器械精良，中国不自强不足以立国，也在于此行呀。”丁汝昌随口道：“是，记得当年卑职也随大人去西洋舰船上看过，大人当日就对卑职等有此教诲。”李鸿章心里一动：“禹廷也还记得？”丁汝昌答：“大人的教诲，卑职一日不敢相忘。”他一定还记起他随李鸿章去海上参观外国军舰时，晕船很厉害。但他没有提起。李鸿章似乎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实际上也许是在对丁汝昌做试探。他说：“圣上英明，发奋图强。近年来，朝廷又努力倡办海军，老夫为此日夜殚精竭虑，不觉老之将至，倘有战事，未知还骑得马否。”丁汝昌道：“中堂大人多虑了。淮军光荣是大人造就，倘有驱使，两淮子弟净是大人的犬马，何劳大人亲冒矢石！”李鸿章微微点头，继续他的思路：“办海军，也正在用人之际。可惜，军中乏人。间或有似可用者，又未必能如当年我两淮子弟那样忠勇，那样不怀二心。”丁汝昌似乎并没有听懂李鸿章的话中之意，反而觉得话题和他的求职目的越来越远，于是忙说：“卑职无能，恨己不能为中堂分忧，深以为愧。”接着，他借机讲起自己在军中的经历，如何得罪了刘铭传，如何不愿意去西北追随那个霸道的左宗棠而宁愿在老中堂的部下效犬马之劳……这当然只是笔者的一番猜测。不过对于李鸿章来说，这已经够了。他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一个忠心于他的，打过仗的，地位不高且因有赖于他的提携而感恩戴德的，出身于淮军的旧部——尽管此人不过是一个骑兵将领。一个叫陈诗的人，对这番决定一个人和一支军队命运的密室对话，做了如下记录：李相（鸿章）曰：“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尔如能赴英伦学习海军（丁实未进英国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回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不要苛责这位陈先生对个别史实的误记，正是他笔下的这番古典戏剧式的场景对白，给我们提供了想象往事的空间。总之，当丁汝昌惶惶步入李鸿章的总督衙门时，还是个心怀忐忑的求职者；而当他结束晋见走出总督衙门时，他日后成为一个东方大国的海军统帅的命运已大体定了。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几天后，李鸿章向北京提出建议：丁汝昌旧伤复发，呈请兵部暂缓调他赴甘肃任职。光绪五年十月（1879年11月）——丁汝昌投奔李鸿章的两年后，李鸿章替南洋海军订购的4艘440吨炮艇自英国到达天津大沽。这4艘炮艇基本上还是“龙骧”等艇的设计，但吨位略大，火炮更重，且有4门副炮。李鸿章决定，将原来的“龙骧”等4艇划给南洋，而将新到4艇留北洋用，定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交由丁汝昌及“飞霆”等4船管带官邓世昌管理。十天后，李鸿章上奏：请将前淮军记名提督、协勇巴图鲁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三天后，上谕下：“著照所请。”是年，丁汝昌43岁。他正式成为北洋海军提督，是在1888年的12月，距此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李——赫大斗法(1)李——赫大斗法每个来华的外国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谁的故事会多过赫德英国人赫德寓所的书房中，摆放着中国式的花梨木琴桌条案，镶嵌着螺钿的多宝槅里面，是古玉的如意和钧窑的瓷器，墙上挂着的是郑板桥的竹子、沈周的山水、唐寅的仕女和英国女皇的巨幅画像。宽大的枣红色中式书桌放在临窗的一侧，上面摆放着笔墨纸砚和一具红铜底座的西洋地球仪。赫德在京城的住所，就在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衙门院中。2002年8月，意大利作家、旅游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先生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一个叫做《20世纪初的北京》摄影展。展览除了二百多张老照片之外，还有几张19世纪的北京地图。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阅读这几张珍贵的旧地图，再对照手头的光绪三十四年版《详细帝京舆图》，终于找到了总税务司衙门的准确位置——今天的台基厂大街西侧，东交民巷北面。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赫德就凝神端坐在这里。他的目光，盯在地球仪上那一大块蓝色——那是太平洋的东北部，那片海的两岸，是他自认为已经十分熟悉的中国和日本。大英帝国有的是为之开疆拓土、巧取豪夺的“功臣”，他们的功业被写进皇家史册，他们的铜像矗立在大英帝国的各个广场之上。比起他们，赫德究竟算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已在前面描述过赫德的相貌、做派了。但对于这个人一生的经历，还没有认真涉及。鹭宾·赫德，是爱尔兰亚马郡波塔镇一个小酒商的儿子。这个在酒窖和酒桶旁长大的平民之子天资聪明绝顶，15岁就考入了贝尔法斯特学院。像所有的少年一样，他有过很多梦想，曾经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医，也想过要当个有名的大律师。但是，大学中的一次关于中国的讲座，彻底改变了赫德的人生。中国的富饶和神秘，点燃了他对这个遥远的古老国家的幻想。当别的英国青年都在被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所诱惑的时候，赫德一声不响地取得了文学学士和哲学、法律硕士的学位，悄悄地为远行中国做着准备。1854年，为了扩大侵华，英国外交部决定培养一批处理东方事务的年轻外交人员。当时，赫德的同学中有36个人报了名，结果只有赫德一人，免试获得了这个机会。这一年的5月，他登上了“勘地安”号轮船，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出发，走向他的未来。这一去，就是五十四年，其间，他仅仅回过两次国，其中一次，还是为了回国迎娶赫德太太。像许多平民子弟一样，赫德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工于心计又很善于自我设计的人。他一到达中国，立刻为自己算计好了未来。他给自己聘请了中文师傅，不但悉心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还用心地观察着中国社会，了解着这个东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他对19世纪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着“不在此山中”的准确解剖。他渐渐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和中国人打交道，付诸武力仅仅是一个方面，你要想顺利地得到更多利益，必须在“面子”上给足中国人，必须讲客气、懂礼节，必须文质彬彬，像个“谦谦君子”，这是个关键，是通行证，是把万能钥匙。因为在武力配属的客气和礼节面前，中国的官员总是比较容易就范。这一认识，给他日后的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有毅力，也有耐心，他在时刻等待着机会。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了一个叫做“三人委员会”的机构，赫德在这个军事侵略机构里担任了翻译和秘书。和别的侵略者不同的是，赫德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这场战争中。他一反所有侵略者的骄横面貌，以一种“谦和友善”、“悲天悯人”的姿态出现在清朝官吏们面前，狡猾地周旋在中英之间。他的特殊做派，果然唤起了两广总督黄宗汉、粤海关监督恒祺等清朝官员的好感，甚至把赫德当成了“特别的朋友”。而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特殊作用”，称赞赫德是英国与中国官员交往的“一座现成的有用的桥梁”。此后，赫德顺利进入粤海关任职，踏出了通向事业顶峰的又一个台阶。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861年，清朝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邀请李泰国进京商讨关务。这个骄横莽撞的李泰国，居然不把“六爷”放在眼里，敢对恭亲王的邀请置之不理，跑回英国休假去了。于是，赫德获得了顶替李泰国晋见恭亲王的机会。这次北京之行，他给恭亲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六爷”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服，语言亦多近理”，甚至常常称他为“我们的赫德”。而赫德也用他独特的“亲善”、“柔和”的态度，一边为英国争得利益，一边获取中国官员的信任和倚重，使他逐渐成为英中之间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据说福建总督曾拒绝英国公使包令的拜会，却大开中门，迎接这个“和善”的“朋友”赫德。《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李——赫大斗法(2)有人说：赫德的脸上，戴着的是一副貌似谦恭的伪善的假面具。但谁能把一副假面具戴上五十多年呢？与其说他戴着一副假面具，不如说他真的很了解中国。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找不到了原来的自我。“阿思本舰队”事件中，赫德再次显示了他的外交手腕，最终取代了李泰国的地位，成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赫德对中国海关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甚至至今还有些人认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的四十四年，是旧中国海关进步最大、管理最完善的年代。事实上，赫德的努力完全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的，他的确加速了中国海关的近代化，但从根本上说，也加速了中国海关的半殖民地化。英国女王真该承认赫德的不贰忠心——他经常是在不可能得到任何明确谕令与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为英国争得最大的利益。他靠拉拢欺骗获取北京那些满族王公大臣的信任，耍尽手段周旋于以李鸿章为首的精明的权臣之间，他还时时提防着美国、法国、德国伸向中国的手，警惕着日本、俄国独霸中国这桌丰盛宴席的企图。当然，他也必须设法控制中国走向自强的脚步，阻止中国真正从睡梦中醒来。为此，他不惜使出所有的阴谋诡计，他甚至不顾惜伦敦上下两院中穿黑色燕尾服的那帮达官显贵们是否理解他的这番苦心。赫德，是一个忠臣——一个忠心耿耿的骗子，一个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强盗，一个贼。赫德在中国惟一有所忌惮的，就是李鸿章。“枪击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在便宴上，举杯向几乎与他同时命丧黄泉的洋员德璀琳，道：“薄酒一杯，权且给德先生压惊了。”德璀琳受宠若惊，忙站起身来，右手按在左胸前向李鸿章致意道：“Iamverymuchobligedtoyouforyourkindness（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李鸿章微微一笑，这一刻，他似有意又似无意地瞥了一眼一旁的赫德，然后把杯中的酒慢悠悠地咂光。赫德从李鸿章的眼神中，读到了不信任，也读到了一种类乎调侃与戏耍的神情，令他悚然。赫德最关心的，是李鸿章对由他主持在英国购买的“蚊炮船”的印象。他清楚这种“蚊炮船”的设计的确与他当时吹嘘的样子相距甚远，实难以蒙混过关。可是不久，度日如年的赫德得知：李鸿章在向北京的奏折中非但对“枪击”事件只字未提，反而却充分肯定了英造“龙骧”等艇的性能，并表示要继续定购这种“蚊炮船”。赫德为此一夜无眠。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李鸿章之所以说了英造舰艇的好话，绝非已被糊弄了。那全是为了让朝廷对他李鸿章主持的购买舰艇之事充分放心，并进而更牢地控制中国向西洋各国购买军舰的“专买权”；是为了堵住朝野那些只知顽固保守而不懂海军的反对派的嘴巴。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吃了哑巴亏，其实，倒是他赫德成了李鸿章手中的一枚棋子。赫德早就认为自己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但这一夜，他还是陷入了对东方政治逻辑的极大困惑之中。1877年2月28日，李鸿章订自英国的首批第二拨炮船建成，并由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劳伦斯驾驶，离开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前往中国。6月25日，编队到达中国福州。交接仪式在福州而不是在天津举行——这是赫德一手安排的。被李鸿章“上了一课”的赫德确信，新购舰艇绝不会给李鸿章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索性在福州交接了事。但是，他又通过一些渠道向李鸿章表示，英国军官对中国水手的学习是满意的，在英国军官的训导下，中国水手会很快掌握驾驭西洋先进舰船的方法。所以，中国政府应向英国提出，请英国军官来指挥这些军舰，以便使中国水手真正能够掌握这些西洋利器。赫德绝不可能死心，他对中国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状了解颇深，因此，他认定：中国的官员们懦弱也好，顽劣也好，糊涂也好，精明也好，只要他们想进行所谓的“军事自强”，就从根儿上离不了洋人。这，就是他赫德手中的底牌。赫德写信给他的亲信——中国海关派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一个肥胖、秃顶的英国人，赫德说：中国将派曾纪泽接替郭嵩焘的公使之职，有关李鸿章续订第二批炮艇的买卖，你要牢牢控制在手里，攥住这份权力，千万不要让那个狡猾的曾纪泽插手。同时他又指使金登干蒙骗李鸿章说，新式炮艇和大炮将无敌于天下，此种贵重炮艇和大炮，既不宜订合同委托运送，也不应让中国人充当舰长和其他主要军官。他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还透露出他更大的野心：我的某些计划可能附诸施行，果真如此的话，我将极有可能需要下列人员：